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求学之路，儒道兼修随着小寒山的逐渐长大，事实证明，寒山父亲的担忧是多余的，十三四岁的寒山虽不能说是容貌非常的标致，但也是形貌清秀，仪表堂堂，这多少让寒山的父亲那颗悬着的、担忧的心暂时得以安静，不再处于欣慰和担忧的二重奏之中，对于此时此刻的父亲而言，心中憧憬的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以及对于寒山的美好的仕途未来的规划。于是在送长子进入县学的第二年，也就是寒山十四岁的那年，寒山照例进入县学学习[1]。对于寒山的父亲来说，儿子们进县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长子依旧如儿时一般对学习兴味索然，而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对于父亲所经营的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小小的年纪却已经能够不时地为父亲出谋划策，精明之处不逊于其父。也许这个孩子是在这方面有着天赋，这多少让父亲的心中觉得安心、踏实，至少，继承和拓展家庭的事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家庭的富裕应该是可以保证的。之所以还要孩子去上县学，一则孩子尚且年幼，二则也是为图个出身，为了方便将来起见。而对于小寒山，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仕途。因为寒山的聪颖让父亲对于仕途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期待。这在父亲而言，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一个儿子可以继续家庭的富裕，一个儿子可以成就仕途的理想。进入县学，小寒山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进入县学的第一年，寒山所学的自是《论语》和《孝经》根据《唐令拾遗》卷一〇《学令》，《论语》和《孝经》[2]，这些寒山在私塾的时候也就学过，再加上小寒山聪颖异常，所以掌握起来，自然毫不费事。这时候，对于小寒山而言，他的学习生活面临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进入四门学。依唐代的教育制度，就中央官学而言，承担儒学教育功能的主要是由国子监所辖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门下省所辖的崇文、弘文二馆。虽然，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官学教育在唐代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但是，中央官学的入学有着严格的标准，对于一般的庶人而言，是难之又难的。门下省所辖的崇文、弘文二馆实际上是贵族学校，其学生基本上为宗室外戚以及上层官僚的子弟，《大唐六典》卷八《弘文殿学士》明确规定，入此二馆的学生以“皇宗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简而言之，能否进入这二馆取决于父辈的政治身份，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国子监所辖的三学虽然限制没有这二馆严格，但是，各学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有着相应的标准。国子监，简称“国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央官学机构，它有着双重性质，既是学校，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西晋咸宁二年（276）建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北齐改为“国子寺”，隋代改为“国子监”，兼管教育行政的机构。唐承隋制，以国子监辖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其中前三学乃是执行儒学教育功能，后三者则为专门技术教育。在传统社会，儒学占据统治地位，而专门技术相对而言地位较低，故其限制条件相对较松，“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3]。就前三者而言，其入学条件是有着严格而明确的规定的。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僚子弟，“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4]；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5]；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同时也兼收庶人子弟，称“俊士”，“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6]。国子学、太学均是有着严格的品级限制，庶人子弟也是无法进入的。唯有四门学为庶人子弟的进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俊士”，而且这也是在开元之际才成为可能的，根据《唐会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7]，“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以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亦听”。“俊士”一途的开设，为庶人子弟接受中央官学提供了可能，对于寒山来说，亦是如此。在县学一年之后，寒山即以其聪颖、好学，通过了州县的选拔以及国子监的考核铨选，如愿地以“俊士”身份进入了四门学。这对于寒山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开始。终于要到长安城——这个父亲在他孩童之际就时常提及的地方——去了，那里的生活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对于此，寒山充满着憧憬，因为咸阳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太多让寒山能够觉得有惊喜的地方了。