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指从正隆四年（1159年）至正隆六年（1161年），此说取自《金史》卷五及它卷相关记载。《正隆事迹记》认为工期从正隆元年春至正隆四年，《炀王江上录》认为从正隆四年春三月起兴工，均不取。　　　　此外，如我们所能猜到的那样，这些精壮劳力在工地上，可以成为合格的工人；而当他们因为必然会面对的恶劣条件和菲薄待遇萌生异心之后，也并不难于自我组装为一架能量恐怖的战争机器。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足足二百万人哪，就算是乌合之众，一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利用就手的工具众志成城地搞起事来，只怕整个大金的正规军都挡不住。于是，完颜亮又调来了整整二十万大军，驻扎在汴梁周围，以便死死压住一切不良动向的苗头。这些军人在严密监视劳工动态之外，还顺便当起了警察，目的是守好汴梁大工地的外围，防止不堪劳苦的劳工们的逃亡。　　　　当然了，这些军队也要吃粮食，也要花钱，一样要开支……　　　　为了重修汴京，花费在人力方面的开支已经非常极为惊人了，而以上这些，还远远不是全部；毕竟，要修造宫殿，在“人”之外，还需要“物”。　　　　前文中，我们提过开采巨木的例子，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些未来的梁柱们惊险的运输过程。所有那一切，比如产地偏僻、交通不便、现开水道、招募筏工……方方面面的因素累加起来，最后只能体现在账单数字的暴涨上。按《金史·本纪第五》的记载，“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两千万——这就是不辞辛苦运来一根合适木头的代价！　　　　而木头，还只是美丽宫殿的骨架而已，而其它的玩意儿，也照样不省钱。按《正隆事迹记》的说法，施工材料取舍的原则很简单：　　　　　　将旧营宫室台榭虽尺柱亦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　　　　——虽说原汴京宫殿群遭了火灾，被烧得一塌糊涂，但也很难说就烧到连一片瓦都没法用的程度吧？那么多宫殿，总有过火轻重的吧？轻的那些，备不住还有点什么能用上的吧？　　　　不管，一律不用，全换新的。　　　　　　至於丹楹刻桷、雕墙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华丽之极，不可胜计。　　　　而《金史·本纪第五》对此的说法，倒更有文学气息一些：　　　　　　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　　　　其中，这句“金屑飞空如落雪”，曾经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脑子里根本没有建立对黄金的感性认识，不由得想：金屑飞空，那得是多壮观、多奢华的场面啊？后来才知道，敢情黄金的比重大、延展性高，一滴黄金抻个一两公里没有问题，所以细密的金屑才能“飞空”；反过来，能“飞空”的金屑，一定轻得要命，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　　　　当然了，即便如此，加工时如落雪般的金屑，也足够衬托出宫殿的豪奢程度了。如此种种，“一殿之费以亿万计”，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工地上又来了个太监……　　　　该太监我们前面提过，他就是“性便佞，善迎合，特见宠信”的梁珫。当年还在上京的时候，完颜亮询问为什么自己栽的莲花都不活的原因时，正是这位梁珫款款回答“上都地寒，唯燕京地暖，可栽莲”。这样迎合完颜亮的好同志不受重用，那也着实没有天理；这不，现在他虽不能以太监身份直接统领汴京宫室重修工程，但还是被完颜亮点名，多次跑来“替天行道”，监督施工进程了。　　　　在当时，工程总指挥是张浩（左丞相，从一品），副总指挥是敬嗣晖（参知政事，从二品）。如此声名赫赫的当朝宰相和当朝执政官，见了这位从首都跑来的、比自己低了七级/五级的小太监梁珫（近侍局使，从五品），不仅没有任何人身歧视，而且还很懂事、很体贴地“曲意事之，与之均礼”。李鸿章怎么说的来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要是这类事儿都做不好，他二位的仕途恐怕早就断在宰相和执政之前了……　　　　梁珫大老远跑过来，当然也不是为了疗养。在首都皇宫里，他只有看完颜亮眼色的份儿，到了这儿，也该轮到别人看看自己的眼色了；否则心理收支不平衡，窝了一肚子坏账，那又何苦来当这个钦差？　　　　而如今，想扬眉吐气，简直是再容易不过了，横挑鼻子竖挑眼都不用，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折腾你们个半死——“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珫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珫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　　　　随便一句话，大伙就全白干，可还拿他没辙。那么，什么才叫“善”呢？梁珫的标准很简单，翻译成简体中文就三个字：超豪华。于是，成本已经“以亿万计”的宫殿在他扔下一句话之后，“成而复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务极华丽”。　　　　——昂贵的宫殿建了再拆，拆了再建，这个造价又该怎么算呢？　　　　从上面的情况介绍看，这个特大工程完全是在挥霍国力，而且还是那种掏空国库、耗尽民力的挥霍。