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3-16

[12]魏秘书令高、丞李彪奏请改《国书》编年为纪、传、表、志;魏主从之。,允之从祖弟也。十二月,诏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国书。光,道固之从孙也。  [12]北魏秘书令高、秘书丞李彪上奏请把《国书》的编年体例改为纪、传、表、志,孝文帝批准这一建议。高和高允是同一个曾祖父,高是高允的堂弟。十二月,下诏,令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一起负责修订《国书》。崔光是崔道固的堂孙。  魏主问高曰:“何以止盗?”对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盗贼,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上疏言:“今之选举,不采识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 抚民者,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  孝文帝问高说:“怎样才能防止盗贼?”高回答说:“汉明帝时宋均订立、推行德攻,就有猛虎渡河离去。汉平帝时卓茂推行教化,连蝗虫都不入境。更何况,强盗也是普通人。只要郡守、县宰的选派适当,治理教化得当,那么,防止盗贼就十分容易了。”接着,高又上书建议说:“现在朝廷选用官吏,不是看他治理地方的政绩优劣,只是看他任期的长短,资历的深浅,这样不能说是人尽其才。应该停止这种浅薄的区别,摒弃那些没用的年资阅历,唯才是举,官吏才会清廉严正。另外,对于功勋老臣,虽然功劳资历可以承认,可没有治理安抚人民的才能,朝廷可以增加他们的爵位封赏,不应该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员,这也就是所说的,帝王可以因个人的喜好去赏赐钱财,却不可以因个人的好恶派人做官!”孝文帝认为言之有理。  出为西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学,县、党亦宜有之,乃命县立讲学,党立小学。  高出任西兖州刺史,镇守滑台。他认为郡和封国既然有学校,下边的县和党也应该有,于是,高下令各县设立讲学,各党设立小学。  六年(戊辰、488)六年(戊辰,公元488年)  [1]春,正月,乙未,魏诏:“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  [1]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北魏下诏:“对犯有死罪的人,如果他的父母、祖父母年老,又无成年的子孙,身边也没有穿一年以上的丧服的亲属,可以奏报朝廷。”  [2]初,皇子右卫将军子响出继豫章王嶷;嶷后有子,表留为世子,子响每入朝,以车服异于诸王,每拳击车壁。上闻之,诏车服与皇子同。于是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三月,己亥,立子响为巴东王。  [2]最初,南齐皇子、右卫将军萧子响过继给他的叔父、豫章王萧嶷。后来,萧嶷有了儿子,就上疏请求留下萧子响作为世子。萧子响每次入朝时,他的车马衣服都跟其他亲王不一样,他动辄用拳头猛击车壁。武帝知道后,下诏令萧子响的车马衣服和其他皇子一样。为此,有关部门又奏陈萧子响应该恢复原来的宗属。三月,己亥(二十日),武帝立萧子响为巴东王。  [3]角城戍将张蒲,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潜纳魏兵。戍主皇甫仲贤觉之,帅众拒战于门中,仅能却之。魏步骑三千馀人已至堑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3]南齐角城守将张蒲借着天下大雾的机会,乘船到清水一带砍伐木柴,秘密同北魏边防士兵勾结,将北魏军队带进国境,守城主将皇甫仲贤发觉了这件事,率领部众在城门奋力抗击,仅仅能击退张蒲。北魏三千多名步兵、骑兵已经到达护城河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人率大军前来救援,才迫使北魏大军撤退。  [4]夏,四月,桓天生复引魏兵出据隔城,诏游击将军下邳曹虎督诸军讨崐之。辅国将军朱公恩将兵伏,遇天生游军,与战,破之,遂进围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骑万余人来战,虎奋击,大破之,俘斩二千余人。明日,攻拔隔城,斩其襄城太守帛乌祝,复俘斩二千余人,天生弃平氏城走。  [4]夏季,四月,叛民首领桓天生再次引导北魏大军出兵占据了隔城。武帝下诏命令游击将军下邳人曹虎统率各陆大军前去讨伐。此时,辅国将军朱公恩率军作敌前搜索,遇上了桓天生的游击部队,双方发生激战,朱公恩大败桓天生的部队,紧接着他就进军围攻隔城。桓天生引导一万多名北魏步、骑兵前来迎战,曹虎率军奋力抗击,结果大败北魏军队,俘虏、斩杀了二千多北魏士卒。第二天,曹虎率军又继续围攻,最后终于攻克,斩了北魏朝廷任命的襄城太守帛乌祝,再次俘虏,斩杀了二千多名北魏士卒,桓天生放弃平氏城逃走。  [5]陈显达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将兵所拒之。  [5]陈显达进犯北魏。甲寅(初五),北魏朝廷派豫州刺史拓跋斤率领大军抗击陈显达。  [6]甲子,魏大赦。  [6]甲子(十五日),北魏实行大赦。  [7]乙丑,魏主如灵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还宫。  [7]乙丑(十六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丁卯(十八日),前往方山。己巳(二十日),返回宫中。  [8]魏筑城于醴阳,陈显达攻拔之,进攻阳。城中将士皆欲出战,镇将韦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与争,且共坚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后击之。”乃凭城拒战,旬有二日,珍夜开门掩击,显达还。  [8]北魏在醴阳兴筑城池,陈显达攻克该城,乘胜进军阳。阳城里的将士们都要出来迎战,但镇将韦珍说:“他们刚刚到这里时士气旺盛,我们不可以和他们直接交锋,暂且一起在城里坚守城池,等到他们进攻得疲惫不堪时,再去攻击他们。”于是,韦珍率领将士们据守阳城进行抵抗,十二天后,韦珍率军借着黑夜的掩护,打开城门,突袭陈显达,陈显达撤退。  [9]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9]五月,甲午(十五日),南齐任命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10]秋,七月,己丑,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亥,还宫。  [10]秋季,七月,己丑(十一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又前去方山。己亥(二十一日),返回宫中。  [11]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讲武。  [11]九月,壬寅(二十五日),武帝前往琅邪城讲习武事。  [12]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庙,始荐,闻之,为废祭,临视哀恸。  [12]癸卯(二十六日),北魏淮南靖王拓跋佗去世。当时,孝文帝正在皇家祖庙祭祀,刚刚献上第一道祭品,就得到拓跋佗去世的报告,他当即就停止了祭祀仪式,亲自去拓跋佗遗体旁哀悼恸哭。  [13]冬,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  [13]冬季,十月,庚申(十四日),立冬,南齐武帝第一次亲临太极殿,开始阅读历书。  [14]闰月,辛酉,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14]闰十月,辛酉(十五日),南齐朝廷任命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15]辛未,魏主如灵泉池;癸酉,还宫。  [15]辛未(二十五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癸酉(二十七日),返回宫中。  [16]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帅众三千以城附魏。  [16]十二月,柔然汗国的伊吾守将高羔子率领三千名部属献出伊吾城池,归附北魏。  [17]上以中外谷帛至贱,用尚书右丞江夏李之议,出上库钱五千万及出诸州钱,皆令籴买。  [17]南齐武帝由于全国各地粮食和帛的价格太贱,就采纳了尚书右丞、江夏人李的建议,拿出国库库存的五千万钱和各州州库的现款,全部用来购买粮食。  [18]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并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可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上以其事下会稽,会稽行事吴郡顾宪之议以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税也;乃以风涛迅险,济急利物耳。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税江行。按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甚,去之从丰,良由饥棘。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必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上纳之而止。  [18]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议说:“吴兴今年没有收成,会稽则是五谷丰登,所以,商贾们在这两地来来往往,比平常年份多了一倍。西陵牛埭的税收,朝廷规定是每天三千五百钱,但据我观察,该地每天的税收可以加倍。我请求,连带浦阳南北两个渡口、柳浦四个堤坝,交给我管理一年,那么,除了原来的税收外,我还可以另外再多缴四百多万钱。在西陵戍守地前检查税收,并不妨碍正常的戍守。剩下来的那三个牛马场,我自己选派可靠的人去负责。”武帝把这项建议交给会稽郡研究讨论,会稽行事吴郡人顾宪之认为:“最初设立牛埭的意思,并不是要强迫人民缴纳税务,而是因为江上风大浪急,危险很大,所以,为了救急和方便百姓才设立的。以后的负责官员并没有真正了解用意,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有成效,所以,有的切断了其他道路,只留下一个关口;有的则对那些往来江上而未装货物的船只也征税。