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作　者】(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著 陈万煦译　　【丛书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形态项】 374 ; 20cm　　【读秀号】000000226645　　【出版项】 商务印书馆 , 1961　　【ISBN号】 7-100-02354-8 / F091.342　　【原书定价】 ￥14.50 网上购买　　【主题词】历史学派　　【参考文献格式】(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著 陈万煦译.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商务印书馆, 1961.　　李斯特(1789－1846)是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在本书中，他发挥了关于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　　据朗曼斯·格林公司1928年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世纪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英国已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德国面临英、法大量廉价商品的冲击。因此，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就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本书发挥关于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实行关税保护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分编。一、历史；二、理论；三、学派；四、政策。据格林公司年版译出。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著者自序节录 　　　　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未，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职务（教授职务）使我有了担任这一工作的动机；反对意见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一事实却更加促使我要把这个工作深入一步。　　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记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经衰退到了什么程度。我为了做好准备，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研究。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前人所想过和写过的东西，我使我自己有了与别人一样的充分了解，但是把这门科学就按照它目前形态来教导青年，这样的做法我不能满足；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流行学派所告诉我们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颠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时；这个原则显得是与常识相调和一致的，也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现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视；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识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当我这样思考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了它们的商业政策在工商业发展上所达到的标准。　　1819年，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是有关政治新制度的种种方略与策划。君主和臣属，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学者，他们所忙着的都是这件事。德国就象遭过了一次战争破坏以后的一座家园，以前的家主回来了，一切都想重新动手布置起来。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旧章，甚至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主张照原样不动；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彻底改用现代装备；还有一些人则常识与经验两者并重，希望走中间路线，使过去的主张与现在的需要相配合。到处是意见上的矛盾和冲突，到处是以促进国计民生为宗旨的团体和组织。国会宪法本身就是草创的，是在仓猝中拟就的，多数有知识、有思虑的政治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粗具规模的雏型，此后可望逐渐加以改进。宪法中有一条（第十九条）显然为建立国家商业制度留下了余地。我认为这一条为我们祖国今后工商企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基础，由此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想粗饿一个德国工商业协会，目的在于取消我们的国内关税，使德国全国能采用统一的商业政策。这个协会最初怎样生试，怎样导使开明的、胸怀磊落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随后又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一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刚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线，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所引起的错误的论证方向。我看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由此发现了这个学派论证错误的症结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为依据，借此来证明工业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我由此对于分工原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这个原则对整个国家来说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后来一个时期，我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去游历，想从在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考察中，想从书本里，随处吸取教训。随后我又访问了美国，这个时候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是只会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们``到，一片荒野会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看到的进步，在那里这样的进步过程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由纯粹狩猎生活进而饲养家畜，进而从事农业，进而经营工业和商业。在那里可以看到地租由零点进而成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长过程。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对于农业如何改进、地租如何增长所懂得的，实际上要比旧世界中观察力最深刻的学者多得多；他会把工业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运输工具的重要以及这一点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影响，在那里再没有比别的地区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了。　　我认真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现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经验和思考的结果作了比较。　　结果是（那是我所想望的）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不管它可能还显得怎样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为每一个有教育的入所理解。政治经济这门科学，过去由于学者们的过分夸张，由于其间的矛盾百出，由于名词使用的全不正确，人类的正常意识曾被它所迷惑。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我曾一度有些迟疑不决，是否应将我的学说体系称作自然体系政治经济学，有一位朋友从旁劝阻，他说有些粗心大意的读者对这个名称难免要发生误解，认为我这本书所说的只是变相的重农主义。　　流行学派对我曾加以诽谤，说我所想望的只是恢复所谓重商主义。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在我的理论中对于那个备受责难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采纳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它的谬误之处则一概摒弃；就是关于所采取的那些有价值部分，采取时的依据也与所谓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的；我又就那些来源中关于世界主义学派所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初次作了驳斥，关于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意带双关的名词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初次加以揭露。　　这里对于各个作家或整个学派的意见和著作加以驳斥时，如果所使用的言词有时显得过于激烈，那么要晓得这并非出于个人的狂妄夸谩。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见解是有害于公众福利的，因此必须加以严厉的抨吉。而且声望卓著的作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比声望较差的更大，因此对于这些人的驳斥就不能不更加严厉。　　各方对于我的批评有些是耿直的，并不是轻率的，例如关于论证时要点叙述的重复，对这方面的批评我应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各个论点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其听任某一点含混过去，不如把它重复十次，这比避免重复的办法要好得多。我没有仿照时下的风气多所引证。但是可以说，我所读到的多于我所引证的何止百倍。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深切感到，在我的作品里可能发现许多缺点；不仅如此，就是让我自己现在来重写一遍，有许多地方也许还可以写得好些。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情形尽管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东西是新的，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特别对于我的祖国，德国，多少是有些利益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一编 历史 第一章 意大利人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工商业方面所处地位，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象意大利那样有利的。粗野横暴的行动并没有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那里的耕作方法虽然拙劣，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广大人民产生了丰富的食料。最不可少的艺术和工业，仍然象古罗马地方自治制度一样地保存着，很少受到破坏。沿海一带渔业发达，到处都足以培养海员，沿意大利漫长海岸线的航运使它内地运输投备不足的情况大大地获得了补偿。它与希腊、小亚细亚、埃及相近，海上交往频繁，使它对东方贸易获得了特有便利，这类贸易以前范围虽不广，是经由俄国与北方的各国进行的。由于这样的商业活动，意大利就势所必然地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化保存下来的许多知识、许多艺术和工业。　　从意大利各城市在鄂图大帝（othotheGreat）下获得解放时起，就证明了在历史上今古相同的一个公例，自由与生产事业两者总是分不开的，虽然它们出现的先后往往有参差。不论在哪里，如果工商业有了发展，我们就可以断定，在那个地方自由的获得已为期不远；否则，如果自由的旗帜已经在那里飘扬，也就可以断定，那里的生产事业迟早将获得发展。个人如果获得了物质或精神上的财富，他就要想把他所获得的遗留给后代，就必然要努力争取这方面的保证；否则如果他已获得了自由，他就必然要倾其全力来改善他的物质和精神状态。这样的演变是再自然也没有的。　　自从古老的自由国家瓦解以后，意大利城市那种自由、富裕的社会的灿烂景象，就再度涌现于世界舞台。许多城市，许多地区，先后上升到了繁荣状态，并且由于十字军活动，在前进道路上更加受到了强有力的刺激。十字军战士以及他们装备和军需的运输，对意大利说来，不但有利于它的海运事业，而且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与东方建立了商业关系，从而传人了许多新的生产事业、新发明、新植物品种，还使它学会了许多新的享乐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统治的压力趋于衰弱，在许多方面势力减退，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土地耕种两方面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佛罗伦萨，次于威尼斯和热那亚，它的工业与货币兑换业的发展特别显著。当十二及十三世纪，这个城市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已经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同业公会是参与国家政务的，共和国就是在它们的影响下组成的。单单一个毛织业就拥有二百个工厂，年产毛织品八万匹，原料是从西班牙输入的。此外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输入未经加工的毛织品年值三十万金季尔盾（gulden），在佛罗伦萨加工以后再转运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全境的金融中心，有八十个银行机构。它的政府岁入达三十万金季尔盾（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一千五百万法郎），比那个时候那不勒斯或亚拉冈（Aragon）王国的收入要多得多，比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列颠和爱尔兰并计的岁收也还要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十二与十三世纪时是具有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切因素的，在工业和商业方面都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国家。对别的国家来说，它的农业和工业是起着示范作用的，是仿效的动力。它的路政、运河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银行制度、航用罗盘、改进的造船技术、汇兑制度，还有许许多多极有用的商业习惯和商业法规以及市政和政治制度的大部分，都是独步一时的，文明世界在这些方面都是沾了它的光的。它的商业、海运和海军在南部海洋一带是占绝对优势的。实际上它据有全世界的贸易，因为除了比较不重要的一部分贸易在北部海洋进行外，贸易的主要活动领域当时是以地中海与黑海为限的。它以工业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供给一切国家，一方面向它们购入原料。但是意大利这样煊赫一时，却独独缺少一件东西，因此使它不能达到象今天英国这样的地位，因为它缺少了这件东西，所以一切别的繁荣因素都如风卷残云，一霎时化为乌有了；它所缺少的是国家统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和统治势力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而存在着的，而是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一直在进行着互相残杀、互相破坏的。它们一方面对外进行着战争，一方面各自的内部也进行着冲突，民主、贵族、专制各种势力更迭起伏。这类冲突对于国家已具有莫大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外邦的侵凌，由于内部教门势力及其破坏影响而危害更大，从而使意大利各自为政的集团相互间形成了两个敌对派别。　　意大利怎样自取灭亡，从它沿海各邦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阿马斐（Amalfi），起初是既强且盛的（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它的船舶遍布海面，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所流行的全是它的货币。它所拟具的海上法是最切实用的，当时地中海各口岸都以此为准绳。十二世纪时它的海军势力为比萨所摧毁，而比萨又亡于热那亚之手，然后热那亚自己组织了一百年的斗争，终于被威尼斯所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倾覆，似乎也是间接由于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如果意大利的海军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那就不但足以维持它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优势，而且它的势力可以不断扩大、加强，一方面还可以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进展，防止它在海上的劫掠，同时关于好望角绕道与葡萄牙进行竞争也并不困难。　　但实际的演变绝对不是这样，威尼斯只顾保全自己，结果自己也不能保全，它受到了它兄弟之邦以及邻近的欧洲强国的攻击，终于崩溃。　　如果意大利的陆军力量能够有组织地联合起来，要保卫它自己的独立，反抗强邻的侵略，并不是件难事。它于1526年实际上也曾组成这样的联盟，但只是情势确已危急时一种临时的防御措置。这个联盟的领导人物以及各成员之间总是貌合神离，甚至互相倾轧；就是由于这一点，使米兰终于被征服，托斯卡那共和国终于瓦解。意大利工商业的崩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威尼斯不论在它的早期或晚期，总是想单独地自成一国。当它只是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着交道时，它要通过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保持它工商业的优势，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一朝出现在政治舞台以后，情势就立即非常明显，威尼斯这时显得仅仅是一个城市，它的贵族政治不过是地方性的。固然它征服了几个岛，甚至也征服了几处辽阔地区，但它只是把它们作为征服区域来治理的，因此（根据一切历史纪录证明）每次的征服，不但没有能增强，反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当此时期，这个共和国所赖以壮大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意志已经逐渐消失。威尼斯所以能达到富强，是爱国、英勇的贵族政治的成就，这种贵族政治是由发奋有为、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产生的；只有在民主精神的自由的支持下，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政治的爱国心、智慧与勇敢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富强局势才能存续并加强。但是贵族政治后来逐渐蜕化为专横的寡头政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受到了摧残，随着这种情势的演变，富强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但是它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曾这样说：“一个不能自主的国家所求的是，保持它所已有的而不是争取它所未有的；相反地，一个自主的国家则志在于继续争取而不是保持现状。”这句话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任何人如果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结果他必将后悔莫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任何国家如果不求进取，它的地位必将逐渐降落，终至覆亡。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没有。当与东印度群岛通商的新路线发现以后，威尼斯人在那个地区的商业可能要受到排挤，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点直到有了实际经验方才感觉，事前竟从未想到。世界上别的国家所已经看到的，他们非但没有看到，还不能相信；当新路线已经发现，情势已经有了变化，他们已受到了损害时，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图参加新路线，设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坚持旧的通商路线。这时要在竞争中争取胜利，只有以果敢、进取的精神来巧妙地适应新形势，而他们却想使用一些小小的阴谋说许来维持现局。当他们最后眼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已经丧失，眼看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自己的口岸而流到了加第斯和里斯本时，他们就象那些傻子、那些败家子一样，想乞助于炼金术。　　当这个共和国成长和发展时期，在“功勋录”（theGoldenBook）上获得题名，就被认为是在工商业或在军事、民政方面努力有卓越成就的一种表扬。当时这种荣誉对外国人也是开放的；由佛罗伦萨移入的最出众的制绸者也茉获题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自从认为荣誉与国家公务是贵族阶级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不再启用。后来人们认为对于衰弱、穷蹇的贵族政治有给与新生命力的必要，这个记录簿又重新开放。但是在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已不是象以前那样的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是财富与高贵门第。结果获得题名这件事的荣誉性渐渐丧失，不再受人重视，以致整整经织了一个世纪，在记录簿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新题名。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检查一下这个共和国和它工商业衰亡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衰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昧、顽固和儒弱以及陷于奴隶地位的人民的漠不关心，置身事外。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发现，威尼斯工商业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运的。　　威尼斯衰亡原因与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国如出一辙，不外是国家统一观念的缺乏、国外强邻的优势、国内教门的统治以及在欧洲更加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勃然兴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不难一眼看破，现代工商业国家的商业政策不过是威尼斯政策的依样葫芦，只是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即扩大为全国性的）而已。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在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所保护的总是本国的船舶、本国的工业，所防御的总是外国的船舶、外国的工业；从外国输入原料，以制成品输出国外，总是一个妥善的政策；这些，在那末早的时期就已经奉为对外贸易的准则了。　　近来有人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原则辩护，认为威尼斯衰亡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保护政策。这个说法所含的真理很少而错误却很大。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考察一下威尼斯历史，当可看出，就它的情形来说，正与后来范回较大的国家情形相同，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对于这个共和国在成立的初期是有利的；它要从仅仅是一个农村的地位上升到商业强国，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路线走呢？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仍然对它有利，因为它由此可以取得工商优势。但是当它的工业力量已经有了发展，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时，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不利了，因为由此使它与一切别的国家的竞争处于隔离状态，这就要发生懈怠情绪。所以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设不是保护政策的采用，而是当采用的理由已成过去以后，对这个政策仍然坚持不舍。　　因此，上述为自由贸易作辩护的论据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没有考虑到世袭君主制各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是一些地区和岛屿的统治者，但它一直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当它上升到工业强国的地位时，还是同别的意大利城市在进行着竞争；只要具有统一力量的、完整的国家还没有对它展开竞争，它的禁制性商业政策就是绝对有利的。但是一旦情势有了变化，这些大国同它展开了竞争以后，这时它除了使它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首脑，使它的商业体系囊括整个意大利国家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持它的优势地位。从来就没有一种商业政策能使一个单独的城市对许多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商业优势的。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就这一例证可据以反对今天的商业保护政策这一点而言）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恰恰就是这一点———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还有，任何国家，借助于保护政策，据有了工商优势，达到了这个地位以后，就能够有利地恢复自由贸易政策。　　关于上述论争以及牵涉到国际贸易自由这一问题的一切其他讨论，往往会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许多错误论点发生的根源，这就是对于“自由”这一名词的误会。当我们谈到贸易自由时，我们心目中的自由是与我们谈到宗教自由或内政自由时一样的。因此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们就感到特别需要维护一切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成为一个通俗名词，而对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不加必要的区别了。然而事实上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这一点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当有所说明。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说得很对，“商业在自由国家里所受到的限制最大，而在专制政体下所受到的限制则最小。”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章 汉撒商人 　　　　当经营工商业的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意大利已经有了充分发展，已经越织了阿尔卑斯山脉，弥漫于日耳曼，设在北海沿岸一带树立起了新的基础时，意大利各城市最伟大的解放者亨利一世就开始发动建立新城市，一方面扩大古罗马属地旧址和他直辖领土中原有的那些旧城市。　　亨利一世和他的后继者，正同后来的法国和英国国王一样，都把城市看作是能抵消贵族政治的势力的最强大的力量，是国家最大的财源，是国防的新基地。这些城市，由于与意大利各城市有商业关系，由于对意大利生产事业的竞争以及它们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制度，因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久就实现了高度繁荣与文化。和平相处的同胞生活形成了在艺术上、工业上的进取精神，也产生了在财富上、事业上争取成就、出人头地的热烈愿望。物质财富的增进，反织来又激起了在提高文化、改善政治状况上的努力。　　北日耳曼沿海城市是强盛的，具有朝气勃勃的自由精神，欣欣向荣的生产事业，但不免要受到由陆上与海上来的盗贼的袭击，因此感到有进一步相互团结以谋共同防御的必要。1241年，汉堡和律贝克（Lubeck）两个城市就在这样目标下缔结了同盟关系，以后参与这个同盟的陆续增加，到了那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所有沿波罗的海与北海，也就是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以及来因河一带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已加入（当时加入这个同盟的共有八十五个城市）。这个联合机构取名“汉撒”（Hansa），在低地德语中，它的舍意就是联合。　　汉撒同盟成立以后，人们很快就看到由此形成的团结力量对个人事业会带来多大的利益，因此立即制定了一个商业政策，从而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他们并认识到任何强大力量要想创立并保持广大的海外贸易，必须具有保卫这个贸易的手段，于是创立了强大海军；他们又进一步认识到，任何国家海军力量的强弱程度是按照它的商船与渔业规模的大小为比例的，这就促使他们制定了一个法令，凡是属于汉撒同盟的货物应严格限制用汉撒船舶装运，并建立了大规模的海上渔业。