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贝夫河畔为奴生涯的最后时刻—这将是我最后一次采摘棉花，我马上就要和埃普斯老爷说再见了。　　　　贝斯没有食言，圣诞节前一天，夜幕刚刚降临，他就骑着马来到了埃普斯老爷家的院子里。　　“你好啊，伙计，”埃普斯热情地和他握着手说，“见到你很高兴。”　　当然，如果他知道贝斯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大概就高兴不起来了。　　“凑合，凑合，”贝斯回答，“有点事到河这边来，所以就顺道看看您，在您这儿过一夜。”　　埃普斯让一个奴隶照看贝斯的马，他们边说边笑，进了大宅。贝斯从我身旁经过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把一天的活干完之后，已是晚上十点钟，我回到了我的小屋。当时，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和我同住一个小屋。我躺在木板上装睡，等同伴们全都酣然入睡后，我蹑手蹑脚地溜出了门，仔细观望、聆听贝斯的动静。我在外面一直站到半夜，结果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我猜测，他可能是不敢离开大宅，以免引起主人家的怀疑。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贝斯起得比平时早一些，趁埃普斯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前来见我。而我也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把亚伯拉罕大叔叫了起来，催他到大宅里去生火，在那个季节里，生火是他的职责。　　我把鲍勃也叫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打算睡到中午，并说老爷马上就要起来，而骡子还没有喂呢。他非常清楚那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一下子跳起来，眨眼工夫就蹿到了马厩里。　　把他们两人都支开后，贝斯便溜进了我的小屋。　　“还是没有信，普莱特！”他开口便说道，这消息好似一大坨铅块，重重压在了我的心上。　　“哦，那就再写吧，贝斯老爷！”我恳求道，“我会把我知道的名字全都告诉您，总会有人还活着，总会有人可怜我的。”　　“没用的，”贝斯说，“我敢肯定，已经没用了。我担心马克斯维尔的邮局已经起了疑心。我去打听的次数太多了，他们靠不住，太危险了。”　　“那就这样完了吗？”我大叫道，“啊，上帝呀，我注定要死在这儿了！”　　“你不会死在这儿的，”他说，“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我已经想过了，这件事有很多解决方法，而且有比写信更好、更稳妥的方法。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两份差事，等三四月份就能全部做完，到那时我应该就能攒下一笔钱。普莱特，到时我要亲自去一趟萨拉托加。”　　听他说完这席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的语气如此真诚，不容怀疑。他向我保证说，只要春天的时候他这条老命还在，那么萨拉托加就去定了。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腻了，”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该换个地方了，我一直都在考虑，要不要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我和你一样痛恨奴隶制，如果我能成功帮你逃出去，那我这辈子也算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会成功的，普莱特，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现在听我说，普莱特，埃普斯马上就要起床了，我可不能让他看到我在你这儿。尽量多想一些你在萨拉托加和仙蒂山认识的人。冬天我会找借口再来这里一次，到时我再把这些人名记下来。那样等我去北方的时候就知道该找谁了。尽量多想些人，振作点！不要灰心！别忘了我和你生死与共呢。再见了，上帝保佑你。”说完他迅速钻出了小屋，又回到大宅里去了。　　圣诞节的早晨—对奴隶们来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他们终于不用带着葫芦和棉花袋子，急匆匆地到田里去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耀着幸福的光芒，照得脸庞都光彩夺目起来。宴会和舞会的时间到了！去他妈的甘蔗田棉花地吧！干净衣服拿出来，红丝带扎起来，朋友们好久不见了，该来来，该去去，就算来去匆匆也挡不住欢声笑语。这是奴隶们自由的一天，所以他们无比快乐，无比激动。　　早餐后，埃普斯和贝斯在院子里散步，边走边谈论着棉花的价格，以及其他一些话题。　　“你的奴隶们都在哪儿过圣诞？”贝斯问道。　　“普莱特今天要去坦纳家，他拉小提琴的本事在这附近很吃香。星期一他又要去马歇尔家，还有老诺伍德种植园的玛丽 麦考伊小姐也给我写了封短信，说她周二的时候想让普莱特去给她的奴隶们演奏。”　　“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啊，是吧？”贝斯说，“过来，普莱特。”他喊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就像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似的。　　“是啊，”埃普斯回答说，并抓住我的胳膊摸了摸，“他身上没有一点毛病。这附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值钱的奴隶了，他身体健康结实，也足够老实。他娘的，这小子和别的黑鬼可不一样，长得不一样，说话办事儿也不一样。上个星期有人出一千七百块要买他呢。”　　“那你都没卖？”贝斯略带惊讶地问。　　“卖？不，门儿都没有。为什么要卖啊，他可是个天才，会做犁辕，会做马车架，基本上你会的他都会。马歇尔要和我打赌，说要从他的奴隶中找个人出来和普莱特比一比，不用比我就知道，普莱特赢定了，我赢定了。”　　“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贝斯打量着我说。　　“这你就不懂了，你过来摸摸他，”埃普斯再次答道，“像他这么结实的奴隶可不多见。他身体精瘦，挨鞭子可能比不上其他人，但他浑身都是肌肉，没有一块多余的。”　　贝斯捏捏我的身体，把我拨转过身，上下仔细检查了一遍，而埃普斯则一直絮叨着我的好处。不过，他的客人对我似乎并不感兴趣，所以这个话题很快就结束了。贝斯不久就离开了，走出院子的时候，他又诡秘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只有我们两个才能明白。　　贝斯走后，埃普斯给我开了路条，我便出发到坦纳家去，这个坦纳并不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彼得 坦纳，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我在他家拉了一天又大半个夜晚的小提琴，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我没有出门，在小屋里待了一天。星期一，我过河到对岸的道格拉斯 马歇尔家，埃普斯的全部奴隶都跟我一起去了。星期二，我去了老诺伍德，那是马歇尔种植园上游的第三个种植园，它们同在河对岸。　　这个地方现在归玛丽 麦考伊小姐所有，她是老诺伍德庄园的女主人，一个孤儿。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二十来岁，是贝夫河上的美人儿和荣耀。她拥有大约一百个专门干农活的奴隶，还有一大堆仆人、看院子的小孩子，等等。她的内兄就住在与她相邻的种植园里，是她的全权代理人。玛丽 麦考伊小姐深受奴隶们的爱戴，他们为自己能够在如此善良的主人家里劳动而倍感欣慰。在整个贝夫河地区，没有哪里能比麦考伊小姐这里更让人向往，这里有丰盛的宴席，更有令人陶醉的狂欢。方圆数英里之内，不管老少，在圣诞假日里都喜欢到她这里来。这里的饭菜最美味，主人的言语也最动听。麦考伊小姐深受人们的喜欢，尤其受到上千奴隶们的爱戴。　　我来到她的庄园时，看到这里已经聚集了两三百人。在一栋长长的建筑物内已经摆好了桌子，这是她特意为奴隶们修建的，专门用于举办舞会。桌子上已经应有尽有地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在黑奴们看来，这无疑是最最丰盛的宴席：烤火鸡、烤猪、烤鸡、烤鸭以及各种肉类，烧的、烤的、煮的食物在长长的桌子上成排地摆满了，偶有空隙的地方则用馅饼、果子冻、奶油蛋糕和各式点心填补。年轻的女主人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微笑着，和每个人亲切地说上几句，似乎非常满意眼前的情景。　　晚宴结束后，把桌子收起来，腾出地方，舞会便可以开始了。我调好小提琴，拉了一支轻快的曲子活跃气氛。琴声刚起，很快就有人翩翩舞动起来，其他人则打着拍子，唱起简单却旋律优美的歌。音乐声、话语声、无数人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大厅热闹非凡。　　晚上，女主人又回来了，她在门口站了好长一段时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她打扮得美极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眸，与柔和无瑕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她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却有股威严的气势；她的动作中透出自然、毫不矫揉造作的高贵和优雅。