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经过在《第七封信》中有极生动的叙述。柏拉图很快发现，（1）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锡拉库萨，公元前八世纪为希腊城邦科林斯所建。～译者穹．娈称小戴奥尼西厄斯。古希腊叙拉古暴君，在位期为公元前367～356年及年其父老戴奥尼西厄斯于公元前405--367年在位。——译者63他完全误信了关于戴奥尼西厄斯愿意听取意见和致力于学习或政务的传说。改革计划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然而，看来柏拉图抱有的那些目的基本上并无不切实际的地方。在他写给戴昂的追随者的信件中所包含的建议是合理的、稳健的，看来戴昂的计划之所以遭到破坏，显然是由于他本人推行和解的政策没有能够满足叙拉古人的要求。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的一些部分含有这样的意思：他认为对整个希腊世界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需要在西西里有一个强大的希腊国家以与迦太基人抗衡①，这当然是一种具有政治远见的设想；而如果他认定不实行君主政体就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国家，那么亚历山大②使东方希腊化的事实就大大有助于证明他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至于去西西里冒改革政治的风险，对柏拉图个人来说，他显然觉得：任何严肃的学者如果象他那样一直在教诲当代人从事政治活动就需要有哲学，那么在戴昂要求给予支持时就不可能拒绝。我担心自己到头来成为一个完全只会说空说的人，可以说——成为一个根本不愿从事任何具体工作的人。④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很多篇谈到一些或多或少与政治哲学有关的问题，但其中有三篇主要谈论的是政治学，而我们必须主要根据这三篇来拾缀他的理论。这三篇是：《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 《理想国》是柏拉图达到成熟阶段但在他成年期的比较早的时候写成的，很可能是在他的学园建立后的十年之内。虽然这篇著作肯定只是作为他的理论的一个单元而写的，并使一些杰出的评论家获得极其深刻的印象，但它的写作很可能延续了①《第七封信》332e--333ao②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他继军事征服之后曾促使希腊文化从小亚细亚和埃及扩大到印度。——译者③《第七封信》328．64好多年，而且根据其文体显然可以看出，卷一中的论正义部分是写得比较早的。至于《法律篇》，那是柏拉图老年的作品，据传说他直到公元前347年逝世时还在写这篇著作。因此可以推算出，从写作《理想国》到写作《法律篇》，其间经历了三十年(甚至可能更长一些)。在前一篇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出柏拉图在达到成熟阶段之初创办学园时的满腔热忱，而在后一篇作品中，也许由于着重谈到他在叙拉古冒险尝试的失败，可以看出随着年事日高而来的幻灭感。《政治家》的写作时期在上述两篇对话录之间，在时间上很可能比较接近《法律篇*而距《理想国，较远。美德即知识《理想国》是一篇无法归入哪一门学科的著作。它既不适合干列入现代社会学的范畴，也不适合于纳入现代科学的范畴。这篇著作实际上谈到了或发挥了柏拉图哲学的每一个方面，它的主题探讨的范围如此之广，可以说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的生活。它讨论的是完善的人和完善的生活，这些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就意味着一个完善的国家中的生活；它还讨论到如何去识别什么是完善的人和完善的生活以及如何去达到这一切的种种方法。对于一个如此普通的问题，自然要涉及到有关个人或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理想国》既不是什么专论文章，也不属于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或心理学，尽管它包含有所有这些学科及其他学科，因为艺术和教育学以及哲学都未排除在外。这样广泛的主题会使一个以学院方式训练出来的读者感到为难，而它之所以如此广泛是由一些实际情况造成的。单就柏拉图使用的对话形式的文学结构来说，它就可以让作者对种种论点兼收并蓄和自由安排，而这是专题论文所不能容许的。此外，在柏拉图写作时，上面提到的各门“科学”还不具备在后来多少是人为地给它们划分了的明确界限。然而，65比文学结构和科学技术这两点更重要的是，著作中已经提及的生活现实，即城邦生活本身并非象今天的社会生活那样分门别类而且分得很细。由于一个人的全部活动都非常密切地和他的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由于他的宗教生活就是城邦的宗教生活，而他的技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城市的技艺，因此对这些问题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区分。一个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完善的公民；一个完善的人几乎只有在一个完善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存在；如果不同时考虑什么对国家有益，那么辩论什么对个人有益就是自费。由于这个原因，对柏拉图所设法要阐明的理论来说，就必不可免地要把心理学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把有关伦理和政治的种种考虑紧密地结合起来。《理想国》中出现的主题和许多问题内容丰富而又多种多样，但并未影响作品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当简明的逻辑结构。