实际上这是欲盖弥彰，石达开早已经一路奔驰，返回安庆。　　　　韦昌辉还不罢休，一面派燕王秦日纲带兵去追击石达开，一面亲自带兵围了天王府，欲借口天王藏匿翼王的名义迫使洪秀全交出最高领导权。　　　　韦昌辉绝对不会想到，一向为自己同盟的秦日纲已经被分化了。就在洪秀全发出第二道密诏给石达开的夜晚，洪秀全秘密召见了秦日纲，要其将功赎罪，讨伐韦昌辉。秦日纲见韦昌辉滥杀无辜，必将引起公愤，又见洪秀全信任有加，自然点头应允。　　　　但其时秦日纲的军队也划归韦昌辉指挥，其人也身不由主的受到控制，说是反韦也只是一句空话。　　　　现被受命捉拿石达开，秦日纲真有一种如脱牢笼的感觉。他带着自己的二千亲兵一路紧赶慢赶，其实是做做姿态，待至芜湖，即借口石达开已经远去，回师东进，至天京城下，以观其变。　　　　这就是洪秀全要的效果：分化其力量，令其互相牵制、内部相争，把灾祸互相嫁接，最后达到自己的安然无恙。这是高手绝招的最高境界。　　4、自作孽不可活　　　　话分两头，却说狗急跳墙的韦昌辉借口石达开被天王藏匿，亲自带兵包围了天王府，准备让天王下诏捉拿石达开，好使其行动名正言顺。他的想法是，反正是骑虎难下，后患已成，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迫使天王交出最高领导权，如果天王顺从则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不顺从，则顺手除去，自己掌控天京，对四方施号发令。　　　　奈何天王府对此早有准备。四面角楼防守严密，几十门大炮严阵以待，上千名广西大脚妇女被动员起来，在正掌率蒙得恩的带领下，担负守卫天王府的重任。不仅如此，天王府的女官、嫔妃也被组织起来，穿上了战服，加入了战斗，天王府的防守力量大大加强。这批妇女，尽为拜上帝教的虔诚信徒，又多年接受《天父诗》的教育，对上帝次子洪秀全自是忠心耿耿，打起仗来战斗力丝毫不逊于北王府的亲兵，再加天王府墙高围厚，攻打难度不下于一座小城池。　　　　更重要的是，北王府的亲兵总是天国子民，对至高无上的天王心存畏惧，不少人只是迫于北王的淫威，不得不接受命令罢了，攻打天王府更没有进剿东王府的底气十足。因而，尽管韦昌辉一再督促，这场战斗还是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状态。　　　　九月上旬，闻知全家被杀的石达开在安庆上书天王，宣称要带兵勤王，随后发布了讨伐韦昌辉的布告，布告号召天京军民共同诛灭韦昌辉，并称“如不得韦昌辉之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九月下旬，石达开带兵十余万，一路顺长江东下，顺路解决了常州外围之清军，兵锋直指天京。　　　　石达开的带兵勤王与兵锋所指，迅速改变了天京城内的政治格局与军事格局。　　　　天王洪秀全接到奏章，胆气顿壮，随即也发布了讨伐韦昌辉的诏书，宣布了韦昌辉滥杀无辜、不遵诏令、谋逆弑兄等罪状。燕王秦日纲则从天京城外直接回师，在北王府的军队后面发动攻击。　　　　北王府的军队本就人心离散，又在里外合击之下，即时星散瓦解，只剩余亲信张子朋等几百人。　　　　韦昌辉见众叛亲离，也顾不得家人了，自己一人化装向城外逃遁，被守门士兵识破，随后被抓住，送交天王府。　　　　随后，韦党家属亲信几百人被悉数诛灭，其中包括那个破家加入拜上帝教的韦昌辉之父韦源玠。幸好，这次的屠杀没有扩大化，只杀韦党家属亲信几百人，就连带兵在武昌防守武昌的韦昌辉五弟韦俊也没有受到株连。只是，韦俊在闻知天竟事变的消息后。也是与杨秀清之弟杨辅清一样心中惶恐，带兵从武昌、汉阳撤退，武昌、汉阳一带又为湘军收复，不久，湘军复犯九江。此是后话。　　　　天王下令把韦昌辉凌迟处死，并割其肉，悬挂于天京各城门之上，其首级则装在盒子里，命人送往石达开大营，以示已经为石达开报了仇。　　看来，天王对韦昌辉的仇恨远远超过杨秀清。也是，杨秀清虽然霸道，毕竟还没有明目张胆的对抗天王，更没有公开的攻打天王府。只有韦昌辉敢冒天下之大不讳。　　　　韦昌辉虽然被杀，秦日纲、陈承溶却安然无恙，这使石达开大大不满，天京事变中这两人也算是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并得天王信任。何况屠杀翼王府事件里这二人也是刽子手，石达开的感觉是势难与此二人同朝为臣，便上书再次向天王洪秀全索要秦日纲、陈承溶的首级。　　　　石达开十万大军驻军城外，虎视眈眈之下，洪秀全岂敢拒绝，连忙以商量国事为名把两人召来，砍下首级送达石达开。这两人，陈承溶原就为洪秀全的心腹，秦日纲也系奉天王密诏进京诛杨，虽被韦昌辉挟持，但也倒戈有功。现在又被洪秀全作为棋盘上的棋子抛弃了。不过，石达开如此逼迫，也在洪秀全的心里种下了嫉恨的种子，为以后石达开执政不被信任而被迫出走埋下伏笔。　　事情并没有完。　　为了彻底的否定韦昌辉，清算韦昌辉的罪行，洪秀全又重新肯定了杨秀清的功绩，把杨秀清被杀那天为东王升天节，并亲自写了“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的诏旨，刻在年年颁布的新历上面。又把自己 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东王，称为幼东王。并在其后太平天国颁布的醒世文，多次歌颂东王的功德。而对韦昌辉则称为“北奸”，其地位在终太平天国一朝一直不得翻身。　　　　这可能是韦党覆灭后，陈承溶本人或者其他人供出了诬告一事，洪秀全对此颇为后悔。　　咸丰八年，洪秀全又特地对杨秀清之死作了一番解释，他写了一首歪诗，对杨秀清的人生经历与被杀经过作了详细说明，诗道：“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这几名话，包含有许多内容，第一句的“爷”与后面的“爷爷”指的天父上帝，说的是天父派遣杨秀清到凡间来赎病，与其宗教称号“赎病主”相应。第二句“眼蒙耳聋口无声”，是说发动金田起义时，杨秀清装瞎诈聋之事。第四句“战妖损破颈跌横”，是说杨秀清于咸丰二年夏在湖南道州战伤的事。　　　　从第五句起至第八句全是说杨秀清被杀。其中“期至朝观遭陷害”一句极重要，“朝观”，就是指宫殿。“遭陷害”，就是被人诬告。整个连起来是说：杨秀清到上帝预定的死期到了，就被人到天宫殿里去诬告而死。　　