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之上。马基雅维利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外，别无他法可循。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一会儿是古罗马共和国的热情崇拜者，一会儿又推崇起专制主义来了。马基雅维利所谓的腐败一般是指个人的品德败坏，公民缺乏诚实和献身精神，使政府不能依靠民众。在这个社会里，有许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和暴①《论述》I，55．398力事件，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和平与公正遭到破坏，秩序混乱、不团结、目无法纪、不诚实以及轻视宗教等现象层出不穷。他认为，共和政体在瑞士和日耳曼某些地区还是有可能行得通的，因为那些地方还保持着公民社会的生活，在意大利可不成。当必要的美德败坏了，就不可能再使之恢复，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有秩序的统治，除非凭借专制暴君的权力。不但是道德败坏，还有人的贪得无厌的本性，使竞争和斗争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成为正常的现象。一方面，这说明了使每一个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步骤都随时可能遭到挫折的缘由：“由于人们不懂适可而止，就总是犯错误”。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个健康的社会之所以具有稳定性在于敌对势力处于均衡状态。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强盛的秘诀在于贵族和军民之间的抗衡。由此可见，这种抗争产生了支撑伟大罗马的独立而又坚强的性格。在享有合法的极大威望的明智统治者的指引下，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势力可以成为说明罗马人之所以是个好战而进行征服的民族的主要原因。据此，马基雅维利再次陈述关于混合或平衡宪法的古代理论。他在。论述，的开头部分几乎还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波利比厄斯在*历史*的第六册中叙述过的关于宪制周期的理论。应该承认，他这样做是不太适宜的。他想到的平衡并不是指政治均势，而是指社会或经济均势——受到强有力的君主所制约的各敌对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就这方面而论，对马基雅维利哲学的系统理论还必须以博丹和霍布斯关于君权的思想观点来补充。万能的立法者马基雅维利不断论述的第二个普遍原则是关于法律制定者对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由一个人单独建立，而他所制定的法律和创立的政府便决定了他的臣民的民族特性。社399会道德和公民美德概念产生于法律。社会一旦腐化，其本身是无法改造自己的，而必须由一名法律制定者来解决问题。他可以使社会恢复到它的创建人最初所确立的健全原则上来。然而，作为一项普遍规则，我们必须假定，要很好地建立起一个共和国或君主国或对其旧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这是不可能或很少有可能的，除非由一个人单独地来进行这种工作。在他有了这样一种体制的设想之后，应让他独自付诸实现，这甚至也是必要的D。马基雅维利想到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国之民的整个道德品质和社会结构。他认为这出自法律制定者的智慧和远见。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只要他懂得治国之道，他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无限的。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并建立新的国家，改变政府的形式，迁移居民，并在他臣民的个性中建立起美德。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一个统治者缺少士兵，他不必怪罪别人，而要责备自己，因为他本来早就应该采取措施以纠正人民的怯懦心理和娇气。法律制定者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建筑师，包括道德、宗教和经济体制。产生关于统治者和国家的能力这种夸张的见解是有多种原由的。其一，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重复西基罗和波利比厄斯等作者关于法律制定者古老的神话而已。其次，这种见解反映了他对处于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腐败环境中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看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光凭政治天才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扭转小城市和属地的紊乱局面，并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精神和庶民的忠诚。他的时代一切条件驱使他认识到一个专制的统治者乃是国家命运的主宰。不过，除了这些历史条件之外，他自己的政治哲学的逻辑也使他得出这种结论。因为，如果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只有国家和法律背后的力量才能使社会保持一①‘论述》。I。9．400体。道德义务最终必须由法律和国家来规定。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这种想法也是由霍布斯作出系统的论述。