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所说，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的，岂能不管？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走进宫里抱起婴儿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1]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辅佐仁宗。文曲星是包拯，武曲星是狄青。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就说包拯吧！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戏文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临时主持工作）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情，可以直接上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没人敢来说情，红包也送不进去。当时的流行语把行贿请托叫作打通关节，民间的谚语则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哈，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包拯比黄河水还清。　　清官包拯似乎也明察秋毫。他担任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时，某农民投诉，不知是谁割了他家牛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去把牛杀了卖掉。没过多久，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私自杀牛。包拯说：割他家牛舌头的，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当场认罪。　　这就是洞悉人心了。因为按照大宋刑律，私自杀牛是犯法的。没有舌头的牛无法存活，只能杀了卖掉。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一定是想栽赃陷害。包公这样处理，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也能让农民多少弥补一点损失。[2]　　好官！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只有这一例，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则基本上都不靠谱，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3]　　先说抓人。　　宋代的缉捕机构很多。县一级的是尉司，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尉司长官叫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一般由文臣担任，个别时期和地区用武官。此外，如派往全国各地的巡视员、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最高法院大理寺、情报部门皇城司，以及禁军司令部，也都有逮捕权。　　这毫不奇怪，因为维护政权从来就是首要的。上述单位也并不只是抓些毛贼，更重要的还是缉私和防止谋反。既然如此，就不能单靠公安机关，必须让相关部门各显其能。　　但，有权抓人的，无权审，更无权判。审讯和判决另有专门的机构。审讯叫鞫，读如居；定案叫谳，读如厌。所以审讯机关叫鞫司，也叫推司，狱司；判决机关叫谳司，也叫法司。尉司、推司、法司是三个部门，分别拥有逮捕、审讯和判决三种权力之一种，共同构成办案全过程。　　这就有点像唐代的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每个部门都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这种将一个流程分为三段，然后各司其职的制度，无疑是为了防止决策错误和以权谋私，只不过唐代用于行政，宋代用于司法。　　那就再来看缉捕之后的审判。　　一般案件的审理在县，原则之一是重证据轻口供。仁宗嘉祐年间，鄠县（鄠读如户，今陕西省户县）县民某甲借哥哥某乙房子住，在地下挖出了铜钱。某乙的儿子某丙声称那铜钱是父亲埋的，到县衙起诉，主张权利。　　此事死无对证，知县左右为难，不知该怎么判。　　后来成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颢（读如浩），当时正好担任鄠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于是，他接过案子询问原告：你父亲埋铜钱，是在什么时候？　　某丙答：四十年前。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进士。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与程颐并称“二程”。　　程颢当庭出示证据说：我朝钱币流通于市面，一般不过六年左右，之后便使用新钱。这些挖出的铜钱，铸造时间却在你父亲埋钱的好几十年前，请问做何解释？　　某丙不得不承认是妄诉。　　当然，程颢审理的是一桩民事案。如果是刑事案，则不但要重证据，而且要重程序。　　按照制度，缉捕部门抓住犯罪嫌疑人以后，自己是不能定罪的，必须交给审讯机关。审讯机关至少要设立两个法庭，审讯两次。一审验明正身，核定证据，录下口供等等，叫推勘。二审接到案卷，必须从头到尾重新再问一遍，叫录问，也叫虑问、虑囚。　　宋代司法高度重视二审。如果是州府一级的二审，必须到邻州借调法官。如果是死刑案，必须由正副长官会同其他官员集体讯问，叫聚录。如果二审在京师，则由御史台派人审理。二审法官还必须向被告宣布：你有权喊冤。　　事实证明，这很有必要。仁宗时期，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破获一起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在一审供认不讳，二审法官张奕却不肯轻信。他问被告：你是如何作案的？　　被告答：用瓦罐装着火种，点燃竹子放火。　　张奕问：你的作案工具呢？　　被告答：埋在某处。　　张奕前往查看，果然发现了这两样东西。张奕说：纵火发生在三年前，瓦罐和竹子却是崭新的，不可疑吗？　　结果查明，这是一起冤案。　　