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致力于科学和奋斗的孙先生，现在终于在艺术与自然交织的优美环境中安息了。中国的革命领袖已经安息，但是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内部却开始有了纠纷。国民党的一群要员，借北来参加中山先生葬礼之便，就在西山他的临时陵墓前集会。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内势力日渐膨大的共产党。这就是以后所称的西山会议派。在会议中有人哭着说："先生说，先生离我们去了，叛党的共党分子，要把我们的党毁灭了。"于是跨党的共产党徒和亲共的一班小喽啰，赶到孙先生的灵前，把会议打散了。从此以后，国民党的正式党员与跨党的共产分子之间。裂痕日深一日。两年以后，也就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发动清党，共产党徒终于被逐出党。按：罗家伦先生主编《国父年谱》七三八页对中山先生民国十四年于北平治疗情形，曾有刊载，志录如下：十八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友好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赢(石曾)赴天津访胡(胡时适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语至此，孙夫人在床边急乘间言日："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语讫即握先生腕，先生点首，神情凄惋，盖不欲重拂其意，乃伸手而以面移向内望。孙夫人即转身往床之内方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第十九章反军阀运动学生游行罢课闹了好几年，加上军阀互相残杀，北京政府的力量终于一蹶不振，军阀则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首脑，无时不需要邻近各省的支持，如果军阀一翻脸，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北京城。北京政府在各省的根基愈来愈脆弱，政权本身亦随之摇摇欲坠。某一军阀进入北京接收政权，另一军阀马上阴谋取而代之。当政的人如果遭遇民意的强烈反对，例如学生游行示威，其他军阀便利用机会从中取利。权谋、内战、政变，各种政治力量纵横捭阖的结果，北京政府随时在更换主人。我在北京的最初九年之中，所看到的变迁实在太多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我像是埃及沙漠中一座金字塔，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着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北京政府的经济状况非常窘困，国库应有的收入，都被各省军阀扣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私人军队或径入私人腰包。中央政府通常只能以极高的利息向银行借一点钱，这一点钱之中的一部分，还得用于笼络支持政府然而需索无餍的军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教员薪水拖欠的情形。不但教员如此，就是政府官员和驻外使节的薪水，也往往一欠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有一天，一位美国外交官这样问我。"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我回答说。情势一年不如一年，终至老百姓对政府的最后一点敬意也消失了。学生帮同破坏了它的威信，军阀们则把它整个埋葬在北京的尘土里。数年后在美国遇见那位美国朋友，他问我是否忘了蚌壳的故事，我说没有。在那时候，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则以一日千里之势在发展，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一直享有大众的支持，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甚至连北洋军阀中的一些开明分子也同情国民党。一篮烂桔子里，有时也能找出几个好的来的。中山先生虽然逝世了，国民党的精神却始终未沮丧。孙先生所建立的革命武力核心，继续在蒋介石将军为校长的黄埔军校发展茁壮，短短几年之内，蒋将军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完成训练，随时可予北洋军队以致命的打击。民国十六即一九二七年，革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长驱北伐，左翼直入华中而下汉口，右翼循闽浙沿海北上而达杭州，继以钳形攻势会师南京。革命军攻克南京后，遂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亦于同时入据北京，这位声名狼藉的军阀，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他的利爪随时会伸向他不喜欢的任何人，或者他垂涎的任何漂亮女人。我曾在一个治安委员会席上见过他几面，当时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那副尊容，真叫人望而生畏。京报编辑邵飘萍被枪毙的那天晚上，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告诉我，我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感觉到魔爪的影子已经向我伸过来了。刚好王亮畴(宠惠)来访，我不假思索，连忙跳上他的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在六国饭店辟室住下。