从这一观点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用以衡量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行为的双重标准乃是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力的主要内容。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缔造者不仅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由于道德是法律制定的，他也就不受道德的约束。评判统治者的行为标准只有一个：他所从事的扩大和保持国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马基雅维利直率地接受这个结论，并将之纳入他给统治者的忠告之中，这就是使他的《君主论*声名狼藉的主要原因，尽管*论述*的名声的确也不好。他公开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使用残酷手段、背信弃义、谋杀以及其他一切手段，只要这种手段用得巧妙和隐蔽。他的行为使他遭到谴责，但行为的结果会使他得到原谅，这就很好。结果是好的，如罗米拉斯D一案[他杀了他的亲生兄弟]就会使他免遭非难。因为受到谴责的将是为了破坏的目的而使用暴力的人，而不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的目的而使用暴力的人③。由于人们处世的方式同他应该采取的方式大相径庭，因此一个人没有采取他本来应该采取的普通方式，他会发现自己走上了毁灭的而不是安全的道路。……所以，一个君主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学会不使自己总是善良为怀，而是按必要性可能提出的要求有时善有时不善。……他也不必拘泥于他人对卑鄙手段的批评，不用卑鄙手段也许他就难以保存他的国家。因为从全面来衡量，有些事情看来是美德，一旦你遵循之，却会使你毁灭，而另一些事情显然是坏事，但效法之后却使你得到安全和幸福③。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君主是机智与自我节制的化身，他同样利用自己的美德和恶癖，这不过是对十六世纪意大利暴君的理想①罗米拉斯(R0mulus)，古罗马的传奇人物，传说他是罗马城的创建人。——译者②《论述》，I，9。@《君主论》。第15章．40l化的写照而已。他是那种多少有意被夸大了的在暴君统治时代被抛到政治生活前沿的人的真实写照。尽管最突出的例子是在意大利，然而西班牙的斐迪南、法国的路易十一和英国的亨利八世也属于同一类型。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从个性上说，他推崇足智多谋而有点粗暴的统治者，并对政治上的不彻底措施抱极不信任的态度。他正确地认为产生这种措施往往不是由于谨慎而是由于懦弱。他对这一类型统治者的推崇有时诱使他作出极其肤浅的判断，例如，当他把令人生厌的塞扎尔?博基亚①抬高到明智君主典范的地位时，竞宣称他在政治上失败仅仅是由于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马基雅维利从未把他的关于万能的法律制定者的见解上升到政治专制主义的一般的理论高度，象往后的霍布斯做的那样。马基雅维利的判断受到了他对足智多谋的暴君和对实行自治的自由民两方面赞赏的影响，然而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他把二者随意地掐在一起，分别作为立国的理论和立国后的治国理论。用现代的语言可以这样说，他对革命有一套理论而对政府则另有一套理论。因此，他只是在两种特殊的情况下才主张采取专制政治，一是在立国之初，一是在改造腐败不堪的国家。国家一旦建成，必须让人民参政，君主在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并适当尊重臣民的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专制制度的强制力量是一副强烈的政治药剂。对腐败的国家和所有国家遇到特殊紧急情况时，这副药是有用的，但毕竟是副毒药，用时必须十分小心谨慎。①博基亚(Cesare Borgia，1476--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以教廷使节起家，与法王路易十二结成联盟，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地盘，后失败。但长期以来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模范君主，马基雅维利在《吾主论》中把他奉为典型。——译者。402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专制时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他对罗马共和国的自由和自治的明显热忱。维护国家的生存同立国是不同的课题。国家的生存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因为完善的法律是产生公民全部爱国美德的源泉。即使在一个王国，政府保持稳定的首要条件也在于法治。因此，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为了防止非法暴力的发生，必须使用法律手段以制裁官员们滥用权力，并指出统治者目无法纪的行为和荒唐的扰民政策会引起政治危机。精明的统治者尤其不要占有臣民的财产和妇女，因为这类事情容易激起人们的反抗，他赞成施行仁政，节制使用严刑。他明确提出，参政者众多则政府更为稳定，并主张以选举而不以继承作为挑选统治者的方式。他主张让人们自由地提出为社会谋利的措施并主张自由辩论，以便在听取有争议的双方的意见之后再作出决定。他认为，人民必须是独立而又坚强的，因为如果不把反抗的手段交给他们，便无法使他们具有尚武精神。最后，与君主的美德和判断力相比，他对不曾受腐蚀的人民所具有的美德和判断力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他们不能对错综复杂的政策问题作出有远见的判断，但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事物，例如估计地方官员的优劣，他们的判断较之君主远为精明而稳妥。