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关于上述诸节，中文史料山积，见王仲孚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湾师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陆十年前亦有类似著作。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资料，应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舰队》（一九八一年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为简明，足资雅俗共赏。简明的英文史料可参阅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作者出身教会家庭。其父于一九三七年沪战期间，我机误炸「大世界」时遭难。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附有简明西文参考书目。作者与笔者为数十年老友。笔者亦编有较详尽之英文书目以补其不足也。北洋舰队的虚实规章既已厘订，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获拨款四十五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十五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条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他们的吨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录，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但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四四○吨级；舰长一二七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浬。每舰有二十二磅（火药）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厂（Krupp）出产的大炮。——且插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老蒋总统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一百发四O三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最爱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款时，他就转向德国订货了。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透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can），订购七千四百吨，具十四吋装甲，配备有十二吋（三○?五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二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lad）了。「定远」（后为清朝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三○八呎，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win sct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时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二舰的造价是六百二十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两百万两以上吧）。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二、三千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质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共船舰二十五艘，约四万五千吨，参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王英男〈北洋舰队实力总览〉，载上引《论文集》页三〇〇；或 Rawlinson 前书 List of ships，1860～1895，pp246～259. 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军共有舰艇一三四艘。资料分列极为详尽。）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项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己知彼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咯！举朝只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项即将到来的中国史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战争爆发，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悉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问题（personnel）。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十四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在这十四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寃而死。——真是惨烈之至！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同样的，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马尾创办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 ProsperG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传统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倡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为。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阳历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及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严复、刘步蟾和黎元洪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魏京生们，就受其影响了。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们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战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刮刮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一八九〇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曾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我们应当了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二），到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五），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 ，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引李登辉总统的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那儿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它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同治九年（一八七○）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搞以夷制夷，连周恩来都未搞好。李鸿章当然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一八七〇～一八九五）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它和今日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一样，虽然也是一穷二白，但潜力是无限的。甲午之前慢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一八九五）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何炳棣……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定远级主力舰）、十条（吉野级巡洋舰），也游刃有余呢！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鸟「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拘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后来才打败仗，才赔款。