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治世能臣，乱世奸雄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鲍尔、包尔达、袁世凯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 Gen. ColinLuther 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〇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 C 生」（straight"C"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 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并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籍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枪杆与政权，智慧和机运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 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is the child of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国父，有此wisdom 而无此 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 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 ，略为之不平也。今日呢？！朋友，论chance 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几。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 wisdom 呢?不才之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 C 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士、「全 A 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问，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基辛格，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不容「颠覆政府」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打入政治核心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庚子拳乱（一九〇〇～一九〇一）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〇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戊戌变法注定失败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比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〇四〇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颠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卫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〇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未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臣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拳乱中的枢纽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入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籍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良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 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訢）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高明，尚恳不另麈教也。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挺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囚公使，作人质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答曰：那是受一椿「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竟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籍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妒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 ，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基辛格，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 ，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袁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袁世凯的变法改制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二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〇一年冬，至一九〇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阳历九月四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画」（且借用一个五十年后的名词）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纪录吧！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六千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三十六镇现代化的「常备军」。【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三十六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其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教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例如后来国、共二党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党做官」的办法，则比老科举制度不逮远矣）。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实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 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〇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主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五十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矿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籍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兴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老实说，纵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四百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紫袍加身》（页八六～九〇），当可略知其详。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教授大著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页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包括周北方），甚至邓朴方、质方兄弟一样。——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 ，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 ！……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 ？——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教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也开始打架，中国就有希望了。」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立宪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椿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的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北伐之前的联俄容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一九〇五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十二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椿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宪法何从考察起呢？——事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还在不断的重演呢！吾侪华侨，亦阅人多矣。思之可笑。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粱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推开窗子说亮话。粱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一九〇八），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之后，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极右派专权（和今日北京朝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群起响应。咨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钓叟」收起钓竿，拿起枪杆，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民国政局，就「非袁不可」了。*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脱稿于台北南港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五、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导论：从「联俄容共」到「联美容国」根据长期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心得和长期居住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体验，笔者于一九六〇年曾发表一篇论文，曰（1），在拙文中，我认为近代中国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逐步走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程序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循序作波浪式前进的。