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边沁那儿学到的哲学，保持着言过其实的忠诚；这使他预先注定要成为这一哲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他又对德国唯心主义产生的对立面哲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情和赞赏，他把这一哲学同华兹华斯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批判地去理解这种哲学。在十九世纪头三十多年内，这种哲学在英国主要是以相当不拘形式的形而上学思辨和柯勒律治的个人影响为代表。密尔的思想突出地具有高度朴实的品质和学术上诚实的特点，这就使得他几乎是神经质地急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同他自己哲学对立的哲学。于是，他倾向于作出比他了解的更多的让步；这些让步往往更多表现为宽容而不是批判。1838年和1840年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发表的评边沁和柯勒律治论文的姐妹篇，是他脱离他父亲影响的一种独立宣言，对柯勒律治公正一些而对边沁却苛刻一些。密尔以罕有的理智洞察力感觉到柯勒律治的哲学对社会制度性质的关心，对社会制度历史演变的关心；他感到这是英国经验论的传统所缺少的。随后，他又被法国孔德哲学的类似品格所吸弓l。因此，从广义上说，密尔的哲学在于借鉴康德哲学和康德后德国哲学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以努力修正培育他的经验论。不幸的是，密尔虽抱有坦诚态度和不抱成见，却未能同时具有实现将如此异常不同的哲学真正有条理地综合起来所必须的把握或创见；这项任务实际上占据了英美哲学家十九世纪后半期全部注意力。密尔的思想具有过渡时期的一切标志；在这个时期，产生的问题超越了解决它们的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写的书都遵循一个公式。几乎关于每一主题，他大约都以一项总的原则叙述作为开场白，从字面到内容看起来都好象是他父亲写的那样刻板、那样抽象。密尔以此表示他忠于先人的教条之后，却作了让步和影响深邃的重新阐述，以致有鉴别力的读者不会不产生怀疑，原777有的说法是不是已经被搪塞掉了。例如，他的“逻辑*讲的是经验论，可是它以惊人的篇幅承认演绎法的科学重要性，而试图把归纳过程说成类似三段论法的法则。但是密尔的认识论无法解释形式推理的逻辑强制性，除非如A．D．林赛所说：“不变的联想力成为哲学上什么活都千的女仆，可以用来解释实际事实同按肤浅的经验论假设应是事实之间的差异。密尔对培育他的哲学一直未能达到持批判的超脱态度。从表面上看，他的心理学仍然是感觉论，观念联想成为精神结构的唯一法则。他的伦理学的动机理论和价值理论公开讲的还是享乐主义盘算，而他的功利主义仍然是遵循边沁个人利己主义的严格逻辑。可是这些说法并不合乎密尔哲学的真实含义。他提出的具体界说而不是理论才真正体现其哲学的含义。因此，要对他的理论作系统评判可说是轻而易举，却毫无实际价值。密尔的哲学重要性在于它脱离了自称仍然要支持的体系，因此其重要性在于它对功利主义传统的修正。密尔在他的“功利主义》一书中阐述的伦理学说，表明他的哲学的这种缺陷，可是这本著作也是它修正自由主义的基点。开始他显然全盘接受象边沁所阐述的最大幸福原则。某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快乐是个人的唯一动机，而所有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成为社会利益的标准和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密尔借助于显然荒谬的论辩将这些命题统一起来，使这部书成为逻辑教科书的标准例证。接着他又对他的享乐主义加以界说，认为快乐可以按道德品质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这就使他的逻辑立场站不住脚，要求为衡量某一标准而制订一项标准；这在条件上就是矛盾的，也使他的功利主义完全陷入捉摸不定。因为判定快乐品质的标准从未加以说明，而且假定说明了，它本身便不可能成为快乐。整个这种混乱的根子在于密尔不愿接受把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当作判断立法效用的粗略而现成的标准，而应用该原则来判断立法的效用乃是-778边沁感兴趣的唯一目的。最大幸福原则逻辑上与边沁的心理学动机理论无关，可以同样应用于立法，而不论个人可能遵循什么样的个人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密尔的功利主义的明显特征是他竭力表达与他自己的本人唯心主义相一致的道德品性观念。从这个观点出发，边沁的名言，如果能给人们同样的快乐，“图画钉也同诗词起一样的作用力，这简直是粗鄙的胡说八道；而密尔自己的话则是“宁愿做失意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当如意的傻瓜力，这表现了一种正常的道德反应，但决不是享乐主义。密尔的伦理学对自由主义是重要的，因为它实际上放弃了利己主义，主张社会福利是与一切善良的人都有关系的事，并且把自由、正直、自尊和个人特性看成与他们对幸福的贡献之外的固有属性。这种道德信念成为密尔开明社会整个观念的支柱。．