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卢梭和黑格尔柏克被人们正确地看作是自觉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几乎政治保守主义的一切原则都可从他的言论和时事论著中找到。他赏识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及其习俗的宏伟力量，尊崇既定制度的智慧，尤其是尊崇宗教和财产，对制度的历史变革具有强烈的连续感，并且相信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要使制度脱离其轨道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他对使社会成员安于其不同等级的地位的忠诚之心在道德上深为满足。主要问题当然不在于说柏克之前不存在保守主义思想，而是说在他之前不存在保守主义哲学，这恐怕是正确的。他确实意在维护一个已经对英国政府失去控制权的政党的特权，但是他的思想的应用却要比捍卫辉格党寡头政治广泛得多。由他带头反对法国革命的反动正是一种转变的开始，把那时流行的社会哲学从进攻转向防御，并由此而转向新的着重点，即强调稳定的价值，强调稳定所赖以维系的习惯的威力。要说新保守主义主张维持现状不动，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地含有柏克零星发表的所有原则，前者是鼓吹在德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典型。但是，这一哲学思想所处重要地位的上升，标志着变革势力愿同稳定势力携手合作的时代。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自由派也希望通过演进而不是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欧洲政治观念气候发生这一变化的普遍性，从柏克与卢梭基本思想的惊人相似之处表现出来。表面上看，两人并无共同之处，柏克还在同卢梭有段浅交之后不放过机会以轻蔑的笔调记下了他对卢梭性格的印象。然而，卢梭对城邦的怀恋同柏克对民族传统的崇敬却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以对社会的新崇拜取代对个人的旧崇拜的阶段。虽然柏克与休谟在保守的性格上基本相同，而且两人69l都认为自然法体系不能成立，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却依然彰明较薯。休谟保持了对实际动机和目的的偏好，一向以功利主义的气质为特征。如果说有什么能在他平静的心中直接激起不信任和厌恶，那就是“热情”。在摧毁了对自然法的崇奉之后，他认为无必要树立新的崇拜对象以取而代之，在他看来，对社会的崇拜也并不比其它崇拜更好一些。对柏克来说，如同对康德一样，自然法伪科学的灭亡正是可以建立“理性的信仰”的机会，而诚挚信仰的热情则为保障真理而克尽其责。要说柏克有套政治哲学也许有些过甚其词。他的思想散见于历次言论和论文之中，这些都是由当时的事件所引起的，尽管其思想表现了前后一贯性，而那是有力的智慧和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印记。确实，他除了对当时参与的事件作出反应之外，没有什么哲理可言，对哲学史也知之甚少。因此，他并不认识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反对的自然法体系同整个近代欧洲学术史之间的关系。他甚至不可能就他对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问题发表的意见作出系统形式的表达，更不可能把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归结到宗教和科学的更广泛的问题上去。然而在柏克这一代之后，黑格尔试。图说明的正是这种更广泛的关系。柏克对黑格尔说不上有什么直接的影影；黑格尔似乎从未提到过柏克；然而卢梭对黑格尔的影响却很大。但是柏克认为当然的事正是黑格尔所打算证明的，即证明那些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社会传统可以把它们置于社会进化的总系统，之中。黑格尔还加上了柏克所未想到的东西：这种演进的理性形式可以使之成为普遍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研究的方法。692第三十一章黑格尔：辩证法和民族主义黑格尔的哲学志向宏大，以彻底改造近代思想为其宗旨。政治问题和政治思想是他的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同宗教和形而上学相比，却只居第二位。广而言之，黑格尔的问题自近代思想发端之始就长期存在，而且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而日益尖锐，那就是，按照科学的目的以认识自然秩序，同按照伦理学和基督教宗教传统所含的自然秩序概念之间的对立。在黑格尔从事哲学教育工作半个世纪之前，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使这种对立尖锐起来。