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红一军团历史上空前的严峻情况，林彪在天亮之前给各部队下达命令，按照军委要求，12 时前决不准敌人突过白沙铺！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到连队，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林、聂光想着白沙铺了，未想到差点儿让李觉摩下的湘军端了一军团的军团部。12 月1 日凌晨，敌军再次对觉山铺一线发起猛烈进攻。国民党《 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 记载：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345向山目铺、白沙铺攻剿。本师（十六师）第四十八旅附第九十三团刘家、严家之匪攻剿。师长率第四十六旅沿公路跟进策应。晨至午，战斗极烈。我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之下，勇猛冲击，前仆后继… …不仅林彪会打穿插迂回，李觉的穿插迂回更加凶猛。湘军一部从一军团一师与二师的接合部切入，以浓密的树林作掩护，向右翼迂回到一师三团背后，包围该团两个营。左翼敌人也向红军侧后迂回。一、二团被分割截击，情势危急。战至中午，敌人竟然迂回到了觉山铺南面隐蔽山坡上的军团指挥所。参谋长左权正在吃饭，警卫员邱文熙突然报告：“敌人爬上来了！”聂荣臻不信，以为是自己部队在调动，到前面一看，黑压压一片敌人端着刺刀，已经快到跟前了。林彪拔出手枪。聂荣臻拔出手枪。左权丢下饭碗操起枪去指挥警卫部队。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最前沿。军团指挥员眨眼变成了普通战斗员。红一军团部曾几次遇险。第四次反“围剿”在草台岗围歼陈诚的十一师，一颗炸弹落到指挥位置，强大的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一下子抛到山坡下。林彪爬起来一看没有受伤，拍掉身上的土，继续书写战斗命令。第五次反“围剿”一军团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堡垒地带遭毛炳文第八师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前。林、聂带领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和机关直属队人员投入战斗，一直顶到增援部队上来。但最险的还是湘江这一次。1942 年5 月，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 悼左权同志》 ：346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文章落笔时，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畔那场血战。活生生的、摒弃一切夸张、形容、粉饰的战争。林彪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军事专着。他更不会似哈姆雷特那般在空寂幽暗的舞台上就自己的经历感受大段独白。从始至终他沉默寡言。在家乡林家大湾上学时，他曾给小学女同学林春芳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这两句话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格言。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很少的文字之中，他才略微表露出自己的真情与心迹，《 悼左权同志》 是其中之一。四、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中央纵队在12 月1 日中午以前渡过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一、三军团在两侧硬顶，五军团在后卫硬堵，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热血浇出一条愈见狭窄的通道。湘江江面，殷红的鲜血伴随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散落的钞票，泪泊流淌。彭德怀晚年回忆这一段时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12 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当时彭德怀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图圈，回顾这一幕，仍如释重负。347湘军刘建绪给红一军团予拦截；桂军白崇禧给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予侧击；中央军周浑元予红五军团以尾击，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隔断在河东。八军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二十三师严重减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冒着弹雨蹬过湘江时，身边只剩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整个军团损失三分之二，剩下不到2000 人。十几天后，八军团建制撤销。江西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86000 余人，至此损失过半。在通过湘南郴州、宜章间第三道封锁线时，彭德怀曾建议三军团迅速北上，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迫敌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红军其它部队进占湘西，在淑浦、辰溪、沉陵一带建立根据地，创造新战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红军到底还是进入了西延山脉。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还在感叹未采纳他的方案。并非所有失误都可归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九个师就在北面并行追击；曾经失守长沙的何键更是将主力云集衡阳，严防红军北上进入湖南腹地。历史如果能够再走一遍，那么从湘南北上，前途只会更加凶险。黄克诚回忆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人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348本来还要吃更大的亏。中央红军冲过湘江后，进人西延山脉。桂军依仗道路熟悉，当红军还在龙胜以东时，桂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已抄到前头，先期赶到龙胜。该师参谋覃琦建议：迅速攻占人黔通道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歼灭之。马堤地区是由南向北的狭长隘路，东西两侧重山叠嶂，无路可攀。北路若被先期赶到的第七军二十四师截断，南路又有夏威十五军部队追击，红军既无攻坚兵器，又难寻到粮食，困于狭长谷地，局面可想而知。但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不用此案。他说：“总部（白崇禧）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人。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考虑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鹏蚌相持，给中央军人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断不能行。”覃联芳师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其以防守态势监视红军大队通过后，才攻占马堤北坳，截击红军后尾四百余人。桂军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害。但从实质上看，中央红军通过桂境时，桂军的攻击仅属于尾击和侧击。少部分想推动红军早日离境，多部分则是为了应付蒋介石。其让开防堵正面，放开红军西进通道才是关键和实质。作为对11 月28 日蒋介石指责桂军让路电报的回答，白崇禧12 月1 日给蒋介石拍发了一封颇不客气的电报：“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349得毋以桂为壑耶？"同一天，桂军第七军覃联芳师与从清水关进人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万耀煌师发生冲突。这次覃联芳的攻击精神极强。部下通过衣服颜色已经辨明是中央军，覃联芳仍说：“即使是中央军，也不能放过”，派出一营兵力攻击前进。万耀煌师不意之间遭覃师两面突袭，急向关外撤退，但先头部队一个连还是被桂军包围，就地缴械。虽然最后双方皆以误会互相致歉，桂军发还所缴枪械了事。但周浑元从此不敢再人桂境，只有率队绕个大弯，从湘境的东安追击红军。桂军一俊红军主力通过后，立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好，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人员、伤病号及挑夫，还雇用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拍成“七千俘虏”的影片，既送南京给蒋介石看，又送各地放映，宣传桂军之战绩。蒋介石毫无办法，后来只得严伤桂军向贵州尾追，不得稍纵。