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9中译文转引自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931因此，毫不奇怪，这少数权贵不仅能够决定政策问题，而且能够确定意见的“正确性力以及艺术的美学价值如何。这种自命不几是任何一个公开否认神灵启示的政府都不能与之匹敌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党的提法实质上被收入1934年和1939年国际章程修正案，在第一次确认党的合法地位的1936年宪法中也保留下来。根据1936年宪法，党是“劳动人民全部组织的领导核心力。这个宪法包含了与西欧开明宪法中保证公民自由权利相类似的内容，但完全是由于当时正在实行人民阵线的政策所致j在介绍宪法时，斯大林谨慎地说，党的地位在任何情况下不受宪法的影响。他还解释了在苏联实行一党政府的依据：在苏联，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我应当承认，新宪法草案确实保留YIX阶级专政制度的效力，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③。就法律能做到的而言，列宁的党就这样确定了它最后的、永久性的定义。民主集中制列宁政治思想中始终如一的特色莫过于他对集权组织的偏①《联共(布)党史》(缩写本)(纽约，1939年版)第355页。(中译文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90页。——译者)②《列宁主义问题》“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莫斯科，1940年版)第561—590页。引语摘自第578页和579页。(中译文gl自人民出版社1971年厩，第616—617页。——译者)932爱，或者从反面讲，就是他对任何形式的联邦、联合的不信任；如果妨碍了他的行动自由，他对联盟也是怀疑的。这是他在1902年计划建立的党的突出特征，后来尽管形势有时迫使他更改这种做法，但他从未自愿背离这一原则。他把这个原则称之为“民主集中制力，加上“民主力这一形容词，可能主要是为了维护他那招致尖锐批判的政党理论。这个计划的民主部分包括党员讨论政策的权利，这种讨论是在宣布党的决议之前；决议一经宣布，任何异议都不许提出。集权制意味着党的每一个部门都严格受制于在权力阶梯上处于更高地位的人的决定。对于一个革命党，甚至对于任何只管执行命令的组织，这一原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它对为达到政策目的而产生的严重分歧没有提供任何处理的方法。大体上，在列宁生前，党内的自由讨论之风还很盛行，尽管在搞革命逐渐为更复杂的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取代的过程中，这种风气不断减弱。列宁赞成的政策通常就成为党的政策，虽然往往是在尖锐激烈的争吵之后。例如，直到革命成功后，夺取政权的决定才被持顽固反对态度的少数人所接受；一些持异议者甚至进行不可思议的叛变，把计划泄露给报界。列宁要求把这些人清除出党，但是他们没有被开除，其中两个人仍继续留在负责的岗位上，直到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他们才被搞掉。前面一节中提到的建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决定受到尖锐的批驳，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使党从上至下产生分裂，但自由讨论并未受到压制。然而；到1921年，这种程度的自由招来了麻烦，也许是由于受到“国家与革命》中工团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基层党员激烈反对对工会的严格管辖。中央委员会的处罚权明显扩大了，最高领导核心对党的控制也因而大大增强。“宗派主义刀或者在党内组织有自己的计划和“纲领”的小集团受到禁止，违者将被开除出党。这个步骤被认为过于严厉，因此，新的规定一直保密到1924年。933列宁的逝世加快了事件的进程，开始了旷日持久争夺接班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个性与列宁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过人的才智和坚强的个性来控制党的决议；斯大林则是靠秘密行动，阴谋诡计，在竞争者中挑拨离间，煽动他们自相残杀。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列宁如果仍然活着，结局是否就会大不相同，是很值得怀疑的。党在建立政府时所担负的任务较之干革命不知复杂多少倍。而且这些任务日趋复杂化，首先是内战爆发，然后是建设，最困难的是1928年开始搞强行制定的工业化的决定，以及工业化对农业重新组织的要求。在这种压力下，通过详尽讨论以制定党的决议的程序已烟消云散。党发展成具有固定的指挥系统的组织，这是一切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也是列宁的集权主义观念中所包含的“原则力。它演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独裁者或者核心集团控制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控制党，接下去是党作为“先锋队力控制政府和所有党外组织。简而言之，党变成列宁曾经所说的“传送带力，从最高层顺着这条线把命令传达到需要传达的最终目的地。1920年共产国际组成，民主集中制的精确定义也因此确定，并要求所有申请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党接受。这个定义如下。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上级党组织要由下级党组织推选；上级党组织的一切指示对下级有绝对的和强制性的约束力；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完全而且毫不迟疑地承认党中央的权威①。 ’往后的几次申明多少有些变化，但意思并无重大的更改。例如，1956年党的规则使用了“少数服从多数刀的词句⑦。但是这条规则①《共产国际，1919—1943~,，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文件汇编，第l卷，(1956年版)第134页。(中译文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69页。——译者)②1956年修改前的章程载于约翰?N?哈泽德著的《苏维埃政府体系》(1957年版)一书的附录中。934是玩弄字眼，在实际运用上就是在指挥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对比他地位低的所有人具有权威。“多数力与“少数”这样的词在共产主义者的实践中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通常并不进行选举。选择党的领导一般是由上面指定。如果形式上搞了选举，那也是对已经内定的人选盖个橡皮图章。党的政策的确定应该经过讨论或者评议，但实际上讨论何时召开、何时结束完全由领导人决定。因为在政策执行当中，虽然也允许进行批评，但绝不允许直接针对政策本身。这样，讨论可能出奇地自由，也可能根本不存在；对官僚机构的下层人物可以议论，但绝不允许对准上层；所以讨论可以作为严格纪律的手段，用以加强领导人对自己组织的控制。严酷的事实表明民主集中制不具备下列条件：有秩序的讨论，使讨论在作出决定时成为发挥作用的一个因素，并允许了解形势的公众舆论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议会制或代议制政府无论怎么不完善，总多少作到了这一点，而没有创造出一种可行的代替办法的政府根本就不配自称是民主政府。