中国要现代化，就要通过许多次险恶的波涛，然后才能风平浪静，渐次走向富强康乐的太平盛世。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通过这些不同的「阶段」时，各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不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一层层造起来的。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主题，且往往是前后对立的，峰回路转相互矛盾的。因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在推动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不管这一运动是激进的「革命」或缓进的「变法」），他们都要抓住各该阶段所特有的主题，从而推动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题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甚至流入「反动」，变成「革命对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题而乱搞不急之务，躐等前进，那就变成空想或过激。空想、过激，对群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他的运动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阶段的空想，往往也可变成次一阶段的主题。如此各「阶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2）；它是或缓或急，永远不断地向前流动的。二十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作者个人如今亦已两鬓披霜。但是把一九六〇年以后，国史上所发生的事实，再为昔年拙文作补充注脚，则益信当年管窥所见而提出的「假设」，有其史学上的真实性。因此不揣浅薄，再次以一管之见，对孙文先生之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宏观着眼，加以检讨，来阐明孙氏思想之发展亦有其配合时代前进的「阶段性」。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两个极重要的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孙中山对「联俄容共」这一阶段、这一主题之掌握，简直与邓小平今日的「联美容国」政策，前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历史的人，如把这两件史实摊开来比较着看，真不禁拍案叫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们今日能把孙文思想发展的经过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题的「阶段性」来分析一下，其意义也就不止于单纯的历史研究。它对目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应有其鉴往知来的作用吧！为孙文正名读者之中可能有人对拙文文题，首先便要提出异议——为什么不用「孙中山」之名，而要用个并不太通俗的「孙文」呢？这点，我得首先解释一下：我们写历史的人，对所讨论的足以永垂史册的历史人物，应该用他在历史上活动的本名，不该用那些后来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但是他在历史上所发生作用的名字，则是他的化名「列宁」。史书上、档案中但见「列宁」而不见「乌里扬诺夫」，所以历史家就该用「列宁」。爱新觉罗?溥仪，民国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统」，或「宣统皇帝」，但是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溥仪」。曾国藩在清朝的谥法是「曾文正公」，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本名。国民政府给予孙文的谥法为「国父」，写历史的人也不应该用谥法称谓。秉笔直书的史家如用谥法称呼，就只能写歌功颂德书，而不能写史书了（3）。「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4）「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5）。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6）。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7）。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8）。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9）。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11）。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12）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14）。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15）。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16）。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17）。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不用说了（18）。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19）。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20）。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21）！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22）！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23）。美国模式的困扰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24）。「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25）。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26）。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27）。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28）。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29）。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30）。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31）。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32）。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33）。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34）。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35）。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36） ？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37）。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38）。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39）。在这方面有所构想，老实说，孙文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40）。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41）。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〇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42）。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43）。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〇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44）。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45）。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46）。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47）。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48）。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49）。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50）。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51）。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52）。「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53）。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54）。「护法运动」的起因是这样的。袁氏撤销帝制继之以暴卒之后，北京恢复了民国元年老国会，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依宪法继任大总统。此时适值欧战正烈，美国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而卷入欧战，并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籍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55）。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历史家很难遽下定论（56）。照理说黎元洪既是上级，他对国务总理这位下属原可依法撤换（57）。但是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个法治国家。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去津之后，拥段的各省督军不服，乃闹成各省督军所组之「督军团」对黎大总理实行杯葛。黎氏在实力派中本是个孤家寡人（58），遭此打击，慌了手脚，乃于六月初邀请时任十三省督军团团长的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应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辫兵」入京。张勋是留着长辫，有「磕响头」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调停「府院之争」，却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统复辞」的闹剧（59）。谁知这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帝王专制，在此时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毫无留恋余地——「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有发言权的各种实力派的反对。在这「反对复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国务总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为弄潮儿。