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形相符。重建社会组织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乃是当今皇帝名义上的祖母。她的顾问李冲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从书算手之微职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后去世,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一开始总揽国务,执行汉化政策时,竭尽全力地督促,毫不通融,使当时人和后世的学者同感惊异。484年北魏国都由今日的大同迁往洛阳。这城市由于战事的破坏,至此重新建造。此后御旨禁鲜卑服装,次禁鲜卑语,凡30岁以下的官吏必操华语,年纪较长的才给予一段过渡期间,令之从事学习。违犯这条例的可能被贬官失职。胡汉联姻总是令龙颜欣慰,于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座上指派各皇弟应聘各汉族臣僚的女儿之姻缘。最后一个胡人的标记——鲜卑的复音姓——也被认为是化外之物。于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称“元宏”。他也指派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将118个复音性根据音节改作单音汉姓。锦上添花的汉化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迈向统一的模式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机。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初唐的繁荣壮盛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日中国全人口可能为5000万。初唐的扩展也及于中国的内部(照现有疆域称)。开发南方已因魏晋南北朝而推进,以后这事业更要吸收第二帝国之一部活力。隋朝在历史上以不顾民命开创大运河著称。每当一种工程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妇女与幼童。有时数百英里长之运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稗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用。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和混乱。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退位,自已登极。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观的态度讲出。本书不少读者想必至少听到过武则天的名字,她在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态君临中国。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她年轻时被选为“才人”,其实等于宫女,也是没有名分的姬妾。历史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称高宗者)巡经该地,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之妃嫔,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看来此时她在30岁左右。所以唐朝开国的三个皇帝之中,有两个即是她的丈夫,以下的17个皇帝无一例外,全是她的儿孙。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压妨碍了他的视力。武后不仅对国事有兴趣,而且因她读书多,有干政的能力。公元674年她与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已有了“同等的国家主权最高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后李治去世,她实际君临天下。她第一个儿子早死;第二个儿子显然不与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一个月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个儿子李旦百端忧惧之余,再三辞皇帝位。武则天也下令杀她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可是她又认为女儿像自己而特加恩爱。头6年武则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国。公元690年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元705年她以81岁高龄去世之前(有人说她年83),曾为皇帝15年。此时不少唐皇子企图举兵造反。当她报复的时候,也将李唐后裔几十人和他们从者几百人处死刑。她的特务人员拥有广大的权力可处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随着展开以扩大罗网,直到她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恢复唐朝的计谋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显所继承,以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历史中的“本纪”地位无法删除,全部中国历史之中也再无其他例子近于武则天的经历和作为。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武则天的“革命”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