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有造于吾党者，诚不鲜也。予被幽使馆中，第觉饮食之可厌，而并未念及饮食之可以置毒，故尚日进乳茗少许，间或啖鸡卵一枚，得借延残喘，以待予良友之营救。厥后接康德黎君来简，而食量之增与睡境并进矣。○第五章　良友营救自礼拜五日即十月十六号后，英仆柯尔始为予效奔走，求解脱。柯尔之妻尤尽力。其于礼拜六日即十月十七号密白予友康德黎君之书，即出自柯尔妇之手笔。康德黎君接书，已在是日夜间十一点钟时。书曰：“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林行仙lin yinsen。”康德黎君既得此书，其感情若何，可以不言而喻。时虽深夜，然恐营救无及之故，急起而检查马凯尼君之居址；居址既得，即匆匆出门，驰往求见。夫此等不名誉之举动，实以马凯尼为主谋，而予友不知，反驰往哈兰区harley place三号之屋，向之求助。时已礼拜六夜十一点一刻钟。予友既造其庐，则见重门紧闭，人声俱无。不得已出至场地外，则梅尔蓬路marylebone road中有一值夜之警察，警察目注予友，若甚疑者。据该警察谓此屋空闭，期以六阅月，居中人均往乡间云云。予友叩以何能详悉若是，则反唇以稽曰：“三日前有盗夜破是屋，闻于警署，警署因是而查得屋中人之姓名及其现在之踪迹。所谓六阅月始回者，其言当不谬也。”康德黎君闻言，乃驱车至梅尔蓬巷mary－lebone lane警署，以予被拘事呈诉于值日警监。继复至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在私室接见，允其呈诉一切，以便存案。惟康德黎君所诉之事，颇出常情之外，殊难置信。侦探长静听既毕，即告以此事关系重大，非渠所能主持云云。迨康德黎君步出警署之门，已在夜半后一点钟，然所事则并未见有丝毫进步也。翌日上午，康德黎君奔驰至甘星敦kensington，就商于其友，意欲往见现寓伦敦之中国某税务司，乞其以私情晋谒中国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属非理，宜三思而行云云。康德黎君之友颇不以此策为然。于是复往哈兰区三号屋，盖其意以为屋中人虽往乡间，必有一二守宅之人，或可访得马凯尼君之踪迹及其通信之地。讵知既抵其处，除于盗劫之事更闻一过及睹一二斧凿散弃地上外，更不能别获丝毫之消息，以踪迹彼同化东亚之外交家。康德黎君乃往访孟生博士，既及门，见有一人趑趄于门外，则中国使馆之西仆柯尔也。盖柯尔是日决计躬往康德黎君之家，尽以中国使馆拘予之密史倾吐于予友。康德黎君家人告以予友已出访孟生博士，柯尔乃疾趋至孟生博士之门外，意欲俟康德黎君之来，而并谒孟生博士。柯尔随康德黎君入，即授以予函，是函系予以名片二纸缮成者。康德黎君乃与孟生博士同阅之，文曰：“予于前礼拜日，被二华人始则诱骗，继则强挟入中国使馆。予今方在幽禁中。一二日后，将乘使馆特雇之船递解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噫！予其已矣！”孟生博士既备闻斯情，即与康德黎君从事营救。康德黎君叹曰：“设马凯尼君未下乡，则此事当无难措手；不幸马凯尼又他出，吾侪当于何处求之也？”柯尔闻言，即告之曰：“马凯尼君何尝远出？彼固无日不赴中国使馆。幽孙氏于其室中者，马凯尼也。以孙氏付于吾，令吾严密防守，勿使得逸者，亦马凯尼也。”柯尔此言，实足使康、孟二君骇愕不已。且此事既由马凯尼主谋，则营救不免更难，措置益须加慎，设非就商于政府中之秉政者，恐未易为功矣。柯尔经孟、康二君诘问后，又答称中国使馆诡称孙氏为疯汉，拟于二日后即下礼拜二日押解回国。至轮舟之名虽不得而知矣，然伦敦城中有名麦奇谷mcgregor者，柯尔知其必尝与闻斯事也。又谓本星期内忽来中国兵三、四名，止于使馆中，使馆向无此等人物，是则兵士之来当与孙氏之起解必有关系也。柯尔临行时，康、孟二君各予以名刺一纸，俾转授于予。盖一则欲借此以稍慰予心，一则证明柯尔之确已为予奔走也。孟、康二博士复往苏格兰场警署，拟再求警察出而干涉，或可有济于万一。值日之侦探长谓康德黎君曰：“君于昨日夜半后十二点半钟时尝来此陈诉，乃时未久而君又来，此时实不及有所为也。”孟、康二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筹良策，于是决计赴外部姑为尝试。抵部后，部中人告以下午五点钟时复来，当令值日司员接见。如期复往，书记员招待甚有礼，而于二君陈诉之辞不能不疑信参半。既而谓本日适值星期，无可设法，当于翌日转达上官云云。二博士无如何。既思时期已极迫促，设中国使馆即于是夜实行其计划，将奈之何！况更有可虑者，彼使馆所雇者或系外国轮船，则英政府虽欲搜检，亦安从而搜检？盖人犯既已被解，轮舟既已开行，设为英国船，则不及搜索于伦敦，尚可截留于苏伊士河；若为外国船，则此望亦等诸泡幻矣。