他于七月初率军西上，搞出个剿灭张勋、二度废帝、再造共和（60）的「马厂誓师」来。段氏既认为有再造共和之功，则中华民国与其法统应均已中断，国会亦早被张勋解散。段氏要再选法统，乃宣布旧国会已不复存在，应予废除，并与梁启超等合作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61）。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62）。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63），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籍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64）。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65）。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66），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67）。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68），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69），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有主题，无方法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个与众无异的地方军头而已（70）。第二，袁世凯想做皇帝，实际上是和孙氏一样要搞个寡头政治。他的「从龙之士」如杨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学识兼优的老革命党员。他们和孙公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议会政治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他们主张帝制，亦何尝不想搞出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来（71）。可是他们忘记了康、梁覆辙的教训，搞错了方法，以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令读史者为之叹息（72）。前已言之，孙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个清党运动之后，已变成个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寡头政客，与众不同的是：1、他有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历史和位至总统的国内外声望；2、他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政治领袖；3、他有套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主义」，颇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4、他有个松散的，但是毕竟存在的政党（73）。但是从实际政治来说，中山却有极多的弱点。他没有兵、没有地盘，更没有钱。孙中山革了一辈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两件要事。第一是筹款；筹款的对象是华侨。但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筹到多少钱（74）。他加入过地下帮会的「致公堂」，但对这个充满「老朽昏庸」的帮会却失望之至（75）。第二是除掉少数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买雇佣兵（尤其是护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这些雇佣兵如滇、桂、川、湘、粤诸地方武力，其素质之差，远不如以袁世凯「北洋新军」为班底的直、皖、奉诸系（76）。中山虽无钱无兵，却心心念念要学段祺瑞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参加内战，并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77）。结果终中山之世，他连个母省广东也未能统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粤「就食」的客军，却把他的母省故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78）。可是中山对打仗兴趣之大，枉顾民命，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当一九一八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龃龉时，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孙公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伤及多少无辜平民，那就史无明文了（79）。总之，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80）。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但自袁世凯死后，各派系打了十几年的内战，谁也统一不了谁。小寡头随处皆有，而大寡头却始终出不来（81）。其情况从近古史上看，颇似「五代十国」（九〇七～九六〇）；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82）。苏联模式之发现与仿效「以俄为师」这口号是孙中山叫出来的。他抓到「武力统一」这个主题，最后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统一的方法。他找出这法则来，虽无缘及身而见其成，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接了下去做。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代，毛泽东的「枪杆出政权」的法则，在其著作中也讲明「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8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84）。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寻中山「以俄为师」和什么「三大政策」的本末。从公开史料到中俄秘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85）。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86），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87）。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 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88）。「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89）——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90）。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注释：（1）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2）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 ，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〇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3）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4）笔者遍翻《国父全书》、《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5）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6）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〇三、一四〇；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7）《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8）见注（4）。（9）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10）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11）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12)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13) 孙文提出这口号是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14)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〇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年。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 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15）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16）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17）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18）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19）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不鲜。黄巾、白莲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20）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〇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〇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21）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22）忆三〇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23）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仪（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2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26）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14）。一九〇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〇。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27）「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28）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〇），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29）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30）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31)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〇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伙，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32)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26)。