对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件定个目标、听听汇报、发发指示就足够了的事情；而它对全国百姓造成的耗损和伤害，又会有谁真正在意呢？　　　　而要追溯源头，这个恶政的责任，当然也只能是完颜亮一个人来承担。以他的个性，事事都要追求极致，追求一点也不打折的完美结果——掌权，就要 “天下大事，皆自我出”，一点权柄都不给别人留；开战，就非要达到“执其君长问罪于前”的最爽程度；好色，就非要“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一般女人还不满意。由此，他所定下的“重修汴京”，当然也是一个绝不妥协的目标——而也正是因此，张浩、敬嗣晖、梁珫等人才得以“事主以忠”，将一个造宫殿的任务活活铺张成了奢侈靡费的典型。　　　　而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他完颜亮的一分要求，在下面就会被自动放大成十分、一百分，更何况他从来就是要十分、要一百分呢？　　　　以完颜亮的智力和对历史典故的熟稔程度，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任性胡为的后果，但是，他还是无所顾忌地继续着穷奢极欲的修建工程。果然，随着这座被称为 “南京宫室”的超豪华建筑群的逐渐落成，很多事情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天德、贞元乃至正隆早期还相对太平的大金之“鼎”的内部，“温度”已经快速升高，某些东西已经离“沸腾”不远了。　　　　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但是，很明显他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他自信能够控制局面——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就在修建南京宫室的同时，他又下令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同样劳民伤财的备战工作，根本无视当时已是“天下骚然”……　　　　现在，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拉回到工地上吧。渐渐的，“高标准、严要求”不计代价打造的全新南京（汴京）皇宫，也一点点地出现在大金南方的地平线上。　　　　正隆五年（1160年）八月，在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完颜亮就下令尚书省户部里负责“发卖给随路香茶盐钞引”的“榷货务”、负责“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的“印造钞引库”收拾行囊，“起赴南京”。现在看起来，之所以首先将这两个管钱的政府部门迁移到新都，大概是出于方便工程所需钱物就地运筹的考虑。　　　　转年就是正隆六年（1161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与迁都南京有关的事情吧：　　　　正隆六年二月，完颜亮和整个朝廷开始由中都出发，开始了大搬家的旅程；　　　　正隆六年四月，已经到了洛阳的完颜亮，下令随行的“百官先赴南京治事”，某些中枢部门“各留一员”，大约是放在身边好办事的意思；　　　　正隆六年六月，花了两个月、一路悠游过来的完颜亮，终于抵达了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的南京近郊，工程总指挥、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迎遏”。　　　　短暂休息一晚后，第二天就是入城式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在《金史·本纪第五》的记载中，这件事发生在他抵达南京的当晚，“是夜，大风，坏承天门鸱尾”。　　　　其中，“承天门”是南京皇城的城门，“承天”二字有“承天启运”的宏伟含义，应为南京的正门；作为这个说法的例证，完颜亮也正是从这里进宫的。顺便说一句，如今作为我们国家象征的天安门，在清顺治改名以前，也叫“承天门”，同样是明清皇宫的正门。　　　　而所谓“鸱（音：齿）尾”，也作“鸱尾”或“螭吻”，可就是个传说中的怪物了。相传龙生了九个不成龙的儿子，其中老二就是鸱尾（也有说是老九的）。既然是传说中的怪物，那么说法就多了去了，有的说它“好吞”，有的说它是“水精”；不管是什么，有一个特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认为它能对付火。所以，古代宫殿最高处——房脊——的最左和最右两头，往往要各造一个鸱尾，以期望这对宝贝儿能够防止火灾。当然了，也有些宫殿上的鸱尾不止一对，大概是为了更好的防火，谁知道呢……　　这就是鸱尾，出现在房脊的端点处　　　　可是现在，城门——最重要的承天门；鸱尾——最显眼的两端，居然活活被狂风吹坏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新皇城入城式的头天晚上！　　　　要说不吉利，还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么？　　　　而在宋人熊克所撰《中兴小记》中，及宋人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所辑张棣《正隆事迹记》中，这件不吉利的事情有了变化，但是被描述的更加让人郁闷。　　　　