她站在那里，一身华服，容光焕发。我想，我以前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也许都不及她的一半吧。我之所以不吝笔墨，赞美这样一位美丽而又温和的女士，不仅是因为她激发了我的感激和仰慕之情，更是因为，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明白，贝夫河上的所有奴隶主并非都像埃普斯、提比茨或吉姆 伯恩斯那样残暴不仁。运气好的话，也许数量很少，但偶尔也能遇到一些像威廉 福特，或者像年轻的麦考伊小姐这样天使般仁慈的好人。　　埃普斯给我们的三天年假，到星期二就结束了。星期三早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威廉 皮尔斯的种植园时，这位先生向我打招呼，说威廉 瓦内尔已经从埃普斯那里给他带来了口信，允许他留住我，当晚为他的奴隶们演奏小提琴。这将是我在贝夫河两岸见到的最后一场奴隶舞会了。皮尔斯家的聚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当我回到老爷的家时，虽然一夜未眠，精神困倦，但口袋里却装满了白人们赏给我的零钱和小东西。　　周六早上，我多年来第一次睡过了头。当我战战兢兢从小屋里钻出来时，发现其他奴隶已经下地了。他们比我早起了十五分钟。我顾不上带吃的和喝的，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奔去。当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我离开小屋时，埃普斯已经站在广场上，冲我大喊着：“真是个起床的好时候。”我紧赶慢赶，在他吃过早餐出来时，已经赶上了大伙儿的进度。但这弥补不了我睡过头的错。他命令我脱掉衣服，趴在地上，抽了我十几鞭子，抽完还问我，以后能不能按时起床。我强忍着后背的疼痛，非常肯定地说：“能！”然后，便继续干我的活。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斯。我思考，他的决心和行动会有多少把握，希望能有多大。我知道，人生无常，如果上帝收走了他的生命，那么我得救的希望、我对幸福的憧憬将就此全部终结和毁灭。我的后背疼得厉害，我怎么都振作不起来。一整天，我都垂头丧气、郁郁寡欢。夜晚，当我在硬木板上躺下时，心中更是充满忧伤，天啊，我的心都要碎了。　　星期一早上，具体日期是1853年1月3日，我们准时下了地。那是个阴冷的早上，在那个地区，这样的天气并不多见。我们个个脖子里挂着棉花袋子，紧张地向前推进着。我走在最前面，其次是亚伯拉罕大叔，后面跟着鲍勃、帕茜和威利。那天早上，埃普斯没带皮鞭就出来了，这实在是从未有过的稀罕事。他大骂我们光吃不干，无所事事，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海盗听了都要脸红。鲍勃壮着胆子说，他的手指冻僵了，想快都快不起来。埃普斯立刻开始咒骂自己没带皮鞭，他大嚷着说，等他再从家里过来，就让我们好好热热身。我相信他说到就会做到，他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比被地狱里的烈焰炙烤还要热。我就经常自我安慰，等着瞧吧，他最终一定会到那里去的。　　他气急败坏地走了。等他走远后，我们便开始议论起来，这么冷的天气，手指僵硬得不听使唤，怎么可能完成任务啊，老爷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我们议论着老爷的种种不是。直到一辆奔向大宅的马车飞驰而过，打断了我们的议论。我们抬起头，看到两个人正穿过棉花地向我们走来。　　现在，我已经讲到了我在贝夫河畔为奴生涯的最后时刻—这将是我最后一次采摘棉花，我马上就要和埃普斯老爷说再见了。在此，我请读者们跟我一起回溯到这年的8月份，当我在埃德温 埃普斯老爷的奴隶小屋里抑郁不振、绝望无助的时候，贝斯的信已经到达了遥远的萨拉托加，上帝保佑，在贝斯的友谊的帮助下，通过各个方面的积极努力，这些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铺就了一条光明的自由之路，让我得到了解放。第二十一章 自由曙光的到来　　我已经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终于穿透云层，指引着我重返自由。　　　　在这一章里，我将主要讲述我的恩人亨利 B 诺瑟普先生，以及那些为了我的自由提供过帮助和付出了努力的人。　　1852年的8月15日，贝斯写给帕克和佩里的那封信被送到马克斯维尔的邮局。9月初，它终于抵达了萨拉托加。当时，安妮已经搬到了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她在那里做卡朋特饭店的厨房主管。除非饭店需要，其他时间她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　　帕克和佩里先生收到信后，立刻找到了安妮。孩子们听到信的内容，个个激动不已，他们一刻不停地直奔仙蒂山隔壁的村子，去找亨利 B 诺瑟普帮忙。　　亨利 B 诺瑟普经过仔细查阅，从美国的法律中，找到了关于保障自由公民脱离奴隶制的法令。这项法令是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全称是《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它规定，当州长获悉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人以不正当手段或不成立的理由，限制于美国其他州或其他领土范围内，并使其成为奴隶；或根据肤色或其他地方的法律，将其定性为奴隶时，则州长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予以解救，使其恢复自由之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州长有权任命或聘用一名代理人，授予指令。该代理人需要搜集足够证据，以证明此人有重获自由的权利。解救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必要的旅行、措施、提起法律诉讼等，均由财政部拨款。　　为了使州长启动解救程序，首先必须证明两点：第一点，证明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第二点，证明我是被人以不法手段贩卖为奴隶的。第一点并不难，我家附近许多稍微年长一点的居民都可以为我作证。第二点则只能凭借这封寄给帕克和佩里、且不知出自谁手的求救信。当然，我在“奥尔良”号双桅帆船上也写过一封信，只是很不幸，那封信已经不知所踪，很可能早就遗失了。　　安妮核实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呈给亨特州长阁下，其中细述了她与我的婚姻、我离家前往华盛顿并就此失踪以及收到信件等事，并强调了我是自由公民的事实。总之，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全都整理上去了。除了请愿书，另外还有几份宣誓书，它们出自仙蒂山和爱德华堡有头有脸的人物，证明请愿书中所述各项均为事实。那几位先生请求州长任命亨利 B 诺瑟普为其代理人，行使法律职权。　　这份请愿书和宣誓书引起了州长的注意。1852年11月23日，州政府盖章确定任命和聘用亨利 B 诺瑟普先生为政府代理人，全权负责解救我的任务，并即刻启程，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前往路易斯安那。　　然而，由于工作和政治上的事情，诺瑟普先生耽搁了一些时间，使得出发日期一再推迟到将近年底。这年12月14日，他离开仙蒂山前往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皮埃尔 苏尔阁下、战争部长康拉德先生阁下，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纳尔逊法官听说了我的事，在仔细查看了诺瑟普先生的委任状、核证过的请愿书副本和宣誓书后，他们分别向路易斯安那州的先生们发了几封公开信，强烈敦促他们为诺瑟普先生提供相应的便利和帮助。　　苏尔参议员尤其关注这件事，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路易斯安那州的所有种植园主们，都有义务帮助我重获自由。他相信，任何一个胸怀荣誉和公正的联邦公民，都会为了维护我的权益挺身而出。得到这些宝贵的亲笔信后，诺瑟普先生便返回巴尔的摩，从那儿去了匹兹堡。他最开始打算，这也是华盛顿的朋友们给他提出的意见—直接南下新奥尔良，找那里的政府当局查问情况。也许是上天自有安排，诺瑟普先生到达红河口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正是这一改变，才使他有机会遇到贝斯，从而让他的搜寻不至于无果而终。　　诺瑟普先生乘坐最早抵达的汽船，沿红河溯流而上。这是一条流动缓慢、河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它要穿过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和人迹罕至的沼泽。1853年1月1日，大约上午九点钟，他在马克斯维尔下了船，而后径直前往当地法院。那里其实是一个离河岸只有四英里左右的小村子。　　从邮戳可以看出，寄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的那封信，是从马克斯维尔发出的，因此他认为我就在这里或者附近。