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环是唐王朝第九任皇帝李隆基的爱妃。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国力最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唐帝国也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其地位和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差不多。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各地的志士仁人不惜冒着被本国政府杀头的危险也要往那里跑。在长安的一百多万居民中，外国侨民就有三十多万人，比今天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另一个商业城市广州也有西洋侨民二十多万人，比今天美国纽约的外国人有更高的比例。唐帝国在李隆基统治时期繁荣到了顶点，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富裕，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社会秩序安定，臣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帝国的疆土扩张到了极限，国际形象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　　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帝王，他的高度智慧和坚强性格可以和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大帝媲美。李隆基在青年时期就显示了他的超人智慧和干练果敢的政治才能，那时唐帝国的政府大权掌握在女人手中，一连串的宫廷政变使唐王朝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先是韦后专权，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公开招权纳贿，残害忠良，把朝政搞得一蹋糊涂，最后居然疯狂到把皇帝李显也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毒死，另立李显跟姬妾生的一位十三岁的儿子李重茂继任皇帝。当时还是亲王的李隆基和姑母太平公主结盟，发动宫廷政变，率领禁卫军冲进皇宫，杀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当皇帝。李旦是一个淡泊名位的人，对政治没有兴趣，只当了两年皇帝就把帝位让给李隆基。但李隆基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政府实权控制在和他同样精明刚强对政治充满野心的太平公主手中，当时七个宰相，就有五个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没有她的首肯李隆基的圣旨就没有效力。李隆基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开始有步骤地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太平公主发觉这位年轻的侄儿不太顺服，计划废掉他，另立别的侄儿。李隆基及时察觉到这个阴谋，便对姑母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首都长安戒严，展开大规模的逮捕整肃，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抓了起来。太平公主自杀，李隆基牢牢地控制了政府。　　李隆基掌握朝政大权后，即着手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这时唐政府已经朽乱到极限，尤其是冗官塞道，人浮于事，责权不清。武则天为了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大力提拔貌似恭顺的新贵，造成“补阙连车载，拾遗用斗量”的冗官集团；加之韦后和安乐公主公开卖官纳贿，冗官有增无减，使开元初年的冗官达数千人之多。不断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还因“群鸡啄食”助长了官吏间的争斗，毒害了官吏的品格。针对这种现象，李隆基任用姚崇、宋王景为相，整顿吏治，裁汰冗官，现有官吏十去其九，使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李隆基又提倡节俭，严禁官吏浪费挥霍国家资财，又重拳打击贪污渎职行为，政府面貌为之一新。经过李隆基的励精图治，开元末年唐帝国繁荣到了顶点。经济和社会秩序有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可为佐证。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东部从契丹手中夺取了辽西二十一洲，西部打败了强憾的土蕃，打通了和西域交通线，又征复了碎叶，疆土扩张到了极限。文学艺术方面也硕果累累，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是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书法家颜真卿、画家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朝代出现了这么多的杰才俊士，是李隆基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　　李隆基的英雄生涯因为碰上了美丽的杨玉环而告一段落。　　杨玉环是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以体态丰满，皮肤细腻，性情温和著称于世。她是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二十六岁那年使六十一岁的公爹一见钟情，这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李隆基那时刚死了专宠后宫的武惠妃，六宫佳丽没一个能引起他的兴趣，正值感情上的荒年，蓦然看见丰盈娇憨的儿媳妇，他苍老的心一瞬间年轻了许多，且年轻得大大地失去理智和尊严，竟然不顾人伦天理，甘冒乱伦的恶名，把杨玉环从儿子怀中夺了过来陪他睡觉。杨玉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性情忠厚，心地善良，对政治没有兴趣，也没有任何供人指责的劣迹。但李隆基爱她爱得太深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堕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温柔陷阱，忘记了自己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对政务日渐荒疏，末了干脆不上朝，把朝政全权委托给奸相李林甫。李林甫乘机结党弄权，把人性较为充分的朝臣排挤出中央，朝政因此从光明走向昏暗。　　李隆基太爱杨玉环了，在占有杨玉环肉体的同时还渴望得到她的芳心。也许是年龄相差太大的缘故，李隆基心底有点自卑，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在杨玉环心中的份量是否超过自己的儿子？他的结论常常是消极的。为了遮掩自己的劣势，他尽力在物质方面“贿赂”杨玉环的心，使她在眼花缭乱灯红酒绿之余感觉到丈夫的伟大。尽管玉环不爱慕虚荣，他仍煞费苦心为她营造一幅纸醉金迷的生活氛氲，上千名织绵刺秀的工匠和几百名雕刻熔造的首饰工日夜不停地为她制作华衣美服和珍宝玩好，不惜巨金从国外购进珍贵的脂粉和香水。杨玉环生长在四川的一个盛产荔枝的地方，她从小就爱吃这种水果，但首都长安因气候寒冷，不出产荔枝这种只有热带才能生长的水果。这种水果只有吃新鲜的才有味，过了几天就味同嚼蜡，而热带出产的荔枝运往长安一般得十多天。有一次杨玉环和皇上谈起儿时趣事，不经意地提起吃不到新鲜荔枝的遗撼。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千方百计想讨杨玉环欢心的李隆基发现机会来了，他象对待国家大事一样，命令驿站用运送加急公文的方式从盛产上等荔枝的福建青田运送荔枝到长安供贵妃享用。运送荔枝的动作本身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镜头：驿马以四足离地的速度狂奔，铃声传到一公里外，下一驿站听到铃声后，日夜都在待命的驿卒，立即上马飞驰。当后马追及前马，两马相并时，马足不停，即在马上将荔枝传递，驿马往往因狂奔过度而倒毙路旁。这本是运送紧急军事公文的行动，李隆基却用来运送荔枝供一个女人享用，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杜枚的一首诗“长安城外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描述这个带有辛酸味的趣事的。联想起李隆基前期的英雄行为，真是前后判若两人，一代英豪竟堕落成这个样子，都是美丽的女人惹的祸。　　李隆基如果仅仅是在杨玉环身上堆金子还不致酿成大的灾难，他最不该犯的错误就是给杨玉环的亲族加官晋爵，不但施恩于杨玉环的几个美丽姐妹，让她们拥有巨大权力，还重用她的堂兄杨国忠。这个流氓无赖出身的恶棍，除了吃喝嫖赌搬弄是非打小报告外什么都不会。李隆基是在赌桌上发现他的杰出“才能”的，李隆基成天在女人堆里撕混并没有什么正经娱乐来打发时光，赌博是玩得最多的游戏，因钱来得太容易赌注也很大，于是算赌账成了一件需要动脑筋的差事。杨国忠从小在妓院赌场撕混惯了，对此道颇为精通，经常站在旁边为玩得正有兴头的皇帝和堂妹算赌账。李隆基发现他的赌账算得又快又准，认为他拥有很大的智慧，若不把他的智慧用于治理国家一定是对人才的浪费，于是提拔他作了大官，丝毫也意识不到会算赌账的人一定经常出入赌场。嗜赌的人是没有责任心的，把国家交给没有责任心的人治理等于是把婴儿交给老虎扶养，不是把婴儿吃掉就是把婴儿玩丢了。李隆基把权力赐给杨玉环亲族的举动纯属多余，玉环不懂政治，也没有政治热情，让她的亲人当官在她的心目中不见得是很大的恩典，因此也不会有太大的感动。可见李隆基并不了解他深爱的女人，此举并不能赢得她的芳心，相反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国家一旦受难，他心爱的女人也会跟着遭殃。　　纪元七五一年，奸相李林甫死亡，李隆基让杨国忠继任宰相，亲手打开了“潘朵拉魔盒”，把国家一步步地推向灾难的深渊。杨国忠的能力和德行都不能够胜任宰相，但他的裙带关系使他能够胜任。他这个宰相仅兼职就达四十多个，除了贪污索贿赌博玩女人外不知道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对乱伦也有异乎寻常的热情，最最惊世骇俗的创举就是和他的堂妹公开通奸。一个广大的贪污网在他的手下迅速建立，李林甫手中漏网的几个有良心有责任心的朝臣被进一步排挤出政府，政府成了酷吏和赌徒的世界。杨国忠任用大酷吏鲜于仲通担任剑南军区司令官，鲜于仲通任用小酷吏和大色鬼张虔陀当云南郡守。云南郡距南诏王国的首都大和城直线距离百余公里，是南诏王国到中国朝贡的必经要道。使节入境之后，依南诏的礼节，夫妇要共同拜会地方首长，想不到禽兽不如的张虔陀竟强暴了使节的妻子。这是一个正常男人所不能忍受的羞辱，南诏王国的反应迅速而激烈，第二任国王阁罗凤在忍无可忍之余发兵奇袭云南郡，张虔陀的快乐日子总算到头了，他被愤怒的士兵乱刀砍死，尸体剁成肉酱后喂狗。鲜于仲通动员八万大军为他心爱的部下兼同类复仇，阁罗凤表示谢罪，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土地。他警告说：“如果中国逼我太甚，我就投降吐蕃王国，那时整个云南地区恐怕非中国所有。”吐蕃是位于西南的一个强国，是唐帝国在战场上的真正劲敌，如和南诏结盟将取得对唐帝国的战略优势。鲜于仲通这样的昏暴人物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继续进兵，心想八万大军可以象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卓尔小国南诏，殊不知再强大的军队在他手中也只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是一盘送上门的加了调味品的菜。他的军队意料中的全军覆没，云南全境全部失陷。杨国忠和鲜于仲通一样，动员倾国兵力对南诏王国发动了一连串报复性的攻击，统帅全是鲜于仲通一类的人物，因为杨国忠不可能任用优秀的统帅。这样的军队是没有取胜的可能的，他们每天都在万山丛中被击败，前后共死二十万人。中国所能征调的精锐部队死亡殆尽，为随后的“安史兵变”创造了条件。　　西南的销烟还未散尽，杨国忠又在北方点燃了更大的战火。范阳军区司令官安禄山是一个粗犷干练且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将领，打心眼里瞧不起能力不如他的酒肉宰相杨国忠，对他也不维持应有的尊敬，就更不用说象其他军区司令官一样进贡巨额财物了。杨国忠不能忍受这种轻蔑，决心打击他，于是诬以谋反的法宝出笼，向李隆基一再告密，李隆基一再不相信。但在那种形势下，没有人保证李隆基下一次仍不相信。纪元七五五年，杨国忠采取“逼他反”的手段，派遣警备部队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逮捕他的宾客全部处死。这是安禄山要想不采取激烈反应也不可能，他知道向皇帝申诉没有用，所有的奏章都不能越过宰相这一关，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叛变，用武力为自己讨回公道。他决心叛变，率领蕃汉混合兵团十七万人南下，宣称讨划杨国忠。杨国忠大为兴奋，因为事情终于证明他料事如神，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安禄山缉拿归案。不过安禄山兵团战斗力很强，朝庭能够用于作战的军队全死在云南，地方部队根本不能抵抗安禄山的铁骑兵。结果安禄山兵团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七百公里，渡过黄河，攻陷东都洛阳。明年再向西进击，进攻潼关。中央军统帅封常清、高仙芝本来有能力使潼关坚不可催的，可杨国忠因为没有收到二人的贿赂竟然诬陷二人“通敌”，把二人送上腰斩的刑场。继任统帅哥舒翰也因不善行贿，也在杨国忠的威逼下作自杀性的出击，结果全军覆没，潼关失陷，通往长安的门户打开了。李隆基带着杨氏姊妹从长安仓惶出逃，一直逃到距长安六十公里的马嵬驿。当杨国忠正在暗中庆幸自己的英明时，他恶贯满盈的日子来到了，愤怒的禁卫军包围行宫，乱箭射死杨国忠，屠灭他的全家，包括他的儿女和杨玉环两位拥有极大权力的美丽姐妹。杨国忠致死还瞪大双眼看着插在前胸密密麻麻的箭杆，不明白他英明的“果实”何以是这等货色。为了防备复仇，禁卫军要求皇帝处死杨玉环，李隆基在无奈之余只好把她绞死。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四句诗“花钿委地无人收，翠铙金雀玉骚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悲剧场景。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浅一点，或者爱得明智一点，不让她的堂兄杨国忠作大官，所有的灾难都不会发生，李隆基会和杨玉环恩爱白头，杨玉环会风光一生寿终正寝，也不至在风华正茂之年“零落为泥碾作尘”，她的家族也不会灭亡。李隆基那糊涂过份的爱不仅害了自己的国家，也害了自己倾心挚爱的女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杨玉环不是那样温婉美丽，李隆基也不会在温柔乡中陷得那样深，究竟是谁的过错，还是女人的美丽惹的祸。　　安史兵变的后果是惨重的，战区的生灵减少了十分之九，黄河两岸的臣民挖树皮掘草根充饥，用纸糊的衣服御寒，繁华盖世的洛阳成了一片焦土。经过这场巨变，唐王朝的强盛时期结束了，自此进入了不可挽回的衰落。中国成为世界帝国的希望也自此化为泡影。杨玉环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四　　不但夏姬、西施、杨玉环等出身良家的妇女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就连出身最为低贱的妓女也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魔力。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明末清初的江淮名妓陈圆圆，她使被誉为“万年不倒翁”的中华民族沦为亡国奴达二百九十年之久。　　陈圆圆是江苏人，父亲是一个摇着货郎鼓走村串户兜售针头线脑的小商贩，除了一间破茅屋和一身不能换洗的破旧衣服外没有其它的家当。陈圆圆七岁那年，父母无法养活她，就象其它的贫苦人家那样把女儿卖掉，换几两银子养家糊口。因为她有点姿色，被金陵的一家妓院看中了，鸨母就多出了几两银子把她买下来，准备调教几年后再把她当摇钱树。穷人家的父母多半重男轻女，只要能多卖几两银子，才不管女儿在哪里安身。陈圆圆心灵手巧，弹得一手好曲，又有一副好嗓子，唱出的歌声悠扬婉转，一叠三叹，令男人心荡神摇，神魂出窍。不出几年，鸨母就把她调教成一位色艺俱佳的红粉佳丽，破身后门庭若市，被她接待的男人没有几个不神魂俱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经常有几个男人为了争夺她大打出手，陈圆圆一身不能分成几块，不得不费尽心机曲意周旋在硬上弓的诸霸王之间。金陵有几个恶少对她不能相舍，又没有山一样的银子来填塞妓院的无底洞，几次用暴力把她从妓院劫出来，之后费了许多周折才脱离他们的魔掌。　　陈圆圆前半生悲惨离奇的身世，造就了她温和随顺善解人意屈从命运的流水样性格，那是令强悍有力的男人发狂的性格。　　天生我才必有用，象陈圆圆这样的奇女子是不可能长久堙没在底层社会的，上天飞来的好运在她的豆寇年华适时降光，把她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十八岁那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大舅子田弘遇到江南游玩，在妓院里碰见了陈圆圆，当即被她的美丽容貌和甜美歌声所吸引，就半带强迫地把她买了下来。那时专宠后宫的贵妃妹子一病不起，靠裙带关系坐享容华的田宏遇担心人走茶凉，为了博得皇上的欢心，竟别出心裁地把陈圆圆作为进贡的礼物奉献给朱由检，没想到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和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折腾得焦头烂额，没有兴趣在女人身上下功夫，竟把大舅子的“礼品”退了回来，田弘遇这次的马屁算是拍在马脚上。象田弘遇这样的吃软饭政客一旦靠山倒塌，在朝中马上就会品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昨天还一个劲往他身上贴的人今天就对他不屑一顾，溜须拍马之声一转眼就成了冷嘲热讽。尤其是皇帝拒绝了他献上的美女后，他在朝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在他面前公开表露自己的轻蔑。习惯了被人巴结奉承的田弘遇不能忍受这样的冷落，就挖空心思在朝中寻找新的靠山。当时朝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年轻有为的蓟辽兵团司令官吴三桂，他刚被皇上封为平西伯，捧着皇上御赐的上方宝剑，拥有在前方权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广大权力。他统率的五万关宁铁骑是明政府内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武装力量，手中握有实实在在的强大军权。因此吴三桂这个目标一下子就被田弘遇锁定了，从来英雄爱美人，田弘遇对陈圆圆依旧寄予厚望，这个被皇上挥去的人间尤物必须在吴三桂身上起作用。田弘遇的如意算盘这次打到了点子上，吴三桂在田府一见到陈圆圆就目光发直，身子酥了大半边，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吴三桂的窘态被田弘遇看在眼里，这是他最最希望的结果。第二天，田弘遇就以嫁女儿的礼仪把陈圆圆“嫁”到吴府，吴三桂把令他一见钟情的女人紧紧地抱在怀中，心灵深处充满了对田弘遇的感激之情。田弘遇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用陈圆圆钓到了一只能够看守门户的狼。　　前方军情紧急，吴三桂只作了一夜新郎，就奉君命回到他的驻防地宁远前线。吴三桂到底是个英雄，没有把新婚燕尔的爱妾带往腥风血雨的前线军营，那会影响他在士兵中的威望，再说他也不忍心为了图身心之快把自己挚爱的女人置于刀剑无情的危险之地。没想到吴三桂这一理性善意的举措酿成了他的终身恨事。　　吴三桂回到前线不久，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到了最后时刻。李自成统率农民兵团从西安出发，穿越山西省，于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攻陷首都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煤山上了吊，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年之久的明王朝自此寿终正寝。农民新贵一进入北京，就心急火燎地向明王朝的官员清算旧帐，把他们拥有的财富和美女抢掠一空，然后把他们投入监狱上夹棍，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吴三桂因是李自成要收降的对象，他的父亲吴襄的待遇要好一此，只关在监狱里而没有用刑，吴府也没受到农民兵士的频繁骚扰。如果不是刘宗敏插上一杠，在关键时刻霸王硬上弓，陈圆圆这个名字也许不会在历史中出现。　　刘宗敏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号大将，这个铁匠出身的农民暴发户，进入北京后抢了成百上千的美女侍奉左右。但他还不满足，必要求得倾国之色供其泄欲。他从明政府降官口中得之陈圆圆的美貌，就顾不上什么政治和策略，带领亲兵闯进吴府，硬生生地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强抢过来，然后象饿狼一样扑了上去。夺妻之辱不是任何一个正常男人忍受得了的，尤其是象吴三桂这样能力超群自尊心又极强的男人。吴三桂当时正带领吴兵团前往北京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他父亲吴襄派遣的仆人这时也来到丰润，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被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当即气冲牛斗，大声说：“一个大男人不能保全一弱女子，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下令他的军队掉转方向，回师山海关，兵士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吴三桂知道自己的力量不敌农民军，身后又有宿敌满洲人对他虎视耽耽，一旦他和农民军交手对方就会乘隙蹈虚，那时他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就两害相权取其轻，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剿匪。这时的清帝国正陷入周期性的皇位危机之中不能自拔，第一任皇帝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长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死时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也被排除，而由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黩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这时自顾不遐，根本没有力量主动攻击庞然大物的中国。如果不是陈圆圆引发的历史悲剧，清帝国极有可能在下一次的内乱中瓦解，更不用说成为中国的主宰了。　　吴三桂的求援文书到达时，福临即位才八个月，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振奋的奋斗目标出现在眼前，于是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　　李自成的农民兵团在吴兵团和满洲兵团的夹击下兵败如山倒，一年不到就灰飞烟灭。李自成兵团在撤到真定时，陈圆圆被军队冲散，夹在乱民中漫无目标地逃亡，辗转流离才回到吴三桂的怀抱。采花大盗刘宗敏在九江被吴兵团擒获，吴三桂亲手砍下了他的脑袋，报了一年前的血海深仇。吴三桂在这场美人争夺战中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但他的民族却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进入北京，宣称自己是中国的新主人，中国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当了三个世纪的亡国奴。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有必要强调一下“美丽女人”和“权力女人”的分别。美丽女人和权力女人都对历史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但二者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权力女人是灵魂邪恶之辈，他们对历史的负面影响是主动的，是历史的罪魁。她们有极强的权欲，用不光彩的手段取得了不加限止的广大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作威作福，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惨剧，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美丽女人的灵魂比权利女人高贵，她们对历史的负面影响是被动的，只能被她们所不能控制的命运摆布。她们没有权欲，不想掌握政治大权，没有利用权力去伤害国家民族的意图，她们引发的历史悲剧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权力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无辜的，一样是受害者。二００二年十月十五日^v^v^v^v^v^v^v^v^v痛心疾首说变法（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八）一　　纪元前三六一年，一位单薄瘦消的年轻人由东向西跨过了函谷关，向地处西陲的秦王国帝都栎阳走去。　　此时的秦王国和三百年前穆公嬴任好在位时的秦国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把那时的秦国比作正午的太阳的话，这时的秦国则是乌云背后的夕阳，连一线美丽的回光返照都感受不到。嬴任好在位期间，任用两位杰出的外国人百里奚和蹇叔整顿内治，又任用他们的儿子训练秦国的军队现代化，征服了邻近的二十多个封国，包括驱使强大的周王朝东迁的犬戎部落，向西开扩疆土二百公里，向东打败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超级强国晋王国，把处于草昧时代的秦王国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嬴任好死时，百里奚和蹇叔都已去世，那些愚蠢至极的继承人竟按照秦王国先前的野蛮习俗把他们的儿子百里孟明等人赶入墓穴，为他们的英雄老爹殉葬，同时遭难的还有出生于本国的三位高级知识分子“车家三良”（车奄息、车仲行、车针虎）。秦王国的人才一下子被剪除罄尽，改革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秦国一夜间又回到了嬴任好之前的草昧时代。到了两百年后的战国时期，秦王国虽勉强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但无疑是七国之中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人看出这个蛮荒偏僻的小国有什么前途，能维持现状，不被新兴的魏王国并吞，已算是上等的运气。本世纪初期，魏国大将吴起统率魏兵团渡黄河西征，夺取了秦国河西（陕西省北部）的大片疆土，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秦王国的头上。秦王国的命运更黯淡了，到了秦孝公嬴渠梁即位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机正在加速度走向坟墓的垂死王国。　　嬴渠梁是秦王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最出类跋萃的君王，对他的王国和他的家族有强大的责任心，不能容忍他的国家一步步地向着绝望的深渊迈进。他主持的虽然是一个暮气深沉的小国，但他雄心勃勃地想恢复三百年前纪元前七世纪时他祖先赢任好的霸业。要实现这个光辉的梦想谈何容易，秦王国的基础太薄弱了，地理位置偏远不说，能够匡时济世富国强兵的人才在这个远离文明中心的草昧王国是无法找到的，因为那块尚未开化的土壤孕育不出优秀的人才。摆在嬴渠梁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仿照先祖的作法，从国外引进人才。他在即位的明年，就发出征求贤能人才的文告，欢迎能使秦王国富强的才智超人之士光临秦国。在那个时代，各国延揽政治人才，犹如二十世纪各国延揽科学人才一样。嬴渠梁确认，人才是国家强大兴旺的决定因素。　　招贤文告最先传到和秦王国毗邻的当时世界的超级强国魏王国，在该国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纷纷束起行囊离开使之备受冷落的母邦，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天涯路，去寻求实现自我的舞台。前文那位单薄瘦消的年轻人就是其中最最杰出的一位，他是来自魏王国的伟大政治家公孙鞅。　　公孙鞅本是卫国人，但卫国太小，不能作为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他很早就到魏国，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很了解他，正要向国君魏惠王推荐，不巧公叔痤一病不起。魏惠王亲自前去探望，向他寻问后事。公叔痤说：“舍人公孙鞅的才能十倍于我，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的前途在他身上。”魏惠王不禁大吃一惊，半晌做声不得。公叔痤看到惠王那不以为然的表情，又说：“大王如果不能委公孙鞅以重任，那么请你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的第一大患。”惠王告辞出门后，对随行的人说：“公叔痤病势沉重，大脑已经不管事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一个出身低下又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而且一会工夫又劝我杀了他，这不是病糊涂了是什么。”大臣魏昂也了解公孙鞅的才能，要求惠王对他破格予以重用。可魏王国的运气太坏，掌舵人只是一个普通庸才，不是一个有过人见识的领袖，对魏昂的意见一笑置之。知商低一个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知商高一个级数的人的见解。　　正当公孙鞅在魏国陷入绝望的苦境时，赢渠梁的招贤文告进入了魏国的通衢大街。他没有别的选择，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前往秦王国。每个人尤其是杰出人物离开母国都有不得已的原因。　　嬴渠梁跟公孙鞅促膝长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公孙鞅那精辟独到的见解使他沉浸在巨大的兴奋当中，连吃饭睡觉都忘到了九霄云外。嬴渠梁对公孙鞅相见恨晚，决定把政治大权交给这个数不相识的外国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对秦国的军政进行彻底的变革——当时的术语称为“变法”。　　公孙鞅深知他的变法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在暮气深沉的秦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没有国王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变法要么胎死腹中要么中途夭折。那时秦王国不但不能强大，还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当嬴渠梁把变法的提案提交大臣们讨论时，他们死抱着儒家学说“利不十不变法”的信条，反对对秦国进行彻底的变法，只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作几处有限的修修补补。