从上文看，洪秀全是坦率地承认了他自己下诏杀杨秀清的，但也是由人诬告，并且把这种死法归结为“天父”的旨意，为世人赎病而来，又为世人赎病而去。　　　　既杀杨秀清，又以“天意”来解释，真佩服洪秀全的这一妙招。　　　　太平天国内讧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信仰上的危机，当时在天国军民里流传着这样的几句话，“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转，回家做长工”。“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转，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信仰的大厦一下子哄然倒塌，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与信心的丧失。从此，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再也没有了前期的锋芒与锐气。二是直接导致人才的缺乏，天京大屠杀中被韦昌辉杀害的大多为太平天国老兄弟，他们久经战火的锤炼，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杰出军事人才，特别是首义诸王与后封两王以及先期诸侯，不是战死，就是在这次大屠杀中被牵连，几乎损失殆尽。　　5、勉任维艰　　　　太平天国采用的是军师负责制，天王不负责具体的军政事务，现在开国军师与及定都天京后所封诸王里，只剩余天王与翼王。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在长沙折翼，前导副军师南王冯云山魂丧蓑衣渡，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在天京事变里被后护又副军师北王韦昌辉所杀，天王洪秀全又杀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在江西病死。所余两，天王高高在上，为天国精神领袖，不可能主持实际事务。　　　　由石达开主政似乎顺理成章，也是众望所归。天京事变里，石达开以德抱冤、耿直重义，反对株连无辜的做法赢得了天国军民的一致拥护，再加上他本身的崇高威望，一时声势如日中天，大有超过天王洪秀全之势。　　　　诛灭韦昌辉后，合朝文武齐向天王推举石达开总理军国事务，朝野一片呼声。　　　　也许就是这种呼声，让洪秀全胆颤心惊。何况石达开手执天国大部军权，又有要带兵进京勤王的做法。这不得不让洪秀全心存防范。　　　　天京事变仿佛一场噩梦，惊醒了梦中人，使洪秀全的想法产生了重大改变。　　　　洪秀全一向讲究政治平衡。当杨秀清成为“天父”的代言人时，他竭力拉拢萧朝贵，以“天兄”来牵制“天父”。永安封王时，虽然给予杨秀清节制诸王的权力，却是为了军事指挥的需要，在转战广西的早期间，太平军吃尽了指挥不统一的亏，于是把指挥大权移交到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杨秀清手里，那时，这专权也是无妨，毕竟还有萧朝贵、冯云山的制约。直至萧朝贵、冯云山战死后，这种平衡才被大破。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虽然也竭力培植另一方面的势力，拉拢韦昌辉、秦日纲等，以达下面互相抗衡的局面。但杨秀清权威已成，又是唯一的合法“天父”代言人，单靠韦昌辉、秦日纲，是根本无法制约的，这才产生了天京悲剧。　　　　实际上，石达开并非杨秀清，也非韦昌辉。　　　　杨秀清虽然是军事天才，却无权谋，再加大字不识几个，天生的就具有农民的局限性，一得志便飞扬跋扈，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死年仅仅三十三岁，可算咎由自取。　　韦昌辉也曾幼读诗书，颇懂些经史，但心地狭窄，小仇必报，龌龊不堪，最后才会弄得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只有石达开知书识礼、胸襟开阔，精通谋略，又为人义气，在加入拜上帝会前，就被当地人尊称为“石相公”。太平天国起义后，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军事与政治才能，连后来的老对手曾国藩也感叹道：“逆首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也评价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　　　　同样,石达开在政治斗争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智慧。还有一例可以证明石达开的胸襟开阔、可谋大事，，太平天国起事后，除了要杀清政府的官员外，还以天下一切读书人为天然的敌人。太平军每克一城，必毁孔子牌位、拆学宫，杀士人，这样就把全国的读书人放到了对立面上，石达开却例外，他带兵在外，一向尊重读书人，在手下谋士里也有一批读书人，每逢大事必请教幕僚的意见，颇有礼贤下士的意味。据说，还曾经在长沙城外与当时的湖南才子左宗棠有过一次深谈，对其才华也极为倾心，力邀左加盟太平军，后见左宗棠无意于天国大业，方才作罢。可能，上面左宗棠对石达开的评价，就是在对石达开的深切了解后作出的。　　　　另，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斗争中，石达开也是置身事外。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石达开的威望远远超越杨秀清、萧朝贵，与冯云山可以并列。但开国后，石达开仅封左军主将。对此，史书并无记载其有所怨言，而是一心带兵打仗。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各政治派别的较量中，都没有人以其为政治对手，不仅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更有超然名利、大业为重的气魄。　　　　