二君因毅然决计，先径往中国使馆，告以孙某被拘事已为外人所知，英政府及伦敦警署已知其拟将孙某递解处以死刑云云，俾中国使馆闻之，或将有所惕而不敢遽行。孟生博士以中国使馆稔知康德黎君与予相习，故决计只身前往。于是孟生博士驰赴波德兰区四十九号，叩中国使馆之门，令门外守兵招一华人之能操英语者出见。俄而一中国通译员出接，其人即唐某，始则捕予于途，继则饵予于使馆者也。孟生博士启口第一语，即曰“某欲一见孙逸仙”。唐某面作踌躇之色，口中喃喃曰：“孙……孙……”一若不知斯名之谁属者。既而答曰：“是间并无此人。”孟生博士即告以孙某确在是间，无庸讳饰，今英国外务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署且已派员彻查云云。然唐某竭力剖辩，谓此种消息纯属谬妄。其言侃侃，其色肫肫。虽以旅居中华至二十二年、善操厦门方言其熟如流、而于华人之性情习俗又号称洞悉之孟生博士，亦不觉为所摇惑，几疑予被拘之事之全不足信也。若唐某者，洵不愧为中国之外交家，将来出其善作诳语之才力，何难取卿相、列台阁？孟生博士归为康德黎君言：“当其辩白之时，形容极坦率，辞气极质直，甚且谓孙某被幽之信，或出孙某之自行捏造，冀以达其不可测度之目的焉。”康、孟二君为予奔走营救，至是晚即礼拜日下午七点钟时始各分袂。然二君均以所谋无当，意殊不慊。且恐中国使馆既知英政府已有所闻，或即于是夜实行递解亦未可知，否则亦必将移禁他处。二君所虑，不为无见。幸当时之所谓曾侯按即曾纪泽，龚使之前任也者，甫自伦敦返国，已将居宅退赁，否则使馆中人必且以予改禁曾宅，而反请英政府赴使馆检查，以辟外间之流言，而示推诚相与之态度矣。虽然，改禁之计虽可无虑，而递解之期既定于礼拜二日，则承载之轮舟是时必已安泊于船坞可知。彼使馆或托词押解疯汉，在夜深人静后，借免途人之属目，而因以纳予于船坞，又未可知。此予友之所以不能无惴惴也。○第六章　访求侦探予友康德黎君以是不能释然于心，计惟有遣人密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借以侦察其行动。因急往访某友，某友告以“思兰德号”slater’s firm之所在。“思兰德号”者，美国私家侦探设于伦敦本区所谓伦敦本区者，盖伦敦全境分为若干区，而此则名伦敦城，即伦敦本区也以待雇者也。顾是日为礼拜日，康德黎君既抵佩星和尔街basinghall street，见有花刚石所建华屋，审为“思兰德号”，即按其铃挝其门，甚且大声以呼，而屋中阒然无应者。盖以礼拜日之故，循例休业。然则英国于礼拜日无应办之案乎？曰：非也。所谓礼拜星期者，不过借人为之力强分一月为若干部分，借以取便于世俗而已。彼犯案者，何尝辨其为礼拜日与非礼拜日哉！康德黎君不得已与在途巡警相商，且与御者互相讨论，此御者已知中国使馆之案，而颇欲尽力驰驱者也。既而定计往最近警署，康德黎君入见，具陈中国使馆之事。警官问曰：“君所欲侦察之地果何在乎？”予友曰：“在西境之波德兰区。”警官曰：“嘻，君盍回西境谋之。若本署则属伦敦本区，与西境无涉也。”康德黎君之意，固知东境与西境之警署同一无济，因复请曰：“可由贵署遣一侦探往伺中国使馆否？”警官曰：“是不能，伦敦本区之警察实不能与闻西境之事。”康德黎君曰：“然则贵署亦有更事既久而今已退闲之警察，愿为予略尽微劳，以邀少许之酬谢者乎？”警官曰：“是或有之，当为君搜索也。”警署中人互相商议，冀得一相当之人以充数，既而曰：“得之矣，有某某者似可以膺斯任也。”予友叩以其人之居址，则曰：“斯人寓蓝藤斯敦leyton－stone，君今夜恐无从访得之。盖今为礼拜日，固君所知也。”既而警署中人又聚议良久，始得一相当之人，其所居在伊士林敦islington之吉勃斯屯场gibston square。既以其姓名居址见告，予友乃兴辞而出。予友既出门，思先往报馆，以予被逮事告诸新闻记者，而后赴伊士林敦访侦探。即驱车至太晤士报馆谒其副主笔，馆人出会客启一纸，令予友声明请见之缘由。予友大书曰：“中国使馆之诱捕案。”时已夜间九点钟矣。馆人约以十点钟时再往相见。于是予友赴伊士林敦，访警署介绍之侦探。既抵其境，搜觅良久，始得吉勃斯屯场。其地殊幽暗，少灯火。既得吉勃斯屯场，复按户检查，始得警署所示之某号。予友叩户而入，所谓某侦探者固自不误。而其人以事不克承命，愿转荐一人，予友不得已诺之。特其所荐之人之居址，须求诸其人之名刺，于是倾筐倒箧，并破衣败絮之中亦复搜寻殆遍。既而见一纸，谓予友曰：“得之矣。虽然，此人近方守护伦敦本区某旅馆，勿庸至其家访之也。”予友踌躇者再，既见侦探室中有数童子拥挤一队，乃请于侦探，令速具一函，遣一童径送其人之家，予友复偕同侦探亲访其人于某旅馆，是两者必遇其一矣。部署既定，予友与侦探驱车至某旅馆。馆在巴毕干即古堡邻近，顾探索良久，迄未见是人踪影。既而知旅馆须于十一点钟始闭门，则是人亦必于是时始至。