公孙鞅告诉嬴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有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对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定被世人排斥。高度智慧的见解，往往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庸俗的大多数不可共始只可乐成。要国家富强，只有义无反顾进行彻底的变革。”嬴渠梁回答说：“我听说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孤陋寡闻的曰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我把国政交给你，你放心地去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于是这块魏国仍掉的石头，成了秦王国墙角的磐石。公孙鞅开始对秦王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公孙鞅在颁布变法令之前，先把一根十公尺长的木棍立在首都栎阳南门，下令说：“把它拿到北门的人，赏黄金十两。”当大家惊疑不定时，他又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两。一个好事的青年姑妄把它拿过去，竟然如数得到赏金。这是公孙鞅的第一步，他先要人民信任并尊重政府，政府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尊重之后才能有令必行。　　公孙鞅的改革可归纳为下列十三个主要的具体项目：　　一、强迫人民学习最低程度的礼仪。父子兄弟姐妹不准睡在一个炕上，必须分室而居。这时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　　二、统一度量衡制度。强迫全国使用同一标准的尺寸、升斗、斤两。　　三、建立地方政府组织，若干村组成一乡，若干乡组成一县，县直属中央政府。　　四、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十家编为一组，互相勉励生产和监督行动，一家犯法，其他九家有检举的义务。而检举本组以处的其他犯罪，跟杀敌立功一样有重赏。藏匿犯人者与犯人同罪。　　五、强迫每一个国民都要有正当职业，游手好闲的人，包括世袭贵族和富商子弟，如果不能从事正当职业，一律当作奴隶，送到边疆垦荒。　　六、用优厚的条件招请移民。不分国藉，凡到秦国从事垦荒的外国人，九年不收田赋，以求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就是兵源。　　七、鼓励生产。人民耕田织布特别好的，积存粮食特别多的，免除他的赋税和劳役。　　八、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强迫分居。这是增加生产和人口的手段。　　九、人际间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不准私人决斗。私人决斗的，不论有理无理，一律处罚。　　十、对敌作战是第一等功勋，受第一等赏赐。　　十一、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必须作战有功才能升迁。贵族的地位虽高，商人的财富虽多，如果没有战功，就不能担任政府官职。　　十二、废除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十三，迁都咸阳，与国民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相适应，行政中心也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从这十三个项目，可看出秦王国那时还处在半野蛮状态，落后、穷困、封闭、愚昧和一片混乱。也可看出变法的意义不仅是单纯的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的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改变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可以想象，在秦王国这样封闭停滞的国家进行这项前所未有且对人民生活有着巨大冲击的剧烈变革，几乎所有的国民，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不理解并进而坚决反对。一是改革使贵族丧失了世袭特权，只注重眼前利益而无视千秋大计的官僚政客自然本能地反对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变法。他们只要眼前过得舒服，才不管百年之后子孙后代沦为亡国奴。他们没有着眼未来的情操和智商。二是普通国民尽管不满意自己生活的悲惨，但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眼前的生活有太大的变动，尤其是妨碍他们懒散自由的变动。三是拥有巨大智慧能够预见百年兴衰荣辱的大政治家都是很寂寞的，他们的超凡见识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人们看不到他们匡时济世的良苦用心。四是政客的狭隘心胸和愚蠢的疾妒使他们不能容忍同僚有超越于他们之上的作为。变法令颁布不久，朝野上下到处翻滚着非议朝政的声浪。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嬴驷也公开站出来抵制新法时，变法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嬴渠梁不愧是一代天骄，他理解公孙鞅并坚决地支持他，对反对变法的官僚给予无情打击，连皇太子也不例外——他的教师公孙贾和嬴虔被处以割鼻和脸上刺字的刑罚，这对皇太子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在嬴渠梁的坚定支持和公孙鞅的英明策划下，秦王国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秦王国魔术般地崛起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东方的诸侯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实力比它们要强大百倍。　　纪元前三四０年，公孙鞅率领用新法武装起来的秦兵团，发动了决定秦王国千年霸业的复仇战争，向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魏王国进攻。号称所向无敌不可战胜的魏兵团不是渴望杀敌立功的秦兵团的对手，因为秦兵团的每个军士为了自身的荣誉和利益人自为战（他们每杀一个敌人就可进爵一级），不顾生死地努力向前。魏兵团意想不到地大败亏输，连总司令魏昂（曾劝说魏惠王重用公孙鞅）也作了俘虏。魏惠王捶胸打跌地说：“我懊悔不听公叔痤的话”。以惠王的平庸和当时对公孙鞅的痛恨，他不可能懊悔失去这个人才，恐怕是懊悔没有杀掉他。魏王国这次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把吴起辛苦开辟的河西疆土全部丧失给秦国。首都安邑跟秦国只隔一条黄河，失去安全保障，只好向东迁到四百公里外的陪都大梁（河南开封）。魏王国自此失去了一等强国的地位，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　　这一战役距公孙鞅纪元前三五九年开始变法，只十九年，秦王国已强大到迫使超级强权的魏王国一蹶不振，割地迁都，这是人类智慧所能做最最伟大的创举。变法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辉煌变法，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强大民族的基础。这次变法的意义是深远的，没有这次变法，秦王国就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国将陷于永远的分裂，将永远失去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变法，在以后的两千三百年中，中国也曾多次作过变法的尝试，但结局都是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两百二十年后汉武帝刘彻采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生儿育女是件好事，可生产时难免疼痛，产妇甚至会死亡，如果因此拒绝生产，人类就绝种了。其实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就是一种值得推行的进步制度。儒家学派的这种主张等于是不要变法。二是公孙鞅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个人的结局令人沮丧。丧失既得利益的人类渣滓，对改革的倡导者公孙鞅等人恨入骨髓。纪元前三三八年，英明伟大的嬴渠梁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儿子嬴驷继位。怨声载道的时代落伍者，包括嬴驷的皇家教师公孙贾和嬴虔，象挣脱铁链的疯狗一样乘机反扑，指控公孙鞅谋反，公孙鞅在出逃时被抓获，绑赴咸阳五马分尸，家属全部处斩。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因为儒家拒绝变法，中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周而复始的残酷内战，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华文明不断在血腥中解体，又在废墟上重组，永远得不到提升。结果中国由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堕落为最不文明国家。　　两千二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日本帝国效法公孙鞅，实行变法，即著名的“明治维新”。使一个跟当初秦国同样落后的古老日本，也魔术般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日本当初的落后程度，那时的日本离文明是如此的遥远，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觉得这太没面子了，下令所有的日本人必须给自已取一个“姓”。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实际意义，为了敷衍政府，就把自已的居住地点作为自己的姓氏。居住在山谷和原野接壤处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环绕的就姓“田中”；傍边有一株藤本植物的就姓“伊藤”；屋后有一棵大松树的就姓“松下”；不是松树而是杉树就姓“高杉”......由此可以看出“明治维新”对日本的贡献非语言所能形容。　　历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至灭亡。下面我再展示两个改变不彻底和拒绝改变的事例。　　二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一０六九年，立国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酝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这次变法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这时的宋帝国和纪元前四世纪时的秦王国处境差不多，沉重的内优外患使他高度疲惫，象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苟延残喘。首先，宋王朝是靠军队统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特别担心别的武将也依样画葫卢调转枪口，不断做着随时被兵变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军队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或拥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装部队的精锐——“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而把老弱残兵——“厢军”驻防各地维持地方治安。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率军出征。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领的部众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种军事体制虽有效地防止了“陈桥式兵变”，但极大的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等驻在首都的国防军赶至千里之外的边界时，敌方已取得了足够的战果，我方的军队则疲惫不堪。由于统帅与将领不熟悉，将领跟士兵不熟悉，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担任统帅，让这些胆小怕事的书生指挥腥风血雨的战争，实在是和他们的“勇力”过不去。因此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每次都是以宋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一００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国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国朝野震动，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躲避外别无他法，多亏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皇帝御驾亲征，在澶州和辽帝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买得暂时苟安，宋帝国才避免了过早沦为亡国奴。当宋王朝惊魂未定想坐下来喘口气时，西北又出现了更大的威胁。一０三八年，定难军区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国对辽战争的丑态所鼓舞，宣布脱离中央，自称西夏帝国皇帝，并对宋帝国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宋帝国对这个小而且贫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发动大军讨划。双方的实力是如此悬殊，宋帝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比对方高出百倍，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宋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再败。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王朝只好在一０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每年向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进贡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但为了面子对外宣称是“赏赐”。到了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帝国已四面楚歌，国土一天天萎缩，四周全是虎视耽耽的强敌，他们的胃口随着宋帝国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为了防患行政和军事将领权力过大，特设置一些职能互相重叠的机构，且一个职位委派几个人互相牵掣，互相监督，造成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越来越残酷，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深，表面平静的帝国成了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国，自汉武帝刘彻“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文人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的“四书”“五经”，知识面相当狭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狭隘，不辩轻重是非，且勇于内斗的劣质，没有能力包揽富国强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合理内核也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种本来很保守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作茧自缚，安于现状，固不自封，没有进取精神，过一日算一日，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当宋帝国已大厦将倾时，这些执掌国家政权的文人还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或者意识到了而故意蒙上眼睛，依旧在哪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依旧在哪里结党弄权。　　情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宋王朝已不可能按先前的办法统治下去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变法自强，要么坐以待毙。这时帝国的掌舵人是宋王朝的第七任皇帝赵顼，这个生长在深宫的皇帝，属于极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选择了变法。一０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步入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王安石的变法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因为宋帝国百病丛生，必须动大手术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救国家于水火，拯黎民于倒悬。下面我们把变法的重要措施归纳为十项，作一简要叙述。　　一、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自兼部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储备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一定数额食粮为主的赋税，丰收之年不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搜括；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仓库，丰年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括农民。　　三、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困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未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官僚地主兼并农民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方田均税法”，重新评估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比照交纳赋税。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时再行售出。“市易物”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募役法”，规定全国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人顶替。　　七、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集中首都，一部集中边疆，轮流更换，目的是使兵将不相熟悉，防止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却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安石选拔出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军区司令官，于一０七三、一０七四两年之间，收回陷入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方公里的中国故有领土，包括熙洲、河洲和全部河湟地区，使宋帝国第一次品尝到了那种久违的胜利滋味。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象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尤为严重，不但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建造新式武器，淘汰全部落伍装备。　　九、建立并加强国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期集中军训。　　十、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唐王朝以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样里除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诗经、书经、周礼）新议”外，还教授地学、史学、法学、医学和经济学。　　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改革是一项伤筋动骨的浩大工程，和纪元前四世纪公孙鞅的变法具有同等规模，一旦成功就会使积弱不振的宋帝国从侏儒变成巨人。王安石最引人嘱目的战略是：要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商品经济的成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劈道路。这在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根基的中国不但要有过人的见识，还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宋帝国虽然国防力量积弱不振，但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生产力水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商品经济也初具规模，甚至发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这时继续采取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国策不但不合时宜，还会极大地减缓经济的发展速度。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有超凡胆识能够预见百年兴衰的政治家，看到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因此制定了一套推动商品经济的大政方针，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增加。这正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王安石独具慧眼地施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真不愧是大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十一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这样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致关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中国人太不幸了，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是上帝对即将走上好运的国家和个人的考验，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官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旧党”，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新党”，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旧党”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七项奏折”，声称“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以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建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设立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给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池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撤消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消黄河以北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韩琦的建议是在瞎扯谈，他反对的恰恰是关系帝国千秋命运的善政；但因为他属于旧党，所以整个旧党对他的奏折报以热烈的欢呼。　　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对新法的不满和愤怒是可以想见的。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莨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政客没有任何原则、信仰和情操，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象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仓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一０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０八五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窝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一一二五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　　三　　在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只维持了可怜的一百天。　　百日维新的总导演是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年仅二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一位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的英雄帝王；设计师和执行官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　　百日维新的目标是使沉睡不醒的东方睡狮——中国现代化，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真个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日维新前的中国命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亡国灭种的乌云在文明古国的上空弥漫翻腾，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空隙没有合拢。三年前暴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的清帝国（当时北洋舰队仅巡洋舰就有三艘，注意中国迄今仍没有巡洋舰），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击败，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被誉为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辽东半岛，攫取了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并对旅顺的中国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个人埯埋尸体）。　　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洋务派”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中国的政治是最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中国高明：那就是“舰坚炮利”，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确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洋鬼子”，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丛这些军舰大炮，则是中国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无敌舰队”上战场，等于是让傻子胆小鬼去放原子弹，不炸死自己就算是万千之幸了。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不是最优秀的。中国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中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中日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中国时争先恐后，就象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中国的肢体。　　一八九五年：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中国自此国内有国，中国主权在租界内不能行使。　　一八九六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　　一八九七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这是瓜分中国的信号，各国开始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　　一八九八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中国的三千万两赎金投进了黑水河）；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清政府保证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租借就是占领，小的瓜分自此开始。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　　可以看出，到了百日维新前的一八九八年，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这个失去了神秘面纱的“天朝大国”，各国对它不再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在宰割它时不再作任何化装。