第二天跑到美国使馆向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守常(大钊)，女生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他们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我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经常以写字消遣。同住在六国饭店的亦有几个人，地质学教授，以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骝先(家骅)就是其中之一。好些朋友不时探望我们，但是在那里关了三个月，即使那是一个豪华"监狱"，也有点吃不消。我们一直在设法逃出北京，后来局势比较松弛一点时，就相继溜出来了。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位年轻能干的太太，我之能够逃出北京，就是她一手策划的。她冒充我的太太，同乘一轮古老的马车陪送我到东车站，一路上居然逃过警察的耳目。陌生人望我一眼，都会使我心惊肉跳，虽然我在外表上仍旧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挤在人潮中搭上一辆去天津的火车，然后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在船上碰到朱骝先，他正预备转道上海赴广州，后来他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我本人则由上海转赴杭州。当时沪杭铁路已告中断，因此我只好绕道赴杭。这时何敬之将军(应钦)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浙江，北京政府委派的浙江省长正准备起义反抗北洋政府向国民革命军输诚。我去拜访他时，他向我透露了参加南方集团的计划。他告诉我，他已经派了一千人沿铁路进驻江苏边境，江浙之间的铁路已告中断。我心里想，他准是被别人的胜利陶醉了，否则他怎么会企图与实力强他十倍的敌人作战呢?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杭州，绕道重回上海。几星期以后，他的军队被北军打得落花流水。北军进杭州时，他被捕处决。不久北洋军阀命运逆转，国民革命军进占杭州。我也再度回到西子湖畔。杭州人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这些现代装备的军队胜利进军杭州时，成千成万的市民满面笑容地列队欢迎。我站在人丛中观望，一颗心高兴得怦怦乱跳。经过十六年之后，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信誉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大约一年之后，蒋总司令在民国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完成部署，准备继续北伐。他指挥的军队渡过长江，沿津浦路向北京推进。北伐军抵达山东济南府缘边时，日本人惟恐中国统一，藉口保护在山东的权益和日本皇民的生命财产，竟由青岛派兵沿胶济路向济南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事件"，以破坏中国的统一计划。所谓"事件"，自然就是中日之间公开冲突。日军在济南府残杀山东交涉员及其僚属，希望藉此激起中国的报复行动。蒋总司令洞烛日人阴谋，深恐小不忍而乱大谋，决定暂避其锋，把国民革命军的前头部队调离山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渡过黄河，直逼北京。因而国民革命军未遭阻挠，统一目标亦赖以实现。日本军队在山东终于扑了空。国民革命军到达后，北京随即陷落，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进杭州时，我被任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我在政府中担任工作的经验也就在杭州开始了。杭州是浙江的省会，也是我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省政府由省政府委员会组成。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前，所有省府委员以及主席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委派的。省府委员之中有五位分别兼任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军事厅长、建设厅长和教育厅长。省府委员会之上则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负责全省一般政策，政策决定后即下令省政府执行。会议主席由省主席张静江先生担任，由我任秘书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国民党要职。后来省境情势渐趋稳定，政分会遂告撤销。省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一样充满着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中央政府的重大施政，我将在下一章加以叙述。省政府的建设计划相当庞大，但是革命之后，此项计划难免受经费支绌的限制。因此只能把工作集中在铺筑公路上面，几年之内的确铺了不少公路。省城本身也有许多道路经省政府指定拓宽或添建。两年之后，杭州城内已经添筑了许多宽阔的马路。西湖沿岸和苏堤也辟了马路，直达西山各名胜，另有一条公路与上海衔接，招徕了不少度周末的游客。短短三年之内，杭州已经焕然一新了。市区之内，西湖之滨，以及湖边山麓，新建洋房别墅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人口激增，商业也盛极一时。各县市也新建了许多电灯厂。若干乡村里还装设了蒸汽帮浦灌溉稻田。因为浙江是丝织业中心，政府开始提倡科学养蚕法，以科学方法培育蚕种，然后转售给养蚕的人。头一年里，科学蚕种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对，因养蚕的人受了以传统方法培育蚕种的人的影响，对于科学蚕种发生怀疑。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第二年中，政府出产的新式蚕种已经供不应求。