汉撒同盟的航海法以威尼斯的先例为蓝本，而英国的航海条例却是从汉撒同盟那里学来的。　　英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只是对先行于它的那些海上优势掌握者的一种模仿。然而当英国长期议会制定航海条例时，却认为是一个创举。亚当·斯密在他对这个条例的评论中，关于类似的限制在当时的几世纪以前在不同场合已试行过多次这一点，似乎并无所知，或者是避而不谈的。英国议会曾于1461年提出该项建议，被亨利六世拒绝，随后詹姆士一世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又被议会拒绝；实际上在这两个建议很久以前（在1381年）理查德二世就曾施行过这类限制措施，不过施行以后不久即告失效，渐成陈迹。显然，那时这个国家关于这类法令的执行，时机还没有成熟。有些国家自己感到极宜于发展工商业，在这方面前途大有可为，以这类国家而言，航海法令缔同有关保护本国生产事业的别的措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美国，远在它完全获得独立以前，就因詹姆士·麦狄孙的建议，对外国船舶运输实行限制政策，由此取得的效果（在下面的一章里将提到），决不亚于英国在一百五十年前在同样政策下所取得的效果。　　北欧各国对于与汉撒商人发生贸易关系时所获得的利益，具有深刻印象。通过这类贸易活动，不但使它们本地区内剩余产品获得了出路，不但可以用来换取比它们本国所产的好得多的制成品，而且通过进出口税收，还可以使国库充裕；它们的人民原来是偏于怠惰、放荡的，由此学会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因此当汉撒商人在它们的国土上设立国外商业代理处时，它们就认为是好运临头，尽量给与各种方便和利益、竭力表示欢迎。英国国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英国的商业（休谟说）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的手里，亨利三世特为这些东方人设立了一个机构，给以特别待遇，所有别的外商须受到的限制以及应纳的进口税，他们一概免除。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商业还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从爱德华二世起，汉撒商人就在“天秤商人”（MerchantsoftheSteelyyard）的称号下垄断了这个王国的全部对外贸易。他们经营商业时完全使用他们自己的商船，因此那时英国的航运业陷于极度衰落状态。　　有些德国的也就是来自科隆的商人。与英国有了长期商业关系以后，终于在125O年接受了英王的邀请，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国外商业代理处，定名为“天秤”（TheSteelyard）。这个机构名盛一时，最初在促进英国文化与生产事业方面具有极大势力，但是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从它成立起直到最后解散止计三百七十五年的过程中，充满了热烈的、历久不衰的冲突和斗争。　　英国从前与汉撒同盟之间的关系，正与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输出的是羊毛、锡、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换来的是制成品。汉撒商人将从英国和北欧各国取得的原料品运到他们在布鲁日的机构（成立于1252年），在那里用来交换比利时产的织物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来自意大利的东方产品和制成品，然后再把它们运回沿北海各国。　　1272年，汉撒商人在俄国的诸夫戈罗德设立了第三个代理处，在这里他们所取得的是毛皮、亚麻、大麻和其他原料、换出的是制成品。同年又在挪威的卑尔根设立了第四个代理处，主要从事于渔业以及鲸油和渔产品贸易。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是：国家如果还处于未开化状态，就可以从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就可以为它的猎场、牧场、森林及农业中的产物，总之所有各种原料品，谋得出路，就可以换得更好的衣着材料、机器、各种用具以及贵金属——主要的流通媒介。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头时对于自由贸易总是拥护的。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些国家，当它们在文化上、生产事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对于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就不怎样看得上眼了，最后就认为这是在它们继续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英国与汉撒商人的商业关系情况就是这样的。当汉撒商人的代理处“天秤”建立还不满一百年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只是输出羊毛、输入毛织品，应该可以干些比这个更加有用、更加有利的事。于是他积极鼓励法兰德斯的织工到英国来工作，给予他们一切便利和权益；一等到前来工作的这种识工为数相当多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服用任何用外国材料制成的衣着。　　这位国王这一措施是英明的，而别的有关国家的统治者这时所施行的政策却愚昧到万分，从而对于这一英明措施起了协助作用——象这样暗相凑合的事例在商业史上并不是不常见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早期的统治者用尽了心机，竭力发展他们本国的工业，使之日益昌盛，而后继的统治者的举动却适得其反，他们百般地使工商阶级不能安居乐业，从而促使他们向国外迁移。　　1413年英国毛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使休谟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外国商人极端猜忌，对于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种种限制，例如，对于他们由出售输入品所得的货价，规定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产品。”　　在爱德华四世治下，对外国商人的疾视更变本加厉，外国毛织物，还有许多别的商品，都绝对禁止输入。　　虽然这位国王后来不得不允许汉撒商人的要求，取消了这个禁令，恢复了他们的原有特权，但英国的毛织业似乎由此受到了积极鼓励。休谟叙及亨利七世在位时曾注意到这一点，这位国王是在爱德华四世去位后五十年即位的。“贵族左右原来是从者如云的，自从工业技术有了发展以后，雇用大批奴僕的恶习就不得不受到限制，这比强制命令还要有效得多。贵族们彼此之间这时已不再以僕从的为数众多与精壮勇悍相夸耀，他们为了进一步符合时代精神，这时所崇尚的是住宅的壮丽，车马的华美，铺陈设备的精益求精，以此相竞胜。一方面庶民也不再能游手好阅，安于懈怠，不再能在他们恩主的庇荫下乞求生活，他们不得不学习一些手艺，使自己对社会有所助益。这时政府再度颂发了法令，防止不论已否铸成货币的贵金属出口；但是由于明知这类措施难收实效，就再度规定，外商必须将他们出售输入品所得货款全部用来购买英国制品。”　　当亨利八世在位时代，外国技工在伦敦人数增加，使那里各种食品的价格大涨；这是国内工业发展使国内农业获得巨大利益的一个确凿征象。　　但是国王完全看错了这个现象的起因和作用，他听信了本国人民对外国技工有欠公道的控诉，总认为这类技工在技能、勤劳和节约各方面压倒了本国人民。于是由枢密院发布了一道命令，驱逐比利时技工一万五千人出境，认为“这批人的存在，使一切食品价格上涨，使国内有发生饥荒的危险”。为了铲除祸根，釜底抽薪，国王又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限制个人支出，规定了服装式样、粮食价格与工资标准。这种政策当然是汉撒商人所热烈欢迎的。他们对于这位国王表示了同对英国上一代国王（他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样的好感，情况就象现在英国人对葡萄牙国王所表示的一样。汉撒商人把他们的战船交给了国王，由他自由支配。在这位国王临政的整个期间，汉撒商人对英国的贸易极为活跃。他侒既有船又有资本，机敏干练，并不亚于今日的英国人，他们懂得怎样应付英国在朝在野的人物，怎样在其间讨好、沾光，而英国政府和人民关于自己的利益究竟何在这一点却并不十分了解。只是汉撒商人的论点与今天的商业垄断者相对照，双方所依据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汉撒商人以制成品供给一切国家时，他们的权利基础是实际条约与已有的商业关系；而今天英国人同样权利要求的基础只是一种理论，是他们自己海关里的一个职员作出来的理论。这位理论家企图用虚伪的科学的名义来公然强求汉撒商人凭实际条约与公道求得的权利。　　当爱德华六世在位时，他的枢密院找到了借口，要取消“天秤商人”的特权。汉撒商人对于这一新措施提出了强硬的抗议。但是没有用，枢密院坚持原议，由此对国家产生了极有利的结果。英国商人以本国人地位，在毛织品、羊毛以及其他物品的采购方面，与外商相形之下，有着极有利条件，这种利益以前他们一直没有能清楚地看到，因此一直没有敢同这样一个财力雄厚的集团展开竞争。但自从一切外商受到同样的商业限制以后，英国人经营工商业的兴趣就受到了鼓励，他们的企业精神一时竟弥漫全国。　　汉撒商三个世纪以来在英国市场的独占地位正与英国商人今天在德国和美国的地位相同，至此他们却完全被排出了这个市场，后来由于德皇的抗议，玛丽女王又恢复了他们一切原有的权益。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幸运没有能持久。当伊丽莎白王朝开始时，他们对于在爱德华六世与玛丽统治下所获得的待遇不能满意，提出了强烈抗议，希望不仅保持已有权益，而且还能有所扩充。伊丽莎白的答复语气很和平，她说，“她没有权力擅作任何变更，但是对于他们的已有权益刚乐于加以维护。”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答复全然不能满足。过了一个时期，他们的贸易进一步受到阻滞，陷于停顿状态，这对于英国商人大大有利，这些商人现在有机会展其所长了。他们掌握了本国的全部出口贸易，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光荣的胜利。他们分别从事于“坐商与行商”两种活动，前者在固定地点经营商业，后者则在外国或国外各城市贩卖毛织品和英国其他工业品。这种情况激起了汉撒商人的莫大愤慨，他们用尽了一切方法对英国商人进行毁谤，使各国对英商发生恶感。1597年8月1日，他们终于在德国获得了一道敕令，禁止英国商人在德帝国境内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不久英国女王就找到了报复机会，有六十只汉撒商船与西班牙进行着非法贸易，1598年1月13日她下令逮捕了这批商船。她采取这一步骤的原意只是准备在释放时可以获得汉撒商人的进一步谅解。但汉撒商人为此在律贝克召开了大会，以便以一致行动对英国出口贸易进行打击。她获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即将船只连同所载货物一概没收，然后又放回两只船到律贝克，带信给大会，说明她极端鄙视汉撒同盟和它的一切行动。　　汉撒商人曾经把船舶借给伊丽莎白的父亲，借给许多英国国王进行对外作战；曾受到许多欧洲君主的逢迎笼络；几世纪以来，曾经把丹麦和瑞典的国王看待得就同他们的臣属一样，随他们的高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于波罗的海东南岸一带曾加以开拓，施以教化，使这一地区脱离了海盗侵袭的恐慌；不久以前，还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英国一位国王承认他们的特权；英王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以皇冕为质，有所借贷；他们对英国还曾一度有过那样残酷侮辱的举动，由于英国渔民胆敢逼近他们的渔场，竟溺毙了这些渔民一百人——而现在伊丽莎白却这样对待他们。汉撒商人这时实际上仍然拥有足够力量对英国女王这种行动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向来所具有的那种勇敢气质，漳大的冒险与进取精神，自由与团结意志所激发的力量，都已经消逝。他们逐渐退化到了无拳无勇的地步，在欧洲各国朝廷都走遍了，到处哀求，希望能获得进口权利，但到处碰壁，备受嘲弄，这一同盟终于在1630年正式解体。　　他们所以会一败涂地，除了一些内在原因随后再提外，还有许多外在原因。丹麦与瑞典在这个同盟下处于依赖地位为时已久，它们不甘心长期受制，企图报复，因此对于它的商业活动尽力从旁阻挠。俄国沙皇对于英国的一个商业机构给予了种种权益。条顿武士团几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同盟的助手，也是它的（原来的）后裔，这时却由衰落而瓦解了。荷兰人和英国人到处同他们作对，在各国朝廷上尽力排挤他们，把他们逐出一切市场。最后由于发现了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他们受到了最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个汉撒同盟的成员们，当它们气焰方张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考虑到值得与德意志帝国结盟，现在它们到了穷途末路，就向德国议会投诚，告诉它，英国每年输出毛织品二十万匹，大部分运销德国，要使汉撒同盟恢复在英国的原有权益，必须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德国。据安德森的记载，德国议会即使对于这一措施的执行命令没有实际起草，对这件事确曾慎重考虑，但这位作家说明，只是由于当时英国驻德大使吉耳平的圆滑手腕，这一议案没有得到通过。汉撒同盟正式解散后一百五十年，汉撒各城市对于这个同盟昔日的煊赫声威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贾斯特斯·莫塞尔在他著作的某几节里曾这样说，当他到这些城市游历，访问当地商人，把他们前辈们的伟大事迹讲给他们听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例如汉堡这个地方，以前是各处海盗所畏避不遑的，它在镇压海盗方面对文明的贡献是基督教各国家喻户晓的，这时却一蹶不振到这样地步，为了使它的船舶能保持安全，不得不向阿尔及尔的海盗年年进贡。后来海上优势落到了荷兰人手里，对付海盗就通行了另一种政策。当汉撒同盟在海上居于统治地位时，把海盗看成是文明世界的敌人，随时随地尽可能地加以歼灭。荷兰人的态度则适得其反，他们把非洲北部一带的海盗看成是帮手，是同道，借助于这类人的活动，在承平时期可以破坏别国的海外贸易，从而对他们有利。德。威特说了一句支持这个政策的简括按语，“即使从仇敌处也未尝不可获得教益。”安德森引用了这句话，话虽简短，荷兰人对它却是有深刻体会的，而且奉行不渝；英国人也学了样，他们不顾基督教国家的体面，直到现在对于北非沿岸一带的海贼暴行也仍然视昔无睹，还是法国人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剿灭了这批贼徒。　　这些汉撒城市的商业并不是国家性质的，它既没有内部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作基础，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个同盟各成员之间的结合是极其松弛的，它们彼此之间互争优势，各为本身的小范围利益。或者按照瑞士人或美国人的说法是一州一市的利益）争胜，这种竞争观念超织了整个同盟中的团结精神；但是只有依靠了这种团结精神，才能牺牲各个城市的利益，以整个同盟的共同福利为重。于是彼此之间发生了猜忌，有时甚至演成叛变行为，例如科隆就利用了英国对这个同盟的仇恨这一点而从中取利；又如汉堡也企计利用丹麦与律贝克之间的争执而坐享其成。　　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并不是以商人所属地方上的生产与消费或农业与工业为基础的。这些城市对于如何促进本地农业发展这一点完全置之不顾；而由于它们的商业活动，外地农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它们觉得在比利时采购工业品要比在自己境内建立工业方便得多。波兰的农业、英国的牧羊业、瑞典的铁工业和比利时的工业都受到了它们的鼓励与帮助，它们数百年来所奉行的一个准则就是现代经济理论家所推荐的，这就是“专向最便宜的市场购买”。但是当那些与它们有买卖关系的国家把它们撵出了各国市场时，它们发觉自己的农业和工业都没有充分发展、都没有条件能使它们的商业剩余资本在这些方面运用。结果这项资本就流入了荷兰和英国，使它们的敌人在工业上、财富上、力量上都有了增进。这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纯粹的私营事业如果任其自流，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这些城市，由于专心致志地追求物质财富，对于政治利益的促进这一点就完全置之不顾。当它们处于鼎盛时期，看来它们好象是完全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这些城市里的自私而傲慢的公民，受到了许多帝王、贵族的逢迎谄媚，他们所处地位就好象是海上的君主。当处于这样的全盛时期，他们尽可以与德意志北部各城市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众议院，作为帝国中贵族的一个对称势力，尽可以借助于帝国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整个海岸地带建成一片，也尽可以通过这些措施使德国在工商业与海上势力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当时他们如果要使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事实上当他们在海上的大权旁落以后，剩下来的一点势力甚至还不足以诱使德国议会承认他们的商业是一种国家事业。相反地，这时德国贵族却倾其全力来压制这些低首下心的公民。他们在内地的城市逐渐归入各个王侯的绝对掌握，因此他们的沿海城市也就失去了与内地的联系。　　汉撒商人所犯的错误在英国都没有发生。英国的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都是以它的本国工农业为稳固基础的；它的国内贸易是在与国外贸易的适当比例下发展的，在这里，个人自由日益成长时，对国家统一或国家权力并无所损。以英国的情形而言，国王、贵族与人民的利益是在极其圆满的情况下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有了深刻体会，那么关于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广泛扩展工业生产力，所以能够这样无止境地发展，海军力量所以能够这样的压倒一切，谁还能说不是由于他们所采行的商业政策呢？有人说英国人所以能获得现在的商业优势和力量，并不是由于它的商业政策，与这个政策并没有关系，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是本世纪流行的最显著的谬论之一。　　如果英国人对一切置之不问，任它们自生自灭——也就是流行经济学派所推许的“任其自由，不加干涉”的主张——那么所谓“天秤商人”现在将仍然在伦敦经营商业，为英国制造织物的仍然是比利时人，英国仍然是汉撒商人的牧羊场，一切正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葡萄园以后，由于一位狡狯的外交家的谋略，直到今日依然如故的情况一样，的确，英国如果不是靠了它的商业政策）象它今天所具有的那样高度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工业与财富的产物。　　关于汉撒同盟与英国两者之间在工商业方面进行斗争从头到尾的经过情况，亚当·斯密从未加以试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从亚当·斯密著作中某些部分来看，清楚他说明，他对于汉撒同盟崩溃的前因后果并不是不了解的。“一个商人，”他说，“并不一定要属于某一指定国家的公民。他在什么地区经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是没有关系的。只需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可以把他的资本连同他所进行的事业全部，从这一国移到那一国。这项资本在没有摊开以前，就是说还没有把它陈列在地面上变成建筑物或在土地上作持久利用时，就不能说其中的任何部分是属于任何某一指定国家的。汉撒城市所曾一度拥有的且额财富，除了十三、十四世纪黯淡模糊的历史纪录以外，大部分现在已杳无影踪，这些城市，其中有些当初究竟坐落何处、有些原有的拉丁名称指的究竟是哪些欧洲城市，现在甚至已经搞不清楚。”　　亚当·斯密对于汉撒同盟之所以颠覆的次要原因既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而对于其中的主要原因却没有感到有加以试究的必要，这是多么奇怪啊！要考察其间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已成陈迹的城市正不必深究，它们的原址何在，关于哪些拉丁名称属于哪些城市，也正不必在陈年纪录中去寻根究底。他的同国人安德森、麦克弗森、金和休谟都有必要的说明，可以供他参考。　　汉撒同盟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在这方面作考察时是既能引起兴趣，也会获得丰富结果的；而亚当·斯密这样一个造诸极深的观察者，为什么对这一点却绝口不提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其间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作这样考察时所导致的结论，对于他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将无所掸益。由此他所面临的，将无可避免地是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与汉撒商人的自由贸易关系使英国农业脱离了未开化状态以后，他们所采行的以汉撤商人、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为牺牲的保护贸易政策，使英国获得了工业优势，然后借助于它的航海条例，使它进一步获得了商业优势。　　这些事实看来是亚当·斯密所不愿意了解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萨依所谓与他的理论相反的、那些不大对劲的事实。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章 荷兰人 　　　　荷兰、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从它们人民的性格与风俗、血统与语言来说，或者从它们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来说，都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这里曾屡次有查理曼大帝的行踪，他时常驻札在这一带附近，由此对这些地区在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当远比对德国较偏僻地区所发生的影响为强大。还有一层，法兰德斯与布拉奔生来就特别适宜于农业和工业，就象荷兰的宜于畜牧和商业一样。　　这些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由于广泛而优良的海上与内河航运而获得了莫大便利，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没有一处比得上的。那些足以阻碍上述地区进步的因素之所以能够消除，运河之所以能够开辟，即使就很早时期来说，也必然是由于水路运输在农业改进、城市发展方面的有利影响。法兰德斯历任的主政者，早在德国所有别处的主政者之前就看到了保持地方治安、改进路政、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等的价值，这种情况就格外促进了法兰德斯的繁荣。这个地区在地利上既占优势，主政者对于盗贼与野兽的扑灭又进行不遗余力。在这样情况下跟着发生的当然是城乡之间商业的活跃，畜牧、特别是养羊业的发展以及大麻、亚麻产量的增进；而且原料生产既欣欣向荣，财产与商业经营的安全又有保障，于是为制造这些原料时所需的劳动与技术就会与之相适应，这是势所必然的。同时这里的主政者对于羊毛纺织工人的争取也没有坐失时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里不久就从国外招募了这样的技工。　　法兰德斯获得了汉撒同盟与荷兰方面在贸易上交流的支援，它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不久就成为北欧的商业中心，与威尼斯由于工业与航运业的发达而成为南欧中心的情况互相辉映。商船运输、汉撒同盟与荷兰之间的互惠贸易和法兰德斯的工业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一种真正的国家事业，这时法兰德斯工业的最高地位还没有遇到敌手，因此以它的情形而言，商业限制政策并没有需要。处于这样的环境，工业在自由贸易下可以获得最大发展，法兰德斯的主政者是懂得这一点的，而无须向亚当·斯密请教。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伯爵绳伯特三世（RobertIII），当英王要求他把苏格兰人逐出市场时，他的回答与现代流行学派的理论精神十分符合，他说，“法兰德斯一向认为它是一切国家的一个自由市场，如果违背这个原则，就与它的利益有了抵触。”　　法兰德斯是北欧的首要工业区，布鲁日是北欧的主要市场，这样经过了儿个世纪之后，它们的工商业地位就转移到了邻近的布拉弄地区。因为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不愿继续给与它们在全盛时期所要求的那些特权。于是安特卫普占了商业的首座，鲁文（Louvain）成为北欧的首要工业城市。由于这种情势的变化，布拉奔的农业不久就有了高度发展。早年时期租税由用实物檄纳改为用货币缴纳的这种变革，尤其是关于对封建制度方面的限制，都是对它特别有利的。　　这时荷兰人作为汉撒同盟的对手，在统一力量下显露头角，这就打下了将来他们在海上挣得权势的基础。荷兰这个小国在自然条件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善于应付，随处能取得利益。荷兰人在海洋的侵袭下作了长期不断的斗争，这就势所必然地养成了刻苦耐劳与胃险进取的精神；他们的土地是在不断艰苦斗争下保持住的，这就养成了对土地格外珍惜的观念，把它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在这方面所化费的力量简直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受了造化的限制，所能从事的只是航运、渔业和肉类、干酪、奶油的生产，他们不得不靠了海洋运输、乳制品出口和渔业来满足他们对谷类、木村、燃料和衣着材料这些方面的需要。　　汉撒商人在后期逐渐被荷兰人撵出东北各国市场，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这里可以略举其间的主要原因。汉撒商人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木材，主要取给于与他们的城市直接毗连的地区，而荷兰人所需要的这类物资，数量却比他们所需的要大得多。而且荷兰有邻近的比利时工业地区，有来因河一带广阔、肥沃、遍产葡萄的地区，况且这条河流还可以一直通航到瑞士山地，这些都是对它极有利的。　　沿海国家的商业与繁荣取决于水路交通所赖的河流的流域是否广阔，这一点可以认为是一个通则。我们只要看一看意大利地图，就可以明白威尼斯商业之所以大大超过热那亚或比萨的商业。其自然条件上的原因就在于波河流域之广阔和富饶。荷兰商业的主要根源是来因河及其支流的灌溉地区，这些地区远比易北河及威悉河流域为丰饶，而荷兰商业之所以优越于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其原因也在这一点上。此外荷兰人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有个人叫作被得·鲍克尔斯（PeterBockels）的，发明了一种腌制青鱼的特有方法，这种方法即以其人而得名，他的方法秘不外传，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保密时期，在这段期间，这一行业由荷兰人独占其利。用此法制出的青鱼质量特别优美，因此在市场上可以获得高价。据安德森说，自从荷兰发明了这种制鱼方法以后，数百年间，英格兰和苏格兰鱼商虽然享有巨额出口津贴，他们的青鱼在国外仍找不到市场，即使竭力减价，也无法与荷兰人竞争。要晓得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以前，各国对于海产点类的消耗量非常之大，因此当汉撒航运业已开始衰落时，荷兰人竟有力量每年造新船二千艘，这一事实与上述渔业的情况对看，是并不足奇的。　　比利时与巴达维亚全部地区在勃艮第王室统治下合并以后，这些地区有一部分获得了国家统一的巨大利益，当我们研究荷兰对德国北部城市在海上贸易竞争中获得胜利这一事实时，上述情况是不可忽视的。在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尼德兰王国构成了一个有权能、有作为的集体，这时他对于这种力量的性质若果有真切的了解并且能懂得怎样来引导、运用的话，就不难使他在陆上、在海上称霸世界，这种力量对他所能作出的贡献，实在比地上的全部金矿，比教皇所能赐给的一切恩宠、优遇还要有效得多。　　查理五世若果有远见，能够把那个西班牙王冠象扔掉一块要把他拖入泥坑的累赘的石头一样地毅然弃去，试问荷兰与德国人民的前途因此将发生如何惊人的变化！这时的查理是尼德兰王国的统治者、日耳曼的皇帝、宗教改革的领袖，在物质上、精神上拥有一切的必要手段，可以建立一个力量最强大的工商业帝国——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的航运业联合在一个旗帜下的海军强国。　　这时要使德国提高到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国家的地位，要使它的工商业势力遍及全球每一角落，甚至使这样的情势也许历许多世纪而不衰——这时要实现这样的野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性概念，只是一个人的意志的运用。　　但是查理五世和他那个性情乖张的儿子所采行的却是恰恰相反的政策。他们甘愿成为痴迷狂妄一派的领导，要使尼德兰趋于西班牙化，以此作为主要目标。这个政策的结果如何，史乘上自有记载。荷兰的北部地区，由于它原有的优越因素，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南部地区的工商业和技术则破坏在政策执行者的手里，只有迁避到别的国家的那部分才幸免于灾殃。这时世界商业中心已不是安特卫普，代之而兴的是阿姆斯特丹。荷兰各城市在很早时期，由于布拉奔地方的骚乱，已经吸收了大批比利时羊毛织工，现在更无余地可以容纳全部比利时的流亡者，结果有很大部分不得不流入英国和萨克森。　　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荷兰产生了一种在海上冒险的勇敢精神，在这样的精神下显得任何困难、任何危险都是不足道的，而恰恰相反，痴迷狂妄的精神几乎使西班牙完全失去了前进的勇气。荷兰主要靠了对西班牙商船、特别是载有金银财宝的货船进行私掠、损夺而养肥了自己。它用了这个方法与伊比利安半岛及比利时进行了大量的非法买卖。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以后，荷兰占有了葡萄牙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主要部分，还获得了巴西的一部分。直到十六世纪上半期止，荷兰在工商业、海运事业、殖民地经营各方面都超过英国，超过的程度正与今日英国在这些方面超过法国的程度一样。但是随着英国革命的发生，情势自然而然地有了巨大变化。争取自由的精神在荷兰逐渐转化成为只是一种平凡的国民精神。正象一切在单纯商业精神下的贵族政体一样，眼前情况似乎一切都很好，并没有什么破绽；荷兰人只要他们认识力所能及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保全身家性命，在于物质利益，就显得自己是能够干些大事的。可是比较深谋远虑的政治手腕却是在他们的认识能力范围以外的。他们没有看到，已经获得的优胜地位，必须有大国的基础，必须有强毅的民族精神的支持，才能维持不坠。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民族精神在君主政体下已经有了大规模发展，而它们的工商业则尚处于落后地位，它们眼看到荷兰这样渺小的一个国家，而在工商业、渔业、海军力量等等方面却处处在它们之上，这就使它们激起了一种羞辱的心情。这时在英国不但存在着这种心情，与之并存的还有革命以后的那种朝气和新生力量。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就是在这种激动心情下直摔到荷兰这个当前的霸主面前的一封挑战书。一旦冲突表面化以后，情势就非常明显，英国国民性的气魄要比荷兰的雄伟得多。演变的结果如何是没有杯疑余地的。　　