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二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画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 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军委会」、「国防部」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做「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已述之，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但是现在这个「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 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已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的便原形毕露了。三年之后（一八八四），她就把恭亲王奕訢赶出总理衙门。奕訢是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二十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仅次于慈安）的第二号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无忌惮了。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颌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它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刘少奇」，迟早是要滚蛋的。他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周恩来」。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李、赫交恶突出醇亲王为防制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的法裔洋员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周恩来也会这套嘛）。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商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菲特（Commodore Robert W.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他「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和周思来一样）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防制赫德的顾问。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譞，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一八八四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譞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颟顸的醇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醇亲王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绪皇帝的生父；宣统皇帝的祖父；后来当上摄政王载沣的爸爸。但是这些血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为这一条不平凡的裙带关系，他才当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爷；而最糟糕的，却是他凭这条关系挤走了奕，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作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党的天下了。醇亲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绔子，懂得啥海军呢？因此，海军衙门抓在他手里，就不成其什么「参谋本部」、「神经中枢」和「五角大厦」了……。可是反过来说，这个「大肥缺」对他的服务，那可就说不尽了。奕譞当时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华、最麋烂的亲王。真是所谓把银子当水一样的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给的有限的赏赐之外，他哪有那么多的银子，去经常地维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贪污了。因此，所谓「醇邸」是其时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个贪官污吏。但是当贪官污吏，也总得有个地盘。所以海军衙门一旦落入这一个大贪宫之手，那就不堪想象了。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大「肥缺」，满族亲贵中的饿鬼，也跟着一哄而来。更不只此也。那时开支浩繁的皇族账房内务府也在闹穷。那生活日趋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却舍不得花私房钱。醇王等为着奉承太后，把她许多大小的费用也都开销在海军项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亲贵无不欢喜——老太后也觉心满意足。清皇室房地产巡礼读者如不惮烦，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腐烂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们究竟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再及其它。暂且把「故宫老档」放在一边，权以游客身分来看看他们留下的皇家房地产。且从故宫开始。在紫禁城内，他们拥有九干九百九十九间雕梁画栋的宫阙。这些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三年不维修，就难免坍塌。余游故宫，遇一洋老太婆惊奇地告诉我：「They are running down！」（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说：一万间只少一间嘛！要全部维修，你们的布什总统也花不起这笔钱呢！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 runningdown 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 runningdown 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荩。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三十万两，「助修三海」。「三海」（中海、南海、北海）之外，还有个人间天上的颐和园。关于颐和园的故事就说不完了。留待后叙。颐和园之外。北京东西郊区，还各有纵深百里的东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后，慈禧正在「东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这便是后来孙殿英盗墓的地方。孙氏不但把它炸破，还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烂的尸体。并有迷信而兼性变态的士兵，要对她的遗体进行「尸奸」。真是不堪想象。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蓬，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再搭「游十二号」火车（车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览「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一万五千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档」，隔靴搔痒也。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以上那大宗房地产（恕我大不敬用个市场经济的名词来形容皇帝），都属于皇帝一人。请注意一人二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齐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惜弒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做皇帝也最有兴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黄色的房地产，告诉尼克松说：「我就是『他们』（皇帝）的继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无知的毛子们吹牛呢！试问这大片房地产，有那一片黄瓦是属于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确是有荣耀、有权威。但是想亲近亲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鸡摸狗，妃嫔成群的「春宫」是享受不到了——当上万岁爷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喜爱美女，也只能偷鸡摸狗，那还是什么皇帝呢？！吹啥牛，做「他们的继承人」呢？！读者贤达，这就是在下不厌其烦，所说的「转型」的问题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两千年未变的一个「定型」。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搞不下去了，它就开始「转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辛亥之后，又已「转」了半个世纪，才转出个毛「主席」来。主席虽然也是皇帝！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已如上述。等到邓上皇御驾「南巡」，小平就只能做做「四分之一的皇帝」了，虽然《纽约时报》还在不断地尊称他为「皇帝」。