冤案是如何制造的？主谋和胁从都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对不起，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按照宋代司法制度，那位一审法官是要被追究责任的。[4]　　二审如果没有发现问题，被告也不喊冤，就交给判决机关定谳。程序则有四道：先由一位法官找出适用法律，叫检法；再由另一位法官写出判词，叫拟判；然后再由同级官员组成合议庭，审核；最后由长官认可，签署判决书。　　在上述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见面的。如果见面，各打八十大板。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临刑时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就要另派法官重审。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北宋三次，南宋五次。　　太宗皇帝就亲自受理过这样的案子。　　击鼓鸣冤的，是开封市民王元吉之妻。元吉被诬告毒死继母，入狱后屈打成招。此案由于陛下亲任大法官，很快就查明真相。主审法官和作伪证的法医受到处分，直接责任人则被带到御前。皇帝说：你是怎么刑讯逼供的？在你身上也来一遍吧！结果那家伙刚一受刑，便鬼哭狼嚎。　　于是太宗对宰相们说：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州县？[5]　　《宋刑统》是两宋判决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刊行的成文法。图中的“问曰”、“答曰”、“议曰”展示了判例的重要性。这里选取的案例关于任官和侍奉亲老的取舍问题，反映了礼与法的冲突和处理。　　他还说：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6]　　事实上，这位皇帝平反的错案恐怕不比包拯少。更难得的是，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治天下，因此下决心健全法制，重视程序。　　如此说来，太宗之后，该没有冤情了吧？　　对不起，有的。狄青之死就是。　　[1]见《水浒传》引首。　　[2]以上见《宋史·包拯传》。　　[3]这个观点见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以下无另注者，均见该书及其所引各历史文献。　　[4]此案见《苏魏公文集》卷五十八《张君墓志铭》。主人翁张奕在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中写作张亦。　　[5]见《宋史·刑法志二》。　　[6]见《宋史·刑法志一》。　　狄青之死　　狄青出现在战场，总是戴着铜面具。[7]　　没人真正知道这是为什么，所有解释都是猜测。通常的理解是为了吓唬对手，因为同时还要披头散发。问题是狄青之锐不可当足以让人闻风丧胆，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所以，也有人说是他长得太俊。　　这是有可能的。狄青的儿子狄咏就漂亮之极，被时尚界称为“人样子”。宋哲宗为自己挑姐夫，也说要长得像狄咏那样才行。还有人说，狄青在军中服役时，由于两手如玉而让长官大为惊诧。倘若如此，对敌人确实没有威慑力。[8]　　相反的意见是遮丑。宋代为了社会安定，常常将无业游民和犯罪分子编入行伍，狄青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的脸上跟宋江、林冲一样，也有“刺配军州”的印记。　　刺配是因为代兄受过。当时他哥哥狄素在河里打架淹死了一个人，十六岁的狄青却对村干部说：人是我杀的，死没死还不一定，让我救了再说。于是将这家伙倒提起来，那倒霉鬼在吐出许多水以后，居然重返世间。[9]　　这就是杀人未遂了。因此脸上刺字，送入地方军。　　当然，也有人说此事仅仅因为参军，与犯法无关，因为当时的军人都要刺字。但不管怎么说，脸上有那印记总归是不体面的，就连某妓女在劝酒时也叫狄青为“斑儿”。还有文官公然取笑他，说狄大人那两行字越来越好看了。　　狄青说：喜欢吗？要不也送你一行。[10]　　如此看来，戴铜面具并不难理解。　　可惜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因为仁宗皇帝曾经让他用药去掉刺字，狄青却表示不敢奉诏。他说：陛下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臣感激涕零。然而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就因为有这个印记。因此，愿将刺字留在脸上，以激励部下。　　仁宗尊重了狄青的选择，尽管那时他已是高级军官。　　实际上，戴着铜面具冲锋陷阵的狄青，是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据统计，四年之中，他参加大小战斗共二十五次，身上中箭八处，狄青却越战越勇。那时，大宋官军对西夏畏之如虎，西夏却敬畏地称狄青为天使。只要狄天使的身影出现在阵前，他们便魂飞魄散，抱头鼠窜。[11]　　据清人所著《古圣贤像传略》。　　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最看重狄青的是范仲淹。当时，范仲淹按照宋代“文臣将兵”的规矩出任西北边防军副长官，负责抵抗西夏达四年之久。正是在前线，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事实上范仲淹虽然是文官，却治军有方，深得边防将士和各族人民爱戴，就连羌人都称他为“龙图老子”，狄青更是敬范仲淹如父。同样，范仲淹也爱狄青如子。他甚至亲手交给这位年轻将领一部《春秋左传》，语重心长地说：为将而不知古今，那就只有匹夫之勇。[12]　　读书让狄青如虎添翼，变得智勇双全。包拯成为龙图阁直学士那年，越南人侬智高反宋，陷南宁，围广州，两广为之骚动。狄青主动请缨，并在第二年平息动乱。当时正值元宵节，京师由于这场战争而取消了灯会，狄青却在宾州（今广西省宾阳县）张灯结彩，大宴宾客，犒劳三军。酒喝到半醉的时候，狄青声称身体不适，退入内帐，黎明时分却传来消息，昆仑关（在今广西省邕宁县）已被狄青拿下。[13]　　这可真是兵不厌诈。　　捷报让皇帝大喜过望，下令尽快研究奖励方案。实际上这时的狄青已成为帝国的保护神，以至于他的安全就是大宋的安全。仁宗甚至亲自过问狄青的饮食起居。他说：狄将军威名远扬，敌人岂能不设法暗害？他的身边，必须安排忠诚可靠的人。即便是生活细节，也不能稍有差池。[14]　　于是，当年五月，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15]　　与此同时，他的噩梦也开始了。　　