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已极发达，全岛官吏，除总督尚为美人，余多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独立。将来其政治之进步，民智之发达，当不亚于世界文明之国。此即训政之效果也。美国对于菲岛何以不即许其独立，而必经一度训政之时期？此殆有鉴于当年黑奴释放后之纷扰，故行此策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在昔专制之世，犹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国主太甲、成王不能为政之时，已有训政之事。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何以谓之容易？因破坏已成，而阻力悉灭，阻力一灭，则吾人无所不可，来往自由，较之谋破坏时，稍一不慎则不测随之之际，何啻天渊。然吾人知革命排满为救国之必要，则犯难冒险而为之，及夫破坏既成，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续矣，此建设事业之所以坠也。今以一浅显易行之事证之。吾人之立同盟会以担任革命也，先从事于鼓吹，而后集其有志于天下国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精神，以创立中华民国为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条当众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认其为革命党也。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视吾党宣誓仪文为形式上之事，以为无补于进行。乃数年之间，革命党之势力膨胀，团体固结，卒能推倒满清者，则全赖有此宣誓之仪文，以成一党心理之结合也。一党尚如此，其况一国乎！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今世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也。故其对于入籍归化之民，则必要其宣誓表示诚心，尊崇其国体，恪守其宪章，竭力于义务，而后乃得认为国民；否则终身居其国，仍以外人相视，而不得同享国民之权利也。其对于本国之官吏、议员，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职。若遇有国体之改革，则新国家之政府，必要全国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赞同，否则且以敌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请观今回战后，欧洲之新成国家、革命国家，其有能早行其国民之宣誓者，则其国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则其国必大乱不止也。中国之有今日者，此也。夫吾人之组织革命党也，乃以之为先天之国家者也，后果由革命党而造成民国。当建元之始，予首为宣誓而就总统之职，乃令从此凡文武官吏军士人民，当一律宣誓，表示归顺民国，而尽其忠勤。而吾党同志悉以此为不急之务，期期不可，极端反对，予亦莫可如何，姑作罢论。后袁世凯继予总统任，予于此点特为注重，而同人则多漠视。予以有我之先例在，决不能稍事迁就，而袁氏亦以此为不关紧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听，于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制之表示也。其后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称帝之举，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极大之理由以讨罚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于是乃有劝告取消之举。袁氏帝制之所以失败者，取消帝制为其极大之原因也。盖以帝制之取消，则凡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为空想，而斗志全消矣。此陈宦所以独立于四川，而袁氏即以此气绝也。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强之劝告也。列强之所以劝告者，以民党之抵抗袁氏有极充分之理由也。而理由之具体，而可执以为凭，表示于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倘当时袁氏无此信誓，则其称帝之日，民党虽有抵抗，而列强视之，必以民党愚而多事，而必无劝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致失败。何也？盖袁氏向为君主之臣仆，而不主张共和者也；而民党昧然让总统于袁，已自甘于牺牲共和矣。既甘放弃于前，而反争之于后，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则不然矣。故得列强之主张公道，而维持中国之共和也。由是观之，信誓岂不重哉！乃吾党之士，于民国建设之始，则以信誓为不急之务而请罢之，且以予主张为理想者，则多属乎此等浅近易行之事也。夫吾人于结党之时已遵行宣誓之仪矣，乃于开国之初，与民更始之日，则罢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礼，此建设失败之一大原因也。倘革命党当时不河汉予言，则后天民国之进行，亦如先天组党之手续，凡归顺之官吏、新进之国民必当对于民国为正心诚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礼者，乃得享民国国民之权利，否则仍视为清朝之臣民。其既宣誓而后，有违背民国之行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于法律上始有根据也。如今之中华民国者，若以法律按之，则只有少数之革命党及袁世凯一人曾立有拥护民国之誓，于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国，而其余之四万万人原不负何等良心法律之责任也。而昔日捕戮革命党之清吏，焚杀革命党之武人，与夫反对革命党之虎伥，今则靦然为民国政府之总长、总理、总统，而毫无良心之自责、法律之制裁，此何怪于八年之间而数易国体也！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故由清朝臣民而归顺民国者，当先表示正心诚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为必要也。乃革命党于结党时行之，于建国时则不行之，是以为党人时有奋厉无前之宏愿魄力，卒能成破坏之功，而建国后则失此能力，遂致建设无成，此行与不行之效果也。所以不行者，非不能也，坐于不知其为必要也。故曰能知必能行也，理想云乎哉？革命党既以予所主张建设民国之计划为理想太高，而不知按照施行，所以由革命而造成此有破坏、无建设之局，致使中国人民受此八年之痛苦矣。然而民国之建设一日不完全，则人民之痛苦一日不息，而国治民福永无可达之期也。故今后建设之责，不得独委之于革命党，而先知先觉之国民当当仁不让而自负之也。夫革命先烈既舍身流血，而为其极艰极险之破坏事业于前矣，我国民宜奋勇继进，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设事业于后也。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予请率先行之。