康德黎君因令同行之侦探在旅馆外候其友，而己则驰赴太晤士报馆，尽以予被捕事告记者。记者以所言缮存一纸，而登载与否，则当听报馆之主裁。康德黎君是日回寓，已在夜间十一点半钟。及十二点钟，而拟雇之侦探尚未至。康德黎君虽甚焦闷，而热心豪气曾不稍灭。计惟有亲赴中国使馆，躬自侦守于门外，果有潜解人犯事，可立起而干涉。因以此意告诸康德黎夫人，与夫人握手而出。康德黎君甫出门，即与一人相值，审知为奉命而至之侦探，乃偕彼赴中国使馆。是时虽已十二点钟半，而使馆内灯火犹明，人影未息，是可知孟生博士昼间一言，实足致个中人之惊扰也。康德黎君令侦探伺于一亨生车内，车在渭墨街weymouth street街南屋宇下，介于波德兰区及波德兰路之间。是夜月明如水，中国使馆出入虽有二门，而车中人并可瞭见。万一予于深夜被押解出，则车中人得以驰逐于后，以踪迹予之所往，若步行则必有所不及也。予友康德黎君归寝，已在二点钟时矣。此一日间所为之事，如禀诸政府，诉诸警署，告诸报馆，而终则密遣侦探伺察于使馆之外，予友一日之心力竭，而予命亦赖是以获全。○第七章　英政府之干涉礼拜一日即十月十九号，康德黎君复往“思兰德号”，雇一侦探授以方略，令旦夕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及午，康德黎君以本国外部命，将此案始末缮成禀牍，上诸部。盖英外部之意，欲筹一非正式之办法，冀中国使馆就此释予，免致酿成国际上不堪收拾之交涉。况予之被逮纯出传闻，或得诸密诉，尚无确实之证据，故当事者谓不用正式交涉为宜。迨英政府质诸格来轮船公司，而知中国使馆确曾雇定船舱，于是始了然于不特私捕人犯为非虚，且实行递解亦在即。于是此案经由英政府办理，而予友之责任始宽。英政府遣侦探六人密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并密饬附近警署加意防守。予有欧装小影一帧，系游美时所摄写者，英政府发交警吏，借资辨认。盖外国人未尝赴华游历者，其视华人面目几于彼此相同，无甚识别，故予平时所摄之影殊不足资英警察之用；若此照则不特身服西装，且有短须，即额上发亦理成欧式也。吾华虽为早婚之国，而留须极迟，其有此资格者大抵已身为人父或为人祖父，若予当时则行年犹未三十也。及礼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号，英政府缮就保护人权令，拟饬中国使馆或马凯尼将人犯交出审讯。嗣以中央刑事裁判所不允，遂未见实行。是日十月二十二号下午，有《地球报》globe特派访员造见康德黎君，询以中国使馆诱捕之某华人，其生平行事及本案情节。康君尽以所知相告，并称尝于五日前即礼拜日即十月十八号以孙某事告于太晤士报馆，继复于礼拜一日即十月十九号续往报告，故康德黎君之意，此案宜向《太晤士报》首先发表。既而康德黎君又谓《地球报》访员曰：“虽然，君试以笔录者为吾一诵之，吾当为君正之也。”于是访员以所草之稿，向康德黎君诵毕，康德黎曰：“甚是，君可即以此登报，惟稿中不可述康德黎之姓名。”此案于未经刊布之前，知者已不乏人，当礼拜二日即十月二十号之晨至少已及二三百之数。然彼到处谘询、随事刺探之报馆访员，则至礼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号之下午而始有所闻，亦可异也。迨报界风闻，则事难更隐。自《地球报》揭露此可惊可愕之异闻，而覃文省街四十六号之屋几乎户限为穿，予老友康德黎君遂觉应接不暇矣。《地球报》发行后不及二小时，《中央新闻》及《每日邮报》各有访员一人登予友之门，咨访此事。予友虽力主缄默，然于本案大概情形，仍举一二以告。两访员兴辞后，径往中国使馆求晤孙某，其出接者即彼机变环生之唐先生。唐先生力称使馆并不知有孙某。于是访员示以《地球报》所刊新闻。唐大笑曰：“是皆欺人之谈，纯出凭空构造。”《中央新闻》访员乃正告之曰：“君无庸讳饰，彼孙某被幽于斯，若不立行释放，则明日之晨将见有数千百之市民围绕使馆，义愤所发，诚不知其所极耳！”唐某仍声色不动，且狡展更甚于前。既而访员等四出以求马凯尼之踪迹，得诸米突兰旅馆mid－land hotel。其与访员问答之辞，详见英国各报纸，今转录如下：中国使馆参赞马凯尼勋爵于昨日下午三点半钟赴外部，面陈一切。马凯尼答某报访员之问曰：“某甲被留于中国使馆一事，除报纸已载之消息外，我殊不能更有所陈述。”访员曰：“外部刊有布告，谓外部大臣萨里斯伯lord salis－bury已照会中国公使，请其将拘留之人释放矣。”马凯尼曰：“诚然。”访员曰：“敢问此照会之结果若何？”马凯尼答曰：“某甲自当释放，然释放之时须力顾公使馆之权利，勿使稍受侵害。”厥后又有某报访员晋谒马凯尼，马凯尼谓之曰：“彼拘留于本使馆之华人，并非孙逸仙。此人之果为谁某，及其既抵英国后之一举一动，本使馆洞悉靡遗。彼之赴使馆系出自己意，并非由使馆之引诱或强迫或拘捕。盖华人之来伦敦者，独居无俚，人地生疏，而至使馆问讯或与使馆中人聚语，固属常有之事。