诺瑟普先生首先拜访了当地一位知名的法律界人士—约翰 P 瓦迪尔阁下，他是一位高尚的绅士。瓦迪尔先生看了诺瑟普先生带来的几封信，以及各种文件和材料，并听完他陈述我被绑架和囚禁的情形后，立刻以极大的热诚投入到这件事中，尽其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他和其他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一样，对绑架这样的罪行深恶痛绝。尽管奴隶交易能为当地带来很大一笔财富，但他不允许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存在。　　尽管马克斯维尔的地理位置非常突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图上也以醒目的斜体字标出，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村子里只有一间小酒馆，老板是个快乐又慷慨的人；只有一个法庭，用来审理各类案件；还有成群的野牛和野猪。除了空地上高高树立着的绞刑架，在空中随风摇荡的绳索，就再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了。　　瓦迪尔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所罗门 诺瑟普这个名字，但他很肯定地认为，如果马克斯维尔或周边地区真有叫这个名字的奴隶，他的黑小子汤姆一定会认识的。于是，他们把汤姆叫过去询问。结果，在汤姆所有认识的奴隶中，也没有这么一个人。　　寄给帕克和佩里的信上落款处提到了贝夫河，因此，他们认为我应该就在那一带。但问题是，贝夫河离这儿最近的点也有二十三英里，况且这个名字并不单指一条河，而是包括沿河两岸跨度达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一大片地方。在这条河边，生活着成千上万个奴隶，那里土壤肥沃，吸引了许多种植园主。求救信中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地址，这给搜寻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后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沿河两岸，一个种植园接着一个种植园地打听下去，直到找到我的下落。这件事，交给了诺瑟普和瓦迪尔先生的弟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他哥哥办公室里的学徒。瓦迪尔先生把自己的马车提供给他们，并确定搜寻工作从星期一的一大早就开始。　　看起来，这很可能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到地里，一个一个查看那些劳作的奴隶。他们不知道，在这里，我的名字叫普莱特。即便他们问到埃普斯本人，他也只会说不认识这个所罗门 诺瑟普。　　然而，他们别无他法，搜寻计划就这么决定了。星期天下午，暂时无事可做，诺瑟普和瓦迪尔先生谈论起了纽约州的政治。　　“我实在搞不懂你们州的那些政治派别，”瓦迪尔先生说，“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有守旧派和烧仓派，还有保守派和激进派，可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说看。”　　诺瑟普先生在烟斗里塞了点烟草，开始郑重其事地向他解释各个党派的特征。最后，他说，其实纽约州还有另外一派，名叫自由土壤党，或废奴主义者。“我猜，在这里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类人吧？”诺瑟普先生问。　　“还真有一个，”瓦迪尔笑着答道，“就在马克斯维尔，那可是个怪人，他到处宣扬废奴主义，和北方那些狂热分子不相上下。不过他是个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人，只是与人争论时，总是站到不靠谱的那一边。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和他辩论，那是件很有趣的事。他的口才特别出众，在我们这里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名叫贝斯，是个木匠。”　　随后，他们又聊了许多贝斯先生的怪癖。聊着聊着，瓦迪尔先生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让诺瑟普先生再给他看看那封神秘的求救信。　　“我瞧瞧，我……瞧……瞧！”他嘴里重复着，神情专注地浏览信纸，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8月15日，贝夫河。8月15日在这里盖的邮戳。‘为我写信的这个人—’贝斯去年夏天在哪儿干活呢？”他扭头问他的弟弟。他弟弟也不知道，但马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又回来了，对他哥哥说：“贝斯去年夏天就在贝夫河上的某个地方做工。”　　“就是他了，”瓦迪尔将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大声说道，“这个人肯定知道所罗门 诺瑟普的下落。”　　他们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贝斯，但却没有找到。打听的结果是，他去了红河边的某地，离马克斯维尔只有几英里路。诺瑟普一刻也没有耽搁，他和瓦迪尔的弟弟驾着马车便向那个地方赶去。他们到那时，刚好碰到正要离开的贝斯，而且他这次离开至少要两个星期甚至更久。各自介绍之后，诺瑟普请求和贝斯单独谈谈。于是，他们并肩向河边走去。后来，我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是这样的：　　“贝斯先生，”诺瑟普说，“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去年8月份，您是不是在贝夫河上做工？”　　“是的，先生，8月份我是在那儿。”贝斯回答。　　“您有没有替一个黑人奴隶，给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某位先生写过信？”　　“抱歉，先生，我觉得，这不关您的事。”贝斯说着，停下脚步，狐疑地看着诺瑟普。　　“也许是我太唐突了，贝斯先生，请您原谅。我从纽约州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封信的作者，那封信发于去年的8月15日，盖的是马克斯维尔的邮戳。从我掌握的情况，我推断您可能就是写那封信的人。实不相瞒，我在寻找所罗门 诺瑟普。如果您认识他，请务必坦白地告诉我他在哪里；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向您保证，您透露给我的任何信息，我都不会告诉别人。”　　贝斯盯着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他仍旧半信半疑，正在思忖对方是不是在骗他。最后，他谨慎地说道：　　“我就是那个写信的人，这没什么好惭愧的。如果您真的是来救所罗门 诺瑟普的，那我很高兴见到您。”　　“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他在哪儿？”诺瑟普急切地问道。　　“我上次见他是在圣诞节，也就是一周前。他是埃德温 埃普斯的奴隶。埃普斯是贝夫河上的一个种植园主，就在赫尔莫斯维尔附近。他在这儿不叫所罗门 诺瑟普，而是叫普莱特。”　　谜底终于解开了，我已经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终于穿透云层，指引着我重返自由。他们很快抛开了所有的怀疑和犹豫，开诚布公地在河边谈了许久。贝斯细说了他对我的关注，以及他春天北上的打算，并说即使靠他自己也能把我解救出来。随后，他又讲述了我们的认识过程，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诺瑟普讲述了我的家庭及我以前的生活。分别之前，他用红色粉笔在一张纸上，为诺瑟普画了一张贝夫河的地图，明确标明了埃普斯种植园的位置，以及最快到达那里的路线。　　在这之后，诺瑟普和他的年轻同伴便返回到马克斯维尔。他们决定在那里启动法律程序，来解决我重获自由的问题。于是我成了原告，诺瑟普先生是我的监护人，埃德温 埃普斯是被告。他们按照“动产返回诉讼”的性质，将诉讼提交给教区的治安官，治安官按程序需要将我拘留监管起来，并扣押至法庭作出判决。证明草拟好之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由于法官住在镇外较远的地方，暂时无法获得他的签名。因此，只能将其他事项推迟到星期一上午。　　表面看，似乎一切顺利。但星期天下午，瓦迪尔来到诺瑟普的房间，提出了几个他们未曾预料的困难。贝斯已经有所警觉，据说他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打算离开这个州。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辜负了诺瑟普对他的信任。而且，镇上已经有谣言，说客栈里的那个陌生人和瓦迪尔律师搅在一起，意在寻找老埃普斯家的一个奴隶。埃普斯经常在开庭季到马克斯维尔来，所以镇上的人们对他颇为熟悉。瓦迪尔担心，这个消息也许在晚上就能传到埃普斯那里，这样他就有机会在治安官到来之前把我藏起来了。　　这一担忧大大推动了营救计划的进程。治安官的家离村子不远，他们立刻通知他，在午夜之后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法官也接到了通知，并表示会与治安官同时到达。