这样的一个军事、政治天才，洪秀全如果给予大胆任用，一则可能不致于象杨秀清等专权于外，说不定还可产生三国后刘备与军师诸葛亮的另一段佳话。二则或者可以改变因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局面。　　　　可惜，洪秀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性如烈火”的人已经在杨秀清的强权下隐忍已久，再也不希望重蹈覆辙了。　　　　当然，表面文章还要做。　　　　十月，石达开返回天京，洪秀全马上加封其为“电师通军主将”一职，“电师”是宗教称号，后改封外“圣神电”，相当于原来杨秀清的“圣神风”，地位崇高。“通军主将”则是军事职务，总领全军，相当于总司令。太平天国原设五军，分为中、前、后、左、右，由五王分领一军，现在四王俱亡，五军也已经名存实亡。于是，洪秀全就发明了一个新官衔，由“通军主将”来代替杨秀清原来指挥五军的职责。这是太平天国官制改变的开始，以后不断出现了许多新官名与新爵位，容后面再述。　　　　这“通军主将”，虽然名字好听，看似集中了太平天国五王的军权，好象一切权力都到了石达开手里。实际上却是有名无实，因为石达开没有“军师”的职衔。洪秀全授予石达开“通军主将”，自己保留了军师的职务，按照洪秀全的说法，就是：主也朕做，军师也朕做。这样的做法名义上是抬高了石达开，却把发号施令的大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毕竟太平天国实施的是军师负责制。　　　　原先，太平天国东、西、南、北四王在主将之外都兼有军师之职，每发文告，也都是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两位正军师的名义发布。即使萧朝贵战死后仍然如此。这在太平天国已经成为了惯例。　　　　没有了军师职衔，名不正言不顺，特别是洪秀全兼有天王、军师两职，诏令、军令皆出其手。这下可好，石达开仅仅成了一个诏令、军令的执行人，名副其实的秘书长了。　　洪秀全不懂军事，又久处深宫，对前线战局了解甚少，发号施令自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有点乱来的味道。天王诏令是至高无上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为显示权威，洪秀全不断发布诏令，对前线的军事布局指手划脚的，甚至直接插手军事安排。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杨秀清时代的放任不管到现在的紧抓不放。　　　　问题是，洪秀全写歪诗内行，玩女人也内行，惟独军国大事外行。　　　　所幸，石达开并非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天国的军事还是有所进展。　　6、石达开出走　　　　自天京事变后，前线的战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天京事变前，韦昌辉受命在江西督师，与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大战于赣南，石达开救援湖北，与湘军大将李续宾对峙于武昌，而秦日纲也在丹阳前线，追击向荣、张国梁等清军残部。太平天国形势正是鼎盛时期。　　　　三人受诏带兵而归后，前线太平军转入弱势。在南昌防守战里差点成为石达开刀下鬼的曾国藩乘机指挥湘军反扑，江西五十余县大部被湘军收复。　　　　在武昌前线，由于石达开调走了大量军队，武昌的军力薄弱，再加武昌守将韦俊为韦昌辉之弟，受天京事变影响，防守的意志大为减弱，当不住湘军的凌厉攻势，退出武昌。咸丰六年底，此城为清新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这是清军第三次收复该城。随后，武汉三镇全面失陷，湖北前线重镇被清军全面占领。咸丰七年初，几路湘军会合后进围江西九江。时，原湖广总督杨霈被免职，荆州将军官文为新任湖广总督。　　　　同样，由于秦日纲从丹阳撤出，清江南大营得以卷土重来。原江南大营被打破后，清军的实力未损，只是钦差大臣向荣忧愤之下在丹阳病死。清咸丰帝又任命和春为钦差大臣，重建江南大营。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天京外围屏障镇江失陷。二十四日，和春率领江南大营进驻天京城外，建中军大营在沧波、高桥两门间，又挖掘长濠，坚筑高垒，连营一百三十余座，四面合围天京。　　　　至此，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大为缩小，只拥有天京、九江等几座孤城以及安徽的部分地盘。　　　　石达开主政后，在军事上部署是，继续任用韦俊、杨辅清等将领，让韦俊带兵进入江西，一面救援九江，一面牵制清军。这也是石达开与众不同的地方，韦昌辉杀杨秀清，还肆意扩大屠杀面，株连无辜，且杀石达开全家，连其老母也不能幸免。而石达开只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溶等几个首恶，其余不究，家属皆得保全，还大胆重用韦昌辉之弟韦俊，杨秀清之弟杨辅清等，让他们带兵独当一面。这样，杨、韦的家属与旧部惶恐之心逐渐安定。　　　　在安徽方面，石达开派出了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将领各带一支奇兵进入安徽，解救桐城之围。陈玉成带北路军自宿松一带出发，李秀成带南路军自太平一带出发，于咸丰七年正月在桐城会齐，与桐城守军内外合力夹攻清军，大破清福建提督秦定三部。随后，乘胜追击，破舒城，得六安，得安徽大片土地。　　　　时捻党领袖张洛行，接受太平天国诏命，率领捻军来投太平天国，两军在六安州附近会师。　　　　捻，是从捻绳的意思而来的，就是合几股为一股，团结起来有力量的意思。捻党原来为北方的一个会党组织，在淮河一带发展。清咸丰元年（1851年），淮北地区的涡阳、蒙城、毫县一带遭到大旱，捻党开始起义。