特此人之来，其形迹似有所窥伺，且自恃使馆中无识其人者，故敢为之而无忌。初时由使馆某员接见，既而介绍于我马凯尼自谓，谈言酬酢之中，彼无意倾吐一二语，始疑及此人者殆即本使馆所伺其举动、稔其平昔之某某也。迨次日复来，而其人之为某某确已征实，遂拘留于此，俟中国政府训令既至，而后量为处置。”马凯尼之论国际问题则曰：“某甲华人也，非英人也。中国之公使馆不啻为中国之领土，其有统治权者惟中国公使一人而已。华人之赴公使馆，既出自其人之本意，而公使馆以其有罪案嫌疑之故，即加以拘留，此在外人实无干涉之权。设其人而在公使馆之门外，则办法即从而大异。盖门外为英国之领土，公使馆非先请信票，即不能逮捕也。”马凯尼又答曰：“某甲虽被拘留，然使馆并不视为囚犯，起居饮食均甚优待。外间所称某甲或受非刑，或遭虐迁等语，殊堪嗤笑。”马凯尼又谓英国外部已来函质问，公使馆拟即备文答复云云。《中央新闻》曰：“马凯尼勋爵自外部回中国使馆后，即趋至龚大人之寝室，告以外部大臣萨里斯伯必欲将孙逸仙释出使馆之种种理由。”马凯尼之所言所行是否正当，非予所欲言，直宜听诸公论，并质诸其一己之良心而已。在马凯尼之意，以为彼之举动亦自具有理由，然在头脑清醒者当不出此，而况马凯尼又身为使馆参赞，其职位至为重要乎！且不第身为参赞而已，彼唐先生不云乎：中国公使仅拥虚名，而使署大权则尽操诸其手也。当时予友所以营救予者，几于无计不施，录新闻纸一则亦足以见其大概也：“现访得孙逸仙之友，曾筹备一勇悍之策，以为援救。后由外部及苏格兰警署向某等担保，谓孙某在中国使馆决不至受荼毒，其策因以作罢。盖孙君之友已请于包华斯谷子爵viscountpowerscourt，拟登家之屋顶，攀缘以达中国使馆，破孙君所居室之窗，挟之而出。子爵家在波德兰区五十一号，与中国使馆比邻。某等并将此计密达孙君。孙君虽被中国使馆加以桎梏，行动不得自由，然仍密报其友，谓如蒙相援，当于室内用力毁去窗棂，以期出险等语。其友辈并备一车，候于中国使馆侧，待孙君既出，即乘车疾驰至其友家。”报纸所载虽不尽无因，然与事实略有异同。盖英仆柯尔于十月十九号遗书于予友康德黎君，谓某于今夕当有一绝妙机会，可使孙君攀缘至波德兰区邻屋之巅，借以出险；君如以此计为可行，则请商准邻屋主人，遣一人待于其室，借资援手，并望赐复以定进止云云。康德黎君既接此书，即持赴苏格兰场警署，乞遣一巡警与康德黎君偕往波德兰区，用相协助。惟警署中人，以为此等计划不免损失威严，殊非正办，故力劝予友勿行；并谓孙某必能于一二日后，由中国使馆正门徜徉以出云。○第八章 省释十月二十二号，柯尔携煤篓入，微示意于予。待其既出，就篓中捡得一纸，则剪自《地球报》者。其载予被逮情形，颇称详尽，即观其标题已足骇人心目，如曰《可惊可愕之新闻》，曰《革命家之被诱于伦敦》，曰《公使馆之拘囚》。予急读一过，知英国报界既出干涉，则予之生命当可无害。当时予欣感之情，真不啻临刑者之忽逢大赦也！礼拜五日即十月二十三号自朝至午，仍幽居一室中，未见有何发动。及傍晚四点半钟，彼监守予之使馆卫兵，一中一西，忽发键而入，谓予曰：“马凯尼君在楼下待汝。”旋令予纳履戴冠，并加外褂，既毕，即导予至最下一层。予意英政府或将遣一人搜检，故若辈欲藏予于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虽告予省释在即，然予终未敢遽信。既而忽睹予友康德黎君，又见有与予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为之一舒，而知省释之言为非谬矣。与予友偕至者，一为苏格兰场之侦探长，其一年事已老则英外部之使者也。马凯尼当诸人之前，将搜去各物一一还予，并对侦探长及外部使者为简短之说辞，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为此，期在使本公使馆之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云云。予当时方寸激扰，更不能深辨其言之趣味，然在今日观之，则其所云云，岂非毫无意旨，而又童騃之甚者哉！既而马凯尼告予，谓予已恢复自由，遂与予侪一一握手，启使馆之侧门，肃予侪出。予侪于是出门下阶，由使馆屋后而入于渭墨街中矣。兹事虽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从后门出，在中国外交家方且自诩其交涉之间又得一胜利，其为有意简亵，固无可讳言。彼马凯尼虽非华人，然固同化于华俗，而又于东方风气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责，则马凯尼又必有随机而发之诡辞，如谓使馆前厅既为报馆访员所占，而使馆大门之外又为千百市民所围绕，当时英国外部之意急欲将此案暗中了结，勿俾张扬，则使者之出虽由后户，而于英国当道之用心固不失为体贴尽致也。英人观念与华人不同。