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的和宪政的运动有一条直接发展的思想路线。经历这一发展并且把它同中世纪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合法的权力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专制主义则不是，并且社会本身体现一种道德批判的力量，甚至依法形成的权力也理应受这种力量的约束。383第十八章马基雅维利地方自治势力企图把中世纪立宪主义的原则和实践带进教会的努力失败了。这种情况只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起到防止代议制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普遍衰退的作用。十五世纪中叶，教皇．专制势力得到恢复。鉴于教廷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所受到的打击，它的势力的复活速度之快是令人惊讶的。与此同时，西欧各地’的王权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所有的王国中，王室的权力不断膨胀，而与之抗争的集团，诸如贵族、议会、自由城市或僧侣阶层的权力则相应被削弱。中世纪的代议制已无可挽回地几乎到处都在走下坡路了。只有在英国，实行专制统治的时间相对较短的都铎王朝允许议会制的历史保持下去。政府以及关于政府的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分散掌握在封建领主和社团手中的政治权力很快集中到国王的手中。国王在当时成为日益增长的民族统一的主要受益者。过去，只有受到罗马帝国法律影响的少数法学家和教皇制度的极端拥护者——他们把同样的概念应用到教皇拥有无上神圣权利的理论上——才认为君主是一切政治权力产生的源泉。这概念在十六世纪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政治概念了。这种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变化反映了欧洲社会整个结构的改变。尽管各地有不同的地方色彩，但这种变化却到处是一样的。到十五世纪末，多年来不断发展着的经济变革积累在一起便产生了对中世纪结构发生革命性改组的效果。这种结构的存在尽管有教会一体化和帝国一体化理论的支持，却有赖于这一事实，即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386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政治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各地方实体享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这样的贸易极易为生产者行会所控制，而这种行会都是城市机构，中世纪的贸易组织单位是城市。在十四世纪，自由运销货物并不普遍，货币的使用也不普遍。交通运输相当规模的改善同这种由地方继续垄断和控制的贸易是格格不入的。固定的商业路线和垄断的市场转向自由贸易方面。大笔利润落入了“商人冒险家力的口袋。只要有利可图，他们愿同任何贸易市场作交易，他们有资金扩大自己的事业，愿意经营任何可获厚利的商品。这样的商人一旦控制了市场也会逐渐控制生产，而且行会和城市对他都无可奈何。至于要使贸易受到控制，货物的质量标准化，货价和雇佣条件得到调节，那就须由比中世纪城市更大规模的政权来实现了。所有欧洲的王国政府都起着这一类调节作用。而且，这种扩大了的贸易需要得到保护和鼓励，但这却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到十六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的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这些经济上的变化引起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从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社会成员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数可观的一个阶级，他们有权又掌握企业；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个阶级是贵族的天敌，也是贵族所制造的分裂和混乱的敌人。他们的利益在于站在国内的和国外的“强有力力的政府一边。因此，国王便是他们的天然政治盟友，目前他们乐于看到国王的权力打破包围中世纪君主的种种限制而得到加强。他们还不能奢望从贵族手中夺取对议会的控制，因而他们乐于使代议制置于君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也乐于387看到贵族再也不能豢养一批又一批乌七八糟的“食客”了。“食客"往往威胁着法庭和执法官的安全，并且可充实强盗的队伍。从各方面来看，资产阶级懂得，军权和司法权越集中在国王手中就越对自己有利。总之，办事有方和有效率的政府能带来不少好处。国王的权力肯定会变得专横而令人难以忍受，但王国政府比封建贵族的统治还是要好得多。近代专制主义 ，因此，到十六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便已成为或将很快成为西欧普遍的政体了。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正在土崩瓦解。君主专制制度基本上是靠铁和血建立起来的，因为它大部分是非常公开地建立在武力之上的。它的巨大的破坏力往往被掩盖起来，这是由于在事变之后人们总是倾向于赞美其帮助建立起来的民族君主国而不倾向于为被摧毁的中世纪政治体制唱挽歌。君主专制政体推翻了中世纪文明赖以生存的封建立宪政体和自由城市制，正如往后民族主义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赖以兴起的王朝正统主义一样。教会本身是所有中世纪体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它在这场变革中成为牺牲品。教会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也来作践它。软弱而富有这二者在铁和血的时代是致命的结合体的寺院，遭到信奉天主教或新教的君王同样的剥夺，从而为新的资产阶级提供财富，因为这个阶级是君主制的主要支持者。