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七卷：大宋革新作者：易中天内容推荐赵匡胤黄袍加身，柳永流连青楼吟晓风残月。狄天使横冲直撞，包公端坐开封府铁面无私。辽、金、西夏，强敌四起虎视眈眈，汴梁城、临安府，蹴鞠、相扑，依旧歌舞升平。大宋活出了自己的新味道，绝对不同以往。知名学者易中天所著“中华史”最新卷，围绕“革新”这一主题，梳理唐宋变革之际的历史走向，分析宋代不同以往的诸多面向：新生活、新经济、新政权、新形势、新战略，宋是全新、不同以往的，革新的成败得失也值得今人检讨。易中天独有的“易氏品读”风格，又把原本枯燥的历史争斗娓娓道来，风趣易懂，却不乏深刻。本书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野观察宋代，分析宋代开国以降的战略部署和决策，又着眼小处，从具体事例和历史人物中发掘大历史的深层脉络。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清明上河图》里隐藏着哪些历史细节？包拯究竟是谁？狄青因何而死？《大宋革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不仅给出答案，更揭示了三千七百年中国文明史里内在的脉络和逻辑。学者易中天，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以优美诗意的语言、独特创新的全球视角，将用五年时间写作六部共三十二卷巨著《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第二部《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部《隋唐》，第四部《宋元》，第五部《明清》，第六部《近现代》，现已出版前十七卷，进入第四部。跟随《易中天中华史》，我们将进行一场历史寻根之旅，体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四海为家八方来朝，品味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由此解开诸多历史的疑惑：夏商周是王朝吗？先秦诸子都是谁？魏晋风度长什么样？盛唐之音你听过吗？当旅程结束时，我们或将明白：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作者简介易中天，1947年生于长沙，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中华史”。在易中天看来，《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因此他将在直觉、逻辑和证据的基础上，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易中天中华史》(1-17卷)。=================第一章　　新生活　　闲情与闺情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那会儿，有位名叫晏几道的词人与他朝思暮想的女子不期而遇。似梦非梦又惊又喜之余，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1]　　釭就是灯，读如刚，也读如工。剩把银釭照，就是不断地、一个劲地举着银灯照了又照，生怕看不清楚，生怕看不够，生怕看错人。即便如此，也仍然担心是在梦中。　　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　　如此感受我们似曾相识。安史之乱时，杜甫与家人劫后团圆，不就“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吗？与晏几道久别重逢的，难道也是战乱中离散的亲人？[2]　　不，是曾经邂逅的某位歌女。　　已经无法确认歌女的姓名。我们只知道，在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词人曾为她开怀痛饮，她也为词人轻歌曼舞通宵达旦，唱尽了歌诗，而那些曲目是写在扇子背面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就是这个意思。　　一夜之欢，竟是终身难忘。　　呵呵，这也未免太过钟情。　　问题是这种深情在宋词中并不罕见。比如：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3]　　章台路，其实是夜总会的代名词，因为唐代长安歌女和舞女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章台街。词中“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一句，也有红颜易老青春不再的意思。显然，这首词就是为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所写，而且充满同情心。　　那么，作者又是谁？　　当过副宰相，常以儒家庄重面目示人的欧阳修。　　当然，也有人说作者是五代南唐的冯延巳。但是这并无所谓，冯延巳也当过宰相的。何况欧阳修还为歌女写过别的词作，比如：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4]　　这可真是：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5]　　说起来这也是晚唐和五代的传统。实际上，又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也因为正如《安史之乱》一卷中所说，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那是一些相当感人的故事。比如有位女子明明知道留不住自己的情郎，即便“留得也应无益”，却又清楚地记得离别之时他穿的衣服：白纻（同苎，读如住）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是啊，这样一位白衣翩翩美少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却要去那莺歌燕舞的扬州，怎不让人伤心欲绝？[6]　　异曲同工的还有另一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如同记录历史一样以准确的日子开篇，之前虽然也有杜甫做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但《北征》原本就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作品，当然郑重其事。这首词写的又是什么呢？男女之情而已。[7]　　这可真是：心之所系不在国情，而在闺情。　　的确，宋代词人是多情的。一段艳遇，甚至也许只是看了一眼，便能产生千古绝唱，比如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8]　　凌波，即美女的脚步；芳尘，即美女的身影。这位美女是何许人也？不知。作者却忍不住猜想：她那锦瑟般的青春年华，会和谁一起度过呢？但，反正是见不着了。只留下痴情的词人不但目送，而且心随。他那无限的惆怅，就像满地的青草，满城的柳絮，满天的黄梅雨，又多，又轻。[9]　　轻的感觉早就有了，比如：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10]　　白居易这首介于诗与词之间的名作，是可以看作宋词之鼻祖的。