白崇禧令第七军廖磊依中央军之前例，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于是廖磊便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红五军团之后徐徐跟进，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便全军停止，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廖复电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他忘记了亲自对薛岳交代的话：“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枚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这就是王建平告白崇禧的“一举除三害”之计。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国民党战史专家们，至今还在感叹当年四道封锁线被红军连续突破。35O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白祟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人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人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351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 年10 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 年4 月12 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 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1938 年10 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祟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 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 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352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泊泊流淌。五、军人与政治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 延安一月》 。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从1929 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 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 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 1933 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 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 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353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一生不知出任了多少个“剿共”职务，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红军长征，他任追剿军总司令内，还分电各军“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五万元。”他把未能付出去的赏钱，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在重庆闲居无事，何键居然穿着上将军装、坐小轿车去了一趟七里岗新华书店，买回二十多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泽东的书，想仔细研读一番。戴笠得知，一个电话打来。何键心慌意乱，急忙把书塞进了火炉。何键当年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学习期间，一次考几何，他勉强做完试题后，在试卷空白处大加发挥，写上“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的几何老师当着众学员的面问：“何键在《 几何学》 考卷上写了几多‘几何’? ”从此成为学员中常常谈起的笑料。他终生信命，晚年终于想问自己一句：反共到几何？自从烧了书之后，他便不再关心世事，一心钻研佛学，修行坐道。双手沾满鲜血的何键放下屠刀后，也颇想“立地成佛”了。1956 年4 月25 日，何键因脑溢血死在台北。何键想成佛，刘建绪则想投共。1949 年8 月13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从福建省主席退下来的刘建绪与黄绍雄、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 位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发表《 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 的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354产党领导。声明中说：“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刘建绪还不想被时代抛弃，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上签字。但这份别人起草的声明每个字飘过他眼前时，也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历史带到了眼前。1929 年1 月，他兼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五路司令，曾以优势兵力对脱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进行长程追击，那正是朱毛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1930 年10 月，任“平浏绥靖处”处长，率十五、十六、三十一师进攻苏区，并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1933 年7 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1934 年冬，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在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1935 年春，改任“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官… …声明中的这句话最叫刘建绪心痛：“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作为一个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多年的战将，他对自身又何尝不感到“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声明发表后，中共方面电邀诸委员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签了字的刘建绪却未去，用同样未去的李默庵的话说就是：与共军作战多年，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355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那份声明说：“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但刘建绪留在了香港，没有回大陆。不久，哪怕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香港也留不住了。他们被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开除了党籍，又遭台湾的蒋介石通缉。9 月19 日，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多年的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刘建绪等大受震动，一月数惊，惶惶不安。港方通知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最好离港，免遭不测。香港待不下去了，但仍然不去大陆。黄埔一期，最先占领红都瑞金的李默庵去了阿根廷。保定三期，在湘江几陷红军于绝境的刘建绪则去了巴西。离港之前，他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台湾方面要他更正列名通电之事，他照办了，声明：“将信奉三民主义终生，反共到底！"拿到护照的刘建绪，内心那种无绪与失衡，恐怕是局外人永远难以会意的。他在巴西自办了一个小农庄，除读书看报纸外，也千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晚年常抒发思乡之情，托人打听家乡的音讯。