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珍藏。“万夫不当之慨”他做到了。1925 年两次东征打败陈炯明，其间又回师打败滇军杨希阂和桂军刘震寰，势如破竹。1926 年猛攻吴佩孚，1927 年横扫孙传芳，势如破竹。1928 年打张作霖、张宗昌；1929 年打李宗仁、白祟禧；1930 年打冯玉祥、阎锡山；中国内战中，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皆势如破竹。唯独对红军不能表现出这种“万夫不当之慨”。紧迫之时他两次想腾空而去，两次害怕不能腾空而去。3941933 年n 月第五次“围剿”中，彭德怀奔袭浒湾，距临川仅一天路程。蒋得讯便带上随从和卫士，亲自到抚河边侦察水上一匕机能否降落，以及起落的保险地点。1934 年4 月红军逼近贵阳，蒋最担心飞机场安全，彻夜不宁而着凉，遗屎床上。第二天一早便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说是让他住了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知道是因为红军逼近心中害怕，暗中发牢骚说蒋“受惊了怪房子”。在红军面前，蒋介石从未感到“有万夫不当之慨”，却时刻在咀嚼“无一事自足于怀”。红军突围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他觉得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从1928 年12 月29 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以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之实力，却丝毫未触及。这是他的心腹大患。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 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395王家烈却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龙云则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寻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 … 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枪林弹雨军阀混战的道路。少部分满身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能够发出的了。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三人中，蒋介石与王家烈关系最深。王家烈是国民党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 年9 月他就率部进抵湖南沉陵，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可惜未同起义军接触，就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因争夺地盘打起来。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被人用武力扫地出门，只有返回铜仁。1929 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蒋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并将军政部第四电台拨给他使用，与蒋直接联系。王家烈受宠若惊，百般效力，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逼走四川军阀赖心辉，占据黔东南一带。1930 年7 月，王家烈奉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总”396司令。1931 年7 月，王家烈又伙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蒋介石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特赏迫击炮16 门，子弹20 万发。后来又赠德国新式步枪1000 支。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三年多时间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几个团，部队装备也为之一新。1932 年春在蒋介石怂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锐特务团和一、二、四团由洪江直趋贵阳，迫使贵州军阀毛光翔将大权交了出来。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王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当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渐渐忘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为求自保，他一面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蒋。这一密约被陈济棠部属余汉谋出卖给蒋了，从此蒋视王为眼中钉，开始制造机会，摄取贵州。1934 年10 月，王家烈接到蒋介石由枯岭发来的电报，说红军主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庚县附近，有沿萧克部队路线进人贵州模样，命王率部择要地堵截。王家烈当时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 个师计15 个团的兵力，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自觉力量单薄，难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知道，密约之事蒋已获知，此番很可能要乘机派兵入黔，吃掉自己。他开始作两手准备，一面执行蒋令，一面暗与两广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他还对部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利，便向广西李宗仁部靠拢。当时王家烈的作战兼自保计划是：乌江以北防务交由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王本人和犹国才负责；王本人担任贵州东南397路的指挥作战，以便万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与两广的联系也有了回音：广西李宗仁、白祟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进贵州都匀、榕江，以为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率军推进至广西桂平，必要时进至柳州策应。再远，两广就难办到了。这些交易，蒋介石不知。但蒋图黔的决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蒋与刘湘的关系也不浅。刘湘在关键时刻帮过蒋介石的大忙。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1927 年3 月23 日，一个叫戴弃的黄埔学生带来两封电报。一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是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面对面叫人选择何去何从。刘湘看过两个电报，当众高举起南昌那份通电，大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蒋总司令立即给他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并特让黄郭托日本军舰“比良”号运去一部短波无线电台。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蒋对刘湘的重视也可见一斑。蒋介石也在关键时刻帮过刘湘的大忙。1932 年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当时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蒋介石支持不可。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刘湘。西南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浅的，便是龙云。蒋介石认为最不398好琢磨的，也是龙云。蒋介石帮助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帮助刘湘统一了四川，唯对龙云没有帮上什么忙。因而龙云也最难控制。龙云的经历，颇富当今的影视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本出身奴隶主贵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14 年秋，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头两天的确无人打得过他，第三天龙云穿一双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钟”之法用双拳和头部将大力士撞翻，随即一扑将其压住。法国拳师认输离开昆明，龙云也由此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被任命为唐都督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开始发迹生涯。从1915 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 年以昆明镇守使身份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惨淡经营了12 年时间。靠唐继尧发迹再到扳倒唐继尧，他走的也是军阀前辈走过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龙云的路似乎分外艰难，刚刚掌握云南大权就挨了一颗炸弹，一只眼睛被碎玻璃扎伤，鲜血淋漓，成为终身残疾。1928 年1 月，蒋介石发布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仔细审看委任状时，眼前一定是带着模糊的血色的。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J 瞬，也有所防范。从部队战斗力看，刘湘白侧日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6 个旅加1 个警卫团共13 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黔军成军最晚，在西南诸军399中，黔军虽然兵员尚足，兵力居中，但战斗力最弱，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很少得胜。不是败于滇军，就是败于川军。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是拣弱的打。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他把石头准备好了。这块石头，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二、量变，质变1935 年1 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人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置。1934 年8 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400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懈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洛甫，即张闻天。张闻天与博古早就相识。两人都是1925 年人党。当时张闻天在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台下听众中就有一名叫秦邦宪的青年。秦邦宪1926 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仪）ryHOB ，中文译作“博古诺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BOr 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张闻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填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到了中国却指责对方为普列汉诺夫。博古1930 年5 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 个月。这7 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 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 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 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401张闻天1932 年2 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 年9 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博、张二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跳而就为政治局常委。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现不和。1932 年10 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人江西中央苏区。1933 年1 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 年1 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又要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1934 年5 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 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402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它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棚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403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 ，那么却是“谋”在了上担架之前。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此战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从1934 年12 月1 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 年1 月15 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 月12 日的通道会议；12 月18 日的黎平会议；1935 年1 月1 日，猴场会议。