前面说过，枢密院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领导机关。长官枢密使又叫枢相，与参知政事同为执政，例由文官担任。狄青打破这一惯例，便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愤怒。他们集体地表示不满，甚至称狄青为赤枢，因为军人被蔑称为赤老。[16]　　流言蜚语也此起彼伏。京师盛传，皇帝赐给狄青的府邸里有怪光冲天，他们家的狗也头上长角。其实，所谓怪光是狄青祭祖时在烧纸，只不过火大了一点。狗头长角更是污蔑不实之词，意思是狄青这条狗居然妄想成龙。这些诽谤在东京不胫而走，蒙在鼓里的只有仁宗皇帝和狄青本人。[17]　　屋漏偏逢连阴雨。狄青担任枢密使刚好三年时，开封暴雨滂沱，昼夜不止。大水冲开了安上门，淹没官署民宅数以万计。按照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天谴，必须有人负责，决心扳倒狄青的人也就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18]　　狠下毒手的是欧阳修。　　七月六日，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万言书，一口咬定发生水灾是因为让狄青担任了枢密使。逻辑是：水和武将在阴阳五行中都属阴。那么，招来水灾的如果不是狄青，又能是谁？更何况水灾年年都有，却从来没有冲破国门，淹没首都的。如果不是上天在发出警告，请问又能是什么？　　这样的逻辑，实在荒唐透顶。何况就算成立，落实到具体人选也未必就是狄青呀！请问狄青有错误吗？没有。是坏人吗？不是。然而欧阳修却说，唯其如此，才更可怕，因为不会有人想到要防范他，就连狄青自己都想不到。　　奇怪，狄青自己都没有恶意，又岂能作恶？　　欧阳修的解释是：小人作大恶，未必都出于本心。狄青难免作乱，则由于他是军人。军人都是小人。小人一旦大权在握，想不谋反都不可能。就算他自己不想，手下将士也会一拥而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伏藏之祸”。[19]　　好一个“伏藏之祸”，简直就是莫须有。　　如此舞文弄墨，狄青只能躺着中枪。仁宗迫于压力，也只好解除他枢密使的职务，外调出京。狄青想不通，到中书省找宰相文彦博问个究竟。没想到文彦博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他说：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朝廷怀疑你！　　狄青目瞪口呆，连退数步。[20]　　据说，文彦博原本并不同意欧阳修他们的看法。后来转变立场，很可能是不愿、不敢也不能与文官集团作对。狄青却欲哭无泪。范仲淹在他担任枢密使之前便已去世，他又能找谁诉说？也许，他很后悔不该踏进文官的地盘，但是说什么都晚了。皇帝都无法保护的狄青，只好带着他那颗破碎的心到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上任，半年后死在那里。[21]　　没错，他是抑郁而死。　　这就比岳飞还冤。岳飞之死是明杀，狄青之死却连暗杀都不算，只能杜撰一个名词叫阴杀。债有主，冤有头，被公开处决的岳飞还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直接责任人秦桧也永远地跪在了岳王庙前。狄青的冤魂却不能像哈姆雷特的父王那样显灵，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他死后极尽哀荣，不但被追赠中书令，还有一个体面的谥号。[22]　　实际上，狄青是被制度和文化所杀，而制度和文化是无法被送上法庭追究责任的。所有人都是凶手，也就等于没有凶手，却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反思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加害者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那么，为什么会有冤死狄青的制度和文化？　　因为赵匡胤的军事体制改革。　　[7]见《宋史·狄青传》，（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　　[8]两事分别见（南宋）范公偁《过庭录》，（北宋）张舜民《画墁录》。　　[9]见（南宋）王称《东都事略》。　　[10]妓女劝酒，事见（南宋）王銍《默记》；同僚取笑，事见（北宋）孔平仲《谈苑》。　　[11]以上见《宋史·狄青传》。西夏称狄青为天使，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　　[12]见《宋史》之范仲淹传、狄青传。　　[13]见《宋史》之仁宗本纪四、狄青传，（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　　[14]见《宋史·狄青传》。　　[15]侬智高攻两广，在皇祐四年（1052）四月。被狄青平定，在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任枢密使，在当年五月。见《宋史·仁宗本纪四》。　　[16]见（北宋）江邻几《杂志》。江邻几（1005－1060）是狄青（1008－1057）的同龄人，所记应该可靠。　　[17]《宋史·狄青传》。怪光冲天的真相，见（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这一真相会记载在北宋人的书中，可见当时就有人知道狄青是受了冤枉。　　[18]狄青担任枢密使是在皇祐五年（1053）五月，开封被淹是在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1056）四月或五月，见《宋史·仁宗本纪四》，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嘉祐元年六月条。　　[19]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祐元年七月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九。　　[20]见（南宋）王楙《野老记闻》。　　[21]关于文彦博开始时的态度及其转变，请参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祐元年七月条、八月条，（南宋）王楙《野老记闻》。　　[22]狄青的谥号是武襄，见《宋史·狄青传》。　　如此军改　　登基一年半以后，赵匡胤决定请客吃饭。　　那是建隆二年（961）七月，初秋的开封天高云淡，清明时节新煮的酒正好开坛。