考查吴兴的情况,这几年农业一直没有获得丰收,今年特别惨重,人们都纷纷逃走,到富有的地方去谋生,这的确是由于饥饿所迫而不得已背井离乡。堤坝的负责官员却仍向他们收税,并按照标准,不肯不收一点儿。旧有的税收标准近来已经有人认为应该减少,这一建议还没有决定是否采纳执行,但是,税收却又加倍增长起来,这将用什么办法呢?皇上恩慈,怜悯老百姓的痛苦,提出打开粮仓,赈济人民,免除人民的田赋和其他杂税。但是,杜元懿却利用人民的苦难,贪图眼前的小利,进一步加重人民的困苦。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他都会受到人们的痛恨!如果一旦按照他的建议去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他害怕朝廷的责罚、盘问,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向人民勒索,这样一来,就会为朝廷招来怨恨。杜元懿秉性苛薄尖刻,以前已经有明显的事实,如果再把一个地方交给他管理,那就好像是让狼去领导羔羊。而且,他打算推选可靠的人,也不过是一些戴着帽子的猛虎罢了。古书上说:‘与其有搜刮财产的臣子,不如有偷盗财产的臣子。’这是说,偷窃国家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要稍微小些,而搜刮民财所造成的伤害更大。我又认为,所谓方便适宜,是说对国家来说方便,对百姓来说适宜。我私下察看了一下近来所提出的所有有关方便适宜的建议,这些建议都不能提出在使老百姓尽力之外,还要利用天时,竭尽地利,大体上,这些建议都是眼前对百姓不合适,将来对朝廷也肯定是不利的。名与实是相对的,它违反施政的根本。大凡像以上这类事情,实在是应该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武帝采纳了顾宪之的建议,没有轻举妄动。  [19]魏主访群臣以安民之术。秘书丞李彪上封事,以为:“豪贵之家,奢僭过度,第宅车服,宜为之等制。  [19]孝文帝向文武百官们询问安定人民的办法。秘书丞李彪呈上密奏,认为:“豪门富贵人家,奢侈挥霍没有限度。所以,对他们的住宅、车马和衣服,都应该制定一个标准进行管理。  又,国之兴亡,在冢嗣之善恶;冢嗣之善恶,在教谕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日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欣免冠谢。此近事之可鉴者也。臣谓宜准古立师傅之官,以训导太子。  “另外,一个国家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关键在于帝王承继人是善良还是酷恶,而继任者的善恶,又在于教育训导的得失。文成皇帝曾经对文武百官们说:‘朕从前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年龄还小,心还不能专一。等到后来崐登上帝位,亲自日理万机了,又没有多余的时间温习以前的功课了。今天想起来,岂能说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也是师傅管教得不严,不勤勉努力的结果。’当时,尚书李立刻脱下帽子,请求处分。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事,值得借鉴。我认为,应该以古代方法为准绳,也设立师傅这一官职,让他们专门引导太子。  又,汉置常平仓以救匮乏。去岁京师不稔,移民就丰。既废营生,困而后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曷若豫储仓粟,安而给之,岂不愈于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粟积之于仓,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绢,积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数年之中,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矣。  “另外,汉朝曾经在平时设置常平仓,遇到灾荒年月,就用仓中的粮食救济灾民。去年,京城农作物歉收,如果把老百姓都迁移到丰收富裕地区,这样既荒废了人民正常的生活劳作,又要面临艰难困苦、千里流离的困境,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对于国家来说,损耗也很大。为什么不事先把粮食储存起来建立粮仓,安安稳稳地发放给灾民?这难道不比把老老少少驱赶到千里之外去乞讨糊口更好些吗?所以,朝廷应该在州郡正常的税收中抽出九分之二,将京城全年开支剩余的费用全部拿出来,分别建立管理机构,在丰收时买进粮食,全部储存在仓库里;遇上歉收年月,就可以加两分利卖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一定会努力种田,用以购买官府的绢帛;积蓄钱财,用来购买官府的粮食。丰收年月,就一直储存,等到灾年,就直接出售给老百姓。几年之内,我们就会储存大量的粮食,而且老百姓人人充足,即使是有什么灾荒,也不会造成多大灾难。  又,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另外,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人民之中,选拔有才能的人,征召到京城,按照中州官员任用的程序,按照他们的能力分别加以任用。这样做,第一,可以推广圣朝对新人、旧人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的大义,第二,可以安抚长江、汉水一带归附于圣朝的人心。  又,父子兄弟,异体同气;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于忧惧相连,固自然之恒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衣冠,不变华饰;骨肉之恩,岂当然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版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所耻矣。  “另外,父子兄弟之间,虽然各有形体,但血缘却是相同的。对于犯罪的罪人进行惩处,问罪并不牵连他的亲人,这是皇上的隆厚恩德。至于说到他们之间同忧愁、共恐惧,这本来是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的事。也有些无情无义的人,父兄被囚禁狱中,他们的儿子、兄弟们的脸上竟没有一点儿悲哀愁惨的神色。有的儿子、兄弟逃避刑罚,他们的父亲、哥哥们的脸上竟也没有羞愧气愤的样子。他们只是若无其事地继续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安于宴饮,自由自在地游逛,而且无论是骑坐的车马,还是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仍然一如过去一样豪华奢侈,亲骨肉之间的恩情怎么能到了这种地步!我认为,父亲、哥哥犯了罪,应该让他们的儿子、弟弟穿白色衣服,袒露胸背,到皇宫门外请求处罚。儿子、弟弟犯罪入狱,也应该让他们的父亲、哥哥公开上书,引咎自责,请求解除他们所担任的官职,如果他们的职位确实重要,不适于批准辞职的,则不妨加以安慰,劝他们留任。只有这样做,才只可以督促那些庸俗薄情的人,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又,朝臣遭亲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同庆赐之燕;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凡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职业有旷者,则优旨慰谕,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旅之警,墨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魏主皆从之。由是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而民不困穷。  “另外,朝廷大臣遭到父母亲人去世的情况时,丧假一满,就得回来任职,同时,得照样穿绫罗绵段,乘坐豪华高大的车辆,跟随皇上去祭祀天地祖先,身佩宝玉,头垂帽穗,和其他官员一样去参加庆贺赏赐的宴请,这样做,实崐在是在伤害做儿子的孝道之心,违背了天地万物的根本自然的法则。我认为,大凡是遇上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人,都应该允许他们守丧三年。如果没有他,该部门职务出现空缺、无法继续工作时,就应该下达安慰劝抚的诏书,让他任职工作,但也只是让他负责总的大方面事情,诸如支出与收入、奏报陈述而已,国家的吉庆大典,一律不让他参加。如果他身为军职,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那么他就应像古代晋国将帅一样穿上黑色丧服,跟随军队执行命令,这样做,虽然不合礼教,但情况急迫,也就应该这样做了。”对秘书丞李彪的建议,孝文帝全部接受。从此以后,北魏朝廷与老百姓个人的财力都充裕丰厚起来,虽然有时遇上水灾、旱灾,但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困苦、贫穷。  [20]魏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  [20]北魏朝廷派人进攻百济王国,被百济王国打败。  七年(己巳、489)七年(己巳,公元489年)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七),南齐武帝前往南郊祭天,实行大赦。  [2]魏主祀南郊,始备大驾。  [2]孝文帝到平城南郊祭祀天神,开始使用大驾出行。  [3]壬戌,临川献王映卒。  [3]壬戌(十八日),南齐临川献王萧映去世。  [4]初,上为镇西长史,主簿王晏以倾谄为上所亲,自是常在上府。上为太子,晏为中庶子。上之得罪于太祖也,晏称疾自疏。及即位,为丹杨尹,意任如旧,朝夕一见,议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俭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为江州刺史,晏不愿外出,复留为吏部尚书。  [4]当初,武帝担任镇西长史时,主簿王晏竭力谄媚阿谀,受到武帝的宠信,从那以后,王晏就经常逗留在武帝的府中。武帝为太子时,王晏就担任了中庶子。后来武帝惹怒过高帝,王晏马上声称有病,同武帝疏远了。武帝继位后,任命王晏为丹杨尹,对他的感情和信任,一如往日,每天朝晨和晚上都要召见一次,商讨国家大事。从豫章王萧嶷到王俭以下的官员,都曲意奉迎,想方设法和王晏交往。二月,壬寅(二十八日),武帝任命王晏为江州刺史,王晏不想远离朝廷,又把他留下来,命他为吏部尚书。  [5]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子峻为广汉王,子琳为宣城王,子珉为义安王。  [5]三月,甲寅(十一日),武帝立皇子萧子岳为临贺王,萧子峻为广汉王,萧子琳为宣城王,萧子珉为义安王。  [6]夏,四月,丁丑,魏主诏曰:“升楼散物以赉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伤毁;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老疾贫独者。”  [6]夏季,四月,丁丑(初四),孝文帝下诏说:“登到城楼上去散发救济品,接济灾民,致使人群与马匹相互践踏,很多人受伤致残。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所有分发的救济品,直接送给孤寡老人、病人、穷人和孤儿。”  [7]丁亥,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丑,还宫。  [7]丁亥(十四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又前往方山。己丑(十六日),返回宫中。  [8]上优礼南昌文宪公王俭,诏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谘事。上犹以往来烦数,复诏俭还尚书下省,月听十日出外。俭固求解选。诏改中书监,参掌选事。  [8]南齐武帝对尚书令、南昌文献公王俭礼遇非常优厚,命他每隔三天来朝廷一趟,其他时间则由尚书令史去他那里请示。武帝认为这样做过于烦琐,又命令王俭回到尚书下省,每月有十天可以在家。而王俭则坚决请求辞去吏部,武帝改命他为中书监、参掌选事。  五月,乙巳,俭卒。王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礼官欲依王导,谥俭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氏以来,不加异姓。”出,谓亲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  五月,乙巳(初三),王俭去世。王晏掌握朝官任免大权后,在朝中任意行使,与王俭之间很不和。在王俭去世后,礼官打算按照王导的先例,加王俭谥号为文献。王晏报告武帝说:“过去只有王导才得到这一谥号,但自从宋朝崐以来,不曾把它加给皇族外其他姓氏的人。”王晏从宫内出来,对他亲近的人说:“‘平头宪’是王俭的谥号,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徐湛之之死也,其孙孝嗣在孕得免,八岁,袭爵枝江县公,尚宋康乐公主。及上即位,孝嗣为御史中丞,风仪端简。王俭谓人曰:“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上尝问俭:“谁可继卿者?”俭曰:“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俭卒,孝嗣时为吴兴太守,征为五兵尚书。  徐湛之被杀时,他的孙子徐孝嗣还在母亲腹中,因而得以幸免。等到他八岁时,承袭了祖父徐湛之的枝江县公的封号,娶了宋孝武帝的女儿康乐公主为妻。齐武帝即位后,徐孝嗣担任了御史中丞,他仪表端庄,做事干练。王俭对别人说:“徐孝嗣将来肯定会做宰相。”武帝也曾经问过王俭:“谁可以接任你的职位?”王俭回答说:“臣解除宰相职位后,恐怕只有徐孝嗣最适合接任。”王俭去世时,徐孝嗣担任吴兴太守。武帝征召他为五兵尚书。  [9]庚戌,魏主祭方泽。  [9]庚戌(初八),孝文帝在沼泽中建筑方坛,祭祀地神。  [10]上欲用领军王奂为尚书令,以问王晏。晏与奂不相能,对曰:“柳世隆有勋望,恐不宜在奂后。”甲子,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王奂为左仆射。  [10]南齐武帝想要起用领军将军王奂为尚书令,征求王晏的意见。王晏和王奂之间彼此不相容,王晏回答说:“柳世隆建过大功,很有声望,恐怕不宜在王奂之下。”甲子(二十二日),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王奂为左仆射。  [11]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11]六月,丁亥(十五日),南齐武帝前往琅邪城。  [12]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天赐,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桢,皆坐赃当死。冯太后及魏主临皇信堂,引见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为当存亲以毁令邪,当灭亲以明法邪?”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应。魏主乃下诏,称:“二王所犯难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怀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谨,闻于中外,并特免死,削夺官爵,禁锢终身。”初,魏朝闻桢贪暴,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赂,为之隐;事觉,文祖亦抵罪。冯太后谓群臣曰:“文祖前自谓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宰官、中散慕容契进曰:“小人之心无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从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则知贪之可恶矣,何必求退!”迁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12]北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拓跋天赐和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拓跋桢二人,都因贪污罪当处死。冯太后和孝文帝为此亲自到皇信堂,召见王公要人。冯太后首先发问说:“你们认为,应该顾念亲情、毁弃法律呢,还是应该大义灭亲,以严明法律呢?”大臣们都说:“二王都是景穆皇帝的儿子,应该得到宽恕。”冯太后没有回答。孝文帝下诏声称:“二王所犯的罪行,实在是难以宽恕。但是,太皇太后追思文成帝的大恩,顾念手足之情,再加上南安王侍奉母亲,十分孝敬恭谨,内外闻名。因此,现在特别赦免二王的死罪,撤销官职和爵位,终身监禁。”最初,北魏朝廷得知拓跋桢贪婪暴虐,就派中散吕文祖抵达长安调查,吕文祖暗中接受了拓跋桢的贿赂,为他隐瞒了事实真相。事情被查以后,闾文祖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罚。冯太后对大臣们说:“吕文祖以前自称廉洁奉公,而今竟也贪赃枉法。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人心叵测,难以探知。”孝文帝说:“古代有一种待放的大臣。你们在座的如果扪心自省,认为自己不能克制贪欲,允许你们辞职回家。”宰官、中散大夫慕容契进言说:“小人之心常变,帝王的法律却是永恒不变的,以常变之心去应付不变的法律,恐怕不是我所能够担当的,所以,我请求辞职免官。”孝文帝说:“慕容契知道人心是不可能不变的,就一定知道贪婪是令人厌恶的,你何必请求辞职呢!”于是提升他为宰官令。慕容契是慕容白曜的侄子。  [13]秋,七月,丙寅,魏主如灵泉池。  [13]秋季,七月,丙寅(二十五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  [14]魏主使群臣议,“久与齐绝,今欲通使,何如?”尚书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筑醴阳深入彼境,皆直在萧赜。今复遣使,不亦可乎!”魏崐主从之。八月,乙亥,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14]孝文帝召集文武百官讨论,“我国和齐国断绝交往已经很久了,如今,我打算派人出使齐国,各位认为如何?”尚书游明根说:“朝廷没有派人出使齐国,又深入齐国境地兴筑了醴阳城,这二件事的道理都在萧赜一边。如今再派遣使节前去,这不是很好吗?”孝文帝接受游明根的建议。八月,乙亥(初四),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的邢产等人来访。  [15]九月,魏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无妻者。  [15]九月,北魏朝廷遣散出大批宫女,把她们赏赐给北方六镇没有妻子的贫民。  [16]冬十一月,己未,魏安丰匡王猛卒。  [16]冬季,十一月,己未(十九日),北魏安丰匡王拓跋猛去世。  [17]十二月,丙子,魏河东王苟颓卒。  [17]十二月,丙子(初七),北魏河东王拓跋苟颓去世。  [18]平南参军颜幼明等聘于魏。  [18]南齐平南参军颜幼明等人前往北魏访问。  [19]魏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  [19]北魏朝廷任命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  [20]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是岁,启求还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镇东府。  [20]南齐豫章王萧嶷自认为地位很高,深怀激流勇退之心。这一年,他上书请求辞职,返回旧邸。武帝命令萧嶷的世子萧子廉代替父亲镇守东府。  [21]太子詹事张绪领扬州中正,长沙王晃属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不许。晃使书佐固请,绪正色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  [21]太子詹事张绪兼领扬州中正时,长沙王萧晃托付他起用吴兴人闻人邕为州议曹,张绪不同意。于是,萧晃又派书佐坚持请求,张绪面色严肃地说:“这里是我自己的家乡,殿下怎么能这么逼迫我?”  [22]侍中江学为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请于上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叮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湛之孙;瀹,之弟也。  [22]南齐侍中江担任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到武帝的宠信,纪僧真举止仪容都具有士大夫风采,他向武帝请求说:“臣不过是出身于本县的一名武官,幸运地赶上了清明盛世,官阶和荣耀才如此之高。我的儿子还娶了荀昭光的女儿。现在,我已经不再有其他的需求,只请求陛下能允许我加入大夫行列。”