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已经实现；其次，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和列宁都提到这个更高的阶段，斯大林说这个目标在一国也可以实现。那时不再需要镇压，国家可能“逐渐消亡刀。这个前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该政权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兑现的期票，或者可能成为批评和不满的焦点。人们可能会问，既然不再有剥削阶级，国家为什么不开始消亡?1939年，斯大林说，这个问题的确“有时被问到”，他的回答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预言落空时常用的回答。他说，提问题的人只“认真记住了刀词句，但“没有理解其实质含义刀。他们忽视了周围资本主义列强布下的“间谍网力。他的结945论是，“在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将继续存在刀，除非全世界都成为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也同时消失①。在斯大林最后的著作中，有一本兜着圈子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1950年，他写了好几篇文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和语言问题，其目的是要表明逻辑与语言都不依赖于阶级斗争，因为语言是所有社会阶级里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媒介。这个有些深奥的问题似乎不大可能是个有趣的主题，但是当他指责那些同志“他们迷恋……爆炸力作为任何一种重大社会变革的方式时，他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在苏维埃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刀——他举了带来集体化农业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例，因此没有进行“爆炸力的必要②。换言之，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在党的指挥和控制下进行。赫鲁晓夫偶而也煞费苦心地剔除这个过渡的空想主义的内涵。在苏共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1959年)，他把他的七年计划称之为“建设共产主义∞，同时警告说，共产主义社会将不是“无形状的和无组织的∞。但他还谈到一种可能会使斯大林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即“公共组织”，或者自愿联合的发展可能取代“迄今为止由国家机构执行的许多职能刀，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设想，至少就党的意愿而言，国家正在消亡，剩下的是一个通常与福利国家的概念相联系的具有各种服务机构的政权：生产能力达到在不使生产资料的生产降低到认为必要的标准以下的前提下，能够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相应提高消费品生产，在减少工作的情况下；相应提高生活水平，并且放松行政管理或将权力下放。①他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几个理论问题”。t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0年版)，第656—666页。②‘马克思与语言学》(纽约，1951年龋)，第27页e946共产主义在中国在列宁的心目中，俄国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革命中仅仅是第一阶段。1920年，共产国际派了一名代表去中国，煽动和促进那里的共产主义活动。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除某些做法受到外来的影响外，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土生土长给人深刻印象的中国人身上，他就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对毛泽东的重要性的评价，很少有象毛的老战友刘少奇1946年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谈的那样，既有说服力又具权威性的了。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型改为亚洲型。马克思与列宁都是欧洲人，他们用欧洲的文字写作，论述欧洲的历史和问题，很少论及亚洲和中国。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但是把马列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却并非易事。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中国问题，引导斗争的人民走向胜利。他用马列主义的原则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是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他创造了中国式的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为数众多的人民耕种着小块土地，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在向较高的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奋斗中，中国面临着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压力，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影响所有这些国家①。毛泽东1893年生于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商人。毛的父亲显然是一位极为严厉和节俭的人，他企图管住自己的儿子，但没有成功。毛八岁时被送到一位乡-————————————————，、_，————————一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毛泽东思想”，弓I自《美亚杂志》第n．卷，第!塑(1947年6月)，第161页。斯图亚特?施兰姆著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flt~．eJ：昔埔格尔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页。947村教师那里读书写字，不过在学习期间他还得继续干农活。