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体制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该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橘子”可以变成“苹果”。）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在脱离中国现实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争夺话语权），就不想面对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稻草人”，实事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得无济于事。党政改革未尽全功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80年代提出党政分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废”。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常常的情况是“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人大和政协是代表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在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关于司法独立问题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他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就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1日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还是属于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及北美国家、日本到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在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合自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现在，其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它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中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明显。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说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可能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会导致倒退。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的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在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把法治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以及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的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说，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是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那么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着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了。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如参与、协商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他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这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要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9日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改革不力，政权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将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得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其实政治方面也如此。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主要是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革命进程悄然开始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进一步的对立。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中共党政官员提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很少会有人否认中共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之后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以及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性。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中共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能执行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中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锦涛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的根本。人民本来就是中共的核心，这一点从中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淘汰，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会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泽东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民主。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中共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锦涛所指出的四大“危险”。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经从成立之时的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又通过“城堡政治”“豁免”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7月5日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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