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明朝边境的兵变和叛乱此起彼伏，1524与1533年，大同发生两次兵变，士兵们大多数投奔了他们本该誓死抵抗的敌人——俺答汗。　　几乎控制了明朝北部与蒙古接壤地带的俺答汗收留了这些兵丁，“多与牛羊与帐幕”。他很快发现，这些汉人不但精通军旅之事，还有很多其他技艺，如盖房、制弓、冶铁，给自己的帮助极大。　　于是，俺答汗开始了“多诱华人为彼工作”[3]的方针，不但大规模收容“苦于峻削”、“失事避罪”的逃难者，进行的战争多也用于掠夺人口，“岁掠华人以千万计”[4]，“丁壮有艺者亦掠”[5]。　　以往汉人的投奔者或俘虏，都是分发到各个贵族属下成为奴隶，只能增加一些劳动力。而俺答汗却改变策略，将他们安置在丰州川一带居住管理。这些人虽然背井离乡，很多是以俘虏的身份来到蒙古地区，但因为蒙古“虽有君臣上下……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不至于“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6]，所收赋税，都类似“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7]，因此反而安居乐业。原本的草原地带出现了“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的景象，有了最初的城市雏形——“板升”，成为了俺答汗重要的后勤基地。　　可要维持这样的农业地区以及建造真正的城市，进而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就得有稳定的铁器、种子以及其他物资的来源。这些靠战争是无法满足的，俺答汗一边频频骚扰明边，一边向大明王朝挥动橄榄枝，希望结束敌对状态，实行互市。　　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始终不愿意开启互市，最终引发了1550年的“庚戌之变”——是年6月，俺答汗率军10万从黄榆沟破墙而入，经怀柔(北京怀柔县)、顺义(北京顺义区)抵达通州(北京通州区)。不久，又从通州渡河而西，到达北京安定门北面的教场驻扎，分别掳掠了北京近郊的西山、黄村、沙河、大榆河、小榆河等处，到9月才退回塞外，。　　这次事变持续了整整3个月，大明畿辅满目疮痍。使得嘉靖皇帝不得不考虑互市，可惜因为双方都缺乏最终的诚意，互市仅坚持了一年便“流产”，重新回到了战争状态。　　在战火频仍中，明边的大量白莲教徒进入蒙古地区，其中的丘富、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吕西川、张彦文、刘天麟等人不但精通各种技艺，而且会很多巫术，获得了俺答汗的信任，逐渐成为丰州川地区的各个“板升”的领主。　　作为汉人，他们没有蒙古人对于自己法统的敬畏，他们所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所效力的人获得更高的地位，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些有着反对明朝政治目标的白莲教徒，成为俺答汗的入幕之宾后，带来了一场剧变。　　　　当1560年，俺答汗带着自己的爱妃钟金夫人回到大本营时，看到赵全等人正在丰州川修建一座真正城市——大板升城，不但有着碉堡、城墙、民居，还有着有“八大楼阁”和华丽的宫殿。　　面对着迷惑不解的俺答汗，赵全、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麟等跪在了他的面前：“请可汗建号称帝！”　　称帝！这是要比成为蒙古大汗还要艰难的路，这不但要面对着仍坚持“大元”为国号的蒙古汗廷以及各万户首脑的反对，也将自己置于与大明皇帝公开分庭抗礼的地步。　　我可以同时战胜两个敌人吗？我这么做，会不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放弃吗？但自己几十年来东征西杀，拓地万里，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么？　　俺答汗不得不谨慎考虑这个请求，他整整考虑了五年。　　1565年，已经57岁，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的俺答汗终于接受了这些幕僚的建议，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号为“金”，他是否称帝，已不可考，但在蒙古高原上，除了在辽东的北元汗廷外，又出现了一个金国。一个由俺答汗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　　而让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东北方的北元汗廷还是南方的大明朝廷，都没有对这个新兴政权采取什么激烈动作。　　前者是因为没有实力，而后者则只能说是麻木不仁。　　金国建立之后，在赵全“塞燕门，据云中，侵上古，逼居庸”以成“南北之势”的战略下，俺答汗的南侵更为频繁。　　战略的实施并不顺利，明朝虽然被动挨打，但要真正占领长城以内土地则还太不现实，而且明军也经常出塞进行“烧草”“捣巢”的骚扰。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华夷交困，兵连祸结”[8]。　　年老的俺答汗逐渐对当初的决定有些后悔了，难道自己可以相信这个金国可汗可以代替从儿时便渴望的蒙古大汗吗？现在，自己与明朝都成了坐在火炉上下棋的棋手，胜负难分，却都快烤焦了，难道自己的余生就这么毫无意义的耗下去么？　　　　（五）封贡　　　　1570年，俺答汗的金国已经建立五年，大明王朝的第十二任皇帝穆宗朱载垕也已在位四年。　　这一年，对双方来说，原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年初开始，两军在大同、宣府一带继续着毫无意义的战争，双方各有死伤，明军损失大一些，折了大同副总兵钱栋。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叛逃事件，这一年将是无聊和平淡的。　　　　9月初，俺答汗率军前往青海，与其说是攻打那些不愿服从的“番人”，还不如说是为了躲清静。　　可他刚走到半路，便被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不得不返回——他最疼爱的孙子大成台吉带着妻子和十几个部下，叛逃明朝。　　大成台吉是俺答汗第三子铁背台吉之子，3岁时，父亲突然去世，死因不明。俺答汗认为是他众多妻子对他施行了“媚蛊”，一怒之下将铁背台吉所有的妻子处死，而小孙子则由自己和正室夫人一克哈屯抚养。　　这一年，大成台吉18岁，从小聪明俊键的他，深得俺答汗夫妇的宠爱。但因为宠爱，便受不得半点委屈，因为爷爷将自己准备迎娶的第三个妻子转配鄂尔多斯部，便弃部逃亡，到明朝山西行都司平虏卫败胡堡，叩边乞降。　　等到俺答汗赶回丰州川，迎接他的是夫人一克哈屯的责骂哭啼，想到爱孙去了明朝，即使不死于非命也是终生难以想见，已经62岁的俺答汗也追悔莫及，老泪纵横。　　为了要回孙子，俺答汗召集诸子和贵族商讨对策。赵全献计道：“现在大成台吉在人家手中，若是低声下气的去求，便是示弱。现在只能以强硬态度，将军队分为三股，轮番前去进攻。日子一长，明朝方面人马困疲，粮草耗竭，自然会送回大成台吉。”　　其他贵族原本就对俺答汗信任赵全不满，再加上这些新兴的“板升”领主占有了大量汉人移民，与他们有极大的利益冲突，纷纷表示反对：“这样的话，如果明朝方面将大成台吉杀害怎么办？明朝对赵全等汉人恨之入骨，不如用他们去交换台吉。”　　俺答汗多年以来一向赵全的言听计从，凭借经验又觉得明朝从来吃硬不吃软，于是采纳赵全建议，命长子辛爱黄台吉率军两万进攻弘赐堡，永邵布部一万人进攻威远，自己则率主力进逼平虏卫。　　一场大规模的“孙子战争”，一触即发。　　　　如果这时仍是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在位，后果很可能是双方的大决战。可此时，明朝的皇帝是贞静仁义、“垂拱而治”的穆宗；内阁大学士是名臣高拱、张居正；边关大吏是练达边备、长于应变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山西巡抚方逢时。　　嘉靖朝的错误，他们已经不会再犯。　　　　当大成台吉进入明边后，王崇古和方逢时便看出这是一个极好的弥平边患的机会。他们知道，俺答汗起初只是要求贡市遭拒才屡屡寇边，赵全等人拥他为帝后，战争的性质已经大为变化。只有利用大成台吉除掉赵全等人，让俺答汗回到互市的条件上，然后进行答允，便可确保边境平安。　　他们将自己的打算奏报朝廷，高拱、张居正均表示赞同。虽然很多朝臣反对，但穆宗皇帝站在了内阁一边，圣旨一锤定音——准奏。　　　　有了中央的支持，王崇古、方逢时屡屡派使者与俺答汗接洽，正在盛怒之下的俺答汗将前两个使者斩杀，不予回应。王、方二人不以为意，继续派出第三批使者，旗牌官鲍崇德。　　因为鲍崇德曾经见过俺答汗，算是熟人，俺答汗没有立即将他杀掉，但对谈判的事情仍然不想回应，威胁道：“自从我动兵以来，明朝边将大多死在我手，你们没有谈判的本钱，速将我孙子送回来！”鲍崇德反问道：“镇将的性命难道比可汗的孙子还宝贵？现在朝廷对大成台吉甚厚，可汗动兵，这是要催朝廷杀掉大成台吉啊。”　　