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八月上旬到南京，“于此过夏”；　　——点名让南宋将、相及近臣共四人，于八月十五之前到南京聆听他的诏旨；　　——于九月下旬，至陈、唐、蔡、邓州围场打猎；　　——于十一月十二日回到南京；　　——在南京接见大宋正旦使；　　——明年二三月间，可能将南京升级为首都；　　——之后打算去温汤（今河南省汝州市温汤镇，距离洛阳很近，以温泉驰名天下），经由河东路回中都。　　　　看上去比较怪异吧？刚才还忙着咄咄逼人，转眼间又变了一副脸孔，开始不厌其烦地述说起了自己的计划行程安排，宛如向上级汇报一般。宋高宗当然不是他的上级，他当然也没有汇报这个的必要。那么，完颜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只有四个字：战略欺骗。　　　　按这份行程计划所言，从现在（五月中旬）起，到八月、九月、十一月、来年正月、二月、三月，几乎一年的时间大金都不会对宋有什么额外打算；何况，之后完颜亮还要回中都呢？就算有打仗的心，也且得往后说呢。　　　　但是这个说法，仅仅过了四个月零六天，就被事实——大金发兵——无情地证否了。因此，完颜亮自然是在骗人；而南宋这边，估计也没人会相信他，毕竟，在此情此景下，这个谎言实在是编得太拙劣了。但是我们刚刚说过，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明知对方不相信也得那么说；完颜亮所能做的，就是把假话说得再煞有介事一点，搞成很详细的样子，至于对方几乎肯定可以识破谎言这一点，他大概其实也无所谓吧。　　　　为了表示一点点“友善”，诏谕中还说“至如帝意，稍有所难，朕亦必从”，仿佛跟宋高宗很贴心、很好说话似的。至此，完颜亮对待南宋秉持的又打又拉、连唬带蒙的手段，在这份诏旨中算是来了个集体曝光……　　　　就这样，大金生辰副使王全，总算“厉声”念完了整份诏谕。在大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他对宋高宗完全没有任何起码的礼貌，仿佛在呵斥手下一般，悖慢无礼已极。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么一搞，就连一贯懦弱的宋高宗，终于也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他……委婉地说：听说先生是北方名家，怎么会这样？　　　　王全毫不客气：赵恒今已死矣！　　　　宋钦宗赵恒的死讯，刚才已经由王全念了出来，现在却答非所问地再说一次，意思当然是“他还就死在北方了，怎么着吧”，显然是想激怒宋高宗赵构。赵恒是赵构的大哥，虽然回来了赵构肯定不乐意，但是毕竟手足兄弟一场，今天突然听到死讯，赵构难免还是有点真挚的伤心；而这注意力好不容易才被诏谕的其它部分给吸引走了吧，现在王全偏又给戳了回来！　　　　赵构当即痛哭失声，退朝了——当然，他的爆发也结束了……　　　　至于高景山和王全等人，别无二话，安安全全地返回了大金。　　　　　　　　　　毫无疑问，已经渐至高潮的第四波红色警报，声响之强、来势之猛，已经足够把任何一只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给震聋了！　　　　至此，大金近期内必将南伐，这一点在南宋朝廷上下获得了空前一致的认同。那么，面对即将杀来的敌人，又该怎么办？而就在这个简直没有什么可研究的问题上，小朝廷里居然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再次“朝议汹汹”起来。　　　　淮水横流，方显真汉奸本色。因反对南伐而丧命的祁宰的江南同行、御医王继先，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跟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位胡铨有点相像的是，他也要求宋高宗砍人，不过不是砍主和派，而是主战派。　　　　这位王继先，“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自己则“为人奸黠，喜诌佞、善亵狎”，靠给宋高宗献上“强阳”春药而“富与贵冠绝人臣”，乃至“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侔”，“其权势之盛”，甚至能与极盛时的秦桧相比拟。由此看来，这么个人会有何种主张，应该说一点都不难猜：“边鄙本无师（似通“事”）”，就是那些少壮派军官“喜于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斩一二人，则和议可以复固”，还是谈和最好。当然，他肯定希望和平了；假如动了刀兵，那对他自己的富贵，可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啊……　　　　入内侍省都知张去也，就比较讲究方式方法，立场也貌似公正，在“阴沮用兵之议”、也就是暗里给主战派下技术性绊子之后，“且陈退避之策”，掉过头讨论起该怎么逃跑的新问题。　　　　这种主张，迅速便传遍了南宋的朝廷内外，就连老百姓中间都传开了，有的说宋高宗准备去四川，有的说呸！去福建……　　　　如此等等，完颜亮此前放言“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真是只差一点点就说中了！　　　　好在，南宋还是有一大批面对强敌，斗志反而更加昂扬的臣民。早就担心金人、坚决主战的陈康伯，此次更是慷慨激昂地说：　　　　今日之事，有进无退！　　　　他认为，只要“圣意坚决，则三军将士斗志自倍”，以此为仍然犹豫不决的宋高宗打气。而站在陈康伯这一边的，还有黄中、虞允文、汪澈等一批臣子。争论虽然激烈，但是天平渐渐向主战派一边倾斜了过去——是啊，不战就只有跑，可是还能往哪里跑呢？跑到何日又是个头呢？不跑，还有军心士气；一跑，谁还能指望能够收拢人心呢……　　　　更何况，绍兴三十一年的南宋，跟建炎元年的南宋，实力早已经是天差地别。当年，赵构被狼狈地追杀到海上，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现在，三十四年来渐渐积累的国力、军力，总该起到点作用了吧？再打一仗，也许真的很有希望能赢呢？　　　　