法国跟着学了英国的榜样，据科尔伯特估计，当时全部海上运输贸易所使用的船舶的二万艘，而其中为荷兰人所有的达一万六千艘，这个数字同这样一个小国是完全不相称的。由于波旁皇室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结果，法国的贸易得以扩展到伊比利安半岛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这些都是对荷兰人极端不利的。同时法国对它本国工业、海运事业与渔业实行的保护措施，也使荷兰工商业受到了莫大的损害。　　荷兰对北欧各国贸易的大部分、它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进行的非法贸易、它对东印度群岛及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大部分以及它的渔业，都已转到了英国人的手里。但对它打击最严重的是1703年的麦修恩条约。荷兰对葡萄牙、葡萄牙属地及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从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荷兰在国外贸易方面丧失了这样大的部分以后，结果与汉撒城市及威尼斯过去的遭遇如出一辙——大宗的物质与精神资本这时在荷兰已感到无用武之地，就以移民或贷款形式转向别的国家，这些国家这时已从荷兰手里取得了荷兰昔日占有的优越地位。　　如果荷兰能与比利时、与来因地区、与德国北部联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国家，英国和法国就不容易象它们所已经顺利完成的那样，使用战争和商业政策来削弱它的海军力量，削弱它的国外贸易和国内工业。象上述那样构成的一个国家，就可以用它自己的商业系统与别国的商业系统进行竞争。即使由于那些别的国家工业的发展，使它自己的工业受到了些损害，它也可以靠它国内的资源，加上在国外建立的殖民地力量，使创痛得以充分复原。荷兰所有的只是沿海岸一片狭长的土地，只是由日耳曼渔夫、海员、商人和制酪者组成的一小撮人口，但是它却企图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大国家，同时对于在它后部的腹地（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地区的一个部分）却看作是国外领土，并以此相对待——这就使它在挫败以后难以恢复。　　荷兰这个例子，正与比利时、汉撒城市、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情况一样，它所说明的是，如果所处的外国环境不利，单靠私营工业是不足以维持整个地区或整个国家的工商业和财富的；还有一层，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由政府的政治组织与国家的力量得来的。比利时的农业在奥国统治下再度获得了发展；当它与法国联合时，它的工业已发展到了前一时代的巨大规模。荷兰当孤立无援时，从来就没有能够为自己建成一个独立的商业体系，与大国相竞争。但是当1815年实现普遍和平后它与比利时合并时，在国内资源、人口与国土方面就获得了极大的增进，使它得居于大国之列，并且拥有了巨大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力量，这时我们看到在尼德兰也建立了保护制度，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农业、工业和商业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一合并现在又告解散（解散的原因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以内），因此保护制度在荷兰就失去了它所依据的基础，而在比利时则依然存在。　　荷兰现在所依靠的是它的殖民地和对德运输业。但是再来一次大规模海战时，它的殖民地就会岌岌可危，同时德国关税同盟对于它的利益所在看得越清楚，越是要进一步运用它的力量，就会越清楚地认识到把荷兰包括在关税同盟以内的必要。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四章 英国人 　　　　上面在“汉撒商人”一章里已经提到，英国的农业和养羊业怎样由于受到了国外贸易的影响而获得发展，怎样国外技工由于不能在他们本国安居乐业而逃到英国，由于芙政府对他们抚绥有方而使英国毛纺织业逐渐达到了繁盛状态，并怎样由于工业进步与伊丽莎白女王英明果断的措施，使以前由外人垄断的一切国外贸易，顺利地转入本国商人之手。　　关于英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上面第二章里已经谈到了一些，在接着谈下去以前，让我们先谈一谈英国工业的起源。　　我们要追究英国工商业巨大发展的根源，主要应该从它的养羊业和毛仿织业谈起。　　在汉撒商人的踪迹初次出现于英国国上以前，英国的农业很简陋，它的牧羊场也是微不足道的。牲畜在冬季饲料不足，因此每逢秋季，就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加以屠宰，结果畜产和肥料两者都感到缺乏。那个时候猪肉是肉类的主要供源，情况正与一切未开化地区——如以前的德国与现在的美国未开发地带——样，其间的理由是很明显的。猪比较地不需要照顾，比较地会自己寻食，在荒地与山林中都可以觅得丰富的食料，只需保存相当数量的孕猪过冬，明年春季就稳可以有大群小猪。　　但是国外贸易有了发展以后，猪的饲育就逐渐减退，养羊业就有了较大发展，跟着是耕作方法和牛的牧养也有了很快的改进。　　休谟在他的《英国史》里对于十四世纪初叶英国农业状况，曾有一段很有趣的叙述：“斯宾塞勋爵于1327年就他所有的六十三处田产计算了一下，一共有羊二万八千只、公牛一千头、母牛一千二百头、马五百六十匹、猪二千只，平均每处田产有羊四百五十只、牛三十五头、马九匹、猪三十二只。”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英国即使在那样早的时期，羊的畜养数量就已经比其他一切家畜的合许数量还要大得多。由于从养羊事业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在那样早的时期，英国贵族对于工业以及农业的改进就已经发生了兴趣；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贵族，在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所有田产的大部分，除了用来畜养大群麋鹿以外，还不懂得别的更好的利用方法，他们除了用种种敌对行为向邻近城市及其商业找麻烦以外，也不晓得还有什么更加正当的事业。　　在那个时期，正如匈牙利在较近时期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羊群在英国逐渐有了高度发展，有多处采地以拥有羊一万只到二万四千只相夸耀。在如此情况下，当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保护措施时，原来已有很大发展的毛织业即迅速达到高度繁荣，这是势所必然的。　　在第二章曾述及汉撒同盟向德国议会请求对英国进行报复时，提到英国每年输出毛织品的估计是二十万匹，在詹姆士一世时这项输出总值已经达到了二百万镑那样的庞大数额，但是在1354年时羊毛出口总值还仅仅是二十六万七千镑，而所有其他物品的出口价值并计也不过一万六千四百镑。到詹姆士一世时止，英国所制毛织品的绝大部分总是在未加工状态下运到比利时，然后在那里加以染色、整理的；当这位国王及查理一世时代，由于采取了保护和鼓励措施，英国的呢绒加工技术达到了高度完善境地，从此国外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就几乎不再输入英国，而英国输出的毛织品则全部是经过染色并精细加工的。　　英国商业政策在这些方面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应当指出，当近代麻布、棉布、丝绸、铁的生产事业还没有获得大发展以前，毛织品在对一切欧洲国家的贸易、尤其是对北欧各王国、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以及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占交易媒介的最大部分。早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毛织品出口占各种出口品总量的十分之九，这是一个绝对确切无疑的事实，这一工业当时在国际贸易所占地位重要到什么程度，由此可以想见。　　这一项用品的制造，使英国能够把汉撒同盟逐出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场，使它在与地中海东部各国及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乌的贸易中获得了其中最丰富的果实。也就是这一工业促进了煤业的发展，从而又兴起了广泛的沿海贸易和渔业，这两者构成了海军力量的基础，因此，使那个著名的航海条例得以实行，而为英国海上优势打下基础的也就是这个条例。英国的羊毛工业是各业中的一个主干，许多别的工业围绕了这个主干而获得发展，这就使这一工业成为英国工商业与海军力量得以积极发展的基础。　　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其他各部门工业也并没有忽视。　　在伊丽莎白统治下，金属制品与皮革制品，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工业品的输入，就已悬为例禁，而对于德国矿工与金属业工人的移入则积极鼓励。所需的船舶以前是向汉撒商人购买的，或者是在波罗的海口岸订造的；但是它在这方面限制与鼓励双方并进，尽力设法促进国内造船事业。　　为了造船，需要由波罗的海各口岸购入木材，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对那些地区的出口贸易。　　英国人捕制青鱼是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捕鲸是从比斯开湾沿岸居民那里学来的；政府对于这两种渔业这时都用了奖励办法来积极推进。詹姆士一世对于造船业与渔业的鼓励有着特别热烈的兴趣。他不断地劝告他的百姓多吃些鱼，我们对于这种举动虽然不免要觉得有些好笑，然而不能不对他作出公正评价，他对于英国远大前途的方向何在，是有真知灼见的。还有，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以后流入英国，这一点使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资本上获得了无可计量的增益。英国精细呢缄的制造，麻布、玻璃、弤张、帽子、绸缎、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了这些人而获得实现的。它懂得怎样利用禁止输入与高额关税来促使这些工业迅速发展。　　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还有其他许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风；波斯对于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终于不得不告放弃。　　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象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靠了勤奋、技术和节约，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有利可图的；任何一个在农业上、文化上已经有了发展的国家，其幼稚的工业如能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论开始时怎样缺点累累，成本高昂，通过实践、经验与国内竞争，其产品一定能够在任何方面与国外竞争者的老牌产品相匹比而毫无愧色；任何某一种工业的成功总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许多别的工业的成就相辅相依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工业工作如果能代代相传，历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紧接着继绩下去，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会发展——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些，或者对于这些情况完全无知，那么在他大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前，或者在他向操着国家祸福之权的执政诸公献策以前，我们敢请他先读一读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　　在乔治一世统治下，英国的政治家们早就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强大所应依靠的基础是什么。1721年英国议会开幕时，这位国王经内阁授意曾这样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褔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以前威尼斯共和国的商业政策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今天（1841年）的有效性与伊丽莎白时代毫无二致。由此所产生的效果是全世界所共睹的。有些理论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英国并不依靠它的商业政策，尽管没有这个政策，它也仍然会臻于富强的。他们也同样可以这样说，树木当幼弱时虽然曾用篱笆和支木加以扶持，然而它并不是靠了这些成长起来的，尽管没有这些，它仍然会发荣滋长，果实累累的。　　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历史所提供的证据也是非常确凿的。英国工业的勃然兴起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增加现象，显然使咸鱼与煤的需要激增，由此又大大促进了专用于渔业与沿海贸易的商船业务的发展。渔业与沿海贸易两者以前都操于荷兰人之手。这时英国人受到了关税提高与津贴制的鼓励，他们就用自己的力量来经营渔业，同时通过航海条例，不但使英国海员掌握了海上运煤业务，而且掌握了本国的全部海运业务。英国商船事业由此获得了发展以后，它的海军力量也有了相应的增长，从而使它有力量与荷兰舰队相对抗。航海条例实施以后不久，英荷之间爆发了海战，使荷兰人与英吉利海峡对岸各自的贸易差不多完全陷于停顿，他们在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船只几乎全部为英国的私掠船所歼灭。休谟估计在这次战役中荷兰船舶被英国巡洋舰所夺得的为数达一千六百只；达夫南特别在他的《国库岁入报告》里说明，在英国航海条例实施以后二十八年间，英国的航运业比前增长了一倍。　　就英国航海条例实施以后比较重要的结果而言，以下几点是值得格外注意的：1．英国对所有北欧王国、对德国与比利时的贸易（输出制成品，输入原料）都有了扩展，根据安德森的记载，在1603年以前，英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几乎完全被荷兰人排挤掉。　　2.对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其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走私买卖，有了大量的扩展。　　3．英国的捕制青鱼与鲸鱼业务有了显著的增进，这类业务原来是几乎全部为荷兰人所独占的。　　4.英国于1655年征服了牙买加，这是它在西印度群乌最重要的殖民地，从此它得以控制西印度群岛的制糖业。　　6．1703年与葡萄牙签订了麦修恩条的，关于这件事在叙及西班牙与葡萄牙情况时当作详尽分析。这一条约使荷兰人与德国人同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重要贸易关系完全断绝。葡萄牙从此完全沦于在政治上依附英国的地位，而英国通过它对葡萄牙贸易中所获得的金银，得到了对中国与对东印度群岛大规模扩展商业关系的资力，从而为它庞大的印度帝国打下基础，并且夺得了荷兰人最重要的几个商业根据地。　　以上所举最后两个结果彼此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英国蓄意要把葡萄牙和印度两个国家作为它发展自己前途的两个工具，其间所使用的手腕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除了贵金属以外，在贸易中可以提供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东方所需要的，除毛织品外，主要就是贵金属。这样的局势就显得在英国人面前是处处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上面曾提到英国执政者坚持不舍的一个原则是输出制成品，输入原料，而东方在贸易中所能提供交换的主要只是棉织品与丝织品，这一点是与他们的原则格格不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样应付呢？他们是不是在葡萄牙销售毛织品、在印度购入棉织品和丝织品而从中取利以后，就这样心满意足了呢？决不是的。英国执政者的目光所注，并不到此为止。　　他们如果允许印度的棉、丝织品自由输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织业和丝织业马上就得垮台。印度不但有着劳动力与原料代价都较低的有利条件，而且有着好几百年来相传的实践经验和技术。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类有利条件的效果如何是没有争论余地的。　　但英国并不愿意为了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而使自己在工业方面屈从于亚洲。它所要争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它对北美洲殖民地所已经执行的就是这个原则，它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输入英国。它自己的工业品市场是它前途发展的基础；而印度人民为数如此众多，又这样克勤克俭，对于旧有制造方式又这样地熟练，这样地广有经验；又怎样能够指望它放弃它自己的市场，转让给象印度这样的一个民族呢？　　因此英国禁止输入它自己工厂也在制造的那一类商品——印度的棉织品与丝织品。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余地的。印度制造的哪怕是一根线，英国人也不许动用。这些制造品物美价廉，但英国自己弃而不顾，它宁可使用质量较差、代价较昂的它自己的东西。但是它却十分乐意把这些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织物在较低价格下供应欧洲大陆各国，情愿把这个廉价的利益让给它们，而自己却一无沾染。　　英国为什么这样做？它是不是一个傻子？按照亚当·斯密和萨依的理论，按照价值理论来说，的确是这样。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英国应当到能够按最低价格供应最高质量的商品的那些地方，去采购它所需要的东西。它以较高代价来自己制造那些它可以在别处买得到的东西，同时却把那部分利益让给大陆各国，这分明是件傻事。　　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论，情形却适得其反；这个理论我们把它叫作“生产力理论”（theTheoryofthePowersofProduction）。英国执政者对于这个理论所依据的基础并未加以审察，然而当他们执行着输入天然产物、输出纺织品的原则时，实际上却采用了这个理论。　　英国执政者所注意的并不是在于价格低廉的、并不是经久存在的那些工业品的取得，而是在于代价虽较高而能够长期存在的制造力的取得。　　他们出色地达到了这个目标。今天英国所生产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价值达七千万镑，英国的制造品供应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印度也包括在内。今天它的本国产额超织它以前经营印度制造品的贸易价额许五十倍到一百倍。　　如果一个世纪以来它只是购入印度制造的廉价商品，对它又会有什么好处可说呢？　　再说，那些为自己购买了那样便宜的商品的国家，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好处？英国获得了力量，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力量，而别的国家所获得的却是力量的反面。　　这些都是以无可否认的证据为依据、经历史证实了的结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结果，亚当·斯密对于航海条例竟会作出那样歪曲的评价，这只能由于那个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在另一章里谈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商业限制所作出的错误结论时将有所分析。无限制自由贸易是这位先生最得意的见解，而这些事实却是与他的论点相凿枘的。因此他必须设法排除可能由航海条例效果中引证来的那些对于他的原则的异议，他排除异议的方法是把这些效果划分为政治的与经济的两种目的。他说航海条例在政治上虽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有害的。不论就事理或就实际经验来说，作出这样的区别其根据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予以充分揭露。　　萨依对于美国的经历或者了解得多一些，但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凡是遇到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原则上互有抵触时，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的前辈还更进一步。他计算了一下法国政府在渔业津贴上对于一个海员的负担，从而说明这类津贴是如何地虚糜无益。　　航海限制这个问题，对拥护无限制自由贸易主张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也是海口城市商业社会中的成员时，就只想悄悄地绕过这个绊脚石。　　事体的真相是这样的。对航海的限制与对其他任何种事业的限制无异，是在同一个规律支配之下的。任何国家当处于初期文化阶段，它的农业与工业还没有获得发展时，对于外人经营的航海业与运输业的自由总是觉得有用的和值得欢迎的。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海员人材，情愿把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让别的国家来经营。但是过了些时，它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学会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时它们就要想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国外贸易，用自己的船来运货，使自己成为一个海军强国。它们自己的商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会感到已经能够逐去外人，大可以用自己的船向最辽远的地区经营商业。于是时机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借助于航海条例，就可以把那些在财力上、经验上、力量上都胜过一筹的外国人顺利地排挤出去，不让他们分享在那类业务上的利润。然后再进一步，当海运业务与制海权达到了最高度发展时，毫无疑问，一个新时代将开始。普里斯特利博士说：“这样的时候也许会到来，那时取消这个条例，与当初制订这个条例，可能是同样合机宜的。”当他说这句话时，在他心目中的就是上述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约，可以获得确定的有利条件以对付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使它不能专为它自己利益着想采行航海限制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防止它自己的航业人员趋于懈怠，鼓励他们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与别的国家齐步前进。威尼斯在争取霸权时，固然大大地倚仗了它的航海限制政策；但是等到已经在工商业上、海运事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仍然抓着这个政策不放，这就是一个失策。因为这样就使它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员技能各方面，在竞赛中落在别的滨海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后面，而那些国家却在步着它的后尘不断前进。英国就不蹈这个覆辙，英国的政策使它的海军力量有了增进，然后靠了海军力量使它的工商业力量有了扩大，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助成了它海军势力的继续增长，殖民地的继续开拓。亚当·斯密当他认为航海条例对英国商业并不有利时，却承认这个条例无论如何是增进了英国的力量的。而力量比财富是更加重要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此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规律说若无睹，却敢贸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已经说明英国如何利用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策如何使它力量之上更添上了力量，生产力之上更添上了生产力。　　英国掌握了每一个海洋的锁钥，对每一个国家都安置了步哨，它安置步哨的所在：对德国是赫耳果兰岛，对法国是格恩济岛和哲尔济岛，对北美洲是新斯科页半岛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是牙买加，对沿地中海各国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它在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据有了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苏伊士地峡在外，然而也正在竭力争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克控制波斯湾。它只须再把达达尼尔和松德海峡、苏伊士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对于世界上不论哪个海洋，哪处主要航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封锁。它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就超过了所有其他各国海军力量的总和，即使以船数计不一定这样，无论如何以战斗力计总是这样。　　英国的工业在生产能力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虽然它的毛纺织品产量从詹姆士一世到现在增加了十倍以上（产值达四千四百五十万镑）但是还有一种工业，只是从上一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即棉纺织业，它的产值却更加庞大，达五千二百五十万镑。　　英国的麻织业与别的国家对照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它在工业上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仍然未能满足，在麻织业方面也想急起直追，取得与上述两种工业相类或者更高的成就；目前它的麻织品产值是一千五百五十万镑。当十四世纪时英国在铁的生产上还那样贫弱，因此对于这种不可少的金属认为有禁止出口的必要；但是在今日十九世纪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它所产的钢铁制品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产值达三千一百万镑，所产的煤与其他矿产则产值达三千四百万镑。按除英国外，所有其他国家的金银产值总许约二亿二千万法郎，合英币九百万镑，上述英国两项生产合计的产值与这个数值对照，计超过七倍以上。　　现在英国所产的丝织品产值针一千三百五十万镑，超过了中世纪时所有意大利共和国在这方面的产值。有些在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时代不足挂齿的工业，现在也有了巨大产值，例如玻璃、瓷器与陶器的产值达一千一百万镑，铜与黄铜产值四百五十万镑，纸张、书籍、颜料与家具产值一千四百万镑。　　还有，英国的皮革制品产值达一千六百万镑，杂项物品产值一千万镑。英国单单啤酒与蒸馏酒这一类的产值，就大大超织了詹姆土一世时代全国四千七百万镑的总产值。　　现在联合王国工业的总产值估计达二亿五千九百五十万镑。　　由于、也只是主要由于这种庞大的工业生产，使农业方面的总产值达到了五亿三千九百万镑，超过上面的数字一倍以上。　　固然，英国的力量以及它生产力这样的突飞猛进，并非完全是出于它的商业限制政策、航海条例和商业条约之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在科学上、技术上的胜利。　　但是我们要问，今天一百万的英国工人，怎么会完成数目比他们大许多倍的那些人的工作呢？这是由于人们对英国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它懂得怎样运用明智而有力的政策，在国外、尤其是在它的殖民地引起这种需求，这是由于施之于它国内工业明智而有力的保护政策，是由于它利用专利法对于每一种新发明所提供的优厚报酬，也是由于公路、运河及铁路所提供的在它内地运输方面的高度便利。　　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成国家财富、人口与政治力量的增长。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勤奋并且有着良好管理制度的国家，在短短的半个世纪期间，即使处于对外战争的环境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是什么。现在看来，意大利各共和国以前在这些方面所获得的一些成就，只是儿戏而已。据估许英国在那些与国家生产力有关的巨大设施方面的花费达一亿一千八百万镑。　　但是英国只是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经开始有所发展时，才着手进行这些工作的。从那时起，一切观察者都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经开始有大规模发展时，才能办到；只有在国内工业生产与农业资源同时有了发展时，代价这样高的商业设备才能获得补偿；也就是这类设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它们充分完成使命。　　同时也必须承认，英国的巨大生产力与巨大财富，并非单单是国家力量与个人的利得心的结果。人民爱好自由与公正的先天禀赋，人民的活动力和他们的宗教、道德品质这些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国家的政体制度，政府与权要人物的智慧和力量，也是有关系的。不仅如此，地理的环境、国家的气运，甚至侥幸因素，在其间也未尝没有关系。　　在大势的演进中，究竟是物质力量超过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后者的影响超过了前看，究竟是社会力量在支配着个人力量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这一组力量有了增长时即足以促使那一组跟着增长，有一组力量有了削弱时，另一组也难免不被波及。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在于安格鲁撒克逊与诺尔曼血统的混合，提出这个见解的人应当先看一看英国在爱德华三世在位以前的情况。在那个时候，民族的勤勉耐劳精神与俭约习惯到底表现在哪里？还有人说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在自由的宝库中独有一个宝是安格鲁撒克逊-诺尔曼民族远在日耳曼血统其他民族之先就保留下来的，是英国一切自由公正观念所由滋长的种子——这就是陪审权。　　当那部罗马会典在意大利发现时，当那个从废墟里掘出来的遗骸（在它的时代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是智慧的结晶）其势力弥漫于欧洲大陆各国时，英国的权要方面却毅然表示，有关法律与土地的任何变革将不予考虑。他们没有把由这部会典而来的遗毒遗留给后代，这是何等的伟大智力！这种智力，在物质生产的力量上后来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英国不但对于罗马会典不加理会，而且很早就从社会与文学领域、从政治各部门与法院排除了拉丁语，这一点对于国家的发展，对于立法、司法、文学与工业，有多大的影响！