对于寒山的父亲来说，也是充满着憧憬。儿子进入了四门学，也就是进入了仕途门槛，辉煌的前程仿佛就在眼前向他招手。而这一年，寒山十五岁。在交待寒山的长安求学生活之前，对于寒山少年时期的生活而言，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即少年时期的寒山不仅诵习诗书，而且，在诗书之余，兼习骑射剑术。这不仅是当时的风气使然，也寄托着寒山父亲对于儿子从仕的期望。文可以进仕求显名，如果不行，尚可用武以军功求出身。对于父亲而言，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寒山进入县学前一年，也就是寒山的哥哥入学的那年，父亲请了远近闻名的武师教寒山兄弟骑射剑术。那个时候，寒山的心里甭提有多开心了，因为，正当他觉得整个咸阳城里城外已然没有新鲜、有趣之事的时候，骑射将寒山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当然，对于寒山而言，更多的乃是一种玩趣。骑射的修习基本上是安排在哥哥上学的间隙，虽然时间上并不是很多，但这段时间也最为小寒山所期待。“少年学书剑”（《少年》）、“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一为》七），这是寒山后来对于其少年生活的回忆，诗书与骑射成为了其对于少年生活的主要记忆，无疑也是构成了其少年生活的基本内容。出于玩趣，对于寒山而言，骑射的掌握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自那以后，骑马驰骋咸阳郊外成为了寒山生活中的一个新的亮点。私塾里的功课之简单、轻松，对于寒山来说，那是毫无疑问的，而此时尚未入县学，自然是时常有时间玩。对于此，父亲也并不太干涉，在父亲的眼中，诗书也好，骑射也好，都是应该很好地掌握，小寒山能够两者都协调了，自然是最好的事情。及至寒山入县学，他的骑射，一如他的诗文，已小有名气。当然，正规入学之后，寒山没有了从前那么充裕的时间可以任自驰骋，但是，只要有了空闲，纵马驰骋无疑是小寒山最为向往的。甚至到了四门学之后，寒山也是如此。唐长安城复原图求学长安，是寒山少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寒山早年性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长安自然是天下繁华之所。唐代首都长安城始建于公元582年6月，第二年3月完成，总体设计出自隋朝贵族宇文恺之手。隋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它新建的帝都——大兴城还未完工，便被唐朝取代了，并复名长安。唐城面积84平方公里，相当现在西安城（明城）的10倍，比旧北京城还大，同现有西安市区差不多，其规划布局之严谨、建筑艺术之精湛，在历史上首屈一指，足以媲美西欧罗马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堪称中外古今第一城。“长安大道横九天”[8]，“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9]，这就是长安城，诗人曾作如是感慨。其时街道笔直宽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街两旁有排水沟，道旁种植槐、榆。长安城城中有城，城内北部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的皇陵和皇帝居住的宫城，均有独立的城墙和城门。其余为民用区，分割成整齐的棋盘格，每格为一个独立的坊，四面围墙，各开门户。宫城正南中门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外城的明德门，正处在南北中轴线上。这条朱雀大街，今实测宽度155米，比闻名世界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还宽35米。而长安在当时最为出名的是其浓厚的商业氛围，长安的商业区是依照前朝“分区、方整，左右对称”的方法，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而设立的。居于皇城东南的叫“东市”，居于皇城西南的叫“西市”。两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而且大小相若。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围墙内辟有沿墙街和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方块。市内的商店多面街而立，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行”即为同业店铺的总称。另外，每条干道的两侧还修有排水用的明沟，与店铺间小巷内砖砌的暗沟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每市均四面开门，八个市门恰与干道的两端对接，构成了“棋布栉比，街衢横直”[10]的格局。最盛之时，东西两市约有店铺三、四万家，可见当时长安市区之繁荣。繁华的长安城在寒山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着新鲜和诱惑的世界。这个时候寒山体会到了在咸阳时所未曾经历过的那种欣喜，虽然咸阳是长安的郊区，虽然咸阳离长安很近，隔着渭水可以相望。但是，当寒山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了两者的不同，长安城的繁华自是咸阳所无法比拟的。国子监就在靠近皇城的务本坊。长安城的北部是皇城和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其南有三个门，由西而东分别为金光门、朱雀门和安上门。朱雀大街即是以朱雀门而得名的，又因其北端起于宫城的正门——承天门，故亦称天街。朱雀门的东面是安上门，而务本坊就在正对着安上门的大街上，而这也就是寒山修学的所在。当寒山从明德门进入长安城，沿着朱雀大街走向朱雀门的时候，他的情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昂，这个时候他似乎明白了当他还是孩童时父亲对长安的那种兴奋之情。