于是，渐渐有了信心的宋高宗，命令全面备战。　　　　于是，将军们纷纷赶赴前线，军队纷纷调动，物资粮秣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拨了——一切，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飞速奔去……　　　　这一次，懦弱的宋高宗真是被吓醒了。但是，就像他的“爆发”也是娘们儿兮兮的一样，他被吓醒后，也依然没有停止做白日梦：万一完颜亮没有真的打算动手，只是虚言恫吓呢？还是派人再去探探比较稳妥吧……　　　　按《中兴遗史》的说法，宋高宗起初选中了刘岑。刘岑是位奉祠、也就是退休了的老臣，当时已经七十四岁了。当宋高宗问他愿意不愿意出使的时候，刘岑的回答是：　　　　臣受国家厚恩，今臣年老矣。唯不惜一死可以报国，牙（此字疑有错）请至金国；有如议不合，当以臣血溅完颜之衣！　　　　铮铮忠心，怎不令人动容！　　　　宋高宗也是闻言动容，不过却是“愕然”——傻眼了！傻过了以后，宋高宗决定马上换人，命令枢密院都丞徐嚞（通“哲”）为“金国称贺使”，知阁门使张抡为副使。没想到啊没想到，那老头子忒危险……　　　　不过，这个“称贺使”的名义实在有点诡异，敌人都要来打你了，又上赶着“称”的哪门子“贺”呢？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倒也不难解释：完颜亮不是说大金可能要迁都么？既然是这样，派人祝贺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嘛……　　　　而结果，却并没有宋高宗设想的那么圆满。这个颇为心虚的称贺使团，连淮河都还没过去、还在淮南东路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县）的驿馆时，前来传话的大金谏议大夫韩汝嘉，就已经先到了。他根本无视这是大宋疆土，只带“走马八匹”，便干净利落地“径度（通“渡”）淮，直入馆中”，宛若在大金境内一般随意自如。　　　　整个使团都惊呆了，更令他们震惊的是，韩汝嘉大声宣读了带来的诏书，说完颜亮将“亲提大兵五百万，恭行天讨”——念完以后大家分宾主坐好，本该严辞以对的正使徐嚞，已经被五百万啊五百万吓得“战慄无词”，说都不会话了！　　　　比起没被选上的老刘岑，这徐嚞……也是一种使节吧……　　　　如果南宋曾经闭上的那只眼睛能够看到未来，它就会知道：到了这个时候，离完颜亮的全面进攻只剩最后五十六天了。　　　　面对完颜亮发出的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战书，宋高宗终于彻底明白过来了，当即召回了使团。很快金人又说，接伴使、接伴副使已经做好准备，大宋称贺使团可以过淮河了——面对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南宋朝廷第一次断然予以了毫不妥协的拒绝，并针锋相对地“命沿江沿河严饬边备”。　　　　　　就这样，在连绵四年的四波警报敲打下，历史终于慢慢走到了南宋瞿然开目的这一天。的确，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太久，它醒得也实在是太晚了。　　　　　但无论如何，这回它真的醒了。　　　　　　　十五、南伐 10：备战 1　　　　　　　　　　在警报连绵不绝的这几年中，在南宋看来，大金那边的真实情况仿佛就是一个谜。在淮河对岸，到底发生了什么？饶是一拨拨的宋使络绎不绝，却始终也只能是走马观花。现在，就让我们掉过头来，仔细看看大金在这些年里的真实举措吧。　　　　如前文所述，完颜亮下令重修南京宫室。尽管这个超大型工程与南伐密切相关，但毫无疑问，宫殿无论修得多么豪华，南宋也不会因此而投降的。于是，备战南伐的各项工作，就在正隆年代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全面地展开了；如果我们试图找出其中的转折点，那么就一定会落在正隆四年（1159年）。　　　　随着这年正月的到来，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随着完颜亮的一道诏令，榷场被大量废除。　　　　所谓“榷场”，其实就是政府指定的边贸市场，关于这个话题，不妨也多说几句吧。　　　　对双方的军人来说，境界峻严的边界或许意味着血与火、生与死，而在其他人眼里，看到的也许却是滚滚商机。　　　　比如，对南宋的商人来说，来自大金长白山区的人参自然是宝贝，此外如丝、绢、盐、甘草和马匹等等货物，转手之后也都有着丰厚的利润。相应地，对于大金的商人来说，来自南宋的优质茶叶最具魅力，其次如木棉、香药、象牙、玳瑁等奢侈品，荔枝、园眼、金橘、橘子、橄榄、温柑等水果，和麻布、生姜、沙糖等必需品，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们知道，商人也是人，盈利的冲动几乎与生俱来，让他们放着钱不挣，简直不可思议；政府虽然不是人，但收税冲动也是与生俱来，让它放着钱不挣，那简直更加不可思议。　　　　于是，二者一拍即合，政府出面组织场子、事后抽税，商人入场贸易。在大宋的内地，这样的交易场所叫“市易”，由各地陆续开设的“常平市易司（简称市易司）”、“市易务”等负责管理。类似的，凡是有能弄钱的机会，政府也一定不会放过，市易司之外，还有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等类似机构，专门负责坐地生财。　　　　问题是，经济运行有其自然规律，而行政力量非要直接予以干预，其结果往往并不太美妙。以《宋史》的说法，“市易之设”，“其弊也，以官府作贾区，公取牙侩之利，而民不胜其烦矣”——但是，比起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说，民不胜烦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上这些，都是大宋境内地的设置；而在边境线上，“市易”的任务，就光荣地落在了“榷场”身上。　　　　承袭周制，北宋很早就在边境地区开设了榷场。到了南宋时期，根据皇统和议，金宋双方开始在各自边境城市重新开设榷场。顺便说一句，大金方面的榷场，首先是由刘豫的伪齐开设、齐废后又由金朝继续沿用的。　　　　既然开设了专门场地，政府当然希望商人只在这里进行交易，如此才能使利益最大化，而边境侧近也相对更好管理一些。