武帝说:“这件事应该由江、谢瀹决定,我不能参与,你可以自己去他们那里请求。”于是,纪僧真就按照武帝的旨意来到江那里,在榻席上坐稳后,江回过头去命令他的左右侍从们说:“把我的坐榻抬远些,远离客人!”纪僧真垂头丧气地退出来了,向武帝报告说:“士大夫原来不是皇上能够命令的!”江是江湛的孙子。谢瀹是谢的弟弟。  [23]柔然别帅叱吕勤帅众降魏。  [23]柔然汗国另外一部落首领叱吕勤率众投降北魏。----------------------------------------------------------------------------------------------------------------------------------------------------------------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七卷(回目录)齐纪三 世祖武皇帝中永明八年(庚午、490)  齐纪三 齐武帝永明八年(庚午,公元490年)  [1]春,正月,诏放隔城俘二千余人还魏。  [1]春季,正月,南齐武帝颁下诏令,命令释放在隔城战斗中俘虏的二千多名士卒,送还北魏。  [2]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灵泉;壬申,还宫。  [2]乙丑(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二月,辛未(初三),又前往灵泉;壬申(初四),返回宫中。  [3]地豆干频寇魏边,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颐,新城之子也。  [3]地豆干部落多次寇犯北魏边境。夏季,四月,甲戌(初七),北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颐击退了他们。拓跋颐是拓跋新城的儿子。  [4]甲午,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4]甲午(二十七日),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人来访。  [5]五月,己酉,库莫奚寇魏边,安州都将楼龙儿击走之。  [5]五月,己酉(十二日),库莫奚部落寇犯北魏边境,被北魏安州都将楼龙儿击退。  [6]秋,七月,辛丑,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缅为雍州刺史。缅,鸾之弟也。缅留心狱讼,得劫,皆赦遣,许以自新,再犯乃加诛;民畏而爱之。  [6]秋季,七月,辛丑(初五),南齐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缅为雍州刺史。萧缅是萧鸾的弟弟。萧缅十分重视民间诉讼,逮捕到小偷强盗,他全都予以赦免释放,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果第二次又犯法了,才加以诛斩。因此,老百姓对他既敬畏又爱戴。  [7]癸卯,大赦。  [7]癸卯(初七),南齐实行大赦。  [8]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灵泉池;八月,丙寅朔,还宫。  [8]丙午(初十),孝文帝前往方山;丙辰(二十日),前往灵泉池,八月,丙寅朔(初一),返回宫中。  [9]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授,且吊之。伏连筹逼冠先使拜,冠先不从,伏连筹推冠先坠崖而死。上厚赐其子雄;敕以丧委绝域,不可复寻,仕进无嫌。  [9]吐谷浑可汗、河南王慕容度易侯去世。乙酉(二十五日),南齐朝廷任命他的世子慕容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派振武将军丘冠先前往宣布任命,同时祭吊慕容度易侯。慕容伏连筹逼迫丘冠先叩拜他,丘冠先不同意,慕容伏连筹将丘冠先推下悬崖摔死。武帝丰厚地赏赐了丘冠先的儿子丘雄,并下诏说丘冠先身死绝域,不能再找到尸首,做儿子的应好好报效国家,不要有其他顾忌。  [10]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有勇力,善骑射,好武事,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于内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锦袍、绛袄,欲以饷蛮,交易器仗。长史高平刘寅、司马安定席恭穆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恭穆及谘议参军江、典签吴之、魏景渊等诘之,寅等秘而不言;之曰:“既已降敕,政应方便答塞。”景渊曰:“应先检校。”子响大怒,执寅等八人于后堂,杀之,具以启闻。上欲赦江,闻皆已死,怒,壬辰,以随王子隆为荆州刺史。  [10]刘宋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勇猛有力量,精于骑马射箭,喜欢军事,他亲自挑选六十名贴身武装侍卫,这些人都很有胆量和才干。他就任荆州刺史后,多次在自己的内宅设宴,用牛肉、美酒犒劳侍从。同时,萧子响又私下制作了锦绣长袍、红色短袄,打算将这些东西送给那里的蛮族,换取武器。长史高平人刘寅、司马安定人席恭穆二人联名暗中把这件事报告武帝。武帝下诏要求深入调查。萧子响听说官差到来但没看见武帝的诏令,于是,他就把刘寅、席恭穆和谘议参军江、典签吴之、魏景渊召集在一起,盘问他们,刘寅等人仍保守秘密,不回答。吴之说:“既然皇上已经下了诏令,就应该设法搪塞过去。”魏景渊说:“我们应该先做调查。”萧子响勃然大怒,就把刘寅等一行八人抓起来,在后堂将他们杀了,并将这一情况全都报告给了武帝。武崐帝本来打算赦免江,但听说他们全都被杀死了,大怒。壬辰(二十七日),任命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  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静将兵讨子响,僧静面启曰:“巴东王年少,长史执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官忽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僧静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乃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帅斋仗数百人诣江陵,检捕群小,敕之曰:“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命。”以平南内史张欣泰为谐之副。欣泰谓谐之曰:“今段之行,胜既无名,负成奇耻。彼凶狡相聚,所以为其用者,或利赏逼威,无由自溃。若顿军夏口,宣示祸福,可不战而擒也。”谐之不从。欣泰,兴世之子也。  武帝打算派淮南太守戴僧静率兵讨伐萧了响。戴僧静当面报告说:“巴东王年龄小,而长史刘寅等人逼得太急,所以,一时生气,而没有想到后果。天子的儿子由于过失误杀他人,有什么大罪!陛下忽然派大军西上,使人们感到恐慌,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我不敢接受圣旨。”武帝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很赞赏戴僧静的话。于是,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名武装侍卫前往江陵,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且下诏说:“萧子响如果放下武器,主动回到建康请罪,还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任命平南内史张欣泰做胡谐之的副手。张欣泰对胡谐之说:“这次出行,胜利了没有什么名,而失败了却要成为奇耻大辱了。萧子响聚集的是一帮凶狠狡诈的人,他们之所以听从他的指挥,是因为有的人是贪图赏赐,有的人是害怕他的声威,因此,他们还不会自行溃败。如果我们在夏口驻扎军队,向他们讲明利害、福祸关系,就可以用不着动武而能抓获罪人。”胡谐之没有接受张欣泰的建议。张欣泰是张兴世的儿子。  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使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受杀人之罪,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唯洒泣;乃杀牛,具酒馔,饷台军,略弃之江流。子响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亦不遣,且执录其使。子响怒,遣所养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子响自与百馀人操万钧弩,宿江堤上。明日,府州兵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发弩射之,台军大败;尹略死,谐之等单艇逃去。  胡谐之等率领大军抵达江津后,在燕尾洲兴筑了城垒。萧子响也穿上便服登上城楼,多次派使者到胡谐之这里陈述说:“天底下哪有儿子反叛父亲的呢?我不是想抗拒朝廷,只不过是做事粗心鲁莽。现在,我就乘一只船回到朝廷,接受杀人罪的处罚,你们何必兴筑城垒,派大军来抓我呢?”尹略一个人回答使者说:“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萧子响只是哭泣流泪。于是,他杀牛备酒,要犒赏朝廷派来的大军,尹略却把这些酒菜扬到了江里。萧子响又喊茹法亮,茹法亮疑虑畏惧也不肯前去。最后,萧子响又请求会见传达武帝诏令的官差,茹法亮也不肯派官差前去,反而将萧子响派来的使者关押起来。萧子响大怒,将他平时所训练出来的勇士和州衙、自己府上的二千多名士卒组织起来,从灵溪渡河向西进发。萧子响亲自率领一百多人,携带万钧弩箭,在长江江堤上驻防。第二天,他的军队和朝廷派来的大军展开激战,萧子响在江堤上用弩射击,结果,朝廷军大败,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跳上一只小艇逃走。  上又遣丹杨尹萧顺之将兵继至,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太子长懋素忌子响,顺之之发建康也,太子密谕顺之,使早为之所,勿令得还。子响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杀之。  武帝又派丹杨尹萧顺之率军继续讨伐。萧子响当天就率领平民侍从三十人,乘坐小船,顺江而下,直赴建康。太子萧长懋平时就忌恨萧子响,当萧顺之从建康出发时,萧长懋就秘密告诉他,让他早点儿把萧子响置于死地,不要让他活着回到建康。萧子响途中遇上萧顺之,打算自己申诉明白,但萧顺之没有答应,就在演习堂里用绳子把萧子响勒死了。  子响临死,启上曰:“臣罪逾山海,分甘斧钺。敕遣谐之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城南岸筑城守。