在英人方以为外交之胜利，而中国使馆只须于省释时之举动间略加播弄，即不难一变而为中国外交之胜利。故予之省释，在英华两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予省释之前，外部使者于衣囊中探一纸授马凯尼。马凯尼才一展阅，即毕稔其内容。是可知此纸所书，仅寥寥数语而已，然予之生死则固系于是矣。既出使馆门，则渭墨街中之环而待者，亦至拥挤。彼报馆访员见予，即欲要予叙话。侦探长急拥予入一四轮车，与予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驱至苏格兰场。侦探长名乔佛斯，在车中危言正色向予诰诫，甚且呼予为顽童；谓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车抵白宫区某旅馆前，忽焉停轮，予辈自车中出，立于道旁。瞬息间，各报访员已绕予而立。予辈自波德兰区驰骋至此，已半英里有余，而各访员又何能突然出现于此？中有一人，予见其曾跃登御人之侧，与御人共坐而来。然此外尚有十余人，岂盘踞于予辈车顶而偕来者耶？各报访员虑予一入苏格兰场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盘桓，因要予于某旅馆前，俟予出，即拥予至旅馆之后屋。其为势之强，较诸唐某等曳予入使馆时为尤甚；而各访员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较诸中国使馆之渴欲得予头颅为尤剧也。予既入旅馆，被围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访员随答随写，其疾如飞。予观其所书，心窃异之，盖予当时犹未知其所用者为速记书法也。予言既穷，无可复语，忽闻予友康德黎君呼曰：“诸君乎，时至矣！”予仍被拥簇入车，向苏格兰场进发。警署之视予，直同一无知少年，即观于侦探长乔佛斯可见。盖乔佛斯诚挚之容色，坦率之言辞，长者之对于卑幼则然也。予既入警署，即将前后所遭历述一过。警官录毕，向予宣读，读毕命予署名纸末。所历可一小时，乃偕予友康德黎君兴辞而出。康德黎君挈予归，相见之悲喜，接待之殷挚，自无待言。康德黎君夫妇等，咸举杯为予头颅寿。是晚求见予者弗绝，至深夜始得就寝。此一宵睡梦之酣，实为予有生以来所罕觏。连睡至九小时，忽为楼上群儿跳号之声所警醒。第闻康德黎君之长子名坎思者，谓其弟妹曰：“柯林，汝扮作孙逸仙。柰儿，汝扮作马凯尼。我则为援救孙逸仙者。”未几，喧闹杂沓之声大作，马凯尼被扑于地矣，孙逸仙被援出险矣。于是鼓声咚咚，笛声呜呜，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布列颠之前锋队》the bri－tish grenadiers。礼拜六日即十月二十四号，来访者仍终日弗绝。予与康德黎君一一应答，几于舌敝唇焦。且来访者无不亟亟问讯，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设予侪漫应曰“赖使馆中人之密为传递”，则使馆中人之厚予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摈斥，是大不可也。乃英仆柯尔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辞退，不愿复役于中国使馆。是则以一身之去，免余人于嫌疑，而予侪亦可以道破实情，谓居间通信乃出于柯尔之力也。至外间谓予厚赂柯尔因得脱险，殊非事实。予以密信授柯尔，并以二十镑，固谓柯尔为予效奔走，不得不稍偿其劳；讵知柯尔即于得金之次日，转授于予友康德黎君，谓此为孙某之物，请予友代为收贮。及予既归，始知其事，乃以二十镑力迫柯尔受之。予当时财力止此，故所赠亦止此，揆诸方寸，殊嫌未惬也。当十月十八号即礼拜日下午柯尔为予投书至康德黎家时，既已按铃入门，达于厅事，知予友已外出，乃请见康德黎夫人。仆闻言，入白夫人。柯尔独立厅事中，瞥见厅之一隅有一华人伫立而望，因大惊失色，自思此来必已为使馆所知，故遣人尾随至此。迨夫人出，柯尔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无恐。盖立于室隅者实一塑成之中国人形，其大小与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时赏其塑制之工，遂购归，设于厅事。骤见者往往怪诧，而柯尔心胆既虚，则惶恐尤甚也。予当日遭逢，大略尽是。是时英议院尚未届召集之期，故不知议院云何。然予自出险之后，相识渐众，伦敦及伦敦以外之英人多以是谬相推爱，极一时宾朋酬酢之乐焉。○附录当时英国报纸关于此案之记载评论，谨择要附录于下。