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论断含有玩世不恭的味道，然而他推崇开明的、遵守法律的政府，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象哈林顿那样的立宪主义者也赞赏马基雅维利。他赞成，如有可能，就建立民众政府，如有必要，就实行君主专制。他的这种主张同他极端鄙视王公贵族密切相关。他比他的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贵族的利益是同君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政府要治理有方，就必须对贵族进行镇压403甚至加以消灭。这些“绅士们”靠他们财产的收益游手好闲地活着，对社会毫无贡献，他们是“所有文明政府的敌人m。要建立任何一种秩序，唯一的方法是建立君主专制的政府。因为，在人们已彻底腐化堕落的地方，法律已不起制约的作用。这就必须建立某种最高的权力，凭借君主之手，依靠充分而绝对的权力，才能遏止权贵的极大野心和腐化堕落①。只有一件事使马基雅维利对塞扎尔?博基亚的赞誉得到人们的赞同。那就是塞扎尔尽管犯下了许多罪行，却把一批巧取豪夺的伯爵赶下了台，在罗马尼阿②建立了较好的政府。马基雅维利让他心目中的君主承担一项以毒攻毒的使命。君主和他的对手都同样干坏事，而君主却至少怀有远大的目标和宏大的政治构想。马基雅维利厌恶贵族，也憎恨雇佣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那帮受雇佣的流氓是意大利最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谁出的钱最多，他们就给谁卖命，他们对谁都不忠诚，有时对雇主比对他的敌人构成的威胁还要大。这些职业兵几乎完全代替了自由城市旧有的公民义务兵，他们在意大利制造恐怖，但远不是法国组织完备而忠诚的军队的对手。马基雅维利清楚地认识到法国从军队国家化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始终不懈地宣传国家最急需的是训练并装备一支公民军队。他从亲身观察中获知，如果统治者依赖雇佣军和外国援军，这两种军队对他会带来同样毁灭性的后果。他们会使他国库耗竭，在危急中又几乎肯定会使他遭到失败。因此军事艺术是一个统治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战争胜败决定他全部事业的成败。他必须首先致力于建立一支由他自己的公民组成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要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并通过忠于国家而忠①《论述》，I，55。② 罗马尼阿(R0magna)，是意大利中部偏北、濒临亚得里亚海东部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博基亚曾试图使之成为他的统治中心而未果。——译者404于他本人。马基雅维利主张所有十七岁到四十岁身体健康的公民都受到军事训练。有了这样一支军队，统治者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实力并开拓国家的疆界。没有这样军队，他就会成为内部争权夺利和邻国君主觊觎的牺牲品。使马基雅维利相信公民兵役制和仇恨贵族的乃是一种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冲淡了他在政治见解上所持的玩世不恭态度。这就是他的爱国主义以及对意大利的统一并使之在内部纷争和外国入侵者面前保存下来的强烈愿望。他十分坦率的声称，一个人应把他对国家的义务置于所有其他义务和一切考虑之上。国家的安危有赖于所下的决心，至于是否公正、人道或残忍、光荣或耻辱都可置之不顾。但是必须把一切其他考虑都放在一边，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全国家的生存和自由?①他之所以把专制的和冷酷无情的权力理想化，就是受了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在《君主论》最后一章的结论中他曾雄辩地表达了这种观点。马基雅维利希望在意大利的暴君中，也许从梅迪奇家族中可能出现一个君主，他有足够的胆识设法使意大利统一并有足够的勇气使之成为现实．假如……有这种必要：为了显示摩西的美德，以色列人就应在埃及受奴役；为了表现居鲁士的伟大和胆略，波斯人就应受米提斯人的压迫，为了说明提修斯的英明，雅典人就应妻离子散；那么，也就有此必要：意大利应沦落到目前的处境，比犹太人受到更厉害的束缚，比波斯人受到更残酷的奴役，比雅典人更加流落四方，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为人征服，受人掠夺，听人宰割，以至满目疮痍，这一切都是为了显示一位意大利人物的美德③。使意大利获得和平与统一固然是马基雅维利的真正思想动①《论述》,III，4l。②t君主论*，第26章。405机，但对他说来，这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不是一项明确计划。他看到了法国和西班牙获得国家统一，便认为意大利一定要由一位专制君王来统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使意大利获得统一的方针政策。他把意大利的统一看成是遥远的希望，不统一，意大利就永远不可能兴旺发达和获得幸福。他从未真正设想过组成一个全国规模的政府。使他最热忱向往的是一种象罗马那样不断扩展的城邦政府，它必须执行有远见的政策，吸引并受到盟国的支持，可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却从未上升到确立全国性的公民权利和职责的高度。因此“君主论，的末章尽管是出自肺腑之言，却是一次例外，不同于他通常向君主们提出的卑劣劝告。明察秋毫与不足之处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和他的哲学的真实意义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他被视作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政治阴谋家，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对他的这些评价尽管互相矛盾，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所有这些看法不论对他的为人还是他的思想都是极不全面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广泛的政治观察中和对政治史更加广泛的阅读中得来的。