《中兴小记》说，完颜亮入城，进入南薰门时暴雨突至，搞得“仪从皆不可举”——想想湿淋淋的举旗仪仗队伍，也就不难想出那个倒霉落魄样儿——而等完颜亮走到承天门时，更是“迅雷大作”（打个岔：要是为了对仗，下一句我看应该是“电驴狂奔”……）。但饶是“天变如此”，“（完颜）亮不知惧也”。　　　　《正隆事迹记》说的差不多，也是说完颜亮进南薰门时突然暴雨大作，“仪制、音乐皆不能举”——连喇叭也进水了——等走到承天门时，更是“雷风迅作，拔去一窗门”，更血腥的是，“未及开关，拆击三守门吏死”（此处“拆”字我个人疑为“柝”，指守门人巡夜敲更用的那个梆子）。之后等完颜亮进了门，正如起初莫名其妙下了暴雨一般，天气又莫名其妙地“复霁”，晴了……　　　　古人很喜欢以天变喻人事，这一回如此不吉利的事情被记在史书里，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烘托完颜亮的不可长久了；而对从不相信鬼神的完颜亮来说，这些所谓的“天兆”，根本没有任何值得考虑的必要。理所当然的，他的南伐计划，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决定了完颜亮终局的，除去战场上的刀兵外，总共有四件大事。　　　　其中的第一件就是“迁都南京”，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　　　　在介绍第二件大事“备战南伐”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金宋开战之前，那一段段吊诡变诈的往事吧。　　　　　　　　　　　　　　　　　　　十、南伐　4：兵信　1　　　　　　　　率兵南伐、推翻赵宋王朝、统一天下，是完颜亮目前最关注、最在意的一件大事。但是，即便在大金内部，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想法。　　　　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正隆三年（1158年）五月，完颜亮对大臣们说，　　　　　　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卿意如何？　　　　在前文中，我们没有提到他究竟是对什么人说的，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现在，我们依据《正隆事迹记》，再来看一看吧：　　　　在场大臣：　　　　　　李　通　　吏部尚书　　（正三品）　　　　翟永固　　翰林承旨　　（即“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负责“制撰词命”）　　　　敬嗣晖　　宣徽使　　　（实为“左宣徽使”，与“右宣徽使”均为正三品）　　　　韩汝嘉　　翰林直学士 （从四品）　　　　然后，完颜亮“首问吏部尚书李通”。　　　　这位李通，是《完颜亮的一生》中出现的第五位跻身《金史•佞幸传》里的“高手”（前四位按本文出场顺序，依次是谄佞的萧肄、令史高怀贞、聪明人萧裕和说评书的张仲轲）。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既然是佞幸，必然是既聪明又受宠，现在这位李通当然也不例外。　　　　以李通的角度来看，完颜亮的这句“卿意如何”立刻就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它确实貌似可以打上一个谦虚的问号，但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问句？换言之，皇帝完颜亮究竟是在“询问”，还是在“说”？　　　　其次，如果它不是一个问句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要弄得像个问句？　　　　因此，答案其实很清楚：第一，这不是问句；第二，他在让大家表态！　　　　“以阿谀面从，惟佞是务”的李通，心里瞬间就想通了，立刻回答说“正知天时人事不可失也”。　　　　由此看来，不把李通打入《佞幸传》，也着实是浪费这个人才了。虽然“天时人事”究竟如何“不可失也”、“失”了以后又会如何不堪，李通没有、也根本就　不打算给出一个论证，但是——所有事情都坏在这个“但是”之后——但是这个回答是百分之百“政治正确”的，而政治正确的回答，永远就是“最正确”的回答。　　　　果不其然，完颜亮“深悦之”，高兴地转头问下一位，翟永固。　　　　翟永固这个人，在讲述完颜亮改革科举时我们提到过，曾经当过命题的主考官。虽然他的官当得不小了，可毕竟是个读书人，碰上这样的问题，还是本能地以读书人的观点作出了第一反应：　　　　　　宋人事本朝无衅隙，伐之无名。纵使可伐，亦无烦亲征，遣将帅可也。　　　　这是《金史•翟永固传》里的说法。而按《正隆事迹记》里的记载，他的话甚至更要反战一些：　　　　　　燕都始成未数载，帑藏之匮乏未补，百姓之疮痍未痊，岂可再营汴都而重劳民力？况江南乃继好之邦，岁以厚币礼陛下，同（个人疑为“岂”）可无名出师而重劳征伐哉！臣为二事俱不可。　　　　——燕京盖好了没几年，国家财政缺钱补都补不上，老百姓还没缓过来，怎么能为营造汴京再重重地耗费民力呢？何况南宋是我们的友好邦邻，每年都出血孝顺陛下您，怎么能胡乱出兵而再次费力征伐呢？我觉得吧，这俩事儿都不能干。　　　　如此回答，读书人的节气肯定是保持了，而皇帝那边，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喜欢听么？当然连百分之一的可能都不会有。一点都不奇怪地，完颜亮怒斥说，此事“非老奴婢所知”——得，这么一句话，翟永固就成了没见识的老丫鬟了……　　　　现在，完颜亮爱听什么已经很清楚了。之后，懂事的敬嗣晖立刻附和李通的意见，“臣与李通所奏同”；而究竟也还是个读书人的韩汝嘉，却站在了翟永固的一边，“臣与翟永固所奏同”。　　　　