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2]天宝末，杨国忠用事，蜀帅抚慰不谨，蛮王阁罗凤不恭，国忠命鲜于仲通兴师十万，渡泸讨之，大为罗凤所败。[3]从上述记载中，对于与南诏国的争端之由来自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是由于当时以杨国忠为首的朝廷腐败、骄横所引起的。政治的腐败，在这里也是暴露得非常明显。自天宝九年开战以后，杨国忠屡次征兵讨伐南诏，但都是以失败告终。穷兵黩武的行为，对于唐朝政府而言，是一个走向衰落和转折的开始。战争给民众所带来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于老百姓来说，此时开始，盛世不再，他们的生活开始渐渐地为恐惧和灾难所包围：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4]新丰老翁的遭遇，在当时可谓典型。穷兵黩武，带给老百姓的则是人祸连连。然而，老百姓所面临的灾难，却不仅如此。自天宝十一年（752）开始，长安一带水旱灾相继而发，到了天宝十三年（754）更是秋雨连续两个月不止：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5]自天宝十三年以来，寒山的生活也遇到了极大困难。虽说寒山是有功名在身，可以免于征兵的。然而人祸可以逃避，天灾却是没有办法可以躲避的。由于连年以来的水旱灾害，咸阳一带的百姓原本富裕的生活不再了，反倒时常为生计担忧。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人再需要寒山教他们的孩子，寒山原本可以聊以度日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在《寒山诗》中，对于此时尴尬寒山感到了无能为力，“一人好头肚，六艺尽皆通。南见驱归北，西风趁向东。长漂如泛萍，不息似飞蓬。问是何等色，姓贫名曰穷”（《一人》一四八）。是啊，百无一用是书生，此种境地之下，就算六艺精通又如何？寒山的生活度日如年，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人祸连着天灾，盛世光环之下的大唐，此刻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可是玄宗皇帝则依然不觉，在他的眼中，自然还是盛世一片，天下太平。于是，自然是歌舞升平：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6]然而，这种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到头了，对于玄宗皇帝及其所引以为骄傲的盛世大唐而言，面临着摧毁性的打击。这个打击来源于玄宗皇帝所宠爱的安禄山，史称“安史之乱”，这也标志着唐朝开始走向没落。安禄山本是混血胡人，他貌似忠诚，生性狡诈，善逢迎，由于得到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节度使，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割据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又加之连年征讨南诏，致使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自范阳率兵15万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敌之人。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井无赖之徒，前往阻挡。封、高二人，乃当时名将，无奈兵将乃是乌合之众，根本无力抵御叛军，封、高退守潼关，最后竟被宦官杀害。叛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这对于在风雨飘摇中的唐政府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洛阳宫中花柳春，洛阳道上无行人。皮裘毡帐不相识，万户千门闭春色。春色深，春色深，君王一去何时寻。春雨洒，春雨洒，周南一望堪泪下。蓬莱殿中寝胡人，鳷鹊楼前放胡马。闻君欲行西入秦，君行不用过天津。天津桥上多胡尘，洛阳道上愁杀人。[7]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8]，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发难，让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玄宗皇帝措手不及。安禄山在洛阳称帝之后，锋芒直逼长安。封、高二将被杀之后，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也是当时名将，曾大败吐蕃，收复西北，因此而威名远震。在潼关，哥舒翰试图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可是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六月，唐军在潼关外溃败，哥舒翰被俘，潼关之守荡然无存，安禄山得以长驱直入自在情理之中。“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9]，无奈之下，玄宗皇帝与杨贵妃以及杨氏弟兄姊妹，匆忙西逃，欲奔四川而去。可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盛唐之所以会遭致今日的剧变，杨国忠是难辞其咎的，“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9]，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随行的将士在愤怒中杀死了杨国忠，又逼使玄宗皇帝绞杀杨贵妃，才肯继续起行，前往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在今宁夏境内），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皇帝为太上皇。唐肃宗任用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的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数民族借兵，以平叛乱。长安城要被安禄山占领了，当寒山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寒山的眼中，这是多么强盛的时代啊。哥舒翰将军镇守着潼关，安禄山怎么可能攻下呢？可是，当他看到长安的那些达官显贵都在纷纷逃离的时候，当他听说歌舒翰已经被俘的时候，当他听说连玄宗皇帝都弃都而逃了的时候，他才感到了情势的危急。眼看再过几个月又到了吏部关试的时候，这几年生活很不容易，好不容易熬到如今，可是，连皇帝都走了，关试什么的，自然也就虚无缥缈了。怎么办？战火到了长安，不走的话也许就有生命危险了。离开长安，像大多数的士绅显贵一样，这是寒山最自然的选择。要离开长安，寒山自然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自天宝七年（748）冬，妻子被接回娘家之后，寒山一直没有机会见妻子和儿子。八年了，儿子应该十二岁了，他还会记得自己吗？还有妻子，她现在怎么样了呢？想到这里，寒山已经顾不得遭受岳父母的辱骂，飞奔向岳父母家。可惜，当寒山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他们一家和长安的许许多多显贵们一样，早就走了。寒山不知道他们逃向哪里了，突然之间，寒山感觉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偌大的世界，突然之间，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多余的。寒山觉得自己的内心异常的空虚，妻子、儿子都不见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东西了。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除了咸阳城外父母的墓茔，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了。寒山无助地走在咸阳城，这个他曾经那么熟悉的地方，此时此刻，竟全然变得陌生了。昔日曾经所拥有的繁华不再了，那林林立立的店铺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逃亡后的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夏日的咸阳却被凄凉所笼罩，这样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只有店铺上飘舞着的凌乱的招牌，似乎还在向人述说着那个曾经繁华无尽的昨天。妻儿已经不知所终了，哥哥自从败家之后也音讯全无了，孤零零的寒山，在这风雨飘摇的冲击中，没有了任何的选择，也不想做任何的选择，因为对于寒山而言，此刻他的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了亲人的牵挂，在那一刻，虽是盛夏，可是寒山的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冰凉，前途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样？寒山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或者随波逐流是最好的选择吧，这样可以不需要去想很多问题，很多自己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看着蜂拥四窜的逃亡人群，寒山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因为他不知道安禄山的军队来了之后他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就如同千千万万逃亡的士绅所想的那样。