迨邓皇晏驾，要继续搞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恐怕都很难了。继起者如有历史眼光，像蒋经国那样，顺水推舟，另一个百世可知、千年不变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笔者这项乐观的推测，自以政治制度为限。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现？机运如何？自当别论。得机再细研之。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现在言归正传，把时间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宫廷的生活实况。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因为你既然有一项奢侈品，你得拿另项奢侈品去「配」呀！这样连环「配」下去，就没个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间华丽的宫殿，你还得有对等的金玉珠宝、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宫娥采女和千万个大小太监去「配」呀！这也就没个止境了。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或问：这个老太婆哪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九千间大宫殿再算一下。四万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八百一十斤猪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吗（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总之，那时宫廷中的贪污是没命的；也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这个「彭德怀」不出。可是李鸿章这位「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素礼金数千两。可是这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我们和稀泥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见《李鸿章年（日）谱》）朋友，人总归是人。人类的武器已从石斧、弓箭进化到原子弹。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则变化不多也。余读《史记》、《汉书》，余亦读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也。标点符号打起来，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胜数也。岂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周恩来做了二十多年的终身「宰相」。李鸿章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终身「国务总理」。同为历史家、政论家讥为无行的不倒翁。但是没个周总理，哪有今日的小平中兴和唐树备访台？！没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啊！不佞曾慨乎言之，并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过奖也（见上引《论文集》页二九、三三）。周恩来说，他当了二十多年总理，无时无刻，不是临深履薄。俾斯麦曾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鸿章向老铁血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见同上。只辞句稍有不同，然余亦闻之于更可靠的淮军耆旧之口述历史也。）历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以上所述虽只是一窝小故事，但一叶知秋，从小看大，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太后主政的王朝是个什么东西！它纵在帝王时代的传统中国里，也是个「亡国现象」。这种中世纪的烂王朝配不配在「现代」世界上与列强争雄？！至此我们不妨再看看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一兵一卒。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落后不堪，没几两银子好筹也。然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举朝卧薪尝胆，立志要夺我大清的锦绣江山。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皇娘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她这个小阿巴桑，哪能跟老太后比，没几件首饰呢！其后我们一赔就是两万万两。这小日本婆子，一本万万利，岂偶然哉？岂偶然哉？至于天皇陛下那几位大败我军的海军将领，伊东佑亨（Ito Sukeyuki，亦读 Sukenari，前引 《论文集》记为 伊东亨佑应系笔误，见页三〇五、三〇八）和东乡平八郎（Togoheikachiro，一八四八～一九三四）都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们蒋老总统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东乡也是个小格林威治。在英国海校与海军中搞了七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蟾等同学。下段有空档，再补叙之。总之，敌我相比，清日战争的前途如何，那时如有电脑，一揿电钮，何待蓍龟？！孙子说：善战者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败者，未待交锋，也早就一败涂地了。何待枪响？！抑有进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过是冰山的尖子罢了。太后之下，还有近支亲贵，远支宗室，乃至整个满族构成的吃粮不当兵的统治阶层，和汉人也有份的庞大无能、昏聩颟顸的整个官僚体系！先看所谓旗人。一六四四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谓军眷）盖有三十余万人。且用个中共的名词，他们的军需给养是实行一种「供给制」——中共的解放八旗，在进城前也是如此的。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画，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两百多年，终于把一个勤劳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暍玩乐的「懒满」（不是懒汉）。但是这些懒满的生活费是哪里来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军的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所以满清时代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账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的那些满族（和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那它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且看我们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个靠内务府过活的无业旗人（曹霑和内务府的关系，红学家还大有文章可做呢）。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一六四四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公开的卖官鬻爵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买给有志作「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上述严复，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也者，「捐款救国」也；「捐肋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干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敝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打那个混帐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五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帐的倭奴。虽然我并不是为着一张小学文凭（监生）而捐的，其捐则一也。捐可捐给国家；捐也可捐入私囊。以上是明盘。另外还有暗盘。「刘六麻子（铭传）打台湾」，建了大功。死后官颁谥法。礼部主持部门乃暗问死者家属，如肯多花万把银子，便可让死去的功臣，「戴一顶『草帽子』」。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处，去问问国文老师（台湾）或古汉语老师（大陆），就明白了。在那帝王专制时代，所谓「谥法」，便是对死去功臣补发的一种「勋章」。连个死人的勋章，都要按等级卖钱，则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也就发展到最高限度了。亲贵「执政党」是腐化的核心总之，大清王朝发展至此是真正的「气数已尽」。它的国家机器已完全锈烂成一堆废铁，而在这废铁堆中还在操纵把持的，便是爱新觉罗皇室，和那伙满族亲贵了。须知满人入关之时，为羁縻汉人，曾有不成文规定，全国高官厚禄，满汉各分其半。但是汉满人口的比率，则至少是两千万比三十万啊！以中国之大，高官厚禄职位之多，只有三十万人口的满人竟占其半，则满人中之有知识有能力者，也就无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这个享有特权的满族，整个一「族」，看成个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则每一个「满人」，和附属于他们汉人「包衣下贱」和若干蒙人所谓「旗下人」，不论贤愚，都是享有特权的「党员」。