因此，很自然，他的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和他最持久的贡献应该是包含在1859年《论自由*的论文里。这篇论文给功利主义文献定下一个崭新的调子。象密尔自己在另一处所说，他父亲一代的功利主义者不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是向往开明政治，这是因为他们以为它会是具有效率的政治；当边沁从信仰仁爱的专制主义转到自由主义时，除了细节之外，他的确什么也没有改变。而对密尔来说，思想和调查研究的自由、讨论的自由以及自我掌握的道德判断和行为自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它们激起他内心一股热流和激情，这是他的其他著作里没有见过的。这使《论自由》一文与密尔顿的s雅典最高法院法官》比翼成为以英文写作的捍卫自由的经典著作。密尔相信，学术和政治的自由一般说来理所当然地既对容许它们存在的社会有利，也对享有这种自由的个人有利，但是他的论点有力的部分并不是功利主义的。当他说到整个人类都无权不让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讲话时，他实际上是在肯定，判断的自由(说服而不是被压服的权利)乃是道德上成熟的人格所固有的品质，并779且是在主张开明社会乃是既要承认那项权利又要形成一种体制必实现那种权利的社会。把个性和私人判断看作好象是姑且可容忍它们存在的坏事是远远不够的；开明社会认为它们具有积极的价值，是幸福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高度文明的标志。对自由人格的这种评价深刻地影响密尔对开明政治的评价。他并不是因为民选政府有效率而为之辩护。他对民选政府是否总是有效率深表怀疑，他丧失了他父亲具有的信心，即认为开明政治的措施例如普选制总是能被合理地用于有益的目的。他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造就高尚类型道德品格并给它以活动余地。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地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若干途径。建设这种品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能达到无法道出的目的，而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人道性质，体现人类文明的特征。假如人们认识到，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幸福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认识到它不只是与文明、教导、教育、文化那些名词所指内容进行协调的因素，而它本身就是这些事物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条件，那就不会有低估自由的危险。④密尔主张自由的论点，其显著特征是：纯政治性的问题不再占突出地位，甚至他的s关于代议制政治*的论文也是如此。他的论点是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而言。《论自由》不是呼吁减少政治压迫，．或者要求改变政治组织，而是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它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至于对自由的威胁，密尔主要担心的并不是政府，而是社会上多数人不能容忍非传统见解。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投以怀疑的目光，并且准备以人数的力量去压制塑兰塑竺塑。对这种可能性，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曾感到不①《论自由》，第3章。780安，说实在的，他们不曾想到过，他们的问题只不过是从地位牢固的少数人手中夺取统治权。老密尔曾经认定，改革代议制，扩大普选权，给予适度的公众教育，就会解决政治自由的一切严重问题。到1859年，很明显，即使在实行实质性改革之后，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并未随之而来，获得自由的问题在存在政治组织的机制下更加成为一个问题。早期自由主义从未意识到、而为密尔所认识到的是，开明政治必须有开明社会的支持。认识到政治体制乃是更大的社会范围的一部分，而决定政治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会，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发现，它给政治概念增添了重要的内容。在个人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在确保自由的问题上，社会成为第三个因素，而且是影响力更大的因素。密尔对暴虐而气量狭窄的舆论的担心，部分是由于认识到早期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的理论是不当的。同时，要说明密尔 ?这时期的明确思想含义，还是困难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同他父辈的远大希望相比，他的思想带有从幻想中觉醒的特征，也许还部分地反映了一个敏感清高而才智过人的个性同实际政治所含的平庸接触之后表现的退缩情绪，也许它还表明只说了一半的担心，即社会的民主化同个人的个性可能证明是不相容的。