实际上从中唐开始，诗家和词人的心中便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这种思绪屡屡成为他们的话题，欲诉还休欲罢不能。尽管谁都说不清楚，那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似梦非梦，似云非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大约，也只能叫闲愁，或者闲情。　　闲愁在北宋词人张先的笔下如诗如画。正如有“梅子黄时雨”名句的贺铸被称为“贺梅子”，善于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张先也被叫作“张三中”。张先却自命“张三影”，因为他自己最得意的词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11]　　其实，张先更漂亮的句子是：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12]　　这样的意境，真是轻到了极致。　　的确，苏轼之前，甚至之后，宋词不少是轻音乐，主题则不是闺情便是闲情。风花雪月、离愁别绪和艳遇雅集往往被视为当行本色，代表人物则是晏几道的父亲晏殊。　　晏殊是无论写闺情或闲情都极其到位的。比如：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又如：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再如：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以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13]　　如此这般的花轻似梦，雨细如愁，显然大不同于唐诗之包罗万象，气贯长虹。看来，至少在晏殊他们那里，词的追求已不在厚重，而在工巧；不在气象，而在心境。[14]　　代表作，便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的时代，是北宋前期的太平盛世；他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然而，我们却分明从他词中读出了无名的惆怅，淡淡的忧愁。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竟然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场，确实令人惊诧，也让人感慨。　　唐宋之别，或许就在这里了。　　的确，赵宋与李唐大不相同，不但政权是新的，制度是新的，文化是新的，生活是新的，就连首都也是新的。过去的京城不是长安便是洛阳，宋却先是开封，后是杭州。　　那就让我们走进宋都，去看看那里的生活。　　[1]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请参看程自信《论晏几道的政治倾向及其词作》。词中“歌尽桃花扇底风”一句，又作“歌尽桃花扇影风”。　　[2]本段所引见杜甫《羌村三首》。　　[3]欧阳修《蝶恋花》。　　[4]欧阳修《诉衷情·眉意》。　　[5]这是李泽厚先生的观点。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6]孙光宪《谒金门》。　　[7]韦庄《女冠子》。　　[8]这首词有不同版本，比如“月台花榭”又作“月桥花院”，“碧云冉冉蘅皋暮”又作“飞云冉冉蘅皋暮”，“试问闲愁都几许”又作“若问闲情都几许”。　　[9]请参看《唐宋词鉴赏词典》周汝昌先生所撰词条。　　[10]白居易《花非花》。　　[11]贺梅子，见（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张三中和张三影，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古今诗话》。　　[12]张先《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　　[13]以上所引分别见晏殊《玉楼春》、《木兰花》、《踏莎行》、《蝶恋花》。　　[14]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花轻似梦，雨细如愁，即出自该书。　　市井歌谣　　最熟悉都市生活的，是柳永。　　与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不同，柳永一生并不得意。他曾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名落孙山。原因，据不太可靠之野史的说法，是主张儒家正统思想的皇帝不满意他为歌女创作靡靡之音，宋仁宗甚至批了“且去填词”四个字。于是柳永便在落榜之后写了一首《鹤冲天》，声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扬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皇帝更不高兴了，干脆将其拉黑，以示成全。[15]　　官场失意，那就去情场。于是，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就像“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唐代诗人杜牧，一生流连忘返于歌楼妓馆，为那些女人写下了不少名作，比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16]　　脍炙人口的，还有这首《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千古名句，就是这样来的。　　这可真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　　但不管怎么说，柳永成了歌女们的最爱。因为一个歌女是否当红，不仅要看色艺，还要看能否成为最新流行曲目的首唱之人。因此，歌女们恨不得把柳永包养起来。就连此公死后的丧葬费，据说也是由她们集资凑份子。[17]　　柳永也不负歌女们的厚望。他不像同样写“艳词”的其他人那样假正经，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大量使用民间俚语为通俗歌曲撰写歌词。比如：针线闲拈伴伊坐。或者：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18]　　如此明白如话，当然为自命清高的雅士不容。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恩科，柳永进士及第，吏部却不授官。柳永到政府投诉，宰相晏殊问：这位才俊，是写小曲的吧？　　柳永答：就像相公您也写歌词一样。　　晏殊说：老夫歌词里可没有“针线闲拈伴伊坐”。[19]　　这就是偏见了，柳永当然不会接受。何况柳永也并非不能够雅。那据说引得金主完颜亮顿起投鞭渡江之意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出自他的笔下。[20]　　柳永，是能俗能雅，雅俗共赏的。　　结果是什么呢？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歌谣。[21]　　所谓“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为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没错，井边总会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有商机。　　