只是他们「党员」、「入党做官」的资格是天赋的。毋须搞「表现」，更不要走后门罢了。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国这个执政党，专政了二百多年，现在是彻底的腐烂了——在国家急需现代化，尤其「国防现代化」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变成最大的反动势力了。这个反动势力最主要的根据地，便是这「最大的肥缺」，为醇亲王所盘据的「海军衙门」了。不过话说回头，搞同治中兴、搞自强运动，那些科甲正统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张（之洞）、文（祥）、陈（宝琛）、刘（坤一）等人，都不失为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文字辈是指他们谥法中嵌入个「文」字的高干，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等等。须知这批文字辈人物，都是我们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优良文官制度，那一个「定型」中所培训出来拔尖子的精华。他们的不幸和失败是上帝安排的；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他们那个「定型」是个有待「报废」的型态。加以「君为臣纲」，王纲解纽，他们纵有天大的本领，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势比人强，一切努力也是徒然。至于我们国、共两党的高干呢（包括老毛老蒋自己）？！他们多半都是「历史三峡」里某一、二阶段中过渡性的官僚，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定型」；也没个「定型」好属。他们之中有的还是满口孔孟的。但是他们的孔孟也缺少个「定型」。既不属于上述文字辈那类型态；也不属于杜维明式的「后西方」（Post-Western）那一类，而是属于未定的「过渡型态」（transitional pattern）。他们之中也有满口民主的，可能包括当今海外全部民运人士。其实他们只是向往民主。向往于英美传统（Anglo-American tradition）的民主。属于自己的民主型态还未出现呢！此外，还有仍在高喊社会主义的高官。他们的祖师爷列宁、毛泽东坚持了数十年，最后还不是给徒子徒孙「开放」了。现在哪能轮到他们再反水，来做孤臣孽子呢？这些当然都只是些略有瓜葛的题外之言，将来历史自有客观定论，无待饶舌。在「昆明湖」里办「海军学堂」现在还是谈谈老太后和她的「颐和园」。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二十来岁的青年寡妇，可能由于禁城之内深宫太闷，她们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西后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事为恭王所阻。盖内战方殷，外患末已，哪有闲钱来重建花园呢！迨同治崩殂（一八七四），慈安亦逝（一八八一），恭王见黜（一八八四），五十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以次的王公大臣，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名园为郊外游憩之所了。西后原意是重建圆明园。但是圆明园为洋兵烧成荒坍一片。从头建起，盖需款三万万两，才可恢复原貌。既然一切需从头建起，那又何必拘迷于圆明园故址呢？西后经臣工聚议，转而注意于，虽为洋兵烧毁，然尚有若干孑遗的「清漪园」了。反正都是从头来起，清漪园的条件且较圆明园为佳。西后乃决定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就加工扩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一万万两！这个预算令人感叹的则是，它可用以增建十支「北洋舰队」而有余。但是「北洋」对一位无知而泼辣的老寡妇，未免太遥远了。建个园子解解孀居禁宫之闷，那才是当务之急呢！颐和园工程是一八八四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载湉已十三岁。西后的打算显然是，五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十八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一八七三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再用个大陆上的名词）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QueenVictoria）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慈禧本是个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十九世纪的六〇年代垂帘之初，她就卖官鬻爵，累积私房钱。俗语说：「富不了光棍，穷不了寡妇。」这寡妇当然只是指「富孀」而言。叶赫那拉氏当时是全中国的第一富孀。经过二十多年（一八六一～一八八四），或明或暗地没命的搞钱，据说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这是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的估计。须知此时洋人（如赫德、如李提摩太、如丁韪良等等「中国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中国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阶层。一班中国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以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国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参见 ArchieBell “I’lltakethose 50million dollars” in Ladies Home JournalFeb.1919.P15,82 and CarrollBrown Malone HistoryofthePeking Summer Palace under the Ch’ingDynasty. Universityof IllinoisPress, 1934. Thelast chapter.）读者或许要问：西后垂帘二十来年，哪能贪到那么多钱？可是我们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双的菲律宾寡妇伊美黛，大致就不会惊奇了。伊婆的私房钱大概十倍于慈禧吧！而菲律宾怎能与大清帝国相比呢？！况伊婆并未当政。按理西后本可自建其园，但是愈有钱的寡妇，愈不肯花自己的钱。何况醇亲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图报效呢！从醇邸来说，趁报效的机会，也正可自捞一笔嘛！就这样，醇王就开始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造园了。这时为国宣劳、日理万机的老太后，也一天天的老起来。一八八四甲申是太后半百万寿；再过十年一八九四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六十）万寿了。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如何庆祝花甲，康熙爷、乾隆爷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办。拍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锦上添花了。为着「万寿」为着「造园」，奕譞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言人人殊；谁也不知其详。大致至少是一千万，多至三千万也不算意外。至于利用「海军」这个「衙门」和「海军」这个名义，去另外揾钱，那就没法估计了。一般说来，百官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是当时醇府对下面的倡导。至于用海军的名义，来「建军祝寿」（和我们的「献机祝寿」一样），挖「昆明湖」，来「办海军学堂」，捐了多少钱，那就天也不知道了。笔者幼年成长于老淮军和新（皖系）军阀的「眷村」之中（王揖唐原先便是我家的塾师，由先祖资助他三考及第，留学日本，返国后享有洋土两重「进士」身分，终于坐上皖系二号交椅而最后沦为大汉奸的），当年对「昆明湖海军学堂」这项掌故是耳熟能详的。我一直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坝课堂中，听了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才知道是一大骗局，愤恨无已。我家当年想必都捐过很大的款子去「建军救国」的。老祖宗们可能也都不知底蕴。因为当醇王发动这项骗局，连李鸿章也不敢拆穿。至于醇王为着这个昆明湖中的海军，强募恶化，究竟揾了多少钱，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据出来的，单是李鸿章和曾国荃往来的零星书信中可查出的便有：来自江苏、江宁、两淮的捐献七十万两；江西十万两；直隶、四川各二十万两；两广（时两广总督为鸿章之兄李瀚章）一百万两；招商局十万两等，即在二百万两以上。……至于直接献给海军衙门，和其它管道的全国性捐款究有多少？从一千万两到三千万两，总归都不算太离谱吧？！五分钟打一炮，一分钟打五炮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中日关系，密锣紧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二十一艘。其中九艘是一八八九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十吋左右速射炮数十尊。