其最先投函于伦敦《太晤士报》者，为荷兰学士profes－sor holland，文曰《孙逸仙案》：“记者足下：因孙逸仙案而发生之问题有二：一中国公使之拘留孙某，是否为违法举动？二设其为违法举动，而又不允释放，则宜用何种适当之方法，俾将孙某释出？第一问题之答语，固无庸远求。盖自一千六百又三年法国苏尔黎sully为驻英公使时，虽有将某随员判定死罪移请伦敦市尹正法之事，然自是厥后，凡为公使者罕或行使其国内裁判权，即对于使馆中人亦久不行用此权。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葡萄牙驻荷公使蓝陶氏leitao以见欺于马贩某，将该马贩拘禁于使馆，终至激起荷人之暴动，将公使馆搜劫一空。当时荷人威克福氏wicquefort对于蓝陶此举深致评驳，盖蓝陶氏固尝在大庭广众中演说万国公法，非不知法律者也。今孙逸仙既在英国，自当受英国法律之保护，乃公使馆骤加拘禁，是其侵犯吾英国之主权者大矣。第二问题虽不若第一问题之单简，然解决之方，要亦无甚困难。中国公使如不允将孙某释出，则英国借此理由，已足请该公使退出英国。如以事机急迫，恐饬令该公使回国之举或不免涉于迟缓，则以本案情节而论，即令伦敦警察入搜使馆，亦不必疑其无正当理由也。或谓使馆应享有治外法权，此治外法权一语过于简括，实则其意义不过谓使馆之于驻在国，为某种缘由之故，间有非该驻在国平常法权所能及耳。然此等享有权历来相习成风，业已限制甚严，且证诸成案，而于通行之享有权外，实不能复有所增益也。证诸一千七百十七年裘伦保gyllenburg之案，可见使臣驻节于他国，苟犯有潜谋不利于该国之嫌疑，则该国政府得拘捕其人，搜检其使馆。又证诸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茄赖丁llatin之御人一案，只须驻在国之政府以和平有礼之通牒报告使馆之后，即可遣派警察赴该使馆拘逮犯案之仆役。又除西班牙及南美洲各共和国之外，凡使馆已不复能藏匿犯人，即政事犯亦不得借此为逋逃薮，是又各国所公许者也。至于公使馆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羁禁，则驻在国之地方警察惟有斟酌情势所需，为实力之干涉，以资解决而已。今孙逸仙坚称被中国公使馆诱劫于道途，且将舁赴轮舟，以便解送至中国，是中国官场对于此案所负之责任，固无庸深诘。中国官场悍然出此，岂尚能有辩护之余地乎？万一诱劫之情果属非虚，押解之谋见诸实责，则此案之情之严重，不言可知。而其出于公使馆僚属之急于见功，亦可洞见麦丁博士rtin在北京同文馆教授国际法有年，使臣在外应遵何道以行，中国政府岂犹茫然未之审也？——十月二十四日荷兰由奥克斯福发。”楷文狄虚vendish者，生平于国际交犯之法律最极研究有素者也，其语某君之语曰：“孙逸仙一案，以予记忆所及，实无其他相同之例案可资引证。昔者桑西巴zanzibar，东非洲国名谋篡君位之人犯，系自行走避于伦敦德国领事署，挟德政府相厚之情，冀为庇护；既而国际法之问题起，德人不允交出，遂移往欧洲大陆之德属境内。此与本案截然不同。盖孙逸仙系中国之籍民，其所入者系本国之使馆，其逮捕者系本国之使臣，其罪名则系谋覆本国之政府，凡此所述如悉系事实，则只须由英国外务部出而为外交上之陈辞，而无须为法律上之办理，盖按诸法律实无可引之条也。”胡德氏mes od为荷兰氏所建之议，亦投函《太晤士报》，为法律问题之讨论曰：“荷兰学士所拟第二问题，虽揆诸情势，幸已无甚重要。然此端实大有足供研究者在。窃谓该学士所拟之答语，殊不足令人满意也。该学士论及中国公使万一不肯将人犯释放条下，有云‘以本案情节而论，即令伦敦警察入搜使馆，亦不必疑其无正当理由’云云。该学士既曰不必疑，则必有其可疑者可知；至于可疑者究竟何在，则该学士未之释明也。以该学士之所答，并不能谓为解决问题，只可谓之猜测而得一解决法耳。公使馆即或违法而拘留人犯，然伦敦警察并无入公使馆释放人犯之职权；万一有入公使馆而为此举动者，公使馆尽可以强力拒敌之，揆诸法律无不合也。以吾所闻，公使馆果有私拘人犯之事，则揆诸法律所可以行用之手续，惟有颁发交犯审讯之渝habeascorpus，即保护人权之令，若被捕后不即交审，可发此谕交由公堂讯判，如无罪则二十四小时后即应保释而已。顾事有难焉者，则此渝将交诸公使乎？抑交诸公使馆中之员役乎？设交诸公使或员役，而彼乃置诸不问，则可施以藐视公堂之处断乎？以予所知，实无成案可以援引也。荷兰学士又谓公使之所居应享有治外法权，其实公使馆与轮舟不同，彼享有此权者乃公使之本身而非公使馆也。相传公使之本身及其家属随员等，于民事诉讼得享有完全蠲免权，是以此等问题者，乃个人问题，而非居处问题；乃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诸公使及其家属随员等之问题，而非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诸公使馆之问题也。