市井之名，即源于此。[22]　　宋都开封就有这样的井。它的位置在进城不远的十字路口偏西，井东有商贩支着遮阳伞在卖佛具，井西是一家诊所兼大药房。对面路南的棚子可能是说闲话的茶摊，也可能是听故事的书场，茶摊或书场的南边可能是当铺。井的斜对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务酒店，叫“久住王员外家”。[23]　　这是典型的市井。　　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是《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的意思，可能是清明节、清明坊（开封地名）或者清明盛世；上河，则可能是“皇上之河”或者“溯流而上”。　　《清明上河图》高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为一长卷。此处截全图为上下两部分，可以看出原画从城外到城内的场景变化。从两处细节的放大图中可以看出画家的精湛技艺。　　不过，就连这样其说不一的解释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图中所绘并非汴河，也非开封，而是某个卫星城市。还有人认为这幅画不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的写实作品，而是南宋时期某个或某些画家对开封（汴梁）的追忆。[24]　　于是，此画成谜。　　但，说它是北宋的城市风俗画，应该没有问题。　　同样不成问题的是，柳永对这一切恐怕都很熟悉。因为他不但久在开封，还曾客居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全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而他出没的，也无非是风月场所和酒肆茶楼。什么叫市井生活，他应该再清楚不过。　　可以作证的，是他的《锦堂春》。　　这是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词，应该是由女艺人来扮演失恋的痴情少妇。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她，已经被杳无音信的情郎弄得“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而那个负心汉当初为了博得好感，竟是骗她剪下了一缕秀发的。　　然而怎么样呢？得手之后，便再三爽约。　　于是，一个收拾那家伙的计划便在她心中形成：下次他若再来，不开房门。即便放他进来，也不上床。直到夜静更深那人心痒难忍时，再细细数落，慢慢修理，一定让他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这可是只要想想就十分过瘾的。　　同样不难想象，演出现场一定是满堂喝彩。　　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和情感只属于市井小民，这样的民众在《清明上河图》中则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也应该是此类表演的热心观众，就像来到纽约和巴黎的人要去百老汇，看红磨坊。　　宋代的娱乐场所叫勾栏瓦舍。勾栏也叫勾阑，原意是曲折的栏杆，宋元时期指瓦舍中的演出棚，相当于戏院。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意思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逢场作戏，所以用来指市民娱乐的演艺场所。演出难免有色情或情色内容，但勾栏瓦舍变成妓院的代名词，再等而下之地由瓦子变成窑子，则要到明代以后。[25]　　开封的勾栏瓦舍为数不少，这是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告诉我们的。该书跟《清明上河图》一样，记录的都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时期开封的实况。据称，当时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之一“象棚”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　　杂耍之一是相扑，也叫探搏。从宋画中看，探搏很像日本相扑，只不过运动员没那么胖。另外，宋代相扑还有女运动员，曾经进入皇宫表演。开封瓦舍里也有专门卖假货的商铺和市场，叫何楼，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26]　　柳永词大受欢迎，丝毫都不奇怪。　　据山西晋城宋墓壁画。　　但，意义却非凡。　　我们知道，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Citizen）或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古希腊公民是城邦（Polis）里的人，西方的市民是城市（City）里的人，中国古代的市民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甚至不是“市民”，而是“市人”。[27]　　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28]　　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29]　　那就再到井边去看一看。　　[15]以上见（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16]柳永《雨霖铃》。　　[17]此说流传甚广，可参看祝穆《方舆胜览》、曾达臣《独醒杂志》、陈元靓《岁时广记》等，但葬地其说不一，仅供参考。　　[18]分别见柳永的两首《定风波》。　　[19]见（北宋）张舜民《画墁录》。柳永《定风波》中“针线闲拈伴伊坐”一句也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为方便读者，此处不用张舜民所引“彩线慵拈伴伊坐”句。　　[20]所引见柳永《望海潮》，事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21]见（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2]此说见《史记·平准书》张守节《正义》。关于“市井”一词的得名，还有其他五种说法，这里不讨论。　　[23]请参看（日本）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24]请参看（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日本）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25]对瓦舍的解释见（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26]以上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李合群《〈东京梦华录〉注解》及所引司马光《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27]中国古代已有“市民”一词，如（东汉）荀悦《申鉴·时事》即有“山民朴，市民玩”的说法。古希腊“公民”的概念，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注。　　