俺答汗一时语塞，气氛缓和下来，鲍崇德趁机提出来意：朝廷要赵全等汉人首领来交换大成台吉。　　用得力臣子的性命来换取爱孙，俺答汗颇为犹豫，但毕竟舐犊情深，派人和鲍崇德一起回明朝，看看孙子是否平安。　　　　在俺答汗接见鲍崇德时，赵全、李自馨等人也在考虑自己的结局。在蒙古，除了俺答汗，几乎人人都希望他们去死，而明朝也对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内外的敌人都在用大成台吉做文章，要自己的命。　　左右权衡，他们终究觉得俺答汗不会为了自己不要孙子，与其如此，不如在俺答汗拿定主意之前与明朝取得联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当俺答汗的使者和鲍崇德一起在王崇古的府邸看到活生生的大成台吉时，赵全等人的书信也送到了王崇古手中，信中满是投效乞生之言，甚至愿意将俺答汗骗入塞中，让明军一举歼灭。　　王崇古笑了，赵全等人以为这封信可以成为免罪券，却是他们的催命符。当俺答汗使者和鲍崇德准备返回时，王崇古将这封信交给了鲍崇德。　　　　再次见到俺答汗时，鲍崇德完全掌握了主动：“可汗还不答应条件，我们便会杀掉大成台吉，然后派大军剿灭你。难道你还相信赵全那些奸人吗？他们知道自己罪大，想骗你入关，用你作为赎罪的交换。”说着，将那封信呈上。　　任何人都会在这时候有“自己被人卖了还在为人数钱”的恼恨，俺答汗原本的犹豫顿时烟消云散，立即答应执叛和谈。　　当日，俺答汗本部和永邵布部人马便拔营北返，但辛爱黄台吉没有收到父亲命令，已经逼近大同。王崇古派人拿着大成台及令箭到阵前说明俺答汗已经答应议和，如果不信，可以与使者一起到俺答汗处询问。辛爱黄台吉见到令箭且喜且泣，也率军出塞而去。　　赵全等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被王崇古当成了谈判的砝码，听闻俺答汗没有要回孙子便回军，只以为是要从长计议，没有料到大祸临头。　　11月19日，俺答汗回到丰州川，人未离鞍便立即派官员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吕西川、马西川、张彦文、刘天麟、吕小老、周元等板升头目抓获，全部引渡明朝。除了周元闻讯后服毒自杀外，其余头目都被执送北京，处以磔刑。　　赵全等人虽然有自己的野心，但对俺答汗也算尽心辅佐，只可惜，明王朝不是弱宋，俺答汗也不是成吉思汗，机关算尽，也不过落得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结局。　　接收人犯的次日，王崇古便设宴为大成台吉饯行，并赠送彩币四表里和一百匹布，并派亲军送其一行出关。俺答汗和一克哈屯早已迎候在黄河岸边，祖孙见面，免不了抱头痛哭。　　数百年来，蒙汉之间除了战争、杀戮、欺诈之外，从没有过其他内容。这一次双方都诚信守约，为战云密布已久的天空抹上了难得的亮色。　　　　即使是英雄人物，如果进入老境而在家庭事务上遭受剧变，便会意气消沉。　　爱孙虽然回到了身边，但自己差一点永远失去他。一生征战无数所获得的土地财富，对俺答汗来说，一下子都不那么重要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家人的康泰，需要的是平静和安宁，哪怕只是暂时的。　　接回孙子后，他立即遣使明朝，提出请“授予王封”，开放互市的要求。　　王崇古再一次成为一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上书力陈封贡的必要。指出即使俺答汗背盟，各边也会有数年的和平，“以畜养数年之财力从事战守”，难道不比年年交战，自救不暇要好得多吗？　　穆宗皇帝仍然“垂拱而治”，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全盘赞同王崇古的主张，诸大臣廷议许久，终于决定“请如崇古议”。　　　　1571年3月，明朝穆宗皇帝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分两批封俺答之弟老把都，之子辛爱黄台吉，以及土默特、鄂尔多斯、永邵布各万户大小首领共112人军职。5月，在大同得胜堡外举行册封仪式。　　俺答汗建立的“金国”成为了明朝的屏藩，从此冠以“大明”，称为“大明金国”[10]，每年冬至都接受明使前来颁布“大统历”以表示“奉正朔”。　　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明朝北部再也没有与蒙古的大规模的战争。送还大成台吉时的那一抹亮色，终于换来了朗朗晴空。　　　　俺答汗成为大明王朝的“顺义王”，但他还是北元汗廷册封的“土谢图汗”。为了不至于和汗廷刀兵相见，他在奉明朝为正朔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北元屏藩的职责。　　1576年，北元“札萨克图汗”图门召开“库里台大会”，对汗廷制度进行改革，将重要职务委任于其他各万户实权人物，辅佐大汗处理重大政务，以巩固汗权。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喀尔喀万户的卫征苏巴海、鄂尔多斯万户的库图克台、永邵布万户的诺木达喇古拉齐等大首领先后到任，俺答汗也派自己的长孙扯力克前去任职。　　这五大臣辅政的格局，使得图门汗的谕旨可以在任何万户发生效力，其中也包括俺答汗的“大明金国”。　　　　曾经不但希望成为蒙古大汗，甚至有过与明朝二帝并尊雄心的俺答汗，在自己的暮年，却陷在这样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况中。不得不让人感叹，一个人，哪怕是能力很强的人，想要成功，都必须有时运。　　可俺答汗还不相信自己真会永远不受眷顾，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向命运作了最后一次挑战，希望能圆自己的梦。　　这次挑战，使蒙古人发生了巨大改变，一个至今为人争论，褒贬不一的改变。　　　　（六）求佛　　　　1571年，封贡告成，长城内外，一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景象。　　而已经64岁的俺答汗也陶醉在爱孙返回，全家其乐融融的美好当中。自己到了这把年纪，在蒙古汗王中也算高寿，该知足了。　　这时，一位特别的客人来到了大板升城，要求面见俺答汗。　　　　这位客人来自遥远的西藏，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高僧，阿兴喇嘛。　　在俺答汗的记忆中，佛教与自己的接触，是13年前在青海偶然遭遇的那1000名喇嘛，而且自己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虽然，自己的侄孙，名义上的右翼三万户“济农”，掌管鄂尔多斯万户的库里克台彻辰洪台吉在青海皈依了佛教，但自己并不允许他在属民中传播。　　阿兴喇嘛为什么要见自己？　　　　曾经与佛徒的遭遇，俺答汗对喇嘛并不反感，在疑惑中，他还是会见了阿兴喇嘛。　　他似乎有了某种预感，这个来自远方的客人，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些什么。　　“可汗知道当年薛禅汗册封八思巴大师为国师么？他们建立了无比之经教世政。而可汗就是就是现世的薛禅汗化身！”　　阿兴喇嘛开宗明义。　　薛禅汗便是忽必烈，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国师，扶持萨迦政权，而佛教也给了忽必烈打破传统，改变汗位继承制的神性源泉。　　这一番话，对俺答汗来说，犹如醍醐灌顶。　　是啊，自己努力大半生而未能到场所愿，不就是因为自己出身偏支，无力改变传统么？如果一个新的宗教，众人所皈依的宗教可以证明我是世祖的化身，自己的心愿不就可以达成了么？　　年近古稀的俺答汗兴奋起来了，老夫聊发少年狂，正在消散的雄心又回到了身上。　　一连几天，俺答汗与阿兴喇嘛面谈，听他详细解释了佛教“三宝、六道、八戒”的具体含义，介绍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　　俺答汗对佛教的教义大感兴趣，而尤其重要的是，阿兴喇嘛劝告俺答汗与格鲁派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直接取得联系。　　因为，索南嘉措就是现世的八思巴！　　　　当阿兴喇嘛告辞离去的时候，俺答汗已经皈依佛教，成为了格鲁派信徒。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见到索南嘉措，希望现世的八思巴能够给予自己称汗的力量。　　但迎接活佛必须先要有驻锡之所，俺答汗于是下令，从1572年开始，在大板升城的基础上扩建城市，以备迎接活佛的到来。这座城市，被称为“库库和屯”，便是今天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　　1574年，城市将要建好。俺答汗派出以义子达云恰为首的特使团，携带大批贵重礼品，赴藏恭请索南嘉措赴蒙古传教。　　　　此时的西藏，帕竹政权名存实亡，几大权臣家族把持权力，扶持噶玛派对格鲁派进行打压。为了获取外界的支持，索南嘉措活佛对于俺答汗使者的到来大为欣喜，正式向使者宣布他和俺答汗分别为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化身。