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竺伊俄卡斯达，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之后，因命运的播弄而嫁其亲生子奥狄浦斯，发现实情后自杀。（2）见欧内斯特?巴克在《希腊政治理论》中所引该诗第536—542行(韦译)。49不变的诸原子以不同的组合而产生世界所包含的一切形形色色的物体。对研究物质自然界的兴趣导致了这个光辉的、第一次接近于科学的观点。这种兴趣持续了公元前整个第五世纪，但到该世纪中期，人们的兴趣开始出现变化。这就是转向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诸如语法、音乐、演说和写作技巧，最后还扩及到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这种兴趣的改变逐渐形成以雅典为主要的中心，而改变的原因首先是财富的增加、文雅生活的发展以及感到需要有更高水平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象演说这类技巧方面的教育，因为演说的技巧如何直接关系到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事业的成败。这种改变发端于那些以诡辩学家而知名的巡游教师，他们依靠教导能够付得起学费的人来维持生活——有时是非常富裕的生活。但是使得这场兴趣的改变得以完成的力量是苏格拉底的极其高尚的品格，柏拉图的《对话录，则把这种品格最好不过地表现出来而更增强了这股力量。这场改变的结果无异是一次理智的革命，因为它把哲学明确地从物质的自然界划分出来，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科目——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即使是坚持研究物质世界的人，如亚里士多德，其说明现象的一些原则也大都来自对人类关系的观察。自苏格拉底去世后直至十七世纪，人们不再是单纯地研究外部自然界而不顾它与人类事务和人类利益的关系了。后者已成为广大思想界首先关心的问题。就诡辩学派而论，他们根本不讲什么哲学；他们讲授的是富裕的学生们愿意为之付学费的知识。尽管如此，但他们之中至少有些人支持一种观点，那是同一直流行的、希望发现物资变化的永久根据的哲学兴趣相形之下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就其积极方面来说是人文主义——使知识转向以人为中心。就其消极方面说，它对有关物质世界的一切比较陈旧的、理想主义的、超然于人事之50外的知识采取怀疑态度。这似乎使我们可以最合理地去理解普罗塔哥拉①的那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他是其所是和非其所非的尺度。力换句话说，知识是意识及人类其他官能的产物，因之是一种严格属于人的事业。普罗塔哥拉为他真心实意想要讲授的这样一个概念辩护，即任何人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柏拉图说，作这种辩护是白费气力，尽管他本人认为这个概念正是他应当去讲授的。这对一个专业教师来说的确是一种不攻自破的学说。普罗塔哥拉的意思大概是说：“人类恰当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力然而，如果新出现的人文主义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较老的自然哲学所遵循的思想方法全部撒开，那它就肯定要彻底失败。它的成功在于它使人获得新的兴趣和新的方向。较老的哲学家已逐渐转为把解释物质世界设想为事物的变化，设想随处可见的有形物体的表面变化是由于一些简单而不变的实体可能发生的变异而产生的。但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通过他们同外族的接触以及通过他们各自国家中立法的迅速改变——已经很熟悉人类习俗的多样性和变化性。那么，他们到习俗和常规中去寻找与转瞬即逝的事物相类似的现象，并再一次去寻求使这类不断变化的现象能够具有规律性的“自然力或永久不变的原则，这难道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吗?因之，“自然的法则力再次成为自然哲学家们追求的真谛，这就是在人类环境的无穷无尽的限制和变化中存在的永恒。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永久不变的法则，就能使人类的生活达到相当合理的境界。结果，希腊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继续沿着业已为自然哲学所开辟的老路线前进——追求变化中的不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然而问题依旧是人类生活中这种不变的要素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不论习俗的惯例使人性在表面虚饰着的“第二性”可能是什①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智者派哲学家。——译者5l么，全人类所共有的人性中的不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在去掉掩盖着常规惯例的一切奇特的形式之后，剩下的人类关系中的永久不变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显然，推论的根据只能假定人具有某种天性，假设某种形式的关系是正确的和恰当的，而这种假设却根本不能决定那不变的原则是什么。此外，寻求这个原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如果有人把本国的惯例和法律同这一准则作比较又会显得怎样?其结果是会使虔诚奉行的惯例中实际包含的智慧和理性得到加强还是受到破坏和摧毁?