誓曰：孙文正心诚意，当众宣誓：从此去旧更新，自立为国民；尽忠竭力，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采用五权宪法；务使政治修明，人民安乐，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此誓！中华民国八年正月十二日孙文立誓此宣誓典礼，本由政府执行之，然今日民国政府之自身尚未有此资格，则不得执行此典礼也。望有志之士，各于其本县组织一地方自治会，发起者互相照式宣誓；会成而后，由会中各员向全县人民执行之，必亲笔签名于誓章，举右手向众宣读之。其誓章藏之自治会，而发给凭照，必使普及于全县之成年男女。一县告竣，当助他县成立自治会以推行之。凡行此宣誓之典礼者，问良心，按法律，始得无憾而称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否则仍为清朝之遗民而已。民国之能成立与否，则全视吾国人之乐否行此归顺民国之典礼也。爱国之士，其率先行之。○附录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征东发，美正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爰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终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划，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然以上之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无何，刺宋之案率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礮台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镑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消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夫以中山先生之知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闇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间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闇，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澹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进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于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耑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陈其美顿首按；此民国四年春之书也。○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或曰：“诚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则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按以先生之新发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则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为功。乃先生之论，有一跃而能致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者，其道何由？”曰：子徒知知之而后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之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夫古今来一跃而致隆盛者不可胜数，即近代之列强，亦多有跻于强盛而后乃从事于教育者。夫以中国现在之地位，现有之知识，已良足一跃而致隆盛，比肩于今世之列强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于不知不行也。而向来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其大者，则有欲图一己之私，而至于牺牲国家而不恤；其次者，则以一督军一师长而年中聚敛，动至数百万数十万；又其次者，则种种之作弊，无一不为丧国家之元气，伤残人民之命脉。比之他国之政策务在保民而治，奖士、劝农、励工、惠商以图富强者，则我无一不与之相反也。由此观之，若政府官吏能无为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积极作恶以害国害民，则中国之强盛已自然可致，而不待于发奋思为。是今日图治之道，兴利尚可缓，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则自然之进化，已足登中国于强盛之地矣。何以言之？夫国之贫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贫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国之土地则四百余万方咪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之富强，实头头是道也。在昔异族专制之时，官吏为君主之鹰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也。今经革命之后，专制已覆，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而已。为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为此需要，不必待于普通教育科学知识，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是中国今日欲富强则富强矣，几有不待一跃之功也。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处于荒岛，其所需要皆一人为之，不独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必自爨而后得食，自缝而后得衣，其劳苦繁难，不可思议，然其人亦习惯自然，而不知有社会互助之便利，人类交通之广益也。倘时移势变，此荒岛一旦成为世界航路之中枢，海客接踵而至，有悯此孤人之劳苦者，劝之曰：“君不必事事躬亲，只从所长专于一业足矣，其他当有人为君效劳也。”其人必不之信，盖以为一己之才力所不能致者，则为必不可能之事也。此犹今日中国之人，不信中国之富强可坐而致者，同一例也。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中国之为国，拥有广大之土地、无量之富源、众多之人力，是无异一富家翁享有广大之田园、盈仓之财宝、众多之子孙，而乃不善治家，田园则任其荒芜，财宝则封锁不用，子孙则日事游荡，而举家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此实中国今日之景象也。呜呼！