[28]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29]以上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椅子与包子　　井边那家药铺里，应该有椅子的。　　药铺叫“赵太丞家”，看来是老字号，也是大药房，还很可能有官方背景。因为太丞是太常寺太医局的长官，也就是宫廷办公厅保健局的局长。何况该局长还姓赵，说不定跟皇家有什么关系，这才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30]　　这样的药铺在开封城内很是不少，而且专业化，比如山水李家专司牙科和喉科，银孩儿、柏郎中家小儿科，大鞋任家产科。当然，这些药铺同时也都是诊所。[31]　　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赵太丞家”位于主干道，来往人流密集。这一部分属于《清明上河图》的高潮至尾声部分，在全幅画面的左侧位置。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32]　　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交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椅上与榻上，有什么不同？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33]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就像东北人的炕。实际上我国北方的火炕，很可能就是从土榻发展而来。[34]　　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床，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35]　　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是宋的文化遗产。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36]　　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37]　　如此坐姿，当然很累，这才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审案的官员端坐桌后，惊堂木一拍，也很气派威风。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从《清明上河图》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则毋庸置疑。一般民众光顾的小吃摊供应馒头、馄饨、小菜和小酒，为达官贵人和暴发户服务的大饭店更是芳香四溢，水陆杂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38]　　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包子就是有馅的馒头，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叫这名字则开始于宋，吃出花样来也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丁酉太子诞生，真宗皇帝便蒸了包子遍赏群臣。王公大臣领回去掰开一看，里面的“馅”竟是金银珠宝。[39]　　这样的包子，也就他们赵家有。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答：妾是包子厨房专管捋葱丝的。[40]　　呵呵，这才真是“低调的奢华”。　　不过，如此食不厌精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奸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41]　　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42]　　好嘛！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上图左为宋墓壁画中的包包子场景，右为宋代厨娘形象。均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精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操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43]　　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精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44]　　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45]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　　[30]请参看《宋史·职官志四》。当时太医局的编制有丞、教授和九科医生，共三四百人。　　[31]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32]请参看朱启新《文物物语》，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3]对此，《后汉书·徐稚传》有记载，王勃《滕王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件事。　　[34]请参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35]隋唐五代都没有“桌子”一词，见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的考证。　　[36]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7]请参看（西汉）贾谊《新书·容经》。　　[38]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39]见（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　　[40]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卷六。　　