为了改善田租制度，政府举办全省耕地调查，工作继续了好几年。浙江省所采用的办法，与共产党对农地所采的激烈手段适成对照。浙江省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办法，也就是佃农付给地主的田租普遍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佃农通常以主要作物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付给地主田租，"二五减租"以后，佃农就只要付收成的百分之三七点五了。田租的租率已经维持了几百年，计算方法各地互有差别，实行"二五减租"以后，有些地方的佃农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另一些地方，这个减租办法却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引起严重的纠纷。减租委员会所收受的讼案多如山积，全省各地普遍发生纠纷，减租办法终于几年之后放弃。推行减租最力的沈玄尘(定一)被暗杀，死因迄今未明。不久之后，扫除文盲运动开始。经过六七年时间，除了普通的小学之外，短期的民众识字班增加了几千个。省内的教育制度进行一次新试验。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由我担任校长。浙大不但主持高等教育，并且主管全省公立学校。教育厅取消，浙大校长则成为省府委员。另外两省也继起仿效，各自成立大学。经过两年的试验，另外几省发生内部纠纷和政治争执，整个制度终于在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废止，那时我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所以培植这个制度和埋葬这个制度的都是我自己。我在杭州整整住了一年，翌年膺任教育部长，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此经常往返京杭之间。民国十八年，我辞去浙大校长兼职，在南京再住了一年，后以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职。我当时年壮气盛，有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朦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觉显明。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指向我一点，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我恭恭敬敬的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辞了职，不日离京，回北京大学去了。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日："无大臣之风。"第二十章国民党之出掌政权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以后，中国重归统一，首都亦由北京迁至南京，北京则改为北平。北京曾为辽、金、元、明、清五代的首都，历时一千余年。现在国都固然改定为南京，北平却仍旧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中国知识阶级除了本地方言之外所说的，以及广播电台所采用和学校所教授的"官话"或"国语"就是以北京方言做基础的。国民政府从北方黄河流域迁都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个理由是革命精神已经弥漫长江流域，因此也是革命精神比较容易生根的肥沃土壤，黄河流域则是反动军阀的根据地。第二个理由：长江流域是中国金融力量的中心，足以供应政府必需的经费。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之间，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太平军溃败以后，南京破坏殆尽，而且始终不曾恢复旧观。城内的废墟、麦田、菜圃、果园比盖了房子的街道还多。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而且肮脏不堪，电灯昏暗如菜油灯。差个专人送信往往比打电话还快。这座雄踞扬子江边的古城，在古时是文物教化的中心，尤其是在南朝时代，所谓南朝金粉是也。女人、醇酒、清歌、妙舞一直萦回在历代骚人墨客的记忆里。秦淮河横越城内，连接了盛长百合的湖泊。河上满是金碧辉煌高悬彩灯的画舫。秦淮河两岸酒楼歌榭栉比，雕梁画栋，门口挂着竹帘子，妙曼的曲调和醉人的幽香从竹帘后一阵阵飘送出来，此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这就是旧日京华。但是南京是战略要地，国内每有重大战事，南京必定要遭一场浩劫，每经一次战祸，它的精华也就失去其大半。战事结束，和平重临，南京又会在废墟上重建，恢复旧日的光辉。我所描写的往昔金陵生活，就是根据历史记载而来的。不过，自从太平天国灭亡，劫后南京一直未曾恢复昔日的美丽。历次重建似乎只是庸俗艺匠对于古家的临摹，经过一再临摹之后，原作的光彩渐渐消失，留下的只是俗不可耐的赝品。秦淮河仍旧在南京城内流过，画舫歌榭也依然存在。但是形式、素质和内容都远非昔比了。风雅的生活已经随滚滚江流冲走了。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以后，一种新精神随之诞生——一种改革和建设的精神。大家要拿现代科学来复兴往昔的艺术。在这疮痍满目的废墟上，一座柏油马路四通八达的现代城市建立起来了。街道旁栽种了葱翠的树木，供市民游息的公园也先后开始设计和建立。自动电话、电灯和自来水也装设了，停泊南京附近的美国兵舰的水上飞机则从空中测绘了一幅南京地图，南京的新都市计划就是根据这幅地图设计的。国民政府成立了首都建设设计委员会，我以教育部长的身分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个设计委员会在一位美国建筑师的协助下，辛勤工作了一年多。