此刻的寒山或许有着他父亲一样的兴奋，特别是当他走到朱雀门前踮起稚嫩的双脚眺望藏在城墙后面的那个深邃的皇城，当然，还有宫城。这里象征着威严，象征着正义和权力，关于这一切的印象，小寒山只是从父亲那里、私塾以及县学先生那里零零星星得到一些，此刻，站在朱雀门前，似乎有了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夫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不就是在这里吗？现在自己就在皇城根上了，睡觉的时候张开眼睛也就可以看到城墙。理想的实现，似乎就在咫尺，小寒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然。四门学中的学习，自然是一件循规蹈矩的事情。国子监所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虽然学生在身份上有着不同，但是，依唐例规定所需修习的课程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在《新唐书·选举志上》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大致如下表[12]：学生在校修习的主要范围即为五经，五经的具体规定在唐代是有着变化的，就开元之际而言，主要是《礼记》、《仪礼》、《周礼》、《毛诗》和《左传》[13]，对于其学业，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即最起码通二经，“每岁，其生有能通两经以上求出仕者，上于监”[14]，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参加科考，必要的前提是“通二经”，这也是最低的要求，其他还有通三经、通五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15]学生在校是有时间限制的，最短时间为3年，因为三年是达到通二经的最起码时间（大经的修习时间就是3年），最长不能超过9年，达到“通二经”之后即可申请参加科考，如果及第，则有希望进入仕途，“其不第则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第，从常调”[16]，在校期间每个学生都有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若依旧不能及第，则不能再在校修学。这是从制度上对于国子监所属诸生的要求，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身份进入相应的学校开始学习，都应当选择好自己在今后至少3年所要修学的经典，从甫一入校那一刻开始就得为三年之后的科考做准备，而各门课程的容量和难度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修习科目的选择，对于科考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由于诸生的学习是完全为着科考准备的，故而大经中的《礼记》，中经中的《毛诗》，小经中的《周易》和《尚书》，因其字数相对较少、内容相对容易而成为了学生选择的热门，而《左传》、《公羊》、《谷梁》、《周礼》、《仪礼》等几乎没有人修习[17]，因为仕途是唯一的杠杆，诸生入校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日科考成功。寒山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他父亲的希望，因此，寒山也选择了相对较为容易的《礼记》、《毛诗》和《尚书》，大、中、小经各一，以求在三年的学习中顺利达到“通三经”的要求。然而，这样的学习无疑是枯燥的，因为除了诵读这些经典，别无选择。不仅如此，还不时地有考试制度来约束你，如果表现不理想，甚至有可能被退回原籍的，这对于寒山是具有威慑力的，因为作为一个庶人子弟能以“俊士”身份进入四门学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寒山不敢想象一旦被退回会产生怎样的情景，他能做的，唯有苦读圣贤书。学校里的考试，主要有旬试、岁终试和毕业试三种。按照唐代的学校制度规定，每旬放假一天，在放假前一天，博士官要进行“旬试”，以检查10天来的学习情况，“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18]，“旬试”的方式，有诵读和讲解两种可以选择。诵读，要求学生诵读3000字，同时以1000字为一组，每组试帖[19]3字，答对两组则算合格；讲解，以2000字为一组，共三组，各问大义1条，答对两个为及格。而不及格的，则是要受到惩罚的。其次为岁终试，“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20]岁终试，也就是在年末的时候对一年中所修习的功课进行考核，考核方式非常简单，从你所学的课程中问大义10条，答对8条为上，6条为中，5条为下。如果连续三年为下，则退回原籍。最后是毕业试，这实际上是科举考试前的资格认定考试，考试的方式与科举考试相同，标准是通二经、通三经或者通五经。这次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合格就意味着你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朝廷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央官学的毕业试由国子监祭酒、司业主持，州县学则由当地的县丞、长史负责。一旦合格，其庆祝仪式也是非常隆重的，“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21]，这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寒山初入学校的第一个月，表现得异常的勤奋，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学习难度加大了许多，也不是因为小寒山开始明白了学习之于他的重要性，而只是因为对于小寒山来说，周围的一切都还不熟悉。没有了非常熟悉的玩伴，没有了非常熟悉的环境，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兴致去游玩。这些只是因为寒山才刚刚进入到这里，需要有一段适应和转变的时间，因此，也是暂时的现象。当然，学习对于寒山而言，一如既往地轻松，所选择修习的五门功课《礼记》、《毛诗》和《尚书》，以及《论语》、《孝经》，都能够很好地掌握。