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吾国人果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人人当自奋矣！夫以中国之人处中国之地，际当今之时，而欲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试陈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佣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工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此为欧美战后问题之一大烦难，而彼中政治家尚无解决之方也。倘我中国人能利用此机会，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我无穷之富源，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此所谓天与之机。语曰：“天与不取，必受其祸。”倘我失此不图，则三五年后，欧美工业悉复原状，则其发达必十倍于前，而商战起矣。吾中国手工之工业，必不能与彼之新机械大规模之工业竞争，如此则我工商之失败必将见于十年之内矣。及今图之，则数年之间，我之机器工业亦可发达，则此祸可免。此以实业救国之道也，国人其注意之。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资本则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其进行则多由冒险试验，而少出于计划统筹，且向未遇各国有投闲置散之全备工厂，为彼取材之机会如我之今日也。而其富源尚不及我之丰盛。然其实业之发达，今已为世界冠矣。试以其钢、铁、炭、油之出产而观其成绩。美国一千九百十六年所产铁四千万吨，钢四千三百四十八万吨。而我国每年所产之钢铁不过二十余万吨，较之美国不过四百分之一耳。美国同年所产煤炭五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万吨，等于九千八百万匹马力；所产燃油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万桶，等于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匹马力；所产自然汽约三百万匹马力；所发展水力电约六百万匹马力。夫钢铁者，实业之体也；炭、油、汽、电者，实业之用也。统计美国所发展之自然力约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五万匹马力，以一马力等八人力计之，则美国约有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力以助之生产。其人口一万万，除人力作工之外，每人尚有十三人之机器力为之助，而此十三人之机力乃夜以继日，连作二十四时之工而不歇者，而人之作工每日八时耳，机力则每日多作三倍之工，是一机力无异三人也，而十三人之机力则等于三十九人矣。《大学》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美国之所以富也。我中国人口四万万，除老少而外，能作工者不过二万万人。然因工业不发达，虽能作工者亦恒无工可作，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亦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过一万万人耳。且此一万万人之中，又不尽作生利之工，而半为消耗之业，其为生产之事业者实不过五千万人而已。由此观之，中国八人中不过一人生产耳。此国之所以贫，尚过于韩愈所云：“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较之美国人口一万万，而当有五千万人有工可作，而每人更有三十九人之机器力以助之，即三十九人有半作工以给一人，此其所以不患贫反忧生产之过盛，供过于求，而岌岌向外以觅市场为尾闾之疏泄也。此贫弱富强之所由分，亦商战胜败之所由决也。然则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发展中国之财源，而立救贫弱者，其道为何？倘以中国而言，则本无其法，更无迅速之法也。若欲中国之实业于十年之间，而发达至美国现在之程度，则中国人不独不能知，不能行，且为梦想所不能及也。是犹望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宅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以成此等之事业也。然若荒岛之孤人，肯出其岩穴所埋藏累累之金块明珠，以与海客谋，将其荒岛发展成为繁盛华丽之海市，而许酬以相当之金块明珠，则必有人焉，为之经营，为之筹划，为之招集人才，为之搜罗资料，不期年而诸事可以毕集矣。荒岛孤人，直可从心所欲，坐享其成耳。中国之欲发展其工商事业，其道亦犹是也。故其问题已不在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也，而直在欲不欲耳。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如其不信，请观美国工业发达之速率，可以知矣。当十余年前，美国之议继凿巴拿马运河也，初拟以二十年为期，以达成功，及后实行施工，不过八年而毕厥事。是比其数年前所知之工程，已加速二倍半矣。及美国对德宣战而后，其战时之工业进步更令人不可思议。往时非数十年所不能成者，而今则一年可成之矣。如造船也，昔需一两年而造成一艘者，今则二十余日可成矣。倘以战时大规模、大组织之工程，施之于建筑巴拿马运河，则一个月间便可成一运河矣。有此非常速率之工程，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所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专门名家，无不乐为中国效力，如海客之欲为荒岛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国政府《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书，已得美国大表赞同，想其他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也。果尔，则此后只须中国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今者宜乘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第八章　有志竟成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励来者，且以自勉焉。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兹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来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毕录于兹篇，当俟之修革命党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予乃介绍之于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尚无由知彼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塚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