民主集中制紧紧抓住任何组织都执行某种政策这一明显特征；而只字不提在制定政策中如何把知识与判断集中起来的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提在制定一种政策时争取自愿合作的问题。当然，这些毕竟都是棘手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党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党的各级组织的主要书记在其中占据关键位置；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就是顺着这条道路爬上了权力等级的顶端的。由于自然规律，加上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党的成分几乎完全变了，老布尔什维克知识阶层已经灭绝，新知识分子阶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已成长起来，主要由官员、经理、技师和专业人员组成。过不久这些变化可能会在党的活动方式上反映出来，但不可能改变党的政策或党对苏维埃社会各部门的控制，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著名闹剧并不改变两者中的任何一项。它根本不是为了“透露给报935界∞，而肯定是为了甩掉由于斯大林晚年半偏执狂似的专横拔扈而加在最高层领导背上的包袱，消除由于他全面的恐怖政策在官僚机构本身，在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实际是在全体人民中间由，“纪律造成的冷漠情绪”。整个说来，赫鲁晓夫讲话是对党的黄金时代的颂扬，当时列宁允许经常展开讨论，只在“必要一时才偶尔使用恐怖手段，而且主要不是用以对付党员。更具体地说，讲话显然代表着一种使党的官僚机构更有生气以及重建党对官僚政府控制的政策。据报道，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毫不夸张地讲，在五年里(从斯大林逝世到1957年底)他建立了俄国有史以来官僚主义政党统治最坚固的基础”①。尽管这篇讲话声称要在最高领导层中恢复集体领导，却没有提出任何宪法性的措施来确保这一领导?方式的实行，也没有提出领导人接班的固定程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党的概念加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使得共产主义理论在逻辑结构上完整了，但是它缺少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应有的主要推动力。斯大林提出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便成了这个推动力，这是他在理论上的唯一建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列宁主，义——至少是在本章里论述的列宁主义的概念——正常发展的顶点。正如本章所述，列宁的成就在于提出了一种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它适用于一种主张平均地权的农民经济的工业不发达社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终于使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后者是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把高度工业化经济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是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因此从这个理论的立①夏皮罗：《苏联共产党》(1960年版)。第563页以次；见结尾-一节，第547页一590页．936场上来看，斯大林提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在逻辑上缺乏说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几乎没有花气力去使他那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观点自圆其说。这个观点的起因不过是在列宁死后争夺接班权斗争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斯大林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消灭托洛茨基。对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关系，斯大林作了不公正的、甚至是虚假的评述，在此无须作进一步的揭露。不管怎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已成为列宁主义中的行动要素。在这个口号的引导下，共产主义的俄国以工业和军事大国的面目崛起，因为1928年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俄国掀起了一场革命，其政治和社会影响远比列宁的1917年革命巨大而又深远。通过把共产主义套到具有极强大动力的俄国民族主义上，这个五年计划便成为实行全面计划经济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俄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使它成为世界上具有强烈民族愿望的农民社会学习的榜样。1924年，斯大林断然提出俄国“能够而且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力的论点。而仅在几个月之前，他还在重复1917年前后流行的传统观点，即俄国革命的持久性有赖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争辩道，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包围力所造成的威胁——阴谋、“间谍网刀、资本主义敌国的干涉。当然，就共产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长期共存的信念而言，这种说法并无新意：列宁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这并不是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障碍。马克思主义者曾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有高生产水平的经济，因而是个工业社会，而俄国则显然不是。斯大林不理会这一观点，却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里建立。实质上，他置马克思主义通常注重从经济方面的立论于不顾，转而从政治方面进行论证。斯大林认为，有了足够的资源和劳动力，再加上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政府，就可以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当作一项政治方针来实行。