后莱，他反抗过省立学堂里的清规戒律和所教课程，把大量时间花在公共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卢梭、达尔文、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译著。他二十多岁时进入一所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尽管毛为改革中国的强烈愿望所激励，但他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是“一种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奇特混合刀①。他在上学期间几乎没有注意学习外语，这一事实预示着他后来的工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这意味着他所接触的西方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献，都是中译本。因此，他从来不象他的一些受过俄国人训练的同事那样紧跟苏联版的马克思教导。1918年，毛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在那里他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到1920年时毛自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于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35年毛已经控制了该党，后来虽然时运有好有坏，毛始终控制着党一直到今天。毛作为有创造性的政治理论家的重要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即使简单地把他看作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逻辑引申，对他的学说的重大政治历史意义却不可能有什么怀疑。列宁承认在工业不发达的社会里农民阶级的重要性，毛则把农民阶级置于革命战略的中心地位。毛似乎曾提出过用农民阶级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刀地位，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这简直是异湍邪说。早在1927年3月，在一篇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刀的文章中，毛阐述的一些观点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力。下面摘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竺!：苎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日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现代图书馆，1944年版)，第147页。948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但是，毛继续保持一定的正统性，他一直要求在中国的阶级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刀。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的模式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该党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领导，不过党员中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是真正的工人②。暂且不论毛强调农民阶级究竟是异端邪说还是对马列主义思想具有远见卓识的应用，其根源应从中国的环境中去找。毛的许多灵感是受中国历史的启发。“大规模的农民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力。③中国历史充满了农民战争的事例。特别著名的有九世纪的黄巢起义和十七世纪的李自成起义④。这些起义都失败了，总的说来，原因在于农民起义军就象装备相对落后的游击队应该做到那样进攻和退却，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休养生息的强大根据地。这个教训对毛产生了影响，他较早就宣布，恰当的战略是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把城市包围起来，这一决策使他那些持城市中心思想的共产主义同事大为吃惊。毛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势力牢固地占据着城市，要把斗争开展下去就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避免与总的来说比较强大的敌人进行决战。当革命势力仍然弱小的时候，有必要“把落949后的农村建设为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革命的伟大堡垒，这样就可以与利用城市攻击农村地区的凶恶的敌人进行斗争”①。鉴于中国的领土广大，原始的农村和现代化的城市地区几乎完全隔绝，毛相信，形势终将有利于在农村根据地活动的革命势力夺取全面胜利。很少有政治思想家，的确也很少有共产主义领袖，对战争和军’事力量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毛认为“只有枪杆子才能够改造世界”；“谁要想夺取并保持国家政权，谁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力②。毛所讲的战争，主要不是指一般国际上所讲的战争，而是指有着鲜明政治目的的内战，即夺取统治国土的权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刀，是毛形容这场政治战争中最初游击战阶段的作战公式。因为毛的目的很明确，是要推翻一个稳固的、装备良好的、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所以，其政治目的显然不是一系列相互孤立的胜利，而是靠一种蚕食过程使现政权不断削弱，使人民对政府保护他们的能力的幻想破灭。继而是“运动战”，运用与游击战相似的战术，进击、退却、突袭，但要调动更多的部队。当然，这一阶段必须在敌人充分被削弱、革命力量充分强大之时才开始。只有在这一阶段之后，革命才可以进入开展传统的阵地战阶段，届时敌人将处于绝对劣势。因为夺取最后政治胜利是目的，所耐心乃是革命的首要品德之一。