这种担心在十九世纪中期是很普遍的。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密尔并未对自由主义改革的传统路线丧失信心，而是相反，他对某些改革例如给予妇女参政权的评价，超过了其应有的重要性。在他的“关于代议制政治*一文里，他把脱离现实的自由主义虚幻希望——比如代议制——欢呼为伟大的发现。因而密尔关于自由的理论给人的总印象有点捉摸不定，或者甚至可能是消极的。虽然他肯定了自由的伦理价值，这是早先自由主义著作中十分缺乏的，他却没有把自由同解决政治问题的新路线联系起来。特别是他从未真正正视作为工业社会特征的个人自由问题，或正视在那种社会里沉重地压在78l雇佣劳动者身上的自由问题。当密尔从他对自由的道德价值的一般估计进而论述决定社会或国家可以对它施加什么合理限制的实际法则时，他的文章最为单薄无力。他提出的是，有可能区分出只与自己有关的一类行为，此类行为除影响行为者自己的利益之外，“不影响到旁人利益刀，对此类行为社会和国家都不应加以干涉。从字面上看，这样会把自?由归之为无足轻重的琐事，因为只影响一个人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也许对他自身影响并不大。密尔的说法没有给人以琐事的印象，因它是绕着弯子说的，而边沁则无疑是明说的。因为如果某一行为只“关系到刀一个人，那就实际意味着这一行为只应由他承担责任，因此应当听任他自己去决定。但是，恰恰是这个私人抉择的领域，密尔提出要明确加以划定。只有在存在大量的属于个人的天赋权利并不得予以剥夺时，他的说法才具有说服力；但对一个功利主义者来说，这种推理路线显然不通。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鉴于密尔赋予自由以内在价值，他不可能退到边沁的推理，认为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个人享有的只是国家给予他们的那些自由。密尔论点的根本困难在于，它从未真正分析过自由同责任之间的关系。他有时持有来自边沁的传统观点，即认为任何强制或哪怕是任何社会影响都是对自由的剥夺。可是他从不认为没有法律竟会有任何重要的自由，而且当他将自由同文明联系起来时，他也不曾想象，没有社会竟会有文明。密尔关于自由的理论所需要的是，通盘考虑个人自由对社会和法律的权利与义务的依存关系。托?希?格林竭力要给自由主义增添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当密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探讨时，他对立法确定恰当界限的标准显然很不清楚。他的结论完全不符合任何规则，而是依靠相当主观的习惯判断。于是，他认为禁止出售含酒精饮料是侵犯自由，而强迫教育却不是——这一结论肯定不能以一个人的教育对旁人782的影响比对他自己的影响更大赢得以成立——而且为了维护公共卫生和福利，他打算接受一项庞大而不明确的商业和工业的规章。尽管对原则阐述不清，出现的重要结果是密尔放弃了经济放任主义。甚至连边沁认为立法本质上就是不好的因而必须使它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格言也已经失去边沁所指的那种含义。密尔为了实际的目的，干脆把早期自由主义认为最大的自由是与没有立法相一致的教条抛到一边，并承认除法律行使的强制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强制这一明显的事实。但是，两种后果之一必然随之而来：要么立法完全不能以缩小强制这种自由主义的宗旨来判断，要么自由主义理论必须进一步考虑法律强制同非法律但属有效的强制之间的关系，而后一种强制即使在国家不采取行动时也是存在的。这是格林后来试图用“积极的自由”的学说来应付的问题。就密尔而论，他只接受社会立法的需要，或许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但在理论上并未说明社会立法的合理限度。 ．密尔的经济理论表现出逻辑上同样不清楚的缺陷，因而也易受到类似的批评。他实际上是以李嘉图的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在原则上他从未明确放弃这种立场。可是，他后来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把某些带普遍性的避免不了的生产条件同工业产品的分配条件混淆起来；那些分配条件是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历史发展产生的。所以，他认为后者属于公共政策的事项，因而属于立法掌握的领域。诚然，在他的晚年，他愿意考虑某种程度和类型的、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控制。这种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古典经济学总的缺陷的一个方面，密尔把它归因于早期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它忽略了社会的体制性质和体制的历史成长。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仅仅就以下一点而言是恰当的，即指出古典经济学不顾历史条件，将一切经济概念看成是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从人的普遍属性和人类生活不可改变的自然条件783派生出来的一种倾向。