至于那些为了逃避税金，偷偷在其它地方进行边贸活动——其实就是走私——的商人，双方从上到下，理所当然都是深恶痛绝、都是予以严厉禁止的。至于如何从入场交易的商人身上榨油，那就是个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了：金管金人、宋管宋人，分别按交易情况抽取税金，也就搞定了。　　　　这些人流如织、熙来攘往的热闹榷场，果然就为双方政府带来了丰厚回报，所谓“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在后世的金世宗时期，仅大金方面，在泗州榷场就获得了53467贯的收入，延至金章宗时期，这个数字更是增长为120997贯。当然，南宋政府也没客气，在泗州榷场为大金贡献53467贯外快的那一年，它同样也为南宋贡献了43000贯……　　　　而这样的榷场，远不止泗州一处。放眼当时金宋地图，在充当边境线的淮河两岸，隔不了多远就是一处榷场，具体情况请见下图。　　完颜亮正隆四年罢废榷场一览图　　【另，正隆年代南宋榷场分布，欢迎各位补充指正】　　　　　　如此看来，榷场的存在，不仅为大金政府增加了收入，也大大促进了货物的彼此流通，本来确实是件好事。但是也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正隆四年刚开始，完颜亮便宛如自残一般，下令大量废止榷场。关于废止的理由，圣旨里是这么说的：　　　　　　其间止因随处榷场数多，致有夹带违禁货物，图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往来，未为便利。　　　　说白了，就是“夹带违禁”、“坏人乱窜”两条。但是，榷场开设多年，这样的问题早就有了，何以现在就突然变得无法容忍了呢？很显然，不过又是一次“何患无辞”的说法而已。以此为由，榷场们的下场也就注定了：　　　　　　可将密、寿、颍、唐、蔡、邓、秦、巩、洮州、凤翔府等处榷场并行罢废，只留泗洲榷场一处，每五日一次开场。仍指挥泗洲照会，移文对境州军，照验施行。　　　　一声令下，原来的十一个榷场，如今就只保留了紧挨着大宋盱眙军榷场的泗洲榷场一处。以此可见，诸如夹带违禁、坏人乱窜之类的，的确也只不过是个接口，否则如何解释不去斩尽杀绝，而还要保留这一处呢？又如何解释禁令之后，泗洲榷场反而扩大了规模，并增加了二百间交易场舍呢？　　　　事实上，大规模地断绝对宋贸易，才是完颜亮真正的目的。毕竟，战争不远了，不能任由军需物资随便被敌方买走，这应该才是圣旨中没有说明的真实理由。至于保留泗洲榷场，应该是为了便于控制金宋贸易的目的，其中也不乏“保留一个必要时可以从宋购买物资的窗口”的想法。　　　　接到对岸的通知后，南宋也在盱眙军榷场增设了场屋，看来大家都有留住这条渠道的心思。只不过，盱眙军那边的场屋固然是增加了，守兵也随着增加了……　　　　以上是正隆四年正月里的事。在这个正月里，完颜亮除了罢榷场以外，“更定私相越境法，并论死”，以一律处死的方式来肃清私自越境的行为，其目的也无非就是“首先看好自己的篱笆”。紧接着从二月起，一连串军事准备工作就陆续铺开了：　　　　二月，完颜亮向重臣公布了自己准备南伐的打算；　　二月，在通州造战船；　　二月，全国性的大规模征兵工作开始；　　三月，派人出使西夏，划定金夏国界，以在动兵南方的时候能够稳定住西部边界；　　三月，派人到各总管府督造兵器；　　四月，提高山东部分士兵待遇；　　四月，命令各路将旧存的军用物资发往中都；　　八月，命令各路征调马匹。　　　　如此进入正隆五年（1160），战备工作仍在继续：　　　　二月，借严酷镇压“盗贼”的事件，加强对内控制，申令以后再“有获者，并处死”；　　三月至六月，镇压东海叛乱（后文详谈）；　　七月，征发各路汉军；　　八月，命令榷货务、印造钞引库先行起赴南京；　　十月，派护卫出宫，督捕各地“盗贼”；　　十月，从各路征集水手三万人；　　十二月，禁止中都以南诸路百姓设网捕捉飞禽走兽及豢养雕隼；　　十二月，禁止朝官饮酒，“犯者死”；　　　　正隆六年（1161），各项准备工作陆续进入临战状态：　　　　正月，完颜亮诏谕大宋生辰使徐度，拒绝归还北宋赵氏皇族，并挑明自己将要亲赴南京等事（具体内容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讲到了）；　　正月，从中都至河南府的沿途征调“从猎骑士”两千人；　　二月，从各道征发水手移运战船；　　二月，完颜亮离开中都，开始向南京进发，“自中都至河南府，所过麦皆为空”；　　二月，命令内地各猛安开赴山后牧马，等到秋天一起征发；　　四月，命令“百官先赴南京治事”；　　四月，命令有关部门向南宋行文，质问淮河沿岸的蔡州、颍州、寿州等州军对面的大宋境内，为什么增设堡垒和守兵；　　四月，派人“征诸道兵”；　　五月起，镇压契丹叛乱（后文详谈）；　　六月，完颜亮进入南京；　　七月，在已经征调过马匹的情况下，再次“大括天下羸马”；　　七月，为示南伐决心，屠杀俘虏的原大辽耶律皇族和原北宋赵氏皇族男丁，共一百三十余人；　　八月，弑反对南伐的太后徒单氏，族诛枢密使仆散师恭、西京留守萧怀忠等人，升告密者高福娘为郧国夫人；　　九月，镇压大名府叛乱；　　　　……　　　　一连串的记录，终于重重地停在了正隆六年的九月。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备战”二字，其实先后涉及了五个重大问题：　　　　一、内部舆论的准备　　二、对宋交聘的准备　　三、战争物资的准备　　四、兵力的准备　　五、对各地叛乱的应对　　　　其中的一、二两项，我们前文已经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三、四、五项的具体情况吧——如果说伐宋“非义”，最终导致了完颜亮失败的话，那么还不如说，他失败的具体原因，恰恰就埋藏在上述三项准备工作之中。　　　　首先，就是战争物资的准备了。　　　　　　　　　十六、南伐 11：备战 2　　　　　　　　　　到了正隆四年（1159）这个时间分界点时，南宋虽经战火涂炭，毕竟也建立了三十多年，国力还是非常雄厚的。想要一战灭宋，完颜亮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其中，筹措战争物资一项，就无法掉以轻心。　　　　概括来说，这“战争物资”四个字包含的范围之广，简直是一言难尽。