这样一种将战争延长的战略，正如毛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毛也许是第一个对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发展作了大量著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笼统地谈到“国家的逐渐消亡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援引恩格斯的话论证他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①t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页。弓l自唐的《中国的政治思想，，第349页?②唐：t中国的政治思想》350页。950统治将为对物的统治所取代n0论点。作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理沱形成中主要分析工具的辩证推理倾向于认为，当所有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辩证的过程结束之时，冲突与争论也就完结。阶级冲突将历史推向一个以无阶级(因而也是无冲突的)社会而结束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这一“结束刀过程的范例。．但是毛态度非常鲜明地认为辩证的过程是永无止境、万世不竭的。在论述智力发展的过程时，毛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④。毛明确倡导更开放、更灵活地理解辩证法与他想方设法使一种西方理论适用予中国形势特殊性的难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产主义者总是谈论社会进程和形势中的“种种矛盾”，但是毛发现在“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非常慎重地划一条分界线很有益处。对抗性矛盾存在于革命者(代表人民的)与人民的敌人之问，①毛泽东：《实践论》，弓l自施兰姆的《政治思想一第】28页。(中译文据《毛泽东选集z(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本版，第272—273页。——译者J951而非对抗性矛盾则可能存在于人民内部。1930年，斯大林说过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他把联盟内部即人民大众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联盟以外即资本主义分子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分①。这种玩弄哲学概念的实际应用’在毛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刀和他那“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论点中可以见到。1940年，毛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俄国模式的中国政治体制。一反正统教义所要求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斯大林的工农民主专．政，毛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②。1949年，当全面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他呼吁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进去。民族资产阶级(按照更正统的观点属于人民的敌人)开始被吸收进新民主主义——不过毛谨慎地指出他们绝不能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问里，还允许他们继续经商，以此来逐渐改变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帝国主义，一个最凶恶的敌人，仍然站在我们的身旁。中国的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压力，把落后的经济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中国必须利用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有益无害的所有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进行共同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力④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力量处于非对抗性矛盾这一事实，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是有利的。1966年?毛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全中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批青年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矛头直①见唐的《中国的政治思想》，第359页一364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8页。⑨。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题)第49页*论人民民主专政》引自唐的《中国的政治思想》第353页一354页。952指中国社会中非常稳固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共产党本身。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对毛作过权威性的评价的刘少奇本人当时也被清洗。毛显然对背离他的教导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不安，他因此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广泛的文化改革和政治清洗。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义者认为，进些走资派与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的、对抗性的。红卫兵试图象以往一样坚持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他们决心彻底推翻代表“资产阶级力思想的人的领导，使这些人名誉扫地，同时对一直受他们蒙蔽跟着他们指挥棒转的那一部分“人民”，他们才使用推理和辩论。这些理论上的细微差掰在实践中失灵了，中国社会滑到了无政府的边缘，依靠军队才恢复了秩序。撰写此书的时候，对于毛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尚无法作出最后评判。但是，在文化革命中，毛的所作所为也许为政治理论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试验。