受邀的石守信等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人物，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赵匡胤发迹之前的老弟兄。这样的聚会，总是开心的。　　太祖皇帝却显得若有所思。　　石守信看出问题来了。他问：陛下有心事？　　赵匡胤说：皇帝不好当呀！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石守信问：为什么？　　赵匡胤说：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坐？　　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他们齐刷刷地跪下来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你们是不会，别人呢？　　石守信问：谁？　　赵匡胤说：诸位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呀！万一他们故技重演，也弄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请问拒绝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以为自己受到猜忌，一个个魂飞魄散，泪流满面地说：臣等一介武夫，冥顽不化，何曾想到许多？恳请陛下慈悲为怀，为臣等指点迷津，给条活路。　　赵匡胤说：人生苦短，如白驹之过隙。对酒当歌，悲富贵不常在。你们为什么不替自己好好规划一下呢？　　石守信等人都说：请陛下明示！　　赵匡胤说：交出兵权，换个肥缺，兴豪宅，置田产，拥歌姬，饮美酒，子孙无虞，自己也快乐。我再与你们都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很好吗？　　众人都说：陛下体贴入微，恩重如山！　　第二天，他们纷纷宣称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职，太祖皇帝则给予了亲切的慰问和丰厚的奖赏。[23]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可惜这并靠不住。正如本书第二章讲过的，一年后赵普还在拿陈桥兵变说事，劝太祖收回兵权，开始时太祖还很不以为然，岂非前后矛盾？何况黄袍加身原本就是赵匡胤亲自导演，怎么能对石守信他们说手下人贪图富贵呢？[24]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不过小说家言，而且这故事也远不如另一个精彩。那故事说，有一次，太祖皇帝拉着石守信那帮人外出打猎，到了树林大家坐下喝酒。赵匡胤说：这里没有别人。你们当中谁想当皇帝，只要把我杀了就行。　　石守信他们全被镇住，匍匐在地不敢抬头。[25]　　这事同样真伪难辨，但更符合赵匡胤的出身经历，以及人们对他的认知。实际上此人就是一条江湖好汉，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嗜赌成性。传说嵩山少林寺三十六路棍法，就是他留下的。双节棍，也是他的发明。他胆敢在陈桥进行一场豪赌，靠的正是闯荡江湖的阅历，还有与石守信他们结拜为“义社十兄弟”的关系。难怪《水浒传》会这样描述这位开国皇帝：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26]　　赵宋官家，原本是黑社会老大。　　做贼难免心虚，更懂得贼心思。无论前面两个故事是真是假，太祖皇帝要防止别人黄袍加身都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交出兵权的功臣们都受到给了厚待，不但自己安享晚年，子子孙孙也富贵荣华，以至于在开封城内，纸醉金迷的高消费群体和时尚引领人，就是将门子弟娼门女。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这是原因之一。　　当然，石守信他们被解除了兵权，也是真的。但如果将这理解为对付藩镇，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赵匡胤的安排是让他们交出禁军兵权，出任节度使。石守信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只不过石守信保留了禁军司令的头衔。[27]　　也就是说，赵匡胤的第一把火，是夺禁军之权。　　这是有道理的。过去人们往往以为，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是因为藩镇割据，其实并不尽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晚唐之乱在藩镇，五代之乱在禁军。赵匡胤夺权成功，就因为他是禁军司令之一，石守信他们也都是禁军的高级将领。　　禁军岂能小看！　　不过，五代和北宋的禁军，已经并不单指御林军。严格地说，这时的禁军应该叫作中央军，与之相对的地方军则叫镇军。镇军就是藩镇的军队。由于五代的开国皇帝多半是内战的胜利者，深知藩镇的危害和禁军的重要，因此胜利之后便将敌军收编过来，禁军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它就成为王朝唯一算数的军事力量。　　重归中央集权，也因此成为趋势，并有了可能。　　然而藩镇削弱以后，禁军就成了定时炸弹。因此赵匡胤并不满足于人事调整，还要改革军事制度。毕竟，人是靠不住的，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后人留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确保政权不被颠覆，尽管大宋的军事改革和制度建设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那么，赵宋官家怎样军改？　　左为将军形象，所着为黑漆顺水山字甲；右为步兵军士形象，所着为一领步人甲。据陈大威《画说中国历代甲胄》。　　首先是将禁军的司令部，由二司变成三衙。二司就是侍卫司和殿前司，各领一支禁军。这是后周的发明，目的是不让禁军尾大不掉。赵匡胤则更进一步，又将侍卫司分成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为三衙。这样一来，禁军就等于有了三个司令部，总司令当然是皇帝本人。　　但，禁军司令部虽然变成了三个，而且互不统属，三军司令却仍然是军人。军人总是有共同语言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结成团伙？因此还必须由文官来制约，办法则是将决策权和调度权给枢密院。从制度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机关，当然有权制定战略，并调遣军队。　　