休谟指出了“理性刀一词隐藏的含混之处，从而使自然法体系的原理本身成为疑问。卢梭把心灵的理性同头脑的理性对立起来，实际上把道德和宗教看成是感情问题。康德则通过划分科学和道德的各自领域，并将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作最尖锐的对比，试图以此保持科学和道德各自的自主范围。以上三种哲学乃是启蒙时代的代表性结论，它们建立在分析原则的基础之上，即分而克之。针对这些学说，黑格尔提出了更加大胆进取的综合思辨原则。他认为，可以赋予道德和宗教以逻辑的理据，但只有在凌驾于科学所使用的分析逻辑之上，找到一种更新、更强有力的综合逻辑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宣称，它所提出的是一种扩大了的理性概念，这一概念应当把休谟和康德的分析所分割开来的概念加以复合并包括在内，这个哲学体系的中心乃是建立一套新的逻辑，旨在使新的认识方法系统化。他把这种逻辑称为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的优越性在于具有能够阐明事实范畴与价值范畴之间的必695然逻辑关系的能力。因此，辩证法提供了理解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一种新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它提供了关于价值的严格理性标准以代替自然法——虽然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按照新的定义来解释的——因为自然法在哲学上的弱点已由休谟加以论证，它在实践中的弱点更明显地为法国革命所证实。历史的方法然而，就事实而言，黑格尔的哲学并非全然由形式的考虑或由上述那样高度的抽象所决定。法国革命在欧洲政治史和学术史上都划了一道大的分界线。革命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以及它以对小国的帝国主义进攻而告终，所有这些引起了对革命的反动，甚至在那些起初曾以满腔热忱信仰人权的人的心目中也弓I起了对它的反感。在反对革命的人当中，例如柏克，得出了一种看法，认为革命的过火行为乃是它的革命哲学的应有结果。于是，有人对民族传统和习俗尊崇的事物赋予新的价值，那些东西本是革命分子所嘲弄的对象。此外，拿破仑战争已将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政治体系摧毁。政体的重建成为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已由事态的发展所证明，不能再求助于诸如人权的抽象概念，因为人权的抽象概念业已证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法国革命越来越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和虚无主义的，它所依据的哲学被描绘成按照任性的空想作出改造社会和人性的教条式努力。这基本上也就是黑格尔对法国革命以及作为其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的评价。呈现在他和其他许多人面前的国家重建问题，表现为重新确立民族体制的连续性，从过去．的民族团结中发掘源头并确认个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依赖。就黑格尔的情况而言，这种推动并不纯粹是一种反动，虽然继法国革命，之后出现的浪漫派中世纪主义往往带有反动的色彩。从宗旨上看，这种推动是建设性的，但它极为保守，如果有谁愿意，也可称之为696反对革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是某种革命与恢复的象征。它认可有生气的社会力量摧毁陈腐过时的制度，但它赞美民族的创造力以重新建立稳定。无论是摧毁还是建设，黑格尔都不认为个别人的意志能起多么重大的作用，而是社会内在的非个人力量自身在起作用，确定自己的命运。黑格尔的历史方法的概念，在他的心目之中意味着一场彻底的学术革命，他的哲学就是这场学术革命的代表。他在说明这一哲学时往往流露出权威口吻，这并不全是出自学术上的骄傲自负。毋宁说，这反映了他认为自己的思想运用了一种门外汉所无法掌握的方法，而且也无法按照逻辑学家感到满意的方式加以表述，只要那些逻辑学家还没有学会逾越逻辑分析的局限。以罗列属性等等办法，是无法在评价国家的性质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必须将国家作为有机体来理解。正如人们想以列举上帝的属性来领会其性质时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①当然，问题在于这种方法是否的确意味着不诉诸神秘主义或诉诸权威，虽然黑格尔本人并不认为是这样的。他设想通过理性能在事实背后察觉出宇宙的力量，而且他认为这是比具体的事实或事变更为真实的力量——诸如国家的力量——是否实际上只不过是抽象的过程呢?辩证法作为进行社会研究时领会有机的整体所运用的逻辑工具而言，是否真正能作出确切的方法论的表述，以便能对它宣称的论点进行批判的检验呢?