当然，旬试之类自然更是难不倒他。小寒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很喜欢跟人接触，这样，大约也就一个月左右，小寒山跟这里的同学都熟悉了，也有了很好的朋友。在长安这个繁华之地，自然少不了游乐嬉戏。小寒山如此，他的同学也是如此，其实，那个时代的宦游子弟无不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豪迈骄傲、花天酒地，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少年人的共同写照。这是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繁华强盛的社会所带给人们（特别是少年人）的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唐代很多诗人都曾以《少年行》为题，来描状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特点：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声鲁句践，争情勿相欺。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衣冠半是征战士，穷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长百丈，不如当代多还往。遮莫姻亲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李白《少年行三首》）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身能臂两雕弧，虏骑千群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王维《少年行四首》）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汉王。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侍猎长杨下，承恩更射飞。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稀。薄暮归随仗，联翩入琐闱。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朝游茂陵道，暮宿凤凰城。豪吏多猜忌，无劳问姓名。（李嶷《少年行三首》）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荐枕青娥艳，鸣鞭白马骄。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刘长卿《少年行》）千点斓斒喷玉骢，青丝结尾绣缠騣。鸣鞭晚出章台路，叶叶春依杨柳风。（韩翃《少年行》）五陵豪客多，买酒黄金贱。醉下酒家楼，美人双翠幰。挥剑邯郸市，走马梁王苑。乐事殊未央，年华已云晚。（韦庄《少年行》）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皎然《长安少年行》）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念此使人归更早，三月便达长安道。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台清酒就君家。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崔颢《渭城少年行》）[22]雍容美少年，豪气直冲天，纵马驰春风，击筑饮美酒，这是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下少年生活的写照。生活于彼时彼地，寒山自然也不例外：骝马珊瑚鞭，驱驰洛阳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骝马》四十七）寻思少年日，游猎向平陵。国使职非愿，神仙未足称。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寻思》一〇一）雍容美少年，博览诸经史。尽号曰先生，皆称为学士。（《雍容》一二九）当时宦游子弟的种种习性，在寒山身上也是表露无遗，如同那个时代长安的大多数少年子弟一样，意气昂扬、骄傲自负，成为了其性格的基本特点；游猎骑射，酣酒嬉戏，成为了其所欣欣然于此的当时所谓的时尚生活。长安近郊的信马驰骋，本是寒山之所好，而身处长安城中，寒山所面对的是更为繁多的嬉戏之所，这对于自小性习游玩的寒山而言，无疑是一大乐事。故而一旦求学间隙，寒山总会与二三好友，于繁华之所，四处游玩。升平坊的胡饼，开化坊的酒肆，平康坊的姜果铺，永昌坊的茶肆，宣阳坊的彩缬铺，安邑坊的书肆等等，都让小寒山和他的伙伴们乐不思蜀，流连忘返，这样也就不免时而会遭到先生的责罚，即便如此，长安城内的种种，对于寒山的诱惑亦是不能减少些许，或者少年的本性就是贪玩吧。不过，处于天下繁华之所的长安城之中，又逢歌舞升平之盛世，能够不为所谓的时尚生活所诱惑的人，原本就很少。长安城中，让小寒山最为流连的是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和荐福寺的小雁塔。陕西大慈恩寺内大雁塔大雁塔，为慈恩寺塔。慈恩寺位于长安城南晋昌坊，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即唐高宗）为追念其母长孙皇后的“慈母之恩”，在隋代无漏寺旧址重建慈恩寺以祈求冥福。寺院南望终南山，北对唐大明宫含元殿，靠曲江临杏园，黄渠水绕寺门东西而过，环境幽静，一片田园景色，堪称长安城的形胜之地。规模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据《慈恩传》、《长安志》载，唐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面积占晋昌坊半坊之地（近400亩）。寺成之后，太宗赐旨为寺度僧300人，别请大德50位入住，同时正式赐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了瑰丽的翻经院，令玄奘法师自弘福寺移就翻译，兼充上座，主持大慈恩寺。因此之故，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法相宗，又得以名之为慈恩宗，大慈恩寺自然也就成为了法相宗的祖庭。大雁塔之建，是玄奘法师出于存放他自印度带回来的经籍和舍利的需要。