在逃离咸阳城之前，寒山去了城郊父母的坟地。坟前长满了杂草，伴着肃杀的气氛，这里更加让人感到悲凉。寒山默默地整理着坟前的乱草，整齐再整齐，然后培上一捧又一捧的黄土。想起父母在世之日对于自己的种种期望，想起当年的种种幸福场景，寒山不觉潸然泪下。孩儿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想到这里，寒山感觉到了内心整个地被一阵凄凉所包围。捧起父母坟前的一抔黄土，默默地包好，放在贴身的衣袋里，再见了父母，再见了咸阳，再见了这一片熟悉的土地。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攻陷长安城，玄宗皇帝仓皇西逃，京城之内，满目狼藉，昔日繁华无尽，如今哀嚎遍地，杜甫在《哀王孙》中，对于安禄山占领长安之后，城内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述：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骆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11]“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骆驼满旧都”，随着安禄山的攻陷长安，京城笼罩在一片血腥之中。逃离这是非之地，逃离这血腥之所，成为了士绅的首要选择。因洛阳、长安被叛军攻陷，是年，两京很多士人多逃亡荆州一带，以避战乱，“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12]“不觉大流落，皤皤谁见矜”（《寻思》一〇一），漫无目的的寒山，怀着无比惆怅和凄凉的心情，加入了逃亡的人群，随着他们一起越秦岭，下汉水，走襄阳，最后到达了江陵（今荆州）。荆州位于今湖北省中南部，地处长江中游和汉水下游的江汉平原腹地，又称江陵，自古为军事要地，三国时期诸葛亮就曾称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13]这里山水怡人，风光无限，诗仙李白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4]，其在江陵畅游之意，跃然纸上。“忆昔遇逢处，人间逐胜游。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忆昔》一七八），寒山这首诗则无疑表明了在咸阳遭受兵乱之后，随着逃亡的士绅队伍，自己也曾到了江陵。其所言的“琵琶谷”即在今湖北郧县，处于汉江边上，离江陵很近；“鹦鹉洲”即在今湖北武汉汉阳鹦鹉湖，《清一统志》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祢衡墓鹦鹉洲，今沦于江。”而在寒山到了江陵之后，荆楚之地的胜景，让寒山暂时地抛却了积聚在心头的惆怅、无奈的情绪，“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在江陵，徜徉于山水之间，无疑让寒山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慰藉。更为重要的是，与寒山同来江陵避难的，也都是缙绅之士，本来就是文人墨客，风流倜傥，再加上山水奇异，自然更能激发文人们的诗情雅兴。于是，文人们也暂时抛却了离乡的愁绪，代之以应和酬唱，把酒言欢，江陵的山水之间，俨然一人间胜境。混迹于文人墨客之间，应和于觞酒酬唱之中，寒山对于生活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和陶醉，毕竟在这里暂时找到了心灵的寄托。“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这是对于当时文士交往的最为直接的写照，而琵琶谷和鹦鹉洲无疑也是当时避战乱于江陵的士子经常应和酬唱的地方。“琵琶谷”在今湖北郧县，“汉水又东经琵琶谷口，会贞按：谷在今郧县东。《郧县志》谓之琵琶滩”[15]，郧县历史悠久，古称麇子国，商代属庸国，春秋时属绞国，战国时属楚地。秦属汉中郡长利县。西汉置锡县。东汉属益州汉中郡锡县，三国时属魏兴郡之锡县。晋太康五年（284）置郧乡县，属荆州魏兴郡，以治所附近郧关得名，又传因位郧山之南得名。汉水在侧，潺潺而过；郧山之秀，足以陶情。有山有水，其地必灵，对于文人墨客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激发诗情的地方，无疑是觞酒酬唱的首选之地。故而，寒山与避难于此的文人墨客时常留连于斯，也是情理中事。鹦鹉洲，在武昌城外江中，其名之来，则是与汉末名士祢衡（173—198）联系在一起的。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少有才辩，性格刚毅傲慢，好侮慢权贵。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因其有才名，不欲杀之，罚作鼓史，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人手杀之，因遣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终被杀，死后葬鹦鹉洲，祢衡为汉末辞赋名家，鹦鹉洲即是因其名赋《鹦鹉赋》而得名的，其赋曰：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边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慜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吴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修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欷歔。感平生之游处，若埙箎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牗以踟蹰。想崑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16]祢衡在赋中刻意描写了鹦鹉的才质优美和明慧聪善，结果却落入失群丧侣，流离异乡，委命依人，孤危愁苦的境地。鹦鹉系身于樊笼之中，思念故乡不能展翅高飞，眷怀家室却归之不得。而这正是作者自己现实处境的写照，显示了他内心既有因言语而招祸的自责，又有禄命衰薄，遭时艰难的悲叹，真实地反映出乱离社会中才智之士的可悲命运。这对于避战乱于江陵之地的文士们而言，多少有一种心有戚戚的感觉。因战乱而逃避于斯，思念故乡，却又一时不能返回，这与樊笼之中的鹦鹉又有何异？因心中所感，再加上祢衡文名赫然，寒山与众多的文士们临着江风抚琴于斯，相互应和酬唱，以述说心中的愁绪，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山水能够让人得到暂时的满足，怡情于山水之中，可以让人的精神得到暂时的解脱，但是，山水能够真正地让人忘情一切吗？显然不能，至少对于寒山来说，山水虽然可以暂时地抚慰他那脆弱的满是伤痕的心灵，可并不能让他真正感到惬意。那种由内而外的释然，寒山没有能够在江陵的山水酬唱之中找到。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在江陵的日子很快过去了一年多，寒山开始对山水之中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元非》二八一）。此刻的寒山，就其性格而言，还是倾向于入仕，因为这是他三十年来的基本追求，虽四次折戟于吏部关试而犹未悔。自幼饱读圣贤书的寒山，所想到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入仕以一展其抱负，实现父亲自小以来对他的殷殷期望。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曾经富裕的家庭，想起了少时幸福的生活，想起了妻儿，寒山怎么还能够在江陵继续过着这优游的生活呢？这个时候，寒山更加地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入仕、为官。自己原本就不是什么隐逸之士，自己的理想是在庙堂之上，那个关系自己追求了近三十年的理想。山林人只是暂时的避难而已，并不是自己所理想的生存状态。想到这里，寒山更加对隐逸于江陵的生活不满，他想走出去，去实现其抱负，还有家庭的梦想，死去的父亲的牵挂。此刻已经是乾元元年（758），外面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稍微的好转。757年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同年九月，唐军与回纥军收复长安，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758年唐军鱼朝恩、郭子仪围安庆绪于邺郡。安禄山、安庆绪叛军的大势已去，虽然长安、洛阳附近还是时常会有战斗，但整个唐朝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之中。这种情形对于寒山来说，则是离开江陵，以求一展宏图，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好时机。因此，在江陵度过了将近两年时间的隐逸山水的生活之后，由于现实的政治环境趋于平稳，寒山因其仕途理想的再度萌发而离开了江陵。再离开江陵之后，摆在寒山面前的道路既是明确的，又是不明确的。说明确，是因为对于寒山来说，他的人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入仕为官。说不确定，是因为此刻长安附近还是时有叛军，战乱并未完全结束，寒山不可能回到长安去重新参加他的吏部关试，退而言之，对于此时的寒山来说，就算是能够平安地返回长安，也不太愿意再去参加吏部的关试了，因为那里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个伤心之地。