[41]关于蔡京之死，见（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2]见（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　　[43]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同时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44]见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　　[45]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46]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47]　　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精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48]　　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49]　　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50]　　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51]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52]　　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53]　　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鸡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54]　　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55]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绢本设色，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面气势恢宏，飞瀑直下，林间可见旅人。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性，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56]　　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更重要的，是情趣。　　情趣恐怕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极为亲近，甚至融为一体。那样一种宁静，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有负薪樵夫或泛舟渔父点缀其中，也非劳动的颂歌，更看不到人间疾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画面，以及懒洋洋、慢悠悠的田园牧歌。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　　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因此，那些精明的商家便会将自己的茶楼酒庄设计成园林式建筑，甚至村落之景，以此媚雅。[57]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由一首词来代表：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58]　　这首词的作者王禹偁（读如撑）出身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是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前面所说此类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情感和对山水田园的态度，词中也应有尽有。因此，这首词是可以与宋代山水画并读的。只要读懂其中之一，就能读懂宋，以及那些情绪。　　当然，也会读懂“景德”这个年号或年头。　　[46]文身的文化意义在于“人的确证”，即通过现实地改造自己的身体，证明自己是人，并获得身份认同。详请参看易中天《艺术人类学》。　　[47]以上据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该书为刺字、文身和簪花专立一章，可见这三件事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48]事见《宋史·岳飞传》。刺字为“赤心报国”见明代《精忠记》。岳飞自请工匠刺“尽忠报国”见明代熊大木《武穆精忠传》，让部将张宪刺“精忠报国”见李梅实、冯梦龙《精忠旗》。　　[49]据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50]军人的刺字还有在耳后和右臂的，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51]见《水浒传》第二回，第六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八十一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2]所引诗见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　　[53]宋代禁止宗室刺青见《宋会要》，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54]本段所引诗见陶渊明《归田园居》其一，谢灵运《登池上楼》。　　[55]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荆浩是北方山水画派之祖，传为其所著《笔法记》为古代山水画理论的经典之作。　　[56]本段所引分别见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荆浩《笔法记》，沈括《梦溪笔谈》。　　[57]以上各段大量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和表述，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媚雅一词，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精明商家的做法，见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58]王禹偁《点绛唇》。　　景德镇　　景德是北宋第三任君主真宗的年号之一。这位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很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比如与契丹签订维持了一百多年和平的澶渊之盟（澶读如馋），进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确定天廷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另外，他还发现赵家的远祖叫赵玄朗。结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神，便有一个（玄武）被改名为真武。　　与景德年号有关的事情是：今天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样，被称为景德镇；禅师释道原撰写的禅宗史，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称为《景德传灯录》。前者关乎瓷器，后者关乎禅宗；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起来的，则是茶。　　茶、禅、瓷器，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那就先说茶。　　