但对传教之事，却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派律师尊追桑布前去。　　一请不至，更说明对方身份的尊贵。俺答汗没有灰心，除了继续修建库库和屯城外，还命自己留驻青海的儿子丙兔台吉在青海湖畔兴建规模宏大的寺院——察卜恰勒庙，此时在位的明神宗万历皇帝为此资助建筑材料并赐名“仰华寺”。　　1575年，库库和屯城建成，明神宗赐名“归化城”，与此同时，仰华寺也修建完毕。次年，俺答汗再次派侄孙库里克台彻辰洪台吉赴藏恭请索南嘉措，同时，为了表示虔诚，他自己也率部赶赴青海，在那里迎接。　　这一回，索南嘉措再没有了推辞的理由，启程东行。　　　　1578年5月15日，俺答汗终于与索南嘉措在察卜恰勒庙会晤，举行了有蒙古、藏等各族人众多达10万人参加的法会。　　早已心有灵犀的双方，见面极为欢愉，第一件事，便是互赠封号。　　索南嘉措尊俺答汗为“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这与当年八思巴赠与忽必烈的相同(意即睿智贤明的转轮王)。而俺答汗也赐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称号(意即法海无边伟大的上师)。这便是黄教最高教主称谓“达赖喇嘛”的由来。索南嘉措活佛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嘉措知道，俺答汗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打破萨满教“天赋汗权”的传统，帮助他改变蒙古法统，为他成为大汗铺路。　　于是，在互赠封号后，索南嘉措将“转世论”与“佛授转轮王权”授于俺答汗。　　这也就是说，俺答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他的转世是佛的旨意。虽然是非嫡长直系，汗位的继承也是合理合法的。这样，既保留了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除了“天赋汗权”、“嫡长继承”的传统观念，以完整的宗教理论为俺答汗争夺汗权保驾护航。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为了感谢索南嘉措，也就是三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俺答汗也颁布了推行黄教的法律《十善福经法》，规定黄教上层僧侣享有的与蒙古贵族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并免征赋税。尊奉黄教，尊敬喇嘛成为每个蒙古人的义务。同时，对蒙古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进行封杀。　　盘桓一年后，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告别，一个回丰州川，一个回西藏。临别时，三世达赖命黄教著名高僧满珠锡里活佛跟随俺答汗返回，作为自己在蒙古地区的代理人。　　1580年，回到库库和屯城后，俺答汗便在下令兴建了第一座黄教寺院“大召”，明帝赐名“弘慈寺”。这座寺庙一直到今天仍然香火鼎盛，使呼和浩特著名的名胜和宗教圣地。　　　　察卜恰勒大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的开始，从此以后，蒙古人以极快的速度拜倒在佛陀脚下，成为虔诚的信徒。曾经与刀剑、弓马、战斗旦夕不能离的蒙古人，生活中被更多的朝佛、念经、供奉、祈祷所代替。　　当然，变革总不会一切顺利，新宗教的引入必然会受到传统宗教的抵制。萨满教迅速被黄教所取代，俺答汗以及其他皈依黄教的首领纷纷下令禁止萨满教杀生祭祀，以黄教的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焚毁一切翁衮[11]像，以黄教的智慧六手主像取代翁衮，供佛时只供三白，禁用血肉供养。　　为争取生存，萨满教的教徒们分裂为“白萨满教派”与“黑萨满教派”。前者屈服于黄教，按照黄教观念改造萨满教，而后者则坚决不放弃萨满教教义，视佛教为死敌。科尔沁部萨满教最高首领霍布克台巴特尔与妻子女巫图阿拜，曾竭尽全力反对黄教上层僧侣内济托音在科尔沁部的传教活动，以“斩下僧人头，祭坛作牺牲”[12]为口号与黄教斗争。而最后的结果，白萨满最终勉强帮存了下来，很多仪式甚至为黄教所吸收，而黑萨满则彻底失败，销声匿迹。　　就这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格鲁派以它改革后全新的姿态，迅速征服了蒙古诸部，致使蒙古各地寺宇林立，僧众遍地。黄教深深植根于蒙古土地上，开始了它宗教历史的新阶段。　　后世对于俺答汗引进佛教褒贬不一，更多认为此举消磨了蒙古人的锐气和尚武精神，使得蒙古人再也无法统一，弊大于利。　　对于蒙古人来说，传统权威丧失，好战性格退化，使得分崩离析的状态无从改变，源自于此；但让蒙古人众多史籍得以流传，民族共同体完整保存到现在，民族认同感至今仍深，又何尝不是源自于此？　　　　但是，作为始作俑者的俺答汗，却没有能够依靠黄教圆自己的蒙古大汗之梦。　　原因很简单，世界上的聪明人并不仅有他一个，他能够看到黄教的作用，别人一样可以。　　首先，蒙古正统大汗，“札萨克图汗”图门便紧跟其后开始倾向黄教，排遣自己的辅政官之一，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洪台吉邀请三世达赖前去汗帐，并以蒙古大汗的名义推动黄教传播。　　喀尔喀、科尔沁等万户的首领们也纷纷修建寺庙，迎请西藏高僧驻锡，皈依黄教。　　而达赖喇嘛虽然是俺答汗册封，但因为各首领争先恐后的皈依，迅速成为类似基督教罗马教皇似的人物，有了颁赐汗号的权力。到17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黄教教廷的册封，便不被承认。　　这样的状况之下，煞费苦心得到的“佛授转轮王权”对于俺答汗来说，意义已经微乎其微。　　　　俺答汗也看出自己不能指望黄教带给自己更多的东西，但对佛教的教义已经逐渐入迷的他不再在乎了。从青海返回库库和屯城之后，年老体衰的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宫殿和寺庙中钻研佛法，念经礼佛。一切政事都委托给了自己的爱妃，“三娘子”钟金夫人。　　也许，这是佛教的万事皆空论，让这个一辈子奋斗不息的老人看透了红尘。　　1582年，大明“顺义王”，蒙古“土谢图汗”，黄教持教法王“彻辰汗”俺答离开人世，享年76岁。生前的事他无法把握，身后是否有洪水滔天，他不会也无法去管了。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注定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他一生戎马倥偬，为了登上大汗宝座南征北战，而让他得以为人深深记住的，却是两个有关于和平的事件——封贡和求佛。　　也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吊诡吧。　　　　（七）播乱　　　　被统治者欲图改变自己的地位，只能依靠混乱。历史的舞台是属于男人的，女人总是配衬，所以一旦有女人想登上前台，便绝少没有祸乱发生。　　俺答汗的宠妃“三娘子”钟金夫人，在俺答汗死后，立即将丈夫留下的江山搅得动乱不堪。　　　　俺答汗的长子辛爱黄台吉继承了父亲的汗号、王位和权力，也将父亲的宠妃钟金夫人纳为自己的妻子。　　辛爱黄台吉的文韬武略不在乃父之下，原本可以平安无事。但即位时的他已经年逾六旬，疾病缠身，对许多重大政务力不从心，难以驾驭政局。钟金夫人乘机操纵了土默特万户的实权。　　钟金夫人与俺答汗生有一子布塔施里，在俺答汗的儿子们中年纪最小，也最没有实力。作为母亲，钟金夫人自然极力帮助儿子去获得最多的利益，哪怕是不合理的。　　俺答汗所亲自指挥和拥有的嫡系部众和库库和屯城，在其逝世后尽归其爱孙大成台吉所有。在俺答汗逝世的第二年，大成台吉在狩猎时坠马而死。钟金夫人惟恐大成台吉的遗产落入他人之手，亲自出面积极撮合，要大成台吉的遗孀嫁给自己的儿子布塔施里，以便把大成台吉的遗产转归布塔施里所有。　　这样的猫腻实在太过明显，俺答汗心腹大臣恰台吉为首的一些贵族强烈反对，从而引发了土默特的内战。双方刀光剑影，浴血厮杀，众多将士死在内斗之中。但最后，辛爱黄台吉的长子扯力克迎娶了大成台吉夫人，使得纷争结束。　　1586年，辛爱黄台吉逝世。其长子扯力克嗣汗位，同时，他自封为第三代顺义王。上次失败的钟金夫人再次兴风作浪，将彻辰汗用以调兵遣将的兵符及顺义王同明廷进行互市贸易的专用印章掌握在自己手中，声称要交给布塔施里。扯力克大怒，遂发兵讨伐，内斗再起。　　这一回，大明朝廷出来做了和事老，正式册封扯力克为“顺义王”，迫使钟金夫人把兵符和印章交给他掌管，同时，封钟金夫人为“忠顺夫人”，要她协同扯力克主持、监督蒙古右翼和明朝的互市贸易活动。扯力克也作出让步，他把库库和屯城让给了布塔施里。　　经过两次内斗，俺答汗嫡系元气大伤，对于右翼三万户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对于青海、河西走廊等地也逐渐鞭长莫及。　　　　1607年，扯力克逝世。其长子晁兔台吉在此之前已先故去。其长孙卜什图当时驻牧于青海。听闻祖父死讯，急忙从青海返回土默特，准备即彻辰汗和顺义王位。　　权力更替之际，钟金夫人第三次挺身而出，决定将动乱进行到底。