臣累遣书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见;法亮终不肯。群小怖惧,遂致攻战,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军,希还天阙,停宅一月,臣自取尽,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崐,今便命尽。临启哽塞,知复何陈!”  萧子响临死前,给武帝写了一封信,报告说:“臣的罪过已超过了山河湖海,理应甘心接受惩罚。可是,您下诏派胡谐之等人前来,竟然没有宣读圣旨,就树起大旗进入要塞地区,在与我的城池相对的南岸,兴筑城池防守。臣几次派人送信呼唤茹法亮,乞求穿便服见他一面,但茹法亮却始终不肯见我。手下一群小人又恐惧害怕,于是导致了双方的激战,这些都是臣的罪过。臣本月二十五日,放下武器,孤身一人投奔朝廷军队,希望能回到京城,在家里呆一个月,然后,臣自己自杀,这样也可以不让人讥刺齐国这一代诛杀皇子,我也得以免去忤逆父亲的恶名。可是,还是没能遂心如愿,今天我马上就要结束生命。临死前写信给你,哭泣哽咽,为之话塞,不知再说些什么了!”  有司奏绝子响属籍,削爵土,易姓蛸氏;诸所连坐,别下考论。  有关部门奏请要断绝萧子响与皇族的关系,削除他的爵位和封地,改姓氏为“蛸”,其他被牵连进去的,另行定罪。  久之,上游华林园,见一猿透掷悲鸣,问左右;曰:“猿子前日坠崖死。”上思子响,因呜咽流涕。茹法亮颇为上所责怒,萧顺之惭惧,发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请收葬子响;不许,贬为鱼复侯。  很久以后,武帝在华林园游赏,看见一只猿猴跌跌撞撞,不住地悲号哀鸣,就询问左右侍从这是怎么回事,侍从说:“它的孩子前天从悬崖上摔下去死了。”武帝一下子就想起了萧子响,忍不住呜咽起来,泪流满面。茹法亮受到武帝的严厉责备,萧顺之内心惭愧恐惧,也由此而发病,不久去世。豫章王萧嶷上书,请求收殓安葬萧子响的尸体,武帝没有批准,并追贬萧子响为鱼复侯。  子响之乱,方镇皆启子响为逆,兖州刺史垣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正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上省之,以荣祖为知言。  萧子响引起这场战乱后,各方镇都纷纷指控谴责萧子响的叛逆行为,兖州刺史垣荣祖说:“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倒应该说:‘刘寅等人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恩典,以致逼迫巴东王,使他走上了这条路。’”武帝仔细想想,认为垣荣祖有真知灼见。  台军焚烧江陵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上以大司马记室南阳乐蔼屡为本州僚佐,引见,问以西事。蔼应对详敏,上悦,用为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缮修廨舍数百区,顷之咸毕,而役不及民,荆部称之。  朝廷军队放火焚烧江陵府建筑,官府的文书档案刹时全都被烧掉。武帝因为大司马记室南阳人乐蔼多次任荆州幕僚,所以就特别召见他,向他打听荆州的事,乐蔼回答详尽,反应敏捷,武帝大为高兴,任命他为荆州治中,下令让他负责修缮荆州州府。乐蔼修缮了几百栋州府官舍,很快全都修完了,而且也没役使一个老百姓,所以,荆州府十分称赞他。  [11]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冯氏殂;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中部曹华阴杨椿谏曰:“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为之一进粥。  [11]九月,癸丑(十八日),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去世。为此,孝文帝五天没喝一口水,悲哀伤痛超过了应尽的礼数。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阻说:“陛下肩负祖宗留下的大业,亲临统治万国的重任,怎么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为了讲究小节而伤害自己的身体,倒地不起呢?文武百官为此惶惑焦急,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况且,圣人的礼节要求,再大的悲哀也不可以毁伤性命。即使陛下想要在万代之中树立贤人的榜样,那么,皇家宗庙祭祀又怎么办呢?”孝文帝很受感动,并为此吃了一次稀粥。  于是诸王公皆诣阙上表,“请时定兆域,及依汉、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终制,既葬,公除。”诏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希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冬,十月,王公复上表固请。诏曰:“山陵可依典册;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亲至陵所,戊辰,诏:“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谒陵,王公固请公除。诏曰:“此当别叙在心。”己卯,又谒陵。  这样一来,各王公大臣也都开始到朝廷上书,“请求赶快确定太皇太后的安葬地点,按照汉、魏时期的惯例,并遵照太皇太后的临终遗嘱,安葬以后脱崐去丧服。”孝文帝下诏令说:“自从遭受灾祸和惩罚,恍惚之间,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我侍奉太皇太后的灵柩,好像看见了她的身影。安葬太皇太后的陵寝墓地,我实在不忍听到这些。”冬季,十月,王爵、公爵们又一次上书,坚决请求安葬太皇太后,于是,下诏说:“太皇太后安葬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依照以往惯例。如果让我脱下丧服,从感情上说,我忍受不了。”孝文帝打算自己亲自到太皇太后安葬的地方,戊辰(初四),下诏说:“平常跟随的各仪仗队,都不用跟从。武装保卫的侍官,像以往一样进行防守保卫。”癸酉(初九),在方山永固陵安葬了文明太皇太后。甲戌(初十),孝文帝祭拜太皇太后陵墓,各王公大臣坚决请求孝文帝以国家利益为重,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孝文帝下诏说:“另外一起再说吧。”己卯(十五日),孝文帝再次祭拜太皇太后陵墓。  庚辰,帝出至思贤门右,与群臣相慰劳。太尉丕等进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有大讳之日,唯侍从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昼夜不释带,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旧典。”帝曰:“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诸公何足忧怖!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馀古今丧礼,朕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可听之。  庚辰(十六日),孝文帝走出皇宫,来到皇宫南门思贤门门西,和文武百官相见,相互安慰勉励。太尉拓跋丕等趁机向孝文帝建议说:“我们都已经到了老朽的年纪了,一直侍奉历代圣君明主,对于国家以往的旧典章,也相当熟悉。回想以前祖先们去世时,只有侍奉跟随灵柩的人才穿上丧服,其他人仍全都穿平时的衣服。四祖三宗都沿袭下来,遵循到现在没有改变。如今,陛下天性极其孝敬,哀伤痛苦,毁害身体,已经超过了礼法的要求。又听说陛下一日三餐的饭量,竟吃不满半碗,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解下腰间的丧带。为此,我们大家扪心闭气,坐立不安。只愿陛下稍稍克制一下自己对太皇太后的敬慕之情,按照前代人订下的典章行事。”孝文帝说:“悲哀而伤害了身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哪里值得专门上奏。虽然我早晚只吃稀粥,但我的健康大致还能维持下去,诸公有什么可忧虑恐惧的呢!祖宗在世时,一心只专于武装征伐,没有时间进行文明教化方面的事情。如今,朕接受前代圣人留下的教训,平时不断学习古代典范常道,无论是从时代上说,还是从事理上说,都和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太尉等等都是国家元老,朝廷政治都依托于你们,对前代经典和古代丧礼仪式,你们有的人可能还不十分熟悉,姑且先了解我大致的意思。对于那些有关古今丧礼仪式,朕暂且把想法提出来,与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讨论,你们可以仔细听着。”  帝因谓明根等曰:“圣人制卒哭之礼,授服之变,皆夺情以渐。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下葬之初,奏练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君德未流,臣义不洽,故身袭兖冕,行即位之礼。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时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失,深可痛恨!”高闾曰:“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干请。”帝曰:“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废绝政事故也。群公所请,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如杜预之论,于孺慕之君,谅暗之主,盖亦诬矣。”秘书丞李彪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已从吉。然汉章不受讥,明德不损名。愿陛下遵金册遗令,割哀从议。”帝曰:“朕所以眷恋衰,不从所议者,实情不能忍,岂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终俭素,一已仰遵遗册;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庶圣灵不夺至愿耳。”高闾曰:“陛下既不除服于上,臣等独除服于下,则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帝曰:“先后抚念群下,卿等哀慕,犹不忍除,柰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今朕逼于遗册,唯望至期;虽不尽礼,蕴结差申。