文化革命似乎是用来维护毛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防止它淹没在工业化和由此而产生的生活官僚主义化之中，现代西方社会就是这样的典型?苏联也朝着这个方向日益发展。恩瑞卡?科洛蒂?皮切尔在“文化大革命刀宣布开始之前就尖锐地指出了毛的问题，她写道：手无寸铁的武松为了不被老虎吃掉，用双手掐死了猛虎，成了中国革命无往不胜的象征。从这位农民武松到“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一整套论题，这种借题发挥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很难为欧洲人所理解。这种把丰富的想象力和通俗化结合起来的能力就成为争取唤起和指弓I中国革命的基本工具。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技术和客观问题的重要性愈来愈超过武装的革命斗争，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就日趋减少。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里，在一个单凭人为因素，尤其是单靠唯意志论者的行动和精神因素难以左右形势的社会里，毛泽东的“简单化”953失去了部分效力，而且很容易成为机械地和教条地照抄照搬的根源并回避现代世界提出的种种实际和具体问题D。毛是否能够通过文化革命为他的学说注入新的生命，并因而使其具有更大的效用，或者这些学说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仅仅被视为对工业化世界面临的问题所作的过时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回答，现在来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共产主义的特征毛无疑在共产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章，但列宁仍始终保持着他作为主要传人的地位。无论列宁的思想如何具有半学者的性质——他似乎不断运用抽象的辩证法以得出具体的答案，但它的实际特点并不是逻辑，而是列宁赋予共产主义的一种道德格调或偏爱。使列宁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论点的说服力，而是把社会革命作为献身于人类进步的唯一和必然的道路，列宁是在马克思的革命小册子里而不是在s资本论*枯燥无味的辩证法中发现这一点的。列宁赋予共产主义的这种道德观比其学术内容要重要得多。这种道德观使共产主义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神圣感，一种好战的党派偏见，一种对原则的献身，以及确实运用了大量的诡辩术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行径。显而易见，这与十七世纪的加尔文主义相似，人们业已对二者一再进行过比较，但这两种道德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加尔文主义达到的最高点是追求个人的完善与自由；共产主义的最高点是对某个党和某种事业的献身——《中午的黑暗》中的主人公阿瑟?柯斯特勒说“要作有用而不虚荣的人”。这两种道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因为为了求得正常的人生解脱而穷毕生之力以达到一个简单的目的，这是伪善。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往往也就是针对加尔文主义的批判，“目的证明手段之合理刀即是①引自施兰姆《政治思想》，第8J页。954一例。不过，对二者来说，这一批判并未击中要害。因为对于认为自身掌握了永远不容置疑或重新考虑并含有人生全部意叉的单一公式的伦理学来说，目的必须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在这种伦理学‘中，按照定义，什么能使人类实现那个最高目标什么就是道德，这只能意味着道德实质上是被利用和被操纵的。这始终是共产主义伦理学的显著特征。／列宁一再强调，对一个无产者来说，道德必须以本阶级的利益及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为基调。可以肯定，共产主、义者指望这场斗争的结局将带来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但这是一个任何善良的人都会赞同的含糊其辞的公式，除了革命胜利本身便无任何内容可言了。对于这种伦理学，加尔文主义可以顺理成章地证明其合理性，因为它自认为获得了神的启示和神的委托。列宁在“科学”的名义下，不加论证就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宗教两种作用。他的党自相矛盾地把科学家的和牧师的特征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负责人类进步全部计划的权贵集团，并掌握着不仅领导政府，而且指导经济、文学和艺术的大权。受此重托，这个党既象先知那样的无私和献身，又象狂人那样的偏狭和残暴。评论家们常说，人的本性不可能长久保持这样高度的献身精神；一代革命党人的狂热不可能传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它注定要为时间、主要是为成就所腐蚀；这些说法很可能是有道理的。1917年的预言家们已不在世，其中许多人被他们自己推行的革命毁掉了。即使这是真实情况，也不能就此证明这种精神业已消逝，无踪迹了。今天苏联的领导人虽是讲究实际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他们仍然象列宁一样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这可能仍是真实的。他们可能怀着这样的信念进行工作，即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自由政治制度生来就是不稳固的，并孕育着导致自身灭亡的种子，就象所有人类生命都是转瞬即逝的j955那样。按照他们自己的估计，他们可能真正相信他们反对的是本质上低劣、落后、原始因而是万恶的东西，何况这些东西还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就象好的东西与更好的东西永不相容一样。倘昔他们确实有此信念，也并没有使他们在对待非共产主义的西方这个’问题上制订出任何明确的政策路线，因为“共处”虽则必然是暂时豹，但仍有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马克思预言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有时间性。因为共产主义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继承世界，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等待资本主义世界被自身周期性爆发的衰退和战争所摧毁。