说句公道话，马克斯维尔当局在提供帮助方面的确是尽了全力的。　　午夜后不久，他们得到了法官的签名。随后，由客栈老板的儿子赶着一辆马车，载着诺瑟普先生和治安官，从马克斯维尔出发，向贝夫河一路狂奔而去。　　他们担心，埃普斯可能会对我的自由身份提出质疑。因此，诺瑟普认为，治安官将是一个重要的人证。如果由他描述，我和诺瑟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在法庭上可能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他们在途中商定，见到我时，先不给我和诺瑟普先生讲话的机会，而由治安官首先询问我几个问题，比如我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我妻子和我结婚之前叫什么，我都知道北方哪些地方，等等。如果我的回答与实际情况一致，对于证明我的身份将起到决定性的帮助。　　最后，正如我在上一章结尾所说的，当埃普斯骂骂咧咧地离开棉花地，叫嚣着马上就会回来给我们热热身时，诺瑟普和治安官已经找到了埃普斯的种植园，并看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们。他们从马车上下来，让车夫把马车继续赶到大宅前，并吩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随后，诺瑟普和治安官走下大路，穿过棉花地向我们走来。我们早就发现了他们，纷纷抬头望着马车。走在前面的把后面那个人甩开了好几杆子的距离，白人如此急匆匆地向我们跑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早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叔和帕茜惊讶得直发出啧啧声。两人走到鲍勃跟前时，治安官问道：　　“谁是普莱特？”　　“那个就是，老爷。”鲍勃连忙扯下帽子，指着我回答。　　我想不到，他找我会有什么事，于是转身注视着他，看着他走近我。我在贝夫河边住了这么多年，周围较远的种植园主都能认得出来，但这个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当然，我哪有机会见过他呢？　　“你就是普莱特？”他问。　　“是的，老爷。”我回答。　　他指着站在远处的诺瑟普，问我：“你认识那个人吗？”　　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当我的目光接触到那人的脸时，脑子里突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面孔—熟悉的面孔：安妮，我亲爱的孩子们，死去的父亲，所有与童年、与年轻时有关的情景，所有的朋友和那些难忘的、快乐的日子，一一出现了，又消失了，像影子一样在我眼前倏忽闪现。最后，一个最清晰的记忆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激动地将双手伸向天空，用尽所有的力气大声喊道：　　“亨利 B 诺瑟普！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立刻感觉到自由已经近在咫尺。我正要向他跑过去，治安官却拦住了我。　　“稍等，”他说，“除了普莱特，你还有其他名字吗？”　　“我的真名叫所罗门 诺瑟普，老爷。”我回答。　　“你有家室吗？”他又问。　　“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　　“你的孩子都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伦佐。”　　“你妻子结婚之前叫什么？”　　“安妮 汉普顿。”　　“谁是你的证婚人？”　　“爱德华堡的蒂莫西 艾迪。”　　“那位先生家住哪里？”他再次指着仍然站在远处的诺瑟普，问我。　　“他家住在纽约州华盛顿县的仙蒂山。”　　他还打算继续问我其他问题，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推开他，向诺瑟普先生跑去。我抓着这位老朋友的双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更是不受控制地滚滚而下。　　“索尔 ，”他终于开口，“见到你我真高兴。”　　我试着开口说话，却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只能默默地拉着他的手，看着他。其他奴隶看着眼前的场景，全都傻眼了，他们惊讶地张着嘴巴，眨巴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十年来，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在地里、在小屋里，从事着同样劳苦的工作，吃着同样粗糙的食物，忍受着同样不堪回首的悲伤，分享着同样少得可怜的欢乐。然而直到这一刻，在我即将告别他们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曾对我的真实姓名和身世，有过哪怕一星半点的怀疑。　　几分钟过去了，我仍然说不出一句话。我一直紧紧握着诺瑟普的手，望着他的脸，我真怕自己会突然醒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把袋子取下来吧，”诺瑟普终于又说道，“你以后再也不用摘棉花了，跟我们找你的老爷去。”　　我顺从地走在他和治安官之间，向大宅走去。走了好长一段距离之后，我才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我问他，我的家人是否都还活着。他告诉我说，不久前他还见过安妮、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阿伦佐也好好的。但是我的母亲，我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虽然我已经恢复了理智，但突如其来的巨大兴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还是觉得晕眩和虚弱，连路都走不稳了。幸亏治安官架着我的胳膊，扶着我走，不然我想我会晕倒的。我们走进院子，埃普斯站在门口正与车夫交谈。那个小伙子口风很紧，尽管埃普斯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但他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当我们走到跟前时，埃普斯已经和鲍勃或亚伯拉罕大叔一样迷茫，一样晕头转向了。　　埃普斯和治安官握了手，治安官向他介绍了诺瑟普先生，之后他们便到大宅里去了。这时，埃普斯命令我去砍些木柴。我照办去了，可是眼看就要砍够一抱之量时，我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做事，手里的斧头怎么都不听使唤了。最后，当我抱着木柴走进屋里时，桌子上已经铺满了文件，诺瑟普拿着一份正在宣读。我慢慢地往火边放木柴，把每一根木柴都摆得规规矩矩的，想拖延时间多听他们说话。我隐约听，“上面所说的所罗门 诺瑟普”“宣誓证人进一步说”“纽约州之自由公民”等字眼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但从这些只言片语，我已经能够猜出，多年来我在埃普斯老爷和太太面前竭力隐瞒的真相，终于揭开了。我在屋里已经磨蹭得够久了，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埃普斯叫住我，问道：　　“普莱特，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认识，老爷，”我答道，“我从小就认识。”　　“他家在哪儿？”　　“纽约州。”　　“你的家也在那儿？”　　“是的，老爷，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长大。”　　“这么说，以前你是自由人喽？你这该死的黑鬼！”他嚷道，“我买你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　　“埃普斯老爷，”我一反常态，用另一种声调说，“您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啊，况且我以前曾经对一个主人说过，就是绑架我的那个人，我说我是自由的，结果差点被他用鞭子打死。”　　“看情形，似乎有人替你写了封信，是不是？那人是谁？”他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但我没有回答。　　“我在问你，是谁写的信？”他再次问道。　　“也许是我自己写的呢。”我说。　　“你没机会到马克斯维尔的邮局，这点我知道。”　　他一再问我，是谁写的信，但我就是不说。于是，他开始咒骂起那个人来，扬言等找到他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他气得快要疯掉，不停地骂着那个替我写信的人，同时又痛心自己的财产损失。他对诺瑟普先生说，倘若他早一个小时知道他们的到来，他就会把我赶进沼泽地里，让全世界的治安官都找不到我，那样诺瑟普先生就永远也别想把我带回纽约州了。　　我走到院子里去，正要钻进厨房时，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我扭过头，看到菲比婶婶正端着一锅土豆从大宅的门后走出来，刚才是她朝我扔了一个土豆，虽然力度有点大，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她是想和我偷偷说几句话。她跑到我跟前，在我耳边关切地说道：“上帝呀，普莱特！你怎么想的？那两个人是来找你的对吧？