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404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L 几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成了权宜之策。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新的根据地仄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方向被根本扭转了。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405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到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1934 年12 月20 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耿飘在1990 年回忆说：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样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人团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也都普遍知晓、心里有数了。这次橘林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飘的。刘伯承后来也对耿飘讲过同样内容的话。当年25 岁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飘，1990 年8 月29 日在纪念张闻天90 诞辰座谈会上讲这番话时，已是81 岁高龄。左权已经牺牲了48 年，王稼祥去世16 年，张闻天去世14 年，刘伯承也去世了4 年。幸亏有耿飘的回忆。406谁能知道我们有多少珍贵的资料甚至未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就散失消隐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了？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人事的变动。“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遵义地区的那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对老三人团的确是完全无备的。而对新三人团来说，则已经有所准备。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确又是领导层中、包括新三人团中带有最大的历史自觉性来到这一转折点的。1935 年1 月1 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形容这个会议的词汇太多了。以至有人说，一个会议居然能戴上这么多桂冠，加上这么多光环。的确如此，因为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1935 年1 月15 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1933 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人苏区时，特设立上海中央局，负407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但后来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电台被敌破获。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了。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会议由博古主持。当年那幢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的间题恐怕就是会场内人们座次的排定。会议开了三天，除主持会议的博古固定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外，会议参加者基本按先后顺序随便人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严格烦琐。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躺在一张藤榻上与会；聂荣臻脚上带伤，每天坐担架到会；彭德怀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返回前方执行新的命令去了。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生死枚关的军事问题是切人点。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刘、聂的建议。新的前进方向确定完毕，便开始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历史在某些重要关头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就如1978 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一样，1935 年遵义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408泽东，而是张闻天。首先因为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耿飘回忆说：张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当时一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 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其次因为他发言的系统性。杨尚昆回忆说：“我清楚记得，遵义会议＿L 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中有一个提纲，基本是照着提纲讲的。”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洛甫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409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中了。历史惊人相似。1935 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 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 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 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 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这事在幼年张闻天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张闻天后来留学日本、美国、苏联，他的第一课永远是“钦公塘”。那道塘岸使张闻天萌发了一个终生不改的志愿：做老百姓的4 10“命塘”。历史给张闻天提供了两次做“钦公塘”的机会。遵义会议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党内第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填密和语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24 年后，他决心再做一次“命塘”。那是1959 年的庐山会一议。那，一次，他失败了。三、中国出了毛泽东陈云那份珍贵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 、博、周三同志，而A 、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它同志完全同意洛一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 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位“A 同志”，便是李德。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已经被作为了一个国际的信物。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中国411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枚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 年3 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 ％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根据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或者千脆由国际包办。1921 年7 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前得到过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1927 年不行了，鲍罗庭便出来包办接班。蔡和森1927 年9 月22 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 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新指定国蠢、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陈独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被鲍罗庭一一指定。4 12李立三在1930 年2 月1 日作的《 党史报告》 中回忆鲍罗庭：“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威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鲍罗庭指定了5 个常委，却不说以谁为首。他开完会便带瞿秋白乘船去了庐山。9 天以后从庐山返回，当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虽然仍未指出谁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为了实际上的领袖。老鲍一句话，接替陈独秀的人便产生了。后来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1928 年6 月，共产国际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将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开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来做工作。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大会闭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国际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排向忠发为第一名。这种连续举动使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委们不再需要国际代表提示，都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向忠发顺利地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又不行之时，1930 年底到1931 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是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是米夫与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的。会前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周恩来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进人，米夫不屑一顾，完全拒绝。他采取“留周4 13拒瞿”的方针，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间便失去了。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执行国际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地忠实”。加上王明写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不知道这些，很难说知道了遵义会议的伟大，知道了毛泽东的伟大。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中国共产党经过14 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 年1 月17 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 月18 臼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4 14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35 年在遵义他虽然沉默，但历史在说：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博古。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他都是“阳谋”，不搞阴谋。2 月5 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博古比毛泽东小14 岁，除了在莫斯科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对中国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认识，与毛泽东比，皆相去甚远。小14 岁、经验相去甚远，博古也毕竟做过一个党的领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他也毕竟代表了一个党。博古的不成熟，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党的不成熟。正是从这个意义＿L 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 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本身不是同样在印证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了吗？4 15四、薛岳苦了王家烈毛泽东对长征有段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