如果人们真的发现如何使自己处于“自然状态刀，那他们还会忠于家庭和忠于国家吗?于是，这种自然状态，作为溶剂来溶解人类实际行为所表现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复杂情况，就成了投入政治哲学大锅中的一个最难懂而又最含糊的概念。当时希腊人根据所设想的什么是自然状态提出过许多答案。除了怀疑论派(他们最后无可奈何地宣布：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的，而习惯和惯例的确是“万物的主宰力。)，人人都承认某种东西是自然的。这就是说某种法则确实是存在的，如果能了解这个法则，就能说明人们为什么要象他们所作所为的那样行动，为什么他们认为某些行为方式是高尚的和善良的，而另一些是卑鄙的和邪恶的。自然与常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场关于自然对常规的大辩论曾经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中间广泛地展开。当然，这场辩论象它以后经常出现时那样，总是为造反派提供一种辩护的理由，即以某种更高的法则来对付社会的常规和现行法。希腊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个论点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索福克利斯的《安提戈涅》①，这也许是第①索福克利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40~5)，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52一次由一位艺术家揭示出在尊重人类的法律和尊重上帝的法律之间发生的冲突。当安提戈涅由于违反法律为她的哥哥营葬而受到克莱昂的谴责时①，她回答说：是呵，这些法律并非宙斯制定，而她和诸神并立为王位居宙斯之下，公道，不是出于这些人类法律的规定。我也不认为你，一个尘世的凡人，能够一下就取消和践踏上天不可改变的不成文法。上夭法律的存在非一天两天；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④这种把自然和上帝的法律视为一体并把常规和公道相对比的作法，注定要发展成为几乎是一种批判一切弊端的公式，而自然法承担着这项批判任务在以后的政治思想史中曾一再出现。这项任务采取的对比作法也出现在尤里皮迪兹的作品中；尤里皮迪兹运用对比来否定根据出身划分社会差别的合法性，甚至否定对希腊社会至关重要的奴隶制：唯一使奴隶蒙羞的是他的名称：此外奴隶绝不比自由人卑劣，因为他有着一个正直的灵魂。④不仅如此，诚实的人是大自然的贵族。④④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奥狄浦斯和伊饿卡斯达之女，她不顾叔父克莱昂的反对，为其兄波利尼斯举行葬礼，结果被克莱昂活埋。——译者④．见欧内斯特?巴克在《希腊政治理论》中所引该诗第450--457行(F．斯托尔霎瓷。‘李西亚斯》‘反对安多西德，lo)中有一段提到这个概念来自伯里克利磊二箱票“嚣量传》(如n)第=卷。第854—6页(韦译)。④“尤里皮迫兹*，法文版，345页；欧内斯特．邑克译(戴道尔公司出版)。53公元前五世纪爱挑剔的雅典人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着的阴暗面，因之批评家准备求助于天赋的权利和公道来反对常规方面并非固有的社会差别。另一方面，根本没有必要设想大自然立了一条理想的公道和权利的法则。人们可以把公道本身看作是一种常规，它唯一的根据就是国家本身的法律，而就通常的意义而言，自然扮演的角色可能与道德无关。这样一种观点是同后来的诡辩学派联在一起的，他们发现用这个观点去否定人生而为奴隶和生而为贵族是“自然的力这种思想，有助于震撼保守的意识。因此雄辩家阿尔西达马有一句深受赞赏的名言：“上帝使人人生而自由，而自然则从未使任何人成为奴隶。”最使人感到震惊的是，诡辩学者安蒂芬否认在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有任何“天然的”差别。到公元前五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不那么恭顺的年青一代已开始对先辈们所极其珍视的种种偏见进行仔细的分析了。所幸的是，这位诡辩学家安蒂芬的著作《论真理》①有一些零星片段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对他的政治观念能多少有些了解。他直截了当地断言一切法则不外乎是常规陋习，因而和自然是对立的。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就是在证据面前尊重法则，但是当一个人不坚持“信奉自然刀时，那就意味着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破坏法则的罪恶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仅出于“有意识的信念∞，但是违反自然的不良后果是无法避免的。大多数依法采取的行动恰恰是违反自然的，而那些缺乏自信的人往往得不偿失。法律的公道对那些信奉它的人毫无益处；它不能防止损害于先也不能弥补损害于后。在安蒂芬看来，“自然力不过是自私或自利而已。但是他显然是在①见《奥克兴居古草纸书》(Oxyrhinchus Papyri) 1364号，@-t'--99及以后诸页；以及欧内斯特?巴克的《希腊政治学说》、《柏拉图和他的先辈》(1925ra)g83及以后诸页。不要把诡辩家安蒂芬和领导雅典寡头政治叛乱的安蒂芬混同起来，虽然他们是同时代的人．54把自利立为一条道德原则，与通常所说的道德针锋相对。一个信奉自然的人总是尽力之所及为自己打算。上述这些零星片段的记载清楚地表明：柏拉图在s理想国*中对公道所作的那些激进的推论，并非他本人想象中的发明创造。