最后，如果上述问题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对于历史过程的综合理解是否能明确地解决因果关系解释与道义评判的结合呢?而在休谟与康德看来，因果解释与道义评判是根本上不同性质的。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如何评价，取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对于辩证法——无论是黑格尔①《法哲学》(Philosophy D，Right)，第269节，增补。以下引文均出自T．M．诺克斯的译本。697的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_宣称它是理解社会现象及创建正确的历史科学所不可缺少的新的逻辑工具，究竟如何评价，也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民族精神不论黑格尔的结论正确与否，他的思想渊源与他最后塑造的哲学所展示的逻辑严密性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术语之间并无多少关系。他的主要思想出自年轻时代研究欧洲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历史得到的启示，只是到后来才归结为他出版著作时所惯用的一套词句。①黑格尔年青时代的主要兴趣是宗教甚于政治。他的思想发端于赫德尔②和莱辛，④得自他们的如下观念，即认为世界宗教的延续过程乃是宗教真理的不断揭示过程和对人类进行某种神学教育的过程。后来，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把这一观念加以发挥，提出过程乃是由“潜在可能性力求实现其自身开始*，tc实际扩展到它潜在可能一向能达到的程度为止刀。这实际上含有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成分，这一点也是自莱布尼茨④之后德国思想界所固有的认识。黑格尔还从赫德尔和莱辛那里得到这一思想，即认为宗教信条和仪式既非全属真理，也非纯系迷信，而是象征精神真理所借以表现的一种外在形式。它们既是当时的时代所需，同时又只具有转瞬即逝的价值。从这种批评和评价的方式不难看出辩证法的①这一点首先是由威廉?迪泰在《黑格尔青年史》(Yugendgeschichte tIegels)(1905年版)一书中提出，以后由T．L．哈尔林在《黑格尔，他的宏愿和他的著作》两卷~(1929和1938)中加以详细发挥。②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yon Herder，1774--1803)德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也是路德派神学家，在德国文艺复兴中起过重要作用。——译者．③~@(Gotl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对德国文学发展影响很大．——译者④~(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数理逻辑的先驱。——译者698萌芽。黑格尔和他同时代最杰出的德国人一样，也被影响滦遗的；希腊学说的复兴所深深打动。他很早就形成一种看法，认为西方‘r文明是两大力量的产物，其一是希腊自由思想的智慧，其二是更为深刻的道德与宗教的悟性，后者他认为是来自基督教。从学术上看，如果以基督教神学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比，他不得不得出基督教正处于衰落过程的评价，然而他又坚信基督教给西方文化在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度体验却是希腊哲学所缺少的。当黑格尔萦思这一问题时，也许部分是在孟德斯鸠对自然法的解释的指弓I之下，他逐渐认识到雅典的哲学和宗教乃是城邦整个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神秘主义、厌世主义以及基督教对世俗世界的厌倦则是同失去市民自由以及同一种新观念的诞生所出现的阵痛相互关联的。这种新观念就是世界范围的人本观念。就这样，黑格尔早期的宗教思维把他心中的各种观念集中到启蒙时代思想、尤其是德国启蒙时代思想蕴涵的观点：即认为所有的文化要素构成一个整体的单元，在这个单元中宗教、艺术和道德j相互影响；认为构成文化的各分支全都体现创造它们的民族的i薛精神力，即该民族内在的智慧禀赋；一个民族的历史乃是该民族安现并展示它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的过程。随着黑格尔i进一步思考这些观念，他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他体察出这一过程乃，是三段式的过程：第一个时期乃是“天赋的力、快乐而年青的阶段，但基本上又属于不自觉的、自发的阶段；第二时期是痛苦的受挫．阶段，在这个时期精神“转为内省弟，失去了自发的创造性；第三时期乃是在更高阶段上“回到自身”的时期，它包含通过挫折在新的时代获得的悟性，这种悟性把自由同权威与自制统一起来。