此刻的寒山虽早已进士出身，但是就仕途而言他还是不入流的（按照唐代的职官制度，官位共分九品，称流内官。九品以外的低级胥吏，称流外官。流外官通过考选，提拔为流内官，称为入流）。时局虽已渐趋平稳，但毕竟还有诸多不可测的因素在其中，此刻的寒山只是希望能够从流外入流，换而言之，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让自己进入仕途的低级胥吏，然后以求进仕入流。对于这个时候的寒山而言，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吏部的铨选遥遥无望，而胥吏一则对于进士出身的寒山来说比较容易，二来也可以解决自己在生活上的困顿。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除了长安，能够去哪里呢？这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问题。既然长安短时间是回不了了，那么就去山东吧。作为一个读书人，寒山早就对齐鲁之地向往已久。那里可是圣人故里，久沐孔孟之礼的教诲，深受洙泗之风的熏陶，想必是文质彬彬，其治必隆。反正自己现在也是孤身一人，无所适从，那么就去孔圣人的故里吧，也许那里对于自己而言，会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带着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望，寒山离开了江陵，向着圣人的故里而去。几经辗转，终于在乾元二年（759）年，寒山到达了梦寐之地——山东。因其进士的身份，也如愿以偿地在衙门里找到了一个低级的职位。于是，带着梦想和希望，寒山满怀憧憬地开始了他的人生的新的起点——作为胥吏的寒山。案牍卷宗之类，当然是难不倒寒山，以寒山之才华，凭寒山之聪明，这些事情自然很容易就能够熟悉应付了。但是，生活之对于寒山而言，显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仕途也并不是处理完案牍卷宗就可以非常顺当，此刻的寒山开始面临他以前从未感受过的生活。没有做胥吏之前，书生寒山以为，为官最为重要的是以德治民，推仁政于天下，为天下人秉公执论，夫子不是说“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吗？圣人不是总在说要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心为心吗？在寒山看来，这也就是要求为官就必须以德、以仁治天下，关心百姓疾苦，这也是对于仕途的最起码的要求，至少在寒山的心目中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作为一个胥吏，寒山所看到的现实，让他感到不能理解。官员之间相互勾结，相互维护，衙门之中惟有利益而没有仁义，这一些让寒山感到不可接受。可是，事实却一次次地告诉寒山，官场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利益的逻辑，而不是公道或者仁义。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就是代表着公正，普通的百姓对于官府则是敢怒不敢言。寒山觉得这样的情形是不正常的，可是同僚告诉他，官场上原本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哪里都是一样的，京城也好，外地也好，这是官场的通例。寒山原本不信，因为圣贤书所告诉他的为官为政之道根本不是这样的，难道这些读圣贤书出来的官吏会自己违背圣贤之言吗？可是，他的所见所闻，渐渐地让他对于官场的现实感到失望。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不在于理想没有能够实现，而是在于他在实现理想之后却发现原来他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竟然一无是处，此刻寒山的感觉就是如此，这种发自心头的悲哀远甚于当年科举受挫时的感觉。自己自小读圣贤书，立志从政，可是，到头来官场上的一切竟然是与自己的理想那样的背道而驰。这是寒山所万万想不到的，也是寒山所无法接受的。对于寒山来说，圣人之道是圣洁的，可在现实仕途中却被如此玷污，这让寒山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自己孜孜以求仕途，可是仕途的现实竟是这样的混乱不堪，那么自己所追求的也是如此吗？虽然少年之时，寒山有着官宦子弟的陋习，可从本质上而言，寒山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寒山，不甘心被现实黑暗混乱的官场所吞噬。那么，寒山所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条：或者改变现实，或者逃离现实。然而对于寒山来说，改变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社会的现状，个人凭一己之力是无法达成的，更何况，寒山还仅仅是一个不入流的胥吏。那么，对于寒山来说，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逃离现实。“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元非》二八一），这里很直观地表现出了寒山思想的转变过程，原本有济世之志的寒山，不甘在江陵过着隐逸的生活，因此辗转到了山东，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而以胥吏从仕之后的寒山方真正体会到官场的黑暗是其无法忍受的。此刻，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早年科举屡屡不第，已经极大地打击了他的救世之志，此时作为一个小吏所感到的对于现实政治的无奈，使得寒山最终放弃了儒家救世的理想，选择了归隐，“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逃离现实政治的无奈和黑暗，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 *[1] 《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2]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3] 《旧唐书·地理志四》。[4]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九。[5] 杜甫《秋雨叹其二》，《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6] 张继《华清宫》，《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六。[7] 冯著：《洛阳道》，《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五。[8] 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9] 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10] 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五。[11]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12] 《旧唐书·地理志》。[13]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晋）陈寿、（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14] 李白：《早发白帝城》，又作《白帝下江陵》，《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一。[15] 《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6] 祢衡：《鹦鹉赋》，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17] 《论语·为政第二》。5．三十年归隐，又成鳏夫如果说出仕为官是自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寒山在内心无法割舍的追求的话，那么吏部铨选的屡次失败，对于寒山来说，是其为官之志的一个重要打击。安史之乱对于寒山的人生而言，则是一个转折，如果没有发生这次变乱，寒山的生活道路我们不难设想，汲汲于入仕之途的努力至少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长安，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寒山开始偏离他先前所预设的仕途人生。在山东这一短暂的胥吏经历，对于寒山人生道路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影响，正是作为胥吏见识到官场的种种黑暗和无奈，使得寒山从内心最终放弃了儒家入仕的努力。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学而优则仕”[2]，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在另一方面，“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3]，对于士人的入仕，虽然我们可以做出种种崇高的解释，而在本质上只是士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换而言之，是士人生存的一种方式。