色雷塞马喀斯①的论点具有同样的精神，他认为公道不过是“强者的利益”，因为在每个国家，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都是它认为最有助于取得它自己的利益的。自然界实行的不是公正的统治，而是力量的统治。卡利克勒②在《戈尔哲斯篇》③中较详细地阐述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他论证说：自然的公道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的权利，而法律的公道不过是大批弱者为保全自己而设立的屏障。“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他就会把我们违反自然的一切准则、咒文、护身符，以及我们的全部法律通通踩在脚下。力④具有同样意味的是修昔底德的史书中记载的雅典驻米洛斯岛大使的著名演说：“我们相信天上的神并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利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进行统治。刀⑤看来很清楚，修昔底德是想用这篇演说来表明雅典对它的盟邦的政策。．当然，这个把自然和利己主义等同起来的理论，并不一定含有安蒂芬的著作中似乎含有的或柏拉图在卡利克勒的言论中指出的那样一种反社会的含义。在《理想国*卷二中，格劳孔⑥把这一理论比较温和地发展为一种社会契约论，说明人们结合在一起是根据契约一致同意不做害人之事，这样就可以避免互相伤害。这项…①色雷塞马喀斯(Thrasymachus)，《理想国》中参与辩论的一个虚构人物。——译者@卡利克勒(callicIes)《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曼。墨尔哲斯(Gorgias)，希胎诡辩学家(公元前485—380)，柏拉图以他的名字作为《对话录*中一篇的标驻。④484a(乔伊特译)。⑤《修昔底德》卷五，105。㈣格势孔(Glaucon)?t理想国》中参与辩论的一个虚构的人物。——译者55规律仍然是利己圭义的，恒象大多数可行的共同生活方式那样，开明的自利是可以同法律和公道并行不悖的。这个观点虽然不是主张无法无天，但仍然和城邦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观念不一致。一个人在确有把握不致吃亏之前就不和他的公民伙伴接近，这种冷漠待人的方式是不符合“公社”精神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①中反驳这种观点，并认为它是诡辩学家莱科夫朗的创造。由于莱科夫朗是一位第二代的诡辩学家、戈尔哲斯的学生，因此在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就可能存在过某种契约论——自利原则的一种功利主义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这种政治哲学在伊壁鸠鲁②的著作中再次出现。由此可见，在公元前五世纪结束以前，自然和常规相对的观念就已按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是认为自然是人类和宇宙所固有的公道和权利的法则。这个看法必然倾向于假定宇宙间的秩序是明智的和慈善的；它可能对种种弊端加以谴责，但它本质上是维护道德的，而最后一手是求助于宗教。另一是认为自然与道德无关，自然就是人类所表现的坚持己见或利己主义，是对享乐和权力的追求。这种看法可能发展成一种尼采哲学的自我表现论，或者成为一种比较温和形式的功利主义；而其极端形式则可能成为具有明确反社会意识的学说。因此，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出现这样一些观念，虽然尚未系统化或抽象化，但已含有以后在公元前四世纪产生的大多数哲学体系中的说法。也许，只是雅典在终于陷入不幸的时刻，象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那样，方有必要使它的人民进入沉思之中而不是积极行动，并在修昔底德从未想到过的意义上使它本身成为“希腊人的学校刀。①1280b 12②(Epicureans，公元前341--270)，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56苏格拉底促使各种有启发性的观念变为明确的哲学，在这方面发挥了个人作用的是苏格拉底，而且，令人惊奇的是，一切可能的发展都同样受惠于他。他个性中那种异常令人激动的品质使许多性格极不相同的人受到影响，并导致许多在逻辑上互不相容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都显然来自苏格拉底。这就使安提西尼①能够去发现他的个性表现为自我克制的秘密，并把它发展为一种愤世嫉俗的伦理观，而亚里斯提卜⑦则发现这同一个性的秘密是一种享受人生乐趣的无限能力，并把它发展为一种享乐主义的伦理观。这两种伦理观是对卡利克勒的关于强有力的人能够把友好交往中弱者的善意踩在脚下这一理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哲学观点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成就使它们黯然失色，但是到头来都各自得以确立并成为哲学家的理想，而这种理想不论属于哪一种伦理观，都是出自苏格拉底。然而，似乎可以肯定，关于苏格拉底的个性以及对他的观念的恰当理解，必然有更多的部分纳入他的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的学说之中。但是人文主义已在苏格拉底的所有学生中引起了充分的反应，而诡辩学家的出现即始于人文主义。苏格拉底在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的巨大兴趣至少涉及到伦理学，简言之，即涉及到大量局部的、可变化的常规和真正的、不变的公道这个难题。但是苏格拉底不同于诡辩学家，他在对人文主义的探讨中引进了较早的自然哲学的合理的传统观念。