我们都知道，当年大金的最优势兵种——骑兵，其勇猛曾经令对手闻风丧胆，就连抗金名将吴璘都承认，“金人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四大长处中，居然有三样都是纯粹靠装备堆起来的。那么，下面索性就以位居四大长处之首的骑兵为例，来看看装备这么一位骑兵，军需部门到底需要准备多少东西吧。　　　　首先，就是铠甲。金军以骑兵为精锐，而骑兵更以重甲而驰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浮图”，也被汉文意译为“铁塔兵”，说的正是大金的重甲骑兵；而当他们分为左右翼对宋军进行两侧包抄时，则被称为“拐子马”。说到重甲骑兵中的这个“重”字，具体数字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考察与之对阵、多次吃亏因而逐渐学乖的南宋步兵的铠甲重量，应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轻的是37宋斤，重的是58宋斤，换算为今天的重量，大约分别为44斤和70斤。　　　　我们说，南宋步兵的铠甲重量可以作为金军骑兵重甲重量的参考，也是因为金军骑兵的铠甲防护相对周全，这样一身铠甲，其总重量肯定轻不了。按宋人的描述，他们“兜鍪极坚”，防护面积很大，“止露两目”，至于质地则是“枪箭所不能入”——而要打造这样的铠甲，又需要消耗多少材料和人工呢？　　　　除去铁浮图，金军骑兵也有相对轻装的部队，所谓“甲止半身，护膝微存”，但再怎么说，半身的甲又能轻到哪里去呢？结果，这些东西不仅大大增加了军需部门的负担，更令骑兵自己也很难吃的消，“其所造甲太沉重，披戴甚艰”，打起仗来也很不灵活，当年对阵大辽时，就曾经出现过“契丹昔用棍棒击其头项，多有坠马者”的悲惨先例，更不用说对阵南宋时，被砍断或被绊索绊住马腿的骑兵栽下来，基本只能被南宋步兵群殴而无力逃命了。　　　　其次，是弓箭。　　　　当时大金骑兵的主要攻击武器，正是弓箭。比起宋弓宋箭，他们用的弓不求射程超远，所谓“弓力不过七斗”，也有说“所射弓不过五斗”。射程虽然不夸张，但对骑兵来说，也不至于放了几箭后就再也没力气开弓了；所用的箭很长而不求美观，箭头甚至丑陋得像个凿子，但只求一击必杀，整个箭头居然长达六到七寸，被射中后“辄不可出”，务令对手非死即残。总的来看，金宋弓箭的差异，正是战术思想不同导致的。　　　　而这样的箭，骑兵身上可不是只带几支，而是“人携不满百”，也有说“唯务弓矢最多，每人带箭不下三百只”。那么，一个骑兵一次就要带上少则几十、多至上百甚至几百支箭，要是连续几次攻击呢？计算起来，整个金军为了南伐所准备的弓箭数量，肯定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而制作一张弓，需要牛筋做为弓弦，这就意味着牛的数量不够也不行；制作一支箭，箭头需要铁匠打造不提，箭尾的羽翎也不能从树上摘下来，得靠禽鸟的奉献。装箭要箭袋，用粗布的话很快就会有脱颖而出的现象，用皮革的话——很好，继续加油去搜寻兽畜吧……　　　　再次，是弓箭外的其它兵器。　　　　虽然金军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只带弓箭。事实上，在号称“骁卫之兵”的骑兵中的最精锐部队里，装备的则是“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枪长一丈二尺，刀如中国屠刀”，他们身后的才是装备弓箭的普通骑兵。　　　　这些兵器，无一不需打造。于是，开采、冶炼、浇铸、打造等等工序，备料、运输、加工、储存、调拨、分发等后续工作，自然也是环环相扣了。而这些活计，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第四，是被服。　　　　从前大金初兴之时，不要说军装，连武器和马匹都是兵丁们自己带、自己养的。后来随着国势迅速强盛起来，正规化建设也显然起了作用，其中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军装至少统一了——金以水德立国，“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当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军装也是黑色的。　　　　这个虽然不是完颜亮时代的新发明，但是要打仗了，新兵源源不绝，被服供应总也得跟上吧？　　　　第五，是马具。　　　　除了马鞍辔头之类必备物外，金军骑兵的马，也要配铠甲，正是所谓“马甲”；毕竟，只防护人是不够的，如前所述，骑兵一旦失去马，也就成了活靶子。其实它倒不太重，所谓“马甲亦甚轻”，大概也是出于一匹马总负担能力的考虑吧。　　　　虽然轻，但也不能忽略，它保护的可是骑兵的根本战斗力啊。那么还是需要从头生产，所有流程还是得走一遍——说到底，地里只长庄稼，可不出产马甲啊。　　　　第六，是马。　　　　骑兵不能没有马，但这也不意味着金军骑兵一人配备一匹马。其实，他们往往是一人三匹，“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至于“倍养”的那两匹“副马”，则有专发粮草予以饲养。　　　　我们知道，大宋骑兵乏马，一直是个致命伤；而这一点在大金，也始终是个大问题。虽然大金仿效大辽陆续设置了九个专门养马的“群牧所”，但马究竟不是草履虫，繁衍实在太慢，总的“产出”依然捉襟见肘。为了搞到马，大金上下动了无数脑筋，先是从“达靼”（即鞑靼）、从西夏买；钱不够，就将俘虏来的汉人作为奴隶去交换；买不来就抢，原北宋熙州“素多马，金人驻兵搜取无遗”，如此等等。　　　　饶是如此，及至此次完颜亮大搞战备，马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为此，朝廷“大括天下骡马”，民间不说了，就连官员的私财也一样是征集对象，哪怕是七品官都只能自留一匹（级别越高自留越多），除此以外全部征调，总计征得56万匹。但是，这些马被官员们指手画脚地运来调去，路途之中死亡消耗甚多，真正到战争时仍未能够充分满足需要。在开战前两个月的一份奏折中，南宋的官员报告说，连自己都看到了对方的“大约马耗八分，南京路正军皆阙马”。　　　　第七，粮草。　　　　