它阐明的一些主要的以及那些最能代表柏拉图思想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几个命题，而所有这些命题不仅统一干一个单一的观点，而且用一种抽象的推理方法作出相当严谨的推论；这种推理方法的确没有脱离对实际制度的观察，但并未声称有赖于观察。按照这一说法，在卷八和卷九中讨论到对政体形式的分类可算是个例外，然而在卷八和卷九中插入的对现实国家的讨论只是为了指明同理想国家的悬殊差别，因此在考虑s理想国》的主要论点时可以从略。此外，《理想国》中关于国家的理论是按一条与之紧密相联的既一致又简明的思路展开的。诚然，必须坚决认为，这个理论未免过于受一个单一的观念所支配，而且在恰当地处理柏拉图的主题即城邦政治生活上也不免失之过于简略。这说明为什么他虽然从未承认这第一个理论之不可靠，但感到不得不系统地提出第二个理论，也说明为什么他最杰出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接受《理想国》中某些最普通的结论，但总的说来，更表赞同的却是《政66治家》和《法律篇*中阐明的那种政治哲学的形态而不是t理想圜》中阐明的理想国家。这篇较早的作品所包含的政治理论，除一些极其普遍的原则外，其余所论都过于简单，这便使它成为这个主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理想国》的基本观念是柏拉图得之于他老师的美德即知识的学说。他本人不幸的政治经历加强了这个观念，并促使这个观念具体化，于是便创办学园以传授真知的精神实质，作为治国之术的哲学基础。然而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意味着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善需要去了解，并且实际上是能够了解的，不过了解的方法不是靠直觉、臆测或机运，而是靠出于理性的或符合逻辑的调查研究。这个善是客观实在的而不论谁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它之所以应当实现不是因为人们需要它，而是因为它就是善。换言之，在这个问题上，人的意愿仅仅是属于第二位的；人们所需要的取决于他们对善的认识程度如何，而任何事物之所以善，并非仅仅因为人们需要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那个了解善的人——哲学家或学者或科学家——应当在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而他之所以具有这种权力完全是因为他的知识。这个信念就是《理想国》中其他一切论点的基础，并使柏拉图对一切不符合知识专政这一原则的国家观点都弃而不顾。然而，经过检验之后发现，这个原则具有比最初可能设想的更为广泛的基础。因为据分析，看来人与人结成社会取决于相互的需要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因此哲学家之应当拥有权力不过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的任何地方所见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即任何合作的事业取决于每一个人能从事他份内的工作。为了弄清楚这个前提对国家来说涉及的情况如何，就必须知道哪几种上作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调查研究就会发现有三个等级，其中哲学家统治者显然居最重要的地位。但这种分工以及保证每项工作能67最完善地执行——职务的专业化是产生社会的根源——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天赋的才能和训练。：第一个因素是生而有之的，第二个因素则是经验和教育的问题。国家作为一个实际的事业，依靠的是管理能力以及把上述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换言之，即依靠获得人类最优良的能力并用最优良的教育来发展这种能力。这整个分析足以加强最初的概念：如果国家要有希望，就必须使权力掌握在那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首先知道什么工作是完善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其次知道什么遗传特征和培养训练能提供胜任这些工作的公民。因此，柏拉图的理论可分为两个主要部份或两个主要命题：第一，政治应当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第二，社会是由那些有能力彼此补充的人为了满足相互的需要而产生的。从逻辑上说，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的前提。但是由于大致可以断定，这几乎早已形成的第一个命题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得来的，因此从时间上说，可以合理地认为，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的概括和延伸。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原则证明比它表面上看来具有更广的应用范围。意见①的无能善是一个能否获得准确的知识的问题，这个命题是柏拉图直接从已经很古老的关于自然和常规的区别以及从苏格拉底和诡辩学家的争论中继承下来的。除非有某种真实而又客观存在的善，除非有．理性的人能一致赞同善的存在，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象柏拉图为衡量治国之才的艺术所希望树立的标准。这个问题的许多细节散见于整个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诸如不断提到的政治家和医①指不是根据真知的看法或判断。柏拉图认为人们的意见由一些变化无常的事物所构成，介乎有知和无知之间，不能和知识相提并论。