随后，河南南阳、南召、唐县等地捻党也聚众起义。次年，张乐行、龚得树等也于皖北雉河集一带起义，聚众万余人，攻克河南永城等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进入黄河、淮河流域，捻党纷起响应，在豫、鲁、苏、鄂交界地区，形成十余支相对独立的队伍，并逐步由分散、零星的斗争趋向联合。一八五五年七、八月间，张乐行在雉河集（今涡阳）召集各路捻军首领会盟、会议推举张乐行为盟主，下分设黄、白、红、黑、蓝五色旗，五色总旗各设总旗头。建都尹沟时光、设陪都雉河集，张乐行自领黄旗，兼黄旗总目。　　　　但由于组织松散，武器简陋，缺乏训练，在清军的进剿下，捻军在北方失败，雉河集根据地也被清军攻占。咸丰七年春，张乐行率捻军渡淮河南下，适逢太平天国发布诏书，号召各起义军加入太平军。于是，张乐行决意思加入太平天国，并致书太平天国，相约在安徽接应会师。至此，南北两大部声势最大的起义军会合，捻军从此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会师后，两军共同进击霍邱县，克之。之后，交给张洛行军做根据地。　　　　随后，李秀成率军进入湖北。陈玉成继续经营安徽。这些年轻将领开始独当一面。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　　　　可以说，在石达开的努力下，太平天国开始度过了天京事变后的艰难时期。　　　　就在这时，早已经对石达开有所疑心的洪秀全封了两个王，用以参赞军事，一是天王长兄洪仁发，封安王；二是天王次兄 洪仁达，封福王。这两人不学无术，更无尺寸之功，连唯一的一次督师前线也是败阵而归，现在一下子封王，天国上下一片大哗。　　　　三人参政，意见必然不一。　　　　更为严重的是，这两人自恃天王兄长，又自命不凡，处处对石达开予以制擎，并且买官卖爵，无所不为。这是小人一旦得志的嘴脸。　　　　 石达开自然不满，军事战争并非儿戏，凭此两人胡乱指挥，岂非弃天国大业于不顾。　　据理力争之下，石达开虽然胜利，却是最终失败者。安、福两王怀恨在心，终日在天王面前告状，俗话说，“上阵还需父子兵，患难也须亲兄弟”。早已对外姓不再信任的天王心里更多了些戒备，暗里磨刀霍霍。　　　　石达开又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他知道，如果继续在天京，要么是步杨秀清之后尘，要么取天王而代之。而这两者都是他不愿意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为上着。　　　　咸丰七年四月（1857年5月），石达开借口到南门外给军民布道，带着亲信张遂谋等部属悄然逃出天京。这是他第二次从自己的都城出逃，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出逃的路上，为明心迹，石达开一路分布文告。如下 ：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文告剖析了自己被迫出走的原因及继续为天国效力的决心，并告谕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从文告可以看出，石达开并没有独立于太平天国政权之外的意思，而是把自己仍然放在太平天国主将的地位。　　十九章 血染大渡河　　　　1、回到安庆　　　　却说石达开仅带亲随数人，一路发布文告，驰归安庆大本营。西征军总部设安庆，在石达开的经营下，安庆已成为西征军稳固的根据地。　　　　在此，石达开整军经武，招纳旧部，逗留时间达六个月。　　　　石达开在天京的遭遇，是值得人们的同情的，太平天国的广大将士更是如此，抱着“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的想法，十余万石达开旧部得知石达开出走后驻扎安庆时，纷纷赶来与他会合。　　　　江西、安徽等地已经占领的大片土地随之被放弃，太平天国又一次陷入危急。　　　　石达开的出走，成为太平天国历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太平天国本身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小童，满身病痛、先天不足。现在经过两次大的手术，已经气息奄奄了。其后虽然有洪仁轩、陈玉成、李秀成的中兴经历，实际上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对于石达开的出走，洪秀全初则愤怒，闻讯连忙派兵去追，已是追赶不上。再则无奈，石达开手握重兵，几乎是太平天国的大部兵力，讨伐自无可能。后则惶恐，害怕石达开举兵报复，。这是多虑了。石达开一贯以“义气”为先，绝对不会做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只不过他对洪秀全的疑虑与安、福两王的迫害伤心至极，打算远离洪秀全，远离是非之地，以安身达命罢了。　　　　估计此时的石达开迷茫至极，对未来更无长远打算。　　　　这也有佐证。到达安庆后，石达开曾经多次与部下谈起，愿回广西老家隐居，守几亩薄地过活。只是部下极力劝慰，方才作罢。其实此时是势成骑虎，做一田舍郎亦是不能了。　　　　正在这时，清江南大营连下句容、镇江，合围天京。　　　　洪秀全这才感觉到形势的危急，于是将安、福两王削去王爵，镌刻“义王”金牌一道，还有合朝文武大臣的救援表章，派蒙得恩亲自赴安庆军营，恳请石达开回朝继续办理政事。　　　　这做法对于洪秀全极为难得。洪秀全一贯标榜“只有臣错无君错，”再加性格固执，从无向臣子认错的先例，现在派最亲信的蒙得恩亲传诏书，又削去安、福两王王爵，加封石达开“义王”尊号，无疑是向石达开表态，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是形势万分危急，洪秀全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可石达开对洪秀全的真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拒绝了“义王”的封号，继续使用“翼王”的名义发布命令，当然也没有回朝的打算。　　　　