马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但不管高级还是不高级，反正是动物就得吃东西。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去细想，但实际上，几万人、几十万人吃饭是个很恐怖的问题。埋锅造饭，那锅从哪来？粮食又从哪来？取水也未必那么方便，而燃料也就是柴火，虽然可以通过砍树收草来解决，但是大军一过，那些地方也就别指望可持续发展了——这还是有粮的情况。要是没粮了呢？　　　　粮草的运送，从来就是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一个淮海战役，几百万民工手提肩扛推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其中粮草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退回到七八百年前，为几十万军队供应粮草的任务，简直就是个噩梦。想想看，就算运粮民工、骡马也都不吃饭、粮食一路上毫无损失、军中一人一天只吃一斤、也没有一粒米被浪费，那么一天下来，依然要消耗掉几十万斤。问题是，谁说运粮队和押运官兵不吃饭了？……如此计算下来，要是战争持续一个月，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斤粮食，又该怎么弄？要是战争持续了不止一个月、两个月，那……真是得靠搜刮地皮了……　　　　金军从发迹起，就是一支抢掠型的军队，“平时无养兵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简便易行，“每出疆，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将战，各以所负米造饭而食，食罢而出”。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打不了胜仗就立刻就要饿肚子，甚至完全解体，那么它拥有着强悍的战斗力，也就绝非偶然了。　　　　但是，不需要后勤系统的代价也不小，无法远战、无法久战是最要命的缺陷，比如当年与大辽交手时，金太祖亲自率兵攻克辽上京后，本打算乘胜追击，就是因为军粮已绝而怅然作罢。后来，金军已经开始逐渐进化出了自己的后勤系统，但仍远不能满足要求，比如后来，饶是四处抢掠，在攻破北宋都城之前，城内的大宋军民固然是人心惶惶，而城外的金军也几乎到了断粮的关头。　　　　三十多年后的这次南伐，虽说目标是江南鱼米之乡，但那毕竟是目标，不是已经占据的根据地；在此以前，粮草还得靠自己多方筹措，后勤系统的压力还是极为巨大的。　　　　——以上所有这些，只是泛泛介绍为了装备一个骑兵，所涉及的各方面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们知道，金军里可不光是骑兵，还有步兵甚至炮兵；不光用弓箭，还要用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不仅要装备纯粹的冷兵器，还要装备两梢、三梢、五梢、七梢、旋风、虎蹲、撒星等等火炮；不仅冷热兵器都要趁手，为攻城还要额外准备工程器械，如火梯、云梯、偏桥、撞竿、鹅车、洞子等等；不仅要在陆地上来去自如，还要在河道和近海与对手死磕，因此必须有水军、有战船、船上依然要装备冷热兵器……　　　　一样都不能少，样样还都要得那么多、那么急——如此这般的物资筹备过程，真是能活活愁死人！　　　　当然了，南伐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不可能从漂亮的中都宫殿里自动生长出来，它们只能是从民间获得。于是，在这个极速“强军”的过程中，剧烈的“扰民”行为简直是顺理成章地随之而生。　　　　如前文所述，重修南京宫室这个超大型工程，此时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一边是尽起天下民夫，一边是对剩下的百姓敲骨吸髓，桩桩人间惨祸也就无可避免了：　　　　——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　　　　箭翎来自禽鸟，价格暴涨到如此离谱程度的原因必定是供远远小于求；一方面说明了所需箭矢数量之多、之急，另一方面，也反过来映衬出了无力完成任务的百姓的绝望。村庄中，牛是主要畜力，担负着生产的重要任务，如果不是在极为强大的压力下，村民是断然不舍得把这么贵重的生产工具宰杀掉的——来年怎么办？至于乌鸦、喜鹊、狗和猪们的遇害，显然也是在官方对箭翎、毛皮和食物等方面的迫切追索情况下才会发生的；　　　　——所造手刀各样长出鞘，亦甚艰难。　　　　大金自己的“兵器工业部”，也就是“军器监”，是后世金章宗时代才设立的。在完颜亮的时代，还是由各州的军器库、作院各自来完成的，其中的生产工人，主要成分应该是囚犯。他们生产出的刀、鞘无法配合，说明粗制滥造和不精心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些现象，反过来也是对好不容易筹措来的物资材料的巨大浪费；　　　　——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户自养饲以俟。　　　　如前面所说，一共调集了56万匹马。可是这马是怎么来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地域官民，“以户口为差”征集来的，最多的人家甚至被征集了60匹，而且，马被征集后虽然官方出草料，但还得自己养着，等于是百姓为官府当上了义务的弼马温，还不敢把马给养死了；　　　　——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其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其亡失者多，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　　　　胡乱制定的骡马调拨计划，必然会造成巨大损失，而这一切是在严重缺马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从“官吏惧罪或自杀”一句我们不难想到，如果官吏自己都会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那么他们手下的老百姓，之前、之中、之后又会遭到多少罪苦呢？