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高中毕业，殷海光便到北平，亲自向金岳霖、熊十力等人问学。不过，直到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他才正式师从金岳霖。殷海光师从金岳霖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第一次到北平金岳霖的书房时，殷海光相当诧异：金的书架上歪歪斜斜地放着二三十本书，心想为何如此而已？这和他所想象的学者藏书应该是堆积如山的情形大不相同。等到两人日渐熟稔后，殷海光鼓起勇气谈起此事，金岳霖才向他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我们一提到殷海光，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义。确实，殷海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象征。这当然没错，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殷海光转向自由主义是很晚的事情。此前，他的学术兴趣完全在逻辑学上，尽管他在逻辑学研究上并没有作出像他的老师金岳霖那样惊人的成绩。在此之前，他还将“译者引语”的主要内容改写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由金岳霖推荐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位前辈，十七岁的殷海光毫无惧色，对大学者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人的著述逐一进行了点评。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在金岳霖的鼓励下北上求学。由于没能赶上当年的入学考试，他只能住下来等来年再考。他所带的旅资极为有限，在北平的生活差不多全靠金岳霖维持。但他在北平这一年的经历对他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他每周和金岳霖见面一次，一起吃饭，谈学问。不知不觉中，大师的风范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少年。与金岳霖相知甚深的冯友兰曾这样评价金岳霖：“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殷海光一生都记得他第一次和金岳霖见面时的情景。但是，他以年少者的轻狂，谈起话来满口都是“我认为一定怎样……”、“我敢说如何……”，但金岳霖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时总是说“如果怎样，那么怎样”，“或者……”，“可能……”。大学者的谦逊令年少的殷海光大为感动。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始享大名的哥德尔，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听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师生之间竟可以这样相处！今天，当我们展读殷海光和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书信集时，我们常常会感叹他们师生之间率真的情感流露和亦师亦友的平等关系。殊不知，这种融洽、真挚的种子早在殷海光还是一个少年时即已种下。就在1937年夏天殷海光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的大学梦化为了泡影。金岳霖给了他50元钱，作为返乡的路费。就这样，在北平住了差不多一年后，殷海光回到了故乡。次年春天，当获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时，殷海光又决定前往昆明求学，继续追随金先生。1938年，殷海光入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之后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七年漫长的岁月。这期间，他接触最多的人当然还是金岳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后的岁月，殷海光提及金岳霖时更多的是老师对自己人格的塑造，而不是学业上的帮助。其实，这中间包含着他说不出的无奈。殷海光终生引以为憾的，是在这段宝贵的青年时代，他没有能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入校园内的种种政治活动。他曾经感慨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2　从讴歌者到诤友殷海光大学毕业后，曾于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1945年当时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却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成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抗战，远赴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但在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抗战结束初期，殷海光由于以言词激烈的“反共”著作，深获国民党内高层注意，经徐复观的引荐，他曾一度蒙蒋介石召见。殷海光不是当兵的料，他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很明显，这段时间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压倒了他对学术的兴趣。前面说过，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中央”日报》，不久任主笔。《“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殷海光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并担任极重要的主笔一职，这显然与他当时极端的政治立场有关。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者转变为国民党的诤友。据殷海光自己的回忆，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由灯红酒绿、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战场，面对的是“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心动神伤之余，他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且“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这时的他“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他的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作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由于殷海光如此右倾，他年轻时为左翼青年所不齿。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总会表现得激进一些。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运动中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祖国大陆的李慎之。左翼愤青李慎之晚年提到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反动学生”这顶帽子扣在殷海光头上似乎过重了点，其实严格说来，殷海光在祖国大陆时期纯粹是“书生论政”。1946年，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殷海光亦追随东下，进入《“中央”日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经历过短暂的卖文生涯。同一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不久又兼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殷海光接触到一般大众所不清楚的真相，渐渐对国民党统治产生的疑虑，成为日后他对其政权勇于批判的远因。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反共”的立场虽并未改变，但国民党这尊政治偶像却已破灭。尤有甚者，殷海光对“第三条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殷海光怎敢在党报写如此“放肆”的社论？他不知道严重的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殷海光在良心与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据说，此文经《大公报》转载后，士林传诵一时。其实，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国民党来拷问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对国民党的期望和支持，因为就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主义为支撑的爱国者，因此，他在祖国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国民党不太合拍了。在到台湾之前，殷海光就明白“国民党政权是建立于党阀、军阀、财阀和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到了台湾之后，他更目睹“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是无根的人，为了苟且偷生，他们只有依附权势”。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并曾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他离开祖国大陆的原因，除了一贯的“反动”外，还有对国民党寄予了重生的希望。他和不少年轻人都天真地以为，国民党因全面败退而该痛定思痛了。因此，他自居改革派，对政治指指点点。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仁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殷海光在前往台大教书的同时就介入了《自由中国》的筹备工作，随着刊物的成立，他列为编辑部成员之一。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3　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向殷海光思想立场的真正转变是在1952—1953年。在此期间，他通过标举西方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英雄来拷问自己，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媒就是他对哈耶克的“发现”。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从此，他就和哈耶克结下了不解之缘。殷海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哈耶克，输入了自由主义的学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力行。尽管早在《自由中国》创刊初期，殷海光就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度过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已经无力“启导大家，扭转乾坤，再造一个新时代”。