这也可以理解，以石达开此时的消极情绪和对洪秀全的失望，这么做是无可厚非的。但石达开把这种情绪与失望与救援其他各地的太平军混为一谈。　　　　既然身为太平天国的翼王，又追溯太平天国年号，无可非议的就是太平天国的臣子，或者说是以天国为共同事业，岂可坐视太平天国危局而不救。　　　　至少可以与其它太平军互相策应，形成欹角之势，共对外敌。　　　　翼王就是护翼天国，不护翼天国称什么翼王。　　　　石达开却不，坐拥十多万精兵，不派一兵一卒，任凭其它太平军奋力苦战。幸亏李秀成部快速回师，才使天京外围的形势有所缓和。　　　　看来，原先顾全大局的翼王也开始变化了，置大局而不顾，置原先一起浴血奋战的兄弟姐妹而不顾，坐观成败。岂不可悲。　　　　天京的外围有所缓解，镇江的太平军也在李秀成的接应下退守天京。陈玉成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正在石达开安庆整军时，陈玉成从安徽出发，与湘军激战在湖北黄梅一带，结果兵单势孤，大败而回，退缩到安徽南部，前面的几月战果尽弃。如果石达开及时支援，当不致出现如此结局。　　　　九江的太平军也没有这么好运。湘军克武昌后，几路顺流之下合围九江，李秀成军本为进入湖北，以减轻九江压力，现在移师下游，九江变成了孤城。　　　　幸好，守将林启蓉乃太平天国勇将，原为石达开老部下，此人骁勇善战，自太平天国西征占领此城后一直防守此地，他坚守孤城，把九江变成一枚钉在长江沿岸的楔子，牵制住大量的湘军。　　　　按理，即使抛开天国的其他恩怨情仇，老部下被围，也应当救援。这在情理之中。　　　　果然，咸丰七年十月（1857年），石达开率军离开安庆进入江西境内。　　　　湘军非常紧张，以为石达开开始救援九江，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各部湘军如临大敌，重兵集结。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在湖口设防，准备阻击西上之路。　　　　结果石达开一到湖口，见湘军有备，马上掉头就走。　　　　原来，石达开只是想借道江西，进入湖南，然后退回广西，准备在老家建立大本营。　　　　不攻击湘军，救援九江等地，一是为保存实力，湘军重兵在此，不想一战输掉老本，二为示与洪秀全的决裂之心，既然已经分道扬镳，何必继续效劳。还有，石达开此来也为招纳旧部，真天侯林启蓉虽为老部下，却无表示效忠之意。　　　　于是，石达开弃九江于不顾，转身挥兵南下。　　　　自此，九江太平军困守孤城，外无援助，内无粮草，最终于次年四月被湘军攻破，真天侯林启蓉战死。　　　　咸丰七年十月下旬，石达开率军攻占了抚州，随后南下，准备救援临江府与吉安府。临江府与吉安也正被湘军重兵包围，两地太平军向石达开求助，这些日夜盼望援军的血战将士都是他的嫡系，又表示完全效忠，岂能不救。　　　　要救临江与吉安，必须渡过赣江。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后，水师损失一尽，而江面有湘军水师炮船游弋，要渡江谈何容易。他在丰城抢渡不成，只得挥军沿江南下，直扑吉水，抢渡过江。　　　　渡经吉水时，石达开部被清军张运兰部所阻，双方在吉水一带展开激战，尽管太平军反复冲锋，而清军也死守不放。　　　　随后，清军水师从下游而上，也投入了战斗，在水师重炮的攻击下，太平军伤亡很大。　　石达开见机不妙，只得放弃救援临江与吉安的计划，退归抚州。这两城也孤立无援，不久城破。　　　　石达开这次入赣，与四年前完全不同，四年前他进攻江西时，简直是摧枯拉朽，兵锋所指所向无敌，有些州县还闻风而逃。　　　　现在，小小吉水一役，就打的石达开大失信心。他原以为湘军用兵仍偏重在九江、安庆一线，南下用兵，乃避实就虚，从容赴敌，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那知道，湘军早有准备，现在的湘军也并非几年前的湘军。曾国藩虽然这时因父丧再一次丁忧，湘军交由胡林翼、李继宾指挥，而战斗力却丝毫没有改变。　　　　其实，太平军吃亏在没有水师与重炮，从实力来讲，以石达开十多万精锐，与湘军可谓旗鼓相当。如果两者生死角逐，江西战局如何还不可预料。　　　　可杀敌一千，自折八百。石达开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愿意把所有的实力消耗在这块土地上。　　　　到清军薄弱的地方去，到敌人的大后方去。　　　　咸丰八年三月，石达开听春官正丞相张遂谋的计策，放弃江西，带兵十余万（一说二十万）自广丰进入浙江，从此开始转战几省的流战状态，最终走上覆灭的道路。　　　　不过，石达开虽然擅弃江西，也带走了天国大部的精兵良将，但他率军在闽浙赣一带游击，战江西也未占上风，却扯住了湘军的后腿，将湘军主力拖在赣南，难以向皖南出击。为陈玉成、李秀成等从容经营皖北提供了条件，也为皖北庐州三河镇大捷、二破江南大营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流寇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进入浙江前，石达开曾经派人送信给陈玉成、李秀成，力邀其共图大计，结果为两人所拒绝。　　　　试想，如果陈玉成、李秀成也跟着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的局面当是如何。　　　　咸丰八年四月，石达开率军到达浙江后，攻占了常山、江山等地，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率领，攻打浙西重镇衢州。另一路由其弟国宗石镇吉率领攻打处州。　　　　攻打衢州一路，连攻三个月不克，处州一路，却是打了几个胜仗。　　　　其实，石达开意不在衢州，也不在处州，他战衢州，目的在牵制福建、浙江、江西三省清军，然后分兵掠浙东之地，补充财力。石军从江西流窜而来，缺乏后勤保障，只得遍掠各地，取之于寻常百姓家。　　　　衢州一战，牵动东南大局，闽浙赣三省震动，整个大清朝廷震动。　　　　江浙一直为大清财赋之地，特别是浙东的湖州以及苏南的苏州、无锡、上海一带，财货贸易繁盛，占大清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此地有失，大清危矣。　　　　