茶与禅的关系，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其实已略有介绍。它们都兴盛发达于唐，也都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与科举的兴起正相同步。[59]　　然而“茶禅一味”的观念，却产生于宋。写下这四个大字的，是两宋之际赫赫有名的克勤禅师。其真迹在南宋时期被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荣西高僧带回东瀛，现在作为镇寺之宝珍藏在奈良大德寺。这就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的两宋。　　二、禅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　　奇怪！难道时代不同，茶味也不同？　　正是。我们知道，茶树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也早为我国的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发现，却因为茶汤有明目、提神和醒酒等功能，长期以来是做药用的。饮用，是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大行其道者，则是禅院、禅师和参禅的人。　　此后，茶便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料，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和代名词。其过程，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流行于唐，大盛于宋，普及于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元代杂剧中常常出现的说法。[60]　　不过，像今天这样用开水冲泡散条形茶叶，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此前的饮茶方式则五花八门。比如，用开水煎煮茶叶叫“煎茶”，用开水冲泡茶末叫“点茶”。唐代的煎茶还要放米、奶、盐、姜、葱和香料，相当于麦片粥。[61]　　茶味，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宋代的茶，什么味道？　　诗的味道。　　唐诗如酒，宋诗如茶。事实上，宋诗无法获得唐诗宋词的崇高地位，固然由于后者无与伦比，自身又有爱发议论爱讲道理的毛病，也因为不够刺激。其实宋诗不乏佳作。比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就不输唐人。[62]　　但，味道总归是淡。比如：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63]　　唐诗浓烈，宋诗淡雅。　　这种淡雅倒是与山水画相一致。比如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不就是宋画中常见的田园牧歌吗？[64]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禅。正如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所说，自从百丈怀海进行了宗教改革，参禅与农耕就难解难分。禅院的僧侣固然要参加劳动，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士人也不妨从中悟得般若智慧，哪怕农作不过做做样子。　　只有喝茶，是当真的。　　宋代上流社会的饮茶极其讲究。比如点茶，便先要用纸将茶饼包好捶碎，再用碾子磨成细末，然后用茶罗筛。筛出来的茶末放进茶盅，加沸水少许调成茶膏。茶膏调匀，再用沸水冲成茶汤。这时，要用茶筅（读如显）轻轻敲击，直到产生泡沫。泡沫叫汤花，也叫云脚，要求鲜亮雪白，到达苏轼所称“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的效果。[65]　　茶香飘逸，汤花轻溅，水雾朦胧，这是什么境界？　　原图为山西汾阳金墓壁画，画面中右侧人物所执即为茶筅。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临摹图。　　宋代瓷器的境界。　　似乎不必细细讨论五大名窑或八大名窑，宋瓷的成就毋庸置疑。它甚至和宋词一样成了专有名词。人们只要提起词或瓷器，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也就是说，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宋代都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让后世无法企及。　　实际上宋词与宋瓷也不乏相似之处，那就是与唐诗和唐三彩相比，态度更平和，而工艺更考究。比如景德镇瓷器的要求，就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瓷器艺术典雅古朴、澄明浑然、细洁莹润、包容自在的美学风格，在宋瓷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爱不释手。[66]　　关键，还是审美态度。　　跟宋词一样，宋瓷的风格也是多样的。虽然总体上可分为青瓷、白瓷和黑瓷三大体系，实际上却精彩纷呈，或灿若朝霞，或碧似湖水，或凝如羊脂。有诗为证：　　宋代瓷器青白黑，兼重釉质与釉色。　　均窑釉厚海棠红，定窑胎薄象牙白。　　弟窑光照梅子青，哥窑断纹如冰裂。　　汝窑雨过正天晴，官窑托出春江月。　　更喜景德镇中炉，世界瓷都成一绝。[67]　　这首诗，要用古韵读才有味道。　　但，尽管宋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这就只能用时代精神来解释了。也就是说，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这样看，全国都是景德镇。　　的确，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拍案而起，击节而歌，恨不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有，但要到靖康之后。[68]　　即便到那时，也“直把杭州作汴州”。[69]　　这就是宋给人的初步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能表现出雄风的，似乎只有刺青。　　但这是不全面的。即便宋词，就并非只有柳永、晏殊和欧阳修，也有苏轼、陈亮、辛弃疾。何况宋代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兵器工业，岂能只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伙人，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缔造了这样一个王朝和时代？　　[59]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禅宗兴起》。　　[60]据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但《旧唐书·李珏传》中已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说法，也可以说茶在唐代即已普及。今注于此，供读者参考。　　