象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也是直率提出他们的要求，清政府连犹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中国就是在列强张开的血盆大口下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发现，如不立即改革发奋自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被瓜分的危机，终于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一场身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北京爆发。　　早在《马关条约》（中日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举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一千多各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光绪手中。次年，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光绪上书，光绪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为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发展为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他们和自强运动的当权官员发动的以改良武器为主的洋务运动不同，他们要求中国在皇帝领导下作彻底的政治变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翁尚书的推荐，年轻的光绪皇帝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时，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有着高贵情操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他决心领导这次救亡运动，挽大厦之将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年，也是古历戊戌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下令变法。从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明治维新式的变法。　　一、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教授八股文）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法练兵。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光绪皇帝进行更激烈的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皇帝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可以看出，上面这些改革措施比王安石变法要激烈十倍，遇到的阻力自然也要大十倍。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政治后台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王安石变法都归于惨败。戊戌变法的命运可想而知。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光绪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他刚刚亲政，实权掌握在他的伯母兼姨母慈禧太后手里，皇帝连一支效忠他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革，失败自是命中注定。　　和王安石变法一样，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僚都知道清帝国必须变法图强，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项政治措施都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为之付出代价。变法图强通常都是伤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利益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伤害之上。丧失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很少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胸怀和境界（只要国家能够富强，我这个皇帝就是不当也在所不惜）他们永远把变法恨入骨髓。象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依靠这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就会恼羞成怒，进而群起反攻。象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把风全国知识分子对向变法的对立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上等人的机会。我敢说那些曾参与“公车上书”呼吁清政府变革的举子们也会因此反对变法，从维新党转为守旧党。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一国宰相居然说出如此没水准的话，进一步说明中华发族的悲剧是何等深重）。监察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洲人反对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誓言：“宁可把国家送给友帮，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失误，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群众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了太多的政敌，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强敌环伺的孤岛之上。变法很快到了紧急关头，维新党发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依靠理性的手段只能走向失败和死亡，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绝处逢生。光绪皇帝想到了军队，这位没有军权的皇帝开始培养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亲自接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他破格擢升为副部长。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掌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总督荣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满洲权贵日夜在慈禧太后身旁哭诉清王朝满洲人的危机和维新党的罪大恶极。当维新党求助袁世凯实行兵谏，用武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时，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要为君王两胁插刀，可一转身却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说，光绪皇帝将有对慈禧太后不利的突发行动。　　那拉兰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政变。她从北京东郊六公里外挪用海军经费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故宫，把光绪皇帝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的掩护下逃亡海外（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中国的民族志士竟然要中国的敌人来保护，类似的悲剧好象没完没了）。六名维新党领袖，包括中国近代最伟大最杰出灵魂最为高贵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押往刑场砍头示众，他们的鲜血被成群的愚昧百姓用来制作人血馒头（古时迷信的人用来治痨病的一种药方）。其他维新党人也被贬窜蛮荒。　　慈禧太后再次掌握了行政大权，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改革，下令一切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使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仍恢复严刑拷打，监狱仍恢复暗无天日。守旧党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们欢声雷动，弹冠相庆，歌颂慈禧太后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下面是他们胜利的成果：　　一八九九年：英俄两国约定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在厦门、福州划定租界；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如果不是美国插上一杠，中国不久就会解体，这个新兴的经济强国不原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机智地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声明应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各国在中国应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列强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机于阴错阳差的原因，中国暂时免除了被瓜分的恶运。　　一九００年，奄奄一息又无自知知明的清政府听信一个滥施暴力的邪教团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把戏，气咻咻地向世界各国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把北中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俄国则出兵占领了满洲人的老窝——东北，攫取了面积一百一十余万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一九０一年，中国和列强签订战败和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九一一年，汉人暴发了武装暴动，推翻了满洲人的统治。先前满洲权贵害怕特权受到任何限制，害怕地位财产受到任何损失，现在则什么特权也没有，别说地位财产荡然无存，连生命也没有保障。清王朝崩溃后，中国限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血腥战争，几万万人口死于非命，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　　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屠杀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旅顺的惨剧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俘虏了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和漏网的满洲权贵，把他们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这些昔日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现在连普通的百姓也当不上，成了人类最低贱的囚徒。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变法成功，中国不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满洲权贵也会照样在花花世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并象英国王室一样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历史呈现一个定律，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变法失败之后往往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最为痛心疾首，因为中国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如果中国变法成功，中国不但可以赶超日本免受外侮，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争，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二十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　　如果中国人能够自此正确对待理性的社会变革；如果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眼光远大一点，放弃既损害国家民族又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的既得利益；如果统治者能记住前车之鉴。如果......中国还是有机会的！　　可历史上哪能有那么多如果！　　中国要富强！中国要变革！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二００二年十一月十日^v^v^v^v^v^v^v^v^v士大夫的悲哀（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九）（一）　　中国的集权专制社会能够维系两千一百年之久，科举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跪在达官贵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本文的主题“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说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为一种备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宋王朝时，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在今天的读书人看来简止不可思议。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的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隙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中国国力的衰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发明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一直很强大，中国人以饱满旺盛的精力，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从未被外来的野蛮民族征服过，相反还不断打败北方那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领土并入中国版图，把他们的人民强制性地融入汉族这个大家庭。被中国击败在北方无法立足因而被迫西迁的北匈奴汗国，居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强大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它的手中连吃败仗并进而支离破碎，可见中国当时强大到何种地步。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且先后两次整个国家被蛮族征服，全体国民沦为亡国奴。这就是科举制度惹的祸。　　科举考试和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圣贤”立言。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四书”“五经”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象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　　我在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识分子，似乎偏离了主题，其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国人对士大夫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耳熟能详。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气连枝，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士大夫。下面又开始言归正题了。　　（二）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处境一直很被动；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基督教世界接连出现了一连串功勋卓著的探险家，歌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仑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近代史早期的两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奠基人达卡马、柯尔蒂斯、阿尔马格罗也全是冒险家。柯尔蒂斯征服了黑西哥和中美地区，阿尔马格罗征服了幅员辽阔的印加帝国——除巴西外的整个南美州。更为神奇的是：柯尔蒂斯的军队只有四百人，阿尔马格罗只带了一百八十名非职业军人，他们的对手是淹没在万山丛中神秘陌生的庞大帝国，没有置生死于度外不干出惊天事业不回头的冒险精神，就没有人敢向前迈进一步。可见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冒险家，使积弱不振的基督教国家加速度地富裕强大，从被动挨打被征服被奴役的恶梦中走出来，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殊不知风险和机遇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根本没有收益丰厚而又绝对安全的事业。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接理他们最有条件统领群雄兴帮开国，就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　　有一则历史事件可以说明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心理：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武装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这本是一个特殊荣耀和出人头地的巨大机会，可萧何却不领情，拒绝出头领导他们，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因为他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起义失败，他这个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的乌合之众居然打败了强大的秦王朝，刘邦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萧何的才能比刘邦高出十倍以上，比刘邦更适合皇帝的位子，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除了不尚冒险外，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圣贤书，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当年的吃苦精神也随之丧失殆尽，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连衣服也懒得洗，胡子也懒得刮，就更不用说洗澡擦身子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旧的长衫标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人们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划等号。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舍本求末，不辩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曙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一０六三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庭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关系社稷存亡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什么？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曙是“小宗”入继“大宗”，就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热情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也显得正气凛然，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比濮仪事件更热闹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因为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长张瓒说，朱厚骢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佑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骢不应改变称呼。但他的建议立即招徕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全体官员的怒斥，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这时宰相杨廷和已死，他的儿子杨慎继承乃父的遗志，成为大礼义事件的领袖人物，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一个大男人能够当众大声哭号，真难为他们。）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骢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横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象被皇宫吞没了一样，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见面，国家行政因此陷于瘫痪。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宫门外集体请愿，应该哭得更为响亮，但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甚至一个人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好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以李德裕为首的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党派之争的特点是：一切以是否属于本党本派为唯一尺度，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坏也好，不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好也坏；党派内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好商量，党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误也要上纲上线。至于善恶、是非、好坏、正邪、美丑等价值尺度都要从属于党派这个尺度，不能独立作为评判某事某人的标准。　　牛党全是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按理应该比靠祖宗福荫不学无术的李党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如果不涉及到党派他们确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如牛僧儒的节俭廉洁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内部堪称典范；可一涉及到党派之争就立即丧失理性，其偏狭短视比李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不择手段，不惜践踏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比李党邪恶百倍连牛党也从心底蔑视的宦官结盟。事实上在党派之争中，只要能有效地打击敌对的政党，士大夫就是连毒蛇也愿意与之结盟，即使明知在打败政敌之后自己也随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荐下入朝就任宰相；牛党巨头李宗闵借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为宰相。两党巨头短兵相接，李宗闵因有宦官的支持显然占有上风。只几个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后失去了宰相职位，牛僧儒回朝担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长安，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和亲”战略，把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安吏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国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的象征。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政府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中国跟吐蕃和解，唯‘信’与‘诚’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昏聩糊涂。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牛僧儒、李宗闵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真不知道他们当初读的什么书，受的什么教育！　　宋王朝的知识分子喜欢拉帮结党已是不争的事实。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官员称为“旧党”。士大人站在旧党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包括与旧党思想体系合拍的动议）都疯狂地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亲红糟白予以反击剥斥。旧党骨干吕诲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分。”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至于著名的“韩琦七项奏折”，我在《痛心疾首说变法》一文中已经提到过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纪元前四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中国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绩”之一。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众所周知，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后下令撤消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时，苏东坡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因此怒不可遏。因为士大夫的顽固抵制，中世纪这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半途而废，北宋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站在胜利一方的的士大夫这才发现他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的苦涩——作亡国奴的滋味着实不是好味。　　十九世纪末期，除极少数士大夫队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之流恨入骨髓，极力撺掇哪拉兰儿把那场有望使中国脱颖而出的变法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中国也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混战。士大夫在乱世是最可怜的群体，他们怀抱的儒书在刀光剑影的战场狗屁不值，别说作上等人发号施令，连混口饭吃都极为困难，甚至成为武夫为显示优越感而实施屠杀的最理想的对象。可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变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发动了震悍世界的变法运动，即著名的“明治维新”。这个比中国要落后几个世纪的草昧小国变法成功，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遇到象中国领导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对抗。