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高闾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崐其子皆从而不违。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听以频烦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殆与此殊。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群臣又言:“春秋尝,事难废阙。”帝曰:“自先朝以来,恒有司行事;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赖宗庙之灵,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盖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平日之时,公卿每称当今四海晏然,礼乐日新,可以参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虽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漠北有不臣之虏,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帝曰:“鲁公带从戎,晋侯墨衰败敌,固圣贤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以废丧纪哉!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择。”游明根曰:“渊默不言,则大政将旷;仰顺圣心,请从衰服。”太尉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当行,况居丧乎!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喋喋;但公卿执夺朕情,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接着,孝文帝对尚书游明根等人说:“古代圣人制订了卒哭的礼仪,丧服的变更程序也都是以哀痛的情绪为标准逐渐改变,如今仅在一天之内,就要劝说我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的衣服,这实在违背情理。”游明根回答说:“臣等得到太皇太后留下的遗言书,说在她去世一个月后就立即安葬,下葬后就要立刻脱下丧服,穿上平日的衣服。因此,我们在太皇太后安葬的时候,立即奏请脱下丧服的。”孝文帝说:“朕认为,中古时代之所以不实行三年守丧的制度,是由于旧君主刚刚去世,而新君主刚刚即位,君主的恩德还没有传播开去,对臣属们的情义还没能和协周遍,因此,新君主才必须身穿礼服、头戴冕旒,举行登基即位大典。朕的德行还不够,但朕做皇帝也已经超过十二年了,这是以让亿万人民知道有朕。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顺遂自己表达儿孙的哀痛和怀念的心愿,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礼节上,全都丧失殆尽,这实在是令人沉痛遗憾的事。”高闾说:“杜预是晋王朝的饱学之士,他曾经论述过,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杜预认为,汉文帝所制订的制度和古代制度 不谋而合,这看起来虽然是近世实行的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也都是追寻古人的制度,跟着古人的脚后走。正因为如此,臣等才小心谨慎地多次请求陛下能够遵循。”孝文帝说:“朕自己认真领会太皇太后遗书的主旨,太皇太后之所以要阻止臣属、孙子表达自己的悲哀之情,命令早点儿穿上平日的衣服,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为此荒废了国家大事。你们大家的请求,其用心也在这里。因此,如今,朕向上可以按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向下也顺遂文武百官的心愿,不敢沉默不语而致荒废对国家大事的处理。只是朕打算穿着麻布丧服,取消守丧十天就马上改穿日常衣服的制度。每逢初一和十五日二天,朕该尽到做儿孙哀思怀念的诚心,从情理上讲也是允许的,所以,我打算就这样去做。像杜预所议论的那些,对于深深地怀念去世者、处在服丧期间的君主来说,大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秘书丞李彪说:“汉明德马皇后辛勤抚养章帝刘长大成人,母亲慈爱,儿子孝敬,二人的和睦关系是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隔开的,等到明德马皇后去世,下葬后还不满十天,刘随即穿上了日常衣服,但是,刘并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讥刺,明德马皇后的声誉也没有受到丝毫毁损。愿陛下能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去做,克制哀思,接受大家的建议。”孝文帝说:“朕之所以心甘情愿穿丧服,而不接受你们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朕在感情无法忍受,哪里只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刺批评而这么去做的呢!如今,安葬的礼仪节俭、朴素,全都是遵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的。可是,悲痛怀念之情,已紧紧抓住了朕的心,盼望太皇太后的在天之灵不强迫朕去改变。”高闾说:“陛下在上边已经决定不改变继续穿丧服的意愿,那么,臣等在下边单单脱去丧服,这样做,就表示臣属的没有尽到责任。况且,陛下穿着丧服,亲自处理朝廷事务,吉利和不吉利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臣私下里感到疑虑。”孝文帝说:“太后崐关心爱护她的臣属,卿等悲伤怀念她,还不忍心脱下丧服,为什么单单让朕对自己至亲的人去忍心这么做?如今,朕受太皇太后的遗嘱所迫,不敢违抗,只是希望能把丧服穿满一年,尽管还不合乎古礼,但内心的悲哀伤痛总算还能表示出来。各位大臣可以考虑自己与太皇太后关系的亲疏、贵贱、远近,来作为自己脱去丧服的标准,分别对待,这样既能稍稍接近古代仪礼,在今天也容易行得通。”高闾说:“从前,杨王孙死后,赤身裸体地安葬;皇甫谧去世安葬时不用棺柩,他们的儿子也都按照他们的遗愿去执行,没有做任何违背遗言的事。如今,陛下亲自接受太皇太后的遗嘱,在有些方面却不按照遗嘱中说的去做,因此,臣等才不断地打扰奏请。”李彪说:“一个人在三年之内,不改变他父亲的准则规定,这可以说是大孝。而如今,陛下不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恐怕就有改变规定的嫌疑。”孝文帝说:“杨王孙和皇甫谧都教诲他们的儿子节俭,他们的儿子遵奉遗训,这和今天朕做的有什么不同!更改父亲的规定,恐怕和朕所做的不是一回事。即使有所涉嫌,那么,朕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后代人的讥讽批评,而不能忍受你们今天的请求。”文武官员们又说:“春秋的宗庙祭祀,无论如何是难以停止或废弃的。”孝文帝说:“自从祖先建立国家以来,皇家祖庙的祭祀活动,一直都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的。朕有赖于慈爱的太皇太后的训导,才经常亲自前去祭拜。如今,苍天降下大灾惩罚我们,人与神灵都失去可以依赖的对象,皇家祖庙的神灵,也应该停止接受祭拜香火。假如朕一旦前去祭祀,恐怕会在冥冥之中违背了他们的旨意。”文武官员接着又说:“古代在将死者下葬后就穿上日常衣服,而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守丧满三年之后再脱下丧服,这就是两汉王朝所用来治理国家的准绳,是魏、晋所用来推行的总则。”孝文帝说:“下葬后就立即脱下丧服、穿上日常衣服,这大概是在国家到了末代,动乱太多,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以求能拯救行将灭亡的国家。而两汉的鼎盛和魏、晋的兴隆,难道是由他们丧礼简单、忘记了仁义和道而实现的吗?平常的时候,各位公卿大人每次都称赞当今之世,四海安宁和平,礼仪、音乐一天比一天兴盛,甚至可以和尧、舜及夏、商时代媲美。可到了今天,就打算强迫改变朕的心愿,让朕不能超越魏、晋时代。你们这种用意,朕不明白为的是什么。”李彪说:“现在,我们虽然处于政治清明、教化普及的时代,但是,长江以南还仍有不肯宾服的吴人,沙漠以北还有不肯称臣的胡虏,所以臣等还深怀忧虑之心,唯恐发生不测,让我们难以防守。”孝文帝说:“鲁公伯禽身穿丧服出兵作战,晋襄公把身上的白色丧服染黑,击败了敌人,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圣贤们所允许的。如果遇到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那么,即使是跳越过牵引灵柩的绳索,也不会让人在意,更何况只是要脱下麻布丧服呢。哪里能够在详和安宁的日子里就能事先料到会发生战争,以至于废弃守丧的礼教呢!古人中也有君王,脱下丧服后就闭口不说话了,一直到三年服丧期满,如果今天你们不允许朕穿丧服,那么,我就应该在脱下丧服后开始保持沉默,将国家事务交给宰相们处理。这两种情况请你们选择一种。”游明根说:“保持沉默而不说话,那么,国家的重大事务将要被搁置、荒废。我们顺从您的圣明心意,请您继续穿着丧服处理朝廷事务。”太尉拓跋丕听后,说:“臣和尉元一共侍奉过五位皇帝,我们魏朝旧有的惯例都是,在人死特别忌讳的三个月过去后,一定要向西方祈祷迎奉神灵,向北方祈祷消除灾祸,这一切全都是穿着日常的衣服进行的,这一规矩,自从皇始年间以来到现在,都没有谁丝毫改动过。”孝文帝说:“如果能够用道义侍奉神灵,那么不用特意去迎接,神灵自然而然就会来到;假如丧失了仁义之心,即使是特意迎奉,神灵也不会来的。这就是说,以往本来就不应该那么做,更何况是处在守丧时期呢!朕正处在守丧时期,应该闭口不讲话,所以,不应该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只是各位公卿坚持要改变我的想法,于是,就变成了反反复复的争论,想起来真令人悲痛欲绝。”于是号啕大哭起来,在场的文武官员们也跟着哭了起来,随后告辞出来。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太尉东阳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谏,乃止,帝初无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孙也。  