听他们对老爷说你是自由的，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你要跟他们走吗？傻瓜才不走呢，真希望我能走。”菲比婶婶叽里呱啦说完这段话，便迈着大步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埃普斯太太来到了厨房。她跟我说了很多话，她很惊讶，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她觉得很遗憾，说宁愿失去种植园里的任何一个奴隶，也不愿失去我。如果是帕茜，那她就高兴坏了。再也没人给他们修椅子、修家具了，没人给他们修房子，没人给他们拉小提琴了，埃普斯太太竟真的流下了眼泪。　　埃普斯叫鲍勃把他的马牵过来，其他奴隶此时也不再害怕遭受惩罚，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院子里。他们站在小屋后面，不让埃普斯看到。他们冲我招手，要我过去，然后十分好奇地问东问西。如果我一字不落地把他们的话复述出来，连语气、姿态、表情都不变，那必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一下子高大起来，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诺瑟普和治安官发出了那些法律文件，他们和埃普斯约定，第二天在马克斯维尔见面。之后，他们便登上马车准备返程。我正准备爬上车夫的座位时，治安官对我说，我应该和埃普斯先生和太太说声再见。于是，我跑回到广场上他们站立的地方，摘下我的帽子，恭敬地说道：　　“再见了，太太。”　　“再见，普莱特。”埃普斯太太温和地说。　　“再见，老爷。”　　“啊！你这该死的黑鬼！”埃普斯恶狠狠地嘟囔道，“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离开这儿呢。明天，在马克斯维尔，咱们走着瞧。”　　我是个“黑鬼”，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但我现在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好像我过去一直是个白人一样。如果当时在临别之际，我能壮起胆子给埃普斯来上一脚，那该多爽啊。我转身向马车走去，帕茜从小屋后面追了过来，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　　“哦！普莱特，”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哭着对我说，“你要自由了，你要到那边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让我少挨了多少鞭子呀，普莱特，我真高兴你要自由了，可是，哦！上帝呀！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　　我挣脱了帕茜，钻进马车。车夫凌空甩了一下鞭子，马车便应声开始徐徐向前移动。我回过头，看到帕茜低头蹲在地上，埃普斯太太站在广场上，亚伯拉罕大叔、鲍勃、威利，以及菲比婶婶站在大门口，远远地注视着我。我向他们挥挥手，马车在河岸上拐了一个弯，从此，他们在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我们在凯里的制糖厂停留了片刻，那里有大批奴隶正在干活。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象。埃普斯骑着马，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他那是要去大松树林找威廉 福特，因为是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　　1月4日，星期二，我和诺瑟普、瓦迪尔、法官、阿沃耶尔县的治安官，在马克斯维尔村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埃普斯和他的法律顾问E 泰勒。诺瑟普先生如实陈述了我的背景资料，展示了他的委任状及宣誓书。治安官描述了他在棉花地里见到我的情景。他们也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泰勒先生对他的委托人说，他很满意这些证据，这场诉讼如果继续下去必定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关键是花再多的钱都没用。所以，在他的建议下，他们草拟了一份文件，由当事各方共同签署。埃普斯表示，他尊重我的自由权利，并将我正式交给纽约州当局。按照规定，我们当天的全部谈话内容都已记录在案，如今仍保存在阿沃耶尔县的档案室里。　　随后，我和诺瑟普先生立刻赶往码头，登上第一艘经过的汽船，很快便沿着红河顺流而下了。正是这条河流，十二年前，我带着沮丧的心情逆流而上，从此开始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第二十二章 更高级的审判　　人类的法庭让他逃过了惩罚，但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在那里，伪证是起不了作用的。有朝一日，我也很愿意去到那里，接受审判。　　　　汽船朝着新奥尔良的方向驶去。也许我没有表现得太过兴奋，我没有在甲板上激动地跳起舞来，也没有感恩戴德地去讨好这位千里迢迢前来搭救我的恩人：没有给他点烟斗，没有恭候在他的身旁等待最微不足道的指令。我没有那样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新奥尔良逗留了两天。期间，我把弗里曼奴隶场的位置指给诺瑟普先生看，告诉他，当初我被卖给福特时的交易大厅在哪里。在大街上，我们偶然遇到了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但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搭理这个人了。我从一些可敬的先生的口中得知，弗里曼如今混得很惨，他早已声名狼藉，变成一个可悲、粗俗、令人讨厌的家伙了。　　我们还拜访了书记员杰诺伊斯先生，苏尔参议员的信便是写给他的。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名副其实、品格高尚的绅士。他非常爽快地为我们办了通行证，签了字，并盖上办公室的印章。由于证件中包括书记员对我外貌的描述，在这里插入一下应该不算多余，下面便是我摘录的副本内容：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　　第二区办事处：　　所有受文机构和个人：　　兹证明，纽约州华盛顿县人士亨利 B 诺瑟普已向本机构证明所罗门 诺瑟普为自由之人，此人为白黑混血儿，年龄四十五岁，身高五尺七寸六，卷发，栗色眼睛，生于纽约州。上述之亨利 B 诺瑟普将带上述之所罗门回归故乡，途中须经过南部路线，请各地方机构予以配合，使上述之黑人所罗门能够顺利通行，不受阻挠和骚扰。　　该文件由本人亲自签名，并加盖新奥尔良市公章。　　签发时间：1853年1月7日　　书记员：杰诺伊斯　　　　8日上午，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庞恰特雷恩湖，之后又按常规路线抵达查尔斯顿。我们登上汽船，在付船费的时候，一名海关人员叫住了诺瑟普先生，问他为什么没有给他的仆人登记。他回答说，他没有仆人，此番是作为纽约州政府的代理人，陪同一位刚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公民返回故乡，因此他不愿也不打算作任何登记。从他与人谈话的内容和态度来看，尽管我可能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但查尔斯顿官员们制造的这点小麻烦，并没有让我们大费周章。总之，我们获准通行，经过里士满时，我还瞥了一眼那里的古丁奴隶场。最终，我们于1853年1月17日抵达了华盛顿。　　我们获悉，伯奇和拉德本两人仍然居住在这座城市里。于是，我们立即向华盛顿的治安法官提起诉讼，控告詹姆斯 H 伯奇将我绑架，并卖到南方为奴的犯罪行为。戈达德法官签发了逮捕令，伯奇很快归案。曼泽尔法官对他暂行拘留，直到他缴纳了三千美元的保释金。伯奇刚刚被捕时，显得很惊慌。他到达路易斯安那大街的法官办公室，了解了被起诉的详情之前后，恳求警方允许他见一见本杰明 O 谢科尔兹，此人已经做了十七年的奴隶贩子，是伯奇从前的合伙人。后来，此人成了伯奇的保释人。　　1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当事双方都来到了法官面前，包括俄亥俄州参议员切斯先生、仙蒂山的奥维尔 克拉克先生、我和我的辩护律师诺瑟普先生、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约瑟夫 H 布拉德利。　　在庭上，奥维尔 克拉克以证人身份宣誓，他作证说，他与我自小相识，我生来就是自由人，而且我的父亲也是自由人。之后，诺瑟普先生也提供了同样的证词，并如实陈述了他受命前往阿沃耶尔县的经过。　　随后，埃比尼泽 拉德本也当庭宣誓，并告诉法庭他今年四十八岁，是华盛顿的居民，认识伯奇已有十四年，1841年时他是威廉奴隶场里的看守，他还记得那年我被囚禁在奴隶场的事。此时被告律师已经承认，1841年春天我曾被伯奇带到奴隶场中。法庭随即宣布，休庭片刻。　　重新开庭后，本杰明 O 谢科尔兹作为被告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本杰明块头巨大，性格也粗鲁。这一点，从他回答被告律师问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来。律师问他的出生地在哪里，他像与人吵架一样粗暴地嚷道：　　“纽约州安大略县，我就是在那儿生的，生下来时有十四磅重。”　　本杰明的确是个胖小子。随后，他作证说，1841年他在华盛顿经营汽船饭店，那年春天曾见过我。