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养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瓜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象从不去作冷静的思考，因此对任何社会变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热地对抗，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　　也许有人要说，士大夫并非反对变法的阶级，象两次伟大变法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和康有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王安石、康有为虽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属于儒家学派，但他们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解除了儒家加给他们的束缚，事实上他们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队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御侮的意识，好喧哗取闹，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秀才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风险，尤其是拿生命做代价的风险。每逢反政府的起义举事，秀才总是把个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后跟在大众后面起哄，没有勇气站在队伍前列抵挡刀枪剑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难得有什么号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没有群体的力量作后盾，一个人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难鸣，顾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胜则挤到前面自我表功，声称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旦露出败象就率先脚底抹油——走人，事后再把过错推给别人，诡称失败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计谋”行事。这里说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他被贪官逼得走途无路时，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因此他的实力一直得不到壮大，只能东晃一枪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闹，对官军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官军和其他“山大王”吞没的危险。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在一个没有胸怀，没有包容性，没有全局观念，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自认为老子最聪明最清醒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当时的社会远不止他一人。《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但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士大夫倾毕生精力应付科举考试，终极目的是为了当官，官帽子才是他们全部神经的敏感区域。为了当官升官，他们可以把儒家学派的全部道德信条抛到一边，干出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卖友求荣的勾当。什么“温、良、恭、谦、让”，什么“礼、义、廉、耻、信”，如果不能有助于升官晋级就去他妈的，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得围绕着官帽子打转。前些时我无意看到一篇小说，写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务员为了升官，竟别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坟，得到两件明清时期的仿古花瓶，然后连夜抱着这两个花瓶去行贿爱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血液中仍遗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余毒，对国家民族的振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看完这篇小说后，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难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纪你得轻装上阵啊！　　“官本位”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最丑陋的部分。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读书做官，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没有做官的读书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干。正因为士大夫是专门做官的阶级，他们就把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无官的则无才无德。商人挣的钱再多，如果不能买顶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个平民，一个输得精光的小官僚也可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发明，哪怕国家的富强全仰仗你的发明，但如果政府不给你一顶象样的官帽子，人们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你贪污受贿弄得民怨沸腾，但如果你把搜括所得来贿赂上司并因此升官，昨天骂你的人照样说你有板眼；你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上司因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而罢你的官，昨天称道你的人一转眼就会说你没用。结果鱼肉百姓祸国秧民的小人众星捧月；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还没有成气候的春秋时期，屈原爱国遭贬，悲愤之余抱石沉江，当地百姓还争先恐后划着龙舟去救他；这样的场面在宋王朝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了，除了至爱亲朋外，谁会去救一个丢官自杀的人呢。　　中国的“官本位”价值观还表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西方，人们对总统照样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后面冠以标明姓别的“先生”“女士”二字。如果你称布什先生为“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可能感受到揶瑜。在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无论当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职位来称呼他，直呼其名则是最大的不礼貌。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同学蜜友，直呼其名也只能在对方没当官之时。一旦有一方当了官，哪怕只是“股长”级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你的称呼马上得改口，如果你怕对方尴尬而直呼其名，你们的关系就要从此大打折扣。这点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了官的若是你的战友工友，你直呼其名也许不会出问题；但当了官的若是你的知识分子朋友，你直呼其名肯定要出问题。　　（三）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竟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或裙带关系，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官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很轻。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是一个理想的奴役对象，不去虐待他们那才叫天理不容。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也被划分为第九种人，还在前面加了一个“臭”字，简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当官，还被大批赶进牛棚，白天从事养猪掏粪等他们一向所不耻的最低贱的体力劳动，晚上则被他们一向羞于与之为伍的“泥腿子”批斗（从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动是自杀。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争先恐后向宦官谄媚。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见了满人官员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官员昂然上座，汉人官员长跪在他们的身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士大夫不敢起来。有时满洲人谈的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士大夫跪的太久，竟然仆倒在地。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跪着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看不起皇帝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并且是很悲惨地死去。　　本文的标题是《士大夫的悲哀》，但主题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文章最初就是定的这个标题，但因害怕招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敌视，才改为现在的标题。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文中一直努力回避“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仍不可避免地经常提到它。好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义词，我的初衷读者应该体会得到。我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悲哀时，并不是从整体上否认知识分子群体，也不承认其它的社会群体都比知识分子优越，就象《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并不说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一样。我在文中只论述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能因此断定知识分子身上就没有可取的优势。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有学问，自制力强，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头脑较为清醒，不容易被愚弄等等。这些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本文的初衷是忠实地暴露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使知识分子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并进而战胜这些弱点，使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有更高的超越，真正成为社会最优秀的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从改正自己的不足着手，才能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尽管我在文中专门说知识分子的“不是”，但我在情感上是偏爱知识分子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上述的弱点劣性我或多或少也沾染一些。我写此文的用心和《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一样，他想使美国更强大我想使知识分子更优秀，并因此更受全社会的尊重。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文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并不包括知识青年（太学生或大学生）。知识青年无疑是中国社会最有良知也最为进步的阶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知识青年不止一次率先站起来掀起伟大的救亡运动，用自己的胸膛去迎击侵略者和反动政府举起的血淋淋的刀剑，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普写出最悲壮最雄浑的最强音。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知识青年一旦走向社会成为知识分子，就很难抗拒士大夫的“同化”，他们高贵的灵魂不久就会沾上污点。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把今天知识分子的弱点概括如下，便于读者与士大夫的劣根性进行比较，并因此发现士大夫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正视他人的优势和长处；办事分不清主次，总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自我表现。　　没有全局观念，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　　对自己的不幸记忆深刻，对人类的痛苦则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　　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二００二年十一月三０日^v^v^v^v^v^v^v^v^v农民起义的挽歌（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十）　　前几天，我把本书的前九个篇幅送给一位在当地颇有权威的学者过目，想不到他对拙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位颇为自负从不轻易肯定一个人的主编在充分肯定本书的文笔和思想的同时，又极力劝我写一下“农民起义”这个主题。这个要求着实让我为难了好几天，一则起初我并没有把农民起义列入本书的主题，眼下骤然让我论述一个没有准备的题目的确有点力不从心；二则“农民起义”是一个敏感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主流的历史学家整整争论了半个世纪，因为政治的原因一直不敢下最后的结论。我一个无名小辈无端触及这个有争议的主题有可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三则我写本书的宗旨务求客观诚实，即使因此付出代价也不改初衷，而要客观公正地写“农民起义”是要一定“实力”（名气和声望）的，我眼下还没有这个实力。种种原因都在说服我必须回避这个主题，我也差一点就被说服，最后突然想到没有这个主题本书好象缺少点什么，出于对严正学术的痴迷我只好硬着头皮写这个题目了。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接触得最多的政治词汇是“批林批孔”和“农民起义”。在那近乎一张白纸的小脑瓜里，孔夫子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纵然死了两千年也要肃清流毒，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陈胜、吴广、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则是光芒万丈的英雄人物，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光荣正确，即使不在人世也永垂不朽，流芳千古。这种思想观念一直到我步入大学门槛时才开始受到挑战，我从图书馆里翻开《二十四史》和《剑桥中国史》，里面的观点和中学时代的教材大相径庭：孔夫子不但不是反面人物，还是中国最早的大教育家，对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胜吴广也不是什么革命英雄，所作所为也不总是光荣正确，他们也经常犯错误，甚至是危害国家民族的重大错误，比他们拚死反抗的政府高明不到哪里去。　　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在评说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　　一、中国最早的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　　在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家喻户晓，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就是被这场起义断送的。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它的缔造者嬴政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开拓进取的伟大帝王，对中华文明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他执政的每一项措施都影响后世的中国达两千年之久。嬴政的最大缺点是对他的帝国责任心太强，恨不能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完成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做完的事情，结果欲速不达。嬴政的政治蓝图画得太大了，不是当时的技术所能胜任的，他不明智地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辖下臣民，要他们没日没夜地从事那看不到终点的浩大工程。帝国人民在他的鞭策下不得不把自己的双腿当作汽车轮子来奔跑，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负荷使他们的承受力很快达到了极限，对帝国政府充满了不满和仇恨。嬴政死后，荷花恶少嬴胡亥和最阴险的政客赵高执掌政府大权，帝国的统治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统治力量大为消弱，人民的不满情绪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灾难说来就来，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嬴胡亥坐上宝座的明年（纪元前二０九年），阳夏县派遣前往一千公里外北疆重镇渔阳郡换防的一小队（九百人）由农民组成的后备军，走到蕲郡（安徽宿县）所属的大泽乡，遇到连绵大雨，道路中断，计算时间，在限期内已不可能赶到目的地。帝国法律严苛，耽误了军事行期，不问原因一律处斩。在死亡的威胁下，队长陈胜跟副队长吴广挺而走险，率领九百个农民叛变，杀掉押送的军官，用消尖的竹杆和木棍武装起来(斩木为兵），用在人民心目中有着很高声望的公子扶苏（嬴政的长子）和项燕（故楚王国的大将，大泽乡属故楚地盘）的名义揭杆而起，攻击地方政府，夺取武器。　　陈胜叛变暴动的消息传到中央，宦官宰相赵高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信使把不悦耳的消息传给爱听好话的皇帝，也不采取军事措施去镇压变乱，因为他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精于内斗的政客往往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政事一筹莫展，又害怕别的文臣武将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取得威胁自己地位的军权，于是采取掩耳盗铃的“妙计”，祈求变乱自生自灭。烈火一旦在枯草遍地的原野燃烧起来是不可能自生自灭的，大泽乡的燎原烈火很快燃遍帝国的广大地区。陈胜率领的那支不起眼的乌合之众在赵高嬴胡亥的“保护”下进展神速，皖北豫西的郡县相继落入义军之手。一个月不到陈胜的队伍已发展到“拥众数万人，战车七百乘”的强大武装。陈胜统领这支武装力量向西进军，没遇多大抵抗就攻克了设防坚固的陈县（陈国故都）。在每战必胜的情势下，陈胜的“大头症”（历史上大多数农民领袖的通病）急剧膨胀起来，天真地认为秦军已不堪一击，天下已在掌握之中，因此迫不及待地想过过皇帝瘾，享受一下那羡慕已久的豪奢生活，丝毫也意识不到他们虽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还没有和帝国的主力部队交锋过。他们虽征服了广大的地盘，但和帝国的辽阔疆土相比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可这个不懂地理的文盲自以为这个小岛就是大半个中国。帝国的实力实际未受大的损失，比陈胜集团的力量要大百倍以上。陈胜不顾队伍内部最有头脑的文士张耳、陈余的反对，在陈县称王，国号“张楚”，取张大楚国之意。称王的举动表面上确立了陈胜的尊贵身份，实则是在羽翼尚未丰满之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给自己招来强敌。帝国内部出现了一个反叛性的独立政权，帝国政府要想不作出强烈反应是不可能的。　　陈胜称王后，张耳、陈余再次建议分兵四出开疆拓土，陈胜很幸运地采纳了这个建议，派吴广统率重兵进攻军事重镇荥阳，武臣和陈余、张耳领兵三千进军河北；另派周文统领两万人的主力部队向西进军，目标直指帝国首都咸阳。　　吴广在荥阳遇到了坚强的抵抗，张楚军自举义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劲敌。荥阳守将是帝国宰相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这个忠勇兼备的将军挡住了数倍于己的张楚军的攻势，把荥阳变成了一座难已攻克的铜墙铁壁，扼守张楚军西进的咽喉。吴广的智谋显然比李由要低一大截，在攻城作战时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余只得用重兵对荥阳实行长期的消极围困。和吴广相比，周文的运气要好得多。他汲取荥阳攻艰战的教训，绕开设防坚固的据点，挥师直指关中，沿途招集流民以壮大自己的队伍。这一招很奏效，秦帝国法律严苛，到处都是获罪于官府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他们躲藏山林沼泽和穷乡癖壤，是武装部队无尽的兵员。这些罪犯因不能逃避法律的惩罚，招安投降的路给堵死了，只有死心蹋地地为叛军卖命效力，打起杖来也比非罪犯出身的农民勇敢。周文的部队进军神速，两月不到就打进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平原，先头部队一直挺进到陕西临潼；队伍也象滚血球一样越滚越大，进入关中时部卒已达三十万人！临潼距离帝国首都只有几十公里，帝国的国防军全在几千公里外的塞北和岭南同匈奴和野蛮人作战，抽不出身来回援首都；再说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帝国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赵高的掩耳盗铃之计这时也不管用了，因为他自己也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威胁，敌人的大刀已逼近了他的脖子。在火烧眉毛的境况下，赵高把仍在深宫疯狂玩乐胡闹的嬴胡亥请出来商议御敌之策，一连商议了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救急的办法，最后还是财政部长（少府）章邯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他提议把正在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服苦役的七十万刑徒武装起来去抗击张楚军，用作战胜利归来时免除判处的刑罚来激发他们的斗志。章邯的意见被采纳了，嬴胡亥任命他为总司令，统率这支经过突击训练的新军东进抗敌。周文的部队虽然人多势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不是这支经过正规训练且数量占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手，一经接战就败下阵来，并且一败再败，只好象潮水般地向东溃退。章邯则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不让周文有喘息之机。　　当张楚军正在前方浴血奋战时，陈胜却在深宫玩物丧志，在宦官和女人的包围下恣情纵欲，没日没夜地御女酗酒，把国家大事远远地抛在脑后，以至常常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称王后不到一个月，陈胜就堕落到和嬴胡亥一样的地步，耳朵里习惯了阿谀奉迎之声，对不好的消息则勃然大怒,因为他没有处理不好消息的智商和能力。于是身边的人就把前方的战况隐瞒起来，象当初嬴胡亥保护他一样，章邯也在他的“保护”下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陈胜的威望也因此丧失殆尽，部属不再服其统御调遣，各地将领自行其是，形不成抗击政府军的合力。结果张楚国君臣猜忌，将帅离心，呈现一幅败亡的迹象。　　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陈胜腐化变质的程度：陈胜在举事之前曾给人当过长工，有不少在一起种田的农民朋友。陈胜成了高高在上的大王之后，有几个农民朋友去王宫拜访，想沾点故友的光，没想到陈胜认为他们丢了他的脸面，竟然把他们全部用酷刑处死。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愚蠢举动使数量广大的穷人也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在陈胜派往各地征讨的将领当中，只有武臣一人在张楚政府里唯一有文化的张耳、陈余的辅佐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统领的这支微不足道的武装力量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河北，为张楚开疆拓土一千公里，常备军膨胀到二十万人。张耳、陈余看到陈胜不是干大事的料,就劝说武臣自立为赵王，富贵逼人，一夜间暴发的农民将领不可能抗拒为王的诱惑，武臣欣然接受了这个十分悦耳的建议。在武臣平定河北的同时，周文在章邯的追击下已溃不成军，张楚王陈胜的信使络绎不绝地前往河北，命武臣统率精兵兼程向西增援周文。武臣在河北调兵谴将，准备和章邯一决雌雄，不幸的是：陈胜的又一桩愚蠢当聪明的暴政使这位对陈胜尚存幻想的赵王改变了主意。　　陈胜在称王之前，曾派部将葛婴统兵向东征战。葛婴在取得一定的战果后，为了号令民众，就寻觅一位故楚王国贵族后裔在征服地称王，也号称楚王，后来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楚王，因为一国容不得二主，葛婴就把自封的楚王杀掉，亲自回陈县向陈胜复命。葛婴此举说明他对陈胜忠贞不二，可陈胜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葛婴未向他请示就私立楚王是不把他这个上司放在眼里，而不设身处地地想想若从遥远的前方回来请示必然贻误军机。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国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部下不给他面子，为了杀一檠百，使其他的部将知道张楚王的厉害，陈胜竟然把葛婴绑赴刑场砍头示众。这个自认为“英明”的决策使章邯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军营大摆宴席以庆贺敌人的这桩冤狱。　　陈胜处死葛婴的“壮举”使在外征战的农民将领人人自危，因为他们在情势千变万化的遥远前线或多或少都权宜行事过，没有事事向张楚王请示。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全靠信使的两条腿传送消息,信使从前方到首都往返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尤其是武臣，他的处境比葛婴还要严重，葛婴毕竟是立故楚国王的后裔为王，比武臣自立为王情节要轻得多。葛婴横死的噩耗传来，武臣吓出了一身冷汗，深感张楚王不会放过他，眼下之所以还没有和他翻脸，主要是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来自章邯的威胁被解除，陈胜就会跟他算旧帐。既然是这样，他又何必损兵折将去帮助周文打自己的“保护神”章邯呢？张耳、陈余剖陈利害，使武臣彻底打消了支援周文的意图，让军队掉转头来进攻常山、燕代和上党，为新兴的赵王国开疆拓土。至于周文和章邯，让他们去互相撕杀吧，打得越热闹越好，最好是两败俱伤，不过先死的得是周文。　　武臣的坐山观虎斗，把陈胜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送上了绝路。周文的败军溃退到河南渑池时，掉进了章邯布下的口袋，全军覆没，周文的脑袋也和身体分了家。解决周文后，章邯乘胜向荥阳进军。大敌当前，张楚军仍不能团结对敌，围困荥阳的总司令吴广和部将矛盾重重，部将田藏很可能受了陈胜的密旨，在军中发动兵变，吴广被自己的军队乱刀砍死。消息传到陈县，陈胜立即任命田藏接替吴广的职位，同时命令他抗击章邯。田藏和章邯在荥阳城外展开决战，张楚军意料中的大败亏虚，田藏继周文、吴广之后作了刀下之鬼。荥阳解围后，通往陈县的门户打开了，张楚国的首都立即陷入秦军的包围。陈胜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政府大军，预感到自己的好日子快到头了。这个才当了几个月国王的农民，知道自己不是章邯的对手，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溃围出逃，从汝阴一直逃到下城父，当天晚上被自己的车夫庄贾一刀砍下了脑袋，把它献给尾追而来的秦军。一个小小的车夫甘冒大不敬的恶名杀死自己的主人，那一定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庄贾把陈胜的人头血淋淋地提在手中时，陈胜的卫士居然没一个对他刀兵相向，说明陈胜平日是多么地不得人心。　　陈胜死后，张楚王国就只剩下武臣这一支孤军了，但他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武臣虽然不象陈胜那样刻薄寡恩，但他纵容亲属胡作非为（这也是大部分农民领袖的通病），招致赵国军民的怨恨。武臣自幼父母双亡，和姐姐相依为命，在情感上对姐姐格外宠爱。这个一字不识的村妇一夜间成了尊贵无比的公主，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时间忘乎所以，急不可耐地想炫耀炫耀，大白天带着一大队随从招摇过市，任意鞭打过往的士卒臣民，一门心思往弟弟脸上抹黑，把弟弟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不当回事，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家族送进了坟墓。　　武臣的部将李良奉命攻下常山，回首都向赵王复命并请求增派援军乘胜攻打太原，在半路上看见一百多名随从凑拥着一顶八抬大轿喝道而至。李良以为是赵王驾临，就毕恭毕敬地跪在道旁山呼万岁，等到他听到“平身”两字抬起头时，才发现他竟然跪在一个满脸横肉的妇人面前。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相当低贱，给妇人下跪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对于象李良这样有身份的男人，更是无法忍受的羞辱。