别的不说，路过的骡马队踩了自己的农田，不仅不管赔，反过来还要把自己抓去当差牵马……；　　　　——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纲捕禽兽及畜养雕隼者。　　　　禁止捕捉，当然是因为这个风气太盛了。那么，风气为什么会盛？当然就是因为民间家养的动物不够数。说白了，如果捕杀野生动物也能蔚然成风的话，无论是为了果腹还是交差，都已经足够说明当时百姓的苛苦了；好好的过日子，又不是家家祖传猎户，谁乐意去干这些啊？至于不准私自养雕和隼，估计也是因为这猛禽养起来消耗太多吧；　　　　——内地诸猛安赴山后牧马，俟秋并发。　　　　各猛安的百姓拋家别业、背井离乡去专职养马，而且到了秋天还要再次被征发，那又会是个什么感觉？　　　　——造战船于通州。　　　　通州离中都不远，但是离大海可就有距离了，足足隔了140公里。但是，战船造好后必须通过海路下江南，总不能在船底下安轱辘，临时改汽车吧？于是，　　　　——起山东民夫开河、担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称冤，道路嗟叹。　　　　在这140公里的陆地上，要活活开凿出一条运河来，本身就是个繁重的工程了；更令人无言的是，它与京杭大运河不同，河里的水并非来自大江大河，而是民夫用肩膀一桶桶地挑来的！这么个搞法，谁能不觉得冤、不嗟叹才是天下怪事——你干嘛不在淮河边上或者山东海边直接造船呢？！　　　　——造战舰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　　　　江边其实也在造船，但是人祸更加惨烈：毫不手软地拆掉老百姓唯一遮风挡雨的陋房，图的就是那几块木头；煮死人的尸体得到油膏，以便敷在木头船体或布匹上防止漏水……　　　　如此等等，堪称人心丧尽！　　　　那么，这些战备工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威压强令下的各级虎狼官吏所为，虽然是恶政，却并非完颜亮本人的意思呢？　　　　回答这个问题倒也不难，因为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　　　　完颜亮曾经诏谕河南州县，在这些地方存储的大米不能用来干别的，必须等待大军到来充作军粮。但是，征马的命令下达之后，从河南州县地面上往来经过的调拨骡马络绎不绝。这么多大牲口又不是石头，总得给点吃的吧？可是，当地已经没有余粮了。　　　　面对费力征来的骡马，地方官员的脑袋都大了：给库存粮食吧，那是皇帝亲自说过不能动的，打死也不敢；不给粮食吧，骡马在自己地面上饿死太多，一样是要问罪的。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有关部门上奏请示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完颜亮的回答是：这些地方近年来民间的储蓄积存还多着呢，今年又是满地庄稼，骡子啊马啊的，可以就便在路边田地里吃嘛。就算（庄稼被啃光导致）明年绝收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比起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些许小民活不下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完颜亮的“战备”。　　　　　　十七、南伐 12：备战 3　　　光有武器粮草是没法打仗的，还得有人。于是在“物力”之外，“人力”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对古代战争来说，“人力”这个要素，首先就体现在“兵力”上。尽管战史屡有以少胜多的范例，大金自己也有过不少，但“范例”毕竟是“范”例，而不是“通”例。试图一举灭宋，兵力当然是多多益善。　　　　回思以往，当年完颜宗翰统领东路军，完颜宗望统领西路军，两军合力之下，拥有数十万兵力、国祚绵延一百六十七年的泱泱大宋，终于被无情绞杀。而在那个时候，东路军、西路军总共又有多少兵力呢？　　　　答案是12万，也就是每家6万。　　　　12万这个数字，让见惯了古代决战规模的我们，简直都有点不屑；但就是这么个“简直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数字，大金自己也要拼尽全力才能提供。事实上，12万将士出征，已经足够使整个大金的社会基础剧烈动荡起来——数万个普通家庭在瞬间就被抽走了顶梁柱，很多地方整村整寨地只剩老弱病残，连农耕都无法正常进行。家人们也只能寄希望于金军大胜，能多抢点东西回来，否则必定是人财两空，整个家庭也就彻底断了生路……　　　　凑够12万兵力，在当时是个巨大的负担，而在四十年之后，大金国势已经强盛很多，那些新征服地区也拥有着昔日难以想象的兵源数量。按说，现在问题已经简化很多了，不要说12万，就是再多征集一些，对完颜亮来说也不应该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它不仅依然是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比从前省心。　　　　原来，当我们扫视大金的时候就会发现，此时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已经被抽调到南京宫殿工地，所谓“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也如前文所说，这种简直是竭泽而渔的榨取式征发，几乎已经达到了整个王朝所能负担的极限。　　　　那么，潜在的兵源，还能剩下多少呢？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既然南伐要紧，那么就暂停一下宫殿工地的进度，将征发来的劳动力择优直接改编为军队，“兵力”的问题不也就迎刃而解了么？　　　　可惜今天的我们不是昔日的皇帝，更不是完颜亮。兵者，固然是国之大事，但是豪华宫殿在他心里的分量，那可是一点也不逊于动兵的——于是，宫照修，兵照征，两个基本点，一个也不动摇！　　　　