这就是那由子最具有特点而归功于他的学说的意义所在，即相信美德即知识，因而是可学①妻堡西尼(Antist、henes，约公元前435--370)，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创始哆亚里斯提p(Aristippus，约公元前435—360)，希腊哲学家。——译者57可教的；同时也是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他创造的那种探讨方法的意义所在，即力求获得精确的定义。根据这样的信念和方法，要去发现一条有效的总的行动规律是有可能的，而且通过教育的手段去传授这条规律也是切实可行的。或者用稍许不同的说法来表明这一点，那就是如果能够给伦理学的概念下定义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些概念科学地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中去，而这门科学可能用来实现并维持一个可证明为极其优越的社会。柏拉图终生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想象中合理的、可证明的政治科学。我们无从知道苏格拉底在政治学方面究竟有些什么结论。但总的说来，他表明美德即知识，意思很清楚，是不会被误解的。苏格拉底肯定是雅典的民主政体以及它那种认为任何人都能担任任何公职的设想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一点在s自辩篇*中明确地表现出来，并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①中有事实说明；然而，不论怎么说，苏格拉底的受审和被判处死刑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的，除非是有某种幕后的“政治活动力。因此在“理想国*中详细论述的那些政治原则有相当大一部分很可能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由柏拉图直接从他那里了解来的。尽管情况可能如此，但仍然可以肯定：《理想国*中那种唯理智论者的论断，那种寻求一个受过充分教育的统治者作为救世主的倾向，必定是对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包括政治美德在内——即知识这一信念的详细阐发。58第四章柏拉图：《理想国》雅典的宏图大略继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破灭，但是，尽管它扮演的角色改变了，它对希腊的影响以及最终对整个古代世界的影响却毫未减退。它在失去了帝国之后日益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教育中心。它的这种地位保持到它的政治独立消失之后，并且实际上延续到公元开始后的年代。它那些讲授哲学和科学以及讲授修辞学的学校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崇高学府，专门从事高等教育并从事必然伴有先进训练方法的研究工作。这些学府的学生来自罗马和古代世界各地。柏拉图的学园是第一所讲授哲学的学园，虽然伊素克拉底①开办的学园在时问上可能要早几年，但他主要是讲授修辞学和雄辩术。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②创办的’学园大约要晚五十年，而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③的两座著名学园又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约三十年才开办的。在伯里克利时代，那些在生活和艺术两方面都善于依靠卓越的本能从事活动的人，难免要把以雅典人的天赋才能接受这种学院式的专门化训练看作是一种没落现象。诚然，如果雅典的生活始终是非常幸福和繁荣，就象伯里克利的《丧礼上的演说》使人感到的那样，那么希腊人很可能就不会转而研究哲学，至少是不会以他们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去研究哲学了。然而，谁也不能怀疑，雅典①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雅典演说家、修词学家。——译者②吕克昂(1≯cellIn)，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园。——译者③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n，约前336--264)，大约在公元前308年创立于雅典的一个哲学派别，认为美德乃善之最高形式，人不应为感情或生活中发生的事物所动。——译者60那些学园的教学工作和公元前五世纪的艺术一样，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学园的出现标志着欧洲哲学的萌芽，特别是关系到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在这一领域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最早在欧洲知识界起先锋作用的杰作。开始时，他们处于草创阶段，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严格称之为成套的科学，没有采取在现代看来很明显的方式对科学加以分门别类。各门科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还处在创立的过程中。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全集》于公元前323年完成时，关于学术的总的轮廓——分为哲学、自然科学、人类行为的科学以及文艺批评——就具有一种为后世欧洲思想界能够分辨得出的固定形式了。