德国长期保留着拉丁文和那些外来的法典，这一点对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现在的匈牙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火药的发明、印刷术、宗教改革以及通住印度的新航线与美洲的发现，对英国自由、英国文化与英国工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把这些影响情况与在德国和法国的比一比看。在德国所发生的情况是：在整个德国、在各区之间、甚至在各城市以内的互相倾轧；使人痛心的意见紛歧；在文学上、在国家行政与司法上的未开化状态；内讧、宗教迫害、向国外逃亡、外来侵略、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城市的毁灭，衣工商业以及自由制度、民政制度的衰落；显要贵族的无上权势；王权与民族精神的衰退；最富裕地区与帝国的分离。在法国的是：为了专制政治的利益而对城市、对贵族进行的镇压；与宗教势力联合在一起反对求知的自由，同时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国家的力量；在胜利中虽有得有失，但是受到摧残的总是自由和工业。而在英国的则是：城市的勃兴，工农商业的进展；贵族服从本国法律，因此积极参加了立法工作，参加了国家行政与司法工作，同时也分享了工业利益；国内资源与国外政治势力的同时发展；国内和平；在一切落后国家占有的势力；国王权力受到限制，但在王室收入、在声名显赫与地位巩固方面都有所增进。总之，在国内是进一步提高的幸福、文化和自由，在国外是压倒一切的权力。　　英国怎样会获得这样圆满的结果，在造成这种结果的各种因素中，有多少应当归功于它的国民精神与政体，有多少应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与过去的境遇，或者还可以说，有多少应归功于机会与命运，这又有谁能肯定呢？　　假使把查理五世与亨利八世的地位对调一下，则由于一次下流的离婚案的结果，英国与西班牙的情况：在德国与尼德兰或者也会照样发生，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为什么说“想象得到”，读者一定明白）。假使把与腓力二世这样一个人联姻的那个软弱妇人放在伊丽莎白的地位，那末大不列颠在它的力量、文化、自由各方面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说在这个伟大变革中，只有国民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获得其中有利结果的最大部分的，岂不就应当是变革所由发生的那个国家——德国吗？但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在这个走向进步的运动中，除了灾害与衰弱以外别无所获的，恰恰就是德国。　　关于贵族制度，在欧洲各国中再没有象英国那样安排得尽美尽善的了。它使贵族在对国王、对民众的关系上获得了个人的独立、尊严与安定；给与他们在议会中的缎炼机会与地位；把他们的活动力导向爱国的与国家的目的；鼓励他们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吸入他们自己的队伍，使平民不论在天才上、在异常的财力上或是在巨大成就上有卓越表现的都归入他们的团体；另一方面，对于贵族后裔过剩的部分别仍然使之回入民众的巨流，这样就为贵族与平民在将来的合而为一打下了基础。通过这样的处置，使贵族在公民精神、爱国精神、科学以及智力与物质资源等等方面可以不断地从民众中获得新的增益；同时贵族又把自己特有的文化及独立精神的一部分不断地归还给人民，使他们自己的子孙不依赖先人的余荫而自食其力，可以使民众由此获得一种新生力量的导源。在英国有爵位的人，他们子孙无论怎样众多，在同一时间内只允许有一个人继承爵位，家族中的其余成员都是平民，要依靠专门学识，或从事于行政事务，或工农商业来谋取生活。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在英国享有最高爵位的贵人，他起了一个念头，想邀集他一族中所有的人来举行一次宴会，但是他终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的家系虽然不过起源于不多几个世纪以前，而同族中人已无法计数。要说明这种制度在进取精神、在殖民地开拓、在权力与自由、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上所发生的影响，简直有整整一本书可写。　　英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国家的独立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英国在对欧洲大陆的关系上，向来是自成一个世界的；对于大陆各国间敌对、偏见、自私、激动、灾祸种种方面的影响，总是无所沾染的。它所以能够在政治组织上作独立、纯正的发展，宗教改革所以能安然完成，宗教财产所以能充作大有禆益于各种工业的世俗用途，主要是由于这种隔离的状态。它所以能够获得长期和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内战时期以外，它享受和平接连达数百年之久，从而使它免除了常备军设施，使它在很早就能够采行一贯的关税制度。　　英国由于它的岛国地位，不但得以避免了争夺领土的战争，而且从大陆战争中还可以为它的工业优势取得极大的利益。陆上战争与地区的遭受破坏，使战争中心的工业受到种种损害；直接妨碍农业，毁坏农作物，从而剥夺了耕作者所赖以购买工业品并为工业家生产原料与食物的手段；间接往往使工厂被毁，或者至少被破坏，因为战争足以妨碍原料品输入、工业品输出，因为这时厂主势必要负担额外的、繁重的捐税，并且在资本与劳动的取得上发生困难；还有一层，即使在战事停止以后，它的不利后果仍将继续发生作用，因为农民和他们的收获在战时受到的损害越大，则资本与劳力就越受农业工作的吸引而从工业中转移过去，从而为资本与人力的使用开辟了一个比工业更为简捷有利的领域。象这样的情况在德国大致每百年要重演两次，它使它的工业倒退，而英国的工业则不断前进。每当英国用装备战舰与军队的办法，或用津贴的办法，或两者兼用，准备积极参加海外战争时，英国的工业家，与它的大陆竞争者正相反却可以从中获得一倍或两倍的利益。　　有人为非生产性支出、即用于战争与维持庞大军队的支出作辩护，认为这是绝对有利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主张，有人认为公债的性质是绝对有利的，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未能赞同；但是我们也不相信流行学派的那种论调，他们认为凡是不属于直接再生产性质的消费——例如战争消费——都是绝对有害的。关于军队设备、战争以及由这类目的所发生的债务，在某种情况下对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英国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严格地说，物质财富的消费有时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但这种消费却可以刺激工业家，使他们作格外的努力，由此可以导致新的发现与改进，特别是生产力的增长。这种生产力取得以后就长期存在；战争费用只是限于一次的，而生产力的增进却是继续不已的。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象英国那样的有利情况下，国家对于每项那些理论家认为非生产性的支出，所得会大大超过所失。英国的情况的确是如此，这是可以用数字证明的。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单单就棉布业一项所获得的生产力而言，每年由此所产生的收益价值，就超过了国债增进项下所须支付的利息，且不提其他一切工业部门的广泛发展与殖民地财富的增进。　　最显著的是在欧洲大陆战争期间，当英国在大陆上驻有军队须支付费用或津贴时，它的工业由此所获得的利益。这类费用是全部用英国工业品形式支付的，它把这些工业品运到战争地区，那里的工业原来已极度困难，由此就更快地使它趋于末路，而英国工业从此就占有了那个国外市场。这种行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无异是一种出口津贴，得到好处的是英国人，遭殃的是外国工业家。　　在这样情况下，以大陆各国的工业而言，英国人以同盟者身分所给与它的害处，实在比英国人以敌人地位所给与它的害处更大。倘使要为此说寻找根据，我们只须举出七年战争与对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这两个例子就够了。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利益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还不止这些，有些人被英国的政治、宗教和地理条件所吸引，移居到了英国，其由此所发生的影响对英国利益之大，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一些。　　远在十二世纪时，就有法兰德斯的羊毛织工为政治环境所吸引，移居威尔士。不多几个世纪以后，有被放逐的意大利人流入伦敦，经营钱兑业和银行业。在不同期间，曾有法兰德斯与布拉奔技工整批地流入英国，这在第二章里已经提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是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从汉撒各城市、从衰落了的威尼斯来的是商人，随着他们一道来的是他们的船舶、商业知识、资本和进取精神。还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有大量资本和工业家流入英国；还有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荷兰由于航海条例与麦修恩条约的影响，出现了工商业停滞状态，因此有许多商人与工业家流人了英国。只要在英国具有自由的权利，避难的便利，国内安定和平，有法律保障以及一般福利，只要英国具有这些特点，则每一次政治运动，大陆上的每一次战争，就会使它在资本和人材方面获得大量的新生力量。例如晚近的法国大革命与由这个帝国引起的多次战役，又如在西班牙、墨西哥、南美洲发生的政治暴动、革命的与反动的运动和战争，情况都是这样。英国凭了它的专利法，长期独占了每个国家的发明天才。英国工业的成长与进展已经登峰造极，它的生产力原是由欧洲大陆各国得来的，如果现在饮水思源，把其中一部分归还给原主，那才公平合理。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五章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英国人为了要在最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繁荣的结构，足足忙了几个世纪，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却凭了他们的新发现，一下子就发了财，在极短促时间内拥有了巨大财富，但这是浪子手里的财富，是中了头奖得来的；而在英国人手里的财富刚好比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家长辛苦集聚起来的。前者是暴发户，浪费过度，任意追求奢侈享乐，可能一时看上去似乎比后者值得羡慕，但是在他手里的财富只是供作取快一时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作主要是为后代争取精神与物质幸福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这使英国的亨利一世远在1172年就禁止输入西班牙羊毛，而意大利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大部分，远在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就一直是取给于西班牙的。在那时以前二百年，比斯开湾一带的居民就以制铁、航海与渔业著称于世。他们是最先从事于捕鲸业的，直至1619年，他们在这一事业上还远远胜过英国，英国还特为请他们派专人到它那里去传授捕鲸技术。　　摩尔人十世纪时在阿卜都拉曼（Abdulrahman）三世统治下（912一950年），就已经在瓦伦西亚一带的沃野从事于棉、稻、甘蔗的种植和育蚕事业。哥尔多华、塞维尔和格拉那达在摩尔人的时代就已有了比较发展的丝织业与棉织业。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利多与卡斯提尔的几个别的城市都是以毛织业的发达闻名的。单是塞维尔一处，在历史上很早的时代，就已有织布机一万六千架；当1552年，塞哥维亚的毛织业就有一万三千工人。其他各业，尤其是武器与纸张的制造，也有相似的发展。法国当科尔伯特的时代，还惯于向西班牙采购毛织品。西班牙的口岸城市是广大贸易与重要渔业的中心，它直至腓力二世时代止，一直拥有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是具有一切走向强大、富裕的因素的，而专制政治与顽固不化结合在一起，却要来摧残国民的进取精神。这种愚昧无知的举动首先表现在驱逐犹太人，表现得最激烈的是驱逐摩尔人，由此把二百万最勤奋而富裕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的排除异端精神就这样地把本国的工业放逐出境，同时也不许国外工业家在西班牙境内安家落户。至于美洲大陆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财富的增进，性质只是浮而不实的，一瞬即逝的——实际上这关发现对两个国家的工业、两个国家的力量首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并不象后来荷兰人与英国人那样用本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易取物资，而只是用他们从殖民地榨取得来的金银向外国购买工业品。它们的国民原来是勤恳的、有用的，在它们的政策下却变成了买卖奴隶的贩子，变成了殖民地的专制魔王。它们就这样助长了荷兰与英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养肥了敌人，引火烧身；这些国家不久就壮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它们的舰队，夺取它们的财源。后来西班牙的一些国王制定了禁止金银输出、禁止工业品输入的命令，但是毫无实效。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发荣滋长；只有工业懂得怎样吸引并使用金银时，金银才能保持住。　　但是葡萄牙在一位开明的、有权力的大臣主持之下，对于工业的发展确曾作过一度努力，努力的初步结果使我们感到震惊。这个国家同西班牙一样，从远古以来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斯特拉波（Strabo）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批优种羊由亚洲传入葡萄牙，每只的代价是一个泰伦（talent）。当厄勒塞拉（Ereoeira）伯爵于1681年当权时，他想到了一个计划，要设立毛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以本国工业品供应本国和殖民地。为此特向英国招来了纺织工人。这些毛纺织厂在当局照顾之下获得了迅速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1684年）就使他可以实行禁止毛纺织品输入。从那个时候起，葡萄牙就把用本国原料制成的这类工业品供应本国和它的殖民地，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样经过了十九年，这种情况在英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有证明。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才能，这种才能后来更发展到了完善的境地。当时英国人为了逃避葡萄牙对毛织品输入的关税限制，它们把这类出品加以改头换面，称之为哔叽或毛毯，实际上用途相同，然后把它输入葡萄牙。但是这种伎俩不久即被发觉，这类货色随印也被禁止输入，诡计归于无效。葡萄牙这次发展毛纺织业居然获得成功，的确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因为这个国家在不久以前，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出了大量黄金，而且还一直受着顽固势力、腐败政治与封建贵族的毒害，人民自由与农业生产长期受到了摧残。　　但是在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1703年，有名的英国大使保罗·麦修恩成功他说服了葡萄牙政府，使它相信，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由葡萄牙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时按照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税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于葡萄牙将大大有利。在葡萄牙方面，签订这个条约的主要动机，看上去好象是葡萄牙国王方面的希望增加关税收入与贵族方面的希望增加地租收入。英国女王安娜在这个条约里把葡萄牙王称为“她的老朋友与同盟者”。当年那些不幸的国王被罗马的元老院拖下水，与它发生进一步密切关系时，元老院对这些国王也是惯于使用这类称呼的。两者所奉行的是同一个原则。　　这一条约缔结以后，顷刻之间，英国工业品即泛滥于葡萄牙市场，而且立见分晓的是葡萄牙工业突然而彻底的崩溃，这种结果跟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的情形极为类似。　　根据安德森的证言，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在海关报单上将货值以多报少的技巧就已经那样精通，结果他们实际支付的税款还不到应纳税款的半数。　　《英国商人》有这样一段记载：“禁令取消以后，我们从他们那里拿走了那么多的银币，以致在那里剩下的，已经几乎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他们的黄金。”这样的贸易由英国人一直继续到最近时期。他们把葡萄牙人向殖民地取得的贵金属全部运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到东印度群岛与中国的，然后，象在第四章里已述及的那样，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货物，运售欧洲，换回原料。英国对葡萄牙每年的输出额超过由那个国家的输入额达一百万镑。由于贸易上这种顺差现象，使外汇率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不利于葡萄牙。《英国商人》的著者向那位鼎鼎大名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对葡萄牙贸易中，差额的有利于我方，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所不及，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达一百五十万镑，以前不过三十万镑。”　　从那时起，所有英国商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致赞扬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上的一个杰作。安德森对于有关英国商业政策的一切问题是具有清晰的观察力的，而且讨论这些问题时态度也是非常坦率的，他也称赞这个条约是“极度公平而有利的”，他也不禁要天真地高呼，“但愿它能够天长地久地继续下去！”　　直到亚当·斯密才提出了一种与这类异口同声的论调直接相反的理论，他认为麦修恩条约并不在任何一点上对英国商业有什么特殊利益。舆论对这位轰动一时的作家表示了盲目信从，接受了他的（一部分是很荒谬的）见解。如果要问为什么对他意见的信从是盲目的，只须举出一点就够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意见，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没有人加以反驳过。　　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四编第六章里说，根据麦修恩条约，葡萄牙的酒进口时只须檄纳别国所檄进口酒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与葡萄牙人的明确的利益，而英国人以毛织品运往葡萄牙时，仍须照檄与别国同样高的关税，因此英国人并没有从葡萄牙人手里获得任何特殊利益。但是我们要问，葡萄牙人在这个条约成立以前，关于他们所需要的国外商品，其中有一大部分，难道一向不是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输入的吗？难道英国人此后没有把葡萄牙市场据为己有，来销售那种在他们本国有原料制造的工业品吗？难道没有找到一个窍门，使葡萄牙关税减低了一半吗？难道在英国消费葡萄牙酒的人，没有由于外汇率的关系，享有了百分之十五的利益吗？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行销，难道并没有近于完全停顿吗？难道葡萄牙的金银并没有给英国人供作向印度换取大量商品的手段，然后使英国人把这些商品泛滥于整个欧洲大陆市场吗？葡萄牙的毛织业难道没有被全部摧毁，从而使英国人获得莫大利益吗？所有葡萄牙的殖民地，尤其是那个富饶的巴西，难道没有因此在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吗？这个条约对于葡萄牙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徒有其名；而英国人所获得的却是在作用上、效果上的实际利益，在英国人此后所订的各种商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倾向。在表面上他们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说，他们实际上始终是利益垄断者。　　亚当.斯密第二个论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未能从这一条约获得任何特殊利益，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把出售毛织品以后由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钱财转付给别的国家，并因此在那些国家购入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如果用毛织品去直接掉换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就可以通过一次交换来完成由于对葡贸易不得不通过两次交换来完成的任务，这样的直接交易对他们要有利得多。我们对于这位崇高学者的品格与智慧固然深为敬服，但是象这样的论证，使我们对于他的大公无私，或对于他的敏锐的理解力，实在不能不感到失望。如果要我们不存此想，那就要使我们想到，深可叹惜的是人类性格上的弱点，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是有很明显的表现的，他的另一些论据也往往是不合理的，几乎是可笑的；显然，他所要竭力辩护的是绝对自由贸易原则，他为这一本身就很光荣的使命的绚烂夺目的光彩，已经弄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关于刚才提到的论证，我们可以作一个比方，一位面包师傅，他售出面包时向顾客取得的是现款，他就用现款向磨坊买进了面粉，据说这样做生意就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他用面包直接调换面粉，他就通过一次交换而不是两次达到了他的目的。上述论点所含的理论性或逻辑性实际上并不比这个比喻所含的高明些。要说明这个一次交换办法的行不通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磨坊的主人也许不需要这位面包师傅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面包，再说他自己也许懂得烤面包，或者事实上也是在那里烤面包，因此不经过两次交换，这位面包师傅的业务就无法进行。葡萄牙与英国在签订条约时的商业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葡萄牙把工业品输出到南美洲，在那里换来了黄金和白银；但是由于它的懒惰无能，它自己没有能制造这些工业品，就用金银向英国交换。英国却不需要这些贵金属供作国内流通，就把它们运到了印度或中国，在那里购人商品转卖给欧洲大陆，然后在大陆上换取了农产品、原料或仍然是贵金属，把它们运回本国。　　我们现在要凭常识提出一个问题，假使葡萄牙人对于那些毛织品愿意自己动手来制造，或者愿意向别的国家采购，那么英国人手里的那批货色又有谁向他们来买呢？在那样情况下，英国人的这批毛织品既不能卖给葡萄牙，也将无法卖给别的国家，因为英国人的毛织品在那些国家里早已作了尽可能的推销，已经无法继续推进。结果英国人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售给葡萄牙的那个部分的比例，减少毛织品的制造数量；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向葡萄牙取得的金银的那个数量，减少对印度的金银输出量；他们运售欧洲大陆的印度商品，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结果运回他们本国的原料也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　　亚当·斯密第三个论点认为，葡萄牙金钱如果不流入英国，英国仍然有别的方法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论点也是同样站不注脚的。按照他的想法，葡萄牙人手里的金银既有余，这个剩余部分无论如何总是要外流的，总是要通过某些别的途径流入英国人之手的。我们这里不妨假定，葡萄牙自己动手制造了毛织品，他们把多余的金银运到印度和中国，然后向别的国家买回了他们所需要的货物；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又能到手多少葡萄牙的金银呢？再说，葡萄牙如果与荷兰或法国签订一个麦修恩条约，在它也是一样的。毫无疑义，在这里所假定的两个情况下，总会有一小部分金钱辗转流入英国，但只是限于它出售生羊毛时所能获得的那一些而已。总之，如果没有麦修恩条约，英国的工商业与航运业是决不会达到已有的那种发展程度的。　　但是就麦修恩条约的影响来说，关于涉及英国方面的，无论作如何估计，姑作别论，关于涉及葡萄牙的方面，至少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这个条约决没有能诱使别的国家，为了利于农产品输出，也在它们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对英国有所让步。葡萄牙与英国有了来往以后，它的工农商业与航运业不但无所进展，而且日趋下降。庞巴尔曾经力图振作，但是没有用，英国的竞争破坏了他一切的努力。同时也必须指出，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社会状态对于工农商业的进展是格格不相入的，因此商业政策在这里能发生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尽管如此，通过庞巴尔所实现的那一点点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只要能够首先把一国的社会情况中所出现的内部障碍除掉，则一个力求发展工业的政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后两个继承者统治下所经历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在波旁皇室下对于国内工业所实行的保护措施很多失当的地方，对于关税法令的认真施行也极度缺乏能力，但是当它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用到它本国时，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业都有了生气，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从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而工业推进方面居然能收到一些效果，真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一般社会状态简直是糟透的，到处是极肮脏的道路，绝对找不到设备齐全的旅馆，也没有桥梁、运河与内河运输，每一个省区都设有地方关卡，与国内其他省区相隔绝，进入任何城市都须檄纳入城税，拦路打劫和沿门乞讨成为正常职业，走私买卖盛极一时，捐税的苛杂达于极点一这些都是上述两位作家认为西班牙工农业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其实所有这些灾害的根源是在心理上的偏信、盲从、不实事求是，是教士的贪婪腐败，贵族的享有特权，政府的专制横暴，以及民众的愚昧与缺少自由，而两位作家对于这些却没有敢公然指斥。　　英国于1713年与西班牙签订了阿西安托条的，这是同与葡萄牙订立的麦修恩条约堪以媲美的，在这个条约下英国人获得权利，每年得以一定数目的非洲黑人运人西属美洲，英国商船每艘每年得驶入波托贝洛港一次。这就使他们有了机会得将大量私货运入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如果不能享有低率关税待遇，在这一点得不到便宜，他们就会想尽一切方法漏税逃税，组织大规模组织的非法买卖。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葡萄牙行之有效的是前一办法，在西班牙实现的是后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进口税从价的原则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近来花了很大的气力从事宣传，要使人们相信，从量纳税的原则——象普鲁士所采用的——是要不得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六章 法国人 　　　　法国也是继承了罗马文化的许多残余的。当日耳曼族法兰克人侵入时，这些人所爱好的没有别的，只是打猎，因此有许多久经耕种的地区又变成了森林与荒地，使法国几乎又失去了一切。法国同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在中世纪时农业所以获得进展，大部分有赖于宗教势力，不过后来成为文化发展上一个重大障碍的也是这个势力。修道院中人不象贵族那样不断地从事于仇杀、竞争，并不以兵役义务来磨难他们的奴属，田地与牲畜受劫掠与破坏的危险也比较少。教士们所喜欢的是安闲生活，反对的是争吵，而且往往愿意扶危救困，以此来博得声誉和别人的尊敬。因此有一句老话，“寄居在教门中人的屋檐下总是幸福的。”对于法国早期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十字军、路易九世（圣路易）建立的市民社会与行会制度、与意大利及法兰德斯的接近等因素。早在十四世纪时，诺曼地与布列塔尼就已经从事于制造毛织品与麻织品，供国内消费并运销英国。这个时候，它的酒与盐的出口业务，主要由汉撒商人为居间，也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法兰西斯一世的努力，法国南部开始有了丝织业。亨利四世也重视这一工业，同时并注意玻璃、麻布及毛纺织工业的发展；里舍留与马扎蓝也曾注意促进卢昂和色当的丝稠、天鹅绒与呢绒制造业以及渔业与航运业。　　美洲的发现使法国受到了最有利的影响，这种情况当时是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的。法国西部所产谷物运销西班牙的数量很大。比利牛斯山区每年有许多农民移入西班牙东北一带去找寻工作。法国曾以大量的酒和盐运销西班牙属尼德兰；它的丝绸、天鹅绒、尤其是某些奢侈品曾大量销售尼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由于这些原故，在很早一个时期曾有很多西班牙金币与银币在法国流通。　　但是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科尔伯特开始的。　　当马扎蓝死的时候，法国不论是工商业、航运业或渔业都没有达到重要地位，那时法国的财政更处于最恶劣的境地。　　科尔伯特却有勇气独立担负起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在英国是经过三个世纪不断努力、两次革命的代价，才得以顺利完成的。他向各国招聘优秀技师和工人，收买商业上的秘诀，并广泛搜罗精美的机械和工具。他实行了统一而有效的税则，使本国工业在国内获得了稳定市场。对于内地关税尽可能地撤废或加以限制，一方面积极建设公路与运河，以改进国内运输。这些措施使农业获得了甚至比工业更大的利益，因为消费者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接触很便利，而且运输的代价低廉。他又降低了对地产的直接税，减轻了以前征税时在手续上的那种严厉苛刻的程度，平衡了租税负担，最后还实行了降低利率的办法，这样就使农业方面获得了更大利益。他只是当谷物供应不足、价格高涨时，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对于国外贸易的推广与渔业的发展特别重视。他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重新建立了商业关系，扩大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开辟了对北欧的贸易。