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33)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34）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一九四七）第十章。（35）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36）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37）见注（34）。（38）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39）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40）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41）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〇；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〇）页一五〇～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42）见注（40）。（43）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卢梭、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44）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45）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46）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47）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 。笔者是五、六〇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48）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〇）页七一。（49）见注（41）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八～一二五一。（50）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51）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C .Martin Wilbur（华名韦慕庭）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四章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十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尝试。吴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为孙氏辩护，并引彭泽周撰（载《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〇年六月），指此函「伪造之可能性极大」。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二。吴先生复指出孙致小池函出让权益较多，致大隈函在后，而出让权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怀疑的」。（同上，页一二四四）事实上，此处吴教授有笔误。孙致小池函较致大隈函晚十个月（致大隈函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则为一九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吴书误记致小池函为一九一四年。（52）笔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论孙公之「暂时专制」与袁氏之「承继式的寡头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宁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见本书德刚自序。（53）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透过多种管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国史家对此类史料发掘至伙，略见上引韦慕庭前书英文原版页八四、三一七。（54）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战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实际上，仍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也。（55）有关「府院之争」史料至伙。近著较详实者，见沈云龙著《黎元洪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56）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复杂，是非难言。然撇开当时军阀官僚私意，以国家利益而论，则参战为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所获实利，足证之也。（57）据民国元年《约法》，总统任免下属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绝副暑黎对自己之撤职令，则此撤职令自属无效。此为民国元年《约法》对人（袁世凯）不对事之后果。法学家钱端升论之甚详，见前注（32）。（58）关于府院之争的风风雨雨，记载最详尽的为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一九五七）第二册。（59）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60）同上，第三册页一九五～二〇〇。（61）当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产生，他们也无选民须对之负责，又没有任何专制寡头可以用生死荣辱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分离组合全凭一己之良心及利害来定取舍。于是国会中派系如毛，各为私利而倾轧。李剑农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见氏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一九五九；初版于上海，一九四八）下册页三六七「民初政党变化图」。这些议员最喜欢的是万年国会，最怕的则是解散国会。（62）关于「护法」内战之详情，参阅陶菊隐前书第三、四册。（63）参考英文版《民国名人传》（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各人本传。此书国内有汉译本。（64）传闻德国驻华公使辛慈（VonHintze）曾设法贿赂段祺瑞，冀其中止「参战」活动，段曾讽其贿金数目远不如协约国云。见前引吴相湘书，下册页一二八六。（65）同上。吴氏前书，下册页一二八九～一二九二。韦慕庭前书，页九三、三二〇、三二二。最具权威性的发现。则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国祁教授自战后德国档案中，所发掘出来的德国外交官当年的秘密报告。见氏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学术讨论会记录），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四）。《中国国民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页三一七～三四三。最早且最具传奇性地报道中山收受这项秘款（现金）的情形，则载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重庆，一九四四）第二集页五九～六〇。（66）据国民党元老，亦是上海报界耆宿，终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先生于五〇年代详尽告诉我，第一次大战期间，国民党领袖戴季陶、蒋介石、阵果夫等均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笔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忆，亦提及之。见潘公展，载《生活》半月刊（纽约，一九五六）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笔者手边并有一残卷《蒋委员长传》（文化励进社编，上海作新书店出版，一九三九）页四八，记载民国十年蒋见孙时「却设法捐助了百万巨金……总理马上命部下赶办军需给养……」云云。此书长四九〇页，为一亲蒋巨著，出版于蒋氏极盛之时。捐「百万巨金」这一故事从何而来？相传蒋公亦尝于第一次大战期间在上海任股票经纪，获利至丰云。（67）上引韦慕庭前书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之报告 USDS 893. 00/2707 号，美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an）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向国务院报告：据广东督军阵炳焜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同书亦引《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版）下册页六二五（韦书误为六七七页）。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欢宴程璧光于上海哈同花园。六月二十七日孙乃饬人送交程军费三十万元，以为护法进行之需。此项赠送，国民党史料无考。《年谱》编者乃取之于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国记》第三章，以之与《革命逸史》相印证，则该款为德人所赠盖已无疑。据德档，岑春煊其时亦收德款一百万元，而孙、岑等后来所组之「军政府」仍对德进入战争状态（九月二十六日）。德国可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广州非常国会之议员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68）当时中国海关为外人所控制，所收关税悉用于对列强之赔款。如尚有余，谓之「关余」，则为中国政府当道者争夺之对象。孙中山既于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军政府」于广州，对外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长」向海关争关余，然多为英人所拒。见韦著前书页一八五～一八六。（69）见注（54）。（70）孙中山先生无疑地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领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笔者此篇所论。只是以行为与后果为着眼点，个人动机固不在讨论之列也。中山自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等到大家都争着来「管」，而相争之人又都是些勾心斗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这种风云诡谲的政海波涛里，「正心诚意」的好好先生是绝对无份的。既是为着救国救民，也只好不择手段了。所谓「小德出入可也」。孙公逝世后，他的老友梁启超对他的评话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业（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力（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见《孙中山评论集》页九三。可惜梁氏在孙公死后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将人比人，恐怕又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了。（71）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死后身被恶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曹操）、隋炀帝等少数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凯了。