如果在共产主义对手的压力下，它们会联合起来结成不稳固构联盟，那么有远见的政策就应当是放松这种压力，让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去起作用。但是，对一个已经死亡而尚未被体面地埋葬的政权，如果只须给以轻轻的一击就能将其送入坟墓的话，显然没有任何可以想见的道德原因使人高抬贵手。所有这一切可能相当合乎情理地描绘了列宁的讲究实际的继承者们的态度和设想。显而易见，这种信念是无须任何证据的，对反面的证据他可以．根本不加理睬。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囊括一切的体系的话，世界便不可能把两个制度都容纳下。其他的共产主义评论家对辩证法也上了瘾，喜欢指出共产主义也要受矛盾的影响。通向乌托邦之路要经过工业化，而没有普遍受过教育的人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苏联的教育虽然是靠不断灌输，而且几乎是从零开始，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实际上已经普遍扫除了文盲，科研能力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于苏联计划要支持的制度，扫盲与提高科研能力是否正在削弱这个制度的根基?据说广泛受教育的民众将不会始终顺从极权主义的统治和专制暴君的政府，受过教育的人民必然支持连专制政权也不敢轻视的公众舆论。这二论点，如前所述，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956府毫无疑问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经不再继续依靠惯常使用曲勺恐怖主义和暴行；它已经控制了秘密警察的专横权力，接管了强制劳动和集中营。根据一项自我否定的法令，苏共党已把不影响政治目标的日常工作置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它对作家和艺术家豹控制至少不再采取消灭的方式；它不再缒科学服从于象斯大林不喜欢孟德尔主义那样的胡思乱想；在不触及党本身神话的前提下，它已经给历史(研究)以自由。在几乎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了；但很可能由于斯大林政权的愚蠢和残暴，这一切在一种由纪律所造成的冷漠中宣告结束。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认为受到教育的人民必然会支持自由政治制度，就未免太缺乏批判能力了，1914年德国可能是世界上教育最普及、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但这并没有使第二帝国实行政治自由，也没有使德国人民免受民族社会主义荒唐行为的支配和希特勒的野蛮统治。除了极少数受十八世纪残余影响的人才会支持下述的神话，即只有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民才能创造政治民主的种种惯例。这些惯例并不是谁发明的，而是由基本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至少在西欧，形成这些惯例的必要条件似乎一直是一个允许多种权力中心并存的社会，各个权力中心相互间的分歧依靠蹉商和协议加以调整。而这种情况恰恰是共产党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违反了它的理论和实践。在俄国，考虑提高生活水平、扩大教育和扩大文化自由要比对党的指示及其最高领导加以有效的法律限制容易些。苏联政府的一位高级法律官员在对一位美国法律教授评论最近几年的放松控制时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恢复一套办法(即斯大林时期的办法)。但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m①。现在的共产党的确是一个新党，它远远不同于那个只擅长于苏联的法律改革——1957年发自莫斯科”，《耶鲁法律杂志。第66(1957年版)，第1215页。957进行煽动和策划革命阴谋的一小撮激进分子，而列宁则是依靠这些方法在1917年取得政权的，党现时统治下的俄国也远远不同于列宁接管时那个饱受战争创伤、支离破碎的国家。党的规模已经扩大，但与其承担任务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相比却还不够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党员仍要经过精心挑选，而这种选择是按照一大套严格的规定进行的。虽然党通过吸收一部分工人和农民来扩大其基础，但除了在名义上以外它早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因为它早就不再给工人阶级出身的申请者以优先考虑了。但对于许多可怜而有才干的青年人来说，这始终是一条投机之路。就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而言，它已经远胜于列宁时期的党，不过，它的成员当中仍然有象赫鲁晓夫那样成年后才开始读书写字的人。党员成分非常偏重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设计、管理和领导着象世界上任何巨大工程一样的工程建设。党仍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小集团，但它的目标是吸收在工业、政治、智力等各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所有男人和女人。虽然党内和党的任务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但要找出有别于列宁在1902年制定的建党规划中任何一条组织原则或职能却是枉然的。同年，列宁在论述党的时候，曾把党喻为一支管弦乐队，党的领袖好比是这支乐队的指挥。他了解和指挥每一种乐器；他知道哪个乐器定了调；他懂得哪一部分乐器必须变化以奏出美妙和谐的音乐。这个形象的比喻就如同它曾经准确地表述过列宁的建党思想那样，也准确地反映了今天党的状况。它在形容党的实际活动方面，比之列宁时期要接近得多。党对自身功德评价上所采取的狂妄自负态度迄今并无改变。1958年，赫鲁晓夫用了列宁也可能使用的语言对党说：“同志们，自发性是所有敌人当中最凶恶的敌人。刀与此同时，党取得的与其抱负相称的成就超过了所有合理盼期望。党曾经犯过很愚蠢的错误，有时还是极大的错误，但从来也958不是无法弥补的。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个政权的建设性目标与党构发展中的缺乏人性和彻头彻尾的狠毒是无法比拟的，它可能使那些作过斯大林帮凶的老年领导人至今仍然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党造就了一个能胜任艰巨任务的、有能力的而又心狠手辣的领导层，它成功地埋葬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尽管这些错误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