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隐’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4]，作为一个名称，隐是与仕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传统中那些不出仕的或者曾经出仕而后又退出仕途的士人。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代伊尹曾隐于市肆，周代姜尚曾隐于山野。“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5]，这段话对于隐士之“隐”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不仕无义”[6]。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人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但是，这种用世无疑是有条件的，它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现实状况，换而言之是社会是否为士人提供发挥其能力的空间，就儒家的判断而言，就是社会是“有道”的，还是“无道”的。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士人救世努力是否能够得以展开，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有救世之志而最终无所得以施展的士人，这对于士人的救世之志无疑是一种限制和打击。再者，由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士人要发挥其救世、济世的社会作用，唯一的途径就是入仕，但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7]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8]。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9]，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10]。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法天贵真”[11]，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在《庄子》的解释里，还不能解决士人的道德归属问题的话，至郭象的《庄子注》强调“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间”[12]，这样仕与隐两途被最终融为一体。道家的这种观念，对于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为士人的不入仕找到了崇高的理由——回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使得士人在现实世界的努力遭到种种挫折之后，可以很坦然地选择归隐之路。就隐士原本的精神取向而言，是要避开现实的纷争，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魏晋之际郭象《庄子注》的诠释，使得隐成为无异于仕的一种生存手段，这种世俗化的解释对于隐的精神本质而言是一种蜕化，但是，对于士人的处世而言，则提供了圆融的选择方式，这也成为了此后传统知识分子选择的依据。概而言之，以儒学济世，以道家修身，入仕途则以儒学积极用世，仕途受挫则以道家自慰。仕与隐两途的结合，解决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大事，也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之一。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既然官场上的黑暗难以承受，仕途上找不到出路，弃仕归隐是其必然的选择。同时，寒山的这一选择也是与唐代隐逸之风盛行这一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归真，向往远离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对隐士的礼遇，“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13]，同时，唐代在制举中设置了隐士科，这使得隐逸之风大盛，唐代的隐逸之风按照其历史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以隐求仕的盛唐隐逸，兼顾仕宦俸禄与心性自由的中唐隐逸以及悲愤无奈的晚唐隐逸[14]。寒山所处的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年代，就当时社会的隐逸思潮而言，恰好处于炽盛期，社会上的种种关于隐逸的思想和传说，对于寒山来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再者，开元二十九（741）年正月，玄宗皇帝诏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通过者，准及第人处置，并置博士一员。寒山亦是从那时起开始修读《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道家经典，并深受其影响。“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元非》二八一），这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寒山内心世界开始转变。黑暗的官场现实是寒山所无法接受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儒家信仰的破灭。入仕对于寒山来说，此刻意味着双重的痛苦。苦心孤诣，却年年被拒之于吏部铨选之外，可是就算最后能够通过铨选又怎么样？现实的官场黑暗让寒山更加感觉到痛苦和无望。寒山很明白这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生活，因为在寒山的眼中不能够容忍这样的现状。当然，寒山也知道自己是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甚至无法逃遁，假如依旧选择入仕的话。现实就像一张黑网笼罩着寒山，此刻的寒山无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对于道家自由逍遥的境界，寒山自是心向往之，“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隐士》二六八），这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恬淡何尝不比世间的名利争夺强千百倍呢？在寒山内心感觉到孤立无援的时候，作为一个深受传统熏陶的士子，寒山之放弃儒学入仕进而选择道家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既然选择了道家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那么何处才是隐居的佳处呢？寒山开始了对于隐居之所的找寻。可是大江南北，何地才是魂归处呢？“之子何惶惶，卜居须自审。南方瘴疠多，北地风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难可饮。魂兮归去来，食我家园葚”（《之子》一三三），为了找到一方能够让自己心灵得到安宁的净土，寒山四处漂泊。可是，南有瘴疠之气，北有风霜严寒，荒凉偏僻之地不可居，瘴毒熏染之川不可饮，究竟何处是家园？此时的北方尚有战乱，唯有往南走，经过了无数跋涉与艰险，诗人最终到达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脉局部天台山绵亘浙江东海之滨，因“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15]，天台山若莲花瓣一般，神奇秀丽，相传乃是东海龙王的九个儿子用莲花造成的，至今在天台民间还流传着“九龙造天台”的故事，这也让天台山具有了一种神奇而美丽的光环，更加令人向往。天台山早在东晋时已享有盛名，孙绰《游天台山赋》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夫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天台山雄伟壮丽的景色在赋中得到了极度的渲染，自孙绰这篇掷地金声的《游天台山赋》以来，天台山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眼光，天台山一直是人们神往的胜地。天台桃源洞外景天台山的自然风光让人陶醉，而著名的刘阮遇仙的传说，则更是让人对这风景秀丽的增添了无限的向往之情。东汉永平五年（62），会稽郡剡县（今浙江绍兴新昌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途不知归路，饥饿之中来到一山谷，谷中溪水潺潺，桃花夹岸，俩人巧遇两个绝色女子，遂相缠绵，刘、阮乐而忘归。“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半年之后两人归家始发现人间已历七世，早已是晋代，故乡的一切都变了，没有一个亲朋故旧还活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第七代孙子，他们也只是听说远祖进山迷路再也没有回来了。于是两人重返天台山，他们想再回到桃源仙洞去，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洞口了。