由此，大金境内的百姓，先是被“重修南京”征发了一道，紧接着又被“备战物资劳役”征发一道，随即又如过篦子一般，再被“签军”征发了一道！　　　　所谓“签军”，是大金特有的国防动员制度，可以理解为“签发参军”，也就是征兵。在大金初年，一旦需要签军，就由元帅府行文，层层转达至基层官府，直到各女真部落；官府按从前登记的户口（“人丁军”）和家业情况（“家户军”），公布所征数量，确定应征人选；被点到名的新兵则扔下锄头，扭头去市集上购买马具、兵刃和粮食，等待集合出发；新兵集合后，由于都是乡里乡亲、彼此知根知底，就自行推选百人长和千户，然后跟随这些新干部汇入大军洪流，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历程。　　　　这样签发得来的军队，其内部单位不仅是同族，而且还是老乡中的同乡，战斗力也颇为凶悍（突然想起朱苏进的那句名言，全班最大的战斗力爆发于班长阵亡之后……）。大辽将亡之时，燕云一带辽兵早已失去斗志，而金军往往“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参军入伍成为迅速改变自己家庭一穷二白面貌的必杀技；而这一点无论是对继续签军还是维持金军的战斗力，都有着极为强大的鼓动作用。　　　　后来，随着金熙宗精心设计收回军权，作为根除地方军阀坐大的基本对策之一，签军的权力也从各元帅府被统一收归了朝廷。　　　　与此恰成对应的是，南宋抗金屡屡成功，金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消灭南宋，战事越打越苦，掠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战争的残酷性则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而这就不可能不反应在金军的士气上，“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从前踊跃应征、生怕赶不上发财大军的景象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甚至出现了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仿效南宋的畏战民俗、为出征将士杀猪埋葬作为替身的“焚替代”现象。　　　　但是，女真民族不愿应征，不代表金军就必定出现数量缺口，毕竟，金军中可远非女真一个民族啊。　　　　在大金内部，人是要按民族分等的，军队也不例外，“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也就是明确规定女真族为一等民族，渤海族为二等民族，契丹族为三等民族，原大辽辖区内的汉族则为四等民族。至于北宋辖区内和从南宋掳掠过来的汉族，地位则更加低下，成为五等民族“南人”，在当时金军中似乎为数很少。　　　　从女真到汉儿，地位递减，各种待遇也相应依次递减。比如在攻破北宋汴京后，原宋朝廷奉上了慰问品，具体来说，就是各式各样的纺织品。在金军内部分配这些东西时，秉持的原则正是“金人得锦，勃（通“渤”）海得绫，契丹得绢织之类，而九州（即“汉儿”）所得者，杂色而已”，弄得军心骚动，“一日忿然，欲起相攻”。再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大金精锐骑兵铁浮图，个个都是女真人；而负责“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搬粮草”这些繁琐劳累工作，和“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的，却正是军中地位最低的“汉儿”。　　　　“苦事都是你的，好事都是我的”，像这么欺负人，军中不乱才怪。顺便说一句，对于金军内部的民族歧视问题，南宋也进行了大量针对性的心理战。由于当时整个大金还相对比较稳定，金军倒也没有因此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及至大金末期，当金军面对蒙古和南宋联军，再也无法攻伐大胜甚至渐渐无力自保之时，军中的民族矛盾终于彻底失控，最终成为导致大金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再看完颜亮是如何征兵的吧。正隆四年（1159）正月开始的第一波征兵，涉及上京等四京、咸平府等七府、速频路等七路、西南招讨司等二招讨司、泰州等一州，具体地点请见下图（圆点标示皆为各京、路、府、州、招讨司治所，某些“京”与“府”、“路”治所有重合）：　　　　　　完颜亮第一次征兵地区示意图 图略　　　　　　不难看出，这一波征兵的对象以大金传统占据地区为主，甚至深达金源内地。而事实上，这一次征兵正是从“猛安谋克户”开始的，开征对象也是女真、契丹和奚族（如前文所述，奚族与契丹族十分近似）。　　　　前面提到，金初排定征兵对象时，还讲究个“人丁军”或“家户军”，多多少少还能为各部落保留一些劳力，这回轮到完颜亮征兵，可就不管那么多了，“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所有的壮年男子、甚至中老年男子，都无法逃避兵役，乃至“不限丁而尽役之”，已经达到了搜尽征绝的程度。　　　　这些被不择手段征来的新兵，很快就按照身体强壮程度被分了类。其中身体壮实的，被定为“正军”，也就是正式士兵；身体弱些、个头矮些的，则被定为“阿里喜”，与正军配成一对，也就构成了金军的最底层的二人小组编制。其中的阿里喜，也被称为“副从”、“贴军”或“傔（音“欠”，意为侍从）人”，其实就是为正军打杂的贴身随从。　　　　在本轮征兵中，包括正军和阿里喜，大金一共征得24万有余，按照二人小组重新编制后，实得兵力逾12万。仅靠这一次征兵，完颜亮获得的新兵数量，就已经达到了当年灭北宋时金军几乎全部的兵力规模——而这，还不够。　　　　一年半以后，第二波征兵潮再次在大金境内激荡起来。这一回，重点征兵地区与上次有了很大不同，主要针对的是分布在中原和渤海一带的汉人和渤海人。当然，不变换地区也不行了，因为上回已经把大金自己老根据地里的女真人、契丹人和奚族人征发光了。因此在这一轮征发时，位于中原、渤海等地总共的17个路中，赫然竟有15个路都在签军范围内！　　　　