可惜枢密院也不能让人放心，尽管其首长一般都由文官担任。问题是，枢密院的军权原本夺自宰相，现在又夺禁军兵权。如此集权，谁能保证那猫儿不会变成老虎？　　所以，单单防范中央军还不够，还得提防枢密院。　　办法则是剥夺其指挥权，交给边将和统帅。后者为什么就没有危险呢？因为战争时期的统帅都是临时任命的，和平时期的边将又没有自己的军队。不管哪种情况，军队都由枢密院调遣，派出哪支就是哪支。手下没有一兵一卒，边将岂能拥兵自重？就连节度使，也成了荣誉称号。　　不过，军队虽由枢密院调遣，但天长日久，边将与驻军之间还是会建立联系，产生感情。这就不能不防，办法则是更戍。也就是说，任何一支军队，在一个防区或战区最多驻扎三年，甚至只有一年就要换防，谁都不会久驻。　　这样一来，边将与驻军即便想混个脸熟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结为死党了。三衙也一样。他们管理的兵和将，是调来调去的。枢密院更不行，连军队的面都见不着。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有人都无法结成团伙。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弄清楚宋代军事制度了。中央军平时由三衙养着管着训练着。一旦需要戍边或者打仗，对不起，交给枢密院调度。枢密院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但是部队到了驻地或前线，则交给边将和统帅指挥。就是说，三衙有管理权无调度权；枢密有调度权无指挥权；边将和统帅有指挥权，却不知道手下的兵将从哪里来，能干什么。　　显然，这些人都不可能黄袍加身。　　实际上，防止第二次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他们军改的指导思想和重中之重，这才始夺军政权于中书省，继夺用兵权于中央军，再夺指挥权于枢密院，可谓机关算尽。[28]　　那么，赵宋官家可以放心了吗？　　还不能。　　[23]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条，《宋史·石守信传》。　　[24]邓广铭先生就指出，杯酒释兵权查无实据，见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而且李焘自己也承认正史和实录均无记载。　　[25]见（北宋）王巩《闻见近录》。　　[26]见《宋史·太祖本纪一》、《水浒传·引首》。并请参看施正康、施惠康《水浒纵横谈》。　　[27]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条。　　[28]以上所述赵宋军改，据《宋史》之职官志、兵志各卷，邓广铭、漆侠等《宋史》，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军事制度》，并请参看人民日报社《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9期押沙龙文。　　自毁长城　　赵匡胤无法忘记的，是安重荣的一句话。　　安重荣是五代名将，原属后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后唐，派人前来招纳安重荣。安重荣的母亲和哥哥把那人杀了，安重荣却主张先看天意。于是，他在百步之外竖了一支箭杆，然后说：石敬瑭能做天子，就射得中。　　结果，一箭中的。　　安重荣又竖一杆，说：看看我就能做节度使吗？　　当然，他又射中了。　　成为石敬瑭的节度使以后，安重荣更加意气风发。有次他与契丹的使者骑马并肩而行，突然指着天上说：看见那只鸟了吗？说完张弓搭箭，鸟儿也应弦而落。　　安重荣大笑：天下也一样，可一箭而定。　　这样的武夫，岂不可怕？　　事实上，安重荣后来也反了，尽管没成功。反叛的公开理由，是不愿意向契丹称臣。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从来就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反倒是他那句名言：天子难道有什么种族吗？谁兵强马壮，谁就能当！[29]　　正是这句话，让赵匡胤睡不着。　　于是，又一军改举措出台：文臣将兵。　　文臣将兵，就是由文官担任平时的军区司令员，战时的前线指挥官。这显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文官不懂军事，胆子也小。然而对于赵宋官家，这些缺点却是优点：没胆量和能力打仗的，也没有本钱谋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没有亲兵部曲，只有儒家思想，怎么会谋反，又怎么敢？　　何况文官也未必不中用。抵抗契丹的寇准，抵抗西夏的韩琦，抵抗女真的李纲，都是进士出身，抵抗蒙古的文天祥还是状元。实际上，文臣只要忠君爱国就行。安营扎寨之类的具体军务，是可以交给担任副职之武将的。　　当然，前提是武将要服。　　这就必须像重男轻女一样，在全社会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定式和舆论环境，甚至让武将自惭形秽。这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五代，军人们已经跋扈惯了，文臣的地位则连屠夫手里的小鸡都不如，何曾想过还能翻身？　　赵匡胤却居然成功。　　狄青的遭遇就是证明。韩琦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狄青的职务是总管，地位至少相当于参谋长。然而韩琦因为一点小事要杀狄青的旧部，狄青却不能救。当时，狄青连韩琦的门都不敢进，只能站在外面求情，请韩琦刀下留人。　　韩琦问：这人违反军纪，有什么杀不得？　　狄青答：他有军功，是好男儿。　　韩琦嗤之以鼻，傲然答道：东华门外金榜题名，那才叫好男儿，这种东西算什么！说完，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那人斩首示众，狄青则站在庭院里动都不敢动。[30]　　不难想象，后来狄青担任枢密使，位在韩琦之上，引起的会是怎样的公愤。如果我们还知道，接替狄青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那就会对此案有更深刻的理解。[31]　　没错，重文轻武，是不容更改的祖宗家法。　　狄青则不幸成为反面教员。文官集团以他为例，向普天之下明确宣布：只要是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哪怕你再努力，再忠诚，再有才干，也哪怕你有皇帝信任。　　这真是何其不公！　　哀莫大于心死。被扼杀了上进心的军人群体，开始集体性地走向腐化堕落。