前节所述那条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二十三浬）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十一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象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和日本的伊东佑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十六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他们眼看假想敌的日本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十五浬的慢船，对抗时速二十三浬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折上，也一再转述之。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飘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你以十五浬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折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但是李鸿章这位慈禧太后的「周恩来」，和毛主席的周恩来，并无两样。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女和周恩来上面的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男，也并无两样。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于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李周二宰相，都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他二人一前一后，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何况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个「四人帮」（西太后的四人帮，笔者曾另有专文详述之）。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虽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一八九二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朋友，我们读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已。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载（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老李、老蒋得罪了「天下英雄」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鹜。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园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 ？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龢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龢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三、为黄海血战平反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额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龢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 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spheres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 the Chinesemelon）了。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炮上晒裤，太监阅军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做「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四十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三十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 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对他们也就一拍即合了。「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不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 area 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筹韩三策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乾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不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千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籍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 ，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第一，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画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勤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不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也！【附注】 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庆、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的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冈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国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侯」下场。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高丽，他的真正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宝贝，他的baby 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页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临渴掘井。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终能确保也——他还是相信他的宝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也」。谁知他还是过估了他北洋舰队的实力。打个现代化的海战，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结果大东沟一声号炮，中国海军便再也无法防守了。丰岛是珍珠港前身中日「甲午之战」的第一炮发自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和海军在大东沟的黄海血战……，然后才一连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陆战而专谈海战，看看这场海战真相，究竟何似。先谈发生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军的「丰岛之战」。丰岛之战事实上始于日军向我军的「偷袭」。其偷袭性质与四十七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无两样。因为此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然双方仍在交涉，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就罔顾国际法，突然偷袭起来，一举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我军七百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在珍珠港美军被偷袭，遭射杀与沉溺而死伤者约三干七百余人。两次偷袭，倭人均甚得手，然结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的因果报应吧！丰岛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八九四年七月下旬，李鸿章奉谕向朝鲜增兵备战。七月二十二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乃奉命率济远巡洋舰（重二三〇〇吨、炮二十尊、时速十五浬）及威远（一二六八吨、铁骨木壳、炮十二尊、时速十二浬）、广乙（千吨、铁骨木壳、炮三尊、时速十四浬）两船，护送运兵及辎重给养去朝鲜牙山增援。抵步后，方管带以时局紧张，乃令威远夤夜先归（旅顺）。方氏自己则率济远，待广乙入口拖驳事毕，于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始启碇返防。二船刚出汉江口，即见日本钢质巡洋舰三艘取势而来。