当初,太皇太后对孝文帝的聪敏机警很是忌怕,害怕他的存在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就打算废弃他。在严冬盛寒的时候,太皇太后把他禁闭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三天不给他吃的东西。冯太后又征召成阳王拓跋禧,打算立拓崐跋禧为北魏皇帝。当时,由于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尚书李冲的竭力劝谏,冯太后才没有执行废立。但孝文帝一开始对冯太后就没有一点儿怨恨的想法,只是加深了对拓跋丕等人的感激之情。穆泰是穆崇的玄孙。  又有宦者谮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复追问。  后来,又有一位宦官在冯太后面前陷害孝文帝,冯太后听后,下令打了孝文帝几十大棍,孝文帝默默地忍受,而没有辩解、申述理由,冯太后去世以后,也不再追究。  甲申,魏主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屡求听政。但哀慕缠绵,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  甲申(二十日),孝文帝祭拜冯太后陵墓永固陵。辛卯(二十七日),下诏说:“各位文武百官因为国家大事,事关重大,多次请求朕亲自处理这些事务。只是朕仍处在哀痛追念时期,不断的悲伤与怀念使朕已经没有力量一个人去处理朝廷事务。在我近旁的侍从中有人从前主管过机要、处理过国家大事,而且他们也都是有智慧、有谋略的人,国家大事完全可以托付给他们。如果发生一些疑难事情,朕自然会及时和他们讨论,帮助他们决定。”  [12]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令法乘知。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馀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将部曲袭州,执法乘,谓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烦劳。”囚之别室。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之,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书!”遂不与。乃启法乘心疾动,不任视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为交州刺史。法乘还,至岭而卒。  [12]南齐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特别喜欢读书,经常借口有病而不处理州事,因此,就使得长史伏登之得以擅自运用大权,随意调动、更换官员武将,而不让房法乘知道。后来,录事房季文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房法乘,房法乘气愤异常,立刻下令将伏登之逮捕入狱,关押了十多天。伏登之用厚礼赂贿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后,才得以释放。于是,伏登之率领自己的部曲袭击了州府,将房法乘抓了起来,并对他说:“你既然有病,就不应该再劳心费神地处理州事了。”将房法乘囚禁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法乘没什么事可做,就又向伏登之请求,送给他一些书来读。伏登之说:“让你安安静静地呆着,还害怕你万一发病了,怎么还可以让你继续看书呢。”于是,没有把书给房法乘。接着,伏登之就向朝廷奏报,说房法乘犯了神经病,没有能力处理事务。十一月,乙卯(二十一日),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房法乘回建康,走到大庾岭时去世。  [13]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  [13]十二月,己卯(十六日),南齐武帝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  [14]初,太祖以南方钱少,更欲铸钱。建元末,奉朝请孔上言,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云:‘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甚贱甚贵,甚伤一也。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以盗铸,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意谓钱为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质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夫民之趋利,如水走下。今开其利端,从以重刑,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岂为政欤!汉兴,铸轻钱,民巧伪者多。至元狩中,始惩其弊,乃铸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而计其费不能相偿,私铸益少。此不惜铜不爱工之效也。王者不患无铜乏工,每令民不能竞,则盗铸绝矣。宋文帝铸四铢,至景和,钱益轻,虽有周郭,而熔冶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可复禁。此惜铜爱工之验也。凡铸钱,与其不衷,宁重无轻。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故也。按今钱文率皆五铢,异钱时有耳。自文帝铸四铢,又不禁民翦凿,为祸既博,弊于今,岂不悲哉!晋氏不铸钱,后轻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愚以为宜如旧制,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若官铸者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轻小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崐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诸州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  [14]当初,南齐高帝认为,南方的钱币缺乏,打算重新大量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上书朝廷认为:“食物与钱币相互交换,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李悝曾说:‘米太贵会伤害老百姓,米太贱会伤害种粮的农夫。’那么,米无论是昂贵还是便宜,它所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地区,那里接连几年经常发生水灾,却没有因为水灾而使米价上涨,这是因为天下的钱币太少,而不是谷米价格太贱所造成的,这一点,朝廷不能不仔细加以考察。铸造钱币的弊病,在于钱币的轻重多次变化更改。钱太重,担心它不便流通,但流通不便所带来的损害不大。钱太轻的弊病在于人们容易偷偷自己伪造,伪造钱币所带来的灾祸却是相当严重的。人们之所以很容易地就能偷偷伪造钱币,连严格的法令都禁止不了,就是因为官府铸钱时,过于珍惜铜,又不能精心加工的缘故。官府爱惜铜,又不加以精工铸造,就是因为认为钱币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只要可以用它作为交换媒介,那就一定要让它质地轻而且数量多,这样就可以降低工本而且容易铸成,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患。百姓追求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打开了人们偷偷铸钱、追求厚利的缺口,却又将他们处以重刑,这是在引导他们犯法,又将他们置于死地,这哪里是在治理国家!汉朝兴起时期,由于钱币铸造得很轻,所以偷偷伪造的人很多。到了元狩中期,才开始改正这种弊病,于是,铸制了五铢钱,周边凸出,使人无法磨取铜屑,同时,五铢钱的铸制工本费高,铸制费用与使用费用相互抵消,不能获利,所以,民间偷偷铸钱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不吝啬铜和不惜精工铸造的效果。君王不必担心没有铜铸造钱,也不用担心做工不精,每次只要让人们不能仿造,那么,偷偷伪造钱币的人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宋文帝时,铸造了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的重量也越发轻了,虽然钱币周边还有凸起的轮廓,可是冶炼得不够精细,从那时起,偷偷伪造钱币的风气又开始兴起,不再能禁止。这就是吝啬铜,又不能精工细做的结果。大凡铸造钱币,如果不能适中,则宁可取其重,而不取其轻。从汉代铸制五铢钱到宋文帝时期,历时五百多年,各朝各代的制度有立有废,但却自始至终使用五铢钱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明白五铢钱轻重恰当、交易方便。考察当代钱币虽也都在花纹上仿制五铢钱,但别的钱币也时常有。从宋文帝铸造了四铢钱,又不禁止人们把钱削边、凿坏,于是,酿成的灾祸大大流行起来,这一流弊甚而延续到了现在,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哀吗?晋朝不铸造铢币,只用原来的钱币,后来,经过盗贼入侵、战乱、水灾、火灾等等,钱币耗损、失散、埋藏和销熔,每年都大量地被损耗掉,就恰恰像是一块石磨或者磨刀石看不见它在减少,可终有一天它会被磨完。天下的钱币,又怎么能不会枯竭呢!钱币枯竭,士、农、工、商都会失去他们的工作,老百姓又凭借什么生存呢?我认为,朝廷应该恢复以前的制度,由官府大量铸造钱币,钱的重量是五铢,所有这些,全都依照汉朝的办法。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币已经在民间广泛流通起来,就要严厉禁止磨缺、毁损钱币,对于那些轻、小、破碎、残缺、没有周边凸出和轮廓的钱币,都不能流通使用。官府铸造的钱币,如果有细小不合标准的,应查明重量,销毁改铸成标准大钱,这样,对贫穷安分的老百姓既有好处,也堵塞了偷机取巧、偷铸钱币的人的邪路。钱币和货物相应,远近各处一样,老百姓也就能安居乐业,市场、路上都不会发生争执,衣着和食物也就慢慢增加起来了。”高帝认为孔的建议很有道理,就下令各州郡大量购买黄铜、煤炭,准备开工铸钱。不巧,这时正好高帝去世,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是岁,益州行事刘悛上言;“蒙山下有严道铜山,旧铸钱处,可以经略。”