他对于行政的一切部门采行了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并使之在工作上秩序井然。他死的时候，法国制造毛织品的纺织机已经有五万架，每年丝织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国家的岁人已增加了二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繁盛的渔业，大量的商船，一支强大的海军。　　隔了一个世纪以后，有些经济学家对科尔伯特严厉地加以责难，认为这位政治家急于促进工业利益而以农业利益为牺牲。这样的责难是过当的，只是说明了这些作家自己对工业的本质并没有充分了解。　　但是，科尔伯特即使对原料出口反对作定期性的阻止，被认为在这一点上措施失当，然而由于对国内工业发展的鼓励，他却使人们大大地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要，使农业获得了十倍于上述损失的补偿。如果说他对工业规定了一套新的措施，以命令强制实行，违背时即加惩罚，因而认为他违反了政治家的开明风度，那么要晓得，这样的措施是适应时机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也还是最有利、最适当的，那个时候人民处于长期专制统治下，意志消沉，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使对于有进步意义的革新也抱着反对态度，科尔伯特所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民。　　有人说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使法国丧失了一大部分的国内工业，这只有对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废除后的极度悲惨后果完全视若无睹的那个学派，才能把这个罪过加在科尔伯特身上。在他死后的三年间，由于上述敕令废除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法国最勤奋、最干练、事业上最成功的五十万居民被迫离开祖国。这些人流到了瑞士，流到了德国的每一个新教区、特别是普鲁士，还流到了荷兰和英国，他们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户，把他们的事业和资本带了过去，这就使他们的祖国受到了双重损害。这样就由于法皇一个姘妇的阴谋毒计，在三年之中，毁灭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丰功伟绩，使法国再度陷于那种奄无生气的情况；而英国则在宪法的庇护下，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激起了全国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伊丽莎白和她的上一代开始的那些建设事业一直在稳步进行，中间从未停顿，而且热情越来越高。　　法国由于长期的政治腐败，它的工业与财政状况毫无起色，与英国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恰恰成一鲜明对比，因此在大革命将发生以前，引起了法国政治家们的仿效心。他们被那些经济学家不切实际的理论所蛊惑，与科尔伯特的政策方针相反，希望建立自由贸易，以此为补救办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英国对于这个建议当然极度欢迎，要它对法国来一个麦修恩条约的翻版，它又何乐而不为，于是成立了1786年的伊甸条约，这个条约所造成的不利于法国的毁灭性结果，与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丝毫没有两样。　　英国人是习惯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饮料的，因此对法国酒的消费量并没有增加到原来所想望的程度。这时更加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在英国行销的只是一些时兴货和小工艺品等杂货，这些货物的总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国所提供的却都是主要必需品，总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国工业家在价格、质量以及赊销条件各方面所提供的，处处胜过法国的工业家。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竞争以后，法国工业家已濒于破产之境，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于是法国人想赶紧止注这种恶化现象的演进，取消了这个条约。结果所获得的只是这样一个教训：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可以在几年之间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英国的竞争在法国已经引起了对英国货的爱好，习惯既已养成就很难铲除，结果是发生了广泛的、长期继续的走私买卖，一时不容易扑灭。而在条约废止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重温旧好，却并没有什么困难。　　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不断的战争，对法国工业繁荣当然不会有利，况且在这个时期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贸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业，只是由于对本国市场的得以独占，由于封建束缚势力的消除，在帝国时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国内的一切国家，情况也是这样。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他说过，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这位伟大的天才，以前并没研究过这些学说。却能明智地了解工业力量的性质与重要性，不能不叫人惊叹不置。他没有研究那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仑说过：“以前对于财产只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现在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财产，这就是工业。”拿破仑看到了，并且在这里清楚他说明了他同时代经济学家所没有看到或者没有明白表达的一个事实，即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工业与农业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比较一个单纯的农业国家，在完善程度上，在富力上，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拿破仑树立了并促进了法国的工业教育，提高了国家的信用，采用了许多新发明与改进的操作方法，改善了国内交通运输设备，这些都不必细说，因为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不过有一点在这里似乎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是，现代一些理论家对于这位非常高明的、煊赫一世的统治者作出了有偏见的、不公平的评价。　　拿破命时代过去以后，英国竞争势力，原来其活动只限于走私买卖的，这时在欧洲和美洲却又站稳了脚步。这时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英国人反对保护政策、拥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论调，这些讲究实际的岛民以前是把这一原则看成不可实行的幻想的。但是任何观察者，如果不存私见、有相当鉴别力的话，当可很容易地看出，在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并不存在丝毫博爱主义的感情动机。只有当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促进英国商品运销欧美大陆的便利时，他们才用得着世界主义论据；一等到问题转向到谷物的自由输入，或者牵涉到外国商品是否允许在英国市场与它本国工业进行竞争时，他们所援引的就完全是另一套原则。据说不幸的是英国所奉行的一种政策虽与自然原则相违背，但存在已久，已经以人力造成了一种形势，如果加以突然的干预，就不免会发生危险，发生不幸的后果。因此非经过十分谨慎周详的考虑，不可轻于尝试。这是英国的不幸，并不是它的过失。欧美大陆各国毫无拘束，因此可以充分自由地、及时地来共享自由贸易之福；据说这是它们的佳运，是应当格外感到心满意足的。　　在法国，它的旧王室在英国保护下或至少在英国金钱势力下重新登上了王位，但上述自由贸易的论据却没有能够长期流行。英国的自由贸易使法国在大陆封锁制度下壮大起来的工业受到了重大破坏，因此不久法国就采用了禁止制度，以图挽救。根据杜潘的纪录，从1815到1827年间，法国工业的生产力增长了一倍。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七章 德国人 　　　　在叙述汉撒同盟那一章里，我们谈到了德国怎样由于广泛的商业活动，在次序上仅后于意大利，而远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就繁盛了起来，我们现在必须先把它最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情况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后接着叙述它的工业历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猎用的。那时的农业还处于原始状态，极为简陋，这项工作是丢给奴隶和妇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务是战争与打猎；这就是德国贵族身分的发端。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德国贵族所坚守的就是这种制度，压制衣夫，反对工业；至于他们既处于领主地位，这两项事业的发展必然能使他们获得利益这一点，他们却茫无所知。　　的确，德国贵族对于行猎活动这种相沿已久的传统的爱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们久已在犁头上、织机上发了财，但是对于那个祖传的工作还是念念不忘，在议院中还梦想保留狩猎事业与狩猎规则，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好象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间，可以用于园艺、植林及科学耕作，也可以供作野猪与鹿兔的驰逐之场。　　德国的城市与寺院对于邻近地区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虽未可忽视，但它的耕作事业则长期停滞在未开化状态。　　这时在古罗马属地，在尘世与宗教首脑人物驻在地区，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他们势力范围、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渔业集中、水陆交通便利的所在，兴起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于对当地需要的供应以及国外运输业务的经营而获得发展的。那个时候要使国内工业获得广泛发展，要使它能够支持出口贸易，只有从大规模发展养羊与植麻事业着手。但是大规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发展农业，而从事于大规模养羊则必须具有防御狼群与盗贼的保卫设备。当时在各个诸侯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对备城市不断发生着争斗，在这样情况下，安全的环境就无法实现。牧场上的牲畜总是盗劫的主要目标；而贵族们为了爱好野猎，谨慎地保留着大片的森林地带，这样对于野兽的为患就谈不到彻底扫除。豢养的牲畜既少得可怜，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没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面资本和自由两个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面则对于农业的发展全无兴趣，这样就必然使农村以及城市的发展停留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将这些情况作了适当考虑，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完全相反情况下的法兰德斯与布拉奔能够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实现了那样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可是虽然障碍重重，沿波罗的海与北海的德国城市，由于渔业、航运业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终于获得了发展；在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则由于意大利、希腊及陆上运输业的影响而有了发展；在来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则靠了从事于葡萄种植与酒类贸易而有了发展，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纪时路政不修，陆上交通困难，加以普通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此现在还更为重要，这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志各城市联盟，如汉撒、来因、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联盟，各有不同的特点。　　这些联盟组织由于普通贯串着一种少壮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强盛了一个时期，但它们所普遍缺乏的是内部的安全保障，是团结一致的原则和力量。由于贵族所有地的存在，由于乡村间存在着的农奴制，这些城市是互相分离的，它们的联盟迟早会垮台的，因为这时农业人口逐渐增加，境况也比较富裕（通过当地统治者的势力，他们彼此之间原来存在着团结的关系）。这些城市如果在农业发展上企图有所迎展，则首先必须设法与农业阶级或贵族阶级相结合，使之成为联盟组织中的成员，否则将自取灭亡。但是它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觉才能与知识。它们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们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这些联盟组织中只有两个，瑞士联邦与七省联盟，的确实现了这种结合，这也并不是由于深谋远虑的结果，而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当时环境也有利于这样的措施，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联盟就得继续存在。瑞士联邦不过是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是由居于这一地带的自由人民结合在一起而建立起来的。　　其余的德国城市联盟都已没落，这是由于它们藐视乡村人民，荒谬地认为市民身分高于农民，以此自傲，看到农民处于屈从地位反而沾沾自喜，并不想从事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使城乡获得共同发展。　　这些城市只有靠了世袭王室的威权才能达到统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操于各诸侯之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独断统治避免受到约束，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级位较次的贵族处于服从地位，因此他们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个世袭帝国的成立。　　因此德国的国上都坚持着罗马帝国的观念。皇帝只有居于军队首领的地位时才能算是统治者，只有在进行战争时才能使那些诸侯以及城市处于他们的旗帜之下。所以在德国受到国王的保护的公民自由，在意大利就受到国王的敌视与摧残。　　但是对罗马几次的远征，不但越来越削弱了德国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国范围以内，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原来是可望建成一个统一政权的，但是霍亨斯陶棻王室倾覆以后，统一政权的核心也就随之化为齎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来是既贫且弱的，它看到国家无法获得巩固，就从事于利用国民精神以降服异族，由此得以在德意志帝国东南境建成了一个巩固的世袭君主政体，后来勃兰登堡的侯爵们在东北境也仿效了这个办法。这样就在东南和东北以对异族的统治为基础，建成了世袭王位的独立国，一方面在国境的西隅成立了两个共和国，它们与祖国越来越貌合神离，在国家内部也一直在闹着不团结，实力日益消耗，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美洲大陆与通往印度新航线的相继发现等等，使德国的厄运达于极度。　　上文所说的这些智力上、社会与经济上的变革，造成了德意志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各诸侯之间、各城市之间、甚至各个城市的各行会之间以及各个等级的分子之间的倾轧分裂。全国的活动力这时所倾注的并不是工农商业或航运业的发展，也不是殖民地的开拓或国内制度的改善，实际对于任何实质上的改进都全不在意。人们所争论不休的只是在于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的问题。　　这时汉撒同盟与威尼斯正趋于衰落，德国的大宗贸易，以及在南北各城市的权力与自由，也就跟着一蹶不振。　　于是发生了三十年战争，各地区、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躏。荷兰与瑞士都退出了，而国内膏腴之区则被法国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等，曾经在力量上超过一切选侯辖区，现在由于常备军的存在而陷于完全无能的地位。　　在变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权能够比较地巩固，各城市能够比较地团结一致，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全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权力和自由，那么在德国工农商业的发展方面将获得如何不同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有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硬要我们把国家的物质福利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生产，与上述的一些观察相对照时即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实在是不切实际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德国采用了罗马法，对德国来说，再没有比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个人的法律地位与关系发生了莫可言状的混乱，而这一点还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劣后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种阶级，这些人是学者，也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语言，在在与民众不同，他们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无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们否认一切人类正确知识的价值，处处对公开的事理故神其说，所倚恃的是独断权力，这是一种最卑鄙的仗势行为，他们就在这样的权力下过生活，到处所宣扬、所辩护的只是他们的利益，自由的基础在他们手里受到了彻底摧残。因此直至十八世纪初叶，德国在各方面还是非常落后，在文学、国家行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各方面都还没有能脱离未开化状态；农业简陋，工业与一切大规模商业都奄无生气，国家缺乏团结一致的力量，与外国发生交涉时处处显得软弱无能，毫无威信。　　只有一件东西德国人是保持着的，这就是他们固有的品质。他们热爱的是勤劳、秩序、俭约和节制，他们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挠精神，有诚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具有道德心与审慎周详的态度。　　这样的品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所共有的，当德国国民性几乎被完全破坏而情势恢复平静之后，人民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国内从事于建立秩序，努力改进和争取进步。他们对于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极度重视，那种热烈提倡的态度是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得上的；在上的绝对权力则施之于一般教育、秩序与道德的维持，施之于对弊端的革除与公共福利的促进，关于这方面权力行使时的恰当与有利也是别的国家所不及的。　　德国国民性之所以能获得恢复，其基础无疑是由政府奠定的。政府忠实地把改作俗用的教会地产项下的收入，用于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公用事业各方面。由于这类措施，就使国家行政与司法、教育与文学、工农商业、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各方面都有了生气。由此可见，德国的获得发展，它所遵循的途径，是与一切别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则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现在德国人的整个文化是属于理论性的。也因此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合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古怪的特征，这一点在别的国家看起来是很触目的。　　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德国人民就象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原来未曾有机会使用他的四肢，他首先从理论上学会了怎样行走跳跃，学会了怎样吃喝，怎样啼笑，然后把他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因此产生了德国人所偏爱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主义幻想。这种智力既不容干扰世界实务，就在纯理论领域中竭力发挥。也因此使我们看到信从亚当·斯密及其门人的学说的，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处为多，与坎宁及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论调表同情的，在别处也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地深切。　　德国工业的最初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废除，由于这一疯狂措施，有无数逃亡者流入德国，他们的踪迹几遍及德国各地，因而就到处有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如呢绒、丝绸、帽子、手套、珠宝、玻璃、瓷器等等。　　在德国首先采取促进工业的政治措施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奥地利是在查理六世与玛丽亚·赛里萨的时代实施这种政策的，但在约瑟二世时代推行得更加有力。奥地利以前由于驱逐新教徒——那是它最勤奋的一部分的公民——而遭到极大损失，至于它紧接着实行的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政策究竟有什么显著成就，却不能十分肯定。后来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改进养羊业、改进路政以及其他措施，结果即使在玛丽亚·赛里萨时代它的工业就已有了相当进展。　　在约瑟二世时代，对这一工作推进得更加有力，结果获得了比前大得多的成就。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实在并不重要，因为这位皇帝的脾气向来是急躁的，在这一工作以及另一些改进计划上都犯了过于冒进的毛病，结果奥地利与其他各邦比较，仍然处于落后地位。这里的情况也和别处一样，说明凡事操之过急就难期有成，保护关税的实施，如果希望它能顺利进行，不致成为对现状的一个扰乱因素，在开始时就决不可把税率订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实行以后，经过时间愈久。它的优点就显示得愈加清楚。奥地利的工业及农业所以能够达到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的境地，主要是由于这种税制。　　普鲁士的工业在三十年战争中所受到的打击，比任何别的国家为严重。它最重要的工业，勃兰登堡的毛纺织业，在这一战役中差不多已完全毁灭，纺织工人大部分流入了萨克森，而这时英国的输入品使任何竞争力量无法活动。于是发生了南特敕令取消的事件，在巴拉登领地以及在萨尔斯堡的新教徒也受到了迫害，从而使普鲁士得以坐享其利。普鲁士的统治者，这位伟大的选侯腓特烈二世，立刻就看到了伊丽莎白早在他以前所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在他的策划之下，大批被放逐的教民流入了普鲁士，这就使这个地区的农业有了生气，工业有了发展，科学与艺术也有了进步。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依照他的方针行事，跟着他的脚步前进，但是这位大王热情横溢、勇住直前的气概，却是没有一个后人及得上的——他在承平时期的政策比他在战争中的胜利更为伟大。关于腓特烈二世所采行的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措施，这里的有限篇幅简直无法详论；通过这些措施，使大量的国外农民流入了他的领土，使许多荒地变为良田，培养起了大片草地，提高了牲畜饲料、蔬菜、马铃薯与烟草的产量，改进了马、牛、羊畜牧事业，推广了无机肥的使用，等等，由此产生了有利于农民阶级的资本和信用。这些还只是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直接措施，此外由于某些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间接利益更大。他建立了关税制度，改进了运输工具，建立了银行，使普鲁士在工业方面有了在各邦中突出的进展。普鲁士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顺利地实现这些措施来说，并不见得有利，境内各区互相分裂，走私买卖的不良影响比那些大邦所受到的更为严重，那些大邦的地区大都是连成一片的，有海洋或河流、山脉为天然屏障，普鲁士并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但是，它在各方面的进展仍然超过了那些大邦。　　我们对于普鲁士所施行的制度尽管作了这样的赞扬，但也绝不想替它掩盖缺点，例如它对于原料出口的限制，就是缺点之一。不可抹煞的是，缺点尽管存在而国家工业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是没有一个进步的、无私的历史家敢于否认的。　　任何人如果不存私见，没有被虚妄的理论所蒙蔽，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主要并不是由于它的煊赫战绩，而是由于在促进工农商业利益与科学、文学进步的方面所施行的贤明政策；而所有这一切却完全是那一位伟大天才一手所造成的。　　然而这位国王所依靠的并不是一国中自然习尚的活动力，而只是一个行政制度，这种制度是有条不紊的，谨慎周密的，但也无疑地要受到官僚政治下那种死板的机械常规的牵制。　　而德国所有其他地区，几世纪以来，却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势力之下；就是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把它的工业品自由输入德国，却没有人容许德国工业品输入别的国家，这个规律未尝没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的。但这并不是说拥护自由贸易的学派关于自由贸易巨大利益的预见和所作的诺言，通过这个国家的经验已经获得证实，因为在那里到处所见到的只是退步而不是进步的现象。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美因兹、科隆等等，人口已减低到了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常仅为了脱售一些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彼此摩拳擦掌，要诉诸战争。　　法国革命爆发以后跟着发生了战争，也跟着发生了英国对于驻欧洲大陆军队的津贴，从而使来自英国的竞争变本加厉。因此使工业发生了新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农业似乎有了发展机会，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的、一时的。　　接着出现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萨依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祸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有些理论家，尤其是英国的理论家，把这个政策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政策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情况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因为任当时的一切统计著作中，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材料是俯拾即是的。德国只是从那个时候起，对于已经着手了一个时期的养羊业的改进，才获得普遍推行，并获得了良好成绩；德国对于运输设备的改进，也只是从那时起才有了积极进行的机会。固然，在另一方面，德国也丧失了它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所得远过所失；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得比德意志其他各邦为早，这时所获得的利益也更大。　　但是和平恢复以后，英国工业再度对德国展开了剧烈竞争；因为当相互封锁期间，这个岛国由于有了种种新发明以及对国外各地进行着数额巨大、几乎近于独占的出口贸易，它的工业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德国，这就使它成为德国工业可怕的劲敌。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在资本上有了巨额扩充，使英国居于非常有利地位，与德国对照下，它的商品，售价可以压得非常之低，而质量则高出很多，它所提供的赊欠其期限远比德国所提供的为长，而在德国方面则重重困难方始开端，有待于它作艰苦的奋斗。结果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工业普通崩溃的情况，呼号求助之声响遍全国，特别是来因河下游一带，这些地区原来属于法国，这时已被排除于法国市场之外。还有一层，普鲁士的关税制度在绝对自由贸易方针下经过了许多变迁，这时已不足以抵抗英国竞争。