整个全．过程就是他称为的“思维力。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大规模地运用西方文明的历史来证明上述观点。处于创造时期的希腊城市代表第一个时期；苏格拉底和基督教代表第二时期；以宗教改革开始出现699的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则代表第三时期。民族的精神乃是世界精神在其历史发展某一特定阶段的体现。每个特定的民族精英只应看作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个体。①这一个体的价值要按其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加以评定；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在世界历史的国民精神中具有地位。一般地说，这种观点已经是人们熟悉的德国思想论调。早在黑格尔之前多年，赫尔德就曾经说过，日耳曼一向具有而且将永远具有“确定的民族精神”，黑格尔的同代人施莱尔马赫也曾说，“上帝给地球上的每个民族分派了确定的任务力。这种信念绝不是说去相信历史博古学家的启示力量，对黑格尔来说尤为如此，毋宁说这是在煞费苦心地探索民族的神授使命。在普及宗教方面，黑格尔寻求的是比启蒙时代的理性宗教更少空论，也比教会正统不那么愚顽的东西。在社会研究的各学科方面，他的思想以下述认识为指导，即各种思想和制度必须看作是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掌握它们的历史乃是理解它们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现有价值和未来作用的线索。用席勒的一句名言来说，世界历史乃是世界的法官。黑格尔的早期政治论述，更具体些说，对德国政治的论述，也表现出类似的宗旨与构想。在他看来，精神受到挫折——他认为这是基督教兴起的关键——这种状况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正后，也正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标志，也是他所企求或者说他所预见德国即将发生伟大的社会与精神变革的关键。在德意志的精神同德国政治的实际状况之间，他发现存在一种完全脱节的现象。在他看来，这既是悲观主义和无能为力的根据，也是新的希望和开展活动的基础。1798年，当时他无疑仍处于法国革命所点燃的青春热忱①参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矿ttistory)一书中对哲学史的陈述。载于该书绪论，第3节。英译者J．西布利，博恩书屋，第55页?700的激情之下，他写道：默认事物的现状、绝望心理以及耐心忍受庞然大物压倒一切的命运这种状况，已经转为希望，转为怀抱期望去争取不同命运的意志。憧憬更加美好、更为公正时代的想法已在人们灵魂中活跃起来，渴求更为纯洁、更为自由状态的欲望激励着每一个心灵，并使之从现存事态中脱离出来。……如果高兴，你也可称之为狂热发作，但是这种发作将以或者死亡、或者消除这种病症的起因而告终。①毫无疑问，黑格尔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过分热中手相信体现民族生命的各种制度的根本正当性质——然而他的政治著作既是预言，同时又是呼吁。但这一呼吁与其说是呼吁民族的各个成员起来实行自助，勿宁说是向民族的集体意志提出呼吁。有些人竟然以为，体制：宪政和法律可以在它们已不再同人类的道德、需要和宗旨相一致的条件下继续存在，以为它们在失去其意义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以为当谅解和感情所赖以维系的形式已不再具备原有含义的情况下还能保有约束民族的力量，这些人是多么愚昧无知呀l这类体制必须变革，或者让位于体现民族愿望的新形式。问题在于必须采取何种新的体现形式。这一思想在黑格尔于1802年写的“德意志宪法*一文中得到阐发和具体化，还特别联系到德意志当时的现状。②这篇文章以“德意志已不再是一个国家”这个引人注目的提法开篇。黑格尔在这篇文章里对帝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没落作了极为出色的分析。他论证说，德意志实际上已变成只不过是由相互独立的各邦形成无政府状态的集合体而已。德意志这一名称其内涵只意味过①《论符腾堡内在的新事态》(Uber如neuesten hmern VerhiiltnisseWiirttemberg)(1798年版)，著作集(拉森编)，第7卷，第150页以次。下面的引文载干第15l页。②《德意志宪法》(D如Verfassung Deutschlands)(1802年版)，著作集(拉森编)，第7卷，第1页以次。70l去的伟大，但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已同欧洲政治的现实全然不相符。具体地讲，必须拿它同近代君主国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创建的统一的民族政府相对比，这种统一的民族政府在意大利和德国却未能发展起来。