玄奘法师担心从西域请回来的经像和舍利，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时间一长，有遗失之患。高宗永徽三年（652），在高宗支持下，建塔工程启动，玄奘法师亲自监造，历时两年。塔建在寺之西院，以砖造，共五层，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最上层以石为室，藏经像。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将大雁塔改建为七层。大雁塔之名的由来，据《大唐西域记》所载：摩揭陀国因陀罗势罗窭诃山东峰有一寺院，寺僧信奉小乘佛教，食三净肉。有一天，有一僧人见空中群雁飞翔，开玩笑说：今日众僧午饭还没有食，菩萨应该知道来得正是时候。话音未绝，只见一雁退飞到此僧面前，折翅投身自殒。此僧将此情景说与众僧，无不悲感交集，均说这是佛陀设法随机诱导，令我等弃小从大，改信大乘，我等当以教奉。众僧遂埋雁建塔，取名雁塔。大雁塔通高64.5米，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锥形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中唐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23]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一斑。塔底层每边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上部刻有当时庑殿建筑的写真图。塔南门洞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均由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就不能不说曲江。自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97）以后，新进士及第，天子赐宴，于曲江聚会宴饮，慈恩塔下题名，以示庆贺，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24]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25]这就是人们说的“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无论是曲江宴饮，还是雁塔题名，其用意都是对于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庆贺。曲江又称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即大慈恩寺之东。曲江为状如长葫芦之小湖泊，素来闻名，秦时“宜春苑”，汉武帝时“上林苑”，隋代“芙蓉园”，即是指此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修建，池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报寺。池水澄明，花木环映。皇族显官环池构建离宫别馆，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达官贵人来此畅游酣饮。唐代应科举之文人学士，也都来此雅游。长安是天下的繁华之所，而曲江则无疑是长安最为繁华之地，是官宦享乐之所：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琼镌狒绕觥舞，金蹙辟邪拿拨鸣。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26]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27]曲江可谓万紫千红，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歌声绵绵，酒意盈盈，画舫悠悠，游宴于曲江之地，恰如神仙一般，其乐何如，怎能不令人陶醉。而曲江之乐，以上巳节尤为特出。因唐代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故前面所言的“曲江宴饮”就是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因此，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曲江最为热闹的时候，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甚至是皇帝嫔妃都会前来，樽壶酒浆，笙歌画般，宴乐于曲东池上，其盛况可谓空前：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28]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整个长安城都往曲江而去。曲江之地，人满为患；人迹所至，春光黯淡。但即使如此，又怎能挡得住高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脚步，消解其酬乐之情于一二呢？更别提及第士子了，他们心情已然陶醉于及第后的喜悦，对于他们而言，曲江越是热闹，他们越是荣耀：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29]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纵来恐被青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30]对于士子来说，享受的是进士及第的那份荣耀，这比什么都重要，都能够让人陶醉。大雁塔和曲江，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当然，寒山向往的并不是大雁塔和曲江本身的风光，而是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对于唐代的士人来说，大雁塔和曲江象征着荣耀，而一旦能够得以“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你的整个人生就将改变。这意味着你自此将文名远播，并且美好的仕途也向你敞开了大门。