一直对汉人深怀戒心的咸丰皇帝连忙再次“夺情”，命令曾国藩结束“丁忧”，带兵援浙。　　　　咸丰七年初（1857年），曾国藩父死，正在江西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接到父丧的消息，立即回乡奔丧，并上疏请求守制三年。前曾国藩母死，未曾制满，即被咸丰“夺情”，下令其在家乡兴办团练，成为清四十五个团练大臣之一。经过近五年的战争洗礼，湘军逐渐势大，并成为太平军的最强劲对手。这时，正值太平天国内讧后，江西、湖北一带太平军兵力薄弱，湘军乘机收复大片失地，东南半璧的形势有所好转。　　　　曾国藩借此上书，一是理学大家必须遵循的礼制，二也委婉表达朝廷对自己不信任的不满。　　　　战局的好转，使咸丰皇帝感到，东南局势并不是非曾国藩不可，何况让汉人掌握军政大权太过危险，就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守制的请求。　　　　湘军毕竟由曾国藩手创，湘军将领有不少虽然级别上远超曾国藩，但关系他亲手培养，一贯只让曾国藩，别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别人也很难代替。　　　　因此，在曾国藩居家的时间里，湘军将领时刻想着让他出山。但随着江西、湖北、安徽等省湘军的节节胜利，让其出山，似乎理由不够充足。　　　　机会来了。　　　　石达开率领近二十万大军突入浙江，朝野震动。　　　　湖北巡抚胡林翼即上奏咸丰帝，请求起复曾国藩带兵进援浙江。不久，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书朝廷。咸丰皇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随即发布了起复曾国藩、率兵援浙的上谕。　　　　接旨后，曾国藩二话没说，立即出山，奔赴前线，重新调整湘军战略部署，计划援浙事宜。　　　　正当湘军于铅山河口镇聚齐，欲大举援浙时，他随即放弃衢州，虚晃一枪，潜入福建。　　这也正是石达开所要的效果。待救援清军毕集浙江，他即乘敌机先，虚晃一枪，事先溜出清军的包围圈。　　　　石镇吉部也从处州撤退，经由浙、闽交界处的龙泉进入福建。　　　　顺便交代一下，石镇吉部在进入福建时，也有部分太平军被清军拦截，阻于龙泉一带，这些散兵无法跟上大部队，辗转流落到浙南，部分融入民间，部分潜伏，后于平阳金钱会起义时，欲回归太平天国而不得，最终不知所终。在笔者家乡，就有一处遗迹，老百姓称之为“长毛洞”，据说就是当年失散太平军避雨的地方。在此略叙。　　　　石达开进闽，却是一着失误。　　　　当时正是盛夏，福建一带瘟疫流行，大军进入福建后，有不少士兵感染上瘟疫，部队减员严重。再加当地的百姓生活困苦，二十万大军的军需粮草根本无法供应，贫病之下，部队士气低落。所以，石达开在福建转战四个多月，不仅毫无所得，还消耗了自己的实力。　　　　令他打击更大的是杨辅清的分道扬镳。天京事变起，杨辅清在外得免，咸丰七年十月，石达开从安庆入江西，杨辅清带兵来投，两人合军一处，共攻浙江、福建。至福建后，杨辅清感觉跟从石达开前途茫茫，又闻天王洪秀全不忘杨秀清，下诏旧部回归天京。遂自带一部从福建浦城折回江西，入饶州境，屯踞景德镇。　　　　分兵之下，石军势单力孤，石达开见机不妙，也带兵转向江西南部。　　　　这样流动作战，又毫无战略目标，实在是他一生军事生涯里不多的几着失误之一。　　　　曾国藩急忙分兵两路，一路围攻景德镇，一路从铅山移师建昌，从侧后形成对石达开的威胁。　　　　这时，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已经攻克吉安府城，宣称江西全省肃清。而天京、安徽的战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石达开出走后担任太平天国前军主将的陈玉成与后军主将李秀成合军一处，先破江北大营，攻克了江浦、六和、扬州等重镇。随后，又发动了三河镇战役，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带领的六千精锐。李续宾与曾国藩另一弟弟曾国华死难。　　　　安徽战局的变化，牵制了大量的清军，使石达开进入江西的压力大大减轻。特别是曾国藩的目光开始转移到了陈玉成、李秀成身上，湘军主力开始入皖，其后，也一直以这两人为强劲对手。石达开军信心大增，在江西南部，一举大破湘军，连克赣州、南安等城，移师湘赣边界，准备乘虚突入湘境。　　　　或许是总结了前一年的行动经验，这次石达开部的战略目标比较明确，即从湖南南部突入，然后经由湖南中部的宝庆经过湖北入川，在四川建立基地，然后徐图发展。这也是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前石达开的一贯主张。　　　　咸丰九年正月，石达开部从南安兵分两路西入湖南，二月，克桂阳州，又克嘉禾、东安，分攻永州、祁阳、道州、新宁等地，进围宝庆。　　　　湘军又一次大举奔命，一部继攻景德镇，于咸丰九年六月攻克，杨辅清率部败退转入安徽。另一部在曾国藩率领下增援宝庆。　　　　左宗棠也从太平军的俘虏口里知道了石达开欲借道湖南，挥师四川的消息，遂建议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宝庆集结重兵，以对抗石达开。双方在宝庆拉开了战幕。　　　　离开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似乎雄风不再，连小小的宝庆府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石达开本想以雷霆之势，迅速占据宝庆，所以集结十万大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对该城发动凌厉攻势。却不想遭遇清军的强力抵抗，太平军虽然攻破了驻扎在城外的一些营盘，却难突入城内。随后，清各路援军陆续到达，清水师也赶赴参战，水师大炮威力甚强，石军不能抵挡，遭到重创，损失一万余人，被迫退出战役。　　　　