这么明显的局，居然还有人梗着脖子说不中听的话！完颜亮气了个半死，让翟永固与韩汝嘉这两个不长眼的翰林靠边，“殿侧听旨”。二人在候旨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看来“重则刀锯，轻则鞭笞，必不能免”了。没想到这时候完颜亮召来另外一位翰林、“翰林待制”的綦戬（音“齐简”；翰林待制是正五品），来给自己讲晋史。綦戬的课上完了，完颜亮“怒稍霁，赦而释之”，门外忐忑不安的两位翰林才算逃出生天。　　　　顺便说一句，翟永固这个人，也是经历挺曲折的一位。我们说过，他因为科考出题的问题吃过完颜亮的瘪子和三十板子，但是马上又被晋为礼部尚书。正隆例降的时候，满朝二品以上的官帽子、散阶成片贬值或落地，翟永固的光禄大夫（从二品上）位阶却被保留，“以宠异之”。由于这次答话不合完颜亮的意，翟永固回去以后上书要求退休，但似乎没有收到回音。比较气人的是，半年多以后，完颜亮赐宴百官，在门外候旨参加的翟永固，却突如其来地接到了退休令，饭没吃着便“归卧在家”，　从此退出了完颜亮的视野。总的来说，完颜亮对翟永固，其实除了言语过分以外，并没有怎么真的难为他。在后世的金世宗时代，翟永固再次被起用，应该说，过得　还不错；虽然实职只是正三品的“尹”，却享受着金世宗为他特批的“执政”（尚书省内、从二品以上、非宰相的主管官员）的政治待遇，按现在话说，就是“高了　半格”。最终，他实在干不动的时候要求退休，第二年就去世了，确实是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晚年。　　　　话题拉回来。这一次，翟永固和韩汝嘉没有受到完颜亮的惩罚，但是，不惩罚“不会说话的”，不代表不奖励“会说话的”。第二天，圣旨降下：正三品的吏部尚书李通，越级晋升为正二品的右丞，从六部首长，直接跨入尚书省的“执政官”序列；正三品的左宣徽使敬嗣晖，晋升为从二品的参知政事，同样跻身“执政官”序列。　　　　以如此标准打造出来的官僚，日后会有什么表现也就不难猜出了。我们大概还记得，其中的敬嗣晖，后来担任南京营建工程副总指挥的时候，对一个比自己足足低了七级/的近侍局使、小太监梁珫，又是如何“曲意事之、与之均礼”的了……　　　　在这里，也顺便扯开了说几句吧。我们还记得，当时敬嗣晖的上司、工程总指挥、左丞相张浩，对待梁珫也是一样的表现。但是张浩这个人，其实还是个不错的官员，他的猥琐举动，多少也有点不得已的成分。　　　　实际上，他也算个读书人，曾在“承应御前文字”任内被赐予进士及第，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读书人的习气。在决定重修南京宫室之前，他就直言“往岁营治中都，天下乐然趋之。今民力未复，而重劳之，恐不似前时之易成也”，明确地向完颜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完颜亮不仅“不听”，还反过来“治病救人”般地指定他当了工程总指挥。我们说完颜亮对付人确实有一套，张浩对此大约深有体会吧。　　　　这回完颜亮征求对南伐的意见，张浩又是不同意。只不过，张浩做人比较委婉，他不愿意那么直接地让皇帝下不来台，于是决定报告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　　　　　　臣观天意，欲绝赵氏久矣。　　　　——大宋要完蛋，天上有说法！　　　　语出突然，完颜亮当场“愕然”：　　　　　　何以知之？　　　　张浩答道：　　　　　　赵构无子，树立疏属，其势必生变，可不烦用兵而服之。　　　　咳，闹了半天，关键在于“可不烦用兵而服之”，您还是别南伐了……　　　　空欢喜一场的完颜亮“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　　　　从这个事情我们能够看出，张浩其人，有点小狡猾，更多的是夹缝之间的难受。他的本心不允许他支持南伐，但是，他又实在没有撕破脸面大喊反对的胆量。从前他在六部当官的时候，就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能耐，“簿书丛委，决遣无留，人服其才”；如今在完颜亮面前，这分才干却渐渐转化成了小聪明，也确实是巨大压力下的无奈变形。　　　　最终，张浩由于曾经反对重修汴京、曾经反对南伐，在后来的金世宗时代得到了高度信任；他所举荐的一些人才，如纥石烈志宁等人，也陆续成为大金朝廷的栋　梁。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不多讲了，这里就以一件事作为他生平的简略结尾吧。金世宗初年，皇帝身边的近侍们闹着要取消科举。金世宗说，我和太师议一下再定。　于是，当时身为太师、尚书令、南阳郡王的张浩，就这么被叫到金世宗面前。　　　　　　金世宗问：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　　　　张浩回答：有。　　　　金世宗问：谁欤？　　　　张浩回答：秦始皇。　　　　金世宗看着身边的左右近侍，郁闷地说：岂可使我为始皇乎！　　　　于是，“废除科举”这件事，再次因为张浩的小聪明而搁浅；而因此保留下的科举，也为大金继续造就着一代代的人才。　　　　关于张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只用左脚都能想出来，在皇帝的嘉许下，“主战派”自然会成为朝议的主流。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那么“聪明”，都那么喜欢南伐。比如，我们之前提　到过的太后，就为完颜亮的南伐计划忧心忡忡，很不赞成这个想法；而在我们刚刚讲的翟永固、韩汝嘉、张浩之外，“不长眼”的“反对派”的名单，也还在不断地　延长。　　　　就在以上对话发生的当年，担任“贺宋主生日副使”的魏子平，结束访问顺利归来。关于这个差事，我们也稍微展开说一下。