这是多少读书人所梦寐的事情，寒山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看到大雁塔和曲江的时候，对于寒山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激励，都能让寒山获得不断进取的动力，稍改既往玩乐之习。因此，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或者是某种象征，是寒山的理想所在，父亲对于儿子仕途的期望，这一刻具象化为大雁塔上的题名。对于寒山来说，他的理想就是在有朝一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题到雁塔之上，这种期望至少伴随着寒山直到其三十岁之后。如果说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是一种激励。那么，小雁塔则不同，寒山在这里，得到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小雁塔，全称“荐福寺小雁塔”。荐福寺就在邻近国子监所在的开化坊南边，原为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前的住所，唐初为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宅。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初三，即高宗李治死后100天，皇族为高宗献福而建寺于此，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是当时长安城中的著名寺院。慈恩寺是与玄奘联系在一起的，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小雁塔在安仁坊的西北角，与荐福寺隔街相望。作为荐福寺的塔院，义净建塔之动机与当年玄奘之建大雁塔相若，也是为了保藏经书之用。小雁塔建于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相传，当年义净法师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荐福寺塔。皇帝李显极其懦弱，凡事都要皇后拿主意。皇后得知此事后，即令后宫嫔妃及宫娥、彩女都捐钱修塔。宫人们争先恐后，慷慨解囊。捐的钱建了这座塔还未用完。小雁塔平面呈方形，底边各长11.56米，塔的底层尤其高，以上逐层递减，越上越促，整体轮廓呈自然圆和卷刹曲线，与大雁塔风格迥异。小雁塔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最初为15层，高约45米，南北面各辟一门。塔身从下至上逐层递减内收，愈上愈促，秀丽玲珑，别具风格。门框为青石砌成。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构，设木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处繁华的长安城之中，这里却是以幽静出名，唐韩翃曾有诗言此：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31]这里与长安城的繁华无尽、花天酒地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恬淡、幽静，对于人心的陶冶来说，则是大有裨益。故而，小寒山在务本坊功课之余，也时常来荐福寺享受一下难得的清幽，特别是当他心情浮躁、烦闷之时。大雁塔和小雁塔，对于长安城而言，是两个标志性的佛教建筑，是佛学之盛地。而对于寒山而言，则是精神上两种不同的陶冶。前者激起了寒山努力以求入仕之志，后者则在寒山苦闷之时予以疏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者，虽然寒山性格上有着当时宦游子弟的共同特点，但是并没有耽溺于游玩享乐，总是能够及时地调节自己的情绪，而这也意味着寒山的逐渐成熟。时光如梭，岁月如流。在长安四门学的日子，似乎要比咸阳快得多。在长安城的第一年转眼之间也就结束了，因为寒山的聪颖，所修习的功课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岁试自不在话下。寒山入四门学的第二年，在寒山的知识生命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即寒山开始接触并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和道教，在唐代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唐一代，宗室自称老子后裔，自高祖始，在重要的、公开的场合中，儒、释、道三教，以道为先，儒教次之，释为末。李氏王朝之建立，实有赖于道教徒之功，如终南山楼观道士岐平定、名道王远知等，在李渊灭隋称帝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尤其是王远知，亦有功于后来李世民之夺位称帝。更为重要的是李氏原本带有鲜卑人血统，这在重视门第的当时，显然是他们所忌讳的。据《续高僧传·法琳传》的记载，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法琳因释、道相争而称唐宗室非为老子之后，而是拓跋氏之后，致使太宗大怒，捕法琳入狱，后流放益州，途中而亡。李唐对于其出身门第之看重，由此可见一斑。而托言为老子之后裔，对于提高其宗室门第具有不可小视的政治意义，因为，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32]。故而，自李唐之初，即崇奉道教。高宗李治甚至亲谒亳州太上老君庙，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并且命王公百僚及举子皆习《老子》。中宗李显之后，武则天篡位改号，因武氏佞佛，故而道教地位一度低落。及李氏复位，道教地位开始恢复。玄宗时期，唐代道教最为鼎盛。开元之际，玄宗对于道教的重视，一则表现在其对于《老子》的推崇。玄宗不仅在政治上推行老子的清静无为以治理国家，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33]，这也是“开元之治”所以能够产生的积极原因。玄宗积极贯彻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同时不断诏告天下，宣扬《老子》，推广《老子》，并要求天下士庶家藏《老子》，以修习其清静无为之道，与他“同归清静，共守玄默”，希望天下藉此能够同心于道，“故往年布令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34]。