各地教会的主持都日益听命于王权。最后，教会的合法权力便消失殆尽。教皇统治权已不复存在，教会成为自愿组成的联合团体或成为民族国家政府的伙伴。教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基督教思想前所未有的。君主专制的势力在西欧各地都在增长，正如过去的封建君主立宪制那样。在西班牙，斐迪南和伊萨贝拉的联姻使阿拉冈和卡斯提合并，开始建立起君主专制政体，使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的大部388分n寸问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玫瑰战争的结束和亨利七世(1485一1509)的统治揭开了都铎王朝的专制时期，它包括亨利八世的整个统治时期和伊丽莎白的大部分统治时期。尽管亨利七世对王位毫无继承权可言，他的上台全靠同贵族的联合，然而他推行的政策同这个时期的时尚是合拍的，他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否则是不能成功的；他也不得不全力镇压追随贵族的无法无天之徒，这些人既威胁他的王位也威胁资产阶级。他建立了秩序，从而促进了贸易；他鼓励航海冒险；他的王权大大削弱了下议院，因为在下议院贵族对选举的影响仍然太大。德国的确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一个例外。由于帝国的软弱，它既听任无政府主义泛滥，又不去鼓励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而在巴伐利亚人刘易斯与教皇的抗争中，民族主义乃是主要的支柱。然而即使在德国，当时流行的倾向也并未受到制止，不过是被推迟而已。普鲁士和奥地利作为主权国的兴起同早些时候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出现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法国才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君王的最典型的例子④，在美男子菲利普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法国民族统一的趋势在百年战争中已火部分付之东流。尽管这一时期爆发的国内外战争有损于王权，但战争对所有其他中世纪体制——地方的、封建的、代议的——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些势力曾经危及王权。十五世纪末叶，法国的王权得到迅速巩固，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团结一致和内部和谐的国家。1439年法令的颁布使全国的军权集中于国王手中，还让国王征收一项全国性税收来供养军队，这就使国王的权威发挥作用。这项措施产生了惊人的成效。从而说明新兴的民族为什么都愿意支持君主专制制度。不到几年，—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军队建立起来了。并把英国人赶出了国境o'十五世纪结束之④见斯坦莱?李斯：“法国”，《剑桥现代史》，第1卷(1903年版)。339前，势力强人的封建领主——勃艮第、布利塔尼和昂儒——相继臣服。同时各地领主已不再控制税收，因而也就不再能左右国王。国王还制服了法国教会。从十六世纪初期直至大革命时代，国王几乎成了法国唯一发号施令的人。席卷全欧洲的如此激烈的变化必然也在政治理论方面引起同样激烈的变化。在十六世纪初，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位令人难以捉模、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矛盾的人物——马基雅维利一一身上。在他的时代，没有第二个人象他那样清楚地看出欧洲政治演变的方向。他比谁部更懂得那些正在被淘汰的组织机构及其体制的过时性质，比谁都更积极地赞许新兴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那个年代里，他比谁都更赞赏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统一的意识，而这股新兴的力量正是隐隐约约地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比谁都更能看清随着长期习以为常的忠诚和虔诚的削弱而产生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败。然而，也许没有谁怀古心情比他更为强烈，他盼望看到象古罗马在他心中奉为典型的那样一种更健康的社会生活。当然，也没有人能象马基雅利那样了解意大利。尽管如此，在新教徒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他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在下两个世纪里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将要起到的作用。当时不信教的思想在意大利正在重新抬头，他也受到了影响。从他所受到的训练和他的气质来看，他是无法理解欧洲政治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体制上和道德上的理想。马基雅维利具有清晰的和广阔的政治远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是属于十六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意大利人。要是他在另一时期和另一地点进行写作，他的政治观念一定会迥然不同。意大利和教皇在意大利，新型的工商业体制的势力对旧的结构组织的破坏390特别大，但由于改治形势内在的原因，建设性势力特别受到抑制，发展缓慢。意大利北部的自由城市曾经使霍亨斯陶芬的帝国计划遭到挫折。这些城市当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不合时代要求了。当时的形势需要权力集中、公民组成的军队以及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他们办不到的。当马基雅维利著书立说之际，意大利分成五个较大的国家：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西北部的米兰公国，东北部由贵族统治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及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和位于中心的教皇辖地。