此事后来被收入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亦载，由此而成为了广为世人所传颂的神仙佳话，在邑人张联元的《天台山全志》中也有记载：汉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路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尽，遥望山上桃树有子实，攀缘藤葛乃得上，各噉数枚，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便逆流行二三里至一大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缘二女子便呼其姓，如有旧。乃相见，问来何晚，因邀还家。其家铜瓦，屋西壁、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帐、四维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二女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桃，实犹尙虚，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就之。言声淸婉令人忘忧，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使君思家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旣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复去不知何所。[16]现在天台山的桃源洞口有两座石峰并立，名叫“双女峰”，相传就是刘晨、阮肇遇之处。洞外三公里处有一条溪水，也取名为“惆怅水”，似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一个美丽的传说，婉转而又幽远。天台山有如此胜景，故而寒山的前辈，诗仙李白亦曾对此痴迷许久，“龙楼凤阙不肯往，飞腾直欲天台去”[17]，这对于寒山来说，自然也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奇绝俊秀的天台胜景并非寒山选择归隐的唯一理由，对于此时的寒山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天台山有着浓厚的佛、道教思想氛围。神山秀水，自然是修道的首选之地。汉晋六朝之际，葛玄、葛洪、陶弘景就来山修道炼丹，昙猷开山坐禅。此后，名僧高道纷纷进山，或开宗立教，或隐居著书，寺院道观遍布，天台山亦因此有了“佛国仙山”的美誉。道教以天台山为神仙所居之洞天福地，亦为道士修行之佳处。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称其赤城山洞为十大洞天之一，其灵墟洞和司马悔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天地宫府图·十大洞天》曰：“第六赤城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兴县（即天台县）属，玄洲仙伯治之。”《天地宫府图·七十二福地》曰：“第十四灵墟，在台州唐兴县北，是白云先生隐处。”“第六十司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是李明仙人所治处”。据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载，第十四福地在天台县北六十里，第六十福地司马悔山，在天台县北十三里。天台山桐柏山桐柏宫提及天台的道教就不能不说桐柏山，今所言桐柏山在县城西北约12.5公里，即后来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之所在。不过，道教所言的桐柏山实际上就是天台山，只不过道释称呼不同而已，所谓“天台也，桐柏也，代（似应做佛——作者注）谓之天台，真谓之桐柏，此两者同出而异名”[18]。此山仙家传说最多，高道仙真辈出，大概是因其山水神秀，灵异非常的缘故。根据《天台县志》，太子晋王乔（公元前565—前549）曾隐居天台桐柏山玉霄宫（今桐柏宫），这是传说中天台山最早道家人物。至今桐柏山一带众多王姓人家繁衍生息，依然供奉王乔为其祖宗。古人有言：“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号曰金庭宫，即中右弼王子晋之所处也，是之谓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境，故立观有初，强名桐柏”。[18]三国是赤乌二年（239），“道冠两仪之先，名绝万物之始”的太极葛仙翁、高道葛玄真人（164—244）在桐柏山炼丹，吴主孙权为其建降真台（法轮院）、仙坛院（鸣鹤观）等39所道观，是为桐柏宫前身，葛玄有《登天台山》诗曰：“高高山上山，山中白云间。瀑布低头看，青天举手攀。石梁横海外，风笛落人间。不见红尘客，时时鹤往还”[20]，其孙葛洪（283—363）亦曾炼丹于桐柏山。葛玄以后，又有十余所道场、坛宇陆续修建，于桐柏山修道之人日渐增多，著名道士有袁根、柏硕、班孟、魏夫人、王玄甫、许迈等等。唐代统治者推崇道教，天台山的道教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道教人物当数司马承祯。司马承祯（647—735），唐代著名道士。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晋王族后裔，出生官宦世家，自少笃学好道，无心仕官之途，喜方外游。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勤学苦读，深得潘师正赏识，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为陶弘景四传弟子。后遍游天下名山，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来到了“连山峨峨，四野皆碧”、“仙花灵草，春秋竞发”的天台山，隐居在玉霄峰（今天台县石梁镇洞天后村），自号“天台白云子”。他与当时达官雅士陈子昂，李白等十人交往甚密，时人称为“仙宗十友”，在当时甚有影响。圣历二年（699）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亲降手敕，赞美他道行高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召入宫中，询问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他回答理国应当以“无为”为本。甚合帝意，赐以宝琴及霞纹帔，并降诏为其修建桐柏观。司马承祯其后即在此着手整理历代高道的著述，并誊写自己数十年来编写的130余卷经论，成为天台山桐柏道藏的实际开创者。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派遣使者迎入宫，亲受法箓。开元十五年（727），又召入宫，请他在王屋山自选佳地，建造阳台观以供居住。并按照他的意愿，敕在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死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称“贞一先生”。自680年始，司马承祯前后总共在天台山住了30余年，自号赤城居士，并收徒设教，法脉广延，为后来形成道教南宗（或称“天台仙派”）奠定了基础。智者大师像天台山自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已建有佛寺，东晋以来，支遁、昙光、竺昙猷等高僧来此居住。隋朝后，天台山作为佛教名山而声名大振，这是与“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的努力分不开的。智顗，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今湖南华容县）人，生于南梁大同四年（538）。他出身士族，父亲做过梁朝益阳侯。梁元帝亡，亲属离散，智顗深厌人世，遂入湘州果愿寺为僧，时年仅20岁。3年后，投光州大慧山，拜慧思为师。由于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常代慧思讲经，不久成为法嗣。南陈光大元年（567）智顗偕27人到陈的京城金陵，陈废帝敕令停朝一日，群臣俱往瓦官寺听他演说佛法，一时朝野轰动，为天下所推重。南陈太建七年（575）智顗入天台山，先居石桥佛垅山，后居华顶山，潜心修学，10年而自成宗派，陈宣帝割始丰县（天台旧县名）租税给他以作弘传经法的费用。隋灭陈后，隋文帝曾下诏问候智顗。晋王杨广时任扬州总管，三次遣使迎奉智顗。智顗于隋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抵达扬州，杨广开千僧会，奉其为戒师，尊称智者大师。开皇十七年（597）智者大师再度入京，十一月二十日行至新昌石城大佛寺时圆寂。自南朝陈太建七年（575）智顗及弟子慧辨等入天台山始，前后十年，智顗共建十二刹，创天台宗，所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智顗开创天台宗后，想建寺庙，因无资金难以动工，在其临终遗书晋王：“不见寺成，瞑目为恨”。晋王杨广见书，极为感动，便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承智顗遗意按其亲手所画样式派司马王弘于天台山麓监造建“天台寺”，至大业元年（605）钦赐“国清寺”匾额。自此，天台宗历代祖师相继在此传法，弘扬天台宗教义，久盛不衰，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幽秀丽的环境，浓郁宗教文化氛围，无一不合乎寒山内心的需求，这正是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所要寻找的家园，寻找的精神乐土啊。对于寒山而言，天台显然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但是，在寒山的心中却并没有这种陌生的感觉，反而觉得一见如故。