一一译者68生或熟练的工匠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戈尔哲斯篇》中针锋相对地把雄辩术比作用烹调术来漫无节制地扩大食欲，在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中指责诡辩学家教学缺少方法和夸夸其谈，以及在更高的纯理论的水平上屡屡提到关于理智和灵感，或者说关于有条理的知识和直觉的相对地位的问题。属于这同一范畴的，还有《理想国》中对艺术的长篇讨论，以及不怎么恭维地认为艺术家是一些不知其所以然而取得某种效果的人。这种看法恰好同对政治家的指责相应，即认为政治家，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依靠一种“非凡的狂热力来进行统治的。显而易见，谁也无法认真地指望去传授非凡的狂热。然而，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城邦的种种困难并非仅仅是教育不完善的结果，更非由于它的政治家们或它的教师们在道德上有缺陷。困难起因于整个社会公众以及人性本身存在的毛病。柏拉图说，公众本身就是个大诡辩家。在他的伦理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论调，表明他确信人性总是在与其自身作战，即人性中存在着一个卑劣的人和一个高尚的人，那个高尚的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不致被那个卑劣的人所击败。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柏拉图在教会的神父们看来“几乎是一个基督徒力。《丧礼上的演说》中如此高度赞扬的那种对“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美好生活刀的信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种美好的信心，曾经使一代人自发地而且是大有成就地从事创造性工作，已为较危急时期所产生的怀疑和不稳定感所代替。然而，柏拉图始终抱有希望，认为也许有可能恢复这种美好的心理状态，但只能通过有条理的自我检查和严格的自我约束。因此，《理想国》本来是对雅典城邦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批判性的研究，批判柏拉图看到的种种具体缺点，尽管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柏拉图决定把他的理论写成一个理想城邦的形式。这个理想就是要揭示为当时的一些城邦所蔑视的自然的永恒法则。69在柏拉图攻击的种种弊端中，主要是从政者的无知和无能，而这是民主国家特有的祸根。工匠必须熟悉自己的行业，但政客们除了逢迎“强烈的兽性力那种可耻的伎俩以外却一无所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之后，《理想国》的写作年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这一代的雅典人可能很羡慕斯巴达的那种认真精神和严格训练。色诺芬在这方面比柏拉图走得更远，柏拉图决不可能全心全意地赞美象斯巴达实行的那种片面的军事教育，虽然他很可能赞扬由于那种教育而产生的忠于职守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晚年撰写《法律篇》时，他对斯巴达的批判比在《理想国》中更为尖锐。此外，在柏拉图的盛年期，关于专门技能需要专业训练的这一观念还刚刚在希腊出现。在学园创办之前不多年，一个名叫伊菲克拉特的职业军人以行动表明，一队经过专业训练的轻武装士兵甚至能够击败重武装的斯巴达步兵，从而使当世为之震惊。可以说，大约与此同时，专业性的演讲术已随着伊索克拉特斯的学园的开办而兴起。因之柏拉图不过是把一个业已形成的观念明确地说出来罢了。不过他十分正确地理解到，这个问题比训练军人或演说家，或者甚至比训练工作本身要大得多。在训练后面存在着需要知道该讲授什么以及训练人们去千什么的问题。不能设想某人业已具备所要讲授的知识；最迫切的需要是具备更多的知识。柏拉图的论述中真正具有特色的一点是把训练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或者说，把技术的专业标准同知识的科学标准结合起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理想国》中他的高等教育理论的独创性，而且使人不能不相信，他创办学园时必然试行这种独创性的理论。无能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一个缺点，但是柏拉图还看到了当时一切形式的政体中同样存在的另一个缺点。这就是穷凶极恶和自私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促使一个小集团把70移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和谐的政治生活——即伯里克利夸口说已经在雅典实现了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协调——实际匕正如柏拉图所设想的，绝大部分只是一种理想。对城邦的忠诚至多不过是一种缺乏稳定基础的道德，而按照一般习惯，所谓政治道德很可能就是忠于某种类型的实行阶级统治的政府。贵族忠于寡头形式的政体，普通家庭出生的人忠于民主政体，而这两种政体都同样极其容易和自己同一政体的另一国家结盟。有些实际行动按照现代的政治道德观念是背叛，在希腊的政治活动中倒是常见的。-个最著名但决非最恶劣的例子是阿基比阿德，他为了恢复他自己以及他的党的权势，毫不犹豫地勾结斯巴达和波斯来反对雅典。斯巴达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体，它经常谋求在它势力范围内一切城邦的寡头政治政党的支持，而雅典则同一些城邦主张民治的党派结成联盟。