不过，历史的分析显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黑格尔的目的是要提出问题，德意志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德意志国家黑格尔十分恰当地找出帝国软弱的原因在于各个局部独立行事和地方主义，把这些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性的缺陷。就文化而言，德意志是一个民族，但他们从不懂得局部服从整体的道理，而这是建立民族政府必不可少的条件。帝国除了各个局部授予它的权力之外并无权可言；、现存政体除了使国家陷于软弱地位之外，事实上别无目标。各个自由城市、各个独立的王侯、各个等级、行会以及宗教派别都各行其是，吸去了国家的权力并使其行动陷于瘫痪——所有这一切，在治理帝国的过时封建法律中都可以找到充分的法律上规定的权力。黑格尔辛辣地讽刺说，德意志的座右铭是：即使德国灭亡，也要执行正义。这是因为完全把私法和根本法搅成一团。立法、司法、教会和军事特权就象私有财产那样进行买卖。从黑格尔对十九世纪初德国状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往后的政治学说具有两大特征。第一，他把德国各个局部独立行事视为以无政府主义的爱好来对待呼自由力，误以为自由就是没有纪律和权威。他把这种“自由刀同“真正的自由力加以对比，后者只能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建立。因此，一个民族的获得自由，在于摆脱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和创建全民族的政府。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由同英国和法国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毫不相干，不如说他把自由理解为民族自决权力的品格在个人身上的反映。第=，黑格尔采取了以私法同，公法或根本法加以对比的态度，这一点是同英国的政治思想大相702径庭的。这相当于他后来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比，后一对比成为他完成了的政治学说的典型特性。按照对德国弱点的诊断，黑格尔给国家确定的定义是，集体保护其财产的团体；它唯一的根本权力是建立足以达到此目的的民政和军事机构。①换言之，国家乃是事实上的强权，它诚然是民族统一和自我管理的民族愿望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它是民族意志在国内和国外得以有效实施的权力。一个国家的存在，同任何不妨碍建立统一政府的缺乏划一性并无矛盾。至于政府的确切形式，黑格尔认为除了君主制是必不可少的之外，其他都无关紧要。他认为国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在整个国家治理的范围内强求民事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划一。可以存在特权阶级，也可以存在习惯、文化、语言、宗教的广泛差别。’实际上，他把共和制法国实行的中央集体政府打上了“迂腐”的印记，说它企图包办一切，并把本国人民降到只不过共同具有公民身份的水平。黑格尔同琼?博丁一样，认为民族立宪君主政体乃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必然形式。他认为，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经验证明，封建制度的消灭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只能通过君主政体才能实现，而这一过程本身便构成了“自由”。从这些地理上的国家成长为政治上的国家那个时候起，才开始了这些国家拥有权力、财富和该国公民根据法律享有自由条件的时期。④黑格尔这一判断的历史准确性是无须争辩的。同时，他显然提出了拯救德意志的方略，这种方略在英国人或法国人看来，会认为是政治上的倒退。同样明显的是，黑格尔所说的“公民的自由条件”之类的话决无法国所说“人和公民权利”的含义。①s德意志宪法》(1802年版)，著作集(拉森编)，第7卷，第17页。② 同上著作集(拉森编)。第7卷，第109页。参看“厉史哲学》第4部分、第2节、第3章有关君主制起源的论述。7031802年，黑格尔在提出君主制的历史任务的同时，还把德国的统一和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伟大军事领袖的出现，虽然他认为这样的领袖必须自愿接受宪法的限制，并且必须拥护德国的统一，把它视为自己的道义事业。他着重指出，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决不可能通过大家的同意或以和平散布民族感情的方式加以实现。他尖刻地指出，烂疮是不能用薰衣草香水来治好的。