惟其然也，故予所拟颁布交犯审讯令之办法，似不免牵涉而有碍于邦交也。至引用成案，谓警察得持信票入公使馆拘捕在他处犯有罪案之人犯，如荷兰学士所谓‘公使馆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羁禁，则地方警察惟有为实力之干涉’云云。斯论也，实亦不足为万全之计，盖此等成案与孙逸仙案并无公同之点也。——十月二十七日胡德氏发。”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邮报》有论云：“孙逸仙者，即近日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拟置诸典刑，视同叛逆者也。顾此人他日似未必不为历史中之重大人物，然未经正当之法庭加以审讯，自不得谓为与会党有关，且不得谓该会党之举动确在倾覆中国朝廷也。彼以孙逸仙为叛逆者，仅出于伦敦中国使馆与夫广东官场之拟议耳。然孙君固非寻常人物，以开通之知识而目击中国数百兆人之流离困苦，彼一般华人之中，且有慨然动念、奋然思起者矣。据中国官场之宣告，谓此等华人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间起而图乱，其为之领袖者，则孙逸仙也。中国之不免于变乱，夫人而能言之；而其变乱之期之迫于眉睫，则无论居于外国之外人不能知，即寓于远东之外人亦罕有能知之者也。迨广州之变既作，以事机不密，倏就倾覆，而当事者仍漠然不动于心，至堪齿冷。他日变起，其可危必更甚于昔之金田军；盖其组织之新颖，基础之文明，较金田军尤数倍过之也。总之，领袖诸人以事机未熟，故暂图偃伏，非以偶然失败之故而遂尽弃其革命之计划也。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于满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战，而此派遂崭然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然历观中国历史中之崛起陇亩、谋覆旧朝者，其精神意气大都豪悍不驯；而孙氏则独不然，秉其坚毅之心志，不特欲调和中国各党派，且将使华人与西人、中国与外国亦得于权利之间悉泯冲突焉。然而事有至难解决者，则一举之后必有种种继起之困难，而此等困难最足使任事者穷于应付也。孙氏岂不知有大兴作，不得不借外国之国家与个人为之援助，然而中华全国方无处不为排外之精神所贯彻，是则欲泯除而开导之，固不能不有需乎时日也。总之此等事业，其性质至为宏硕，而其举措又至为艰难。惟孙氏则本其信心，谓他日欲救中国，势不能不出乎此，而目前则惟有黾勉以图，冀其终底于成功而已。孙氏诞生于火纳鲁鲁，受有英国完美之教育，且于欧美二洲游历甚广，其造诣亦至深。昔尝学医于天津，继复执业于香港。其躯干适中，肌肤瘦挺，容貌敏锐而爽直，举动之间毫无矫矜，而言语又极恳挚；至其知觉之敏捷，处事之果毅，尤足使人油然生信仰之心，是诚不可谓非汉族中之杰出者也。中国今日正与各国在专制时代无异，凡主张创行新政、革除腐败者，概被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传播其主义，势不得出以慎密。孙氏于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质之文字，发行于香港，而传播于中国南省。其于良政府与恶政府描述极为尽致，两两相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辞至为留意，虽以彼狠若狼虎、善于吹求之中国官吏，亦复未从而指摘之。中国人士得读此书，无不慨然动念。未几，遂有秘密会社之发生，则孙氏与焉。当中日战事未起以前，中国水陆两军，以上官之遏抑，已多怀怨望；即文官亦非无表同意者。况中国伏莽遍地，响应尤易。其初次起事之期定于本年三月间，时则火纳鲁鲁、新嘉坡、澳洲等处，纷纷输资回华。然人才尚形缺乏，军需亦未充足，遂改期至十月间。于时军械弹药陆续购备矣，香港之党人赴粤以攻广州矣，饷项亦甚形富足矣，外国之参谋官及军事家已延聘矣。日本政府虽无明白之答复，而党人则已请其援应矣。凡起事之谋，可谓应有尽有。不幸为奸人所算，泄其谋于当事，卒至全功尽覆。盖当时有侨寓香港之中国某富商，附和新党，知其集资购械等事可缘以为利，遂宛然以富商而为志士。既而知起事期迫，该商方为中日战事后某财政团之一，经营中国路矿等事，恐干戈一起则权利将受影响，遂不惜举党人之谋尽泄于粤官，而仍缘之以为利。党人之计既被所倾覆，孙氏即出奔于异国。此次以嫌疑被戮者凡四五十人，并悬赏以缉孙氏。孙氏由香港至火纳鲁鲁，复由火纳鲁鲁至美国。驻美中国公使馆中人闻孙氏之绪论，颇有志于革新。既而赴伦敦，思欲以鼓吹驻美使馆者鼓吹驻英使馆。而不意美使馆有阳则赞成革命，阴则志香港富商之志，思缘以为利者，密白其事于驻英使馆。