流浪已久的心，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乐土，“卜择幽居地，天台更莫言”（《卜择》七八），这样的喜悦在寒山内心中油然而生。自天宝十五年（756）因避战乱离开故乡咸阳，至乾元三年（760），在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漂泊生活之后，历经千山万水的跋涉，寒山终于到了天台山——他的精神生命的归宿。此刻的寒山，完全陶醉于天台山的绮丽风光之中，这一切都无疑是迥异于咸阳的，对寒山来说也是充满着刺激和新奇的，在刚进入天台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寒山居无定所，徜徉于神山秀水之间，暂时抛却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置身于繁茂清幽的山林中，寒山的心情也显得异常得平静，“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千云》二八四）。在这段时间里，寒山的足迹遍及了天台山的每一寸山水，尽情享受着山水所带来的那种清心脱俗的感觉：平野水宽阔，丹丘连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峰耸翠屏。远远望何极，矹矹势相迎。独标海隅外，处处播嘉名。（《平野》二六三）丹丘迥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禅林古殿入虹蜺。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碧落千山万仞现，藤萝相接次连谿。（《丹丘》一九五）此处丹丘即是指天台而言，仙都、五峰、赤城均为天台山的山峰，仙都指的就是桐柏山，因其为历代仙家修道之所故名。五峰则是指国清寺外的五座山峰，“五峰，在国清寺侧。正北曰八桂，东北曰灵禽，东南曰祥云，西南曰灵芝，西北曰映霞”[21]。赤城山，又名烧山，因为形如雉堞，岩色赤赭，每当晨曦当照，满山紫气氤氲，霞光笼罩，故名“赤城栖霞”。桐柏、赤城、国清寺，天台山胜景在寒山诗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神山秀山让寒山感到新鲜和感慨。“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官官”（《可重》一六五），峻伟瑰丽的天台山对于寒山来说，是另外一个清新的世界：我闻天台山，山中有琪树。永言欲攀之，莫晓石桥路。（《我闻》二一八）迥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雄雄镇世界，天台名独超。（《迥耸》二六六）缘山而上，寒山也曾到了石桥山。石桥山有着著名的石梁飞瀑，“石桥山，在县北五十里十五都，两山并立，连亘一百里，旧传‘五百罗汉应真之境’。有石梁架两崖间，龙形龟背，广不盈尺。其上双涧合流，洩为瀑布，西流出剡中，下临万仞，飞泉回射，危滑欹侧，状如横虹，且多霉苔，甚滑，过者目眩心悸”[22]，高山对峙，中间仅不足尺宽的石梁相连，其山势之险峻，于此可见一斑，故东晋顾恺之谓“天台山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步，步至滑，下临绝冥之涧”[23]，石梁飞瀑所在之处，奇峻无比，瀑布飞流直下，仿佛洗去人世的诸种尘垢，寒山在此领略到了山水奔腾、气势恢宏的感觉，有一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故而有“栖心窟”、“定命桥”之叹。在寒山看来，惟有站在这里，方有“雄雄镇世界”的感慨。天台山的顶峰——华顶——也曾留下了寒山探求胜景的足迹，华顶峰为天台山的顶峰，“华顶峰，在县东北六十里十一都，天台第八重最高处，旧传一万八千丈，周回一百里，少晴多晦，夏有积雪，可观日之出入”[24]。作为天台山的主峰，华顶海拔约1110米。身临绝顶向西南眺望，能看到八大山峰，层层叠叠，仿佛八叶莲花，“华”为“花”之古字，又当天台最高处，故名华顶。华顶峰上，一年之中除了冬季外，春夏之间，雷雨常至，雨过天晴，山色翠黛如洗。峰顶四周常有云涛翻滚，或如大海怒潮，或如羊群卧伏，或如絮团围裹，仅露峰顶。时而氤氲盘结，如幢、如盖，时而云障雾掩，咫尺难见面目。站在望海尖看云，但见云团如风驰电掣，山草树木倏然闪现在眼前；于山洞中观望，白茫茫的云雾自峰顶漫过来，如滔天白浪，蓦地淹过头顶；忽而云收雾散，变成一抹轻纱，天台山胜境“华顶归云”，即是因此得名。山顶有拜经台，相传为智者大师拜读《楞严经》处。又有华顶寺，建于五代。还有王羲之墨池，相传王羲之与支遁和尚游天台山，尝临池取水作书，故名。诗仙李白亦曾到此，“灵溪咨沿越，华顶殊超忽”[25]、“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26]，这些诗句无疑都表明了李白与华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华顶还有太白书堂，相传为李白读书处。华顶又称“望海尖”，天气晴朗时，登其顶可遥望东海。山上松杉扶疏，草木薰郁，如仙境一般。对此佳境，寒山怎能不感叹呢？闲游华顶上，日朗昼光辉。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闲游》一六七）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下望青山际，谈玄有白云。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伦。（《自见》二二九）在这美景之中，寒山的向道归隐之心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天台山的俊秀、深幽，让久已疲惫于世间功名的寒山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和归依，漂泊的心不再想继续流浪、找寻，因为这里已然是自己理想中的家园，寒山此刻有了终老天台山的念头，“折叶覆松室，开池引涧泉。已甘休万事，采蕨度残年”（《卜择》七八）。对于寒山来说，选择在天台山隐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遍览天台山风光之后，寒山选择了翠屏山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翠屏山则在桐柏山西南，“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具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仙坛与翠屏岩耸空斗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间，可千余丈，状素蜺垂天，飞帛触地”[27]。在天台山众多的幽栖佳境之中，寒山之所以选择翠屏山，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隐居的地方，寒山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周围环境的优美。而翠屏山本身环境清幽，古木参天，层峦叠嶂，绿水缭绕，“猿啼溪雾冷，岳色草门连”（《卜择》七八），人栖居其间，陶靖节先生那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8]的闲情逸致唾手可得。此外，翠屏山北面为琼台双阙，“翠壁万仞，森依相向”、“幽花凝岸，苔茵布石”[29]，西北面为道教桐柏山福地，可谓山水环抱，清幽得自然之天成。其次，就此刻寒山一心捐儒归隐的心态而言，选择桐柏宫附近之地作为隐居之所是非常自然的。唐代因李唐皇室的推崇，道教兴盛，桐柏为道教金庭福地，继司马承祯之后更是声名煊赫，慕名到桐柏宫修仙的人不在少数，早年受道家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此刻备受世俗功名之途的打击，放弃了儒家入仕追求的寒山，作为一个传统的士人，进而选择道家之地归隐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760年，寒山选择在翠屏山脚下隐居，翠屏山脚的小山村成为了寒山理想中的家。自上元元年（760）开始，寒山隐居翠屏山中，这段隐居的时间非常之长，一直到贞元六年（790），寒山在翠屏山整整呆了30年。做出隐居的选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真的要适应在翠屏山的隐居生活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思想上的转变总是来得比较容易的，在经受了“文不成”、“武不勋”的早年潦倒生活之后，儒家的理想在寒山的心目中破灭了。在儒道互补的传统思想体系中，寒山很自然地接受了道家清静自然的思想，决意归隐翠屏山。在思想上选择一个放弃另外一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生活中却完全不一样，生活毕竟是现实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解决的。在寒山决定隐居之后，他首先遇到的也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是语言问题。作为一个在咸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人，寒山所能够接受的、理解的语言是咸阳一带的语言，陕西的语言和天台的语言有着很大的差异，若同是书生，或者还好交流，但此刻的寒山是隐居于山林之间，所遇到的都是天台当地的土著，语言上的沟通自然是非常难的事情，“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时人》二二一）。与天台山当地的语言差异，让寒山倍感孤独，在寒山初到天台并决定隐居翠屏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寒山都生活在孤独之中。