出面支持自己的孙子，布塔施里之子素囊台吉发难，起兵争夺土默特万户最高统治权。　　而土默特万户乃至右翼各部首领，认为卜什图是合法继承人，都与钟金夫人和素囊为敌，对峙之下，卜什图迟迟不能即位。　　直到1611年，扯力克之弟五路黄台吉联络右翼三万户73名台吉，在土默特集会。一致决定坚决支持卜什图。　　钟金夫人慑于右翼首领的军事威胁，被迫作出让步。将彻辰汗的兵符、坐骑和顺义王的印章交出。不久，对土默特万户造成三次内乱的钟金夫人撒手人间。　　1613年，卜什图正式即彻辰汗位，明廷亦承认他为第四代“顺义王”。但素囊台吉仍然不服管辖，屡屡挑衅滋事，使得土默特万户动荡不安。　　逐渐，库库和屯城中的王廷指令仅能在土默特万户发生效力，而对于右翼三万户的控制则完全丧失，青海、河西走廊等地的部落也不再听命。　　俺答汗的霸业，在他去世31年后，便彻底毁在了他生前最爱的女人手中。　　　　相对于右翼三万户的动乱，蒙古其它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达延汗分封诸子时，掌管外喀尔喀的是第九子格埒森扎。1587年，他的第三子诺诺和之子阿巴岱觐见达赖喇嘛，受封“大威仪瓦齐尔汗”，成为漠北蒙古中第一个拥有汗号的首领。从此，为喀尔喀诸部首领相继称汗，先后有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出现，是为“外喀尔喀三汗部”，取代土默特开始对卫拉特人进行征伐。　　　　而卫拉特人此时也固定分为了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组成了“卫拉特联盟”，公推和硕特部作为盟主，和硕特首领拜巴嘎斯也被达赖喇嘛封予汗号。四部联盟与外喀尔喀三汗部连年交战。　　　　1592年，最后一个能对诸部发号施令的蒙古大汗，“札萨克图汗”图门去世，其子布延即位，号“彻辰汗”，所能控制的，仅剩下察哈尔万户。　　　　蒙古内部大乱，虽然四处有“汗”，却没有一个能稳定局势，重新统一。　　这原本没有什么，因为最大的敌人明王朝此时正是有史以来最懒的皇帝明神宗当政，虽然没有大动乱，但国家腐败的速度也是极快，不会顾及北方的事。　　可是，1583年，在辽东的女真人中，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男子，以十三副铠甲和三十人的队伍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征途。　　这个人以及他的子孙，将刮起一股飓风，无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都将被这股飓风所席卷。　　　　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一个时代即将落幕。　　　　第五章：末世绝响——林丹汗的挣扎　　　　套用托尔斯泰那句有关家庭的名言，“兴盛的王朝总是一样的，灭亡的王朝各有各的死法”。　　也许这话算不得亘古不变，但翻看史书，开国、兴国之君，几乎个人素质都有相似的一面，事功也大同小异。而亡国之君却是千变万化，荒淫者有之，残暴者有之，无能者有之，怠惰者有之……，总之，亡国毁身，结果虽同，手段却各有千秋。　　　　17世纪中期，一直争雄东亚的两大帝国蒙古与明几乎同步走向衰落，而在相差9年的时间里相继亡于后起之秀的后金——清帝国。世代为敌而最终被第三者一举并吞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稀奇，辽与北宋先后灭亡于金，金与南宋先后灭亡于蒙古均是如此。但，两个相争二百多年的帝国，不仅灭亡时间相差极短，且两个亡国之君，也有颇多相似之处，这就是比较难得的历史机缘了。　　明帝国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与蒙古帝国末代可汗林丹汗，公平来说，都实在算不得合格的亡国之君，本人的缺陷更多是被时代所彰显，显得不可原谅。“时代的局限才是真正的局限”，这句话实不能否认。　　林丹汗与崇祯帝的相似，首在两人承担大任时都很年轻，一个13岁，一个17岁；性格上，都是刚烈、暴躁；志向上，都希望达到本民族最高的要求，崇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尧舜之君”[1]，而林丹汗更是自称“神中之神全智成吉思隆盛汗”[2]；事功上，都进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要挽回颓势，与自己的前任相比，有作为得多，但最后都恨水东逝。　　从整个东亚的全局来看，林丹汗重新统一蒙古的失败以及最后的败亡，就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倒下之后，一百年内的事件便依次迸出，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无法忽略。明、蒙古、满清，就如一个大鼎的三条腿，在广大的东亚土地上保持着平衡，再来往的较量中，前两者终于折断。满清一枝独秀，得以问鼎天下。　　　　人们的眼光关注明末已经太多，虽然那段历史值得人们千百遍的扼腕与回味。现在，我们可以把眼睛稍稍从北京向北移动，看看在大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前夜，蒙古草原上，发生了什么。注定而又不甘心成为末代可汗的林丹汗，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又作了哪些挣扎？　　　（一）乱世少主　　　　1604年，辽河河套的北元蒙古汗廷中传出噩耗，“彻辰汗”布延病逝。　　这位可汗在位12年，也窝囊了12年。从父亲图门汗去世开始，其苦心经营的五大辅臣议政制度便崩坏了，各万户首脑都不再到汗廷任职。布延汗虽有心恢复，但第一实力不济，第二“汗”号满天飞，人们更希望去朝觐达赖喇嘛，而不是他这位“共主”。　　布延汗各方面都不如乃父，想不出重振声威的办法，只能将元朝传国玉玺四处昭示，让大家承认自己的大汗身份。　　那玉玺虽然是传国之宝，被看作“天命所归”的证明，当年朱元璋也对其念念不忘，认为天下一家后仍不能安心的有三件事：“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3]可一个国家的首脑需要用打招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希望靠玉玺来让大家朝拜，除了成为笑柄，只能让人感到可悲了。　　49岁的他，虽然年纪不大，但离世无疑是一种解脱。　　因为长子莽古斯早逝，长孙林丹巴图尔继位，年仅13岁，汗号“呼图克图汗”，也就是明史上音译出来的“虎墩兔汗”。　　　　今天13岁的孩子，应该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坐在教室里学着或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课程，课外时间，或公开或秘密的开始了恋爱。　　而林丹巴图尔13岁的时候，接替自己的祖父，成为了蒙古可汗，一个根本不该由未成年人担任的职位。如果是明朝的皇帝，也还可以垂拱而治，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不测——大明天子有着礼法制度、儒家学说以及官僚、宦官相互制约的三重保护，无论是无能、贪玩还是懒惰，都不会影响到作为皇帝的神圣与无上的权威。　　而蒙古可汗则没有这些，要获得尊重和服从，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显赫的战功。草原上不相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信的只有马刀和弓箭，即使你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没有力量，虽然可以成为可汗，生命仍然会和野草一样被任意践踏。前面，我们已经举出太多的例子了。　　而此时林丹巴图尔所面对的蒙古，是绝对需要拥有强大武力的可汗的——漠北的外喀尔喀只是名义上还尊重共主，面子虽然给，实惠却是自己的。漠西卫拉特蒙古是危险的敌人，所幸现在正忙着和哈萨克人征战，还面临着俄罗斯的压力，不会东顾。　　原本应该能够完全统治的漠南蒙古，现在也是诸侯林立，各自为战：　　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分布着成吉思汗弟弟们后裔的部落：哈萨尔系的阿鲁科尔沁、乌拉特、茂明安部；斡赤斤系的四子部落、翁牛特、喀剌车里克部；别勒古台系的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部。这些部落从来都与可汗若即若离，阿鲁科尔沁部首领还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车根汗”的封号。　　嫩江流域是科尔沁部，这是长期独立自主的部落。与其相邻的则是游牧于西辽河和辽河流域的内喀尔喀五部:乌齐叶特、弘吉剌、巴特岳、扎鲁特和巴林部，他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隐隐与可汗分庭抗礼。　　俺答汗的土默特部仍然占据着库库和屯城与土默川地区，现在是第三任“顺义王”、“彻辰汗”扯力克在位。　　俺答汗四弟，“昆杜伦汗”伯斯哈尔的后裔蒙郭勒津部与永邵布部则占据着土默特与可汗属地察哈尔之间的地区。