国家是在战争而不是在和平之中才表现出它的奋发精神并上升到它的潜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在黑格尔的心目中，近代政治中有两个英雄人物，这就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法国的黎塞留。他称《君主论*为“真正的政治天才之作，具有伟大而纯正的构想，最崇高、最宏大的宗旨。刀①因为私人的道德规范并不能限制国家的行动；一个国家没有什么要比维护和加强自己更高的职责。黎塞留的敌人——法国的贵族和胡格诺派教徒——的被打倒，并不是败倒在黎塞留个人的手下，而是倒在他所代表的法国民族统一的原则之下。黑格尔还加上非常足以代表他的历史哲学特点的一个警句：“政治上的夭才在于能把自己同某一原则联系在一起。”②早在1802年，黑格尔已经坚定地相信德国的近代化要求有一个铁血时代，但那时他的希望集中于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后来他的效忠方向转移了，。那是南德意志人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常见现象。用较长篇幅叙述《德意志宪法*这一早期文章，看来是值得的。这有两条理由。首先，黑格尔在1802年是作为政论家发表见解的，没有那一套令人迷愕的辩证法的抽象加以装点，那套辩证法的抽象使他后来发表的政治哲学变得异常艰深。然而即使没有那套逻辑工具，他的主要思想已经摆出来了。一向有人颇似有理地提出，黑格尔在l 802年的雄心不下于要成为德意志的马基雅维利。他的①《德意志宪法H1802年版)，著作集(拉森编)，第7卷，第113页。②同上著作集(拉森编)，第7卷，第108页。704思想的最显著的品格在于，他已经牢牢地领会了历史的实际和某种冷酷的政治现实，这使他坦率地把国家同强权视为一体，并以国家在国内外推行民族扩张的能力来估量它的成就。他在那时已经把国家看作是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精神体现，看作是“自由的真正王国，理性的观念正是在这个王国之内实现其本身的。。国家正是以这种地位高于并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安排，也以此区别于支配其公民行为的私人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潜力的实现，对于推进文明事业是具有终极价值的贡献，是世界精神不断得到实现的时刻，也是对其公民的私人事业赋予尊严和价值的源泉。他那时已把个人的“自由力看作是自愿致力于民族自我实现的事业，这种献身同时也是个人的自我实现。民族君主制的国家那时已经被描绘为立宪政体的最高形式，被说成是近代政治的独特成就，在这种政体下，理想地存在着自由与权威的完美结合。黑格尔认为这种政体能使陈腐过时的封建主义自行其是的制度升华为执行民族生活的职能。他赞同并接受法国革命的后果，但他对革命学说的个人主义思想持绝对不同的政见。他同许多他身后的德国人一样，把个人主义解释为对利己主义进行似是而非的美化，解释为个人的任性和豪门对社会的统治。他提出历史乃是道德与政治的启蒙源泉的观点，这已不单纯是诉诸经验的问题，而是出自一种信念，认为观念与制度的演进反映了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因果的必然，又是伦理的必然。其次，《德意志宪法》一文显然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与其说是为科学目的不如说是为道义目的所支配。他在该文开头部分解释文章的目的是要促进人们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理解它们，是要展示政治历史不是按武断而是按必然的方式发展的。人的不幸产生于客观存在如何同他的主观愿望认为应当如何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而招致的挫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把事物想象705为只是互不相关的细节而不是“由精神支配的系统”。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使之协调，认识什么是必然并自觉意识到必然的东西也就是应当成为的东西。这是黑格尔后来用一句名言加以概括来明确表示的原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力然而，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无论在读他的早期文章还是读他后来的《法的哲学》时，都不会据此体会黑格尔的意思是宣扬政治上的无为主义或者单纯主张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必然芦并非现状，不过是德意志的近代化和民族化。“必然刀是一种道义上的必需，而不是自然地不可避免，或仅仅是可取的，而是一种道义上的事业，能够获得人们的效忠和献身，使他们把自己同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个人的微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