宝庆府之战持续近两个月，以石达开的全败而告终。　　考察成败，除太平军战斗力与太平天国初期相比大大下降外，还与清军掌握了太平军的作战规律也有关系。石达开部作战向以行动迅速、进攻雷厉风行见称，清军以静制动，以慢打快，据守城池而不接战，久之，太平军士气衰竭，再加太平军没有后援基地，后勤保障困难，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曾国藩也早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给胡林翼的信里说:“既钝於浙、钝於闽，入湘后又钝於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顾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据，子药须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间”。从这信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已经预料到石达开没有根据地而流动作战的弊病，乃是自取覆亡的下场。　　　　果然，曾国藩有先见之明。　　3、流寇就是这样产生的（2）　　　　却说石达开未能实现入四川的计划，南撤退回了广西。七月，进攻桂林，不克，九月，撤桂林围，向西南攻克庆远，分攻宾州、南宁各郡。　　　　在宾州，石达开下令将韦村之韦姓村民全数屠杀。原因是这些村民姓韦，与韦昌辉同姓。直到这时，石达开才将对韦昌辉的一腔恶气发了出来，不过，是发在完全无辜的韦姓村民身上。看来，有时候，姓氏也是一种罪恶。　　　　克庆远后，石达开把庆远改名为龙兴，想以此为根据地作一番事业。他在此一呆就是八个月，一是休整部队，二是改革官制。同时，度过了他三十岁的生日。　　　　咸丰十年年底，石达开任命张遂谋为元宰，元宰就是首相。　　　　此举有另立中央的意思，不少将士见石达开欲脱离太平天国，遂心生离意。　　　　十二月，石达开属下的花旗部队首先脱离石达开，由广西入广东连山。　　　　又适逢石达开的军队进攻百色失利，被清军杀死几万人，族弟石镇高、石镇奇、石镇发等在返回庆远的途中被团练所杀，连石达开一贯倚重的石镇吉及其外甥黄贵生也被清军俘虏，后被解至省城桂林，凌迟处死。石镇吉当时年仅26岁。　　　　这下，军心更乱。后旗宰辅余忠扶手下将士发动兵变，余忠扶本人出面劝阻，被士兵杀掉。接着，武卫军宰辅蔡次贤想统军出走，事泄被元宰张遂谋所杀。　　　　尽管兵变多次被压制，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来自江西、浙江的将士们思乡情深，起义的行动势不可挡，一直发展到翼王府六部尚书、参护、承宣、仆射等官。　　　　石达开变得众叛亲离，手下只剩下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等亲信与统下的几万人。　　　　石达开灰心丧气之下，便再生“归隐山林”之念，遂于咸丰十一年六月率领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等退往他的家乡贵县。　　　　面对家乡父老，他的心里一定产生了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前的想法吧。　　　　是啊，自古征战几人回，金田团营时，刚刚二十岁的石达开带领家族与贵县会众几千人踏上了征途。十年后，再踏归程，已是物是人飞，当年跟随他的将士又有几人回。　　　　抚今追昔，心里如割，退意更生。他置军队而不顾，一路山水，一路感慨。这段时间应是石达开心情最惨淡的日子。　　　　见石达开如此，彭大顺等也觉前程无望，私下商量后便准备回师天京，共扶天王。　　　　咸丰十一年六月底，彭大顺、吉庆元等在劝说石达开无望的情况下，率领所部脱离石达开，一行共六十七名将领，经湖南、福建，到江西，沿途与清军血战，杀回江西。于路，这支部队吸收饥民、游民参加，人数多达二十多万人。八月，在江西铅山遇见李秀成大军从湖北回师，两军会合。此事奏报到天京，洪秀全大喜，认为中兴有望，就给这一支军队取了一个美号，叫做“扶朝大军”， 吉庆元为扶朝天军主将。朱衣点、黄祥胜、黄五馥均升扶朝天军安爵。李秀成时封忠王，部队就归李秀成指挥。　　　　当日起义队伍，有打破清军截击回到天京的，如后封侍王的李世贤，一路进入安徽，克复了徽州，成为徽州主将，归陈玉成指挥。其中也有在途中被清军打散的，出到湖南被打散的有三部，如后旗、左禁卫军。散在广西象州、宾州及下广东嘉应州的有两部，如花旗，经云南到贵州黎平府的一部，不详。至此，石达开从江西带兵进浙江后，不仅杨辅清带领的军队分道扬镳，连自己所统属的六部、两军也散失殆尽，身边只剩余一万余人。　　　　尽管石达开有所隐意，但清军是不会放过他的。在石达开的家乡贵县一带，到处都是悬赏捉拿的告示，贵县更是处于清军的严密包围之中，这使他无地藏身，也无法在家乡立足。七月，他率领余部走平南。在这里，却意外的招纳到了三万军马。　　　　原来，原广东三合会（天地会）首领陈开于清咸丰四年起义后，占据广西浔州一带，建号“大成国”。咸丰十一年，浔州被清军攻破，陈开被杀，而其手下的三万余人突围出来，找到了石达开。石达开的力量又一次得到了加强。　　　　经过沉重打击一再消沉的石达开开始东山再起了。　　　　他不再顾虑，既然不能“归隐山林”，就得与命运抗争。　　　　他决心跳出广西，到四川去，广西地瘠民贫，给养困难，更重要的，这里不适合做“龙兴”之地，陈开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而四川乃天府之国，地势险要，可攻可守，何况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足以自给。历史上的蜀汉、后蜀都曾建都于此，再做一回刘备又何妨。　　　　八月，石达开的大军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后，西出横州北上，进抵融县。目标，进入湖南，直指四川。　　　　就在这一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承德。