是啊，既然升官无望，那就发财；既然建立军功反倒要受猜忌，那就不如干点别的营生。　　于是，军队经商便蔚然成风。　　经商很早就有，起因是经费不足。比如范仲淹，便在镇守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时从军库借钱做生意，获利二万多贯。由于利润全部用于公务，并未中饱私囊，所以范仲淹坦然向皇帝上奏。岳飞成绩更好，每年一百五十八万，大约相当于岳家军三个月的开支。不过岳家军产业之多，也令人咋舌，不但有酒店和房产，还有当铺和赌场。[32]　　但，像范仲淹和岳飞这样经商为公的，有多少呢？　　暴利则是肯定的。狄青的一个旧部贾逵，曾以十万贯的本钱，只用五十天就获利四十万。朝廷得知，只好表态下不为例。顺便说一句，此事正好发生在狄青被免当月。[33]　　军队经商能够获取暴利并不奇怪，因为一文钱的商业税都不会交，干活的士兵更是免费劳动力。某些胆大妄为的将领甚至武装押运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公然走私。朝廷对此其实无可奈何，因为禁军司令部也这么干。最可笑的是南宋高宗时的杨沂中，先是主动献出殿前司五家酒厂，然后马上又向皇帝要五十万，说是这五家酒厂三年的利息。　　经商方式也各显其能。某禁军司令部的办法，是用修建营房的钱盖商铺，然后租给随军家属经营，坐收渔利。还有将领把盈利任务承包到个人，逼他们做非法买卖。这些家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算被官府抓住，又能怎样呢？[34]　　不能怎样。因为太祖皇帝当年从石守信他们手里夺取兵权时，交换条件便是默许甚至怂恿他们以权谋私。石守信也没有辜负赵匡胤，在节度使任上大发横财，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巨额资产。这其实是五代以来传统的变通。那时军阀们搞兵变，都会许诺部下事成之后在城中抢劫百姓，赵匡胤只不过把明火执仗的豪夺，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巧取。[35]　　当然，这至少看起来“文明”得多。　　前有车，后有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世的武将都纷纷效仿石守信，朝廷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实在弄得太不像话，才敷衍了事地制止一下，结果自然是扬汤止沸。至于克扣军饷、虚报开销、私役士兵之类，根本就管不了。　　将如此，兵如何？　　有的腐败，有的悲惨，天差地别。　　情况不同是因为兵制复杂（见附表）。其中待遇最高的是禁军，即正规部队中的中央军。他们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可谓嫡系部队。禁军由林冲一类的教官训练，配置精良，军饷丰厚，收入高的可保一家老小衣食无忧。　　挑剩下的编入厢军。此外，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荒年时的灾民难民，刺配各州的罪犯囚徒，也都是厢军兵源。厢军不训练，只服劳役，比如修筑城池、制造兵器、搭桥铺路和疏通河道等等，有的还充任长官的警卫员和勤务兵。[36]　　据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整理。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不会被官员和将领放过。他们被大量投放到军营产业，成为盖楼架屋的工程兵，栽花种树的园林兵，酿酒织布的技术兵，吹拉弹唱的文艺兵。在军队这个大作坊里，士兵们练就了服务市场的十八般武艺，就连刺绣也都会。可以说，除了上阵杀敌，无所不通。　　结果是什么呢？同为军人也苦乐不均。被当作苦力役使和盘剥的那些厢军穷到了骨头里，通过经商先富起来的禁军则骄奢淫逸，站岗放哨和领取口粮都要雇工扛枪背米。[37]　　但，没有斗志和士气，是一样的。　　实际上赵宋军改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军人变得萎靡不振不像样子。从此，当兵不再是光荣的事，先秦的血性和汉唐的雄风荡然无存。好在两宋的文臣还多少有点风骨。到明清之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军政两界便都只剩下了奴性。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也是一个民族魂魄所系。军队强悍，则民族雄健；军队绵软，则民族孱弱。两宋文化柔媚雅致到一副娘娘腔，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因此，赵宋官家的重文轻武，就不仅是自毁长城，也是民族精神的自宫。　　问题是，这样的王朝，为什么还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呢？　　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29]见《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参看《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30]见（南宋）王銍《默记》。　　[31]见《宋史·仁宗本纪四》嘉祐元年八月条。　　[32]范仲淹事见《范文正公奏议》卷下，岳飞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条。　　[3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条。　　[34]以上均据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所引诸文献。　　[35]见《宋史·石守信传》。　　[36]以上见《宋史》兵志各卷，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军事制度》。　　[37]请参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所引诸文献。　　逼出来的开明　　北宋仁宗某年，开封府接到报案，某市民家新娶的儿媳妇过门才三天，就被人接走，失联已经半个月。当时的知府叫范讽，跟包拯一样也是龙图阁直学士。人命关天，范龙图不敢怠慢，马上受理此案，并询问原告。　　范讽问：你家儿媳妇是谁接走的？　　原告答：宫中。　　范讽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这岂不是皇上抢亲吗？　　于是又问：你不是乱讲吧？　　原告苦笑：这种事，小民岂敢妄言。　　范讽说：那好，你在这里等着就行。　　