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倾覆说明了那种无力对付当时出现的政治势力的政府必然会遭到的命运。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基雅维利被迫赋闲，闭门著书。权力集中的趋势也反映在罗马教廷政权的恢复，教廷国在大分裂时期原已濒临衰亡。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教皇尽管大都是恶棍和荒淫无耻之徒，但他们却成功地使他们的辖地成为意大利境内最巩固和最持久的政权。教皇成为意大利的许多统治者之一。这是欧洲政治变革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后果之一。教皇原来抱有成为基督教会一切争端的仲裁者的奢望已变得比较现实、比较世俗化了，以保有对意大利中部的统治权。尽管政权的合并已经开始，但无法完成。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意大利的政局已处于停顿状态。意大利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半岛。意大利人忍受了暴政的所有屈辱和压迫，而没有从中得到丝毫的补偿。暴君之间四分五裂，又使这块土地成为法圈人、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的牺牲品。马基雅维利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认为意大利的这种情况应特别归咎于教会。教皇本身没有力量统一意大利，而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其他的统治者来这样做。同时他在国际上的联系又使得他成为推行一项招引外国干涉的邪恶政策的首要人物。达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不时以尖刻的讽刺攻击教会的缘故。391我们意大利人之所以变得如此不信宗教和堕落，应归功于罗马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不过我们还欠它另外一笔更大的债，一笔行将造成我们灭亡的债，那就是教会一向坚持并仍在继续坚持我们国家的分裂。否则任何一个国家也永远不能得到统一和幸福这是确定无疑的。而除非全国服从一个政府，一个共和国是如此，一个王国也是如此，法国和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况。意大利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之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或只受一个君主的统治，教会是唯一的原因……教会没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全意大利，也不让其他的势力这样做。意大利从未能统一于一个首脑，一直处于众多的王公贵族分治之下，内讧频仍，国运衰微，不堪强邻蛮夷的凌辱。教会一直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①。意大利的社会和政局特别反映了体制的组织结构上腐朽没落的状况。马基雅维利是这样认为的，历史学家大多也同意这种观点。意大利社会具有灿烂的文化，创造性的艺术，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解放，不受世俗传统的束缚，它以冷静的理智并从经验出发对待世界，然而它却成为极端的政治腐朽和道德败坏的牺牲品。旧的城市制度业已消亡，在但丁时代曾一度唤醒过崇高热情的一些中世纪概念，如教会和帝国，甚至已为人们淡忘。残忍的手段和谋杀行为已成为政府采取的正常措施；忠诚和诚实已成为幼稚的词语，有识之士是不屑提及的。武力和奸诈是成功的诀窍。挥霍浪费和骄奢淫逸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赤裸裸地图谋私利，不需要掩盖和伪装，只要成功，一切就都有理了。人们称这个时期为“坏蛋和冒险家”的时代，这一点也不夸张。这样的社会好象专门用来证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如果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就成为最卑劣的野兽。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是“人各为己” 的政治理论，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个人高于一切，除了他的①《论泰特斯?利维斯的头十卷书I，12》(Discourses Dn，胁First Ten BooksD，Titus Livius工le)。C．E．德特莫尔德译：《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历史、政治和外交著作》(Tl~e Historica『，Political,and Diplomatic Writings∥NiccolbMachiavelli)，四卷本，波士顿和纽约。1891版．392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和利益之外，其他一切对他都毫无意义。他的表述倒是反映了近代社会的某一侧面，不过他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述的，这对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是贴切的。马基雅维利关心的问题他的主要政治著作为s君主论*和“论泰特斯?利维斯的头十卷书》。两书开始写作于1513年，大体上于同年完成。两书论述政府时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有些作家附和卢梭的意见，认为这两本书彼此矛盾。其实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人们须从“君主论*写作时的环境来考虑。而人们往往是通过这部书了解马基雅维利，这是不幸的。两书论述的是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主题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思手段。