这位美国建筑师对北京的中国宫殿式建筑很有研究，委员会的目标是尽量保持中国建筑的宏伟和华丽，同时兼有现代都市的便利和卫生设备。陈旧倾圮的建筑被拆除去了，以便铺筑道路或重建新屋。商业日渐发达，现代戏院倍增，人口急速增加。秦淮河和湖泊一一加以疏浚，古刹和其他公共建筑也都开始修葺。政府建造了中央博物院，来陈列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珍品，而且在南京城内朝天宫一座小山里，造了一个不虞空袭的钢骨水泥的地下室，来保藏贵重文物。因为中央博物院的董事们早已预料到日本不久即将发动对华侵略，南京当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华北局势恶化，长城战云密布之时，故宫博物院的贵重宝藏即以数百辆火车运至南京，并且在南京失陷之前，全部转运内地，保留于山洞石室之中。交通部大楼和铁道部大楼都是钢骨水泥的建筑，里面有现代的照明、通风等设备。但是它们建筑图样却是完全中式的，釉瓦、雕梁、画栋、花窗，以及其他古色古香的装潢。这两幢雄伟的建筑峙立在新都交通要道中山路的两旁，成为配合现代需要的中国古代艺术的纪程碑。其他的建筑也已设计好蓝图，后以战事影响而告搁置。中山陵位于城外紫金山之麓，上覆琉璃瓦，柱子全部是白色大理石。陵前有层层叠叠高升花岗岩的石阶。山上栽种着从全国各地移来的不同林木。山坡上点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木和果树，山脚建造了一个运动场和游泳池。政府在南京附近规划了一个示范新村，由市府设计包括道路、下水道、电话、电灯、学校等的建设蓝图。几年之内，私人新建房屋已到处矗立，房屋周围都有广大的空地，辟为东方式的花园。树木葱翠，花枝招展，小鸟啁啾，溪水低吟，古老的生活方式已为新生活所取代，科学与艺术，工作与娱乐，天工与人力，齐头并进，相得益彰。这就是实验中的胚芽，大家希望它发展滋长，将来有一天可以推广到全国的每一角落。这只是个平凡的开端，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因为这个新村运动已经在数年之内推广到许多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如果持之以恒，而且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新村势将使新中国的生活方式全面改观。我们无法奢望北京政府垮台之后，军阀们随之消声匿迹。他们的实力仍旧根深蒂固地盘据在各省。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兼以人心未定，凡此种种，无不使军阀们蠢蠢欲动。时机一到，他们就企图扩张势力：他们像血液中的细菌一样潜伏在各省，身体衰弱，就会乘机偷袭。蒋总司令从挥军攻克北京到对日抗战的前夕，十年间为统一国家，真是宵旰辛劳，席不暇暖。罗马帝国的将军们曾以纵横辐辏的道路巩固其帝国，蒋总司令也深知开辟公路、铁路和航空线的重要。他以南京为中心，建筑了向各省辐射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线。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交通网的一部分业已存在。国民党执政以后，就以原有的交通网为基础，新建了许多支线和衔接线。边远城市则辟航空线以资联系。从新首都北飞可达北平、开封、西安和兰州，南飞可达福州、广州和昆明，西航则达汉口、重庆及成都。连接汉口与广州及香港对岸九龙的新铁路也筑成了。如果日本不在此时侵略东北，我们很可能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就可以从香港或上海乘火车直达巴黎。如果从上海出发，可搭直达车经南京、济南到天津，从天津搭北宁路出长城到沈阳，从沈阳搭中国自建而与日人所有的南满铁路平行的长春铁路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有铁路支线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中国统一努力的进展以及在东北自建铁路，促使日人企图一举而占满洲(即东三省)，乃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挑起"沈阳事件"，亦即"九·一八事变"。沪杭甬铁路钱塘江至曹娥江之间的一段缺口也填补起来了，但是铺轨工作却因战事发生而停止。不过苏州与杭州之间的苏杭铁道刚在战事开始以前就铺筑完成了。另一条从杭州到江西的浙赣铁路刚好在抗战前完成，抗战期间更西延至湖南境内，在株洲与粤汉路衔接。后来湘桂铁路完成，再往西可以直达广西的桂林。公路的发展更为迅速。京杭国道是在我居留南京期间建成的，在这条公路正式开放以前，我曾经很荣幸地参加通车典礼。京杭国道穿越江浙两省最富庶的地区。当车子沿太湖奔驰时，我们真想留下来小往几天，坐在松树之下，眺望着远帆在夕阳余晖中出没。渔人们在湖边撒网捕鱼，渔网中跳跃着金鳞闪灿的鲤鱼。太湖是我国五大湖之一，湖水灌溉了我国人口最密、文化最高的江浙两省千万亩肥沃的农田。京杭国道同时经过一个盗匪如毛的区域，但是公路通车以后，盗匪随之消声匿迹，因为现在如遇匪警，军队可以随时赶到出事地点了。建设进展之时，各地也不断发生事故。有时缺乏现代道路的地区发生变乱，铁路和公路常常需要以赛跑的姿态赶筑到出事地点。杭战前一年，福建省发生叛变，中央军迅速沿新筑成的浙赣铁路及公路从杭州赶赴福建，变乱旋即敉平。铁路公路愈多，叛乱与盗匪也愈会减少，各地间货运赖以畅流更不必说了。交通是现代化和改革的关键，也是发现国家未来发展机会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的建设计划就从建筑铁道公路着手。交通建设也是确保国家统一之一法，如果有完善的道路可资利用，地方性变乱很容易就可以敉平。除此之外，交通愈便利愈发达，人民交往也愈频繁，观念交流也愈容易。偏僻地区的名胜风景，旦夕之间就成为学者、画家、诗人和爱好自然者的徜徉之所了。各省在国民政府影响之下也开始修筑更多的道路。原有道路在国民党执政以后很快就开始修补拓展。因之抗战期间军队得以在各省之间畅通无阻。抗战前一二年，旅客可以从南京坐汽车直达昆明，换一句话说，可以从华东沿海直达西南边城，也就是滇缅公路的起点。在行政方面，政府正设法增加行政效率。政府设计了一种新式的档案处理办法并在各机关试行。公文程式也经过简化。