至于富饶的黄河河套地区，则是鄂尔多斯部的领地。　　身为全蒙古可汗的林丹巴图尔，手头的实力是察哈尔八大营：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控制的土地则是老哈河以东，广宁以北的辽河河套地区，人口大概有10万左右，算是实力最强的[4]。但各营的首领都是林丹汗的长辈，让他们完全俯首帖耳，很不容易。　　　　这时的大明朝虽然在万历皇帝的怠惰下，迅速的走向积重难返的末路，但此时还是“看上去很强”，它的末代皇帝崇祯帝还有6年才会出生。　　日后雄霸东亚的后金——满清帝国还有12年才会崛起，但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在向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下手。1593年的古勒山一役，他已经和蒙古人交过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代天骄的子孙们已经和大明的军队一样在他眼里成了羔羊。　　　　这便是一个13岁的孩子需要面对的局势。　　从元朝灭亡至今已经二百三十六年，北元蒙古经历了二十二位可汗，傀儡也好，强者也罢，战乱也好，统一也罢，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的主人一直是蒙古人；除了也先那一年不成功的篡位外，蒙古人的可汗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子孙。13岁的孩子，还能使这一切继续下去吗？　　　　（二）十年生聚　　　　虽然继位是在1604年，但在此之后的整整十年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子。　　从少得可怜的史料中，我们只能看到，他任命内喀尔喀五部中的乌齐叶特部首领锡尔呼纳克杜棱为自己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以此换来了内喀尔喀联盟对汗廷的靠拢；他在阿巴嘎哈喇山南麓（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修建自己的都城“察罕浩特”。　　　　其余的，便是几个极为不屑的评价。　　万历34年(1606) 十月戊申,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关于《边事大略》的上奏中谈到辽东方面时写到:“自酉戌两殒大师,辽尚可言哉。所幸天厌夷种,土蛮物故,稍稍息肩。独凌丹憨新立,众虏煽惑,都会,歹青等阳顺阴逆,安能不相率响应,此辽东之情形也。”　　而对于新立的“凌丹憨”，宋一韩给了五个字的评价：“穷饿之虏也”。　　第二年，万历三35年（1607）的七月壬辰，兵部尚书萧大亨的上奏中，则下了“幼憨嗣立,懦弱未威”的考语。　　　　一个13岁的孩子，给人的印象，除了“穷饿”、“懦弱”还会有什么呢？各部的贡奉全部停止，甚至连派往明蒙边境进行贸易的商队也被杀人越货[5]。　　除了耻辱，可汗的宝座带给林丹巴图尔的，确实不多。年纪还小的他也许会偷偷得掉下眼泪。但随后，他还会以威严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个不相信眼泪的时代，他必须要坚强的走下去。　　整整十年，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林丹巴图尔干了些什么，我们只能从后来的事件中看出，他积蓄了整整十年的力量。为了日后的雄图大志做个方面的准备，他要成为一个英勇战士、一个合格的统帅，让所有对手都不敢小看的敌人。　　　　最重要的，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可汗。　　　　（三）华彩的亮相　　　　万历43年，公元1615年8月甲午。　　大明王朝辽东巡抚郭光俊得到军报，在新寺一带发现大量蒙古骑兵，数量约有数万，领兵的就是那个曾经被称为懦弱的“凌丹憨”。这支大军的意图很明显，是要进攻广宁至锦州一线的河西地区。更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同时与之协同作战的，是内喀尔喀五部联盟的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6]。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个十年前还是名以上的蒙古共主，已经能够号召漠南第二大势力的内喀尔喀联盟了。　　身为边陲大吏，郭光俊不敢怠慢，一面布置兵力防守，一面向朝廷奏报：“西虏虎墩兔汗会部夷数万,屯驻新寺,且密约炒花,将于后八月内犯抢河西,势甚猖獗。”　　进攻，比郭巡抚想象的要来得快，来得猛。8月17日，林丹汗率军6万，号称十万进攻广宁，围城半日，未能破城而走。明军刚缓口气，22日林丹汗率领约六千骑兵紧逼锦州,并分二路攻入。这一次，仍然没有破城。　　两次似乎都是虚张声势，明军开始懈怠了。不料，25日，林丹汗的五万大军突袭义州，击溃明守军，攻破大安堡，明守将阵亡，城池被洗劫一空。　　八天时间，声东击西，气势如虹。十年的韬光养晦换来了一朝华彩的亮相。对于蒙古各部的影响，也是巨大。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又开始恢复对可汗的朝贡。　　这一年，林丹汗24岁。这一鸣惊人，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大明朝廷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崛起于北方的年轻可汗。蓟辽总督薛三才用八个字否定了十年前对于林丹汗的评语：“虏中名王,尤称桀骜”。[7]　　但是，如果这一次对于明朝的进攻，林丹汗仅仅是证明自己已经成熟，已经可以成为大明朝新的对手，或者是了用战争的缴获来补充自己的经济，那就小看了他。他的眼光更为长远，出山的第一刀砍向明朝，只是希望用这个方式告诉大明皇帝，我是有实力的，对付我的办法，最好是和平。　　他需要和明朝做贸易，求得互市来增进自己的经济力量。他要重新统一蒙古，成为和成吉思汗和达延汗那样的真正的可汗。而他明白，阻止他实现理想的，不是那个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也”的大明王朝，也不是蒙古内部那些割地自雄的诸侯们，而是在自己的东边，那个在白山黑水已经越来越强大的民族——女真。　　1593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一举击溃扈伦与蒙古九部联军，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经过此役完全倒向了努尔哈赤，两家成了亲家。而内喀尔喀联盟中的扎鲁特部、巴岳特部也和努尔哈赤联姻，女真人对于蒙古的渗透越来越深。林丹汗感到来自东边的乌云压城欲摧。　　　　在和明朝这一次交锋之后，林丹汗马上停止了军事行动，于次年向明朝派遣了使节，希望互市，而明朝虽然认为他不好对付，但毕竟天朝的面子拉不下来，没有同意。林丹汗没有再次举兵，他耐心的等到1617年，当他的都城察罕浩特全部完工之时，他再次派出使者，送还俘虏，希望互市。　　这时候，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后金汗国，明确的打出了向明朝复仇的旗号。在边关上同时出现两个强敌，明朝再糊涂也不会去做，于是，终于同意互市，同时，为了和林丹汗一同对付后金，明朝对于也一再扩大市赏额度，到天启末年，达到十二万两白银。　　林丹汗获得了和明朝稳固的联系，可以集中精力面对后金了，无论明朝的想法如何，是利用，还是坐山观虎斗都无所谓。他已经把明朝当作了自己的盟友，用来对付后金的盟友。　　第一次的出场，林丹汗的表现委实不俗。军事上表现出了才干，政治上也很有眼光。但年轻的他，却在宗教上，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宗教，也是政治的延续甚至是升华。而林丹汗却把宗教纯粹当成了信仰。　　蒙古地区自从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之后，格鲁派也就是黄教便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到林丹汗时期，已经成为蒙古地区至高无上的信仰，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对之顶礼膜拜。　　林丹汗起先也是信仰黄教的，而且还相当虔诚。在他登基那一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派遣迈达里活佛经鄂尔多斯抵达库库和屯城，作为蒙古地区黄教的坐床喇嘛。　　为了表示自己的敬佛之心，也为了张显自己蒙古共主的身份。1617年，林丹汗将迈达里活佛迎请到察罕浩特，对其礼敬有加，并支持其在察哈尔地区活动，进行传教。　　而在1618年，当林丹汗26岁时，西藏宁玛派也就是红教沙尔巴活佛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在面见林丹汗后，沙尔巴活佛施展了自己的法术，使得年轻的林丹汗深为折服，封他为国师，并接受灌顶，从此改信了红教。　　