当然，玄宗推崇道教的最主要表现还是崇玄学（后称崇玄馆）的设立。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通过者，准及第人处置，并置博士一员。次年二月，诏改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名真经，合《庚桑子》为五经。令崇玄学生习之。崇玄学的学生，其修习年限也是三年，“三年业成，照依常式”[35]。三年结业之后，合格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例考试”[36]，此即所谓道举，有类于明经科，只不过考试内容为道家经典而已。崇玄学生徒的科举考试依明经科例进行，这样，实际上也就为修习道学的人开了仕途之路。因玄宗之喜好并加以不懈推崇，士人对于道学，特别是《道德经》非常重视，俨然成一时之风气。一代有一代的风气，一代有一代的学风。因玄宗之大力宣扬，天下士子岂有不欣欣然而修道者乎？上有好之，下必甚之，古来如此。故有唐一代，“终南捷径”也成为了士人的一种惯技。所谓“终南捷径”，坦率地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仕途上不如意，那么，你就可以以退为进，去隐居山林，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然后声名远播，皇帝自然就会下诏请你入朝为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极为荣耀的进入仕途的方式。当然，隐居之山林的选择是有讲究的，不能太远太偏，否则，就成真隐了。于是，离长安不足百里，而又景色优美的终南山，自然成为了隐居的首选之地。“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37]，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状况的出现，至少表明了在唐代道家、道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寒山进入四门学的第二年，亦即公元741年，玄宗正是这一年诏设崇玄学，令天下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当然，寒山并非崇玄学生徒，因此，也就无需有硬性规定，必须修读道家典籍。但是，因为寒山非常聪明，自己所修习的功课都能很快地掌握。因此，也就出于兴趣，开始接触老、庄、文、列诸书。虽然只是粗粗地涉猎，但是，《老子》文意的玄妙，《庄子》语言的优美，却时时让寒山觉得神之往之，心向往之。《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逍遥、无待、齐物、心斋，这一切都是平常所诵习的儒家经典中所不曾涉及的，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多么新鲜和激动的事情啊。其实，每一个孩子对于新鲜事物都有本能的热情和好奇，寒山也不例外，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道家的典籍就是新鲜的事物，一个充满着神奇的吸引力的未知世界。道家所带给寒山一个于儒家所提供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寒山很快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于是，一旦有空余的时间，寒山便投入到了道家的典籍之中，当然主要是《老子》，因为五千言比较短，而且容易诵记。当然，我们的寒山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主业——儒家之学。有着四门学先生的督促，旬试、月试、岁试的压力，以及父亲的期待和叮嘱，寒山自然不会深陷于道家之学之中，因为，寒山毕竟是一个聪颖而又逐渐懂事的孩子。十六岁的寒山，自然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求学的日子在有条不紊地过着，三年的时光转眼而逝。告别了少年，寒山的生活将变得坎坷，变得无助。当然，我们的寒山此刻并不知道这一些，在他眼中，我们看到的是憧憬和希望。三年四门学之后，寒山所面临的是近乎唯一的道路——科举，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只是，寒山的这一切早已在父亲的规划之中，他能够做的是不断地去靠近这个目标，仅此而已。* * *[1]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14岁入国子学及州县学是唐时通例，故此处以寒山年十四入咸阳县学。[2] 为唐代儒学教育的必读经典，同时，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规定：“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故寒山入县学第一年当开始学《论语》、《孝经》。（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缩印本。[3] 《新唐书·选举志上》。[4] 《新唐书·选举志上》。[5] 《新唐书·选举志上》。[6] 《新唐书·选举志上》。[7]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记该事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0年版。[8] 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七。[9]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全唐书》，卷四百四十八。[10] 见《长安志》，（宋）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11] 《论语·为政第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12]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四章，第335—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