文官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但是见过清朝科举制度的人也许会失望，因为考试录取的人已经不再有从前那种煊赫排场和荣耀。新的法典也开始拟订。妇女的地位提高到与男人一样。过去只有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现在女儿也享有同等的继承权了。男女到达结婚年龄就可以享受婚姻自由。只要当事两边协议，就可构成合法的离婚。学校课程统一，科学钟点增加，体育普遍受重视。管理大学的法律也公布了。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先后成立，以进行科学、历史、经济学和工程等的高深研究。厘金制度宣告废止。对于这种苛扰的国内关卡制度，我们将在下章再加论列。政府财政基础渐见巩固，全国币制统一，政府所属的各银行也加以改组。不久之后，银元禁止流通，一律改用法币，抗战期间我们开始了解此一措施的重要，如果我们一直依赖笨重的银子作交易的媒介，势将无法进行长期抗战，如果在抗战期间才能进行币制改革，也必定要引起严重的紊乱。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定都南京开始，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止，其间只有短短十年工夫让国民政府从事建设。十年之间还有断续的变乱和其他障碍阻滞改革和建设的进展，但在这短期间内，居然建筑了四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而在过去五十年内所建的铁路也不过一万六千公里而已。十年之内建筑的公路超过十万公里，新添电报线路则在一万多公里以上。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自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都很有限，评断成绩时，不能不考虑到时间因素。国民党执政以后，与共产党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共产党虽然失去对城市的控制，他们在乡村地区的势力却渐渐扩展，同时在农民之间积极展开工作。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之间，农民暴动遍及十八行省内二百余县，无数地主被"清算"，土地被分配给农民，手段之激烈与俄国革命初期无异。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江西省，一共占领了五十九县，经过国民政府军队多次围剿，共产党终于撤退到西北边陲，而在延安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他们为适应环境暂时放弃激烈手段，而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国民党土地减租政策。这时候，蒋委员长在人民间的声望隆极一时，因此许多军阀或为舆情所迫，或受其精神感召，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领袖地位。最显著而且最富戏剧性的例子就是西安事变。当时蒋委员长出巡，先至洛阳，继飞西安。他召集了许多军政首长在西安会商国事并面授机宜。突然一件梦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夜深人静之时，他的行馆华清池附近枪声忽起，武装军队渐逼渐近，到处搜索他的踪迹。蒋委员长身经百战，行动非常机警，终于突围而出，不幸最后被发现而送交张学良将军。蒋委员长曾经花了不少的心血培植张学良，这次事变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过在另一方面来说，西安事变却也反映了人民希望国家统一以抵抗日本侵略的心情。西安事变的消息广播全国之后，老百姓无不忧心如焚，妇女小孩甚至泣不成声。全国各方纷电西安，劝谏张学良三思而行。蒋夫人和宋子文先生不顾身入虎穴的危险，径行飞往西安。张学良在全国舆情压迫下，终于改变初衷，最后护送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安返洛阳。蒋委员长在西安未有脱险消息以前，美国大使馆的美军陆战队营房里曾举行一次舞会，参加的有各使领馆人员，我也是来宾之一，一位塔斯社的记者斯拉配克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告诉他正为蒋委员长的安全担忧，所以无心跳舞，他很平静地对我说："你放心好了，他马上就会出来。他决不会有什么意外。"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说："但愿你的预言能成事实。"第二天晚上快吃饭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喂，这里是中央社。蒋委员长已经安抵洛阳，并已转飞南京。"这消息太好了，简直不像真的，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打电话给胡适之，他正在请客。我把消息告诉他以后，客人的欢呼声从电话筒里都清晰可闻。号外最先送到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观众之间马上掀起一片欢呼声，弄得戏台上唱戏的人们莫名其妙。大约半小时之后，北平严冬夜晚的静寂忽然被震耳的鞭炮声冲破了，漆黑的夜空中到处飞舞着爆竹焰火的火星。我有一位朋友当时正搭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火车驶近苏州时，车中乘客被苏州城内的一片爆竹声弄得莫名其妙。到达车站时他们才得到这个好消息，乘客也都想放几个鞭炮以发泄抑积已久的情绪，但是车站上买不到爆竹，于是车上的女学生们就放开喉咙高唱起来了。军阀蹂躏国家达二十五年之久，人民一直渴望能产生一位全国领袖来扫除这些统一的障碍。他们发现蒋委员长正是这样的一位领袖。他遭遇到双重的困难，他一方面要把那些作势噬人的"虎狼"从各省的巢穴驱逐出去，一方面又须建立足够的实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舆论民心却一致坚决支持他达成他的任务。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