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顷之,以功费多而止。  这一年,益州行事刘悛又上书说:“蒙山下边有一座叫严道的铜山,这座铜山是过去铸钱的地方,可以利用。”于是,武帝批准了刘悛的请求,派人到巴蜀铸造钱币。不久,由于铸制钱币开支太大,也就停止不再铸制。  [15]自太祖治黄籍,至上,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诏:“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15]自从高帝整理户籍,直到武帝,被贬谪的偷机取巧、作奸犯科的人,要沿着淮河沿岸戍守十年,为此,人们怨声载道。于是颁布诏令说:“在宋升崐明年以前犯罪的人,都允许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志愿,恢复他们的户籍。其中被贬谪到边疆服役的人,一律释放,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从此以后,如果再犯,就将严厉惩治。  [16]长沙威王晃卒。  [16]长沙威王萧晃去世。  [17]吏部尚书王晏陈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鸾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  [17]吏部尚书王晏多年患病,自己请求辞职,武帝打算任命西昌侯萧鸾接替王晏担任吏部尚书,就给王晏写了一封敕书,征求王晏的意见。王晏报告说:“萧鸾才干有余,但不熟悉豪门士族,恐怕不能担当这项职务。”武帝就没有任命。  [18]以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18]南齐任命百济王国国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封为百济王。  [19]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请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主赐以绣裤褶及杂彩百匹。  [19]高车王阿伏至罗和太子阿伏穷奇,派遣使者前往北魏,请求代替皇帝讨伐柔然汗国。孝文帝将绣花的裤子、夹衣以及各种各样颜色的丝绸共计一百匹赏赐给了使者。九年(辛未、491)  九年(辛未,公元491年)  [1]春,正月,辛丑,上祀南效。  [1]春季,正月,辛丑(初八),南齐武帝前往建康南郊祭天。  [2]丁卯,魏主始听政于皇信东室。  [2]丁卯(疑误),北魏孝文帝开始到皇信东室处理朝廷事务。  [3]诏太庙四时之祭:荐宣皇帝,起面饼、鸭;孝皇后,笋、鸭卵;高皇帝,肉脍、羹;昭皇帝,茗、、炙鱼:皆所嗜也。上梦太祖谓己:“宋氏诸帝常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时祠二帝、二后于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礼。  [3]武帝下诏令皇家祖庙四季的祭品:在宣皇帝灵牌前供献起面饼和鸭肉羹;孝皇后灵牌前供奉嫩笋和鸭蛋;高皇帝灵牌前供奉细肉和肉酱粥;在昭皇后灵牌前供奉清茶、粽子和烤鱼。这些供奉物,都是他们生前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武帝梦见高帝对他说:“宋朝那些皇帝常常挤到太庙里,跟着我要食物,你可以另找一个地方祭祀我。”于是,命令豫章王萧嶷的妃子庾氏,春夏秋冬四季,在清溪旧宅里祭祀祖父母和父母,祭祀时所使用祭品以及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按照家庭中的礼节进行。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为不可以私欲干国之典,况子为天子,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违礼甚矣!卫成公欲祀相,宁武子犹非之;而况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妇尸之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屈到最喜欢吃菱角,但他的儿子屈建祭祀时把菱角撤掉了,他认为,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嗜好而冒犯国家的祭典。更何况,儿子做皇帝,却用平民的礼仪去祭祀父亲,这就太违背礼教了。卫成公打算祭祀姒相,大夫宁武子还责怪他不该这么做。更何况武帝现在把祭祀祖父母和父母的仪式降到在自己的私宅中进行,而且还让自己庶子的妻子来主持!  [4]初,魏主召吐谷浑王伏连筹入朝,伏连筹辞疾不至,辄修洮阳、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罕镇长孙百年请击二戍,魏主许之。  [4]最初,孝文帝征召吐谷浑可汗慕容伏连筹到平城朝见,慕容伏连筹声称有病,没有前来,接着,他就开始修缮洮阳、泥和两座城池,并派兵戍守。二月,乙亥(十二日),北魏罕的镇将长孙百年请求前去袭击洮阳、泥和两城,孝文帝批准。  [5]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如魏吊,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吊有常礼,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辄易。”往返数四,昭明等固执不可。魏主命尚书李冲选学识之士与之言,冲奏遗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听使者朝服,出何典礼?”淹曰:“吉凶不相厌。羔裘玄冠不以吊,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孙如晋,求遭丧之礼以行。今卿自江南远来吊魏,方问出何典礼;行人得失,何其远哉!”昭明曰:“二国之礼,崐应相准望。齐高皇帝之丧,魏遣李彪来吊,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以为疑;何至今日独见要逼!”淹曰:“齐不能行亮阴之礼,逾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齐之君臣,鸣玉盈庭,貂曜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独以素服厕其间乎!皇帝仁孝,侔于有虞,执亲之丧,居庐食粥,岂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礼,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则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顾而笑曰:“非孝者无亲,何可当也!”乃曰:“使人之来,唯赍裤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吊,唯主人裁其吊服!然违本朝之命,返必获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将命得宜,且有厚赏。若无君子,卿出而光国,得罪何伤!自当有良史书之。”乃以衣、给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见,文武皆哭尽哀。魏主嘉淹之敏,迁侍郎,赐绢百匹。昭明,之子也。  [5]南齐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前往北魏吊唁冯太后,他们准备穿平常的官服去祭祀。北魏的主客说:“吊丧有一定的礼节,怎么可以穿着红色的官服进入令人悲痛的祭堂。”裴昭明等人回答说:“我们是接受本国朝廷的命令前来吊丧的,没有胆量轻易地更换服装。”双方来来往往,反反复复争论了很多次,裴昭明等人最后仍坚持不换服装。于是,孝文帝下令尚书李冲挑选饱学之士和裴昭明等人辩论。李冲推荐了著作朗上谷人成淹。裴昭明等人说:“魏朝不允许外国使节穿他们本国的官服,这一规定出自哪一部经典?”成淹说:“喜事和丧事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一个人身穿羔羊皮袍、头戴朝冠,是不可以前去吊丧的,这一点,连三岁的孩子都明白。从前,季孙前往晋国就是学习了领国遭遇丧事的礼节才动身的。如今,你们从长江之南远道而来吊丧,却要问穿丧服吊丧是出自哪一本经典。使节之间的得与失,怎么相差得这么远呢!”裴昭明说:“两个国家的交往礼节,应该相互平等,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齐高帝去世时,北魏派李彪前去吊丧,他最初没穿白色的丧服,齐朝也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我们却被紧紧逼迫呢?”成淹说:“齐朝的君主不能严格地遵守居丧的礼仪,安葬以后,过了一个月,就穿上平日的衣服。李彪奉命出使齐朝,君主和官员们都佩戴着宝玉挤满了房屋,貂尾和黄金首饰闪闪发光,耀人眼目。李彪如果没有得到齐朝主人的许可,怎么敢一个人穿着白色丧服置身于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中呢!我们皇上仁义孝敬,和圣明的虞舜差不多,他亲自前来守丧,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喝稀粥,这怎么可以拿来和你们相比较呢?”裴昭明说:“夏、商、周三代,制度礼仪各不相同,有谁能够判断出哪个好、哪个坏呢!”成淹说:“这么说来,难道虞舜、商代高宗的做法都不对吗?”裴昭明和谢悛二人相互看了一眼,笑着说:“责怪别人孝行的人,心中没有亲近的人,我们哪里敢这样做呢。”于是二人又说:“我们前来吊丧,只带了短裤短袄,这些都是武官穿的服装,不能穿它们去吊丧,只有请主人给我们裁制丧服!可是,这样做违背我们朝廷的命令,我们回去后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成淹说:“假使你们国家有君子之才,那么,你们接受朝廷命令出使他国,言谈举止恰当得体,就将会得到厚厚的赏赐。如果没有君子,你们代表朝廷出使他国,也使你们的国家得到了荣耀,即使这么做你们受到了处罚,又有什么关系呢!将来,这件事自会有优秀的史官把它记载下来的。”于是,就把吊丧时需要的丧服,帽子等等借给了裴昭明等人,让他们穿上这些丧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己丑(二十六日),成淹带着裴昭明等人进入,文武百官全都痛哭失声,极尽哀痛。孝文帝嘉许成淹的聪敏,提升他为侍郎,赏赐给他一百匹绢。裴昭明的裴的儿子。  [6]始兴简王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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