按皇统和议确立的金宋交聘制度所规定的，每年无论是大宋皇帝生日还是大金皇帝生日，对方都要派出专门　的使团去祝寿，领队的主使称为“贺生辰国信使”，简称“生辰使”。在大金这边，我们前文介绍过，完颜亮的生日被称为“龙兴节”，而对面大宋那边，赵构的生日则被称为“天申节”。使团中，有领队的主使，还有副使，以及被区分为上、中、下三节的从人，总人数一般是几十，有时也能上百。而主使、副使加上三节从人，就被统称为“使节”。　　　　把话头拉回来。这时候已经动心南伐的完颜亮，对刚从大宋回来、有着最新观感的魏子平，自然要盘问一下：　　　　　　苏州与大名孰优？　　　　这里的“大名”就是大名府路的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据1001n个人判断，这个问题的意思应该是，距离大宋首都临安不远的著名城市苏州，和距离大金首都不远的著名城市大名，哪个更发达一些？毕竟，这两个城市，距离各自的首都都只有一百多公里。　　　　现在看来，完颜亮应该是想借这个问题，来判断南伐的必要性。当然，他希望获得的答案一定是“苏州”；毕竟，比起繁华不可胜数的江南大镇，早就醉心于汉文化的完颜亮不可能还喜欢“土里土气”的大名。　　　　一贯爱说实话的魏子平，回答很简单：　　　　　　江、湖地卑湿，夏服蕉葛，犹不堪暑，安得与大名比也。　　　　——那破地方，又潮又湿，夏天穿树叶子还嫌热，咋能跟大名比呢？　　　　没说的，完颜亮“不悦”……但是不悦之外，魏子平也没遭到什么惩罚。　　　　扳着手指头算算，太后、翟永固、韩汝嘉、张浩、魏子平，反对的人还真不少。而以上这些，也还不是全部：　　　　　　尚书左丞（正二品）耶律安礼（曾在完颜亨一案中担任主审），反对，被降为南京留守（正三品）；　　　　　　尚书左丞（正二品）纥石烈良弼（与耶律安礼不是同时担任此职务），反对；　　　　　　右谏议大夫（正四品）兼著作郎（从六品）杨伯雄，反对，被发落修撰起居注，并不再被召见；　　　　　　司天台提点（正五品）马贵中，委婉反对；　　　　　　祁宰，激烈反对……　　　　咦？这祁宰，是什么人？　　　　大活人。　　　　当然了，专门点出这个大活人，也是因为他实在活不了很久了。　　　　　　　　　十一、南伐 5：兵信 2　　　　　祁宰，本来是北宋医官。后来汴京城破，俘虏祁宰因为自己的一技之长，被录为金朝太医。应该是因为表现还挺好，祁宰被不断提拔，以致后来担任了太医院的二把手太医使（从五品），散阶甚至达到了中奉大夫（散阶，从三品下）。　　　　作为一个宋人、“解放干部”，祁宰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金朝的信任和重用；而在职务不断升级之外，他还多次受到了完颜亮的赏赐。一个显然没有后台的降官，能够得到朝廷的赏识，这份际遇是多么难得，祁宰心里当然是有数的。想到这些，他就老想做些什么来报答大金，记载在史书上就是“常感激欲自效”。　　　　可是，对一个医生来说，老实治病以外，还能有什么才算额外的报恩呢？真是个麻烦事啊……　　　　不过很快，一个“机会”就出现了：正隆四年（1159年）二月，完颜亮公开向朝臣宣布准备进行南伐。　　　　在长于江淮、深受传统儒家影响的祁宰看来，这个明显不对头、有可能威胁到大金社稷的举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为了报效待他甚厚的大金，他决定上谏，劝止皇帝这个疯狂的念头。　　　　但是，完颜亮何许人也？那么刚愎自用的皇帝，能听自己的意见吗？再说了，万一说崩了，以完颜亮的暴虐，自己的这条小命还有么？　　　　可是祁宰还是决定上谏。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这种渗透到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信念，有时候的确可以让人鼓足勇气，去向喜怒无常的君王说一些他肯定不爱听的话。　　　　但即便能够豁出去，也还有一个大问题——他压根没法和完颜亮说上话！　　　　毕竟，他是医生，不是文武官员，没有朝见的资格。作为医生，哪怕是个官居五品、阶至三品的医生，他也还是连上奏折的资格都没有！　　　　于是，祁宰耐心地等待着机会。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等，居然活活等了十一个月。直到正隆五年（1160年）的正月，机会总算来了：终于，元妃病了，终于，完颜亮召他入宫了……　　　　他是因为什么进来的？“给元妃看病”。那么，他进来以后干什么了呢？“既入见，即上疏谏”——病娘娘靠边，老子是来上谏的！　　　　简单说，善者不来的祁宰，他这份反对南伐的谏疏，大致分了以下五条意见：　　　　——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　　　　第一，祖宗牛叉不？这事连牛叉的祖宗都办不到；　　　　——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　　　　第二，宋人实在是无辜；　　　　——加以大起徭役，营中都，建南京，缮治甲兵，调发军旅，赋役烦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　　　　第三，国力不逮，人民需要休息；　　　　——间者昼星见于牛斗，荧惑伏于翼轸。巳岁自刑，害气在扬州，太白未出，进兵者败，此天时不顺也。　　　　第四，天象也不对；　　　　——舟师水涸，舳舻不继，而江湖岛渚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此地利不便也。　　　　第五，战场变化，优势兵种变劣势。　　　　综上所述，南伐不可行。　　　　他的意见也算是条分缕析，并列关系确实用得不错；仔细修改一下，把条目重新整理、内容重新编辑一遍，大概还要犀利。