李良自然不能忍受，无名之火一瞬间冲上了巅顶，当即拔剑出鞘，一剑把那个趾高气扬的妇人劈成了两半。等到李良的头脑冷静下来时，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那个身首异处的妇人正是赵王武臣的姐姐。李良这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对武臣反戈一击，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指挥忠于自己的部队突袭赵王首都邯郸，闯入武臣的王府，一剑刺穿了赵王的胸膛。武臣至死都睁着一只眼睛，不明白一向忠心耿耿的李良为何要杀他，他实在没有作对不起李良的事。　　陈胜、吴广统领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扑灭，从举事到失败才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象元宵节的烟花一样倏隐倏现，在夜空一闪即逝。陈胜的农民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播下的火种并没有随之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最终把秦帝国的千年大厦烧得灰习烟灭。大泽乡的烽火在帝国各地引起连锁性的民变，并逐渐汇合成两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一支是故楚王国大将项燕的孙儿项羽统领的江东子弟兵；一支是沛县地痞流氓头目刘邦统领的杂牌军。项羽在河北巨鹿击败了秦帝国的主力部队；刘邦则攻占了帝国的首都咸阳。只十四个月时间，秦王朝所建立的光辉帝国即土崩瓦解，重新恢复昔日的战国时代。秦帝国覆灭后，民变领袖们为争夺帝国的遗产又残酷撕杀了四年，最后的胜利者属于刘邦，他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汉帝国，那是一个和秦帝国同样光辉强大的帝国，但寿命要长得多，长达四百多年。^v^v^v^v^v^v^v^v^v二、在宗教标帜下的农民大起义　（一）、太平道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王朝因为继任皇帝大多末到亲政年龄，由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这两个阶层的官员都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邪恶政客，外戚靠的是裙带关系，宦官靠的是不断向皇帝打小报告，靠这种手段爬上政治高位的人无论德行还是能力都是大可怀疑的。把国家政权交给这号人等于是拆国家的台，要想不出乱子只能是一厢情愿。到了东汉王朝末期，宦官在和外戚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既无文化又无任何道德准则比外戚还要邪恶百倍的政客集团自此控制了政府大权。他们当政的最大杰作是买官卖官，把各级官吏名码标价公开张帖出售。那些买得官职的人一旦坐上官位，唯一的目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疯狂地捞钱以补偿买官损失的金钱，于是贪污索贿就成了他们政务的核心。广大农民在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的压榨下迅速走向赤贫，大规模地破产逃亡，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没有正当职业随时准备为生存挺而走险的流民，为大规模的民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国家出现败亡的迹象时，与物质上的馈乏相对应，臣民在精神上也会出现信仰危机，先前的那套“君权神授”和“仁义忠孝”等政治理念在心怀不满的平民心中不再有号召力，于是各种宗教团体也因此应运而生。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黄巾标帜下的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他以自己的家乡河北巨鹿为根据地，借符咒传教。他的教会号称“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教民只需缴纳五斗米并遵守基本的宗教信条就可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入会仪式在资产不丰厚又不爱动脑筋的农民中很行得通，因此太平道在农民中很容易发展信徒。张角传教十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门徒有数十万人，遍及冀、青、幽、徐、荆、扬、兖、豫八个大州。张角被他的宗教成果所鼓舞，开始有步骤地把他的宗教用于政治目的。他把全国教会划分为三十六“方”，每方设一渠帅，有教徒一万一千人，用四句宗教谒语作为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道太平”。甲子年是公元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太平道教徒和广大贫苦农民的希望之年。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神秘的“甲子”字样。当时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渴望变乱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这个字样的人们心情振奋，祈求天老爷早一点把这个罪恶的政府推翻。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最得意的门徒马元义，奉教主张角之命潜入首都洛阳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联合宦官作为内应，准备在甲子年的甲子日（一八四年三月五日）在首都举事，夺取首都，全国同时响应。马元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宦官和禁军中培植了不少支持起义的力量，东汉政府看势头已成了刀俎鱼肉。可悲的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内奸和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很可能因为嫉妒师兄的成果，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东汉政府告密，起义的计划败露。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身体被四辆战车拉成了四大块。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太平道教主张角。张角事先得到消息，躲过了东汉政府的追捕，情势已十分危急，时间不等人，每耽搁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推上断头台，等到甲子日恐怕没有人响应起义了，因为那时起义的有生力量已丧失殆尽。张角审时度势，毅然把起义时间提前，即刻下令起兵，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号令全国各地同时举义反抗东汉政府。一夜之间，三十六万教徒，百万以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暴动，攻击地方政府和官僚富户。为了分别敌友，他们用黄巾裹头，因此号称“黄巾军”。整个中原地区霎时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东汉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全国各地为之震动。　　东汉政府当时已腐败至极，中央军数量不足且战斗力不强，对全国范围的民变鞭长莫及。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想出一个应急的权宜之计，建议政府下放军权，赋予豪门大户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招兵买马的广大权力，让他们建立私人和地方武装抗击农民军。这一招果然措效，各地豪门望族和地方行政首长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不受侵犯，纷纷招募军队对抗农民军。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成为抗击农民军的坚强据点，农民军不得不象攻克雕堡一样去对付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武装据点，攻击的势头很快缓慢下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农民军攻击的势头一缓，地方武装为了扩充军队和地盘，迅速对农民军转入反攻，把黄巾军一支支地击跨，俘虏过来的青壮年则编入自己的军队，地方武装的实力在和黄巾军作战中迅速壮大起来。　　张角的整个作战计划是建立在速战速决的基础上的，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没有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当黄巾军在那些设防坚固的武装据点前迟滞不前时，张角没有及时对黄巾军的整体战略作根本性的调整，这时他应该命令黄巾军绕过那些设防坚固的据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农民军集中起来，然后挑选精锐的优势兵力兼程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首都洛阳，把东汉王朝的根基拔除。地方武装对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战斗很积极热心，对保护东汉王朝的热情显然要差一级。当黄巾军的进攻矛头转向东汉中央政府时，他们会“明智”地保存实力，不愿把他们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投入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冒险。再说他们对东汉王朝的印象也很不好，这个靠宦官支撑的腐朽政权早以失去了吸引他们效忠的威望，让洛阳那些权贵吃点苦头他们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如果中央政府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垮台或力量衰弱，政府权力重心就会由中央偏向地方，这对地方军阀显然有益无害。基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一旦成为黄巾军率先攻击的焦点，极有可能陷于孤立无援的逆境，农民军取胜的成算还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张角没有作这样的战略调整，他的军事知识太有限了。黄巾军被地方军阀牢牢地套住了，宝贵的时间延误了，有利的时机很快丧失，东汉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得以从容调动大部队来部署战略反攻。甲子年的后半期，东汉政府调动讨划羌部落的军队来对付黄巾主力，那些凉州部队和羌人打了上百年的恶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又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开始品尝连战皆北的苦味。张角看到黄巾军大势已去，忧虑成疾，在最关键的时刻病死在床上。黄巾军失去了领导中心，无法组织统一的抵抗活动，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大规模地溃败。于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大起义以土崩瓦解的局面告终，前后只支持了十一个月。黄巾部众被地方军阀收编，头领被送上断头台。　　黄巾大起义就这样迅速走向失败，作为胜利一方的东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世界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在镇压黄巾军的战斗中力量迅速壮大，并取得压倒中央政府的优势，开始轻视中央，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自行其是。凉州部队大将之一的董卓利用宫廷内乱把精锐军队开进首都，控制了中央政府，尊贵无比的皇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董卓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地方军阀不服从他的调谴，在各地割据称雄，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二）、白莲教和红巾军　　在中国北方瀚海沙漠群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在十三世纪成为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杰出首领铁木真和他的英雄儿子的领导下东征西讨，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幅员三千万公里的空前庞大帝国。位于中国本土的元帝国是它的最大子国之一，中国人第一次整个民族沦为亡国奴。　　蒙古人在缔造帝国的过程中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不能配合。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中国人所受迫害的深重。蒙古人统治中国也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维护蒙古人高高在上的奴隶主地位和任意奴役他人占有财富的特权。蒙古政府没有为帝国官吏制订一套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因此蒙古的吏治是历史上最糟的。蒙古官员为官一方，一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二不是为了为民请命，唯一的目的就是搜括民脂民膏以供其疯狂地挥霍享受。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也是史无前例的，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十四世纪第八任大汗帖木儿曾大力整顿吏治，一次就有一万八千七十三个贪官被撤职，由此可以想见元帝国的贪官之多。元帝国的赋税异常繁重，每一任大汗不知道鼓励发展生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税上，只知道竭泽而渔。盲目凶暴地剥削辖下的子民百姓。中国人所承担的人均赋税比宋帝国时期要高出几倍，几十倍，有的地方在百倍以上。在这样野蛮的赋税制度下，中国人的血汗被迅速榨干了。蒙古政府最著名的暴政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中国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中国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中国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民沦为农奴，就象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在冬天的荒野上痛哭无告。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财子女财产，他们经常突然间把中国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放牧牲畜。　　蒙古人根本轻视中国人，他们把帝国臣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为他们提供全部税源的中国人被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中国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杀死一个中国人只需要缴纳一头毛驴的价钱。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奴隶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财产他更可以随意霸占。除此之外，元政府还严厉规定：禁止中国人打猎，禁止中国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中国人持有兵器，禁止中国人集会拜神，禁止中国人赶集作买卖，禁止中国人夜间走路。总之中国人在帝国境内简止就不给当人看，待遇连负重的动物都不如。　　蒙古人的野蛮统治，激起汉人风起云涌的抗暴斗争。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农民暴动的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十三世纪八０年代，江南即暴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到了下世纪四十年代，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说明蒙古帝国到处都是战场。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经常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到处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一三四五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向西南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最终酿成排山倒海的红巾军大起义。　　红巾军大起义是在“白莲教”的旗帜下有准备有组织地策动起来的。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源于五世纪的“净土宗”，倡导光明善良，反对黑暗邪恶，认为忍让向善，行为明明白白的人死后会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坐在莲台上享受芸芸众生的礼拜。蒙古帝国前期，白莲教因有反抗暴政的宗旨，被元政府禁止在帝国内部传播。到了蒙古帝国后期，元政府被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搞得焦头烂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才对白莲教解禁。农民志士积极利用白莲教作幌子，在汉人中进行反抗蒙古统治者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元政府禁止中国人集会串连，现在用宗教传播作掩护，就可以避开政府的禁令，使分散的农民抗暴活动走向联合集中成为可能。　　在白莲教的诸多传教士中，有两位教主的活动对起义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韩山童和彭莹玉。韩山童主要活动在黄淮地区，建立了从事起义准备工作的领导核心，得力助手有后来成为红巾军起义领袖的刘福通和罗方素、王显忠、韩咬儿等人；彭莹玉主要活动在江淮地区，没有成立领导核心，主要从事反元的鼓动和宣传工作。韩山童宣称“白莲花开，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明王就是白莲教主，也就是韩山童自己，意思是自己将代替蒙古人成为农民的主人。这三句谒语在一贯迷信的中国人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各地白莲教会纷纷成立，信徒成千上万。　　正当农民抗暴活动排山倒海兴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失误，即引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一月，征调十七万民工，用五个月的时间把铜瓦厢决口堵住，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项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鼎沸的年月里，把十七万满情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迫征调集中到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任由他们向四方流散，为农民集众抗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韩山童、刘福通等起义志士充分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在民工中煽动反元情绪，培植起义骨干。刘福通命他的教徒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刻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时，群情鼎沸，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认为蒙古人的气数已到了尽头，元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纷纷磨拳擦掌准备向蒙古人讨还血债。韩山童、刘福通发现民众反叛情绪已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在五月八日这一天在颍州白鹿庄杀白马举义旗，公开打出反元旗帜，在民工中发展队伍，队伍一律用红巾裹头，称为“红巾军”。工程完毕后，除少部分民工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起义的主力。红巾军最先攻下颍州，把颍州的蒙古人无论老幼全部杀死，接着分兵四出攻击邻近的州县，各地农民纷纷起兵响应。蒙古政府派军镇压，但挡不住红巾军的攻势，汉人的愤怒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三五五年，红巾军攻下亳州，在那里建立政权。这时白莲教主韩山童已死，刘福通迎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国号“韩宋”，刘福通被任命为帝国宰相。一三五七年，刘福通统率红巾军攻陷中原军事重镇开封，把首都迁到那里。这时韩宋帝国已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拥有十万战斗兵员，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在江淮地区，没有治理黄河那样的机会来集合民众，白莲教徒便采取另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联络民众暴动。在蒙古帝国境内，中国人在蒙古“甲主”的严密监视下，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逐户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白莲教徒恳请“甲主”准许他们向各家分送象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中国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通知（蒙古人不识中国字）：“八月十五日杀鞑子。”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的蔑称。中国人准备停当，当晚夜半，所有的“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中国人的棍棒之下，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在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在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汉人的报复是血腥残酷的，蒙古人的后裔开始为先辈的屠杀和暴政付出惨重代价。　　江淮流域的红巾军主力集结在布商徐寿辉的旗帜之下。徐寿辉是湖北浠水人，在彭莹玉、邹普胜等白莲教徒的拥立下在蕲州起兵，先攻克蕲州、黄州，占领浠水后在故乡称帝，建立天完帝国。后分兵四出征讨，占领长江中游，并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一三五六年，天完帝国的宰相倪文俊攻占武昌，徐寿辉把都城迁到那里。一三五七年，徐寿辉派大将明玉珍出征四川，占领了川蜀全境和云南的广大地区。　　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的卖卜人郭子兴也在濠州集众起兵反元，也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巾军，接受韩宋帝国的领导，在皖南、渐东攻城掠地，兵锋直指江苏。郭子兴死后，大将朱元璋统领其部众挥师东进，于一三五六年攻下南京，并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出征讨，成为江南最大的武装割据力量。　　除了红巾军外，盐贩张士诚于一三五三年在江苏高邮集众暴动，攻占江苏全境，另一位盐贩方国珍则把浙江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黄河以南的蒙古统治呈现土崩瓦解的迹象。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自颍州举义后，一直领兵在最前方同蒙古帝国的主力部队浴血奋战。他于攻陷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李喜喜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破头潘率领，攻开平。东路兵团前期进军顺利，一举攻占了山东省省会济南，把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一扫而光，然后兵锋直指大都，一直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手足无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能得手，孤军不能久留，只好返回山东，最后被尾追而至的蒙古主力军击溃。西路兵团深入关中后，因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在蒙古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战败溃散，漏网的部众被天完帝国的大将明玉珍收编。只有北路兵团取得了较大的战果，该军一路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沿途摧毁蒙古帝国的所有抵抗，攻陷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五十公里，理所当然成为西路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在大都先行把大汗擒获，把蒙古帝国的心脏摘除。不知什么原因，西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与战略重心没多大关系的更遥远的东方进军，攻陷辽阳，进入高丽王国。高丽兵团不能抵抗，只好向北路兵团投降。遗憾的是，这只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和一连串胜利，头脑已经发昏，军纪空前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王国充分利用农民军的弱点，有计划的出动大批美女，跟农民将士交往缠绵，男子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准备妥当后，高丽军民发动突如其来的反击，被高丽女人掏空了身子的农民军不能抵抗，在温柔乡里引颈受戳，关先生也身首异处。只剩下万余人转斗脱险，逃回中国，意料中地掉进蒙古人设置的陷阱，全军覆没。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蒙古军队乘机发动反攻，韩宋帝国的首都开封在血腥中陷落。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韩林儿突出重围，千里转战到安丰，在那里招集残余部众继续抗击蒙古军队。一三六三年，韩宋帝国雪上加霜，遭到另一位变民首领张士诚的反噬袭击，宰相刘福通战死沙场，帝国的支柱倒塌了，余部出奔滁州，在张士诚的追击下不能支持，应朱元璋的邀请前往南京。这个昨天的部将今天的暴发户没有胸怀容纳旧日的恩主，密令奉迎的军队在瓜步镇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对外则诡称小明王失足落水，看上去一切都顺理成章。韩宋帝国自此寿终正寝，这个率先举义的农民政权，在变民集团中第一个走向灭亡，但它在最前方挡住了蒙古的主力部队，把蒙古帝国的墙基掏空，使其它的变民集团在它的卵翼下有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蒙古帝国的最后覆亡创造了条件。　　当北方的红巾军全军覆没之际，南方的红巾军政权也进入了倒计时。建都武昌的天完帝国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发生了内乱，皇帝徐寿辉在宦官美女的包围下恣情享乐，不思进取，把当初举义起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在将士面前日益丧失威信，实权逐渐滑落到宰相倪文俊手中。倪文俊对这个没落帝王不能忍受，阴谋谋杀他，由自己当皇帝，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拥有更大野心的大将陈友谅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杀死倪文俊，坐上了宰相的高位，取得了控制政府的力量。一三六０年，陈友谅把已成为傀儡的徐寿辉杀掉，自己登上了皇位，改国号为“汉”，建都武昌。陈友谅在内斗中虽然站在胜利的一方，但他的日子也不多了，陈汉帝国和天完帝国相比，力量已严重消弱。盘踞四川的大将明玉珍不承认他的政权，在成都宣布独立，建立明夏帝国，不再服从陈汉帝国的节制。这时暴发起来的朱元璋正在乘胜西进，在陈汉帝国的西部边界鄂东赣北和汉军发生冲突。一三六四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关系帝国命运的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还，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他从船舱里偶尔探出头来，竟被流箭射死，本来占优势的陈汉兵团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只好举国向朱元璋投降。　　最后站出来收获红巾军的战果，给摇摇欲坠的蒙古帝国最后一击的幸运儿是打着红巾军招牌，实际上与红巾军没多大关联的朱元璋集团。朱元璋在攻陷南京后，头脑忽然开了窍，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把浙皖名士李善长、刘基、宋濂网罗进他的政权，这是他比别的农民领袖的高明之处。朱元璋采纳李善长、刘基的建议，把以报复和掠夺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为一支有纪律有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并在战略上作出有利于保存实力和巩固新生政权的调整。当其它变民集团尤其是韩宋帝国在和蒙古人苦斗时，朱元璋却避开蒙古人的打击力量，把作战目标对准中国人的其它抗暴力量，夺取他们的地盘，把对方的军队编入自己的队伍，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朱元璋的战略对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来说是卑鄙的，但对他的政权是明智的。当其它变民集团在抗击蒙古人的战斗中两败俱伤时，朱元璋的实力却大大的膨胀，为他最后收获胜利果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一三六四年灭亡陈汉帝国后，朱元璋又于一三六七年打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把富庶的江浙并入自己的政治版图，自此整个江南进入掌握，取得了和蒙古人争夺中国的优势。