无可怀疑的是，任何学者都不敢轻视随着这些学园而来的先进的专门化训练以及专业方面的高度精确性，尽管也随之而带来了某种学院式的和脱离公民活动的学习方式。需要政治学柏拉图大约在公元前427年出生千一个雅典的名门世族。许多评论家把他对民主政体之所以采取批判的态度归因于他的贵族出身，而且他的确有个亲属非常突出地参与了公元前404年的寡头革命。但这一事实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解释；他之不相信民主政体并不甚于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既非出身高贵，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柏拉图在智育方面的发展显然是由于他在青年时期和苏格拉底的交往；他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得了在他的政治哲学中经常起支配作用的思想——认为美德即知识。换言之，这意味着怀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对一切个人和国家来说，都可能有某种客观存在的美好生活，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通过有条不紊的、合乎理性的方法加以阐明，因而可以运用聪明才智去加以探讨。这一信念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柏拉图在某种程6l度上必然是一个贵族政治论者，因为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能达到的成就决不能委之于多数人或群众的意见。柏拉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达到成年，这时已几乎不可能指望他对那“愉快地发挥多方面才能力的民主政治生活抱有象伯里克利的那种热情了。“理想国，中记载的他在政治方面最早的思想，其形成阶段恰好是在雅典人很可能对斯巴达的训练方式获得深刻印象的时候，当时这种训练之不可靠还没有为斯巴达帝国惨遭不幸的历史所揭示出来。柏拉图在附于《第七封信》①的自传中，谈到他青年时代曾经如何盼望在政治上千一番事业，甚至还指望“三十人刀的贵族革命(公元前404年)会使他有可能参与其中的许多重大改革。然而实行寡头政治的结果却很快使民主政治看来象是黄金时代，尽管在恢复了民主政治之后，由于紧接着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而证明它是不适当的。结果是，我，最初曾经满怀热忱，渴望从事担任公职的活动，我注视着公职生活中的滚滚漩涡，看到汹涌的激流奔腾不息，最后不禁头晕目眩……终于清楚地看到，在现有的一切国家中，它们的政府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不好的。它们的体制几乎无法改善，除非是通过奇迹般的规划并交上好运。因此我不得不颂扬正确的哲学：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辨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⑦在这段文字中，格外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看出柏拉图之所以建立学园的一个重要理由，虽然颇为奇怪的是那封信中没有提到①根据柏拉图在西西里从事政治改革活动而冒风险的记述，足以断定第三、第七和第八封信即使并非真正的信件。但作为史料是可靠的。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这一点。②《第七封信》，325d一326bL_A．波斯特译。柏拉图写于公元前353年。最末一句重复了《理想国》中(473d)-T-由哲学家当国王那个著名段落的意思．62这所学园。建立学园的年代一定是在他结束了相当广泛的旅行并于公元前388年回到雅典之后的几年之内。毫无疑问，学园并不是专为任何单一的目的而建立的，因此如果说柏拉图是打算建立一所科学地研究政治学并训练政治家的学院，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当时学习的专业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而柏拉图也几乎不可能把需要有一位掌握政治的哲学家看作是需要有一批为担任行政和立法工作而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员。他想到的倒是需要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在受到充分的智力训练之后能对美好的生活具有敏锐的感觉，因而有能力辨别真伪以及达到至善的适当手段和不适当的手段。这是一个从如何区别自然和常规派生出来的问题，而这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是善于思索的希腊人一直萦绕于怀的。因此，按照柏拉图的概念，这个问题是把真知同现象、见解和彻底错误的观念区别开来这个总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就这个问题而言，任何一门高深的学科，诸如逻辑或数学无不与之有关。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柏拉图既然确信这种知识以及统治者获得这种知识是挽救国家的唯一手段，那他怎么会希望并期待他的学园不去传播真知和哲学而传播象辩术这类欺骗性的学科呢?当然，他后来深信治国之才是最高的或“王者的力学术。柏拉图著名的两次叙拉古①之行是在公元前367年和361年，他去那里是为了帮助他的朋友戴昂教育和指导年轻的国王戴奥尼西厄斯②。他认为戴奥尼西厄斯的即位是他所希望的实行根本政治改革的有利时机——一位青年统治者既有无限的权力又愿从一位学者和一位有经验的政洽家联合提供的意见中获取教益。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