[61]此事相当复杂，一言难尽，请综合参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日本）冈仓天心《茶之书》，（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奔流》。　　[62]所引见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书愤》。　　[63]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　　[64]所引为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其八。　　[65]见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李精耕、袁春梅《宋代茶词探胜》，苏轼《西江月·茶词》。　　[66]请参看《辞海》艺术分册，吴良忠《中国瓷器》。　　[67]此诗为本书作者所作。　　[68]所引词句见岳飞《满江红》。　　[69]所引诗见林升《题临安邸》。　　第二章　　新政权　　陈桥兵变　　缔造大宋的是一伙军阀，头子叫赵匡胤。　　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而军阀总是被文人看不起。太祖征伐南唐时，后主李煜派了文臣徐铉（读如炫）去见他。徐铉以为文化可以抵抗武化，竟吟颂起李煜的《秋月》来。　　太祖哈哈大笑：这种酸溜溜的文人腔，朕可看不上。　　徐铉反唇相讥：想必陛下更有佳作。　　宋臣全都变了脸色，太祖却不紧不慢：朕戎马一生，不大吟诗作赋。有次喝醉了酒，睡在田野里。一觉醒来，只见明月当空，两句诗便脱口而出。徐卿愿意听听吗？　　徐铉说：愿闻其详。　　太祖朗声吟出：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五体投地。[1]　　李煜也很快就光着膀子向宋军投降。作为战俘的他被带到开封以后，曾经以极为沉痛的语气回忆了当时情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2]　　这当然很有戏剧性。　　赵匡胤的称帝建国，就更是。　　那是建隆元年（960）正月初四的黎明，睡梦中的赵匡胤突然被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叫醒。当时，他的职务是五代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亲兵的总司令，此行的任务则是抵抗契丹入侵。但，他头天晚上刚刚走到周都开封四十里外的陈桥驿，第二天就出事了。　　被惊醒的赵匡胤走出驿门，只见三军将士金盔铁甲明火执仗，喧哗之声倒海翻江。他们拔出刀来高声喊道：愿奉太尉为天子！然后不由分说便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再拜倒在地，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3]　　从此，黄袍加身便成了称帝的代名词。　　但，此案可疑。　　首先是时间。兵变之后，军队当天就回到了开封，后周留守的官员们也当天就承认了政变，并在黄昏时排出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赵匡胤更是毫不客气，当天晚上就在崇元殿登上皇位，并于次日宣布改元改国号，大赦天下。[4]　　所有事情一天搞掂，这也未免太快了吧？　　其次是过程。　　事实上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和他的部队在名分上就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然而他们进入开封城，却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赵匡胤也如同上班似地回到官署，尽管在见到宰相范质时哭了一鼻子。总之，事情非常顺利，一个翰林院的官员甚至当场就从袖子里掏出了后周恭帝的让位制书。[5]　　奇怪，这文件哪来的？　　恐怕跟那来路不明的黄袍一样可疑。　　更可疑的是，之所以有陈桥兵变，是因为赵匡胤要率军抵抗契丹入侵。既然如此，他称帝之后就该另选统帅并进行部署。可惜没有。契丹和勾结契丹的北汉也不见踪影，据说是自行遁逃，原因不明，也没人深究。[6]　　显然，陈桥兵变绝非突发事件，反倒是精心策划各方配合之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就连北汉勾结契丹入侵，也都是编造出来哄骗七岁的周恭帝和他母亲那妇道人家的。[7]　　问题在于，谁是主谋？　　赵匡胤当然不会承认。欺负孤儿寡母的事，总归不地道也不光彩。宋代的史臣同样也不会让他承认，反倒要帮他极力遮掩。比如司马光对陈桥兵变过程的记录，便有“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的字样。[8]　　好一个“拥逼南行”！皇帝也可以这样对待么？　　“拥逼南行”见于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卷一，这里摘录的取自《四库全书》本。《涑水记闻》为司马光晚年退居乡野所著，可视为对《资治通鉴》的补充。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恐怕都不能。　　实际上赵匡胤是在演戏。说到底，他就是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这一点，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都心知肚明也配合默契。人前，他们都说太祖当皇帝是被逼的，甚至自己也是拥逼者之一。但到说私房话时，就难免暴露真相。　　事情发生在赵匡胤称帝三年以后，原委则是太祖要授予一位重臣以兵权，遭到赵普的坚决反对。赵普甚至借口手续不够完备，将皇帝已经签署的命令扣下。太祖很不理解地问赵普：你何苦疑神疑鬼！他不会对不起朕。　　赵普反问：陛下怎么就能对不起周世宗？　　太祖无语。[9]　　周世宗就是周恭帝的父亲柴荣。赵匡胤如果只是陈桥兵变的“胁从”，他就该回答：我对不起周世宗，不都是你们逼的吗？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因为他就是主谋。[10]　　而且说实在的，他这一招也没什么创意，几乎是山寨了老前辈郭威的故事。郭威原本是后汉的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留守，由于功高盖主为后汉隐帝不容。血气方刚的隐帝派人到邺都去杀他，派去的人反倒站在了郭威一边。结果是郭威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回了开封，隐帝则在混乱之中被人弑杀。被郭威请出来维持局面的，只能是太后。[11]　　但这局面，又岂是那位太后维持得住的？　　郭威想不当皇帝，都不可能。　　后面的情节就简直是陈桥兵变的彩排：都是先有消息说契丹入侵，报信的也都是今天河北省境内的镇州和定州，还都是走到半路就兵变了。不同的是，那次兵变在澶州（澶读如馋，今河南省濮阳县），理由则更加充分：他们此前已经造过一回反了，不如革命到底。当然细节也更为真实：加在郭威身上的黄袍是临时扯下的一面黄旗。[12]　　于是，郭威成为后周的太祖。　　身为后周皇帝亲兵总司令的赵匡胤，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照抄一遍，也不会有人指责他剽窃。现在唯一无法弄清楚的是：他在何时起了这念头，又是如何部署的？我们只知道，赵匡胤还在开封时，城内就议论纷纷流言四起，都说军队只要一出城，就会发生兵变，立他为天子。　　