937这当然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讲，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原则——政治依赖了经济——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设想则与列宁主义中的某些因素极易吻合。当时一点也不明确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不同于党一贯遵循的政策，因为在1924年没有人否认应当尽快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当列‘宁说服党放弃把共产主义推向西欧的计划并接受德国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提出的条件时，这一点就是为了实际目的而确定下来的。正如当时所传，当列宁应德国人的要求割让大片领土时，他是以空间去换取时间。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将在俄国获胜的设想，那么赢得时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列宁说过，“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获胜的那一刻起”，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发展和加强业已开始的革命争取最好的环境力。就策略而言，列宁寄希望于他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的将有一段意义重大的共处时期的可能性上。在阐发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时，他曾说过，“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胜”。他当时考虑的是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独创性不及列宁的人可能认为能把这个观点运用于俄国就很不错了。最后，在他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他似乎在说，通过自身文化和工业的发展，俄国也可以走上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j当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上说“为苏维埃俄国进行的斗争已经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溶为一体”时，就有点俄国民族主义的味道了①。事实上斯大林的理论之所以更突出，倒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对列宁主义有任何重大修改，而主要是由于其辩证法之拙劣。938假如斯大林当时提出不改变政策，那他的理论除了社会主义能否在俄国“建成刀的学术性问题以外，似乎就所余无几了。当然，还有其它一些重要问题，例如速度问题。但斯大林对此却不置一词。工业化发展是否应与农业改革同样迅速进行?抑或前者应慢慢进行?对1917年获准的农民农业也相应地容忍一个长时期?对于这些问题，1924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似乎更适合干渐进主义者而不适合他们的对手，因为这个理论似乎承认这个任务的重大。斯大林施展了一种狡猾的政治伎俩：他站在渐进主义者一边以消灭对立面，并在确立自己的统治权之后，在他的五年计划中，以从未有任何人认为是可能的高速度开始实现工业化。从他采取的政治手法来看，人们可以假定这整个过程，包括故意使理论含糊不清，都是一个蓄意行诈的实例，但要说出斯大林在开始时对结局的预见程度确实不太可能。从该理论不堪一驳的情况来看，很难认为党接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由于逻辑的缘故。事情真相似乎是，党在极不利的形势下统治了七年之后心力交瘁，不愿听到人们说它的掌权是建立在人们对愈来愈渺茫的西方革命的期待上。随着成功的到来，它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又增加了，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前进，而它坚持的革命理论已经成为阻碍它发挥能量的令人沮丧的障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简单的、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斯大林说出了党想要听到的话，而一种较少辩法而较多说服力的改治论点①。 。党很少意识到它正在把自己置于何地，但接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意味着认可斯大林在1928年开始强行制定的工业化和第二年在农业中强迫实行的集体化。后者成为前者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象斯大林说的那样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而为了扩展工939业，建立劳动力后备军和简化对农民囤积的粮食强行征收的管理。这项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取得的成就是近代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一奇迹完全是在党的控制和指导下获得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党在俄国创立了一支军事力量，在得到西方支持的情况下，它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猛烈攻击。它创建了一个生产能力大大扩展了的工业体系，并且能以极快的速度无限期地使这种扩展年年增长。它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始终控制着军事力量的政府，一个创立了并以某种方式管理着工业体系的很有办法的政府。与此同时，党一直保持着对政府的控制。它对俄国社会进行了必要的相 ?应变革。它为把农民变为工业劳动力进行了扫盲，它训练了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经理、技师、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如斯大林所说，这是“从上面刀由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专政强行开始的第三次革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它强加给俄国的困苦和野蛮就象马克思在叙述英国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的情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说“资本一来到世上这浑身沾满污秽，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鲜血刀。①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斯大林的革命历史属于通史范围。与此文有关的是它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历史的关联。