至于剩下的两个路，其中的百姓也休想幸免，或许还不如被征去当兵——中都路，此时正负责把四面八方陆续运来的旧军器进行整修，并日以继夜地打造着新军器，任务极为繁重；南京路就更不用说了，更是忙着“重修宫室”呢……　　　　被列入签军范围的这15个路，本身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毕竟，正在重修南京宫室的二百万民夫也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现在，它们路路有份儿，还要继续为金军提供新兵！具体说来，每路无论情况如何，都要签发汉军正军1万，具体事务则由完颜亮专门派出的15位“差签军使”分头负责。　　　　只不过，跟一切曾经反复在中国上演过的事情相仿佛，差签军使们新职务相等，人品可不相等，何况他们之下还有难以计数的层层官僚；虽然说签军1万的任务是定死的，必须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哪个萝卜可以拿去填坑，哪个萝卜不用去填，却没有任何说法，里头自然也就有了弄权的空间。由此，“征兵也能发财”，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实有武艺好身手、行贿赂者，皆免”，而“贫者，虽单丁亦签发”，人间的不公正，也就再次极为熟悉地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　　　　总得来看，第一波征兵，获得了12万兵力；第二波征兵，又获得15万兵力。至此，完颜亮已经获得了27万新兵，而这个看起来不大的数字，也确实是当时的大金所能榨出的极值了。　　　　就这样，重修南京宫室、备战物资劳役、备战征发新兵，三项暴政几乎同时砸在了大金所有百姓的头上。而也就在那些手执银牌的丑陋天使们熙来攘往、为自己所获的外快沾沾自喜时，在那些狐假虎威的庸碌官僚们仗势欺人、层层加码而自以为得计时，一些事情已经悄然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普遍比较善良温顺，忍耐力确实很强，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无论忍耐力怎么强，他们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石头——平时被官人欺负欺负，也就咬牙认了、忍了；可是，真要到了咬碎牙齿也活不下去的那一天，他们所能爆发的张力，也将必定是惊人的。　　　　说话间，“盗贼”来了！　　　　　　　　　　　　　　十八、南伐 13：叛乱 1　　　　在古代，“盗贼”的意思与今天我们所习惯认为的还不太一样。　　　　首先，字面含义不同。按荀子的说法，“窃货曰盗”、“害良为贼”，言下之意，既偷东西又伤害百姓的人才是盗贼。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时的“盗贼”更近似于杀人越货的“强盗”，而非手疾眼快的“小偷”。　　　　其次，真实含义也不同。今天我们看新闻，如果抓了盗贼，其数量往往是一两个；有时整个团伙被打掉，能逮到十来个，已经很不少了。要是抓了几十个，那一定是黑体加粗的大号标题还得上头版，至于一下抓了几百位……如果不是赶上“严打”，简直听都没听说过。但在古代，不要说几百，上千的“盗贼”也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强盗团伙，而是不折不扣的反政府武装！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些由农民、流民、饥民、平民……构成的反政府武装集团，在历代都被官府称为“盗贼”，而到了如今，则出于种种原因，被习惯性地称为“农民起义军”。　　　　而在我个人看来，抛开“农民”不谈，至少“起义军”三个字就值得商榷——起事是无疑的、规模成军也是问题不大的，唯一的不确定性就在那个“义”字上。反抗官府，是不是就必定就“正义”了？这其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毕竟，“正义”也要看是对什么正义、对谁正义、如何实现正义。在鱼龙混杂的队伍中，既有推翻暴政、改善民生、大得人心的“起义军”，也有打家劫舍、鱼肉一方、杀人如麻的“起义军”；既有慷慨激昂、抗击外侮、绝不低头的“起义军”，也有勾结串通、狐假虎威、挟敌自重的“起义军”。时不同、事不同，境不同、人不同，各种情况都在变化，有时甚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笼统地概括成“义”或“不义”，恐怕都难免失之过简。　　　　那么，我们索性去掉带有先断性质的字样，既不说盗贼也不说起义军，而直接称之为“叛乱”武装好了——官军拒绝服从现政府并造反，可以称为叛乱，“民军”拒绝服从现政府并造反，为何就不能称为叛乱呢？毕竟，他们都是以暴力对抗自己所属政权的武装集团，总不能因为不占国家编制、不领国家薪酬就不承认它的反叛意义吧。此外，“叛乱”这个词儿也未必就先天地意味着道德水准低下，关键还是得看他们反叛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德行。　　　　如前文所述，完颜亮备战的行动，即“重修南京宫室、备战物资劳役、备战征发新兵”三项，很快就以三座大山的形象，直接砸在了大金百姓的头上。　　　　话说回来，如果这些压榨性的任务施行得不那么急迫的话，或许还不会酿成本节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水在慢慢升温时，其中的青蛙也不至于突然开始拼死挣扎。可是，为了伟大的南伐，大金上下顿时“征敛烦急”，而在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级官吏，更是“因缘为奸”，“富者用贿以免，贫者破产益困”，再次让“不公平”三个字深深刻在所有大金子民的心中。　　　　苛政毕竟猛于华南虎，如此重压，纵是与世无争的平头百姓，也渐渐断了生路：要么病死在工地上；要么累死在作坊里；要么战死在沙场上；要么逃跑，然后穷死、病死或饿死在没有尽头的路上——既然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一定还要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