这种派系活动和党派自私的强烈风气显然是雅典城邦政府相对来说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柏拉图把这种情况主要归咎干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和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维护寡头政治的人关心的是保护他的财产并不顾穷人死活索取债款。主张民主政治的人倾向于实行一些以公款资助闲散的和贫困的公民的计划，就是以取之于富人的钱财来接济穷人。因此，柏拉图说，即使在最小的城邦里也存在着两个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彼此永远处于交战状态。柏拉图认为这种情况极其严重，除非对私有财产制实行根本改革，再也没有什么办法能消除希腊政治活动中的派系斗争。在他看来，要根除这个弊端就应当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不过他认为至少是必须消除极富和极贫的现象。而教育公民们重视公民的福利甚于其他一切，几乎和教育统治者重视公民的福利同样重要。无能和派系斗争是改善城邦的任何计划必然会遇到的两个基本的政治弊病。7l作为典型的国家对柏拉图来说，他的原则在理论上和科学上含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批判。个人和国家都具有一种善，而认识这个善、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人乐于从善，这是一个知识问题。诚然，人们对善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对如何达到善也有各种各样印象主义的看法，但是这类意见和看法既无穷无尽又不足为训。关于善的知识，如果能够获得，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首先，这种知识具有某种理性的保证；这种知识能证明它本身具有某种不同于人们持有意见的能力。其次，这种知识是唯一的和不变的，不会在雅典是一回事而在斯巴达又是另一回事；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始终如一。总而言之，它属于自然之本性而不属于风向易变的习俗和惯例。人和世界其他事物一样，内部具有一种永久性的东西、一种有别于外表的“本性力，而认识本性也就是把知识和意见加以区别。柏拉图说知道善的是哲学家，这并不是自夸无所不知，而只不过是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并断定知识胜于臆测。柏拉图始终认为专业知识或科学知识同善的知识有类似之处。政治家应当象医生知道健康那样知道国家的善，同样，他应当懂得乱与治的作用。区别真假政治家的唯一根据是知识，正如区别医生和江湖郎中的根据是知识一样。柏拉图在撰写《理想国*时，他认为知识必须合乎科学，这一限定的含义是，他的理论必须勾画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不只是去描述一个现存的国家。尽管这看来可能是前后矛盾的，但确实可以说，《理想国*描绘出一个乌托邦，并非如邓宁所猜想的①因为那是一个“奇想”，而是因为柏拉图打算把它作为科学地着手解决“善的概①见《政治学说史'“古代和中世纪”部分第24页e(1905年版)72念”的起点。政治家应当真正知道善是什么，从而才能知道缔造一个完善的国家所需要的是什么。政治家还必须了解国家是什么，不是了解它偶然变换的种种形式，而是了解它内在的或固有的实质。附带提到的一点是，哲学家统治的权利只有在能够证明这种权利是国家的本性要求必须具备时才是合理的。柏拉图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力，即一切国家的一个典型或模范。仅仅描述性地说明现存的国家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仅仅作功利主义的论证也不能证明哲学家享有统治权是合理的。作为一种类型或一种典型的国家的一般性质是《理想国》的主题，至于现实的国家是否能达到这个典型国家的标准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种处理方式说明柏拉图对待实用性的问题所采取的不在乎的态度，而实用性的问题很可能是现代读者最费心思的问题。人们容易夸大柏拉图的脱离实际，但是根据他的理解，这个问题和他的理想国是否能够实际产生并无关系。他是在设法表明一个国家在原则上必须是，什么样子；如果事实和这个原则不符，那么这些事实就完全是谬误的。或者换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他是在假定善之为善就象它客观存在着的那样；至于人们是否喜爱它或是否能说服人们去获得它，那是另一回事。诚然，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可以断定，一旦人们发现善是什么，就会要求得到它，但善并不会因此而更善。如果我们认识到柏拉图有点象古代埃及人那样，他那关于什么能构成令人满意的政治科学的概念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对于上面提到的他那种处理方式就会容易理解得多。他的哲学同希腊数学的关系异常密切，这有双重原因，一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他的影响，一是在他自己办的学园里至少有两位当时最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确，他办学的一个惯例是拒收没有学过几何学的学生。此外，柏拉图本人向他的学生们提出了把行星显然不规律的运行简化为简明的几何图形的问题，这个问题73是奈德斯的尤多克色斯解决的①。这项功绩产生了行星系的科学理论，同时也导致对任何自然现象的一种接近于数理的解释。总而言之，作准确而合乎科学的解释，这种方法和观念是柏拉图影响深远的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在希腊的几何学和天文学中，并再次出现在十七世纪的天文学和数理物理学中。它的起源正好是在柏拉图创办学园和撰写“理想国*的时代。