朱元璋在溺死韩林儿后，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韩宋帝国的第一把交椅，并于一三六八年即皇帝位，改称明王朝（白莲教又号称“明教”），定都南京。这时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一个被农民军掏空了墙基，力量已今非夕比的虚弱帝国。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的率领下大举北伐，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轻而易举地把惊魂未定的蒙古统治者赶出了中国本土。　　（三）、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　　清帝国和蒙古帝国一样，是外族奴役中国人的产物。但清帝国的缔造者满人比蒙古人的政治手段要高明得多，对汉人不是采取简单的高压和排斥政策，而是引诱汉人的上层入朝为官，让他们参与政府分一杯羹，同时用科举制度牢牢的控制汉人知识分子，和汉人共同治理帝国，是在不影响满洲贵族政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汉人的权益不作破坏性的践踏，对汉人征收的赋税也不高，汉人虽然作了亡国奴，但亡国奴的滋味并不深切。因此，汉人在满人统治下并不感到特别难受，这个来自东北苦寒地带的野蛮民族，在其统治前期曾一度把帝国带入繁荣的盛世。但中国人的好日子总是长不了的，专制政体的不治之症——贪污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无孔不入，以至整个统治阶层都传染上了这种病症，终于把这个强盛进取的帝国推向衰落。在乾隆统治后期，重用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和珅，一个广大的贪污网在朝野上下迅速建成。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或干脆赤裸裸地向百姓搜括摊派。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等到忍耐超过极限时，世界上最本份的中国农民就被迫奋起抗暴，乾隆后期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呈风起去涌之势。乾隆死后，和珅被新上台的皇帝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和挥霍掉的款项。由此可以想见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到何种地步，也可由此窥见帝国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是何等的深重，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悲剧也因此不可避免。　　一八四０年，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因鸦片贸易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战争。英帝国以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侵入面积比它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沿途击溃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清帝国兵团的所有抵抗，一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前锋一直打到南京。已空前腐败的清政府不再作自杀性的无用抵抗，被迫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放广州、福洲、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为商埠，英国商品可经此五个港口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对外作战的惨败，把清政府和满洲人的纸老虎面目无情戳穿，大大地鼓舞了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生不如死的农民，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　　五口通商使外国廉价商品象潮水一样通进中国，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谋生技能市场日益缩小，靠这些技能为生的中国农民大批失去工作，不能养家糊口，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例如古代中国的交通全靠人力，机帆船引进后，靠拉纤和撑船为生的人生活就没有着落。在南中国的万山丛中，生产的茶叶全靠茶农用双肩挑往山外的城市，廉价的交通工具采用后，成千上万的挑茶农就会失业破产。尤其是质优价廉的“机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手工“土布”无法与之竞争，大批靠纺织为生的农民就无以为生。这些失去生计的中国农民，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国度里，被迫大批加入流民的行列，成为暴动民众无尽的兵源。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帝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伪基督教徒洪秀全的领导下，在南中国的万山丛中暴发了。　　洪秀全祖籍广东花县，属说古中国话的客家人，是一个落魄知识分子。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但机械空洞的八股文考试并不能选拔优秀的人才，洪秀全不能代圣贤说些没任何内容的空话套话，往往在文中加进自己的观点，不自主地暴露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触犯了八股文的大忌，结果四次科考都名落孙山，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取得，在家乡被那些饶幸得中的庸才讥笑嘲讽。洪秀全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对科考取官之路彻底死了心。在最后一次落榜归来时，洪秀全把所有的儒书付之一炬，恨恨地说：“还是让我来开科取士吧！”　　洪秀全在最后一次去广东应试时，在街上遇到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后者送给他一本传播基督教的通俗读物《劝世良言》。洪秀全回家后认真地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被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所陶醉，欣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拜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上帝是他的天父，耶稣则是他的天兄，上帝是世间万物和一切神灵的唯一主宰，人们应该只敬拜上帝，不应敬拜祖先、孔子、释迦牟尼和其他邪神，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他把家中所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孔子、孟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招致卫道之士的群起攻击。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积极在家乡开展传教活动以发展信徒。他的工作在早期进展不大，上帝在习惯于崇拜祖先迷信因果报应的中国人中没有多大市场。从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四年，八年时间只发展了两名信徒：一位是洪秀全的同学，小学教师冯云山——拜上帝会前期的实际策划者和执行者；一位是洪的族弟洪仁轩。洪秀全在家乡看不到前途，就和冯云山一道前往广西省，深入到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烧炭工没有文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目不识丁，视野极度狭小，看不到山外的世界，眼光只限于目力所及的狭小区域。这些人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没有被孔子和释迦弁尼所占据，容易接受新鲜的宗教信仰。当洪秀全来到这里时，就象欧洲传教士来到印弟安人中间一样，找到了传播宗教的最好市场，因此他的传教工作进展神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嬴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尤其是金田村白身地主韦昌辉的加入，使拜上帝会在物力和财力上有了保障。韦昌辉是一个和洪秀全一样科场不如意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拥有两百亩田产，年租谷在万斤以上的中等地主。但韦氏家族世代没有取得功名，在官本位的中国再富也被人瞧不起，因此韦家在金田村受了不少窝囊气。韦父曾将扬眉吐气的希望寄托在韦昌辉身上，让他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之路，只是韦的官运和洪秀全一样不好，每次考试都榜上无名，因此更被当地的乡绅瞧不起。韦昌辉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就带领全家加入拜上帝会，意图利用拜上帝会的力量来给自己撑腰打气。韦昌辉对拜上帝会慷慨解囊，用自己的家产来为拜上帝会打造武器，把拜上帝会的信徒秘密地武装起来。四十年代后期，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仅一八五０年全省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看到举大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把他的信徒集中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元月在金田村举起了反抗清帝国的大旗。拜上帝会的组织和斗争策略是斩断教徒的所有退路，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凡参加拜上帝会的成员都得把家产全部交“公”，教民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在太平军举事前夕，教民都得烧掉自己的房子，断绝教民所有可能的退路，这样教民就只能跟着拜上帝会向前走，因为他们没有家可归。这个办法虽然有点丧失人性，但却有效地防止了没有坚定信仰的民众叛变和动摇。　　太平军在起义前期进展缓慢，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被清帝国的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围攻追逐，在万山丛中和对手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时太平军没有在艰难曲折的岁月里叛逃和溃散，不是因为拥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断教民后路的策略起了作用。一直到这一年的九月，太平军才攻克了第一个城市——永安，在那里休整了半年时间，进行急需的政权建设，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成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的五位杰出助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也被封为王爵，杨秀清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掌握了天国的军政实权。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这是时已拥有三十六名妻子，他的地盘只有一个县城，腐败的派头却大得很。　　太平军在永安宣布立国并建章立制，吸引了清帝国的大部队来围攻它。太平军在永安不能立足，就在次年四月突围北上，攻陷全州，进入湖南，攻长沙失败后绕道北上，于这一年年底攻陷岳阳。在岳阳，太平军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大为增加。洞庭湖的几千船民也在此加入太平军，为太平天国增添了水上生力军。力量已大为扩充的太平军在一八五三年初挥师北上，轻而易举地攻陷了湖北省的重镇汉阳和省城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沿途摧毁清帝国军队的所有抵抗，连克长江两岸的重镇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政治城市南京，并把南京定为国都。太平军在进攻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不幸阵亡，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大损失。因为冯云山是天国里唯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是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太平天国的章制和进军战略都是他一手制定的。冯云山过早死去，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前进的大方向，在战略上一直陷于被动，即使取得无数次的辉煌胜利也无法走向最后的成功。因为没有正确战略指导的进军只能是盲动和一时的成功。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即在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娼妓，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偶象崇拜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天朝田亩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但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安定有利的内外环境与之配合。太平天国极度缺乏政治人才，除了洪秀全、韦昌辉等极少数低层知识分子外，占绝大多数的高中层干部都是文盲，对这些改革即不理解也没有热情去推行，因此天国缺少推动变革的技术力量。就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洪、韦两人，政治眼界也相当有限，只知道坐在书房里制定制度，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推行制度。太平天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清政府的围攻，对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并且在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天国没有适合变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太平天国的现代化变革从制定制度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实行，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措施形同虚设，而这些变革措施又是其中最为进步合理的部分。天国的领导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洪秀全在内，根本不把这些条律放在眼里，每个权力人物都妻妾成群，结果这些禁欲条律只在普通百姓士兵身上起作用，在整个天国形成各级教主骄奢淫逸，下级教士被迫作苦行僧的可悲景观。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在南京周边的农村被有限地推行，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是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限止了种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土地的责任心，使生产力受到损害，制度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洪秀全在进行基督教改革的同时，又继续对清帝国用兵，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派出两支大军北划，矛头直指帝国首都北京。第一军由大将林凤祥率领，由南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的震动。第二军由大将李开芳率领，由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高唐县。但这两支北划兵团却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很快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在北划兵团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南京曾派出少量的增援兵团北上解围，但救援来得太迟，不但不能解救北划兵团，自身也掉进了清军精心设置的口袋。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河北省阜城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茌平县的冯官屯覆没。北划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政府，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化为泡影。　　太平天国在北划的同时，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又派出大军西征，以控制长江中游。长江中游的城镇曾被太平军攻克过，但又很快放弃了。定都南京后，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消除来自上游的威胁，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太平军又重新对中游的城镇用兵。西征军开始进展顺利，长江两岸的军事重镇安庆、九江和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的手中，前锋进入湖南，岳阳继武昌之后再度被攻克。在向湖南纵深进军时，太平军遇上了自己的克星——湘军。　　湘军是清政府的一位汉人副部长曾国藩组建的。曾国藩是清帝国统治阶层中最有头脑最有能力也最有远见的官僚，当洪秀全在金田举义时，他正在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那时清帝国政府军（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至极，不能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皇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下放军权，授意各地的地主乡绅和汉人地方官组建自己的武装以抗击太平军。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有强烈的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湘军在出征前期，数量只有区区一万七千多人，和几十万身经百战且没有退路的太平军相比力量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有两个因素抵消了这一劣势：一是湘军的各级将领都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官职，空怀济世安民的抱负但苦于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头脑有远见又没受腐败政府的污染，渴望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综合素质比太平军的各级将领要高得多，一般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职位。二是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是清政府内部最杰出的帅才，意志坚韧胸怀宽阔，能够容纳象左崇棠这样公开轻视自己的将才，依其特长分别委以重任，使其在军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优良的品质恰恰是太平军的统帅洪秀全所缺少的，因此曾国藩的素质比洪秀全要高出几个挡次。两军对垒，最终都归结到人才的较量，湘军的统帅和将领的素质比他们的对手高得多，从而决定了最后的胜利者属于湘军。　　湘军和太平军交手后，把太平军沿着来时的路一路往回赶，一直赶到九江并向这座设防坚固的军事重镇发起进攻。战场的主动权控制在湘军手中，西征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逆境。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最杰出的统帅石达开率领援军奉洪秀全之命赶往前线，湘军则得不到必须的增援。石达开抓住有利的战机，和湘军水师在鄱阳湖决战，已成了强弩之末且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湘军战败，被迫向江西撤退。石达开乘胜扩大战果，把武昌至九江沿江两岸的城镇从湘军手中夺过来，并第三次攻克武昌，然后大军进入江西，整个赣北进入掌握，湘军则被压缩在一个狭长的地带，曾国藩也被太平军重重围困于南昌这座孤城，战争的主动权转入太平军手中。　　就在湘军败走麦城，曾国藩面临灭顶之灾之际，他的军事对手洪秀全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使湘军从低谷中走了出来，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定都南京，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酷的折磨和必需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把开邦立国的事业看得过于简单，误认为天下大局以定，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了。当太平军将士在各地浴血奋战之时，呆在南京城高墙深院内的农民领袖们在加速度地腐化，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在南京建造了华丽的王府。天王府设在清帝国两江总督府的原址上，但洪秀全嫌原来的房屋太寒碜，下令全部拆除重建，改建半年才完工，不久失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东王府则重建了三次，最后落成的王府周长七华里，围墙厚三尺高二丈，绕围墙走一圈得一个小时。天王府有侍从1621人，绝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主要侍候天王的生活起居，没有几个是办理政事的。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府后，就龟缩在深宫安享荣华富贵，很少出面处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国的臣民有效地隔离开来。天王府的大门上居然刻写着下列几行馏金大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雪云中就是杀头的意思，洪秀全把当初举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进取精神丧失殆尽，就好象他是大一统的和平君主似的。其实太平天国控制的国土面积在最盛时也不到两个省，和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相比有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除了生活腐化外，农民领袖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洪秀全乘座六十四人抬的大桥，东王则乘座五十六人抬大桥。六十四人即使肩并肩站在一起也能围成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圈，比当时的任何一条道路和街道都要宽，更何况轿夫要行动自如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留下适当的空隙，真不知道这六十四人是怎样抬着轿子向前走的，设计这顶轿子的必定是个天才，只是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军国大事上，而是用在这上面，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仅如此，这个倡导绝对平均主义的割据王国，却制定了世界上最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扈从有一千多人，来不及回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视，否则当即格杀勿论。东王如此行为，天王就更不用说了。太平天国的国制是绝对禁欲的，禁止娼妓和纳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禁欲条款只是针对下层臣民的，农民领袖则不受这些条款的限止，他们不但不禁欲，还恣情纵欲，不择手段地掠夺漂亮女人供其泄欲。洪秀全在深宫的主要工作是玩女人，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洪秀全对女人很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起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太平天国倡导男女平等，女子也有参加科举考试并进而当官的权利，但太平天国的第一位女状元傅善祥的工作却与国事政事无关，而是作东王的性奴隶，被东王强行夺走了贞操并长期霸占。另一个名叫朱九妹的少女被东王强行招进东王府作抄写文书的女官，没几天就被东王霸王硬上弓，九妹不能忍受这个羞辱，就在东王的茶水中下了砒霜，事情败露后自己把那杯毒茶喝进肚里。又一个姓李的江宁女子被东王施暴后，对东王恨入骨髓，下决心与其同归于尽，乘东王不注意时用一柄锋利的匕首刺向东王，也是东王命不该绝，适时地转动了一下身子，匕首未能刺中要害，只是左肩受了点轻伤。东王发狂了，把李女士点了天灯......　　天王洪秀全长年幽居深宫不理政事，由东王杨秀清主掌国政，天国的军政实权逐渐滑落到杨秀清手中。杨秀清看到自己大权在握，天王足不出户，与臣民日见疏远，遂滋生了取而代之的不臣之心。杨秀清是一个少有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他有鬼神莫测的军事谋略，天国的每一个胜仗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如果说杨秀清在军事上是一个天才的话，他在政治上则是一个白痴，他既然想篡权夺位，就应该和下属搞好关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施恩惠，少结私仇，精心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把洪秀全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但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几乎和上面的原则背道而驰，把本应支持自己的力量推到洪秀全那边，坚决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的五个杰出助手只剩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他们都拥有相当大的军政实权，在臣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杨秀清要想夺洪秀全的至尊之位，最好能争取韦昌辉和石达开的理解和支持，最起码要让二人保持中立，可杨秀清却象着了魔似的，急不可耐地和二人结下了血海深仇。韦昌辉的部属张子朋任意抠打水兵，激起水兵哗变，这事和韦昌辉的关系本不大，可杨秀清却认为关系很大，竟当众把韦昌辉责打了三百军棍。韦昌辉御下无方，部属激变水兵他难辞其咎，但杨秀清处罚他三百军棍也着实有点过分，更何况二人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以对待下属的方式来对待平等的幕僚，除了显示杨秀清的狂妄自大外别无其它益处。和杨秀清下面的行径比起来，这还算不了什么，有一天，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子，闹得不可开交，杨的大舅子理曲，可杨秀清仍然怒不可遏，把韦兄绑起来交给韦昌辉发落。韦昌辉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提议把哥哥五马分尸，没想到杨秀清竟欣然应允，韦昌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胞兄被五匹奔马拉成血淋淋的五大块。到了这步田地，除非韦昌辉是一个白痴，否则他对杨秀清的仇恨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化解的，他会寻找机会向杨秀清讨还血债，并因此不怿手段。杨秀清把韦昌辉变成敌人还不满足，还要进一步把石达开和天国的其他高级干部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有一天，杨秀清的一个远房叔叔路过燕王府，碰巧燕王的一个马夫正在王府门口打盹，没有向杨的族叔施礼，杨叔当场把马夫鞭打了两百下。杨叔还不解恨，又把遍体鳞伤的马夫押送到石达开的岳父主管天国司法的黄玉昆那里，责令黄玉昆严惩该马夫。黄玉昆认为马夫已遭鞭打，不可再罚，杨叔气冲牛斗，当场推翻了黄的案桌，又跑到东王面前告了一恶状。杨秀清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息事宁人，并劝其叔叔往后行为要收敛一点，别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树敌于人。可杨秀清认为黄玉昆等人泼了他的面子，就把燕王秦日纲打了一百军棍，把黄玉昆打了三百军棍。黄玉昆羞愤之余跳水自杀，被人救起后消职为民......　　杨秀清的一连串倒行逆施，终于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可杨秀清并不自觉，认为天国已在掌握之中，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一八五六年八月公开向洪秀全摊牌，要天王和他调换一下位子。洪秀全详为应允，暗中则传密旨给在外带兵的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三人，请他们火速回京救主。　　韦昌辉率先接到密旨，连夜率三千亲兵赶回南京，在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鸡犬不留，两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尸体给丢在秦淮河中，河水染成了红色。从广西出来的太平军先前只死了四千多人，韦昌辉一下子就杀了两万多人，杀戮的惨烈可想而知。随后回京的石达开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不服，阴谋向石达开下毒手。石达开得到消息，就连夜绾城出逃，韦昌辉逮石达开不着，就把石的家属杀了个精光。韦昌辉杀红了眼，准备向天王下手，下令亲兵围攻天王府，洪秀全反戈一击，把韦昌辉杀死。　　