其结果是使斯大林领导下名义上为社会主义的俄图跻身于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之列。无论怎么虚构也不能把俄国政府说成是俄国经济的上层建筑，因为这个上层建筑显然在建造其经济基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切断了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的最后联系，这一理论早已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弄得虚弱无力。斯大林的动机是借助于饿_国人的爱国主义，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建设俄罗斯祖国之间只是词句上的不同而已。只是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这个意义①E．保罗和c．保罗合译的荚文版《资本论》，人人丛书，1933年版，第843页。940上，这个政权才是社会主义的；它的现状是政治专制主义和强迫实行工业化。它确实声称已经消灭了剥削，但这个声明是根据语义学来论证的：工厂归工人“所有∞，工人不能剥削他们自己。他还声称已经消除了阶级斗争，产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是“友好力的，但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大部分是靠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强行节省换来的。党仍然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但它愈来愈倾向于由工业化所要求的行政官员组成，1931年斯大林给经理们确定职责时，他们与资本主义工业的经理们之间职责上的差异主要在于不负责广告业务①。社会主义“竞赛”引进了与资本主义工业中实行相差不多的按照劳动等级确定工资级差的制度。但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声誉，该政权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小额优惠，诸如社会医疗、支付假日工资等。工业的扩张确实提供了广泛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享受免费教育的、有才干而精力旺盛的青年更是如此。这无疑大大有利子政权的安定。它的粗暴严酷随着各种目标的实现也确实逐渐缓和下来。但是，即使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可怕困苦，这整个过程也是出奇地艰苦。在所有困苦中并非最轻的一种是长期的不安全感，其原因是斯大林惯于通过秘密警察对党和对普通人民使用恐怖手段和强制劳动。建立集体工业和集体农业的决心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这是斯大林采取的方法与某一位决心把俄国建设为强大民族国家的沙皇可能采取的方法的主要区别。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社会主义的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这也是逻辑推理的怪物，因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确定的国家或民族的概念，而且一向认为社会主义无论与国家还是民族都水火不相容。民族主义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作为封建主义的残余提出来的，就象宗教一样，民族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退化了①见《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0年版)中他对工业经理们的讲话，题且是“经济建设中的新环境、新任务”，第368页以次94l的情感属于虚假的意识，他使工人阶级极易受到较明事理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共产党宣告》确立了“工人无祖国力的原则，这一原则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所在，它把工人从消磨斗志的幻想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总是把自己称作国际主义者，但它的国际主义具有否定的含义，它期望在工人阶级觉醒到足以追求真正的本阶级利益时，民族差异干脆趋于消失。由于缺乏任何确定的国家概念，或不承认民族主义可能代表真正的文化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缺乏任何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概念。它的国际主义是十九世纪早期个人主义的残余，这种个人主义竭力要废除被认为是过时的和压迫性的机构，并且进而认为集体主义的理想形式就是简单地铲除一切障碍和阻力。这种设想使本质上具有现实主义性格的马克思的思想带上空想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对待国家的态度实质上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神学中，借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国家也将在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逐渐消亡”。马克思主义按照其对自身的理解，始终是j场阶级运动，革命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叛。阶级斗争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为“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力，根本不给一般民族的或国家利益的概念留下一席之地，也不认为有此必要。从消极方面讲，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负有镇压反革命的使命，从积极方面讲，则是创建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的实际目的究竟何在几乎是不明确的。当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把斯大林的俄国转变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这是一个近乎没有政治哲学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它有一种阐述详尽的哲学，但对于正在进行的事业来说，它却是一种并未明确而积极加以运用的哲学。结果，俄国的各种政策及其宣传的种种理论之间月．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觉察到的联系，往往倒象是为了掩盖传统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行为而装点门面而已。