赵匡胤也听说了，急得在家里团团转。　　这可能是作态，是犹豫，也可能是紧张。总之，一个女人帮他做了决断——赵匡胤那面如铁色的姐姐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拿着擀面杖边打边骂：男子汉大丈夫，有了事情就该自作主张，跑回家来吓唬我们女流之辈干什么！[13]　　好嘛，一棍打出个宋太祖。　　这恐怕只能姑妄听之，大宋的太祖皇帝可不是什么棍子能够打出来的。相反，赵匡胤自己就是棍子，据说还发明了双节棍。尽管他并不那么光彩地抄袭了郭威，他的宋却不是郭威的周，也不是之前的后汉、后晋、后唐、后梁。　　的确，宋是残唐五代的终结者。从黄巢之前的庞勋起义算起，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动乱、分裂、民不聊生，由于宋太祖和他臣僚以及继承者的努力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经济繁荣、思想活跃、科技发达、社会稳定的新时代，尽管这个王朝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版图最小，后来还只有半壁江山，最后被北方兴起的蒙古人灭亡，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容易。　　事实上，赵匡胤接过了后周的政权，也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和一大堆问题。比方说，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帝国的财政收入？如何结束诸侯割据的纷争局面，实现天下的重归一统？如何对付五十年前强大起来的契丹，收复被他们夺去的北方重镇？当然，核心的核心，是保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千秋万代，避免重蹈五代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政权。[14]　　那么，宋太祖他们，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1]这两句诗有各种版本，暗或作黑，天中或作中天。此处诗用（北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版本，事见（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卷上。　　[2]李煜《破阵子》。　　[3]以上见《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宋史·太祖纪一》，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正月条。　　[4]见《宋史·太祖纪一》。　　[5]见《宋史·太祖纪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条。关于范质的态度，历史上有四种说法。《宋史·太祖纪一》说他在兵变军人一声怒吼之后，与其他官员面面相觑，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宋史·范质传》称其不知所措，与其他官员降阶受命。《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范质等不知所为，宰相王溥降阶先拜，范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则记载范质曾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　　[6]见《宋史·太祖纪一》。　　[7]查《辽史》，并无当年入侵中原的记载。　　[8]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9]见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元年二月条，《宋史·石守信传》。　　[10]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邓广铭《宋史十讲》。　　[11]见《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下》、《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一》。　　[12]见《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一》。　　[13]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14]此节请参看邓广铭《宋史十讲》，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宁可序。　　约法　　据说，赵匡胤同意称帝，是讲了条件的。　　条件讲在“拥逼南行”之时。当时赵匡胤勒住了马，对兵变将士说：你们贪图富贵，硬要立我为天子。那好，我有号令，能听从吗？如不能，就地解散，我们各奔前程。　　兵变将士一齐下马说：唯命是从。　　于是赵匡胤约法三章：小皇帝和老太后是我旧主，不得惊犯；众王公和诸大臣是我同僚，不得凌辱；朝廷府库和老百姓家，不得侵掠。遵命者赏，违法者斩，做得到吗？　　众将士异口同声：诺！[15]　　赵匡胤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皇帝。　　这当然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剧情和台词，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此前那些篡夺政权的野心家，往往许诺进城之后放纵士兵掠夺，以此诱使军人参加政变。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不但雄辩地证明了陈桥兵变是他主谋，也证明此人并非一般的军阀，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至少他明白一点：夺天下可以靠武力，保政权却要得人心。　　宋能延续三百多年，并非没有道理。　　已经无法知晓，赵匡胤什么时候思考了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这绝非他一时兴起。因为他不仅在政变之时对部下严加约束，更在即位之后对自己无法预测是贤是愚、是仁是暴的子孙后代，立下了严厉的祖宗家法。　　那是一个神秘兮兮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密室里，立了一块四尺宽、七八尺高的石碑。所有的新皇帝即位，都要在禀告列祖列宗之 后，进入密室诵读碑文。随同新皇帝走到碑前的，只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其他人则必须远远地肃立恭候。新皇帝跪下来默诵完毕，便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如有违反，据说就会天打五雷轰。　　太祖之后北宋的八位皇帝，应该都履行过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手续；而那块石碑的神秘面纱，则由于金兵攻陷宋都启封密室而被揭开。原来上面镌刻的，也是约法三章：　　一、保全柴氏子孙（即后周皇族）；　　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