当然了，古代的论辩文经常就是这样，定性远多于定量，结论常常先行于证据，并列的未必并列得工整合理，递进的也不一定层次分明。不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的作者们最追求的是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要的就是咄咄逼人的味道，其它都是细枝末节。祁宰这篇论述，很可以算是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在完颜亮听来，这个莫名其妙的“祁五条”先是抬出祖宗吓人，再扯什么宋人无罪，尔后分别以人事、天象和军队战斗力为论据，试图自洽成一个理论体系；再以此全新出炉的“祁宰体系”来彻底证明南伐不可行，岂能不郁闷？　　　　更让完颜亮郁闷的是，从天到地，从地到天，万事万物多么神奇——呃，世间就没有了南伐的道理么？不给君王留一点面子，不给南伐留一点话口，对早已定下的政策突然发难，简直已经有了“这么多客观事实，根本就是真理，谁不服谁也来辩论啊”的味道。你能说他说的就全是错的？不能。可是辩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在对方挑起的话题上说“对”——挨了这一记窝心脚，完颜亮焉能不怒？　　　　更让完颜亮发怒的是，整篇言论肆意攻击当朝皇帝及朝政——哦，祖宗牛叉，我就弱了？这话你也敢暗示得？此外，什么叫“师出无名”？我想南伐就不能成为一个名头了？还有什么“大起徭役”、“赋役烦重，民人怨嗟”、“人事不修”，你骂谁呢？最烦超自然力那一套玩意儿，你还左一个“太白未出”，右一个“进兵者败”，口口声声“天时不顺”——最后还说我的军队打不了水仗，你怎么知道就打不了？！　　　　“祁宰体系”、“无法认错”、“肆意攻击”，这三大理由已经让完颜亮暴怒不已了。可是，祁宰是干什么来的来着？哦对，给俺的爱妃治病——反了你了，病不去治让娘娘窝着，一个医生，跑这儿专程叫板，想当千古忠臣、想当比干了？　　　　——好，那就成全你！　　　　怒气已经无法遏制的完颜亮，当即命令将祁宰“戮于市，籍其家产”。而前文我们提到的那位翰林待制綦戬，偏偏正好是祁宰的女婿。如此一份时政奏疏，不是由翰林来递而是由医生来递，完颜亮没法不去猜疑，这东西究竟是谁的主张？问綦戬，綦戬说“实不知也”，一脸的无辜。无辜也没用，照样挨了一顿板子。　　　　由此，祁宰成为了南伐之议中，唯一一个直接因此丧命的人（如前所述，太后之死与此有关，但反对南伐并非直接原因，勾结外臣图谋不轨才是正罪）。　　　　祁宰就这么死掉了。在后世金帝时代，祁宰被树为了道德标兵，受到了重重奖励，表彰他不屈于暴君的勇气。先是被追赠资政大夫（正三品中），发还了被籍没的田宅，尔后在金章宗时代，又将他的儿子由忠勇校尉（正八品上，估计应是受祁宰遗荫）、州酒监公史（品级不详，似为未入流），提升至尚药局都监（正九品）；然后在制定功臣谥号时，由李秉钧提名、金章宗批准，将祁宰的谥号定为“忠毅”。而在《金史》中，对祁宰的评价可谓是极高了：　　　　祁宰一医流，独能极谏，其后皆如所言。海陵（完颜亮）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顶了天了。　　　　从道理上讲，祁宰也算是死得其所，终于如被剖心的比干一般，得到了忠烈的美名。但是，即便以古代的忠义观念为标准来衡量，他的作为就是正确的么？　　　　祁宰上疏的本心是什么？现在我们只能往两个极端猜测：或是“出于公心”，为了制止南伐；或是“出于私心”，为了青史留名。猜测他只为了“青史留名”，大概是有点太诛心了，那么我们就从最平实的角度，认为他的动机真是出于公心，试图停止南伐吧；至于私心是不是也想顺便出点名，我们姑且不论。　　　　既然如此，我们恐怕就要问一句，这个动机的结果如何呢？有没有真正停止南伐呢？答案很显然，没有。当然，他不是皇帝，再有什么样的动机也难于改变南伐的计划。但是，我们不妨再问一句，这样犯颜极谏，究竟有没有可能停止南伐呢？　　　　完颜亮的为人，祁宰不可能不知道。对于一位追求完美、“国家大事，皆自我出”的独裁君王来说，是否会允许他人对自己定下的方针任意指手画脚？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已经是基本共识的状态下，祁宰言辞激烈，根本不给皇帝保留一点面子，只是自顾自地、系统性地驳斥南伐计划，是否明智？是否真正有利于停止南伐？答案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祁宰本人并不是完颜亮征求意见的对象，也不是以议政为职业的官员，而只是一位御医。我们并不是说御医就不能为苍生进言，而是无论如何也先要考虑一下时机和场合对不对吧？叫你给元妃看病，你撇在一边不管，反倒是不管不顾地端出一堆反对南伐的意见，让皇帝如何不怒？关键是，皇帝也是人，当你不管不顾地激怒他以后，他能听进你的意见的概率还会有多大？　　　　进而，你制止南伐的想法，又能有多大的实现机会？　　　　如果祁宰事先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那么只能说他比较愚忠；如果事先想到了还要这样去做，把一件本来就很可能失败的事情的失败因素，继续人为地加以扩大，最终使得“停止南伐”变成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他本来的用心，也就很难不让他人怀疑了——你真的只是为了停止南伐么？你真的不是只让自己在青史留名么？　　　　而换个角度看，这样的事情，必定弄得统治者极为难受。毕竟，上谏的人说的都是天下什么什么的那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还不能说他不对，因为这也是你极力鼓吹的。那么，赏他吧，会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这样的人岂非是会越来越多？