石达开回到遍地血腥的天国首都，洪秀全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他，请他主持国政。经过这次变乱，洪秀全并没从中汲取教训，他唯一的教训就是不再相信外人，在委石达开以重任的同时，又任命两位草包哥哥洪仁达、洪仁发为安王和福王，名义上是佐理朝政，实际上是监视石达开。石达开不能忍受，就离开总理的岗位，前往前线军中，带领二十万忠于自己的部队另找出路。天国的将士因此为之一空。　　经过这次变乱，太平天国被严重地消弱了，如果不是清帝国恶梦连环，因为对国际知识盲然无知的原故和英法联军暴发了战争，把用于围攻太平军的八旗兵抽调出去对付外国人，太平天国就很可能立即覆亡。对外战争停止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对太平天国发起总攻。太平天国在刀光剑影中勉强支撑了几年，但仍免不了覆灭的命运，一八六四年湘军攻陷了南京，天国的君臣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束手就擒。　　在最后的日子到来时，天国的疆域还不到一个省，可洪秀全仍在南京一个劲地封官，一下子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比历代帝王封王的总和还要多。常用的汉字只有两千多个，有不少字还不能作为称谓，农民领袖识的字本来就不多，能认识两千多个常用汉字的找不出几个。汉字不够用，只好连不体面的“猪”、“狗”、“牛”、“龟”也用上了，于是天国的高级贵族群中出现了“猪王”、“狗王”、“牛王”和“龟王”，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新贵不但不脸红，相反受宠若惊，趾高气扬。^v^v^v^v^v^v^v^v^v三、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黄巢大起义。　　黄巢祖籍山东荷泽，农民出身，青少年时代受过系统的教育，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和当时所有的士子一样，黄巢企图通过科举之路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曾几次去唐帝国首都长安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可每次都榜上无名。唐王朝的科举，几乎全在场外决定。最初大权操在公主亲王之手，士子还可以用文章竞争，所以产生短篇小说。安史兵变后，大权操在宦官之手，这个最没有道德准则的社会群体不是优美的文章打动得了的，士子只有靠毁灭自尊心的谄媚和屈辱才能榜上题名。稍微有点才干和性格的人都不愿向宦官屈膝，黄巢就是其中之一。他既不能适应流行的政治形态，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就是落第而归；但他对中央政府的腐败情形有深刻的印象，叛逆反抗的思想也因此油然而生。在最后一次落第归来时，黄巢在长安城头上题了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唐政府的不满和轻蔑跃然纸上。黄巢在书本上找不到出路时，便加入了贩卖私盐的行列，这个和政府法律对着干的营生，培养了黄巢的反抗意识和冒险精神，同时结识到不少胆大粗豪的亡命朋友，为他日后揭杆而起创造了条件。　　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王朝，李世民大帝曾使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国民，首都长安也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那里跑。但中国人的好运总是长不了的，到了唐帝国后期，那个神话般的国度已成为昨日黄花，贞观、开元时代的美好生活人民只能在梦中享受到，所有的荣华都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兵变使铁板一块的强盛帝国支离破碎，中央权力大为消弱，拥兵自重的武装军阀割据一方，在权力所及的地域自行其是，不服从中央调谴，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唐帝国也成为若干个小国结成的松散联盟，国力急遽地衰落下去，在对外战争中由不可战胜转为被动挨打，国土也因此一天天萎缩。这个积弱不振的中央政府，却由宦官执掌军政大权，那些在权力边缘徘徊的士大夫官员则分成势不两立的牛党和李党，在小朝庭内进行疯狂的内斗。国家暴力决定一切，朝政暗无天日。　　处在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政的夹缝中过活的中国农民，其命运的悲惨可想而知，他们的处境连李世民时代的负重动物都不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被迫典妻卖子来延续残生。当没有妻子可当或没有儿女可卖时，这个世界上最本份的弱势群体就会全家上吊投河，不愿意自杀的则挺而走险，用暴力向官府夺取食物，全国各地的兵变民变也因此如火如荼。八六八年发生在桂林的庞勋兵变差一点就使唐帝国瓦解，兵变的起因则是司令官的昏噩和贪暴。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次兵变的起因和经过。八六三年春，治所在江苏徐州的武宁军区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派出两千军士前往桂林驻防，防御被唐政府的昏暴边官逼反的南诏王国。政府宣布的是三年为期，期满即行调回。八六五年冬，三年期满，军区官员遥远地颁下一纸命令，续延一期，声明决不再延，他们只好在三千公里外的蛮荒异乡再驻屯三年。到了八六八年，第二期又满，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返乡之际，军区官员又遥远颁下第二纸命令，再续延一年；而一年之后会不会再续延下去，没有人敢肯定回答。他们向军区所作的申诉都象撞到石头上。思乡的士兵除了叛变外，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回去。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回去，推举一位负责管理粮秣的军官庞勋当领袖，攻破军械库，夺取武器，向东挺进，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徐州城下。庞勋对政府的大赫令不予理睬，下令攻城。城垣不久陷落，坚持主张延期的军区参谋长尹戡，训练司令杜璋和后勤司令徐行俭被剖腹挖心；以严苛闻名的节度使崔彦曾囚禁了一段时间后也被处决。政府征调大军讨伐，但无法取胜，最后求助于李国昌的沙陀兵团才把庞勋击溃。庞勋兵变历时一年零五个月，转战三千公里，双方死伤十多万人，长江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大部残破。庞勋以一千人敢向中央政府挑战并不断获胜，显示政府军已丧失战斗力，这对其它的民变兵变是一个新的鼓舞。　　庞勋兵变虽在高压下平息，但政府的胜利只是下一次大规模民变的前奏。不断的兵变民变，我们认为，政府一定会从中得到教训，从灵魂深处作彻底的检讨，以谋求改革。可事实恰恰相反，政府坚定地认为：应该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必须接受血的事实，即任何犯上作乱和叛变谋反的行为，一定要受到严厉惩处。　　庞勋兵变后，中原连年发生水旱天灾，荒田千里，颗粒无收，到处倒毙着饿死的僵尸。而皇帝的奢侈和官员的贪暴反而变本加厉。人民向官员哀告，好象向猪猡哀告。狭州农民代表晋见州长崔荛，陈诉旱灾严重，请求减赋。崔荛大怒，指着院中一棵树说：“你看庭院的树上还长着叶子哩，哪里来的什么旱灾！”下令把代表毒打一顿。尤其使人震惊的是，当蝗虫遮天蔽日，从中原向西蔓延到关中时，不但农作物颗粒无存，连树叶草皮也一扫而光，可长安市长竟向皇帝上奏章说：“蝗虫飞到京畿之后，拒绝吃田里的庄稼，都抱着荆棘树，自动饿死。”宰相马上率领文武百官，上殿拜贺，歌颂皇帝英明圣德，连无知无识的畜牲都感动了。在这样一帮寡廉鲜耻又其蠢无比的官僚政客推动下，唐帝国这驾破旧的马车一日千里地向悬崖奔驰，任何阻档的尝试一律被政府视为乱臣贼子而给予残酷的惩罚。分散的民变兵变终于在昏君贪官火上浇油式的鼓动下汇合成翻天覆地的农民大起义。　　纪元八七四年，滑州所属长垣县农民在饥饿愤怒的逼迫下挺而走险，推举另一个私盐贩子王仙芝当领袖，向官府发动求生和报复式的武装攻击。明年，黄巢在家乡起兵响应，不出几个月就集结成两支庞大的群众武力。庞勋兵败时，藏匿逃亡的残余部属这时也投入行列。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士，很快把这两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训练成劲旅。农民军攻城掠地，同时也杀人越货，对地主富商和政府官员，作无情的凌辱和屠杀，用以回报平日所受的迫害。八七八年，王仙芝战死，两支武力合并，由黄巢担任统率。黄巢因读书较多的缘故，比王仙芝有头脑，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及时为那支为求生和快意而盲动抢杀的农民军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唐王朝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新王朝。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用“均平富”的政治口号来吸引饥民加入他的队伍，所以每到一处都有新的力量投入，部队遂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义军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终于冲破了政府军的围堵，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黄巢适时对唐政府采取进攻态势。　　黄巢了解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长江以北的地区因是安史兵变的主战场，各地都被划为军区，这些军区在战后因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超过了中央的控制力量，遂纷纷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唐政府在那里的权力空前极为狭小。这些军区如果遭到农民军的进攻，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作战，理所当然会拼死抵抗，不象中央军那样不愿为政府卖命而被动应战。因此这些军区就象一个个设防坚固的堡垒一样阻挡义军前进的步伐，农民军如果在中原使用武力，必须逐个攻克这些堡垒，不能及时扩大战果，不能在敌军阵营内部引起崩溃式的连锁反应，这对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农民军来说是不明智的。同时唐政府为了防御来自藩镇的威胁，在中原也针对性在部置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农民军不容易讨到便宜。东南地区则不同，安史兵变没有波及到那里，地方军阀不能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力量不能跟中央抗衡，中央牢牢地把握了主动权，因此东南地区在安史兵变后成为中央政府的粮食仓库。因为东南较为平静的缘故，中央在那里防守的武装力量较中原地区弱小得多，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强（没经受战争的训练）。黄巢针对这个弱点，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绕开设防坚固的据点，兵锋直指江南，他从滑州渡黄河南下，穿过淮河流域大平原，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长江，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江南，然后进入南岭的万山丛中。黄巢兵团在丛山峻岭中开山凿道七百华里，进入福建，洗劫了沿海的商业港口，然后来到富得流油但防卫象一道纸屏的广州。攻陷广州后，农民兵团的复仇和破坏政策发展到极端，仅西洋侨民，因他们都是富商的缘故，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黄巢在扫荡江南，摧毁唐政府的粮食仓库后，即回兵北向，向唐帝国发起总攻。八八０年，黄巢兵团从采石矶渡长江北上，折回藩镇林立的中原。针对藩镇割据的现状，黄巢继续采取避实就虚，集中矛头打击唐帝国中央政府的战略，和各地藩镇武装达成休战的默契，得以从藩镇的缝隙里穿过去。各地军阀只要农民军不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就懒得为唐政府卖命，内心深处甚至还巴不得唐政府失败，搬掉他们称孤道寡的绊脚石。各地藩镇虽然是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但只有黑市地位，没有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唐政府一旦跨台，他们的黑市地位就合法了，机会到来时还可沿着唐王朝的开山老祖李渊的老路出来平定内乱，收伏群雄，不用担负篡逆的恶名走上一统天下的帝王高位，创立自己的家族王朝。　　黄巢兵团在攻克唐帝国设在中原的军事据点东都洛阳后，即折兵西向，进入唐帝国的老巢关中平原，和中央军的主力部队决战。腐败的中央军不是身经百战的农民军的对手，象山崩一样溃退下来，通往帝国首都长安的门户打开了。唐王朝的第二十一任皇帝李儇，带领妃嫔姬妾沿着一百二十五年前爬灰皇帝李隆基逃亡的老路逃到四川成都。黄巢兵团兵不血刃占领长安，不堪唐政府重税压榨的长安市民夹道欢迎农民军，象过节日一样喜气洋洋，他们对农民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认为好日子马上就会到来。黄巢即位称帝，建立“大齐帝国”。　　黄巢虽然当了皇帝，但离统一中国还有相当遥远的一段路程。李姓皇族被赶出了首都，但并没有被消灭，在法理上仍是中国的皇帝。各地藩镇在管辖的领土内自行其是，黄巢不能约束他们，李姓皇帝是他们名义上的主人，黄巢则连这个名份都没有。大齐帝国的领土只有关中平原和洛阳到长安间的一块狭长地段，充其量只是一个力量强大一点的藩镇。因此大齐帝国的当务之急是乘胜追击，不给李姓皇族以喘息之机，从根子上铲除唐王朝的残余势力；然后挥师东向，削平各地藩镇，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统一中国。但黄巢并不这样认为，这个不懂地理的半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占领了首都就是占领了全国，大齐帝国就是中国，他就是大一统中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坐上宝座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地享受当皇帝的滋味，首先把皇宫御藏的美酒佳肴痛饮一顿，然后把漂亮的宫女抱向龙床纵欲一番，然后一觉睡到日上中天，害得早朝的文武百官在金銮殿上毕恭毕敬地站上几个小时，两腿站麻木了还见不到皇上的影子，然后把身边的正常男人全部赶走，只留下宦官宫女侍候自己，在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中自我陶醉，然后......在中国特有的宫廷制度下，黄巢从当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陷入千万争宠的宦官与宫女之手，与宫门外世界完全隔绝，创业时代跟干部们那种亲密相依的无间感情化为乌有。皇帝带了个好头，就不愁干部们不争先仿效，那些本应为巩固新生政权浴血疆场的文臣武将，竟在高墙深院内左搂右抱，日日御女酗酒，沉湎于他们过去所痛恨所反对的纸醉金迷生活。普通士兵则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任意抠打过往市民，和明火执杖的强盗没什么两样。那些一夜之间发迹的农民暴发户，没有耐心从事艰苦的政权建设，为了省事省心，竟把唐王朝的制度照搬过来。大齐帝国的一切政治措施，几乎全是唐王朝腐败制度的翻版，甚至连最糟糕的宦官政治也继承下来，也把宦官派往各武装部队担任“监军”（防止军事统帅叛变），使在前线作战的将领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战斗力因此大不如前。　　黄巢在称帝建立大齐帝国后，应该及时转换角色，停止报复性的仇杀和绿林好汉式的抢劫掠夺，由政权的破坏者转为政权的建设者，对上流社会人士采取安抚政策，以增强新政权的向心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唐帝国流亡政府。可大齐帝国却倒行逆施，在关中继续执行复仇和破坏政策，不但对地主富商和官僚士子作血腥的杀戳，连没有作恶的体面人士也不放过，中等以上的人家全成为农民军掠夺和凌辱的对象。黄巢和高级将官忙于享乐，不能约束部众，农民兵团的军纪因此极度败坏，使长安市民人人自危。那些对唐政府失望至极的无辜百姓，发现新政权的面目比唐政府更加狰狞，转而怀念唐政府的好处来，结果使本应效忠于大齐帝国的臣民转向了唐政府那一边，大齐帝国的处境日益孤立。农民兵团的滥杀和掠夺，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富庶的关中平原成了真正的荒原，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可怕的饥馑在帝国的心脏地区蔓延开来，市民不是逃亡就是饿死，接着农民军也陷入饥饿之中，大齐帝国的将领在饥饿的逼迫下纷纷叛变。　　黄巢重用宦官的成果是逼反了对他忠心不二的大将朱温。朱温当时镇守河南开封，在前线和唐军苦战，可黄巢派往军中的监军宦官却向他索取巨额贿赂。朱温不答应，宦官就威胁说要去黄巢面前告发朱温叛变，还在军中煽动将士不服从朱温的命令，把健壮骁勇的战士全部选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卫队，使军队战斗力大受伤害。朱温多次上奏章向黄巢申诉，可黄巢已陷入宫女和宦官的包围之中，他的一切申诉都被截留，无法到达黄巢面前。朱温在忍无可忍之余，就把监军宦官斩首，向唐王朝投降。唐政府大喜过望，立即任命他当宣武军区节度使。　　朱温的叛变揭开了大齐帝国覆亡的序幕。当农民兵团在饥饿中发狂时，唐帝国流亡政府在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唐嬉宗李儇再度向沙陀兵团乞援。在庞勋兵变在立下大功的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出兵勤王，已丧失斗志的农民兵团一败再败，长安成了一座孤城。纪元八八三年，黄巢在饥饿和勤王军的夹攻下放弃长安，向东撤退，进入河南时部众损失过半，好不容易退到开封，追兵的压力明显减轻，想停下来休整一下时，昔日的部将朱温又指挥重兵重重围裹上来，给了黄巢最后一击。八八四年，黄巢部众溃散，在朱温的反噬追击之下，黄巢逃亡到山东泰山北的虎狼谷，脖子被一柄利剑刺穿，一说是自杀一说是他杀。　　黄巢大起义终于失败，离最后的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击败他的与其说是他的敌人唐政府，还不如说是他自己。唐王朝又一次站在胜利的一方，只是这次胜利的代价太过巨大，把自己的精力消耗迨尽，剩下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二十年后，黄巢的叛将朱温再度叛变，带兵进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式的大屠杀，皇帝李晔成了他手中的傀儡。明年，朱温强迫李晔迁都到他控制下的洛阳，到了洛阳又把李晔刺死。公元九０七年，朱温干脆把唐王朝这块破旧的招牌一脚踹开，自己坐上宝座当皇帝，唐王朝终于灭亡。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李自成大起义。　　李自成起义和黄巢起义如出一撤，起义的起因、经过、结局是如此地雷同，以至我在叙述李自成起义时很多地方可一笔带过，详情只需参照上面的黄巢起义就成。　　李自成起义发生在七百四十年后的明王朝末期。　　李自成的出身比黄巢低贱，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贫苦农夫，没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年轻时曾在峄站当过驿卒；因为职业的缘故，马上功夫很了得。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他的家乡陕西米脂天灾人祸连绵不断，饥饿的乡民把树皮草根吃光后，最后竟挖掘“观音石”来果腹，数天之后腹部下坠而死。一些不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那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和那些常年不上朝的草包前任相比责任心要强一些，但智商不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强盗问题，只知派军队镇压讨伐。腐败的明政府军队对真正的强盗束手无策，就屠杀不愿当强盗的逃亡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那些饶幸逃脱的本份流民为了躲避军队的滥杀，只好也投身强盗队伍，结果强盗越来越多。乡民大量逃亡当强盗后，地方户口大减，可贪婪愚蠢的明政府税收不减，甚至为了虚报“政绩”而增加税收。那些逃亡乡民应承担的税收，就落在仍在家乡吃草根树皮辛勤耕种的守土乡民身上，结果把这部分乡民也逼上梁山，加入盗匪的行列，如是灾区遍地皆匪，全国到处都是民变。　　一个政府使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是腐败的明政府把他逼上了传奇之路。他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天灾人祸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面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叫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目的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欠债的穷人。艾家的算盘打得很如意，但他们选错了对象，此办法只能用来对付真正本份的乡民，不能用来对付李自成那样貌似本份的睡狮。看守李自成的狱卒（很可能是李自成的江湖哥门，因为狱卒是最没有同情心的一个群体）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的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在旁边围观的李自成的江湖朋友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李自成等人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木中一拥而出，平时专横跋扈实则胆小如鼠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死，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李自成部众掳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里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壮大，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僚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格外残酷，那个艾性乡绅和仆人们的结局，一定惨不忍睹。　　明政府调集大军围攻李自成部众，政府军的力量比李自成集团要大好几倍，因此李自成早期的日子一直不好过，一直在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明军苦斗，潼关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十八个人转斗脱险，隐姓埋名藏匿于商辂山中。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李自成再度出山，但仍然步步艰险，有一次还险些被另一个农民领袖张献忠吞没。在河南，李自成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有两位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他们是李信和牛金星。　　李信所以反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馑的时候，仁慈而又明智地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对他感恩戴德，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只得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信掳去，因仰慕他的人品和才学，主动以身相许，并强迫结为婚姻。李信不甘心作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明政府把他逮捕下狱，那些嫉妒他名声的滥污官僚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明知道李信不会有反叛之心，否则他就不会逃回来，那等于是自投罗网，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会那么干。但他们是如此地痛恨李信，因为李信的慷慨和善良极大地刺痛了他们那棵贪婪短视的禽兽之心（也许连禽兽都不如）。在妓院里，正经女人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痴心的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信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他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李自成算得上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的群众首领，不但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还把李信收为自己的智囊。　　牛金星也是一个落魄举人，投奔李自成一样有不得已的原因。他的灵魂没有李信高贵，但在人才极度缺乏的农民军中，他的智慧和见识一样光芒闪耀，使李自成眼界大开，因此也被李自成委以重任。　　李自成在李信、牛金星的辅佐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把只知盲目攻杀，以掠夺报复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一支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正规部队；同时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以收天下民心。结果李自成的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茁壮成长，对明政府由被动流窜转入主动进攻，接连攻克军事重镇襄阳和洛阳，然后乘胜攻入西安，在那里建立“大顺”帝国政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出师北伐，穿过山西省，明政府的防御力量土崩瓦解，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都望风归降，农民军几乎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就直抵北京城下。李自成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薪饷的十万防卫部队霎时叛变。十八日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皇帝朱由检最为宠信的权力宦官）大开城门，迎接大顺兵团进城。象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崇祯帝朱由检在十九日清晨去煤山上了吊，死时只有几个小宦官跟着他。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大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只知贪赃弄权的误国官僚把“忠孝”二字抛在一边，一窝蜂地向新政权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英勇无敌，并争先恐后地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大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农民新贵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大顺政府在陷入狂欢的追赃行动中时，不能冷静下来考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大顺政府虽然占领了首都北京，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离统一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大顺帝国当时仍然强敌环伺，主要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明政府的城防军虽然覆没，但明政府的一只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吴三桂率领，从他的防地宁远向北京驰援，前锋已抵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吴三桂勇武善战，是大顺兵团真正的劲敌。二是北方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对中国虎视耽耽，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华北的任何汉人政权吞没。三是明政府的中央政权虽然垮台，但明政府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另立新政权，整个南中国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积极整军备战以对抗大顺政权。因此大顺政府的处境并不轻松，所面临的情势还相当严重，新政权的当务之际是乘胜追击，把明政府的残余势力扫荡干净，尤其是首先要解决吴三桂这个燃眉之急；同时还要调集重兵防御后金汗国对新政权趁火打劫。要从根子上铲除明政府的武装力量，除了继续使用武力外，能招抚的尽量招抚，促使明政府从内部分崩离析，大大缩短明政府最后瓦解的时间。要想很好地发挥招抚的力量，最便捷的途径是利用明政府的降臣，只有善待这些降臣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为新政权卖命。如果急功近利向他们追赃派饷，这些人不但不会对新政权效力，相反那些想投降的明臣也会吸取前车之鉴而顽抗到底。总之，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巩固政权，而不是日后才着手的社会公正，那些明政府的赃官能利用的就要利用，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找这帮人算帐也不迟，但现在不能，否则就会招致坚强的抵抗。　　除了李信、宋献策等廖若晨星的智慧人物外，大顺政权的决策人物对当时的情势一无所知，这些不懂地理的农民新贵，天真地认为控制了首都就是控制了中国，迫不及待地想坐下来享受享受了。他们看不到四周那些虎视耽耽的强敌，因而也看不到明政府降臣的利用价值，急不可待地想在他们身上清算旧帐。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撩乱的金银珠宝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臣民隔绝开来。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则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在首都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大顺政府虽然为部队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军规，但进入北京后并没认真执行，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李信虽然在朝中一再强调军纪，但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引不起大顺政府的重视。