“君主论*讨论的是君王或其他专制政府，而“论述*则主要评论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这符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一开始就提出的对国家的两种分类法。《君主论*是一部作者为了特殊的目的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选，并的确一度想借以在梅迪奇家族①下获得一官半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未说出书中已表达的意见。正如维拉里所说，任何人只要熟悉“论述，一书，并知道作者的特殊目的，就不难预见“君主论*中所有的论述了。这两本书都同样反映了为人所熟知的马基雅维利的特有观点，例如，他对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持无动于衷的态度，认为政府主要就是靠实力和权术实行统治的。在《君主论*一书中所没有表达的乃是他真心诚意热望的那种以罗马共和国为典范的深得民心的政府。可是他认为，他在写书时希望这样的政府在意大利出现是不现实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更多的应列入外交文献一类而非政治理论①~(The Medici)系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的望族，在一个多世纪内这个家族对奖掖文艺复兴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译者393书籍。当时意大利的作者们已撰写了大量有关外交的著作。在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各邦之间的关系中外交角逐是空前激烈的。谈判的转折起伏对那些统治者——都是些冒险家——的关系非常重大，因为他们的成功既靠高明的赌博也靠非常的实力。研究外交的著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也包括在内，有明显的长处和短处。这类文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可以分析出政治形势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对于对手的能量和性格作出最明确而冷静的判断，对于一项政策的极限作出最客观的估计，可以用最可靠的常识预测事变的发展逻辑和行动步骤的后果。正是马基雅维利文章中具有的这些极大的长处使他从当时直到如今成为外交家所推崇的作家。然而，这类文章也特别容易夸大为玩弄权术而玩弄权术的重要性，从而使原拟玩弄这种权术所要实现的目的缩小到最低限度。这类文章自然是认为，玩弄政治权术成功的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最显著的特点。他写的几乎都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增强国势之策和导致国家衰亡之虞。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而且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几乎完全分隔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扩大政治权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一项政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他也懂得这些事情对政治上的成功会有影响。他不时议论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处。而正是这一点败坏了他的名声。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他把政治从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象就是目的似的。394道德上的冷漠最接近马基雅维利把政治决策同道德分离的观点也许可以在亚里士多德所著《政治学》一书的某些部分找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谈到如何使国家继续存在而不谈这些国家的好坏。然而，这丝毫也不能肯定，马基雅维利就是效法于这些章节的。可能他本人并不知道他是在效法某人，尽管他的世俗主义同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亚里李多德主义可能有某种联系，而且两百年前，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出了《和平的保卫者》一书。马基雅维利与马尔西利奥除了都痛恨造成意大利不统一的教皇统治之外，他们关于宗教对世俗发生重大影响也应具有的政治效用的观点在实质上是相同的①。然而马基雅维利的世俗主义还远远超过了马尔西利奥，并且完全不受双重真理所提出的诡辩的影响。马尔西利奥在维护理性的自律时把基督教的道德说成是来世的道德，而马基雅维利则直接了当地指责基督教道德，因为它们是来世的。他认为，基督教提倡的美德使人的性格缺乏独立性，并认为从这方面来对比，基督教还不如古代的更有魄力的宗疣‘ )我们的宗教认为最大的幸福在于谦逊、屈从以及对世俗事物的轻视，而其他宗教却相反，认为至善的东西在于灵魂的崇高、体魄的强健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种种素质。……在我看来，这些原则使人变得软弱，使他们更易落人恶人之手。恶人知道人们为了要进入天堂，他们宁愿忍受伤害而不进行报复，于是恶人便可以更加牢牢地控制他们了③。这段文字表明，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民大众的道德和宗教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并非漠不关心。他赞同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①泼莱维丹一奥顿在他的笔记中注意到好几处相同之处。参见他译的“保卫者》(Delensor)，以及《君主论》第26章。②“论述’II，2。395目的采用不道德的手段，但他却从不怀疑一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会使仁政无从实施。