不理他吧，朝臣里不懂事的，没准还要共振一下，岂非是平添烦恼？罚他吧，自己没理不说，没准还正中对方下怀，万一人家就是专程来图名的呢？读书人最讲功名，而功名功名，如果没有“功”，那么退一步为了“名”，人们也是要争破头的啊！　　　　因此，对于这样的极谏，统治者一定是非常厌烦的。在史书中，这样的事情简直是数不胜数，某某舍命极谏，皇帝大怒，杀掉，最后如祁宰一般弄个“天下冤之”，然后一切又回归原点，合理化建议依然没人实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此“忠臣”实际还起了个反作用，那就是让统治者更加地讨厌反对意见，本来合理的主张变得更加遭忌，从此以身作则地钳制了其余忠良的嘴——由此，上谏人起到的究竟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平心静气来看，激怒皇帝杀掉自己，也肯定属于典型的陷君于不义的行为：你杀了我，立刻变成昏君；我被你杀，从此感动中国——而这并不是什么高难的定理，任何人都可以想到；因此，若是统治者能够想到这一点，必定更加郁闷：凭什么我就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任你挤兑呢？因此，完颜亮的暴怒，也确实是一点都不奇怪。　　　　而以完颜亮的特立独行来看，他一向习惯于极端的手段对付臣子，于是，宁可让自己背负暴君的名声，豁出去给你这个忠义之名、给你这个让天下百姓崇敬的机会，也一定不能让你活着讨到任何其它便宜；同时，也以你这具尸体来警告其他可能还潜藏着的蠢蠢欲动的人，从此不要再找我的麻烦！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祁宰真的是为名而不惜速死、进而走出极谏这招险棋的话，那么他还真是分毫不差地号准了完颜亮的脉。总的来看，要么是愚忠、要么是别有心计的祁宰，虽然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仍然是死得一点也不冤。　　　　事情可以有很多种做法，但是，有些道理和原则是共通的。这也就决定了，在任何时代，无论高调可以被拔到多高的地步，祁宰也不会受到当朝者真正的欢迎。　　　　祁宰死了以后，完颜亮立刻召集皇宫中各司局的所有官员到咸德门，公布了杀掉祁宰的事情。以正常的逻辑判断来看，祁宰的罪名很可能并不是反对南伐（如我们前文挨个罗列的那样，并没有第二个人因为反对南伐而直接丧命，甚至因此遭贬斥的也不到一半），而应该是“言所非宜”，也就是乱说不该由他说的话；至于 “贻误病人”之类，大概也能作为副罪顺便捎带上吧。不用说，公布这个消息，当然也是为了以儆效尤。　　　　南伐之议，至此盖棺论定。　　　　就在战车隆隆启动以前，大量的信息已经陆续飞向了南边。　　　　红色警报！　　　　　　　　　　　　十二、南伐 6：兵信 3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始至终竭力推动南伐的，确实正是完颜亮自己。有个这个念头，下面连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并不奇怪了。　　　　正隆三年（1158年）正月，在向自己的大臣宣布着手南伐之前一年，完颜亮居然就已经向宋使公开表明了这个意思。当时，大宋的贺正使（也是皇统和议里规定好的，双方逢春节时互派使节祝贺，称为“贺正旦国信使”，简称“贺正使”）孙道夫完成祝礼，在回宋之前上殿辞行。本来就是个礼节性的事情，可完颜亮非把对方搞出一身冷汗来——他命令时任左宣徽使的敬嗣晖，向孙道夫宣读诏谕：　　　　归白尔帝，事我上国多有不诚，今略举二事。　　　　——回去告诉你家皇帝，你们对待我们上国大金不够诚心，现在就随便说两件事吧。　　　　尔民有逃入我境者，边吏皆即发还，我民有逃叛入尔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辞不发，一也。　　　　——你们有些百姓逃入我们境内，我们的边防官员全部立刻予以遣返，而我们的百姓叛逃到你们境内的，我们有关部门进行追索，往往只能得到你们的托词，就是不遣返，这是第一件事。　　　　尔于沿边盗买鞍马，备战阵，二也。　　　　——你们在边境地区偷偷购买马匹，准备打仗，这是第二件事。　　　　且马待人而后可用，如无其人，得马百万亦奚以为？我亦岂能无备。　　　　——而且有了马匹，还必须要有人，这些马匹才有用。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就算得到一百万马又能干什么呢？我方又怎么能不作防备呢？　　　　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　　　　——何况我不拿下你们大宋也就算了，如果真想拿下，也不是什么难事。　　　　完颜亮的这席话，自然是很不客气的。问题是，其中的关键性论据，也就是所谓“招降纳叛”和“盗买鞍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的“招降纳叛”，在当年却是一种很严重的指控，几乎可以被理解为战争行为。　　　　在金宋关系堪称蜜月时，双方在制订友好条约的谈判过程中，金人就反复强调双方不能随意招诱对方人户，收纳叛亡，记载在双方签署的官方文件《誓草》中，就是“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　　　　尔后，简直就像专门考验这条规定一般，原南京留守张觉，据守平州，公开叛变大金。在明知收纳此人是背信弃义的前提下，幻想能够白白获得这块以其它方法无法得到的平州地区的宋徽宗，仍然利令智昏，连续发出密令试图招纳张觉，并许诺给张觉一个节度使的位置。果然，张觉率军归宋，也获得了泰宁军节度使的头衔，并还被允许世袭平州。