才几天功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从心底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李自成在李信等人的劝说下，终于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派人持他父亲吴襄的亲笔信到军前劝他归降。吴三桂给说动了，决心归顺新政权，形势本来对李自成很有利，可大将刘宗敏却让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刘宗敏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美酒和艳妇，除了李自成按指标他分给他的宫女外，他还自行去名门望族强抢豪夺，最后居然闯入吴三桂的府中，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给抢去了。　　吴三桂在率军归降大顺政权的途中，得到父亲被拷掠追赃和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的噩耗，当即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掉转方向，回师山海关，同时命士兵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计划李自成集团。　　李自成亲率大军讨划吴三桂，两军在山海关前决战。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顺兵团因被旧王朝腐败病菌侵蚀的缘故，战斗力大不如前，在阵前讨不到半点便宜。当战斗成胶着状态，两军斗成了强弩之末时，八旗军投入战斗，李自成不能抵抗，象海潮一样溃退下来，并且一溃不可收拾。吴三桂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北京不能立足，不得不离开那个才坐了一个月的宝座，向西安撤退。这时李自成仍拥有山西、陕西和鄂豫西部的广大地盘，实力依旧很强大，如果李自成听信李信的建议，固守三川，经略河南，联合南明政权以对抗主要的敌人清帝国，大顺帝国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纵不能迅速统一中国，也可称雄割据一方。但李自成却听信器小易盈的牛金星的谗言，把李信冤杀了，拆毁了大顺帝国最后的一段长城。顺兵团自此兵败如山倒，丢弃了山西、河南，一直退到西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弃城向东南逃亡，在九江掉入了吴三桂的口袋，顺兵团全军覆没，刘宗敏被吴山桂擒获砍头。李自成率领二十余骑逃往湖北通城，在通过九宫山时遭到当地村民的围攻。曾经力敌万夫的李自成也许是被宫女淘空了身子的缘故，竟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居然被没有任何武功和战斗经验的村民杀死。当噩耗传到李自成的漏网部属耳中时，他们拒绝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李自成不是几个村民奈何得了的，他们 连接近他都不可能，就更不用说杀死他了。如是他们坚信李自成没有死，而是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去某个寺院作了和尚，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就象当初在商辂山里隐居一样。一代枭雄李自成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距他登基当皇帝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溃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四、农民起义若干问题探讨　　（一）、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　　1、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政治清明的国家和政府永远也不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也最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为人权、主权等涉及人姓尊严的问题向执政府讨还公道，只有他们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闭上眼睛往深渊中一跳，挺而走险反抗政府。当国家政权的核心是为极少数当权人物的特权服务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成为被奴役压榨的对象。为了供给权贵人物无止境的挥霍浪费，满足他们的贪欲，各级政府只有增加税收，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农民就会不胜负荷。税收和摊派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民的主要生计——耕田种地就会成为不能赢利甚至亏本的营生，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就会大受伤害，田地会因此大片荒芜，农民的税负能力会大大降低。当苛捐杂税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时，农民就会被动抗税，官府自然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滋长，会针锋相对地动用合法暴力征税。在暴力威胁下仍然交不起税的农民除了反抗或逃亡外没有别的出路，当反抗逃亡的农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农民起义就不可避免。陈胜、黄巢、李自成等农民领袖都是因为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揭杆而起的，李自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初姓艾的乡绅不把他拷在太阳下暴晒，如果事后官府不出兵讨伐他们，李自成也许永远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传奇式的农民英雄。　　2、政府管理机器出现薄弱环节是爆发农民起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仅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而政府管理机器仍运转正常，国家统治力量依旧强大有力，饥饿不满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起义一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暴君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昏君统治的时代。暴君虽然鱼肉百姓，残害生灵，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暴君多半是强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强大的统治机器，农民虽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众举义，即使起义也很快被扑灭。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对农民横征暴敛，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奋，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农民宁愿选择自杀或劳累而死也不选择造反。只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后，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谀奉迎的庸碌之辈，政府管理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对人民的统治力量大为消弱，陈胜等人才会在大泽乡行饶幸之事。如果当时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说陈胜、吴广宁愿去渔阳领受军法处置也不会起造反之心。　　3、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中国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特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殊连九族的谋反壮举。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因此当农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绊住时，农民起义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没多少人响应。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都和领导者从事策划、组织和领导工作，农民起义也只会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状态，成不了大的气候，对执政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历史起不到大的影响作用。就算上述的四个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农民领袖的策划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东汉末年既没有大面积天灾也没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张角仍成功地策动了黄巾大起义；咸丰王朝的政治和吏治并没有黑暗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政权，把大半个中国闹得天翻天覆地。　　（二）、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作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版。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农民将领不群起效尤，更不愁农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2、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　　3、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掠夺是暂时的，且能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很轻甚至没有。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象旧政府那样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攻，把起义的农民赶进坟墓。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蒙古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蒙古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4、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揽敌方人才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读书人结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为新政权服务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拚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太平军打进南京时，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弱点，但那些没有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作恶的缘故，良心和理性并未完全泯灭，身上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因为谨慎胆小的缘故，知识分子不能为打江山冲锋陷阵，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迩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基于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觉悟至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使本来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最后站在胜利的一方。　　（三）、农民起义的历史后果　　1、动摇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冲垮执政府的统治秩序。　　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但造成的历史影响是翻天覆地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执政府的统治基础，消弱了执政府的统治力量，冲垮了执政府的统治秩序，为改朝换代充当急先锋。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倏兴倏灭，但引起全国各地连锁性的民变，最终汇合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强大的秦王朝淹没在冲天的火光之中。黄巾大起义使朝纲紊乱的东汉王朝进一步衰弱，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量，是军阀割据和国家大分裂的始作甬者。红巾军大起义把蒙古统治者赶出了中国本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奴隶政权。太平天国起义则使满人掌握的军权滑落到汉人手中，结束了满洲贵族独霸政权的时代。黄巢和李自成是最成功的农民领袖，离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没有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国皇帝，但唐帝国和明帝国也在他们手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几乎是紧跟着二人的步伐走向覆亡的墓门。　　2、使激进性的暴力革命替代渐进式的理性社会变革而成为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西方的民族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是亡于外族的侵略，极少因民族内部的革命而崩溃。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当内部矛盾发展到威胁帝国的立国基础时，执政府往往主动采取温和理性的社会变革来调和阶级矛盾，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益的享有者和代价的付出者，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陈述各自的理由和不满，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手段来重新划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的关系，使将要激化起来的内部矛盾缓和下来，政府重新趋于稳定。中国则不同，政府不积极采取措施来调和社会矛盾，使内部矛盾一步步走向激化直至不可调和，最后只有求助于用内部的鲜血染红的暴力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农民起义是暴力革命最主要最经常的表现形式，引发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冥顽不灵的执政府，但农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农民与西方国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执政府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当迫害超越他们的承受限度时，他们也不求助于请愿和游行等推动政府变革的理性举措，而是拿起武器走极端，用暴力反抗政府，这时执政府除了用暴力还击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中国才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频繁的农民起义必然威胁民族的内聚力，使民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防范和敌意多于信任和依赖，在民族大家庭里面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而对民族的依存感大大降低，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也会因此大打折扣。中国人在满洲人的奴隶统治下能够安之若素二百七十年之久，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受到伤害的一个有力佐证。　　3、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使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划放慢。　　农民起义在前期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农民领袖也没有长远的打算，只知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不知道珍惜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农民起义最显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国家生产凋弊，山河破碎和人口减少，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农民兵团每攻克一个地方，都免不了要对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官吏、富人、读书人）来一次大屠杀和大清洗，并把他们的财富抢劫一空。至于纵恿兵士抢劫普通平民、纵火焚烧民居和随意践踏庄稼，更是农民将领的拿手好戏。农民兵团的兵锋所向，必然引起当地居民大逃亡，使生产延误田地荒芜。由于大土地所有者杀的杀、逃的逃，不能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他们拥有的大片土地就不能生产粮食，社会经济就会衰退甚至崩溃。上流社会里确然有不少只知贪污弄权的官僚政客和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但也有少数天良未灭智能超人的杰才俊士，如李自成起义中的李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国家的希望，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实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甚至要延续几世。如果李信不提前投身义军，李自成兵团打进他的家乡时，尽管他挽救过不少贫苦农民的生命，他仍有可能成为不辫是非黑白的农民军的刀下之鬼。下面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后果简要列举一下：　　陈胜、吴广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杀戮的惨重只须看一下曲逆这座城市的户口数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时的户口数是三万，到了纪元前二００年（西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只剩下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曲逆还是当时的中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刘帮反攻匈奴失败，从白登逃到曲逆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其它城市的破坏程度就不用赘述了。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见。刘帮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破坏的惨重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能够想见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盎盎大国的中国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一看这个数字就不用多说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只持续了十八年，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想象其间有多少人间惨剧。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的凶暴古今皆知，今天的民间仍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的村语。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有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称为中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可以想见太平军的杀戮是何等的残酷。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　　这些减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战死或被屠杀；一部分是因战乱造成的饥馑、瘟疫而饿死、病死。农民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帝国的一切都砸个浠巴烂，然后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由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变为二流末国，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国家。　　农民起义在总体上来说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民族的内斗，不值得歌颂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发扬。但这种历史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是政府腐败和官吏贪暴逼出来的，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的弱势群体，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反抗政府发动起义的。要使农民起义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首先得对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吏治作痛心革面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清明政治和廉洁政府，从根子上铲除官逼民反的土壤。其次是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于用理性的方式向执政府争取权利和讨还公道，敦促执政府作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地隐忍退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再走暴力走极端。再次是一旦发生了农民起义这样的历史悲剧，国民不要对其抱丝毫幻想，通过非理性暴力建立的政权比被推翻的旧政权高明不了多少，甚至连旧政权都不如。农民起义不能解决民族内部矛盾，反而会激化内部矛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我祈求农民起义在中国永远成为历史，祈求类似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二００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v^v^v^v^v^v^v^v^v大汉民族近千年的对外战争（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十一）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汉民族，以唐帝国的“开元王朝”为分水岭，其发展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开元王朝以前的汉族处于上升时期，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在对外战争中无往不胜，为大汉民族拓展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汉民族遇上的第一个劲敌是匈奴汗国。这个在瀚海沙漠群游牧的部落民族，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期乘隙在长城以北悄悄崛起，到了汉族重归一统时已强大到对中国保持持久不断的进攻态势。中国为了自保，动员数百万民力修筑了一条纯属防御性的“万里长城”，用以阻挡匈奴的骑兵冲击。同时把皇家美丽的公主送给匈奴的单于为妻，每年还要进贡大批的绫萝绸缎，以求得暂时苟安。到了纪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国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开始对匈奴发动反击战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倾斜。随后的两个世纪，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到了纪元一世纪后期，匈奴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向中国臣服，其成员逐渐融合为大汉民族的一分子。北匈奴在中国远征军的攻击下崩溃，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这支汉民族的手下败军，却是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劲敌。他们一路向西打去，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于三百年后的四世纪时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此可以推断早期汉民族的可怕战斗力。汉民族遇上的第二个劲敌是突厥汗国。这个拥有匈奴血统的游牧部落，于纪元六世纪时统治了匈奴汗国的故地。当时的中国分裂为北齐、北周和陈帝国，和突厥接壤的北齐、北周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竞争呈献金银珠宝和公主美女以换取对方的援助。当时在位的木杆可汗曾吹过这样的牛皮：“我在南方有两个孝子贤孙，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孝敬什么。”纪元七世纪初期，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但力量依旧十分强大，东突厥汗国曾兵临唐帝国的首都城下。纪元六三０年，李世民大帝派大将军李靖反击东突厥汗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突厥汗国自此不复存在。纪元六五七年，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三道并进，与西突厥汗国在伊犁河决战。西突厥大败，首领沙钵略可汗带领残兵败将向西逃亡，抵达咸海东岸的石国，被石国生擒，交给穷追至城下的中国远征军。西突厥汗国自此星散。纪元七五一年的怛罗斯战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事件。怛罗斯战役发生在遥远的中亚细亚荒漠草原上，正在向西开拓疆土的中华帝国和乘胜东进的新兴阿拉陌帝国在此相遇，并展开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决战。安西军区司令官高仙芝统率七万藩汉混合兵团跟阿拉陌军团二十万人血战五日，不分胜负。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高仙芝所属的葛罗禄部落派遣军阵前倒戈，与阿拉陌军团内外夹攻，中国藩汉混合兵团崩溃，死伤二万余人。阿拉陌军团俘虏了上万名汉人，这些汉人把当时中国先进的技术（包括造纸术）传播了西方世界，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怛罗斯战役是汉民族对外战争的转折点，汉民族的战斗力自此急转直下。自那以后，被动挨打的恶梦追随了汉民族一千一百年之久。下面我们追述近千年令大汉民族丢尽脸面的历次对外战争。一、和辽帝国的战争。纪元九一六年，居于长城以北匈奴汗国故地的契丹部落在他们的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统领下完成了统一，建立起辽帝国，定都临潢。北方游牧民族有固定的首都，自辽帝国开始。纪元九三六年，儿皇帝石敬瑭靠辽帝国的援助当上了北中国的皇帝，如约把长城以南面积达十二万方公里的“燕云十六州”，连同土地上的中国人割让给辽帝国作为谢礼，使辽帝国的实力大为膨胀。千余年来中国人修筑的万里长城，自此失去作用。石敬瑭认为仅此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辽帝国的感激之情，两年后又隆重地尊称辽帝国皇帝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那一年耶律德光只三十七岁，石敬瑭已四十七岁。三十七岁的父亲收养四十七岁的儿子，应该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政治奇观。辽帝国凭空得到中国的燕云十六州，极大地增强了财富和国力，但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自尊。而且长城险要已失，黄河以北象敞开着大门的广大庭院，再没有阻止野蛮人闯进来的重要屏障，自然使中国不能安枕。因此汉民族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宋帝国统一中国本部后，即着手收回“燕云十六州”。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宋辽两国发生了五次重要战争。纪元九七九年，宋帝国第二任皇帝赵光义乘战胜后汉帝国的余威，统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攻辽帝国的幽州（北平）。辽帝国大将耶律休哥反击，两军在城西高梁河会战。宋军全线崩溃，赵匡义腿部受伤，爬上一辆驴车逃得性命。士兵战死一万余人。纪元九八０年，辽帝国为了报复宋帝国的无端攻击，耶律休哥进围瓦桥关（河北雄县），宋军再度大败。赵光义下令亲征，结果虎头蛇尾，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