可是，密尔对历史上的制度和人类行为的一般心理法则之间的区分，或者说体制同不变的自然条件之间的区分，同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经济区分并不相一致，因而并不能真正对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结合起来的经济困难发挥作用。密尔的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实际上放弃了自然经济法的概念，从而也就放弃了自我调节的竞争性经济制度的教条。于是，他提出了立法同经济关系的整个问题，甚至立法同保持自由市场的关系问题。可是，这种变化涉及的实际含义还很不清楚。密尔同一般自由主义者一样，对政府及其一切做法有着很大怀疑。他怀疑它所做的事也许干不好。因而，他喜欢个人的主动性并顾虑家长式统治，虽然他反对后者是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密尔的经济思想，总的说来象他的社会哲学一样，实际出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而产生的满腔道德义偾，他说，资本主义分配劳动产品“给予劳动的比例几乎是颠倒的。刀很难对密尔的自由主义作出公正而又持同情态度的评价。由。于已经陈述过的理由，把它说成是白费力气地往旧瓶里装新酒的典型例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他表面上阐述的理论——关于人一性、道德、社会以及关于政府在开明社会中的作用——都不足以承受他赋予它们的内容。然而，这种抽象的分析和批评，既不是一种同情态度，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不妥当的。他写作的明彻(虽然经’常是表面的明彻)、他表现出的宽厚和坦诚(这经常使得他的缺陷更加突出)以及他几乎是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世袭继承人的地位，这一切都对他的意见产生影响，同他能够提供支持自己哲学论点的?意见相比大得不成比例。将以下判断应用于不断关心以证据作为i理论根据的一位思想家，似乎是荒谬的，即密尔最重要的见地是凭’直觉的，显示出对社会义务的高尚道德感和对社会义务的深刻觉784悟。如果不提密尔哲学体系缺乏连贯性的弱点，他对自由主义哲学的贡献或许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他对功利主义的说法拯救了功利主义伦理学，使它不再是千巴巴的教条，人们长期以来指责它的道德价值论只是以计较快乐和痛苦来解释。密尔伦理学的中心道德观念同康德的一样，是真正尊重人，是对待人必须充分顾及与其道义责任相称的尊严，没有这种尊严就谈不上道德责任。说密尔的伦理学是功利主义的，主要在于他认为人格的价值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在自由社会的实际条件下所要实现的东西。第二，密尔的自由主义承认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是件好事，并不是因为它能有助于实现某种隐私的目的，而是因为自由是造就有责任感的人的真正条件。人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发展自己天生的特性和能力，这并不是寻求快乐的手段；确切地说，它是幸福的实质部分。因此，好的社会必然既容许自由，又能为人们过自由．而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提供机会。第三，自由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对社会也有好处。用强迫的办法不让一种意见发表，既是对持那种意见的人使用了暴力，又剥夺了社会从自由进行调查研究和提出批评意见中所能获得的好处。事实上，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这两条要求是密切关联的。对社会来说，通过自由讨论的过程决定各种意见的成立或不能成立，这不仅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而且事实上是唯一可以产生适宜于享受自由讨论权利的人们的社会。第四，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开明国家的职能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它不能只靠不立法使得它的公民自由，或者仅仅由于消除了法律的无能为力就认为存在着自由状况。立法可以成为创造、增加机会和使机会均等的手段，而自由主义无须对它的应用施加武断的限制。它的局限由它的能力所决定，它以所能支配的手段来维护并向更多的人提供使生活更近人情和较少强制的条件。785社会研究的诸原则密尔的自由主义政治和伦理理论，主要是在他的《功利主义*、s论自由*和“代议政治*等著作中加以发挥的，大部分保持在英国传统的主题和观念范围之内。他所作的非常重要的改变，被他错误地认为只是修订和增补。