而孙逸仙被使馆诱劫之案，遂因以演成矣。此案虽由马凯尼一再辩护，而孙氏之始则被劫，继则羁禁，固已无可讳言。至孙氏之得脱于祸，实赖友人康德黎博士之力云。”当时英人士讨论此案，多集矢于马凯尼，《太晤士报》最先著论抨击之，文曰：“欧洲各国方以目前为邦交辑睦、彼此相安无事之时，而岂知伦敦中国公使馆突然发见一案，其以破坏法律及成例，而足以惹起国际之交涉者，关系固不浅哉！孙逸仙被幽于中国公使馆之中，幸其财力犹足以暗通消息，俾其英国友人得施营救之计。英警署既派遣侦探密伺于公使馆之外，仰该使馆无由将孙氏运解至船。而外务大臣萨里斯伯又要求该使馆期以立释。幸而此案早破，得以无事。否则孙氏既被递解，就刑戮于中国，英之外务部必且致责言于中国政府，而勒令将本案有关之人一一惩办，其损害于邦交固何如哉！孙氏既被诱劫入公使馆，即由马凯尼勋爵出见，旋即被锢一室，直至英外部出而干涉，始克见释。夫马凯尼，英人也，乃亦躬与于此案。此案之失败固可预料，即幸而获免，然他日与于此案者亦必同受巨创，马凯尼此举不亦可异乎？闻中国公使当释放孙氏之时，谓渠之释放此人，期无损于使臣应有之权利。噫！此等权利似决非文明国所欲享有者也，设竟或使用此等权利，则其为不可恕，又岂待言？昔者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阿美尼亚人入使馆，意在絷其体，塞其口，而舁送登舟，递解回国，冀为土耳其皇之牺牲。孙氏之案，毋乃类是乎？”○马凯尼睹是论即复书该报曰：“贵报评论向极公正，乃本日社论中评某华人被诱于中国使馆一案，词连于予，殊失贵报公正之素旨。彼华人之自称姓名甚多，而孙逸仙其一也。贵报既历叙使馆与孙逸仙所述之案情，而对于予之行为则颇致微辞，是明明以孙逸仙之所言为可信，而以使馆之所言为不足据也。贵报引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阿美尼亚人事为佐证，殊不知本案并无所谓诱劫，彼原名孙文、伪名孙逸仙所供之辞，如谓被捕于道途、被挟入使馆等语，皆至不足信者也。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来在礼拜六日，即十月十号。二次之来在礼拜日，即十月十一号。治国际法学者对于孙逸仙被使馆拘留一节，无论作何评论，抱何见解，然必先知本案并无所谓诱骗，即其入使馆时亦并未尝施以强力或欺诈，此为本案之事实，而亦至可凭信者也。”观马凯尼此书，其云孙逸仙姓名甚多，是明明将以此肆其污蔑，使外国知予非正人。而不知华人习俗，多有以一人而兼三、四名者，此在马凯尼要无不稔知之也。华人自有生以后，襁褓中父母所呼之名，一也；稍长从师，学塾中师长所授之名，二也；既而身入社会，则有所谓字者，有所谓号者，惟名字屡易，而姓则不变。彼马凯尼之在中国，有称为马大爷者，有称为马凯尼者，有称为马晋山者，以此例彼，其道一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斯比克报》the spea－ker亦刊有一论，其标题为《波德兰区之牢狱》，论曰：“马凯尼者，役于中国公使馆者也。此公使馆之受役者，以不慊于《太晤士报》之评斥，而投函更正，是亦犹土耳其大僚胡资氏woods pasha为土政府辩护之故，而现身于英国之报纸也。然此事出诸真正之东方人，则不特为情理所宜然，而亦足征其性质之特别；若出诸假托之东方人，则适足以供嘲笑而已。马凯尼之布告天下，谓孙逸仙医士之入公使馆，并非由于诱劫；然使孙逸仙当时稔知彼延接者、招待者为何如人，孙氏固肯步入彼波德兰区之牢狱以公使馆在伦敦之波德兰区，故名而绝无越趄瑟缩乎？马凯尼于此语乃不置一答辞，何也？况马凯尼既睹孙氏被捕，而乃绝不设法以冀省释，直待外务部出而为坚毅之要求，始得出狱，又何故也？夫公使馆苟不欲解孙氏回国，何必系之于使馆中？马凯尼身在伦敦，且以迫于责任之故，遂不得不陷入此可怜之地位。若此剧而演于中国之广州，固不失为循法而行，至正至当也。马凯尼既遭失败，将使北京当道者病其无能，固应缄口结舌，自比于中国人之所为，而乃犹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于伦敦《太晤士报》乎？且使此次被劫者而为德国人或法国人，则事之严重将不可问，幸而其人籍隶中国，闻者不过一笑置之。而报纸之对于此事，亦仅如闻李鸿章之忽焉而畀以相位，忽焉而以未奉召命擅自入宫，被太后之谴责而已。然而自今以往，凡过波德兰区之牢狱者，不得不竦然以惧、哑然以笑也。下略”予得释后，即投函各报馆，以谢英政府及英报纸相援之情，文曰：“予此次被幽于中国公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尚公德、好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