他继续作证说，他曾听到两个人的谈话。这时切斯参议员提出反对，理由是第三方的话在这里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法官驳回了他的反对，于是谢科尔兹继续说下去。他说，那两个人来到了他的饭店，自称有个黑奴要脱手。他们见了伯奇，并对后者说他们来自佐治亚州，但具体哪个县谢科尔兹记不起来了。那两人详细描述了这个黑人的资料，说他是个泥瓦匠，会拉小提琴。后来伯奇同意做这笔买卖，于是他们出去把那个黑人领了进来，那个黑人就是我。　　谢科尔兹继续装模作样地陈述，好像他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样。他在法庭上说，我曾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佐治亚人，那两人中较年轻的是我的主人。他说，我在与那人分别时流露出深深的痛苦，还说当时我们“都哭成了泪人”。尽管我们依依不舍，我仍然深明大义地说，主人有卖掉我的权利，而且他应该卖掉我，至于为什么，根据谢科尔兹的说法，是因为我的主人当时“赌博上瘾，一掷千金，急需要钱”。　　根据当时的法庭记录，他接着又说了下面的话：“伯奇按惯例，问了那个黑人一些问题，并对他说，如果买了他，就会把他送到南方去。那黑人说他没有异议，实际上他很愿意到南方去。据我所知，伯奇为了买他花了六百五十块。我不知道当时他叫什么，但反正不是所罗门。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卖家的名字。他们只在我的店里待了两三个小时，期间那黑人还拉了会儿小提琴。买卖契约是在我的酒吧间里签的字。那是一张粗坯纸，由伯奇起草的。1838年之前，伯奇是我的生意伙伴。我们的生意就是奴隶买卖，后来他去和新奥尔良的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搭伙了。伯奇在这边买，弗里曼在那边卖。”　　在谢科尔兹出庭作证之前，我早已向法庭详细陈述了，我受布朗和汉密尔顿的蛊惑，跟他们一同前往华盛顿的前前后后。谢科尔兹显然听到了这些内容，所以在他的证词中才会出现“两人”之说以及我拉小提琴的事。他的证词几乎没有一句实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然而，他却在华盛顿找到了一个证人。　　这个所谓的证人便是本杰明 A 索恩。他作证说，1841年他在谢科尔兹的饭店里，见到过一个拉小提琴的黑人。“谢科尔兹说，他是个准备出售的奴隶。我听他主人对他说，要把他卖掉。那黑人也对我承认，他是个奴隶。不过他们付钱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就是这个黑人，当时他的主人几乎快哭出来了，而且我觉得那黑奴已经哭了！我时不时地会带些奴隶到南方去，这一行我断断续续地干了二十年了，没有奴隶可带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事儿。”　　之后，我方提议，让我以证人身份陈述证词，但遭到了反对，法庭决定对我的证词不予采纳。原因很简单，我是个黑人—但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这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　　根据谢科尔兹的证词，伯奇当时买下我时，曾签了一份买卖契约。法庭要求伯奇出示这份契约，以便印证索恩和谢科尔兹的证词。被告律师也认为有必要出示这份契约，如果无法出示，则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伯奇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份契约，但他希望以证人身份为自己辩护。他这样做等于代行律师职权，他的证词违反了证据规则，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倘若允许他这样做，将会大大改变审判的结果。然而，没想到的是，法庭竟然接受了他的证词。他宣誓之后说，的确存在这样一份契约，但早已被他弄丢了。此时，我方请求法官派警官前往伯奇的住处，将他1841年买卖奴隶的账册取过来。法庭同意了这个请求。在我们还没有想出下一步的对策之前，警官已经拿回了全部账册，并呈上法庭。他们找到了1841年的账册，但尽管经过反复仔细地查找，始终没有找到关于我的交易记录。　　根据这些证据，法庭认为，我起诉伯奇的理由不成立，伯奇无罪释放。　　随后，伯奇和他的那帮小人又试图反咬一口。他们控告我与另外两名白人共谋诈骗于他。审判结束一两天后，这件事被登上了《纽约时报》。在此，我摘录部分文章内容如下：　　“在被告无罪释放之前，被告的律师已经起草了一份宣誓书，且由伯奇签名，指控该黑人伙同上述的另两名白人诈骗伯奇六百二十五美元。他们以此向法庭申请了逮捕令，法庭受理，黑人被捕，交由戈达德法官审讯。伯奇和他的证人们悉数出庭，亨利 B 诺瑟普担任黑人的辩护律师，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担任辩方律师，并要求法庭即刻开庭，万勿推迟。伯奇和谢科尔兹私下里交谈片刻后，向法官提出撤诉请求。被告律师表示，被告对此难以接受，拒绝同意。伯奇随后请求法官将起诉书和逮捕令交予他保管，法官同意。被告律师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应成为法庭记录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的法庭程序不应中止。于是伯奇又将文件交还给法庭，而后法庭宣布，由于起诉人提出撤诉请求，此案不予继续审理，案宗存档。”　　有些人偏于相信那个奴隶贩子的话，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奴隶贩子，他的话也比我的更有分量、更可信。谁让我是个可怜的黑人呢？这是一个被蹂躏、被轻视的种族，压迫者们才根本不会用心听他们卑微的声音。但我知道真相，陈述事实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可以当着任何人的面，当着上帝的面，郑重声明：伯奇等人提出的任何针对我的指控或声明，包括说我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合谋出卖自己，以及关于我前往华盛顿的其他版本的解释，我失去自由并被囚禁在威廉奴隶场等情况，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话。我在华盛顿从来没有拉过小提琴。我从来没有去过汽船饭店，更没见过索恩或谢科尔兹。他们自编自导的这出三重唱，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既卑鄙无耻，又荒唐可笑。倘若真如他们所言，我自愿卖身为奴，那我又何必让人把我解救出来，还来起诉伯奇呢？对他，我应该避之唯恐不及，何必自动送上门去呢？我难道不知道，走这一步会让我背上无耻的恶名，难道还要迎头而上吗？对于我这样一个心系亲人、归心似箭的人来说，难道我甘冒被曝光，甚至面临刑事检控或犯罪的风险，硬把自己拖到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境地？伯奇和他的同党们用如此幼稚的手段指控我，实在令我愤慨。我之所以把他揪出来，与他当庭对质，指控他犯下绑架的罪行，唯一的动机便是，我希望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负责，我希望他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如上所述，他被无罪释放了。人类的法庭让他逃过了惩罚，但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在那里，伪证是起不了作用的。有朝一日，我也很愿意去到那里，接受审判，至少在那里我的这些声明会得到足够的关注。　　1月20日我们离开了华盛顿，经费城、纽约和奥尔巴尼，于21日晚到达仙蒂山。望着周围熟悉的景色，幸福的暖流从我的心底汩汩涌动，我好像又回到了朋友们中间，回到了旧日的时光。第二天早上，我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前往格伦斯福尔斯，去找安妮和我的孩子们。　　我走进他们舒适的小屋，玛格丽特第一个看到我。但她没有认出我，我离开时她才七岁，还是个天天抱着布娃娃的小丫头。现在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并且已经结婚，她身边站着一个眼睛又大又亮的小男孩儿。为了纪念他那不幸的外公，她把孩子取名叫所罗门 诺瑟普 斯汤顿。当玛格丽特知道我是谁后，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她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后，伊丽莎白也走进了屋子，而安妮得到了通知，也从饭店跑了回来。他们拥抱我，搂着我的脖子久久不松开，激动的泪水不停地从脸颊上淌过。我不想说太多当时那种久别重逢的画面，因为想象永远比描述的更美好。　　我们渐渐平复了激动的情绪，转而变成了无比的欢乐。一家人围坐在火旁，感受着弥漫整个小屋的融融的暖意。我们在柴火的爆裂声中，彼此倾诉衷肠。十二年来发生了多少事啊，我们分开得太久了，彼此都有太多的经历，都饱尝过希望和恐惧、欢乐和痛苦、审判和灾难。　　我的儿子阿伦佐去了西部，前不久还曾给他的妈妈写过一封信，说等他攒够了钱就去把我赎回来。这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人生目标。他们都知道我被绑架并被卖为奴隶的事。我在船上偷偷写的那封信，以及克莱门斯 雷都曾经这样告诉过他们。但他们苦于没有我的具体下落，束手无策。