沙尔巴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八思巴用千金所铸嘛哈噶喇金佛。八思巴是元世祖的国师，创造了“八思巴蒙文”，那时是元朝的鼎盛时代，也是藏传佛教第一个繁荣时代。迎来八思巴所铸金佛，似乎有着明显的吉兆。　　林丹汗坚信自己改宗的正确性，他在察罕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对于红教极尽虔诚。　　　　这是信仰问题，但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波澜。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都心怀不满，对于林丹汗逐渐疏远。而黄教的僧侣们，尤其是蒙古地区首席喇嘛迈里达活佛，都把林丹汗统一蒙古的战争看作是宗教战争，开始支持他的反对者。　　当然，这时的林丹汗血气方刚，雄视四周，还不会看到这次改宗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无疑是他的极大败笔。　　　　（四）攘外　　　　内部不稳且面临着强敌在外的的时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领袖该有什么样的抉择？　　蒙古人忽必烈的选择是先安内后攘外，打败了和自己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然后再大军南征，灭南宋，建立元朝。　　汉人朱元璋选择的也是先安内后攘外，将江南的张士诚、陈友谅一一消灭之后，才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北伐，将元朝赶回草原。　　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他们的子孙，却没有如祖先那样的睿智，面对着双向的压力，都实行双拳敌四手的方针。　　面对着中原农民军和东北的后金，崇祯皇帝一面要剿灭“闯贼”，一面要抵御“建虏”，最后，国家元气丧尽，“闯贼”进了北京城，“建虏”成了大清朝。　　而面对着各部林立，后金压逼的林丹汗，起初时也还算清醒，觉得自己要整合蒙古内部再与后金争雄，“南朝止有一大明皇帝, 北边止我一人, 何得处处称王? 我当先处里, 后处外”[8]。可在实际操作中便不是按着这个既定方针来办了。　　　　为了回报明朝给予的互市权益，林丹汗初期积极攘外。　　1619年，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大捷，明朝再也没有了进攻，完全陷入防守。同年七月，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师进攻辽东重镇铁岭，明军兵少将寡，士气低落。铁岭岌岌可危。　　盟友的损失便是自己的损失，林丹汗迅速采取了行动。内喀尔喀联盟的宰赛率军一万驰援铁岭。可惜，新败的明军没有坚持到这支志愿军的赶到，铁岭陷落，努尔哈赤的得胜之师正面迎击宰赛的援军。士气正盛以逸待劳的八旗军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蒙古军全线溃败，连统帅宰赛及其两个儿子都被俘虏。　　铁岭之败，对于林丹汗来说，还可算是胜败兵家常事。但对于内喀尔喀联盟来说却是极大的打击，此时，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年事已高，联盟的主要事务，都是由年富力强的宰赛来承当，其人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盟主和未来盟主的候选人。他的被俘，内喀尔喀联盟惊惧不已，一时不知所措。　　而努尔哈赤却显示出了自己的手腕，对于宰赛父子，没有简单的杀掉，而是作为自己手中挟制内喀尔喀的人质。内喀尔喀联盟被人捏住了要害，不得不在是年十月遣使求和，要求与努尔哈赤会盟。十一月，内喀尔喀五部所有有实力的首领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为首与努尔哈赤举行了会盟大会，相约一同针对明朝作战。而对于林丹汗，虽然没有针对性地盟约，但这次会盟，内喀尔喀联盟秉承林丹汗意志抵抗后金的情势，被一朝消解。　　可以想见，林丹汗的愤怒会是何等的强烈，他派遣使者向努尔哈赤递交了国书，开头便道“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彻底的居高临下，之后，向努尔哈赤提出警告，不得进攻广宁，因为那是自己和明朝互市的贸易基地，同时，不得再拉拢喀尔喀诸部。　　已经60岁的努尔哈赤被27岁的林丹汗羞辱，后金诸贝勒大臣全都大怒，“欲斩其使者半,欲将使者剜鼻或耳而后放归者半”[9]。努尔哈赤倒没有立即杀掉使者，只是将使者监押。两个月后，也向林丹汗递交了国书。年纪比林丹汗大出两轮半的努尔哈赤不但对于警告置之不理，而且对于其自称也给予了嘲弄：“尔奈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此右三万之众,因各有所主也。于尔何与哉。即左三万之众,亦岂尽为尔有。以不足三万人之国,乃远行陈言,骄语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之。”　　举重若轻，努尔哈赤捅到了林丹汗的痛处——你对于蒙古，还做不到一统天下啊！最后还对林丹汗和明朝进行了挑拨：“明畏我,姑以利诱汝耳。且明与朝鲜,言语虽殊,服制亦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与我,言语虽殊,服制亦类。尔果有知识,来书宜云:明,吾深仇也。皇兄征之,天地眷佑,俾堕其城,破其众,愿与天地眷佑之主合谋,以伐深仇之明。如是立言,岂不甚善焉。乃不思祈福于天,全合各主大业,惟利是嗜,以有限金帛,而与我素无嫌怨之国,甘心构怨,皇天后土宁不鉴之。”　　斗嘴，年轻气盛不是老谋深算的对手，气恼不已的林丹汗也扣押了后金的使者。可在心狠手辣上又输了一招，努尔哈赤已将他的使者杀害。　　　　双方已经没有了调和的余地，必须刀枪上见真章。林丹汗积极备战，因为宰赛还在努尔哈赤手中，喀尔喀联盟不能出兵，他暂时忍下了使者被杀的耻辱，寻找着时机。　　1621年，努尔哈赤攻克明朝辽东重镇沈阳，留少量部队留守，其余大军一鼓作气连下70余城。林丹汗见后金后方空虚，立即令管理左翼三万户特命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率领2000骑兵奔袭沈阳，试图解救被拘押的宰赛。但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八旗军委实战力惊人，少量的留守部队仍然使这次解救行动流产，蒙古军屡屡进攻均被后金军击退，又恐对方大军回援，只得撤退。　　内喀尔喀联盟见武力解决无望，只得用上万头牲畜的赎金赎回了宰赛，无疑，这对林丹汗的声望，又是一次打击。　　为了挽回渐渐失去的人望，1622年，领军至山海关协助明军牵制后金的攻势[10]。可这一次再次失败，明朝重镇广宁被努尔哈赤攻陷，林丹汗重要的贸易基地丧失。　　一连串的失败，兵员、物资以及最重要的声望都损失惨重，林丹汗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攘外的方针，收束兵力转为对蒙古部落的统一，挽回自己所失去的。　　　　但下降的威望，将他当初改信红教造成的负面影响放大了。败退山海关之后，原本就反对信仰红教的重臣，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率领所属乌齐叶特部与明安谔勒哲依图台吉所属乌噜特部共三千多户，投奔辽阳城，归顺了努尔哈赤。　　看到林丹汗已经开始了众叛亲离，努尔哈赤这才开始了对于林丹汗的反击。1623年，单方面要求内喀尔喀联盟改变盟约条款，将共同针对明朝改为针对林丹汗。最有实力的宰赛在上次被俘之后，精神上已经臣服了努尔哈赤，不敢反对。而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虽年迈体衰，倒不失草原英雄的本色，断然拒绝。努尔哈赤杀鸡儆猴，四月出兵攻打喀尔喀联盟中持反对意见最坚决的扎鲁特部首领昂安，昂安猝不及防，本人及儿子战死，所部属民和牲畜全被后金军虏获。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面对公然侵略再无法忍受，相约林丹汗一同讨伐后金。此时的林丹汗却不愿再冒险面对后金军，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整合内部上。这并不是因为屡败丧失了勇气，而是因为他的内部已经到了不能不关注的地步。　　在锡尔呼纳克杜棱投奔后金后，察哈尔八大营中信奉黄教的乌珠穆沁部贵族多尔济、塞棱，苏尼特部贵族素塞巴图噜，浩齐特部贵族策凌伊尔登，阿巴噶部贵族都思噶尔各率所部离开他，投奔了笃信黄教的漠北喀尔喀。这些贵族的离去，让他本部人马兵源损失严重且人心浮动，现在出兵只能重蹈不断失败的覆辙。　　他没有回应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约请，这意味着，积极攘外的林丹汗退缩了，他要先安内。　　　　（五）安内　　　　与后金战斗的屡屡失败，林丹汗决定安内。而如何安内，他并不得要领。　　成吉思汗当年的崛起，在于这位一代天骄有着高于祖先的智慧。