年仅六岁的同治皇帝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主少臣疑，两宫太后又缺乏执政经验，大清江山似乎更加风雨飘摇了。其实不然，慈禧太后这位年轻的女人表现出了更强的政治手段与更高的政治魄力，开始重用汉人，曾国藩被实封为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事，左宗棠、李鸿章等独当一面，分别建制楚军、淮军，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列。随着军事形势的此消彼长，太平天国的中兴回天乏力，而石达开的东山再起也注定是明日黄花。　　　　在融县，石达开的队伍遭到了清军的伏击，石达开被击伤坠马，几乎被俘，幸被亲兵拼死救回。　　　　这在他的军事生涯里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否预示着他那最后的辉煌与悲壮的开始。　　4、川道也艰难　　　　咸丰十一年九月（1861年），石达开率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然后绕道会同、沪溪、龙山到湖北来凤。　　　　来凤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酉水上游，在湘、鄂、渝三省市交界处，索有“一脚踏三省”之称。西南邻四川省酉阳县，东南邻湖南省龙山县。　　　　这时的来凤，正有一支太平军接应的部队。咸丰十年，太平军驻庆远时，遇到天灾，军粮供应不上，部队分散就食。其中一部由宰制曾广依率领，进入贵州省境活动。当时贵州的清军兵力空虚，曾广依在贵州快速发展，占领了贵州南部与西北部的大部地区。咸丰十一年，曾广依的部下率领一支队伍由贵州进入四川綦江县。这就是最先进入四川的一支太平军。在刚进入四川省境之时，这支队伍不过数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攻克黔江之后，已经发展到三万余人。　　　　两军会师之下，人数大增，再加一路之上，不断有会党、饥民加入，石达开又拥众十余万。一时，大有复兴之势。　　　　不过，这支一下子增多的部队，成分复杂，社会流民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在进军过程中，军纪极其败坏，四处劫掠杀人，裹挟饥民，石达开屡禁不止。军纪败坏，必然战斗力低下，一遇大敌，有溃散之忧。北伐军就是一个例证。　　　　在来凤，石达开部做了短暂的停留，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与纪律教育。然后准备大举入川。　　　　到“天府之国”去，打到四川吃大米去。已经放弃拜上帝教信仰的石达开用此激励着全军的士气。对于饥饿的军队来说，此话的效力丝毫不逊色于精神的信仰。七十余年后，红军长征时，张国焘欲谋求“另立中央”，就是用这句话口号带领四方面军的将士重返草地，杀回四川。　　　　十万太平军欢欣鼓舞，沿途经过咸丰，宣恩，绕出黑洞卡，避开敌人的堵截，直趋利川。利川是鄂西进入四川的门户，石达开命令全军以急行军的速度，由小道直趋四川。　　同治元年初，进入石达开四川省境。　　　　刚刚升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急令清军加强防务，在长江沿岸派重兵把守，沿江州县船只尽行拘留，各地严阵以待。　　　　骆秉章素以知兵闻名，咸丰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骆秉章时任湖南巡抚，由于道州、郴州等城丢失，咸丰震怒，下令守土有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革职，任命云贵总督张亮基为湖南巡抚，而张亮基接到任命时，还在云贵总督的任上，骆秉章只能继续留在长沙。骆秉章防守有术，太平军围攻八十余日不能克，长沙得以保全。清政府以功起复，任湖北巡抚，后又调湖南巡抚。咸丰九年，四川李永和蓝朝鼎起义，起义军从云南进入四川一呼百应，所向披靡，起义军的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大到二三十万人，成都岌岌可危。清庭急调骆秉章入川，督办军务，镇压李永、蓝朝鼎起义。骆秉章剿抚并用，李永和蓝朝鼎之乱迅速平定，骆秉章得以升任四川总督。　　　　如果石达开部一年前入川，不难席卷全省，那时，四川的地方官都是些无能之辈，而且兵力空虚，不堪一击。再加李永和蓝朝鼎义军响应，先前入川的曾广依的部牵制，直趋成都未曾不成为可能。可惜石达开错过了大好机会。　　　　石达开信心百倍，骆秉章严阵以待，正是棋逢对手。　　　　却说石达开率领大军一路急行军挺进四川，他本想抢敌机先，在丰都县的下游渡过长江，到此后，见清军有备，沿岸船只一空，军队无法得渡，就沿江而上，直抵川东重镇涪州（今涪陵）。　　　　时也，命也，石达开时运不济，老天也来帮清军的忙，以致他最后兵败大渡河时也一直在感叹：天亡我也。　　　　太平军又使出原先老祖宗最擅长的“穴地攻城”来。潜挖地道，接近城墙，用火药炸城，这是太平天国初建时战争的制胜法宝。但现在的太平军里哪还有当年的矿工、后来的“土营“人马。接到命令的士兵只好勉为其难，连夜开始挖掘地道。由于技术不过关，在挖掘的过程里压死了不少士兵。为掩盖挖掘地道的响声，石达开又令士兵在大营里敲锣打鼓，通宵达旦，让城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在演戏。这条妙计也被徐邦道所识破，在城内挖壕灌水加以阻拦，以致潜挖地道一直未能成功。　　　　几天后，等雨住天晴时，清军的援军已经到达，湘军刘岳昭部也带领五营水师溯江而上，满载大炮的炮船在长江、乌江里巡逻。其时，曾国藩不再把石达开作为心腹大患，注意力转移到了皖北一带，所以增援四川的也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湘军果后军。　　　　随后，清军发动了反攻，双方各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