说完，范讽立即进宫面圣。仁宗皇帝也不赖账，承认听皇后讲，宫中新进一女，颇有姿色，只是还没见过。　　范讽说：既然如此，请将此女交出。　　仁宗说：可以。　　范讽说：臣恳请此刻就在御前交割，以便带回府衙当面还给原告。夜长梦多。万一走漏风声，街谈巷议顿起，臣担心那些诽谤不实之词，有碍陛下“不好声色”的美誉。　　仁宗也二话不说，马上传旨交人。　　此事无疑另有内幕。这个绝色女子是谁发现的？又是谁指使接进宫里的？仁宗皇帝事先是知情还是不知？强抢民女的人受到处分没有？都不清楚。但，如果真有这件事，仍然可以说：仁宗是讲道理的皇帝，范讽是负责任的官。[38]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个案。　　实际上，宋代的民告官屡见不鲜，告状的原因和方式也五花八门。比如，太宗的宰相李昉（读如访）就被一个名叫翟马周的平民，以“不作为”的罪名告下了台；南宋某位副县长，则被县民以集体起诉的方式驱逐出境。最可笑的是诗人方回，由于做爱时动静太大，竟被邻居告上了法庭。[39]　　当然，后面这一例，严格地说不算民告官。因为此案发生在元初，方回也早已免职，住在杭州一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里。没想到晚上的剧烈运动震塌了隔壁房间的墙泥，这才一不小心成为被告，最后以民事调解了结。　　可惜，此事真伪难辨，只能姑妄听之。[40]　　不过，宋人爱打官司却是真的。比如今天江西省浮梁县的民众，就曾创造每日递交诉状数百件，终于吓跑知县王越石的纪录。其他诸如此类的记载，也史不绝书。[41]　　这其实是文明的表现。打官司总比打群架好，民众告官也比官逼民反好。如果他们连皇帝都敢告，在皇帝面前都能主张权利，则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就简直叹为观止。这时，即便统治是专制主义的，那也是开明专制。　　那么，宋代政治为什么开明？　　逼出来的。　　看看地图就知道，宋，是多个民族政权并立于中华大地的时代。北宋，有契丹的辽、西州回鹘和黑汗；南宋，有契丹的西辽，女真的金，蒙古、克烈诸部；两宋还都有党项的西夏，白族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也就是说，这个王朝从来就不是汉唐那样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大帝国。　　宋，为什么不能重振汉唐雄风？　　简单而直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而像样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有没有骑兵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马镫子发明以后更是如此。大唐是有骑兵的，这才能把一个农业民族的国家变成世界帝国，势力范围远至中亚细亚。　　可惜，宋没有这个优势，因为没有牧场。西北和东北牧场在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属于中原王朝，华北牧场又被石敬瑭出卖，河套地区则归了西夏。于是，马成了稀缺资源。不信看看《清明上河图》，那里面是马多还是驴多。　　契丹在这方面却有着天然优势。他们每个战士配置三匹军马，两匹用来行军，一匹作战。也就是说，契丹军队千里奔袭时，是两匹马轮换着骑的，速度当然快。到了战场则换乘体力充沛的战马，战斗力当然强。这样的军队，简直就是草原上展翅飞翔，随时都能给予致命一击的鹞子或鹰隼。[42]　　难怪契丹人称骑兵为铁鹞。[43]　　宋军却只能把自己变成豪猪。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就采纳大臣建议，在华北地区深挖沟，多开塘，把江河湖泊连成网，构筑了一条绵延四百五十公里的塘泊防线。他们又同时在边境地区大量植树造林，用水和树筑起新的长城。　　然而这是双刃剑。要知道，天寒地冻时，就连黄河都会结冰。到那时，天堑立马变通途，还有林木做掩护。能够抵挡契丹铁鹞的，岂非只有血肉之躯？[44]　　好在宋人的防卫技术和设备堪称一流。尤其是弩，对付骑兵颇具杀伤力。唐代发明的火药也大量使用于战争，燃烧性火器如火箭、火枪、火球、喷筒，爆炸性火器如炸弹都被发明出来。原本作为抛石机的砲（不能写成炮），也不仅抛掷石弹，还抛掷燃烧弹和各种爆炸性火器。　　宋，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　　据《武经总要》。　　问题是，当时的那些“重兵器”都极为笨重。比如一次能够发射几十支箭的某种床弩，就重达千斤，使用时需要数十上百人操作。这就无法远征。由这样一些兵器，包括厚重无比之盔甲武装起来的军队，注定只能是防守型的。[45]　　遗憾的是，帝国根本就无险可守。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川之地，骑兵到黄河不过几天工夫，过河就能兵临城下，偏偏开封又是裸露在岸边的一个平坦低洼的所在。签订澶渊之盟那一战，真宗几次三番想逃跑，并非没有道理。　　同样遗憾的是，迁都洛阳或长安也无可能。　　前面说过，大宋的国家财政，是靠大陆农业和海洋工贸两大支柱来支撑的；王朝的稳定，也不仅由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还要靠商业网络来维持。但是，无论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还是外贸和水运，都要靠南方；而南方的财富和产品运到长安、洛阳，在北宋已是成本高到不可操作。　　何况帝国需要重点防范的入侵者，已经由西北的突厥和回鹘、西南的吐蕃，变成了东北的契丹和女真。因此，重心势必东移。东移之后的发展，则是政治中心北上，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经济中心南下，江南熟，天下足。　　开封，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北宋的皇帝也只好死守开封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上便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稍有懈怠，也不敢玩忽职守。是啊，居安尚且必须思危，何况所居不安？徽宗之前没有太不像话的皇帝，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么办。　　不能攘外，便只好安内。这就必须政治开明，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讨好方方面面。讨好文官的办法，是既要增员又要加薪。讨好军队的办法，是默许他们经商盈利。讨好民众的办法，则是在荒年将灾民收编入伍，由国家包养起来。