一方面普鲁士的官僚们对于国内呼援之声并无同情，却一直抱着反对态度。他们对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校时渍染已深，因此不能十分机警地认识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鲁士甚至还存在着那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还在那里雄心勃勃地企图复兴那个久已被驳倒了的“重农”制度。但是事物的现实状态究竟比理论具有更大力量。有些地区的工业家对于与法国的旧有关系仍然念念未忘，从他们那里发出来的痛苦呼声，终不能不予以同情抚慰，终不能一直置之不顾。这时有一种蔓延得越来越广的意见，认为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项计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倾销，使之泛滥于大陆市场，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些人对于这种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妄谈；但是这种看法的广泛流传实在是极其自然的，是可以从各方面获得印证的。首先是，这种倾销现象确曾发生，看上去好象确是事先蓄意作了安排的；其次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这位勋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名也不亚于这位勋爵，他的意见与这位勋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辞上都几乎是相同的，他说，“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普鲁士工业家们的呼吁终于获得了反应；想到他们年复一年与死神搏斗的痛苦，直到这个时候才有复苏希望，应该承认这段时间是够长的，但他们的申诉终于获得了良好效果。普鲁士在1818年成立的关税制度满足了当时普鲁士工业的一切要求，而丝毫没有过分夸大保护原则，对各国原有的有利关系也没有作不适当的干扰。它所规定的税率标准远较英法为低，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从禁制制度逐渐过渡到保护制度的问题，而只有从（所谓）自由贸易走向保护制度的间题。这个制度从全体来看还有一个优点，即征税时大部分是按照商品重量不是按价值计算的。通过这种办法，不但防止了走私活动及估值偏低、以多报少的弊端，而且达到了一个重大目的，对于性质不同的商品起了不同的刺激作用。有些物品是供普遍消费的，由任何国家自己来制造都极为便利，由于总值的巨大，对任何国家说来也最关重要，对这类物品的进口税率就订得最高；有些物品比较精细，比较贵重，在国内制造比较困难，有些则比较易于引起走私，或比较便于走私，对于这一些物品的保护税率就逐级予以降低。　　但是在这种按量计征办法下受到最大影响的，当然是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受害程度远在各外国的贸易之上，理由是极为明显的。这些次一级的小邦，原来已被排出于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场，这时又几乎完全被摈于普鲁士，受到的打击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小邦有许多在地理上是完全或大部分被普鲁士的省区所包围的。　　这类措施实施以后，普鲁士的工业家平静下去了，但是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工业家方面，不平的呼声又高了起未。还有一层，奥地利对于德国商品，特别是上斯瓦比亚麻布的运销意大利，又规定了限制办法。这就使这些国家在各方面的出口业务，只能局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它们彼此之间又互设关卡，互相隔绝，它们的工业这时已临到绝境。　　181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春季博览会时，由德国工商业家五六千人在那里组成的非正式的协会，就是在这种迫切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取消德意志各邦在各自为政情况下设立的关税，同时在于争取成立一个德意志全国统一的商业与海关制度。　　这个协会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议条款曾送呈议会及德国所有各邦的领导人与政府，请求批准。在德意志各邦分别设置了联络员，各城市分别设置了当地联络员。会内每一个成长与联络员都以竭尽所能促使团体目标得以实现为职志。该会择定了纽伦堡为总会所在地，授权该城设置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一位辅佐的参赞下负责领导协会事务，本书的作者即当选为辅佐。中央委员会的方针策略与议事录，均在协会所办的一个周刊《德国工商业机关报》公布，与协会任务有关的一些意见、建议、论文以及统计资料，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该会每年在法兰克福春季博览会上召集全体大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事务报告。　　协会向德国国会递了请愿书，说明所建议各项措施的适当与必要，然后在扭伦堡的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行动，派遣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代表参加182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邦使臣会议。在使臣会议上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即德意志若干次级的、较小的邦同意另在达姆施塔特召集会议，讨论协会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达姆施塔特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结成联盟；其次，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鲁士结成联盟；再次，若干中型的德意志邦结成联盟；最后，主要出于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使上述三个联盟共处于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伦堡、汉诺威与汉撒诸城市以外，已经联合在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围以内取消了各成员之间原来的各不相谋的税制，对外成立了统一的税制，所征收的税款，由各邦根据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这个同盟所建立的税制实质上与1818年普鲁上所建立的相同，就是说，这是一个适度的、有节制的保护税制。　　由于税制的统一，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农商业上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八章 俄国人 　　　　俄国在文化上与工业上的初期发展，主要是由于对希腊的交往、汉撒各城市对诺夫戈罗德的通商，以及（在诺夫戈罗德被伊凡·瓦西里叶维奇破坏以后）发现了与自海沿岸通航的路线以后从而兴起的对英国与荷兰的贸易关系。　　但是俄国在工业上、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巨大发展则开始于彼得大帝。国民的团结与政治的环境这两者对于一国的经济生活有莫大影响，俄国近一百四十年未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明。　　俄国的君主威权，把无数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建成了一个统一国家；俄国在工业上打下了基础，农业上有了巨大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通过运河与道路的修筑使国内交通便利，国外贸易规模壮阔，居于商业强国地位，它所以能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统一的巩固政权。　　俄国的独立商业制度，只是从1821年才开始的。　　当叶卡德琳娜二世时代，由于她对于国外流入的技工与工业家的优惠待遇，当然使本国工商业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在文化上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在铁、玻璃、麻布等工业方面，尤其是在国内农产与矿产丰富的条件下特别有利的那些工业方面，还没有能越出初期发展阶段。　　还有一点，就当时情形来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未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假使当时同它有往来的国家向它大量购买粮食、原料以及它所能供应的一些简陋的工业品，还有，假使没有战事以及一些国外事变的干扰，则俄国借助于对一些比它先进的国家的交往关系，就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繁荣，它的一般文化状态通过这类交往，就可以取得比较在工业制度丁更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战争与大陆封锁政策以及各国在商业上所规定的限制，使它不得不放弃了输出原料输入制造品的那条路，别寻发展途径。在这样情况下，俄国原有的海上贸易关系就发生了波折。它对大陆西部的陆路贸易没有能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因此对于所拥有的原料不得不由它自己来利用。战事结束，全面和平实现以后，它就有了一种要求，想回到旧有的制度。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在俄国，斯托哈先生的著作是享有极高声望的，就象萨依先生的著作在德国那样。俄国的国内工业在大陆封锁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时期过去以后，由于英国的竞争而受到了损失，一般对于这样的打击最初还没有感到震惊。一些理论家认为对于这种打击不妨忍受一下，自由贸易的良好效果随后自会发生。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商业环境也的确非常有利于这种转变。欧洲西部农产品的歉收，使俄国农作物有了大量输出的机会，因此俄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得借此获得巨大收入，而与工业品的大量进口相平衡。　　但是对俄国农产品这种一时的、非常的需求过去以后，另一方面，当英国为了照顾贵族的利益对谷物输入加以限制，为了照顾加拿大的利益对木材输入也加以限制以后，俄国就陷入了本国工业崩溃与国外输入工业品泛滥的双重困境。以前一般人们，与斯托哈先生一样，是把贸易平衡这个说法看作是一种离奇的幻想的，认为一个有理智的、进步的人而相信这种说法，其荒谬与可笑，简直无异于相信十七世纪的魔术、妖法；虽然他们原来的态度如此，现在却不得不无限惊讶地觉察到，在独立国家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所谓贸易均衡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俄国最开明的、眼光最敏锐的政治家涅塞尔罗德伯爵就毫不合糊地公开承认，他相信这个说法。他在1821年的一个官方文件中这样说：“俄国为环境所压迫，现在不得不考虑采行一种无所依傍的贸易制度；我们的产品现在找不到国外市场，国内工业已经破产，或已近于破产，所有国内的现款都向外国流出，最殷实的商行也已濒于倒闭，情况岌岌可危。”　　俄国实行保护制度后的有利效果与恢复自由贸易时所发生的有害效果，同样足以使那些理论家所标榜的一些原则与论断声誉扫地。这时外国的资本、才能与劳力，从各文化区域，尤其是英国和德国，不断流入俄国，目的在于分享其国内工业所提供的利益。俄国的贵族阶级也在大体上模仿了政府的政策。他们的产物在国外既找不到市场，就想换一个方向来解决问题，想把市场移置到生产所在地的附近，就是说想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工厂。结果由于新成立的毛纺织厂对细羊毛需求增加，使养羊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国外贸易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了增长，尤其对中国、波斯以及亚洲其他邻近各国的贸易增长更快。商业恐慌气氛一扫而空，这只要看一看当时俄国商业大臣的报告就可以明白，俄国主要由于采行了这个制度，国家财富与力量才有了巨大的进展。　　德国人则对于这种进展趋势故意不加重视，只是对于德国东北地区由此造成的损失埋怨不休，这种态度是愚蠢的。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桂在心头。俄国人对于德国的福利并无加以关怀的义务；德国人必须当心的是德国，俄国人所要关心的是俄国。无须埋怨，也不必痴心期待将来的自由贸易那个救世主，赶快把世界主义制度扔在火里，从俄国的榜样取得教训，这样做要好得多。　　英国对于俄国的这一商业政策满怀嫉忌，这是极其自然的。凭了这一个政策，俄国已经把它自己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解放了出来，在亚洲从事竞争时，它与英国已经分庭抗礼。即使英国制品比较便宜，但是由于俄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以及它的政治势力，英国在中亚细亚贸易中，这一优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俄国与欧洲比较，也许仍然只好算是一个略有几分文明的国家，但是与亚洲比较时，它就要算是一个十足的文明国家了。　　不过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俄国在文化与政治制度上还有许多欠缺之处，尤其是帝国政府如果不能锐意改进，实施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逐步限制并最后取消农奴制，组成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与自由的农民阶级，改善内部运输工具和对中亚细亚的交通，从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它的政治状况与工业要求两相协调，则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莫大阻碍。这些存在的困难都是俄国需要在本世纪加以克服的，它要在工农商业、航运与海军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赖于这种努力，但是要使这类改革成为可能并见诸事实，则首先必须使俄国贵族们认识到，通过这类改革能够获得最大进展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九章 美国人 　　　　我们对于欧洲各国——除了那些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以外——的商业政策，已经作了一些历史考察，现在再看一看移殖到大西洋彼岸的人的大致状况。他们原来是完全依赖着祖国的，内部分裂成许多殖民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合；他们从这样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强大、自由、勤奋、富庶的独立国家，这几乎就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变化。看上去在我们孙子一辈的时代，这个国家将上升到世界第一等海军与商业强国的地位。就这里研究的问题来说，再没有比美国的工商业历史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它的发展过程异常迅速，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实现，它们的效果极为分明，国内工业与国家行政整个结构的演进是清清楚楚暴露在观察者的眼前的。　　北美殖民地在工商业方面原来是处于对祖国完全奴属地位的，除了家庭工业与普通手工业以外，不容许从事于任何种工业、直迟至1750年，为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制帽厂，还引起英国议会那样大的激动和猜忌，因此宣称，在北美任何种工业都是“妨害公众”的，连制铁业也不例外，虽然在那里制铁所需的一切材料实际上都异常丰富。甚至迟到1770年，查坦伯爵看到新英格兰人对工业作初步尝试时他还大不以为然，当即声明，在殖民地区就是一只马蹄钉也是不准制造的。　　首先指出这种政策有欠公正的是亚当·斯密，这份功劳是应当归属于他的。　　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北美各自由州当革命战争时期脱离了一切束缚，它们有的是供工业用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它们跟原来对它们输出工业品并向它们购买农产品的那个国家已经脱离关系，一切需要就得取给予自己的物资，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鼓励，在这样情况下，农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虽然由于这次战争，它们的负担很重大，受到的破坏很严重，而地产价格和工资仍然到处急遽上升。但是在巴黎和议以后，由于备州在制度组织上的欠缺，无法实施统一的商业制度，结果英国工业品又乘虚而入，自由畅销，美国新成立的工业，这时羽翼未丰，还无力抵抗这种竞争，于是在战时一度繁荣的气象又成过去，它的消逝比它兴起时还要快得多。有一位美国国会议景事后关于这个危机曾这样说：“我们曾经依照现代理论家的劝告，向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国外商品泛滥于我们的市场；英国商品在我们口岸城市的售价比在利物浦或伦敦的还要便宜。我们的工业濒于毁灭，我们的商人，即使曾指望靠进口贸易致富的那些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所有这些现象对农业又造成了极大损害，因此土地的价格极度低落，使地主也普遍陷于破产。”　　这样的事态并不是一时的，从巴黎和议时起一直延续到美国宪法的成立。各州之间后来所以能获得进一步团结，所以不得不把维持统一的商业政策的全权交托给国会，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事态的足以促成国家团结，比任何别的情况更为有力。所有各州——纽约与南卡罗来纳也不例外——纷纷请求国会对国内工业采取保护措施。华盛顿在他就职的那天，特为穿了一套用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当时纽约的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位伟人就用了这一个简单而特别令人感动的方式，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了一次深刻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虽然美国最初实行的税制（1789年），对于主要的各种工业品只征收了很轻微的进口税，但是在实行的最初儿年就已获得显著效果，使华盛顿能在1791年的“咨文”里对国内工农商业欣欣向荣的情况表示庆贺。　　这种保护税率不够恰当的情况不久就充分显露出来；因为英国工业家具有进步的生产方法这个有利条件，对于这种较低的税率所造成的困难很容易克服。国会对于最主要各项工业品的进口税率确曾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但这一措施直迟至1804年才实行。国内工业家在事前用尽了一切方法来说明提高税率的必要，但是在利害关系上处于相反地位的各派势力则力说自由贸易有利和高税率有害，最后只是由于关税收入不足，才不得不实行了这个措施。　　工业方面一般的进展情况比较不很显著，但是与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国家的航运业，由于詹姆斯·麦迪逊的动议、从1789年起，获得了有效的保护。商船的吨位，从1789年的二十万吨增加到了1801年的一百万吨以上。美国工业在1804年改订税制的保护下与英国工业对抗时，仅仅能勉强维持现状，而英国工业则在不断改进中，已经达到了非常巨大的规模，如果不是由于1812年的宣战而实行禁运，则毫无疑问，美国的工业面对着英国的竞争崩溃。由于这一系列的事变，正同独立战争时的情形一样，美国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剌激，结果产量不但足以供应国内需求，而且不久就开始向外输出，根据美国工商业委员会1815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单单毛织业与棉织业所雇的工人就达十万名，每年产值在六千万元以上。由于工业生产力增长的必然结果，情形正同独立战争时一样，一切价格迅速上涨，不但商品价格与工资，就是地产价格也一致提高，因此地主、工人以及一切从事于国内贸易者享有了普遍繁荣。　　根特和议成立以后，国会吸取了1786年的经验教训，在第一年就规定把原来的进口税率提高一倍，这个时候，国内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是有些方面在利害关系上与工业家处于反对地位，由于这些方面的压力以及一些理论家论调的影响，国会复于1816年决定大大降低进口税，于是国外势力重新抬头，结果在1786至1789年间工业崩溃、农产品滞销、地产价格低落等现象重新出现）这个国家再度在战争时期享受到了和平时期的幸福以后，却再度在和平时期遭受到了比在最残酷战争中还要大的灾害。直至1824年，当英国谷物法在效果上对美国农民的不利倾向已经充分显露，从而迫使中部、北部与西部各州的农业在利害关系上与工业趋于一致以后，国会才同意将关税率略予提高；但赫斯启森先生立即采取了抵制措施，使这种税制对抗英国的竞争归于无效，于是在国会经过剧烈斗争，复于1828年在税制上作了补充规定。　　马萨诸塞州近未发表的官方统计，使我们对于美国，尤其是它中部及北部各州的工业，在保护制度下——不管1828年在税制上作了如何修改——开端时的情况，得到一个大致的输廓。1837年，这一个州（马萨诸塞）共有282家纱厂，开工绽数565，O31，雇男工4，997人，女工14，757人，消耗棉花37，275，917磅，制出棉织品126，000，00O码，产值13，O56，659元，使用资本14，369，719元。　　在毛纺织业方面有192个厂，机器501架，男工3，612人，女工3，485人，消耗羊毛1O，858，98S磅，制出毛织品11，313，426码，产值10，399，807元，运用资本5，770，750元。　　靴与鞋的产量计16，689，877双，其中有大部分运销西部各州，产值14，642，520元。　　工业其他各部门的发展，大体上与上述情况相应。　　这个州的工业产量的综合价值（造船业除外）在八千六百万元以上，流动资本的六千万元。　　工人（男工）117，352名；全州的总人口（1837年）是701，331人。　　在这里的就业工人中、完全没有贫困、残暴和犯罪等现象。正相反，无数的男女厂工都有着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服装清洁整齐。建立了图书馆，备有许多有实用的、有教育意义的书籍供他们阅读，工作并不织度疲劳，食物则富有营养而精美。大多数女子都有积蓄，都为自己准备了粧奁。　　上述最后的一种现象，显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低廉、课税轻微、关税制度公平的结果。假使英国能取消农产品进口限制，将现行消费税减低一半或三分之二，用所得税来弥补这方面的短缺、就不难使它的工人处于类似的地位。　　有许多理论家和实践家对于美国的前途与国家经济作了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判断，再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在这方面曾被误解到这样程度。亚当·斯密和萨依曾断言，美国“就象波兰一样”，注定是应当经营农业的。对于这样一个由一打左右朝气勃勃、抱负不凡的年青共和邦组织起来的联邦共和国来说，作这样的期许是不大能令人满足的，对于它的前途作这样的展望，鼓励性显然是不大的。上述两位理论家指出，在美国以极低代价可以获得最丰饶的耕地，情况既然是这样，美国人民就生来被老天指定专门从事农业的。美国人民就能这样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在这一点上诚然是对他们作了很大的赞扬，事态若果是如此演变，自由贸易原则在这里就可以获得极其圆满的应用，就可以为这些理论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范例。但是他们的理论与事实并不符合，他们所提出的有力证据的正确性与适应性不久就完全丧失，这一学派在事实演变之前感到懊丧，这是无法避免的。美国寻求它国家幸福前途时所遵循的方向与绝对自由贸易原则恰恰相反，这个学派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事实。　　学者们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原来是珍爱非常的，这时却成了欧洲各国理论家们最严重谴责的对象。据说欧洲各国正在最恳挚的热情下努力使普遍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正在向这个伟大的博爱主义目标作实际的努力，使这方面能获得重大发展，而美国却图重返到已经在理论上被彻底驳倒的、久已被唾弃的重商主义，想走这一条路来促进国家繁荣，这一点足以证明新世界在政治知识上还很少进步。据说象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还有着无限广阔的膏腴之地没有开垦，工资又这样高昂，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物质财富与增加了的人口，再没有比发展农业更好的方法；而且农业有了充分发展，工业到那时自然会跟着兴盛起来，更无需用人为方法督促；如果美国使工业作不自然的发展，不仅将损及久已享有文明的那些国家，而且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国自己。　　但是在美国方面，健全的常识与对国家需要的直觉认识，胜过了对理论主张的信丛，他们对理论家的论据作了彻底考察，结果发现这种理论的信徒对于自己所坚持的理论要点，却不愿意付诸实施，这就使他们发生了极大的怀疑。　　理论说美国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开垦，对于这一点作出的答复是，就美国人口稠密、土地一般已经充分开垦、发展工业的时机已经成熟的那几个州来说，象这样有待开垦的土地，稀少程度并不亚于英国；如果要把象理论家所说的那一类土地加以垦殖，势必要化极大代价将那几个州的剩余人口移殖到西部，这样不但将使东部各州在物质与精神资源方面受到重大损失，而且移殖的结果，将使原来的买主化为竞争者，从而使地产及农产品的价值降低。有些旧有的州，在人口、文化及军事力量方面都还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把所有荒地直到太平洋岸止全部加以开垦，对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利的，情形正相反，就东部各州来说，除非它们能专心致力于工业的发展，能够用它们的工业品交换西部的农产品，否则从事于开垦偏僻的处女地对它们并不会有利。人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问题。英国不是也处于同样情况吗？英国在加拿大、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是在它的统治下也同样有着大量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吗？英国如果把它的过剩人口移殖到这些地区，同美国把它在大西洋沿岸的过剩人口移殖到密苏里河流域，在便利程度上不是也相差无几吗？然而英国不但一直保护着它的国内工业，而且在不断地努力扩充，这是什么原故呢？　　这个学派还有一个论点，认为在农业方面存在着高度的工资率时，由于自然之理，工业就不能获得发展，就只能象温室里的花草一样用人为方法来勉强获得一些成就，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部分的根据，就是说，它对于部分的情况是适用的，但不能普遍适用。有些工业品，与价值对照下体积较小，重量较轻，主要用手工生产，以这类制品来说，这个说法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有些工业品的价格受工资率的影响比较小，由于机器的使用，由于尚未动用的水力的可以利用，由于原料与食物价格的低廉，由于低价燃料与建筑材料的充裕，由于课税的轻微以及劳动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高工资这一不利因素的作用，就这类工业品未说，这个说法就不能适用。　　还有一层，美国人根据经验，久已懂得，除非以农产品交换工业品这一点能够获得永久保证，否则农业就不会达到高度发展。如果从事农业的在美国，而从事工业的却在英国，那未双方的交换，由于战争、商业恐慌或对外关税等原因，就不免要常常被打断，因此要使国家福利获得稳固基础，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就得把工业家请来住在农业家的附近地方”。　　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但顾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文化和力量是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加重要、更加有益的资产——这是亚当·斯密自己所承认的——，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能取得并保持这些资产；一个国家如果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强大、文明的各国中有资格占有一个地位，那么遇到任何牺牲时就不可退缩，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守注这些资产；而在那时可为这类资产进行奋斗的地区，显然就是沿大西洋各州。　　欧洲的移民和欧洲的文化在美洲首先获得稳固据点的地方，就是沿大西洋岸一带，最先建成繁荣而有文化的地区是这里，渔业、沿岸贸易与海军的发祥地是这里，赢得独立并建成统一国家的根据地是这里。国家的对外贸易是通过了沿大西洋各州方才得以进行的；通过了它们，国家才能与文明世界取得联系；通过了它们，国家才能获得欧洲的过剩人口、物资、资本和精神力量；整个国家后来的文化、力量、财富和独立自主以及后来对比较落后地区占有的势力，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沿海各州的文化、力量和财富。假使这些沿大西洋的州当初的人口日益减少而不是逐渐增长，假使它们的渔业、沿岸贸易、从事国外贸易的航运业以及国外贸易本身，尤其是它们的一般发展情况，有退无进，或停滞不前而不是继长增高，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将是，整个国家文化的泉源，独立自主与对外力量的保障，也将在同样程度上有所减退。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即使美国整个地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处处都开垦了，每一个州都全力发展了农业，内地人口稠密，但是国家本身在文化、独立自主、对外力量、对外贸易各方面，可能还是处于很低的地位。有许多国家就的确处于这样的情况，它们国内人口众多。而航运事业和海军却一无所有！　　假使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个强国，它存心不良，想阻塞美国人民的发展前途，使他们在工商业上、政治上屈服在它势力之下，它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使沿大西洋各州的人口减少，把这一带增加的人口、资本和知识力量驱逐到内地。用这样的方法，不但可以制止美国海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有希望于必要时占有大西洋沿岸及各港口的主要防御阵地，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不难想象的，只要能设法阻止大西洋各州力量的发展，使美国接受对外贸易绝对自由的原则，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假使大西洋各州不能实行工业化，它们就不但在文化上不能维持现有状态，而且在冬方面也势必一步一步下降。试问没有了工业，则大西洋沿岸冬州怎样能取得发展？靠了把内地农产品运到欧洲，把英国工业品运到内地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因为只须几千人就足够办这件事。渔业在那时怎样能取得发展？