直到收到贝斯这封信，他们才算看到了希望。安妮告诉我，有一次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哭着从学校回来，问了才知道，她们在学习地理的时候，从书上看到了奴隶们在棉田里劳作、监工手提皮鞭在后面赶的图画。这让她们想到了我，想到我可能遭受的苦难，当时我也的确正在南方遭受那样的煎熬。我们彻夜不眠，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我能感受到，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殷切地思念我。当然，这些也不必再向读者一一赘述了。　　我的讲述到此结束了。对于奴隶制，我不想过多评论。从我的经历中，读者们应该会对这种独特的制度产生自己的看法。其他州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不甚了解。但我在书中，我所描述的红河及贝夫河沿岸的情况，却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我没有杜撰，也没有夸大。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我向读者们展示了太多光明的一面。我毫不怀疑，像我这样被绑架、继而被卖为奴隶的自由公民一定不在少数。此刻，他们也许正在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但我需要克制，苦难磨炼了我的忍耐力。感谢那些仁慈的好人，我才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得到自由与幸福。从今往后，我只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过平凡人的日子。如果上帝允许，在我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就让我在亲人们的簇拥下安然离去，而后在我父亲长眠的那座教堂墓地里，找一个属于我的永久的所在。附录1：　　附录1：《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　　　　通过于1840年5月14日　　纽约州参议院和议会代表纽约州人民颁布法令如下：　　（1）无论何时，当州长获悉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绑架或运出州境，到其他州或美国其他领土范围内为奴，或者任何自由公民或居民被人以不正当手段限制自由、囚禁或限制在任何一个州或美国其他领土范围内从事奴隶工作，声称或佯称此人为奴隶，或者根据该州或领土范围内的法律以肤色为标准认定此人为奴隶或剥夺其自由公民的人身权利，则州长需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使此人重获自由并回归本州。本法令在此授权州长可根据需要任命或聘用一名或多名代理人实施此拯救和护送任务；州长需授予上述代理人以委任状和行动指令，以助其完成任务。州长可决定对代理人必要支出之外的其他服务提供补偿。　　（2）上述代理人应搜集适当证据，证明被解救人的自由权利，并在州长的领导下，为使被解救人重获自由，回归本州，根据需要前往各地，采取各种措施，提起诉讼等法律程序等。　　（3）在从事上述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须经过审计官审计核准并开具证明，然后由本州财政部拨款支付。财政部亦可提前支付，但需要有审计官的证明，同时还需要州长的书面证明，表明该款项为此代理人完成使命之合理支出。但代理人完成任务之后需再次到审计机关对账，核准支出金额。　　（4）本法令即时生效。　　　　附录2：《安妮的请愿书及各项证明》　　尊敬的纽约州州长阁下：　　这是我向您提交的请愿书，我现在住在本州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村，在此我恭敬地向您陈述以下事实：　　我叫安妮 诺瑟普，婚前名字叫安妮 汉普顿；去年3月14日我已经整四十四岁。我于1828年12月25日与所罗门 诺瑟普在本州华盛顿县的爱德华堡成婚，证婚人是当地的治安法官蒂莫西 艾迪先生。我们婚后一直生活在爱德华堡，直到1830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同一个县的金斯伯里镇，并在那里生活了大约三年，随后我们又搬到了本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随后在该地及其相邻的镇上一直生活到1841年。这年，我的丈夫所罗门去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从此杳无音信。　　1841年，我获悉，纽约州华盛顿县仙蒂山的亨利 B 诺瑟普收到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出的信，信中说我的丈夫所罗门在华盛顿遭遇绑架，并被带到了一艘船上，当时那艘船在新奥尔良停留，但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陷入那种境况的，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我丈夫所罗门的任何消息。直到去年9月，我再次收到了丈夫的一封信，此信是从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发出的，信中说他被卖到那里做奴隶，我认为这是个确切可靠的消息。　　我丈夫四十五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之前从未离开过纽约州，直到前面提到的去华盛顿那一次。所罗门 诺瑟普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却被人指为奴隶，以不正当手段卖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　　我丈夫所罗门的父亲是敏图斯 诺瑟普，曾经是个奴隶，后获得了自由，于1829年11月22日在爱德华堡去世。所罗门的母亲是位白黑混血儿，或可能拥有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统，五六年前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去世，据我所知，她一直是自由人。　　我的家庭贫困，无力承担解救丈夫所罗门所需的支出。　　因而恳请州长阁下视情况所需聘用代理人前往解救所罗门 诺瑟普，以便使纽约州于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使本州自由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保障法令》得以贯彻执行。　　再次诚挚恳求。　　安妮 诺瑟普（签名）　　1852年11月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安妮 诺瑟普，纽约州沃伦县格伦斯福尔斯村人士，在此郑重发誓，以上请愿书中所述内容均为事实。　　安妮 诺瑟普（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 休斯　　1852年11月19日　　　　我们建议州长阁下委任纽约州华盛顿县仙蒂山村的亨利 B 诺瑟普先生为代理人之一，负责解救上述安妮 诺瑟普在请愿书中所指的所罗门 诺瑟普。　　纽约州华盛顿县仙蒂山　　1852年11月20日　　（签名）　　彼得 赫尔布鲁克　　丹尼尔 斯威特　　B F 豪格　　阿尔蒙 克拉克　　查尔斯 休斯　　本杰明 费理斯　　E D 贝克　　约西亚 H 布朗　　奥维尔 克拉克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约西亚 汉德，上述州县仙蒂山村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五十七岁，生于上述村庄，且一直居于此地；我在此证实自1816年以来便与敏图斯 诺瑟普及其子所罗门 诺瑟普相识；该所罗门 诺瑟普即为安妮 诺瑟普请愿书中所指之人。我可以证明敏图斯 诺瑟普从与我相识到最终去世期间，均在金斯伯里和爱德华堡务农；敏图斯及其妻子，即所罗门 诺瑟普之母亲均为纽约州自由公民，我对此无异议；我证明所罗门 诺瑟普生于华盛顿县，并于1828年12月25日在爱德华堡结婚，其妻子和三名子女—两女一男—目前住在纽约州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所罗门 诺瑟普在1841年被绑架之前生活在本州的华盛顿县及周边地区。1841年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所罗门 诺瑟普，但据可靠消息，所罗门 诺瑟普已被人以不正当手段贩卖至路易斯安那州为奴，我对此亦无异议。同时我对安妮 诺瑟普在其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各项事实也无异议。　　约西亚 汉德（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 休斯　　1852年11月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蒂莫西 艾迪，上述州县爱德华堡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六十岁，在上述地点居住五十年以上。我与安妮 诺瑟普请愿书中所指的所罗门 诺瑟普及其父亲敏图斯 诺瑟普已经认识多年；敏图斯 诺瑟普曾经做过奴隶，其妻子为白黑混血儿，二人育有两子，分别叫约瑟夫和所罗门。1828年之前，敏图斯全家在爱德华堡居住多年；敏图斯于1829年逝世于爱德华堡。