942由列宁建立而由斯大林继承的政权，按其自己形成的概念，是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列宁和托洛茨基都预计这个联盟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俩人都不认为农民会自愿跟着工人实行工人阶级政权的政策——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他们也不期望只占人口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够或者会胁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这一点上他们错了，就象列宁错误地以为到了一定时候与农民的联盟将为与西方无产阶级的联盟所取代一样。农民的问题不是根据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可以解决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哲学，而是靠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用野蛮强迫的手段实行斯大林的集体化计划解决的，它使农民陷入沙皇俄国也比不上的悲惨境地。从使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的意义上说，这个政策确实是成功的，但它也带来了工农业长期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到斯大林晚年，整个政权已陷于危险境地，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充分表现出一个不负责任的暴君轻举妄动，一意独行，而这一切却又以产业工人与农民间的关系是“友好的力这个幌子为掩饰。它并不代表任何合乎理性的民族利益的思想，而这正是该政权的哲学中所缺少的。同样，这个政权自认为是工人阶级政权的思想也妨碍了它的工业化政策。几乎可以说，这个哲学剩下的唯一积极的部分就是斯大林再三声称的任何反对他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人都是反革命；因此，他以阴谋叛国罪残杀了许多终身献身革命的革命家。这样，党和政府便都失去了任何代表工人阶级的正当依据，因为如果以有效地建立大规模工业体系为目的，它是无权代表工人阶级的。这个政权对待工人就象对待任何其它集团一样地实行强制，假如它真是社会所有阶级的代表，得宠的似乎就是它正在造就的由经理和技师们组成的新阶级，正如米诺万?德热拉斯那样失望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直言不讳地预言的那样。它的工业政策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之间又造成了另一种比例失调，对此，943他的社会主义的各种表白都不成其为辩护的正当理由，但这种比例失调可能是代表一种用自吹其和平意图来骗人的军国主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俄国跟那些不同于传统民族帝国主义的国家的交往方面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共产主义自身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联结，它使共产党的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人们感觉不到为什么会这样。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并没有使得俄国的工业体系通过控制西里西亚钢铁厂的产量而得到好处，也没有使他在对待波兰上变得更宽’厚些。俄国对待周围东欧卫星国的政策，总的说来，_直是利用它们来提高俄国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这些卫星国当中，在行动上唯一保持很大独立性的是南斯拉夫，它也是在战争结束时不属于俄国占领区的_块地方。共产党国家间对共同利益的态度的严峻考验无疑是俄中两国长期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能把对方作为卫星国。然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得俄国的国际倾向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很可能是事实。接受斯大林的政策实质上意味着抛弃共产主义依赖西欧工人阶级支持的理论。事实上，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种支持没有来自西欧，但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的概念防碍了对这些理由的承认。也许，除少数特殊情况外，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在基本上是自由政治的制度下具有较高生活水平和自己独立工会的西欧工人会为共产主义所吸弓f。在西方，共产主义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进行颠覆，只有在人民怨声载道的地方共产主义才行之有效，因为在这些地方颠覆成为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政治形式。当斯大林抛出他的理论时，那些社会与经济结构与俄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情形是互不相同的。一个实行农业经济、拥有众多的农民人口、受到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的国家，即使为了保持现有的低生活水平也几乎迫切需要实行工业化。在这种社会中实行工业化所-碰到的难题实质上也就是俄国碰到的难题，即积累资本和缺乏以944优惠条件获得贷款的能力；因此，资本的积累只能依靠采取与俄国相类似的强制手段。而且这类国家通常也缺乏能够抵制独裁的政治结构。因此，斯大林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成就所造成的影响是很显然的，于是共产主义在一国获得成功的国际影响使使俄国转向东方。早在1923年当列宁说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包含着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的时候，他就已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他把这种可能性归因于“帝国主义者刀，并且认为这是个不利因素，因为他以为实力较强的一边将是高度工业化的欧洲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暂时结盟之后，斯大林重提两个阵营的思想，可能他不再认为这是‘个不利因素了。总之，在一国实行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就是形成两个实力集团，分别称作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和热爱和平的，甚至干脆称为东方与西方。每一个阵营的前景如何显然取决于该阵营能否成功地把尚未表态的国家拉到自己的一边。自由政治制度的推广大概取决于能否提供一种方法取代强迫储蓄的粗暴手段。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带给俄国的艰难困苦让这样一个前景减弱了，即据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艰难困苦只是暂时的。首先把他们的宗旨描绘为建设社会主义。1936年斯大林宣布这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