到那时大多数迁移到内地的人民，他们所最喜欢的必然是鲜肉和淡水鱼而不是那些腌制品；他们对鲸油不会有需要，即使有，数量也不会大的。到那时大西洋各州的沿岸贸易叫它怎样维持？滨海各州绝大多数的居民既然是从事农业的，他们为自己生产着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建筑材料、燃料等等，到那时沿岸一带就没有什么东西足以支持运输业务。国外贸易和远地区航运在那样情况下怎样能有所增长？到那时这个国家除了一般落后国家所大量具备的那些物资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供应，而吸收它的农产品的那些工业国家，它们都在竭力发展着自己的航运业务。试问如果渔业、沿岸贸易、海外运输和对外贸易都处于一蹶不振的情况，又怎样能建成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没有海军，则大西洋各州受到外力攻击时，叫它们怎样进行自卫？沿海岸这些州的土质早已枯竭，而西部的广大土壤却要肥沃得多，代价要低得多，简直不需施肥即可耕种，凭了运河、铁路等等的交通设备，那里的农产运销东部时，比东部当地农产的价格要低廉得多，试问在这样情况下，东部这些州即使就农业这一方面来说，又怎样能有发展机会？就东部各州来说情况是明显的，在对英国保持自由贸易的状态下，一切人口方面与农业资金方面的增进必然要流向西部，处于这样情况下，各州的文化又怎样能发展。人口又怎样能增加？假使美国东部没有工业，则大西洋各州将沦于何种境地，这从弗吉尼亚州的现状中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因为这个州同大西洋沿岸的南部各州一样，目前正以农产品供应大西洋各州，从中分享利益。　　现在大西洋各州事实上是存在着发展了的工业的，因此在各方面所表现的是与上述完全不同的面貌。人口、资本、技术以及智力，现在正从所有欧洲各国流向大西洋各州；大西洋各州对工业品的需求现在正与它们对西部各州供应的原料的消耗，同时增长。现在的情况是，各州的人口、财富与所属备城市的数量和范围，同西部处女地的开垦作了等比例的增进；各州由于人口增加，对于肉类、奶油、干酪、牛乳、蔬菜、含油种子、水果等等的需求也有了增加，因此它们自己的农业也在发展中；由于腌鱼与鲸油的需求增加，渔业也有了发展；为了供应工业区人民的需要，须转运大量的食粮、建筑材料、煤等等，因此沿岸贸易也有了发展；国内各工业区生产了大量商品运销世界各国，从而又换回了有用的物资；由于沿岸贸易、渔业与远程航运事业的发展。全国海军力量有了增长，从而使国家的独立自主有了保障，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对南美各国占有势力；东部各州在科学与艺术方面，在文化与文学方面，也都在进展中，进展的影响从那里又传布到了西部各州。　　促使美国对国外工业品的输入实行限制、对本国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就是这一些情况。这种措施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就，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说明。假使没有这样一个政策，美国大西洋各州的工业建设是决不能胜利完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它们自己的经验以及其他各国工业发展史看得很清楚。　　美国曾屡次发生那种周而复始的商业恐慌，时常有人把这一点归咎于对国外商品进口的限制，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合理根据。情形正相反，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这样的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就那些农业国来说，它们的工业品是从国外市场取得的，在那里发生商业恐慌的起因，是进口与出口之间的不相平衡。工业国的资本比农业国丰富，它们总是在竭力争取增加出口数量，因此往往用信用交易方法来鼓励消费，增进运销数量。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以未来的农产收获为依据，进行贷放。但是如果农产歉收，它的价值缩减，缩减到前已消费的商品价值以下，或者是获得了大丰收，以致供过于求，价格跌落，而同时国外商品仍然充斥市场，那么由于支付手段与前已消费商品数额之间失去平衡，由于农产品与工业品在市场上供求之间失去平衡，就会发生商业恐慌。这个时候外国与本国银行的行动，对于这样的恐慌可能起推波助澜作用，但是它们的行动并不能造成恐慌。在下面的有一章里，对这一间题将作进一步详细的阐述。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章 历史的教训 　　　　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历史到处向我们指出的就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在意大利与汉撒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生产力，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时所需的要素与动力。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此也就是在国家生产力与财富上的影响，显示得最清楚的是在于航海事业多就这一点来说，再没有别一事业能比得上它的。在一切事业的经营中，最需要活动力、个人勇敢精神、进取心和忍耐精神的就是航海事业，而这些条件只有在自由气氛下才能滋长。无知、迷信以及偏私、怠惰、怯懦、软弱这些缺点在任何事业中都是要产生不利后果的，但特别是航海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不可缺少自信心这一点，其重要程度，也是没有一个别的事业可以比得上的。因此被奴役的人民而能在航海事业上占有卓越地位的例子，历史上就找不出一个。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努力，一向就严格限制在运河及内河运输与沿岸贸易。古老的埃及对海上运输所以抱憎嫌态度，也许是由于僧侣和君主们的深恐由此会助长自由与独立精神。古代希腊最自由、最进步的城邦同时也就是在海上最有势力的，它们的自由丧失以后，海军力量跟着也就不复存在，虽然历史上对于马其顿王叙述了许多陆上的战绩，但关于海上的胜利却一无所闻。　　罗马人是什么时候在海上最有势力，他们的舰队是在什么时候销声匿迹的？意大利是什么时候曾在地中海上独断独行，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连它自己的沿岸贸易都落入外人之手的？西班牙的海军之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还远在英国与荷兰的舰队执行这一命令之前。商人寡头政治在汉撒各城市得势以后，权力、进取精神就跟汉撒同盟脱离了关系。　　西属尼德兰只有沿海几个省是得到自由的，至于屈服在宗教法庭势力之下的那几个省连内河航行的自由都没有。英国舰队在英伦海峡战胜了荷兰以后，到现在已据有海上霸权，实际上由于自由精神的发扬，早已决定了这样的形势；然而荷兰人直到今天还保有很大一部分商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已几乎完全消灭。在法国专制君主下，一位有干才的大臣的想建成一支舰队的个人努力，总是劳而无功，因为建成的舰队总是逃不了毁灭的命运。　　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法国的航海业和海军势力在日益增长中，这又是什么原故呢？美国的独立还刚刚开始，我们就看到它同它母国的强大舰队展开了斗争。但是中美和南美各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只要它们的国旗没有在海面上到处飘扬，它们的共和政体效能就很难加以信赖。得克萨斯的情形和它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照，这个地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政治生活，就已经想在海王领域内占一席地。　　但航海事业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只有与其他的辅助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起来，达到重要地位。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内和国外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如果说自由是航海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要发展工业力量，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个生产力，自由这个条件又将更加不可缺少到什么程度？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而同时它却并不享有自由，象这样的情况，历史上还未见过。　　无论何处的工业，首先带动的总是河流、公路、铁路等等运输工具的改进，这是使农业方面、文化方面获得进展的基本要素。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移转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上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它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希腊和亚洲移转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移转到德意志、法兰德斯和布拉奔，再从那些地区移转到荷兰和英国的。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侯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的有利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来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　　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林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它们的目的的。有许多孤立的自由城市，小型的共和邦，或这类城市与小邦的同盟，虽然领土有限，人口不多，兵力也很微薄，但是由于具有蓬勃的自由意志，在地理位置以及环境与机遇方面获得便利，它们早在那些大的君主国之先，就已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而欣欣向荣；它们由于与这些大国的自由通商关系，向它们输出工业品，换回农产品，在财富和力量上获得了高度发展。威尼斯、汉撒城市、比利时和荷兰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这种自由贸易制度，对于同这些范围较小的国家发生商业关系的大君主国自身，在开头时也是同样有利的。这些大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在社会制度方面还没有充分发展，在这样情况下自由的；这个时候外国商人具有压倒一切的资本力量，具有较高的经验和才能，在这样情况下，它们本国商人的进取精神是永远不会抬头的。因此它们就用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奖励补助等种种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移植到它们的本土。它们采行这个政策时，有的与所悬的目标格外相切合，有的则在切合程度上差一些，有的在进行时态度格外认真、坚强，有的就不免要差些，政策成功程度的大小、快慢，就看这些方面程度的高低而定。　　在一切国家中，英国是首先采取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固定的、实际有效的措施，最初是在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及革命时期制定的；由于执政者方面智力和自制精神的缺乏，或由于内讧外战的关系，在初步执行期间时常中断。英国直到亨利六世时代，方才允许谷物得在国内各郡之间通运或运往国外，在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时代，对于计息贷款、甚至票据贴现还一概认为是高利贷性质，还认为用压低毛织品价格和工资标准的方法可以振兴商业，还认为用禁止大规模牧羊的方法可以增加谷物产量——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德华三世的措施怎样能顺利实行？　　亨利八世曾经把谷物价格的上涨说成是一种祸殃，他的先辈曾竭力奖励国外技工人境，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大批驱逐出境，亨利七世对于国会建议的航海条例曾拒不批准——如果没有这一类的挫折，则英国毛纺织业和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会提早多少时候实现？　　在法国我们看到，本国工业、自由的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渔业、海运业和海军，总之凡是一个富强国家应有的一切特征——这些都是英国花了几个世纪不屈不挠的努力的代价才挣得的——在一个伟大的天才的手里，就象用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间就色色具备；但是后来却断送在痴迷狂妄和专制暴虐的铁腕之下，消灭得比兴起时更快。　　我们也看到自由贸易原则在不利环境下与坚决执行的限制政策对抗时的徒劳无功；汉撒同盟覆没了，而荷兰在英国和法国的打击下也一蹶不振。　　我们看到了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看到了法国在南特敕令废除以后的退化，也看到了英国的经历，在这个国家，自由总是同工商业与国家财富的进展齐头并进的。这些历史事实使我们认识到，要使商业的限制政策永远有效，只有在文化进展和自由制度的支持下才能实现。　　反过来说，如果有了高度发展的文化，不论同时有没有自由制度，除非有适当商业政策的支持，否则这个国家在经济进步上所获得的保障总是薄弱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美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可以从德国的经历获得教训。　　现代德国，既缺乏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商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又有一个处处胜过它的工业强国跟它进行竞争，它在这个竞争力量之前毫无掩护，一方面在国外市场刚受到霸道的、往往变幻莫测的限制政策的排斥，就它文化发展的程度来说，在工业上已有的进展与应当达到的进展，实际上相差得极远，因此种种，它甚至不能保持它原来已经取得的地位，它就象一个殖民地一样，竟被一个国家所任意利用，那个国家也就是在数百年前被德国商人以同样手法利用的；在这样情况下，直到最后，德意志各邦终于决定采取统一的、强有力的商业政策，使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够掌握本国市场。　　北美的自由州，处于可以充分吸取自由贸易利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超过了以前任何别的国家，甚至还在它独立的酝酿期间就受到了世界主义学说的影响，它在这一原则下的努力，也超过了任何别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自由贸易下原来是向国外购入工业品的，由于对英国的战争，两度被迫对于所需物品不得不自己动手在国内制造，然后在和约成立以后，由于外商的自由竞争，已成立的工业又两度濒于毁灭；因此获得了教训，认识到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任何大国要获得恒久的独立与富强的保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使自己的力量与资源能够获得独立的、全面的发展。　　历史这就向我们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争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个说法，就是一切国家还没有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成一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能合弃的。所以如果谈到各个国家是否能、怎样能结成统一的联盟，以及在各个独立国家之间引起了争端怎样以法律裁判代替武装冲突来求得解决这些问题时，则同时必须求得解决的是，怎样建成一个普遍自由贸易制度以代替各个国家商业制度的问题。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在工业、财富和力量上是出类拔萃的，它所施行的排外性关税制度也是独步一时的；曾经有许多国家不顾这一事实，各个地采行自由贸易制度，例如葡萄牙在1703年，法国在1786年，美国在1786年与1816年，俄国在1815年到1821年，以及德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结果，牺牲的是这些各个国家的繁荣，对全人类并没有好处，只是更加养肥了那个占优势的工商业国家。瑞士的情况（以后将有所说明）是一个例外，它的情况对于两种制度的孰优孰劣，都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明作用。　　科尔伯特所施行的、曾由意大利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个制度，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是出于他的创造；就我们所知，英国人早在他之前就充分推行了这个制度。法国人如果想满足他们的希望，达到他们的目的，迟早总是要这样做的，科尔伯特不过是把这种迟早要做的事情付诸实施而已。假使科尔伯特果有什么应受责难之处，也只是在于一点，他所要实行的那些措施只有在政治状况有了根本改革以后才能持久，而他却想在专制政体下进行。　　但是对于这种责难也还是有充分理由可以驳倒的，反驳的人可以这样说，科尔伯特的事业如果有圣君贤相好好地继续下去，那么足以阻止农工商业和国家自由前进的那些障碍，是可以通过种种改革来消除的；如果事态有了这样的演变，法国就不会发生革命，相反地，在勤奋与自由的交互影响下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就有可能使它在工业、国内贸易、国外贸易、殖民地开拓以及渔业、海运业、海军等等方面，于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对英国展开有利的竞争。　　最后，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但不必因此失去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目标——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我们看到处于第一个阶段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是德国和美国；法国显然是紧紧地靠在最后一个阶段的边缘；但在目前只有英国是实际达到了这个最后阶段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编 理论 第十一章 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魁奈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或行政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起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　　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他把他的著作题名《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场合谈到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证明必须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争，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论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传记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的国家规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说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萨依就曾毫无掩饰他说明，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第六卷（第288页）里坦率说明：“我们考虑的范围可以是属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经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则所构成的是私人经济。但是属于整个国家、不论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则，它们所构成的是公共经济。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　　这里并须注意的是，首先，萨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经济”这个名词下，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谈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经济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归纳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结果他在这个学说中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谓“公共经济”，老实说，它的内容应当没有别的，只是属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经济，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如果萨依在向我们说明他所说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或属于全人类的经济）以后，使我们知道当他谈到一些学说的原则时他唤作“公共经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词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当他给这种学说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谓“全人类经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现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经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经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作出说明，由于这种名词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论错误。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经济学明白他说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经教导过了的。《方法评论》里一篇文章谈到重农学派时所说的话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话如出一口，它说：“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议自由贸易最早的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说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设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库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非常一贯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辈和老师们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个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属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如果库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伺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说，说是与其把它们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内部地方关税把它们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颠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驳的例证，在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具有无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则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斗认为与理性相违背，那么国家之间的争斗受到同样谴责时，在谴责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证据，说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证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现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规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设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力也是能够理解得到的。有许多例子足以表明，在现代精神下是有着这种倾向的。这里只需提一提在科学、艺术、新发现方面以及在工业与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就够了。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再过几十年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通过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联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将不亚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各郡的联合，或者还比它们更为密切些。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现在用电报互通消息，彼此已经好象是处于同一地区。空前的强大力量已经把工业提高到以前所料想不到的完善程度，而更加强大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出现。工业愈进步，愈加匀称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愈小。两个工业同样发展的国家如果互相冲突，则彼此在一星期内可以使对方受到的损害，或者经过整个世代还难以恢复。但是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是，原来专用于生产的新生力量同样也可以为破坏性的战争服务，这一点将主要有利于取守势的一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而英国原来以岛国地位在防御上所占有的优势，或将由此丧失。欧洲各大国的国会，现在已具有未来的、由各国共同组成的国会的雏形。用协商来解决争端的办法，比之凭武力来夺取公理的办法，显已占有优势。一切文明国家比较开明的首脑，对于财富与工业的本质作了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后，已经确信，对未开化、半开化或文化在衰退中的国家进行的教化工作和殖民地的形成，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场所，而这比战争的相互敌对行动或贸易限制能提供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未开化国家通过交通工具的进步越与文明国家相接触，则文明国家越会认识到：对于未开他的、内部陷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以及受恶政府压制的那些国家的启发和教导，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提供给文明国家的利益是均等的，同时也是各文明国家大家都应负的一项责任，但这种责任只有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该共向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则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彼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生产力扩大或移转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倾注。如果国家的可耕面积已经不足以供养全部居民，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农业人口，则人口的多余部分就势必要向辽远地区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材已经这样多，以致在国内不再能获得足够报酬，他们就必然会流向对他们的需求较大的地区；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累积的结果，以致利率下降得那样厉害，较小的资本家已经不再能靠利息收入过活，他就会把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投放到富力较低的国家。　　由此可见，流行学派的学说体系未尝没有正确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人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通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时，国家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流行学派把这两种学说互相混淆起来；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马尔萨斯希望限制人口增加，查默斯和托伦斯则近来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资本的累进与生产的无限制扩张都是要不得的，社会福利所严格要求的是制止这方面的进展，西斯蒙第说工业发展是对社会有害的；他们所以会发生这类错误见解，只是由于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向。他们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类于吞噬了自己的儿子的萨腾（Saturn）。