1828年12月25日，该地治安法官主持了所罗门 诺瑟普与安妮 汉普顿的婚礼。我明确指出，上述所罗门为纽约州自由公民，且我可以证明其人在1840年之前从未离开过本州，但1840年之后我们便没有再见过面。最近我得知所罗门 诺瑟普被囚禁于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为奴，我认为此消息真实可靠。另外我说明，上述的敏图斯 诺瑟普去世时已年近六十岁，但当时他成为自由公民至少已有三十余年。　　我证明，所罗门 诺瑟普之妻为人正直，品性和名声都很好，其在所附请愿书中的陈述真实可信。　　蒂莫西 艾迪（签名）　　宣誓公证人：法官 蒂莫西 斯托顿　　1852年11月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亨利 B 诺瑟普，上述州县仙蒂山村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今年四十七岁，一直居于上述州县；我与敏图斯 诺瑟普相识多年，直至后者于1829年在爱德华堡去世。我认识敏图斯之子—所罗门和约瑟夫；二人均生于上述的华盛顿县；该所罗门即为安妮 诺瑟普请愿书中所指的丈夫所罗门 诺瑟普，我与他自小相识，他长期生活在华盛顿县及周边地区，直到1841年失踪。所罗门能读会写，其父母均为纽约州自由公民；1841年，我收到所罗门的一封信，邮戳显示发信地点为新奥尔良，信中说所罗门在前往华盛顿工作期间遭人绑架，自由证明被掠夺，当时正戴着镣铐，被人当作奴隶囚禁在一艘船上；但他不知道最终目的地，并让我设法营救；我认为信件内容真实可信，但目前该信件已经遗失，无法找到；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打探所罗门的下落，但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去年9月，我收到一封所罗门找人代笔写的信，信中透露他在路易斯安那州阿沃耶尔县教区的马克斯维尔或附近地区，已经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隶；我认为该信件中的信息真实可信，所罗门 诺瑟普确已被人以非法手段运往上述的马克斯维尔为奴。　　亨利 B 诺瑟普（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 休斯　　1852年11月20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尼古拉斯 C 诺瑟普，上述州县仙蒂山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今年五十八岁，与安妮 诺瑟普请愿书中提到的所罗门 诺瑟普相识已久。我知道所罗门此时大概四十五岁，生于纽约州华盛顿县或埃塞克斯县，1841年之前一直在纽约州之内生活，而之后，我再未见过所罗门，且不知其具体去向，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听说所罗门被困在路易斯安那州。我能证明，所罗门大概是在二十四年前在上述州县的爱德华堡成婚的，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目前生活在纽约州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我发誓，所罗门 诺瑟普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早年生活在华盛顿、埃塞克斯、沃伦和萨拉托加等县，而其妻子和儿女在所罗门婚后的时间一直生活在上述各县内。我认识所罗门的父亲敏图斯 诺瑟普，此人原先是黑奴，但后来获得了自由，他于1829年11月22日逝世于纽约州华盛顿县的爱德华堡，葬于仙蒂山墓地；他死前三十年一直生活在埃塞克斯、华盛顿和伦塞勒县，死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儿子，分别是约瑟夫和所罗门。所罗门的母亲是白黑混血，五六年前已经死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我证实，所罗门的母亲在生下所罗门 诺瑟普时已经不是奴隶，而且在随后的五十年中没有再做过奴隶。　　尼古拉斯 C 诺瑟普（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查尔斯 休斯　　1852年11月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奥维尔 克拉克，上述州县仙蒂山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五十多岁，1810至1811年间，或那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生活在上述的仙蒂山和格伦斯福尔斯；我认识敏图斯 诺瑟普，他是个黑人，但当时是自由公民；敏图斯的妻子，也就是所罗门的母亲也是自由公民；从1818年到敏图斯 诺瑟普去世—大概在1829年，我与敏图斯一直保持着彼此熟识的关系；我证明，他在当地是个令人尊敬的人，且是个自由人；同时，我也认识敏图斯的儿子所罗门 诺瑟普，相识时间大约从1818年到1840或1841年，也就是后者失踪之时；其妻子安妮 汉普顿是威廉 汉普顿的女儿，是我的一个近邻；上述之安妮，即所罗门之妻，目前生活在附近地区；上述之敏图斯 诺瑟普和威廉 汉普顿均为受人尊敬的先生；其二人各自的家庭也享有不错的口碑，且都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威廉 汉普顿拥有选举权，而敏图斯 诺瑟普作为自由公民，则拥有参选的财产资格。　　我还可以证实敏图斯之子，安妮 汉普顿的丈夫所罗门 诺瑟普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上述之安妮 汉普顿，所罗门 诺瑟普之妻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正直的女人，因此我认为该女子诚实可信，并相信她向州长提交的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内容为事实。　　奥维尔 克拉克（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U G 帕里斯　　1852年11月19日　　　　纽约州政府，　　另华盛顿县政府：　　本杰明 费理斯，上述州县仙蒂山人士，在此郑重发誓：我五十七岁，在上述州县和村庄生活了四十五年；我与敏图斯 诺瑟普熟识，时间从1816年至1829年直到后者在爱德华堡去世；我认识敏图斯的孩子，分别为约瑟夫 诺瑟普和所罗门 诺瑟普；该所罗门即为请愿书中之所罗门；敏图斯在华盛顿县生活多年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已是纽约州自由公民；上述之请愿人安妮 诺瑟普是一个品格正直的妇女，其在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内容真实可信。　　本杰明 费理斯（签名）　　宣誓公证人：治安法官 U G 帕里斯　　1852年11月19日　　　　纽约州政府，　　奥尔巴尼行政处：　　本人在此声明前述各宣誓书为行政部门留档证据之准确副本，以这些宣誓书为依据，本人已经委任亨利 B 诺瑟普为本州代理人，采取适当措施救助前述中提到的所罗门 诺瑟普。　　州长华盛顿 亨特（签名）　　私人秘书 J E R　　1852年11月30日　　　　纽约州政府，　　行政部：　　纽约州州长华盛顿 亨特，敬请相关人员注意：　　我已收到确切消息，称本州自由公民所罗门 诺瑟普被人以非法手段卖往路易斯安那州为奴。　　根据本州法律，本人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拯救任何通过非正常手段沦为奴隶的自由公民，使其重获自由，回归故里。　　依照1840年通过的本州法律第375条授予我的职权，本人已委托并任命本州华盛顿县的亨利 B 诺瑟普为代理人，全权处理解救所罗门 诺瑟普的相关事宜。本人在此授权上述代理人可以开始必要和适当的法律程序，搜集证据，获得顾问信息，采取一切必要和正当的手段完成这一使命。　　同时上述代理人根据指示将以最便捷的方式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履行使命。　　本人签字盖章，以兹证明。　　（签名，盖章）　　华盛顿 亨特　　私人秘书 詹姆斯 E 拉格斯　　1852年11月23日　　　　附录3　　路易斯安那州政府，　　阿沃耶尔县教区：　　本人为阿沃耶尔县教区的书记员阿里斯蒂德 巴滨，现就纽约州华盛顿县人士亨利 B 诺瑟普受其所在州州长华盛顿 亨特之委托前往本地解救一名受困为奴的黑人自由公民一事作如下记录：上述之亨利 B 诺瑟普于1852年11月23日获得上述州长之委任，全权负责解救一名在本地为奴的黑人自由公民所罗门 诺瑟普，此人曾遭受绑架并被转卖于本地。现在是阿沃耶尔县教区种植园主埃德温 埃普斯的私人财产；上述代理人已经承认埃德温已于今日同意将前文提到的自由黑人所罗门 诺瑟普交予他带回纽约州，使其重获自由。埃德温 埃普斯对上述代理人提供的证据表示满意，并承认所罗门 诺瑟普理应享有自由权利。双方同意本文件应附有核证的授权书副本。　　双方核准签字。　　（签名）　　亨利 B 诺瑟普　　埃德温 埃普斯　　书记员：阿里斯蒂德 巴滨　　合法的见证人签名于下：　　（签名）　　E 泰勒　　约翰 P 瓦迪尔　　1853年1月4日 马克斯维尔　　　　路易斯安那州政府，　　阿沃耶尔县教区：　　本人在此声明，上述记录为原始记录之真实准确的副本，原件保存于本人办公室。　　本书记员亲自签名并加盖阿沃耶尔县教区公章。（盖章）　　书记员签名：阿里斯蒂德 巴滨　　185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