军阀出身的赵宋官家，不得不让自己看起来乐善好施。　　当然，契丹和西夏，也要花钱。　　结果是什么呢？囊中羞涩。实际上，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财政收入远远超过唐代。可惜，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而且有增无减。比如军队的总量，从太祖到仁宗一百年间，就增加了七八倍，哪里受得了？[46]　　于是，正如强大的外部压力，逼出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文明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释怀的民族屈辱，也会逼出不得不进行的改革。　　那么，改革会成功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王安石变法》　　[38]以上故事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但，查《宋史·范讽传》，只见范讽有龙图阁直学士头衔，没有他知开封府的记录，因此这个故事也未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39]这三件事分别见《宋史·李昉传》，（南宋）楼钥《攻愧集》卷一〇〇，（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　　[40]周密的《癸辛杂识》一书历来是归类于小说的，其中对方回的记述也颇多不实之词。请参看詹杭伦《周密〈癸辛杂识〉“方回”条考辨》。　　[41]见（北宋）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六。另，《景定建康志》称“诉讼日不下二百”；（北宋）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九称“三日牒诉数百”。　　[42]见《宋史·宋琪传》、《辽史·兵卫志上》。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齐王开运二年三月条。　　[44]以上请参看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人民日报社《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9期郭晔旻文。　　[45]以上见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军事装备》。　　[46]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907年（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唐哀帝禅让，唐亡。朱全忠称帝，国号梁，建都开封，史称后梁，五代十国开始。　　916年（贞明二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契丹建国。　　918年（贞明四年），王建称帝，高丽建国。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李存勖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史称后唐。后梁亡。　　925年（同光三年），后唐伐前蜀，前蜀亡。　　936年（后晋天福元年），石敬瑭称帝，国号晋，建都开封，史称后晋。后唐亡。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　　937年（天福二年），南吴让帝禅让，南吴亡。李昪（徐知诰）称帝，国号唐，建都江宁，史称南唐。　　945年（后晋开运二年），南唐军攻陷建州，闽亡。　　946年（后晋开运三年），辽军攻陷开封，后晋亡。　　947年（后汉天福十二年），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按照中国方式重新登基，改国号为辽。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建都开封，史称后汉。　　950年（后汉乾祐三年），澶州兵变。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郭威称帝，国号周，建都开封，史称后周。契丹发生兵变，辽世宗被杀，辽穆宗继位。南唐兵入长沙，南楚亡。　　954年（后周显德元年），后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　　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卒，子宗训继位，年七岁。　　960年（北宋建隆元年），陈桥兵变，后周亡。赵匡胤称帝，是为太祖；国号宋，建都开封。　　961年（建隆二年），南唐李煜继位。　　963年（建隆四年），宋军袭江陵，南平亡。　　965年（乾德三年），宋军入川，后蜀亡。　　971年（开宝四年），宋军南征，南汉亡。　　975年（开宝八年），宋军攻陷江宁，南唐亡。　　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宋太祖赵匡胤暴卒，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　　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尽献其地，吴越亡。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赵光义围太原，北汉亡，五代十国时期终结。宋太宗趁势伐辽，大败而归。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卒，辽圣宗继位，年十二岁，太后萧绰临朝称制。　　986年（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第二次北伐。　　997年（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卒，真宗继位。　　1004年（景德元年），澶渊之盟。　　1022年（乾兴元年），宋真宗卒，仁宗继位。　　1038年（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西夏建国。　　1044年（庆历四年），北宋与西夏签订合约。　　1053年（皇祐五年），狄青平定侬智高，任枢密使。　　1056年（嘉祐元年），水淹开封，狄青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