这三艘日舰分别是：吉野（重四一五〇吨、两吋装甲、六吋速射炮四尊、四点七吋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五条、时速二十三浬）浪速（重三六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四条、时速一八点六浬）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十三尊、鱼雷管四条、时速十九浬）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change salut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卒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进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拚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四十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在此一小时拚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卒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逃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韩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高升号」，正运盛军淮勇九百五十人，驶向牙山。济远乃以旗语通知，嘱其立即转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轮，时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终为敌舰追及，迫令下锚停驶。随高升而来之我炮艇「操江号」（重六四〇吨）遂为敌舰所掳。高升被迫停轮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长随日舰驶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华军为俘虏。英船长被迫听命，而舰上我军不从，盖中日并未开战，日本岂可于公海之上窃轮索赎呢！我船上将士则强迫船长驶返大沽。在双方僵持期间，日舰忽升红旗，通知高升号上之西人「离船」。旋即对高升发炮，我军亦据船以步枪还击。然时不旋踵，高升号即倾斜沉没。我将士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舰竟以机枪向浮沉之人群扫射。枪声轧轧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舰乃挟我操江，掉头不顾而去。斯役也，敌人系以间谍探得我军运兵情报，蓄意「偷袭」而来，志在必得。盖其时日军主帅伊东佑亨，副帅东乡平八郎，皆在军中，见其决策之坚定也。此役亦系敌我两国，新建现代海军之处女战。初试锋镝，双方之优劣毕露，而敌人之残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杀」而后始为世人所知也。李鸿章论敌我优劣高升号沉没消息传入北京之后，举朝大哗。众议均以我海军亦有铁甲多艘，运兵增援，为何不派充足舰艇护送，致有此失？损兵折将，实因我海军将领，尤其是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之所致。光绪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将丁汝昌「革职留任」，要他「戴罪图功」。主战廷臣翁同龢、李鸿藻与庆亲王奕劻等，甚至奏请连李鸿章亦一道撤职。东事由朝廷直接指挥。不幸的是李鸿章那时却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来」，是一个无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虽是全朝公敌，实际责任还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军在韩，此时正得寸进尺。攻占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后，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八月一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亦迭向鸿章陈情：不顾生死，出海与倭人一拚。然鸿章老谋深算，知彼知己，终不忍将数十年抚育的宠物，负气一掷。他一面仍严令汝昌，不许轻意出海觅战；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陈海军不应轻掷之道。这篇有血有肉、情辞恳切的密奏，光绪读之，亦为之动容。笔者不学，窃思我们读者作者，亦有细读的价值，谨抄全文如下：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阵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巳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近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没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肄，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见《奏稿》七八，页五三；《大清实录》三四五；《年（日）谱》，页二七一。）李鸿章这件密奏缮发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决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中日黄海大战爆发，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血战，他苦心弧诣，扶植起来的心头肉、掌上珠，还是被「一举轻掷」了。劣等洋员的谏言不可信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儿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狗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WilliamFerdinard 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 。且在他的回忆录里（ Pulling Strings inChina. London:Constable &Co; 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作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的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泰乐尔一八六五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末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 R.N.R）的资格。一八八八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这儿他一干五年，一八九五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com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McGiffe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com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不特此也 。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 VonHannec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 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烕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鸿章就是周恩来！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听指挥」！胡宗南敢不听哉？老毛颐指气使，吩咐总理这样、总理那样，总理无不俯首听命。老毛自觉好不风光。但是真正要「毛泽东听指挥」者，周恩来也。老毛，独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独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泽东不听指挥，邓小平，哼！今日有你。围棋国手，天下无敌，浅见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土将土兵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拚八撞；在刘管带之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便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在泰乐尔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因而他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大东沟血战真相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绿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四千人于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韩，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十二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正式爆发了。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我方护航舰艇，于九月十七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十八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四四〇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舰中计有：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七千吨，各有十四吋装甲，十二吋巨炮各四尊，时速均为一四．