但是，密尔也逐渐认为，功利主义社会哲学存在总体性的缺陷，他便以开朗的胸怀竭力去理解并利用其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些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边沁时代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人类天性(据认为在一切时间和地点普遍都是一样的)的少数普遍法则出发，直接应用于人们在特定社会、特定时间和立法体系的特定结构之内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因而，老的功利主义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体制的重要性，或者可以这么说，事实上体制是介于个人心理和某时某地具体实践之间的第三现实。第二，由于没有认识到体制是重要的现实，因此，未对．历史成长或发展的因素给以应有的重视。密尔对社会哲学的这两、点新增思想同外国的影响联系起来：既含糊地同德国唯心主义和。“柯勒律治派”联系起来，又明确地同奥古斯特?孔德联系起来。密尔认为孔德提供了当时需要的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用它来支持诸如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范围更为有限的科学)和对社会成长的?普遍法则的阐述。简言之，这就是社会学和“三阶段刀法则。密尔上述两点想法是十九世纪中期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想，它们终究要导致重要的后果，但是在短期内只标志观点上的改变而不是取得了任何具体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德的哲学是卢、梭肇始的对社会进行思考所达到的高峰。卢梭开始提出的神秘的总意志观念，把社会这一概念作为集体实体，具有自己的特性和价值准则，并超越于其成员的目的和意志之上。对法国革命的反抗使这种观念在十九世纪初社会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孔德主要是786从罗马天主教的寺旧派如博纳德和德?梅特尔那里接触到这一思想。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实际上是这一总趋势激发出来的另一不同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一思想的更进一步发挥。孔德的贡献与其说是什么新发现，倒不如说造成了一种希望，使空想可以为科学所取代，对社会这个概念可以加以分析，它的法则可以用与实践经验检验的准则相符合的方法去发现，而社会体制同人性之间的关系则可详加探求。因此，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孔德的哲学并不是顶峰，而是开端，是可以将社会研究的全部巨大努力置于现代科学的范围之下定出的年代的中间出发点。从这个角度考虑，它只不过提出了任务，这项任务的复杂性才只是模糊地被认识到，还没有取得惊人的成就。从孔德的时代到现在的历史乃是新问题、新方法、新的研究领域，甚至乃是产生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那样全新科学的历史。孔德哲学的这一根本目的出于明显的原因，引起了密尔的强烈共鸣。它是自由主义学说核心信念的扩大，相信人的关系能够服从于理智的了解和控制。孔德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的总计划，一时看来同他的第二个想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第二个想法是值得怀疑的见解，即认为该科学的主要成果将是发现支配社会的成长和发展的“法则”。认为那样一个法则可以勾画出社会的正常或标准演进的路线，一切社会一般说来都可以期望按此发展，但根据环境可以容许某种程度的变化。这项迷人的想法，利昂?布伦锡维称之为十九世纪社会思想的“可爱的恶习力，从几种不同的、可以说逻辑上各异的来源获得支持。它已经得到当时正在发展中的从杜尔戈和孔多塞那些革命前的思想家那儿继承下来的信条所接受，还以不同的形式包含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黑格尔派引入社会研究的历史方法中。而且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想要证明的，它至少似乎要同生物进化论携起手来，在达尔文之后生物进化论成了十九世纪科学关注的中心。787在这几种思想的指引下，当时看起来已汇合成为一个观点，“比较方法”几乎在所有研究社会的学科中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总的说来其结果虽然大大扩大了各种不同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信息的范围，但就主要目的而言，成果在整体上是令人失望的。现在也许很少有哪个人类学者接受这样的假设，即认为各国的文明实际上是按照什么通常的成长路线发展的，或认为根据人们已知的社会变化原因，有任何理由希望人类文明会按照那样的路线发展。①虽然如此，当密尔接触到孔德的哲学时，上述这种想法已经相当肯定地成为当时公众意见的一种趋势。他立意要把沿袭下来而他认为具有局限和偏狭之见的社会哲学充实起来。于是，他既接受了创建总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又接受了把它变为历史哲学的希望，虽则在某些方面有所保留。当然，要使它们同他思想中固有的一1日想法交织起来，对他来说是太晚了。