因此毫不奇怪，柏拉图当然会设想，合理地理解完善的生活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取得进展。在他看来，非常明显的是，准确的科学的精确程度取决于对种种典型的了解；除非愿意去考虑理想化的图形而不顾每次描绘典型时发现的差异和混乱，否则就根本不可能有几何学。例如在天文学方面，凭经验得知的事实所能断言的不过是使用的典型应当能“说明现象”；简言之，即天文学家的推论得出的结果必须符合天空行将发生的明显的现象。不言而喻，天文学家使用的典型——他那些准确的圆周和三角形——能说明“实际上刀行将发生的天文现象②。同样，《理想国》的着眼点不是去论述一般的国家，而是去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一些普遍的社会原则，即目的在于追求完善生活的任何人类社会所依靠的原则。这种思想方式同促使赫伯特．斯宾塞③赞成推理性“绝对伦理学刀的思想方式大体相似；柏拉图把这种思想方式应用于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得到圆满改造的人，作为说明社会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参考标准④。柏拉图或斯宾塞所考虑到的这样一种设想，其实际效用或甚至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也①见托马斯‘希斯爵士著《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第15章和第16章(1913年版)。②参阅真正天文学和“占星术”之比较(《理想国》，529b--530c)，以及柏拉图在阐述高等数学教育中涉及到的科学和计算的关系(522c--527c)。⑨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④见《论美德》第15章．74许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认为柏拉图是有意放纵他的想象力在幻想的王国里飞翔，那就大错特错了。相互需要和劳动分工政治家应当是一个懂得善的观念的科学家，这个命题为柏拉图提供了一个使他能借以批判城邦制的观点，也为他提供了一种使他能设想出那个理想国的方法。他根据这个观点直接对典型国家进行分析，在这方面他再次发现可以遵循专业化的法则。政治家和其他种种熟练工人、工匠或专业人员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不仅仅是相似。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的产生首先是出于人们的各种需要，而这些需要只有靠他们相互补充才能得到满足。人们的需求很多，但谁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因此他们要有帮助的人并相互进行交换。当然，最简单的例子是生产和交换食品以及维持生活的其他物品，但是这个论据可以扩大到远远超过社会经济需要的范畴。因为对柏拉图来说，这个论据足以用来对人类结成社会团体的一切联合组织进行具有普遍性的分析。哪里有社会，哪里就必然有对需要的某种满足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关于劳务的某种交换。柏拉图在构思他的理想国中如此简明而朴实地作出上述这一分析，是他的社会哲学所含有的极其深远的发现之一。这一发现揭示出被公认为对任何社会理论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这一发现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城邦社会理论始终没有放弃过的一个观点。简言之，就是可以把社会设想为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每个成员既为人服务又接受别人的服务。国家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这种相互交换，而国家要设法安排的就是最恰当的满足需要和最协调的互换劳务。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的人表现为必需的工作的履行者，而他们的社会重要性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75的价值。因此，个人所拥有的首先是使他享有行动特权的某种地位，而国家赋予他的自由权主要不是用来行使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履行他的职责。这样的理论不同于以契约或协定来说明社会关系的理论，因此这种理论设想国家主要是同保持选择的自由有关。属于后一种的理论，正如在上一章中指出的，在诡辩学家安蒂芬的断简残篇中以及在s理想国*卷二开头部分格劳孔关于公道的言论中①都有发现。但是柏拉图否定了这种理论，因为协定完全依靠意志，根本不能表明公道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为了说明为社会所作的安排依靠的是自然而不是常规，就必须说明一个人所作的事情比他只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具有更大的意义。下面的事实表明这个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即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受到柏拉图为他的理想国家提出的大部分论据的很大影响，但在这个论点上和柏拉图是完全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最初几页中对人类共同体所作的分析，不过是柏拉图这一论点——社会的存在取决于相互需要——的新翻版。但是劳务的交换含有另一项几乎是同样重要的原则，即劳动的分工和工作的专业化。因为如果说需要是通过交换得到满足的，那么交换的每一方所能提供的商品一定是他拥有的数量多于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