五浬；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五艘，各重二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间；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千百吨，各有炮十馀尊，时速十五浬。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则二十三浬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叡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国父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它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且说九月十七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适，未能实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被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至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页五〇）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 Rawlinson 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 ，信而不疑 。（见上引 Rawlinson之China’s Struggle 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pp.175，179～180）。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 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著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附注】 其实此一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获原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瞻；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他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啣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之极！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它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我舰一字排开，敌船锥形突击当然上述主帅作业，要能得心应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将士训练有素，船械设备新颖，才能制敌机先——那时我军船械过时、炮上晒裤，一时颇难做到。可是日本人却做到了。当敌我于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接仗时，我十舰排成一字横阵，定、镇居中。定远之左列各舰以次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镇远之右则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也。十舰以六浬时速，排列前进。然两翼尖端船小，速度较慢，以致「一」字渐成弧形。迎头而来之日舰十二艘，则分为前后两队，以吉野号等四舰居首为游击队，以松岛旗舰为首，余八舰分两行跟进，是为本队，以十浬时速，向我扑来。当敌我距离接近八千码时。我方首发巨炮，因炮震桥断，丁提督被摔落地，身受重伤，口吐黄水，足折不能行。船员乃抬其入舱包扎，丁坚拒不许，遂坐于甲板上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将士操作；船面将士亦可时见主帅所在。此时日舰距我既近，乃以巨炮还击，并由吉野率领前锋突击队，加快速度至十四浬，随即直穿我右翼而过。速射炮数十尊，左右开弓，一时俱发，弹下如雨。我镇、定二主力，直接中弹百十发，死伤枕藉。甲板上之樯桅、暸望台、帅旗、令旗，以及悬旗绳索，悉被敌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轰毁殆尽。所幸由于装甲坚厚，敌十吋巨弹，亦只能穿甲五吋，以致两舰，始终有伤无险；并逼近敌舰，发炮还击。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扬威两舰，不胜负荷。船身中弹数十发，引起大火。我将士虽舍命扑救，终难控制。扬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驶避炮。不幸受伤过重，火势蔓延，全船尽毁。挣扎愈时，终至无救。全军弃船时，管带林履中蹈海自杀。海上存者六十五人，卒为我一赶来应援之鱼雷艇救起，驶出战场。敌方前锋突击队，既以疾驶速射，穿我右翼而过之后，乃再向右急驰，绕过我镇、定二主力之尾部，拟再右旋冲折我左翼，与随后而来之本队八舰，形成包围圈，围攻我定、镇二舰为首之主力，作歼灭战。然正当吉野二度右转拟自后方冲我左翼时，我平远舰适自大东沟之北部，率鱼雷艇四艘赶来参战。吉野见状，乃舍我左翼，改道扑我平远。我平远管带早知平远非吉野之敌，乃掉头并饬雷艇四散避之。吉野无所获，遂又奔向我舰，拟与其随后绕我而来之敌舰本队，围攻我主力，轰沉我辅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此时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当敌舰本队随其突击队，冲向我右翼，拟绕我主力作大包围时，我右翼诸舰拚死抗拒，亦发炮如雷。唯此时我超勇炮舰，已受重伤，大火不熄，船身倾斜，敌本队乃以快艇快炮轮番攻之，超勇卒被击沉。管带黄建勋随众落水。当时有人抛长绳系救生圈救之。黄推绳不就，遂随超勇自沉殉国。我军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战况亦至激烈。我致远舰，拚死抗战，中弹累累，船身已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敌船纵横驰骋，率领诸舰进攻，对我舰为害最大者，厥为敌舰吉野号。若去此酋，则我军颓势或可稍转。乃伺机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拟以重伤我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当两船迫近，同沉势在不免时，敌我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二百五十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鹏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竞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世昌死前之激愤，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 Rawlinson著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类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它若干中西史料。）济远和广甲的疑案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还者只十六人。（见同上）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千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刘步蟾战绩辉煌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连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麽哥！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 ，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佐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独裁权力啊！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兔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〇〇）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〇〇）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comm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 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无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 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五、解剖康有为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解剖康有为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享有特权的小神童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 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梁启超投师始末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 ，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釐清的必要。圣人知道多少「西学」？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