这份孤独勾引起了寒山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亲人的思念，“去年春鸟鸣，此时思弟兄。今年秋菊烂，此时思发生。绿水千肠咽，黄云四面平。哀哉百年内，肠断忆咸京”（《去年》一八〇），思念此刻占据了寒山内心的全部：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验飞凫集，须征白兔游。灵瓜梦里受，神橘座中收。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弟兄》六）这首诗的风格在全部三百余首的寒山诗中是不多见的，寒山的诗很少用典，采用的是清新、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这首诗则几乎句句用典[30]，并且其所用之典均与孝思乡愁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此刻寒山身处异乡的孤独感。此诗开头两句中，寒山用庾信《哀江南赋》之典，庾信《哀江南赋》为赋史名篇，自初唐人撰《周书·庾信传》起，一直被看作庾信抒写乡关之思的代表作，“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此处以梁亡武帝父子兄弟分离，来比喻骨肉离散，父子兄弟不得团聚。“飞凫”即水鸟，此处用孝子顿奇、丁密之典，“顿奇至孝。母丧，感慕哀声不绝，致飞凫白鹅栖庐侧，见人则去，见奇则留”、“丁密遭父艰，致飞凫一双游庐旁小池，见人则驯附如家所畜。后遭母艰，密归宿所居，一宿故双凫复游戏池中”[31]。“白兔游”用的是孝子方储的典故，“方储字圣明，丹阳歙人，幼丧父，事母，母死，负土成坟，种树千株，鸾鸟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32]。“灵瓜”用孝子焦华典，“昔有焦华者，至孝，长安人也。汉末时，为尚书左仆射。其父身上患□，焦华甚有孝心，侍养父母，衣冠不解，昼夜忧心，恐惧所及。其父困患，华归家曰：‘兄弟二人，父若不差，身死地下，谁当事父？’父曰：‘汝身长娇能非轻，不可绝其后嗣，汝更勿言。比来梦恶，定知不活，闻我精好之时，汝等即报内外诸亲，在近者唤取，将与分别。’华问父曰：‘患来梦恶何事？’父曰：‘吾梦见天人下来取我，语曰：‘汝欲得活，时得瓜食之一顿，即活君也。而不得瓜食之，不经旬日，终须死矣。’今十二月非时，何由可得瓜食，是故知死。’华闻此语，气咽含悲，食饮不下，声塞顿绝。乃至十日，后始更苏。梦见神唤焦华：‘汝有孝心，上感于天，天使我送瓜一双与汝来，君宜领取，与父充药。’华遂梦中跪拜而受瓜。梦觉，即于手中有瓜一双，香气满室，而奉其父，父得瓜食，其病得差。”[33]“神橘”用孝子王虚之典，“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母，三十丧父，二十年盐酢不入口。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病。谓之曰君病寻差。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树，隆冬而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34]。孤身一人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语言的不通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隔离带，思乡的情绪成为了这个时候寒山唯一可以排遣的。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了，出门时带着的那一抔黄土早已不知散落何处，父母的坟茔不知是否安好，可是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漂泊在外，“今为不孝子”（《我见》一五九），想到这里，寒山不觉潸然泪下，为自己不能克尽孝心而自责不已。可是山迢迢，水迢迢，故乡却在那遥不可及的地方，望眼何处是乡关啊？乡思乡愁，百般无奈在心头。那个曾经堕落败家的哥哥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依稀记得小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度过的幸福的日子，可是因为自己功名一直不成，哥哥染上赌瘾，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就这样消失了。是啊，家是一个港湾，总是让人挂念，尤其是向此刻孤独无依的寒山。对于寒山来说，对家的牵挂自然少不了妻子和儿子。自天宝七年（748）到这个时候已经12年了，想当年妻子带着儿子离开那个破败不堪的家的时候才四岁，转眼已经是16岁了，儿子还好吗？妻子还好吗？经过了安史之乱这场劫难之后，他们是否依旧平安幸福呢？想到妻子和儿子，寒山的心中只有歉疚，特别是对于妻子，寒山的那份愧歉无以言表。这些年妻子自己带着儿子一个人生活，一定受了不少的苦，寒山是多么希望能够再见到妻子和儿子啊，那份天伦之乐，谁人能够割舍？十二年了，一切都还好吗？深深的歉疚充满着寒山孤寂的内心，让寒山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牵挂和煎熬。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霰。夫居离妇州，妇住思夫县。各在天一涯，何时得相见。寄语明月楼，莫贮双飞燕。（《垂柳》五二）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昨夜》一三四）在这些诗句中，寒山对于妻子的思念和歉疚之意表现无遗，“感情温煦而深厚，且情深于泪，哀浓于词”[35]，无尽的相思皆在不言之中。虽怀念，却又无可奈何，这种复杂的情感在寒山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当然，此时的寒山已然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那个世界去了，对于仕途绝望之后，归隐对于寒山来说是唯一的选择。退一步而言，就算回到了咸阳，那又能怎么样？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波荡之后，妻子和儿子是否会没有受到影响呢？就算最后见到了，又能如何呢？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十二年了，很多事情或许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对于寒山而言，只能将这份思念，这份愧疚藏在心里罢了。适应是人类的天性，对于寒山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一开始寒山生活在翠屏山会感到寂寞和孤独，但是，时间这剂良药给了寒山很好的清洗。冬去春来，转眼间，寒山在翠屏山已经过了一年，他已经开始慢慢地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包括这里的语言，初来乍到时因言语不通而无法交流的尴尬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如果说初到翠屏山时的寒山还是一个书生，经过了一年之后，寒山显然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田园生活，跟着附近的老农学会了农村生活的一切，俨然一个农夫，“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保我不鉴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滟，极目波上凫”（《偃息》一〇二），这样的生活让寒山感到自得，无拘无束，没有了世俗功名之途的那些牵绊，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寒山感觉自己已经与以前的生活断然决裂了，并且开始嘲笑已往生活的不堪，“少年懒读书，三十业由未。白首始得官，不过十乡尉。不如多种黍，供此伏家费。打酒咏诗眠，百年期仿佛”（《少年》佚一〇[36]），仕途的生活哪有做个农夫来得清闲和自由，寒山的心情在隐居翠屏山的日子里得到了很好的陶冶，生活得自由自在，“山花笑渌水，岩岫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岁去》一八），俨然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情致。确切地说，寒山此刻不算隐居，至多是农隐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寒山在这里找到了心灵上的宁静和惬意。农村是纯朴的，也是好客的，渐渐地寒山与附近的村民都熟悉了，也没有人再把寒山当作外人，寒山就如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过着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谿涧石楼台。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余家》二〇六），这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让寒山在翠屏山的生活感到无比的幸福。寒山的生活是幸福，但是在村民看来，寒山的生活还是缺少一些东西的。在他们看来，寒山缺少一个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是不能够没有夫妇、儿女的，天伦之乐是家的主要标志。作为单身汉的寒山需要娶一个妻子，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家。于是，他们开始张罗着为寒山找一个合适的人成家。起初，寒山不是很乐意，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挺好的，一个人很自由自在，有了家就等于有了牵绊，还不如没有。