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毛泽东也是如此。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二、谁人发现蒋介石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三人又都是犹太人。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他第一个把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43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8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51票。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20世纪却有极大意义。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23票对28票被否决。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大会。两名“经济派”代表则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大会之后便不存在，没有理由再参加会议，也离开了会场。7名代表突然离去，大会总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马尔托夫的！还有一名代表临时改变态度。列宁的票数由23票上升到24票，马尔托夫则由28票跌到20票；列宁立即获得24票对20票的坚定多数。大会进程瞬间发生的逆转，是历史性的逆转。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列宁的二十四人集团”控制了大会。大会之后，列宁一派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马尔托夫一派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四票之差，两个惊动全世界的政治派别就此产生。各种语言的辞典都不得不根据翻译音，增添上两个崭新的政治名词。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崩得”，来自犹太语Bund，即“联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是俄国早期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的工人组织。马尔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1900年，一个叫米哈依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的16岁犹太青年加入该组织。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产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一年，19岁的格鲁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庭。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庭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鲍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又是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已经在着手准备对国民党实行改造。《中国国民党党纲》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毕。但以前孙中山多次依靠本党力量改组党，皆收效甚微。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庭。他对鲍罗庭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鲍罗庭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鲍罗庭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我们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鲍罗庭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庭，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庭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庭的风范。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庭的的作法很像。如此精明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座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庭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鲍罗庭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至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像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续加仑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仑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庭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庭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庭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庭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庭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庭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庭“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庭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庭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庭就是追随孙中山。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庭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来临了。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爆哔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广州的汪精卫、谭延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事情并未到此为止。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这一年蒋介石40岁。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248强于249。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庭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三?二○”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庭。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庭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庭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庭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庭，称鲍罗庭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庭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它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3月就来华与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1926年9月12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庭自“三?二○”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9月22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庭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庭”。11月6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做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庭，反而加强鲍罗庭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庭同志领导”，而“鲍罗庭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庭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做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庭，而是维经斯基。1927年3月10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庭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庭的领导之下。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庭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庭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四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庭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庭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庭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暗淡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庭就在1926～1027一年的跌荡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苍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思维转换。鲍罗庭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庭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决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当年反对鲍罗庭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庭的性命。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庭。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庭的礼物，是通缉令。三、笔杆子，枪杆子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着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是蒋介石。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庭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庭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期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清除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陪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是人的选择。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亢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仅此一点，功在千秋。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惟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的遗憾。其实共产国际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的用法：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从此共产国际也便知道了中共有个毛泽东。知道了，距离承认还有很远。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传统理论不同的理论，但还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实践，也还没有支持这一实践必不可少的实力。后来有了实践了，也有了实力了，国际开始重视，也只是几次致电中共中央，要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发挥他的作用和影响，仅此而已。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它作为”，令斯大林伤透了心。被蒋介石伤透心的斯大林，却对毛泽东抱有长久的怀疑。他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1944年6月，斯大林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怀疑毛泽东是否会走南斯拉夫道路，成为中国的铁托。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直接作战，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此时离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认识，这是一张艰难的、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答好的问卷。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而且归根到底超出了鲍罗庭掌控之外，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拚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每一件都烂熟于心。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1930年9月8日，蒋、冯、阎大战之间，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一曰与党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