多次出使大金、很了解金人心理的赵良嗣竭力反对，可最终大宋朝廷还是一口气向张觉发出了泰宁军牌、敕书、诰命等，彻底以官方书面命令的方式，认可了他的叛逃；作为一种鼓励，甚至还“以银绢数万犒军”。　　　　得到张觉叛变消息的大金反应很快，派出了完颜阇母率军讨伐，却先胜后败，最终还是完颜宗望收拾了局面，攻破平州。虽然没有抓获张觉，却意外缴获了几乎所有大宋颁发给张觉的官方文件，从敕书到诰命，甚至还包括宋徽宗的御笔手诏，其中居然有“吾将与汝灭女真”这样的话。　　　　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书画造诣很高，他自创的瘦金体字更是堪称艺术瑰宝；但当金人看到这句笔笔皆是铁划银钩的御笔文字后，恐怕也是睚眦尽裂、怒火难抑了……　　　　毫无疑问，这件事彻底摧毁了金宋本来交好的关系。而在这之后，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又发生了：在后来大举伐宋之前，完颜宗望听说被击败的张觉逃入位于宋地的燕京，便向大宋索要。大宋起初回复说“我们不知道”，而在对方的巨大军政压力下，后来又不得不交出人来——已经够尴尬了吧？可是谁能想到，到这时候了大宋居然还在耍小聪明，交给金人的不是张觉，而是一个貌似张觉的死人！　　　　结果，最让大宋难堪的事情发生了：金人不仅识破“此非（张）觉也，实系某人”，而且直接点名说“（张）觉自藏于王宣抚（即王安中）仗库”，其情报之准实在令人汗颜。由此，金军放出狠话，“若不与我，则举兵自取之”。话说到这个份上，在金人面前已经彻底没了面子、没了信用的宋徽宗，只好密令王安中杀掉张觉（插一句：张觉发现自己成了牺牲品，破口大骂宋人，也算加速了这个过程），尔后将张觉的脑袋交给金人，才算最后了帐。　　　　饶是如此，“张觉叛金”一事最终还是成为了震怒的金太宗决意伐宋的直接原因。是啊，谁能与一个不仅公然背信弃义，而且竟然暗自勾结叛徒准备灭亡自己的统治者、与他的政权继续友好共存下去呢？　　　　张觉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细数起来，大宋对大金“招降纳叛”的对象，却也远非张觉一人。问题是，大宋每次招纳，每次还都无力维护这些叛徒，结果每次面对交涉时都得低三下四地赔罪，最终，每次也仍然要老实地向金人交还叛徒——最让人郁闷的是，到了下回大宋还是不长记性，继续图谋招纳——今天的我们，简直都无法理解当时的宋帝和朝廷，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甚至在整个北宋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终末期，宋徽宗还试图打算招纳已经被金兵追杀的辽天祚帝，说“招来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之”，也不知道要来以后干什么用，莫非是养个皇帝型宠物？唉，彻底服了……　　　　因为招降纳叛，金宋反目成仇；因为招降纳叛和其它一些因素，金军大举伐宋，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也因此，“招降纳叛”成为后来金宋关系中一个极为敏感的事项，说对方“招降纳叛”，那真是离战争指控不远了。　　　　那么，现在完颜亮指责南宋招降纳叛，是不是确有其事呢？　　　　——完全是在栽赃。　　　　事实上，由于张觉事件，直接导致金宋交恶、尔后使得北宋灭亡，这个深刻的教训一直为南宋所谨记。在金熙宗时期，金宋终于达成皇统和议，南宋更是分外珍惜这个好不容易才到来的和平，对于向来敏感的“招降纳叛”，宋高宗赵构不仅不敢主动为之，相反多次告诫地方官们“毋纳北人”——不是不想收留，实在是不敢哪！前车之鉴不远，南宋又怎么有胆量做这事呢？至于一些金人逃亡而未被遣返，倒很可能真是跑没影了一时抓不回来，完颜亮把这个也怪罪到宋朝官方政策上，确实是在故意冤枉人了。　　　　那么，“盗买鞍马”呢？　　　　——也是在栽赃。　　　　不错，与宋军先后对阵的辽军、西夏军、金军、蒙军，都善于使用骑兵作为主要突击力量。反观有宋一代，军马数量一直是个大问题，而其中的战马，更是始终稀缺，甚至远远无法达到使骑兵部队满编的程度。在这么个基础上，宋人如果试图备战，当然要大量购买马匹，否则肯定无法抗衡拥有强悍骑兵的金军。　　　　问题是，宋人备战了么？　　　　根本没有。　　　　我们刚刚说过，皇统和议以后，南宋非常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完全没有主动攻击金的想法。而“边境有宋人买马”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但因此便直接将其认定为官方行为也很勉强，毕竟当时还有不少商人在做这个生意，以便通过边贸赚取更大利益。　　　　这么看来，完颜亮专门提出“招降纳叛”、“盗买鞍马”，实在就是为自己的南伐现找借口。而宋使当然也明白，这两个突如其来的指控，其严重程度非同一般。说孙道夫吓出一身冷汗，恐怕都是轻的。　　　　不过，既然打算南伐，完颜亮又为什么事先要向宋使透风呢？难道觉得这个事情不用保密？也说不通啊，毕竟，这时候还没有真正开始备战呢。　　　　其实，完颜亮此举，就是为制造战争提前埋下伏笔，日后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作为“历史上我们早就提出过，而你们……”的论据；　　其次，非要将这两个问题上纲上线地看，确实也都是有风可捕、有影可捉的现象；　　第三，它们都出于民间自发，官方其实是难以实际控制的，因而无论对方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彻底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