他对古代罗马人以及和他同时代的瑞士人的公民道德五体投地，并认为这些道德出自家庭的纯洁、私人生活的独立和键全、生活方式的简朴以及忠于职守和办事认真。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必须信奉臣民的宗教或按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事。马基雅维利决不忽视政治中出现难以正确估量的势力，但对他来说，这种无法正确估量的因素仍然不过是一些势力而已。一支军队靠枪炮也靠±气佳战。聪明的统治者懂得这二者都应具有最优的质量。马基雅维利提出一种关于双重道德标准的极端例子，一个是适用于对统治者的标准，另一个是适用于普通老百姓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以能否保持不断扩大权力来衡量，第二个标准是以他的行为对社会集团所起的影响来衡量。既然统治者置身于社会集团之外，或至少与社会集团保持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便凌驾于社会集团必须遵从的道德标准之上。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漠视有时被说成是一种持科学的不偏不倚态度的范例①。然而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马基雅维利并非不偏不倚，他不过只对政治权力这单一的目标感兴趣，而对其他一切则漠然置之而已。何况，他对那些使国家日益衰弱的统治者一向进行无情地鞭挞，也不能说他是科学的，尽管他的判断是凭着经验、根据他本人对统治者进行的观察或对历史事例的研究得出的。他的经验主义靠的是常识或敏锐的实际洞察力，而不是为检验理论或一般原则的愿望所左右的演绎法。由于马基雅维利往往引用过去的例子，因而有人说他是用历史观点进行分析判断，这也同样是错误的。他用历史就如同用他本人的观察一样来解释或证明他的结论，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历史丝毫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十分非历史观点的。他公开宣称，人类的本性不论何时何地①弗雷德里克?波洛克《政治科学史*(1911年版)?第43页e396都是一样的，正因如此，只要在哪里碰到例子他就加以采集。如果说他有什么方法的话，他的方法就是靠敏锐和常识进行观察。珍妮特用过非常生动的语言来形容他的成就：他用普通人都懂得的话来解释政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并未得到系统的发挥，而是表现为对某些特殊情况所作的评语。在这些评语或其所含的意义中，往往可以看到一种前后一致的观点，这种观点本来是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的，而且事实上在他身后也的确发展成为一种理论。马基雅维利对哲学不大感兴趣，而且除了提出一些对政治家有用的警语之外，也不大想去概括出什么理论来。有时，他仅仅陈述一些原则，往往认为这些原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他从未试图去验证这些原则。把他的分散的、概括性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研究是有益的，特别是鉴于后来的思想家们以他的一些意见的含义为基础创立了系统的理论。不过这样做也要冒一种风险，即会给人一种比他的著作所含思想要前后一致得多的印象。普遍的利己主义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策略的一切议论几乎都根据这样一个前提，即认为人的本性本质上是自私的，因而政治家所必须依赖的有效动机是利己主义的，诸如群众想得到保障，统治者想获得权力。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单个人的软弱无能的基础之上的。除非借助于国家的权力，个人是无力保护自己免遭别人的侵犯的。加之，人类的本性是发展自己而又贪得无厌。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要保住已有的并取得更多的东西。人对权力和财物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权力和财物事实上总要受到自然条件不足的限制。因此，人总是处于竞争和斗争之中。如果没有法律背后的力量加以约束，就会公然有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统治者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担心无政府397主义临头和只有政府是强有力的，安定才可能得到保障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的，马基雅维利经常强调这种政治观点，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从未进一步加以发挥，使之成为一种从心理上来全面解释行为的理论，可是他却常常指出，一般说来人性本来是丑恶的，而明智的统治者正是以此作为他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他特别强调，治理有方的政府必须以保障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作为最高目标，因为这是人性所具有的最普遍的愿望。据此他尖刻地挖苦说，人们可以泰然宽恕谋害他父亲的凶手，却不会饶恕剥夺他继承权的人。精明的统治者可以杀人但不会巧取豪夺。霍布斯用心理学系统地发展并论证了马基雅维利的这种观点，使之成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然而，马基雅维利对于一般人性本恶或利己主义并不十分关心，他关心是这种人性在意大利的泛滥成为社会腐败的象征。在他看来，意大利是典型的腐朽社会，并不象君主制在法国和西班牙 ‘那样给国家带来某种减轻腐化的现象。从当今我们看到那些十分腐朽的国家里，尤其是从意大利，要想找到一些长处，那是枉费心机。法国和西班牙有它们腐朽的一面，我们却看不到在这两个国家里象今天意大利那样厉害的秩序混乱和那么多的麻烦事情发生。这倒并不是由于人民的善良……而是由于他们有一个能使他们保持统一的国王……D意大利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腐败不堪的社会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