在他的《自传》里，他列举孔德和柯勒律治导致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人的思想发展可能有某种秩序，某些事物必然位于另一些事物之前，政府和公众指导人可以对这种秩序起某些影响，但不是没有限度的；政治体制的一切问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不仅会有而且应当有不同自每体制}政府总是要么在社会权力最强者的手中，要么将移到他们手中；这个权力是什么状况并不取决于体制，而是体i制取决于权力；任何一般理论或政治哲学是人类进步的理论前提，而且，历史哲学的作用也是如此。③要给这个句子作一个完整的解说，就必须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进化伦理学和进化社会学的实体部分加以评论，它们大部分是j’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 r①关于历史法则概念在方法论上的困难，参见卡尔?波珀(Karl Popper)~“辱．i史循环论的贫乏”，载《经济学》(上’c0月Dm记n)新集第n~(1944年版)，第86页、第ll爹0页；第12卷(1945年版)，第69页。还参见托马斯?兰登．索尔森著《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1970年版)。 。②“自传》(Autobiography)(1873年版)，第162页．788从密尔和格林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观点中引伸出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密尔的思想是带纲领性的。自由主义总是说，它是以经验论为基础，但是人们所理解的经验论意指一种个人心理，是从洛克认为在他的“人类理智论*里最初提出的“观念的新方式力发展起来的。如今看来，个人心理是不够了，必须以对社会体制特别对其成长的研究来补充。方法仍然是经验论的，但那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的经验论。因此纲领涉及广阔的范围，而密尔肯定对涉及到的所有领域知之不多。假如思想“可能的发展有某种秩序力，那么，以历史归纳法来说明那是什么样的秩序必然是可能的。如果存在“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刀，那么，说明道德观念的演变以及各种道德观念存在的社会体制的成长必然也是可能的。最后，用广泛的比较方法来表明精神的养成与文明进步的相互有关也必然是可能的。如果以上要求全部达到了，那就的确可以证睨自由主义是以“人类进步的理论力为依据，它是政治发展的顶点和总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期望各国的政治体制经过逐渐的演变过程变得开明起来，这在当时是可能的，也许甚至是言之有理的。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还不曾揭示出潜藏在比较法中的困难，更不用说其谬误之处了。可是密尔1873年写上述一段话时，也许还没有预见到这项雄伟的构想，他把握住的是既稳妥而重要的两个观点。第一点是政治体制依赖于社会体制，第二点是社会具有心理的性质。第一点同他对早期自由主义者总的批评是一致的，即他们不了解个人的心理可以适应各种广泛的体制和历史环境。因此，在法理学上，他们对主权的解释对于特定的人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服从的习惯”。① 自由主义和进化论有机结合的最好例证，连同以彻底的历史归纳法来认真检验其判断的企图，见L．霍布豪斯的社会学，特别是《演进中的思想》(Mind胁Evolu—tion)(1901年版)和《演进中的道德》(Morals加Evolution)，两卷，(1906年版)。两种书都有新版。789在经济学方面，密尔认为，他们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归之手不可改变的心理需要。密尔在他的《论自由》一文中提出自由主义政治有赖于对个性在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尊重，从而含蓄地作了同样的批评。意识到社会的存在并意识到个人行为总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社会性，这事实上是密尔思想的重要特征，即使他并不一贯清楚地看到那包含着多少内容。第二个主要的见解，即心理学而不是生物学是社会行为的基础科学，这也是密尔同孔德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他坚持英国搞社会研究一向流行的立场。他的结论可能部分为以下事实所决定，即他的思想的形成是在生物进化因素被考虑进去之前；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结论是正确的。正如斯宾塞的进化哲学所表现的，试图把社会和道德发展直接同有机体的进化联系起来是个把二者都弄糊涂了的错误。另一方面，人们无法理解密尔怎么可能以他一贯宣扬的联想心理学来解释他所说的精神“可能的发展有某种秩序”。因为观念的联系实质上意味着解释精神发展所要求的唯一过程就是习惯的形成，而与习惯相联系的观念并不决定于精神，而是决定于环境。在这一点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