1978 年3 月，当新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之时，这位不得归的湘军宿将病逝于外域。刘建绪最后留有遗嘱，望其子女有一日能将其遗骨移葬酸陵。那是当初他跟着何键游击起家的故乡。356相较之下，唐生智的得意门生、何键的长门女婿、刘建绪的得力干将李觉最为幸运。他参加了湖南起义，解放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后调全国政协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李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晚年与其夫人何玫过着安静舒适的生活。但他也有埋藏在内心的苦衷，而且所埋甚深。为文史资料写回忆文章，李觉从来不提及湘江战斗。实在回避不过了，便说当时部队“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永州距全州二百余里。李觉说他是在二百多里外眼看红军突过湘江防线的。后来薛岳率中央军过河猛追，“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写到这里，他本人肯定也松了一口气。李觉利用了他的十九师留在何键身边，未赶到全州前线这一空当。十九师未上前线，师长李觉却上了前线这一事实，他始终不愿坦白出来。因为李觉这样写，一些政协委员们便都采用了他的说法。当年薛岳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以助也说：“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尚在零陵至全州黄沙河途中，未及赶到”，于是李觉任师长的十九师未及赶到就成了李觉本人未及赶到，指挥全州觉山战斗的便成了十六师师长章亮基，李觉悄悄地从那场打得天昏地暗的血战中脱身出来，未参加湘江战斗的说法几成定论。不是不可以理解。有些实话，特别是对红军主力一军团造成那样大的伤害，以他一个起义将领的身份要全讲出来，也委实太难。让李觉露出马脚的，还是国民党。据国民党《 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 记载，全州堵截战的具体部署是：357本路（追剿军第一路）军，以李代保安司令觉指挥第十六师全部、补充总队4 个团，陈子贤旅（欠1 团）及山炮1 门，步兵炮2 门，除以1 团固守寨墟相机出剿外，余由全县附近及飞莺桥、小水洞一带，沿全兴公路西进，向匪攻剿。11 月29 日记载：本师奉李代保安司令命令：除以一团仍固守寨墟相机出击外，其余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于29 日晨，分由飞鸯桥、小水洞出发，向全兴公路攻剿前进。李代保安司令率补充各团及陈旅（欠一团），在本师后跟进策应。n 月30 日记载：师长（章亮基）指挥第四十六旅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沿全兴公路向沙子包、觉山一带攻剿。我李代司令仍率补充团沿公路跟进策应，并令陈子贤旅（欠一团）向漓水公路间地区搜剿前进，掩护我左侧安全。? ? 一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正激战间，李代司令率补充团赶到，遂派兵一部向匪右侧急袭，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追至酉刻，我吝部官兵虽伤亡甚众，而战益奋勇。12 月1 日记载：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358还有什么可说的？李觉不仅全过程参加，而且全过程指挥了湘江战斗。不是“士气不高，行动缓慢”，而是士气颇高，行动颇速。被国民党资料披露的这些事实，其实仍然鲜有人知道。这些资料夹在当年若干个战斗报告之中，翻出来也像大海捞针。而且语言枯燥又公式化，还多是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术语，描述的更是今人完全陌生的事情。所以出版社把这些国民党的资料凑在一起也不为赚钱，用很差的纸张印刷、很小的印数出版就完成任务了；不指望个人购买，只拿去做图书馆的收藏。正因如此，今天在这里讲的，其实仍然是李觉的秘密。我们在小范围内揭开这个秘密，不是想让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李觉不得安宁，而是想说明矛盾的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人手，相信李觉对真情的隐瞒可以获得后人的理解。单纯从军事上讲，李觉率领的湘军十六师、补充总队一、二、三、四团等部n 个团向红一军团5 个团进攻，兵力优势不是很大；其中4 个补充团皆是湘军的地方团队，装备、训练也并非很好。指挥这样一支部队，对红军主力一军团的正面攻击如此凶猛顽强、两翼穿插如此大胆果断，造成一军团这支红军头等主力部队前所未有的窘境。今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当年想用烧热的老姜烫出胡须的学生官，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造诣。而对擅长野战、擅长在运动变化中灭敌的林彪来说，搞要点固守，恰恰正为其短。但从政治上看，如此穷凶极恶地阻挡代表中国未来的红色铁流前进，就属于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了。在中国，政治高于一切。所以李觉即使参加湖南起义当上了政协委员、即使粉碎了“四人帮”落实了政策、即使到1987 年临终去世，也不敢承认他年轻气盛时在湘江那次趾高气昂的作战。359他参加湖南起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雷霆万钧般南下的压力下的明智抉择。当年粤军师长李汉魂不知道林彪曾经是他手下的连长；率领四野摧枯拉朽的林彪，也不知道在他面前起义的湖南将领中，有个在湘江几乎抄了他军团部的李觉。冲过湘江，红军脱离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前面是新的漫漫之途。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 十六字令》 三首。因行军作战匆忙，只标明1934 一1935 年，无具体日期了。从心情看，从实情看，词中的“山”，描写的很可能就是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进人西延山脉的心情：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愕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360烈火真金一、擅变（二）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 万党员。新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 … 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 年在北平人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怕不怕死？夕我说：‘不怕！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夕”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361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一次是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 年红军长征。“四一二”“清党”, “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仿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1934 年中央红军r 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 ‘可爱的中国》 、瞿秋白的《 多余的话》 、刘志坚的《 带镣行》 ，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截止本月底（注：1935 年3 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362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 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 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 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 年7 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于卜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 一1937 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孔荷宠的叛变没有成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但的确成为了一连串投敌叛变的先声。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一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363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 年在广州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龚楚还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 年6 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1926 年5 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因龚楚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又成为乐昌县农民自卫军的指挥者。