他打破了蒙古贵族各领一部，松散聚合的传统，发明了“万户”制度。将各个部落的限制打破，由自己亲自任命的将领率领各个万户进行作战，使得军令统一，令行禁止。一个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被他打造成了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　　这与努尔哈赤的祖先完颜阿骨打发明的“蒙安谋克”制度如出一辙。一个弱小民族想要变得强大，除了用新的制度把他们原有的组织打乱，然后用新的组织完全团结在一起别无他法。努尔哈赤便是用八旗制度对女真民族重新洗牌，从而再造了民族的辉煌。　　　　而林丹汗却既不懂得向祖先学习，也不懂得向敌人学习。他所能直接指挥的察哈尔八大营，完全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的状况，各部贵族分封而治，对自己的部落有完全治权。　　从始至终，林丹汗都没能把五指聚合成一个拳头。这才是马上民族的蒙古骑兵每每遇到半农半牧的八旗骑兵便大败亏输的原因。　　决定安内的林丹汗计不至此，总认为力量不济的原因在于自己不能号令整个蒙古。　　于是，安内第一目标，他锁定在了死心塌地归附后金的科尔沁部身上。　　　　如果说汉人明帝国的崩溃，和大量的汉奸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话。北元蒙古的覆亡，也得益于众多蒙奸与后金的精诚合作。　　科尔沁部首领奥巴，便是蒙奸的代表人物。　　在与后金联姻的蒙古各部中，科尔沁较为特殊，其他人都可说是自保的权宜之计，而他却是自觉自愿的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1624年，奥巴觉得联姻还不过瘾，干脆和后金举行了会盟，将矛头直指蒙古共主林丹汗。这标志着，科尔沁完全和林丹汗决裂，脱离了蒙古阵营。　　对林丹汗来说，不剪除内奸，安内无从谈起。于是厉兵秣马，决定武力解决科尔沁。但作为共主，他还是做了最后的和平努力，1625年，派卓尔济喇嘛前往科尔沁，与奥巴谈判，希望科尔沁能够回头，但结果是不欢而散[11]。　　是年十一月，林丹汗开始组织东征，调主力山阴察哈尔和山南察哈尔两路并举，计划在十一日会合，十五日出征。同时，向喀尔喀联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参战。　　然而，林丹汗东征科尔沁的计划，却让内喀尔喀联盟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感到了不安，他完全清楚，如果林丹汗彻底控制了科尔沁，必然实力大增，那时，自己就不再是有条件的服从而是要令行禁止不得违抗了。但要公然帮助科尔沁这个蒙古的叛徒，又说不过去。于是，这个糊涂的老人开始了暗箱操作。　　当林丹汗正在集合兵马的时候，不但喀尔喀联盟只有扎鲁特部出兵帮忙。而且，他的部队何时会合，何时出征，走哪条路线，主攻方向是哪里等等军事情报，全都通过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传到了奥巴的耳朵里。　　奥巴得报，知道自己不是林丹汗的对手，连忙向后金求援，努尔哈赤自然不能让归附于自己的人失望，亲率大军增援。林丹汗未战而失先机。　　十一月初五，林丹汗率部抵达科尔沁境内，科尔沁贵族们不战而溃，四处奔逃。林丹汗兵临奥巴的治所格勒珠尔根城下，四面包围，昼夜攻城。奥巴深知，一旦城破，自己决不会有好下场，因此抱定“死则一命；干则一尘”[12]的信念，拼死固守城池。林丹汗围攻数日不能克。　　而努尔哈赤初十日便抵达镇北堡，大军驻扎后，派莽古尔泰率领五千精骑驰援，是夜便到达农安塔，出现在林丹汗侧后。　　钝兵坚城之下，又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林丹汗无奈，只得撤围。攻而不能胜，又不能打援，撤退似乎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历史却给林丹汗开了一个大玩笑。《满文老档》中留下的记载，让后人看到，努尔哈赤这次支援科尔沁，仅仅是表明一种姿态，他在镇北堡之后稍作休整便北返，给莽古尔泰的命令也是到农安塔为止，不得再前进。如果林丹汗破釜沉舟，科尔沁的覆灭也就是注定的了。　　可惜，林丹汗并不知道这一切，现在的他除了对功亏一篑的遗憾，便是对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暗中作梗的恼怒。　　看着林丹汗的功败垂成，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也许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得逞——拿不下科尔沁的林丹汗，对自己暂时是不会有威胁的。　　老人一般会老谋深算，但衰老的脑子也会是顽固、短视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葬送了林丹汗的东征，而自己不但让林丹汗恨之入骨，更是首当其冲面对着后金的强大攻势，给自己和部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林丹汗东征失败后不到半年，1626年四月，努尔哈赤以大贝勒代善为先锋，兵分八路进攻喀尔喀联盟诸部。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这时才发现自己无处求援，只得率主力与努尔哈赤会战于西拉木伦河。草原上战斗力最强的林丹汗尚且屡败于八旗军，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孤注一掷自然也不能抵挡征服的铁蹄。一场激战之后，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侄孙囊努克被杀，部众死伤被俘殆尽，牲畜物资被抢掠一空。喀尔喀联盟乌齐叶特部至此覆灭。　　后金军乘胜追击，又先后破扎鲁特、巴林等部，各部首领不是战死便是被俘，相继溃灭。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走投无路，只好率残部投奔林丹汗，希望能得到他的庇护。而林丹汗却没有原谅他，乘其穷极来投，兼并了他的人马，并出兵将喀尔喀其他各部被后金击溃的部众收归自己管辖，“服从者收之，拒敌者被杀”，用铁血给予喀尔喀联盟最后一击。原本在草原上有举足轻重位置的内喀尔喀五部，在后金和林丹汗的交替打击下，烟消云散。　　这一年八月，后金开国可汗努尔哈赤病逝，给他的子孙留下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他死前发动的对于明和蒙古的两次战争，可说喜忧参半。宁远之战，是他最大的失败，也是终身的遗憾。而针对喀尔喀的战争，则是彻底孤立林丹汗，完全吞并漠南蒙古地区的关键一步。　　　　然而，陶醉于扩充属民的林丹汗还认为努尔哈赤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若即若离的喀尔喀联盟被干净彻底的解决掉了，林丹汗对各部属民设置“达鲁花赤”，实施直接监管。对于安内的政策来说，似乎是很好的成绩。　　但喀尔喀各部与科尔沁不同，虽然有过过错，但毕竟是坚决抵抗后金的中坚力量，不止一次的和林丹汗并肩战斗过。何况，他们是在后金的侵略之下而溃散的，本应该得到蒙古共主的怀柔。林丹汗的铁血政策，不但让喀尔喀各部属民伤心，更上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察哈尔本部八大营愈加动荡不安。　　浑水摸鱼，是政治高手的惯用手段。而继承努尔哈赤的皇太极，军事能力稍逊乃父，政治能力却还要高明，自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登基不久，皇太极便着手对察哈尔本部的分化瓦解工作。1627年初，黄教的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受其指派，到八大营中的奈曼、敖汉两部进行拉拢。　　两部首领都是林丹汗近支，对于汗廷都是忠心耿耿，虽然对于林丹汗的政策不满，却也不愿背叛。但看到察哈尔内部不稳，后金又咄咄逼人，奈曼部首领衮楚克巴图鲁便希望在林丹汗和后金之间作个调人，促成双方和解，给蒙古以修养生息的机会。于是和敖汉部首领岱青杜棱一起遣使后金，提出讲和。　　皇太极当然不会同意讲和，但他却把敖汉、奈曼两部遣使后金的消息透露给林丹汗。这出反间计简直就是日后明朝袁崇焕被杀的翻版，只不过早了三年。　　林丹汗见到自己近支的叔父辈老人竟然也会暗通后金，愤然举兵功掠敖汉、奈曼等部，连克什克腾部也受到牵连。　　这莽撞的举动正入了皇太极的彀中。敖汉、奈曼两部首领受到这样的打击，心灰意冷，于是年9月“以数万人东投建虏”[13]。虽然各部属民不愿意跟着首领们背叛大汗，“其部分不肯往，多西投虎墩兔”[14]，可此事件使得察哈尔本部动摇。林丹汗的统治基础开始崩坏。　　东面的喀尔喀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内部的整合不但没有完成，反而更加混乱，作为盟友的明朝在战略上实施收缩，自己已经孤立无援。面对后金步步紧逼，林丹汗决定西迁，暂避后金锋镝，待将西面土默特、永邵布、蒙郭勒津、鄂尔多斯等部收服后再做计较。　　　　