袁氏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暴毙之后，笔者不学，还未读到过一篇甚或一句史家为袁氏辩冤之辞。只有顾维钧先生于其回忆录中说，袁氏初非大恶，只是知识不够，为迷信及家人误导而背叛民国。治史者作诛心之论，称所谓「洪宪六君子」为帮凶，其实他们也可能有感于议会政治不能行于中国而发生失当的反动，其动机未必就是专为个人利禄打算也。（72）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对古德诺所谓「劝袁称帝」这段公案有极深之探讨，对古氏亦甚不谅。见郅玉汝讲。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页一二三～一六六。笔者亦尝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觅出古氏给袁氏之保陈原件。读之深觉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赃。古氏之原意是：一、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二、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为佳（未及帝制也）；三、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选为佳，亦即国民党当年的旧政协与今日大陆之政协方式也。当另论之。（73）正因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势。也是当年国民党内外所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中山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参见前引李剑农《政治史》上册八、九讲章）事实上，收拾那时的残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予袁。但是中山毕竟有个时散时合、新陈代谢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政策虽时在变动，而中山由于有百折不挠的个性，故始终保持了中国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于是，在其党内的地位与日俱增，权力与日俱大。等到「中国国民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支持之下改组时，他竟在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国民党乃由一个普通政党转为一个独裁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甲式政党」和「乙式政党」之别了。见杨承彬著《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一九六七）页一五二。中山由于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其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绝对真理，所以机缘一到，他便东山再起了。（74）据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六十二万港币（约三十一万美元）。而郑宪教授之估计则更低于此数。吴相湘教授则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四五）。又说：「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同上，页六四七。吴的话是根据张玉法教授等之研究报告，张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之综合报告，见上引孙传第二篇第十七章。）（75）中山对帮会时有微辞，但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则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邓泽如书。信中有一段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固，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云云，见邓泽如珍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迹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见首卷。（76）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前书及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四两编。（77）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后再图大举。见李剑农前书下册页五六五～五七四，并参阅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九龙，文艺书屋，一九七八）联省自治章。康白石为笔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散见《努力周报》；亦亲闻于胡适自述。（78）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自己招徕之「客军」所盘踞。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对之亦无可如何，并见注（76）。（79）据陶菊隐言，孙公认为反桂之炮声一响，省内粤军便会蜂起驱逐桂系军阀。孰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见上引陶书第四册页六七～七〇。又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三二〇转引邵元冲文。（80）此节笔者所论只是「行为」而未及「动机」。作「诛心之论」，现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则自当别论也。（81）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诸侯数十人，然后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渐次减少，终至定于一尊，这是传统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现代史上更形复杂，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脱旧套。（82）「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译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〇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故。一旦发现列宁，乃尽弃乔治而学焉。吴稚晖论孙文有言曰：「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此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著的木头首领自胜……。」见吴致陈炯明书，引于《阵炯明传》页七〇～七四。事实上，列宁亦有此三长，尤其是勤快。余读《列宁传》，便觉二人有极相似之处。二人在学时，同为聪颖儿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馆」自习。只是列宁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悟道较早。孙氏误于林肯与乔冶，致被个人独裁的袁世凯所通缉，于是始大彻大悟，不顾所有老同志之反对而搞其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来。列宁当年亦尝不顾诸老同志之反对而独行其是。或问列宁党内政敌，何以全党不敌一人？该人答曰：「因为全党中再没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不干，专搞革命嘛！」孙中山也正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搞革命，不死不休，终于击败所有政敌，成为「国父」。关于上述列宁故事，参阅英文《列宁传》（David Shub LENIN, London, NewYork&Torontor The NewEnglish Library, 1948 , p66）。（83）当中共红军尚在「苏区」与白军作战时期，毛泽东曾对蒋介石一手组成的「强大的中央军」，甚为羡慕，他自己也想组成一支强大的红军，故有此戏语；然后期《选集》中，此话则被删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党史家，当能记忆及之，甚或一索得之。（84）此处评蒋之言，余闻之于一位国民党中常委，可能这也是国民党高干们的共同意见。列宁如以中国传统哲学规范之，或可称之为「法家」；蒋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或可概括之曰「阳儒阴法」，也就变成该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领袖了。（85）笔者曾参用中西史料档案，就此一公案于一九五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一英文「硕士论文」（凡十八章，共二七〇页）以详辨析之。（86）见中华革命党总理「誓词」各影印本。（87）见注（82）。（88）「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为「列宁主义」的延伸。西方学者每以把马、列主义引入农村为毛氏之贡献，其实工、农同列，列宁实首倡之也。（89）读者之中。或有人认为笔者此言是对「国父」有点「讽之也」之嫌。其实「孙文学说」和任何学说一样。除却一部分有实践价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设。伟大的空话自孔丘、苏格拉底之后多的是哩！岂只中山。吴稚晖不也说：「孙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中山好友之言，自是可信之评。（90）「以俄为师」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是个极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八〇年代已完全失去意义。今日中国之开放政策带动苏联及所有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以华为师」，后来群起开放变法，便是明证。*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补订于北美洲原载于《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九年），中册，页一三四八～一三七五。六、细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继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藉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e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 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 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Chinese也。后者则叫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Chinese Exclusion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孙文脱颖而出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固」（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己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三民主义」的根源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Di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Tax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 ，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 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