他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同他不成系统的思想联系起来。同样，他的性格一定也是很复杂的。诚然他的著作表明，他的注意力惊人地集中。除政治、治国之策和军事艺术外，他没有写过其他方面的书，也不关心其他方面的问题。至于更深一层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和宗教问题，除非涉及到政治，他是不关心的。也许是太重实际，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并不深刻，但就纯粹的政治学而论。他在同辈人当中视野是最宽阔的，对欧洲演变的总趋势看得也是最清楚的。406他生活在欧洲的旧秩序正在崩溃，国家和社会都面临不断迅速出现新问题的时代，试图解释各种事件的逻辑意义，预测那些不可避免要发生的问题，并设法找到在新产生的种种条件中正在形成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注定要在关系国家生存的今后的政治活动中起关键性作用的，D。"t马基雅维利对国家这个词的近代政治含义所作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别的政治思想家，甚至国家这个词本身，作为最高政治实体的名称似乎也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而开始在近代语言中加以经常应用的。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识的扩张政策。国家不仅成为典型的近代政治组织，而且日益成为近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和控制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按照根据国家本身利益而公开制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组织。在近代政治中国家一直在起着这种作用，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然而，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专制君主和继起的民族国家的治国之道进行的研究，所揭示的真情是否同被掩盖的一样多，那就很难说了。认为政治上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治家的机智或愚钝，这样一种哲学未免太肤浅了。马基雅维利把社会上的道德、宗教和经济等因素看作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可以用以为国谋利的力量，或者他甚至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制造出这些因素，而这就不仅把各种价值的正常秩序而且也把因果关系的通常秩序给颠倒了。总之，可以肯定，除了少数几个幻想破灭的人之外，马基雅维利完全不能代表十六世纪初叶欧洲的思想状况。马基雅维利的两部著作是在马丁?路德1517年把他的论文钉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之前十年中写成的。在这个时期，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政治和政治思想同宗教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比中世纪任何时候更为密①L．A．伯德：《剑桥现代史》，第1；ff(1903年版)，第200页。407切的关系。马基雅维利漠视宗教真谛的态度终于成为近代思想的一种共同特征，但同他写作后两世纪的思想是极不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哲学所代表的思想既具狭隘的地方性，在时限上又是短促的，如果他是在意大利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的意大利，甚至在罗马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从事写作，那这就很难想象他会象以往那样对待宗教。408第十九章早期的新教改革者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把政治理论与宗教信仰的分歧和神学教条问题密切混为一体，这种情况甚至远远超过中世纪时期。然而，却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可以表明这种关系。人们到处弓I用神学论据为政治理论进行辩护，而政治联盟往往是以宗教真谛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新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没有哪一个宗教团体，真正把它的政治信仰和它所宣称的神学联系起来。这道理是很明显的。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以及新教的各派，都因袭同一基督教传统和同一主体的欧洲政治经验。各个教派的学者都具有同样的思想体系，这种丰富多变的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一世纪，体现了远古的传统。这种政治传统的任何部分对于任何特殊神学体系逻辑上的依附是松散的，正如在中世纪时代总是如此的那样。新教徒可以根据他们的目的和环境进行选择，象天主教徒往常所做的那样。因此宗教改命运动并未产生什么新教的政治理论，象中世纪不曾产生过天主教政治理论的情况一样，甚至也没有产生英国圣公会的政治理论、长老会的理论或路德教派的理论，总之这些教派的理论并不曾紧紧依靠新教教会的神学。只要假以一定的时间并与政府保持稳定的关系，任何团体都可以选择多少前后一贯的政治主张，这种主张适合于它的处境并具有其成员信仰上的一些特点(尽管总有个别例外)。