1927 年2 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书记，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 年底到1928 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想进人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364也算屈指可数。1928 年6 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1929 年5 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 年12 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 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 即龚楚。红七军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九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也可想而知。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 年2 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 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 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365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太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它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彭德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曾经撤了他的职。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了。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366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在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1935 年10 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1934 年5 月17 日，苏区《 斗争》 杂志第61 期发表董必武的文章：《 把检举运动更广大地开展起来》 ：“检举运动的火焰已到处燃烧起来了… … 这一运动尤其要与肃反工作密切联系着，经由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可以暴露埋伏在地方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对反革命容忍的人。”5 天后的5 月22 日，张闻天为《 红色中华》 193 期撰写社论：《 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 ：“敌人愈是向我们基本苏区逼进，前线上的革命战争愈是紧张，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愈是积极”; “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即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评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 “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367前同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和帮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董必武以宽厚着称，张闻天以冷静闻名。这些个性在斗争的非常时期，也被外界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无踪无影。1934 年9 月主力红军出发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 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 ：“在直接战争的环境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工作的迅速与决断，每一临时的问题，必须最迅速地实际解决，不能有丝毫的等待”，捉到反革命便应立即“在当地解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便是张闻天。根据这个指示，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黄仲岳等人，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1931 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 团4400 以上，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 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项英却持不同看法。1931 年1 月16 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 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虽然不得不讲“打AB 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 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 “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368文件。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答辩信，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的宣言，以及陈正人等的信，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 . 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当时是一律视为“AB 团”、“取消派”、“改组派”的。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 团、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从1931 年1 月中央局成立到4 月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这三个多月里，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抑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他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靠不住，要解决他们。”怎么解决呢？钟家瑶后来回忆说：“项英紧接着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他们来了以后，随同前来的通信员则被留在楼下。五军团的人上楼后，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它地方工作了。369面对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但越是非常时期，不是越需要分清敌友吗？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两段话都非常深刻。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被不同的人们反复引用。造反时，多引用前者，平反时，又多强调后者。一个个历史轮回中，反复发现冤屈了那么多本不该冤屈的好人。毫不留情地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但要总结出这些血的经验教训、真正准确判断出谁“靠得住”谁“靠不住”，项英已经没有时间了。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中他本已突围脱险，却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打死他的贴身警卫刘厚总，恰恰是他认为最靠得住的人。这是项英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肃反手段与方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