实际上，寒山的内心处于异常的矛盾之中，寒山不是不想有一个家，对于天伦之乐的渴望，在受到过传统思想观念熏陶的寒山那里，自然是非常的热切。可在另外一个方面，寒山在心中始终对于妻子和儿子有着深深的歉疚，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感让寒山无法走出来。不过，寒山最终以难拂却村民的美意。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村民们的操办下，寒山与村子里的一个姑娘成亲了。婚事场面显然比不上天宝二年（743）寒山初婚时正式，也比不上当时的气派。可是，对于经过了这十几年漂泊无依生活的寒山来说，这是那样的温馨和感人。寒山被感动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忍受着饥渴煎熬的旅人，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繁茂的水草地。多少年来，事实上寒山也一直渴望着有一个温暖的家，而现在这里善良的村民帮他实现了。结婚对于寒山来说，是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这时候的寒山则已完全融入了翠屏山农隐生活之中，在这里，寒山体味着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惬意。这是广德元年（763），寒山38岁，次年，寒山有了一个儿子，生活的温馨让寒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寒山的诗歌对这一时期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那份恬淡和喜悦：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琴书》五）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妇摇机轧轧，儿弄口。拍手催花舞，搘颐听鸟歌。谁当来叹贺，樵客屡经过。（《父母》一五）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谿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茅栋》二七）满卷才子诗，溢壶圣人酒。行爱观牛犊，坐不离左右。霜露入茅檐，月华明瓮牖。此时吸两瓯，吟诗三两首。（《满卷》一○七）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谁欢。杂杂排山果，疏疏围酒樽。芦莦将代席，蕉叶且充盘。醉后搘颐坐，须弥小弹丸。（《田家》一一九）这些诗中寒山对田园生活做了诗意的描述，展示给我们的是一派宁静祥和、恬淡安闲、古朴自然的农家生活画面，男耕女织，贤妇在侧，孝儿凭膝，没有了世俗中的种种牵绊，也不必为仕途的种种不快而烦恼，“在这里，他有妻、有子、有鱼、有酒，是一个典型的隐居诗人，正如唐代的每一个隐士一样”[37]。准确地说，此刻的寒山也不能算是一个隐士，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一个在乡野中享受天伦之乐的农夫。静谧而又祥和，从容而又温馨，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寒山做到了。在这里，寒山终于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在青山白云之间，心灵得到了休息和安慰。有妻、有子、有田、有酒，忙时相互支撑，闲时彼此开怀，人生之乐，何过于此？生活于清幽的农村之中，享受着田园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切都让寒山感到惬意和满足，幸福就是在这么不经意之间让人陶醉。“四时无止息，年去又年来。万物有代谢，九天无朽摧。东明又西暗，花落复花开”（《四时》十七），生活的情致挡不住时间的脚步，岁月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逝。寒山在翠屏山的生活波澜不惊，过得恬淡而又自得。“自从到此天台境，经今早度几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见却多少后生人”（《自从》二一二），转眼之间，过去了二十多年，此刻已是大历年间，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所言的，“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38]，说得大致就是这段时间的寒山。寒山也渐渐地老了，两鬓已经开始斑白，额角上两道深深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经过农村生活的风吹、雨淋、日晒，寒山活脱脱一个乡下健硕的农夫，完全没有了当年咸阳城宦游子弟的那种风采。但这样的寒山更让人感觉到具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沧桑是一种美，在寒山这里更是如此。农村的生活并非世外桃源，寒山在翠屏山农隐的时光也并不是有意地避开了这个世界。寒山是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现实的人，只不过他的生活环境由咸阳城变成了天台翠屏山的一个乡下农村。寒山的生活也并非总是伴随着花香鸟语，生活并不总是充满着欢歌笑语、诗情画意。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寒山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农居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也是安闲的。但是，同样也是艰辛的。天台本来就是多山之地，这对于寻求闲情逸致的人来说，有着俊秀无比的自然景色，有着如诗如画的风景。但是如果要在这里耕种生活，自然条件就显得相对恶劣了，山坡之地要种庄稼，所付出的辛劳又何止平原之地的几倍呢？加上农耕生活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对于当地生活人的来说，辛辛苦苦一年，能够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需求已相当不容易了。可是当时政府的赋役制度“租庸调”遭到破坏，使得农民的负担加重。“租庸调”，是唐代前期所实行的赋役制度。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在原有的均田制基础上，制订了租庸调赋税制。唐初均田制规定：中男（年16～20岁）﹑丁男（年21～59岁）受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20亩为永业）；老男﹑笃疾﹑废疾者40亩，寡妻妾30亩，道士30亩，女冠20亩；官员受田有永业﹑职份和公廨田之分，郡王、国公至五品官员，永业田从100顷至5顷等差，六品官以下在本乡分配。在此基础上规定租庸调的征课标准为：租，每丁纳粟二石，岭南诸州纳米（上户1.2石，次户8斗，下户6斗）；调，每户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产布之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为官府服役20天，遇闰加二天。此外，有事而加役15日者免调，加役30日者租调皆免，但连正役不得超过50日。不亲自服役者，可纳绢代役，每日绢三尺，贵族免役。唐代这种“租庸调”制的特点是，税制的基础为均田制，课税以人丁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税。亦即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不因增加生产而增税，也不因怠耕而减其租，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因勤劳而加重力役，不以游惰而减其庸，有利于农民附着土地，也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故唐代陆贽认为：“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39]。但是，“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40]政府赋役制度的破坏，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表明了负担的加重，作为一个农夫的寒山，自然也不例外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影响，“朝朝为衣食，岁岁愁租调”（《快哉》七十一），这才是寒山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农民艰辛生活的缩影。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这是生活的基本保证，寒山的生活亦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桃源式，而是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形之中，“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新谷》一二六），辛苦耕种的稻谷，还不够自己吃，要靠借贷来解决生存的基本需要，借贷原本就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被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借，可是就是借贷也未必能借得到，生活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