可是，政治信念的相似更多地有赖于形势而不是神学，政治上的分歧往往是由于各教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起了变化，而不是由于神学上的分歧。因此，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徒，一个路德教徒和一个法国天主教教徒，对于国王的神圣权利410比对神学更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也会同意把加尔文派教徒和耶稣会教徒都视为公敌。政治理论的分类从来不同宗教派别的分类相一致，尽管宗教团体也确实成立过典型的政治理论机构。仅仅同罗马教会断绝关系并不能把新教徒从固有的困难中解救出来，这些困难在中世纪神职人员干预政治和世俗人士干预宗教的事件中已经出现。关系破裂改变了困难的形式，同时也加剧了困难，因为当时宗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政治并卷入政治。此外，政教关系随着各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流行的教会和宗教观念的变化要比提供事实根据慢得多，而其成果从来未达到所期望达到的程度。因此教会的统一局面是永远地被打破了，独一无二的教会已由为数日益增多的教会所取代。但是，甚至开明的新教徒考虑承认这个事实也经历了一百年之久。教会是天启真理的唯一守护者的观念依然存在，而新教教会取代圣经赋予的一贯正确的僧侣集团的权威则使它也成为具有同样的权威。现在看来似乎是天真得难以置信，而在当时每个人却认为，只要对方能够去掉盲目性或去掉更为通常的邪恶，那么，对宗教的真谛达成一致意见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除了一小批作家以外，没有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个问题。神职人员认为真正的教义应由公众的权威加以保持，而政治家们则认为宗教的统一是维持公共秩序不可缺少的条件。凡是罗马教会政府遭到破坏的地方，维持信仰便成为当地政府的责任，因为责无旁贷。事实上决定什么是真正教义的权力已大部分转移到世俗统治者的手中。政府如果真心诚意地这样做，它便担负起决定什么是宗教真谛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这项任务没有被认真地去做时，政治家们就得到了无限的混水摸鱼的机会．411消极服从和抵抗的权利因此，总的说来，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派争论加速了已有的趋势，即加强和巩固了王权。召开宗教大会改革教会本身的失败意味着，除非得到世俗统治者的支持，甚至是武力的支持，宗教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马丁?路德早已发现，要在德国取得宗教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得到王公们的帮助。在英国，宗教改革是在亨利八世已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直接后果是进一步加强了王权。一般说来，在欧洲，当争论传播开来时，国王成为全国统一的集结的中心。这在十六世纪后期的法国尤其如此。宗教团体在每个地方取得的成功都是由于它与强有力的内政结成了同盟，可以说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在英国和法国北部，新教会是拥护王公的。在法国和西班牙，新教教会与贵族或省市的特殊神宠论运动结成联盟，致使两国的国教仍然是天主教。这样，无论谁失败，国王们都可以获得胜利。宗教改革并非源于君主专制政体，君主专制政体也并不同某种宗教信仰形式比同另一种有更多的自然联系，然而君主专制政体却成为主要的政治上的受益者。由于有更多的强有力的改革派团体感到它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种影响便有增无已。当然它们必须同教皇辩论。为此，他们便利用自奥肯的威廉以来两个世纪中已成为共有财富的诸原则和论据。但是新教改革派的领导甚至比天主教派更感到被迫要跟新教的“极端分子”组成的更隐蔽而又更激烈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严格划清界线。几世纪以来，这种运动毫无疑问已在暗中慢慢地酝酿着，当稳定的秩序动摇了，便立即爆发出来。十六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害怕并憎恨再浸礼教和农民暴动比对日后类似的无产阶级骚乱更为猛烈为敏感，受到路德和加尔文祝福的浸礼教和412农民暴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王权受到日益壮火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宗教改革者投靠王公也是由于同样的道理，这样，宗教改革和已经存在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扶植王室政府，在国内授予它们绝对权力，在国外听其为所欲为，这便是欧洲国家的典型形式。然而，新教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从长远观点来看，倾向于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北欧大部分地方，新教产生了相当强大的宗教少数派，其团体为数众多，要进行压制就不能不危及公共秩序而且为其信仰争取合法地的决心并不亚于当权的政党。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每一个这样的团体都是引起骚乱的潜在原由，而每一个宗教上的分歧同时又是个政治问题。只有缓慢地、在没有其它解决办法的情况迫使下、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才会呈现，正如已经显示出来的，奉行不同宗教的人可能具有共同的政治忠诚。同时，宗教和政治合为一体业已大功告成。支持统治者成为宗教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