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资本和机器的进展而出现了分工，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解释社会的福利，最后就把这些发展因素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对国家富强的威胁；他们所以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只看到各个国家的目前情况，没有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人类未来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增长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情况既然是这样，这种食料与人口两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计算、诡谲的论据来证明这种臆说的办法，可以说至少是愚昧的。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计算多少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量不大，目光短浅。整个地球可以容纳的人口，照野蛮时代渔猎者们的计算恐怕不到一百万人，照畜牧时代牧羊人的计算恐怕不到一千万人，照原始农业时代农民的计算也恐怕不会到一亿人；然而现在一个欧洲就有两亿人在生活，马纷薯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推进与近来农业上一般的改进，使人类供应食料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英国小麦每英亩的产量，在中世纪时已比前增加到四倍，现在已增加到十倍至二十倍，此外耕地面积也已扩大到五倍以上。有许多欧洲国家，它们土地的肥沃并不亚于英国，但农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加还不到四倍。对于人类此后在新发现、发明和改进方面，谁又敢预定限度呢？农业化学还在幼稚时代，明天也许由于某种新发现或创造，一下子就把产量提高五倍或十倍，谁能知道呢？我们已经能够靠了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膏壤，地质也许还有什么未知力量在潜伏中有待发现，谁又能断言呢？假定由于某种新发现，可以无须象现在这样依靠燃料的帮助，在任何地区用极低的代价产生热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可耕种地区将扩大到多少倍，每英亩产量将增加到什么程度，谁能预计呢？我们说马尔萨斯的学说看来是胸襟狭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说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们发挥身心力量、激起并支持人们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愿望的存在。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它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在挨饿，也应该不闻不问，因为假使给了他饮食，三十年后也许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学说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有的只是机械核算，这就是说，足以使人心化为铁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铁石心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期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量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后果可期望呢，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料生产的增长趋势，如果资本的积累最后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不能再找到投资出路，如果机器生产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使商品有了巨额过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只是说明，造化注定，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享有工业、文化、财富和权力，或者是说，地球上大部分宜于耕种的地方只应当成为野兽的窟穴，人类的绝大部分应当永久陷于野蛮、无知和贫因状态。　　这里所说明的是这一学派因从政治观点来衡量人类生产力而发生的错误；我们还要指出它由于从世界主义观点来考虑各个国家的利益而犯的错误。　　如果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那样一个世界联盟的确存在，那时各国所处的地位将同组成北美合众国的各州一样，过剩的人口、才能、技术和物质资本将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情况就同相类的过剩人口、才能等从美国东部备州流向西部各州一样——假定大陆各国具有与英国同样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同样的宪法与一般法律，并且假定英国政府能够服从这个世界联盟的统一意志的话。在这样的假定情况下，要使所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文化上提高到与英国同样的程度，那就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论据。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一论点又如何能与自由贸易的实际活动相吻合呢？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英国人所爱好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贸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贸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资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较辽远的、他的语言、法律和规章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许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绩出现。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布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象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　　但是真正的政治科学对于普遍自由贸易这样的结果，认为是极度违反自然的；我们敢说，如果在汉撒同盟时代实行了这样的普遍自由贸易，那么今天在工商业发展方面高出其他一切国家的，将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人。　　现在仅仅由于首先树立政治的商业制度、多半不顾世界主义原则的是英国人，就把世界上一切财富和权力让给了他们，这一点就是从世界主义立场来看，也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贸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须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经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通过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主义倾向，世界上那些比较辽远的地区，也许会比坐落得较近的欧洲各国先一步获得利益，达到富强。为了避免这种形势的发展，欧洲的那些国家，对于自己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情况作了衡量以后，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找寻出路；其次是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利益，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而不必迁徒到世界上鞍远地区或殖民地去。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它要追究的是，英国在以前曾否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从而由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生产力。它要问，世界主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二章 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在这里所表示的是一种双重观点；国家经济同各个人的私人经济一样，是应当在这种双重观点下来考察的。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　　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佰侣势力的折磨的，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如果我们把法国在1809年与1839年的情况作一对比，后者的有利情况要胜过前者多少倍！尽管如此，法国在这一过程中却丧失了欧洲大陆很大一个地区的主权，遭到了两次破坏严重的侵略，付出的战费和赔款达数十亿法郎。　　象亚当·斯密具有这样明彻理解力的一个人，说是会完全不理会到财富与财富原因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类原因对国家状况的莫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书的绪言里，他曾明白、剀切地这样说：“劳动是任何国家财富所由产生的泉源，要增加财富，依靠的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也就是国家所一般使用的劳动的精巧、熟练和鉴别力程度，其次是从事于生产劳动者与不从事于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的比例。”由此可见，斯密对于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这一点，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学端端正正地从个别思想家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现，看来并不是造化的计划。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通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不管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似乎认为“分工”这个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点。他是打算靠了这一点使他的著作问世以后能哄动一时，使他自己能扬名后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论哪一个，如果有一粒宝石要出卖，把它埋在一袋小麦里带到市场总不是最好办法，虽然小麦是极有用的；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这粒宝石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广有阅历的，因此他不会不懂得，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他的书出版时，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所处地位就是这样），如果在登场第一幕就显一下身手，博一个满堂采，那未后来几幕即使平平而过，也比较地容易获得谅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则作为书中的绪言与读者见面的，斯密的打算没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使他站稳了脚步，成为经济学权威。　　但是在我们方面却深信我们能够证明，正是要把“分工”这一重要发现摆在显著地位的这种热情，妨碍了亚当·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讨“生产力”的思想内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学说——虽然“生产力”这个名词在他的绪言里并不是没有露面，以下也常常见到，但只是偶然提及的。虽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劳动生产力主要决定于完成劳动时的技巧与鉴别力程度，但是由于他对“分工”概念的过度重视，就显然趋入了歧途，把劳动本身看成是国家财富的”泉源”。我们要问，如果一种现象，它本身就是许多深一层原因的结果，而我们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起因，这难道可以认为是科学的推理吗？毫无疑问，一切财富总是由脑力和体力（劳动）得来的，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是由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结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曾有许多国家，它们的国民尽管克勤克俭，还是不能免于贫困，有些国家由贫穷落后的地位进入富强，有些则由富裕与幸福的状况沦入贫困，凡是对这样的演变想试究一下原因的，当他听到了劳动造成富强、怠惰造成贫困的道理以后（其实所罗门王在亚当·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这一点），总是不禁要再问一下，劳动的起因是什么，怠惰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财富的起因是劳动，说得与事实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头脑和四肢；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当一个人感到必须为未来作准备时，他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对他所起的激励作用就越大，从而促使他要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人谋未来的安全，提高未来的幸福生活；他如果从少年时起就惯于作远虑，惯于积极活动，他在这方面的习惯越巩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发展，身心就越加获得了锻炼；他从小所看到的榜样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围情况的机会就越大；他的正当活动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获得的成果越巩固，他的有组织、守纪律的活动就越加能够博得社会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于偏见、谬论、迷信、无知等而受到的打击也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力量对生产目标将作更大的发挥，将获得更大的成就，对于他已有的劳动成果也将作更加圆满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谈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　　亚当·斯密一般说来，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极少认识，甚至不认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他的研究只是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关于这一方面的劳动，他当然也认识到它的生产力是取决于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巧与鉴别力”的；但是当他研究到这种技巧与鉴别力的起因时，他只说到分工为止，他用来说明这一点的只是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因素，因此他的论点很快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唯物主义、狭隘观点和利己主义。假使他不是把全部精神贯注在“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而同时还能够注意到“生产力”概念，他就会看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他走错了路，他要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释精神力量，就由于这一点，他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种种错误和矛盾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后将有所论证），一直相沿至今，政治经济学说所以会使最富于理解力的人望而却步，原因就在这里。斯密学派的教导，除了价值理论并没有什么别的，这不但是由于它的学说处处以“交换价值”这个概念为依据，而且由于它对它的学说所下的定义。据萨依说，这个科学所教导的是，财富或交换价值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这样说，他所指的那个科学，与生产力的怎样兴起和发展以及怎样受到压迫和摧残这些方面当然没有关系。麦克洛克直截痛快地把这个科学叫作“价值科学”，近来英国作家们则称之为“交换科学”。　　私人经济里的一些例子，是最足以说明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差异的。　　假定有两个家族，家长都是地主，这两位家长每人每年可以积蓄一千泰勒，各有五个儿子。前一个家长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于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则将积蓄用来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教育成为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使其余三个各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是按照价值理论行事的，后一个的行动依据是生产力理论。前者在他临终的时候，单单就交换价值来说，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产力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管理方法的改进，结果每一份的产量相等于原来两份的共有产量；而其余的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的地产将分成五份，每一份的生产方法都一仍旧贯，结果五个部分的总产量比前毫无增益。后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种种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获致物质财富的力量将有增无已；而前一家族地产愈分愈小，愚昧和贫困情况的演进就势难避免。因此奴隶主由于奴隶的繁殖，他所占有的交换价值有了增加，但后代的生产力却被他所毁灭。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的防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现有价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抵、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鈡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计，只须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以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任何法律或公法上的决定，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增减，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影响的；说是全无影响，这个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国家在财力、权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进展比之古代国家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如果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对于这一现象将怎样解释呢？古代国家所使用的人手，与全人口对比，不知比现在要增加多少倍，工作比现在艰苦，各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比现在的大，然而一般群众吃的、穿的却比不上现在。要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我们势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以它的地下蕴藏、疆土范围、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力量为依据，尽可能完善、均衡地发展它领土范围以内一切的天然资源，并且使它道义上的、智能上的以及商业、政治上的势力扩展到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事务，它应当有所参加；国家生产力的进退，也就决定于对这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流行经济学派要我们相信，政治和政治力量是不能放在政治经济学里来考虑的。如果我们只是以价值和交换作为研究主题，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为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和地租下定义，我们可以把它们分解成元素，从而研究足以影响它们涨落的是些什么，等等，而不必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环境。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组济，也在同样程度上关系到私人经济。只要考察一下威尼斯、汉撒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物质财富与政治力量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交互影响作用。　　这个学派每逢不得不考虑到这类交互影响作用时，就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议的前后矛盾中。亚当·斯密对于英国的航海条例曾作出耸动一时的论断，我们只要在这方面回想一下就够了。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它没有看到，仅仅从事于农业的国家与工农并举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差别，比从事于畜牧的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国家处于纯农业阶段时，国内情况是任性与奴役、迷信与无知，在文化、贸易、运输各方面都感到缺乏，贫困和政治上的衰弱是它们的特点。在纯农业国家，人民的身心力量获得鼓励与发展的、国内的自然力量和资源获得利用的只是一个极小部分，能够累积起来的资本也极有限，或者简直没有。　　让我们拿波兰和英国来比一比。两个国家有一度在文化上是属于同一阶段的，现在它们彼此相差得多远！国内自由、智力、技术与科学、国际与国内贸易、航海业与运输的改进、文化和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工厂和工业品是它们的前因，也是它们的后果。要把农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农业提高到商业阶段，在技术和科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水平，从而使地租、农业的收入与工资都有所增长，使地产价值提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工业是一个主要手段。流行学派把这种文化力量归之于国外贸易，这样就把仅仅是属于交换的作用与创造的作用混淆了起来。国外工业为国外贸易提供商品，通过贸易把这些商品运送给我们，从而引起对我们产品与原料的消费，这些产品与原料就是我们用未代替现款与国外商品相交换的——这就是国外贸易的作用。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境内办工业，这种工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是同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它向我们所吸取的食物和原料不只是它所需要的一小部分而是绝大部分，它的产品并不会由于巨大的运输费用而抬高代价，我们在这方面的物资交流也不会由于国外工业适应它自己的需要或由于战争或禁制性进口税等关系而发生阻滞——试问，如果说辽远地区的工业对我们农业有有利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工业在这方面的有利影响比前者要扩大多少倍？　　流行学派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学派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多大的错误和矛盾。　　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医师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属于生产阶汲，相反的，一个制药工人，虽然他所生产的交换价值（丸药）在化为无价值状态以前的寿命也许只有几分钟，却是一个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近来麦克洛克把这些都列入人类社会生产性成员项下）。　　我们对于萨依“非物质产物”的说法，决不可信为是足以补救亚当·斯密学说中这一缺点的；他只是对于由此所产生的荒谬结论作了一些掩饰，并没有使这种结论从真正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依照他的见解，精神（非物质的）生产者之所以具有生产性，只是由于他们是获得了交换价值报酬的，并且是由于他们的报酬是牺牲了交换价值得来的，并不是由于他们生产了生产力。在他看来，他们的成就好象只是一堆积存的簧本。麦克洛克还更进一步；他说人是劳动的产品，正同人所产生的机器一样，而且在他看来，似乎在一切经济研究中，人是必须在这个观点下来考虑的。他相信斯密懂得这个原则的正确性，不过他没有从这一点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外他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吃和喝是生产工作。据托马斯·库柏的估价，一位干练的美国律师计值三千元，约相等于一个体魄强健的奴隶价值的三倍。　　这里所提到的流行学派的一些错误和矛盾，从生产力理论的观点来看，很容易纠正。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说，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绩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从单纯价值理论未看，当然，这些生产力的生产者只能在他们的劳务是用交换价值未报酬的这一限度内来考虑；象这样来考虑他们劳务的方式，有时也未尝没有些实际用途，例如在税制学说中，因为税款是要用交换价值来缴纳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家，从整个国家或它的国际关系来看问题时，这种单纯价值理论就完全不能胜任，就要导向一系列的狭隘观念和错误见解。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是生产生产力的；如果萨依认为国家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都能够富裕起来，而靠了法律却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是错误的。一国的国外贸易决不可只是在价值理论下以各个商人的看法为依据来加以衡量，就是说，决不可单纯地以任何特定时刻一些物质利益的所得为考虑的根据；考虑这个问题时所片刻不能忽视的是与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生存、进展以及权力有决定关系的那些因素。　　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象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的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自己动手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如果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一个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点我们认为在历史上已组获得了证明）；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势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并且早已在它自己领域以内有着周密的保护，处于这样的形势，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话（我们认为这一点的确切无疑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上述的流行学派的论点又怎能站得住脚呢？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上面提到的那个地主，他牺牲了若干物质财富，让他几个儿子学习生产业务；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制度，使它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这种行动在精神上同那个地主是一致的。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萨依认为“这些都是赠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纯价值理论为评判事物现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错误，用生产力理论来评判这类现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百分之三十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即使就最有利的情况来说，原来是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这时将变成农民的竞争者，农业生产增加而消费则减少。必然的结果是衣产品价值降低，地产跌价，国家将陷于贫困衰弱的地位。英国所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所偿付的高昂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这种礼物就好象是土耳其皇帝惯于送给他的帕夏（paslia）的那种珍贵的“丝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