1627年三月底四月初，林丹汗以多罗特部留守故地，自己率数十万部众西迁，拉开了他人生，也是蒙古历史上的大悲剧序幕。　　　　(六)西迁悲风　　　　1627年，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登上了历史舞台。　　登基伊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15]。右翼蒙古土默特、蒙郭勒津、永邵布、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帝并不在意——哗然又如何，尔等还敢犯我天朝乎？　　但战火很快就烧起来了，1628年6月，大同受到蒙古军攻击，军民损失数万，连大同也险些失守[16]。而率领蒙古军的，不是土默特等部的首领，竟然是曾经明朝的盟友—林丹汗。　　林丹汗怎么了？莫非疯了不成？　　不错，此时的林丹汗被暂时胜利的虚火烧得已经接近疯狂了。　　　　从西迁开始，林丹汗便没有丝毫的手软，没有派使者，没有劝降，在他的心中，对付同宗同源的土默特等部的手段，只有一个字：打。　　1627年4月至7月，扫荡蒙郭勒津部，回归到元上都所在地；　　10月，攻克土默特统治中心库库和屯城，土默特顺义王朴什图出逃，其兄弟鄂木布、色令等投降；　　11月末12月初，歼灭蒙郭勒津部主力，“默尔根汗”白言及儿子仅率800人出逃；　　1628年正月，攻掠永邵布部；　　3月，击杀顺义王朴什图的叔叔五路黄台吉。　　　　不到一年，西部右翼蒙古诸部被林丹汗秋风扫落叶般击溃，西迁的步伐出奇的顺利。　　而除了收服各部外，林丹汗西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获得右翼诸部占有的与明朝互市的利益，不料自己刚征服各部，明朝皇帝却停了市赏，林丹汗自然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崇祯元年的大同之战，便是对崇祯皇帝的警告。　　既有内部农民军的如火如荼，又在辽东焦头烂额的明王朝，实在没有力量再全面和北方的强敌交战。骄傲的崇祯皇帝无奈，向五朝元老，此时已经八十三岁，总督宣大军务的王象乾问计。这位老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计策：“臣能召永邵诸部，合从以抗插。”[17]　　于是，在明朝的安排下，1628年九月，土默特、永邵布、鄂尔多斯三部联军在艾布盖河与林丹汗展开会战。林丹汗大获全胜，各部四散，鄂尔多斯归顺。明朝的以夷制夷之策破产，经过此役,“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18]　　1629年，后金的攻势愈来愈频繁，对林丹汗的策略又失效。经过激烈辩论，明朝决定恢复市赏，与林丹汗议和。　　右翼各部或逃或降，明朝也在军事压力下恢复了互市。军事上，经济上林丹汗的收获是空前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只要再巩固一下到手的成果，便可以和后金正面交锋，夺回自己的尊严。　　这看似凯歌频传的喜剧，却是悲剧高潮的开幕。　　　　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暂时放弃经济利益，也可以承受军事上的暂时失败，但决不能在政治上犯错，更不能一错再错。　　在西迁的过程中，林丹汗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右翼蒙古诸部虽然一贯不听从调遣，甚至有截杀商队，停止朝贡等情事。但在内部已经不稳，外部又强敌环伺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与之联合，即使不能完全为己所用，也会是莫大的助力。　　一味的施以兵威，虽然取得了胜利，所获得的却是一个残破的局面。不但被迫归附的诸部部众心怀不满，与之离心离德，原本的富庶之地，因为战争，“畜牧匮乏”[19], 各部流离失所。加上“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20], 蒙古诸部几入绝境。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本身的力量：“插之疲甚、饿甚、穷甚”[21], 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 插众不满五万”[22]。　　更可怕的是，为了市赏与明朝动武，虽然逼迫明朝恢复互市，但也标志着明蒙联合对抗后金的局面没有挽回余地的被破坏了。崇祯帝君臣将林丹汗视作和后金一样的敌人，这比在辽东时，更为孤立。　　如此境地，欲说巩固成果，无异缘木求鱼。　　为了躲避灾荒和瘟疫，更是不愿再继续战争，林丹汗属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纷纷离开了他，投奔了漠北喀尔喀。　　林丹汗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干脆又出兵攻打漠北喀尔喀，如果失败，也许还能让他冷静下来，可惜，他又胜利了，漠北的扎萨克图部和托辉特部被击败。同室操戈的鲜血，越流越多。　　　　当林丹汗血战宣大塞外的时候，后金的皇太极却在蚕食林丹汗在故地的领土。　　1628年2月，后金兵抵大凌河，留守的多罗特部首领古鲁出兵迎击，兵败战死，所部损失一万一千二百余人；　　5月，后金兵犯阿拉克绰特，林丹汗大将因特塔布囊战死；　　9月，皇太极纠合敖汉、奈曼、扎鲁特、哈剌嗔等部扫荡锡尔博锡哈图、英汤图等地，察哈尔部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户”[23]。　　也是不到一年，林丹汗留守故地的人马全军覆没，都城察罕浩特成为一片废墟。辽东一带，完全划归后金版图。　　　　林丹汗每况愈下，故土丢失，新地纷乱，尤其是人心，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为了归拢人心，他召集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为首的33名翻译家，在1628-1629年期间翻译了108卷《甘珠尔经》。林丹汗把祖传下来的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和《甘珠尔经》视为三大法宝，他也许认为，这些代表传统和神圣的东西，会让自己渡过难关。　　这是他的一厢情愿，祖先与神灵没有一兵一卒，根本无法庇佑这个子孙和信徒。归并辽东的后金可汗皇太极很快便开始了对他的最后一击。　　　　1632年4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与土默特、喀喇嗔、伊苏特、扎鲁特、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科尔沁等几乎所有归附的蒙古部落，起兵10万，远征林丹汗。　　大兵压境，林丹汗准备决一死战，但“疲甚、饿甚、穷甚”的部众早已经没有了抵抗的意志，“所部解体”。无奈中，林丹汗率众渡黄河西撤。这场突如其来的撤退，部民大部分毫无准备，人马辎重遗弃的遍地都是，待度过黄河时，已“沿途离散十之七八” [24]。后金军仿佛不是来交战，而是来收集难民和战利品的。　　这一场攻伐和溃逃，近在咫尺的明朝军队津津有味的做着看客，甚至还帮了后金不少忙。当蒙古余部不少逃入明边,后金方面致书沙河堡明方官员索取察哈尔属部土默特人时, 明人将逃入堡中之人和林丹汗的财物全部“归还”后金[25]。之后，后金趋宣府, 明官吏又献出犒赏林丹汗所余财物, 计缎布及虎豹等皮, 共一万二千五百件[26]。　　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明朝仍然愿意在小范围的和后金合作，全然不顾当年的盟友情分。虽然表现了明朝官吏的短视，但这枚苦果，却是林丹汗自己种下的。　　用鲜血换来的西部根据地，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便全部失去，克什克腾部也投降了后金。林丹汗的主力无存，倒是新归附的鄂尔多斯部和他一起进入了千里瀚海的毛乌素沙漠。　　在那不毛之地，林丹汗将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两年。　　（七）末路　　　　沙漠，不适合人类生存，尤其是数万尽失粮秣，仓皇逃命的人。　　顺理成章的，林丹汗所剩的部众开始“杀人易食”[27]，凄惨之状，无以复加。一些部众忍受不了这样的苦楚，纷纷东归投奔后金，1633年4月，两翼大总官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投降后金。6月，巴达西寨桑等5个头目, 率千余户投降。　　图谋恢复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必须解决吃饭问题。自己没有，就只能去抢。　　1633年，林丹汗五次攻掠明边，1634年，更是连续在3、4、5月出兵，闰八月甚至和洪承畴交手。这没有什么政治意图，目的只有一个：粮食。　　这时的林丹汗，几乎又回到了刚刚继位时“穷饿之虏”的起点上，人生的循环，就是如此残酷。　　　　跌落到命运的谷底，或者彻底沉沦，或者再继续拼搏下去。林丹汗选择了后者，他不甘心就这样宣布自己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