回到现实面，逃到台湾后的殷海光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刚开始还满以为国民党经过痛定思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新格局，没想到一切依然故我，陈腔滥调，遇事敷衍。他自觉不能扭转风气，但他“又不肯流俗”。所谓“流俗”，就是通过溜须拍马，混个一官半职，然后离开台湾一走了之。良知和个性让殷海光做不来这种下三滥的举动。于是，他决定放弃《“中央”日报》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4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离开政治圈也是他的愿望，他看中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据时代创办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1月，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台大气象一新。同年8月，殷海光只身来到台湾大学，径直到校长室找到傅斯年，欲谋求一份教职。正好学校需要一个教逻辑的教师，当下一拍即合。1949年，殷海光担任台大讲师，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刚到台大，殷海光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他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这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连傅斯年也给惊动了。当傅校长问他为什么打分这么严苛时，殷海光振振有词，“我不过分，这是照卷子给的分数”，而且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尽管殷海光给分数这么严，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殷海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锐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以及从金岳霖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为师之道对学生有亲和力外，殷海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演讲。他的学生陈鼓应甚至认为，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讲。在台大校园，殷海光是公开演讲次数最多的人，每次演讲都可用“轰动”，甚至“疯狂”来形容。据刘福增回忆，殷海光的演讲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严肃的固然叫好，轻松的更是叫座。有一次，台大的大学论坛社请他讲“恋爱的分析”。一时间，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主讲人都无法走进去。后来，同学只好把殷海光高抬“pass”到讲台，玻璃都被挤破了几块。演讲一开始，殷海光指着“恋爱”两字说：“这是吃荤的。”又指着“分析”两字说：“这是吃素的。”接着说：“‘恋爱’是各位所喜欢的，‘分析’是我所感兴趣的。”在这个演讲最后，他引了杜秋娘的诗句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在演讲前后，学生们像迎神一样在教室外大放鞭炮，欢笑不已。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曾总结：“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另一位学生张灏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殷先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当时“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5　创办刊物，倡导自由虽然身在台大，但是殷海光的政治热忱始终未歇，他仍然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想修己及人，但更渴望兼济天下。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自由中国》鼓吹民主、自由，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春在上海筹办，同年11月在台北正式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推举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自由中国》杂志虽标榜“自由”，但其“官方”色彩极为浓厚，有人甚至将它看作国民党在困境中试图以新形象来争取内外支持的宣传刊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中国》和徐复观在香港主持的《民主评论》共同构成了祖国大陆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两个发言平台。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因胡适不在台湾，而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他看到蒋氏父子败退到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政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政策”。1954年，殷海光以访问学者名义赴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一年后殷海光回到台湾，一面在台大任教，另一方面为《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坚持以笔的力量来对抗言论思想禁制。1957年，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其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丑事。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成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因经常狠批时政以致最终引起当权者的不满。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蒋介石面对这波要民主的笔阵仓皇失措，他在大骂一通胡适、民主党派领导人等这些在祖国大陆时期的老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台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就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早在1954年底，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雷震的国民党党籍被注销。当殷海光听到这一消息后，曾以后学名义致信雷震：“欣闻老前辈断尾，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断尾”一词用得绝妙，它表明殷海光已经相当自觉地要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要从以前的克制忍让转向批判。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6　立志做启蒙人物殷海光一直以“五四之子”自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作为“五四后期的人物”，他夹在五四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思想的光芒被遮蔽在五四一代的阴影之中，与下一代在心灵上的沟通又因代际的关系而遭阻隔。“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但殷海光并未被时代的浪潮所打倒，尽管他也失望、彷徨，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希望，他挣扎着摸索自己前行的路，并希望自己的摸索能成为下一代前行的资粮。他的挣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永远的见证，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在雷震案之后，刚过四十的殷海光似乎真的是“不惑”了，历尽沧桑的他对于现实政治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激情。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术。在研究之余，他将希望寄托于青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做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平心而论，他的这番话其实是他20世纪60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祖国大陆时的“反动学生”到台湾变成了台湾的“反动教授”，这个转变是重要的。虽然都是在要求高层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给人民自由，但他不再以当局中的一员的身份来考虑问题了，他是以在野的身份思考中国人的前途。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批判色彩。而在此过程中担当大任的殷海光，也一改几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国》的最前台。《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殷海光为这组文章所写的“代绪论”。文章劈头就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偏偏不能说真话。国民党以官方为“真理的标准”，正是这一政策遮蔽了社会机体里业已潜埋的种种危机。在文章的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从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殷海光执笔的文字除了“代绪论”之外还有多篇。《我们的教育》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导致台湾的教育“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清朝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殷海光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尖锐，曾引起不小的波澜。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则是所谓“反攻大陆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关键提了出来。这在当时的台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在嘴边。所谓“反攻”其实是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这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不干了，官方给《自由中国》戴上提倡“反攻无望论”的大帽子，认为这样的言论，影响民心士气，要对《自由中国》予以停刊处分，必要时还可抓人；进而说，这篇文章符合国际阴谋。其他报纸的反应也几乎是一边倒，《联合报》、《自立晚报》等报纸分别撰文围攻殷海光。针对国民党官方的诋毁，殷海光又另著一文，予以辩驳。殷海光是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又如同当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为《自由中国》执笔时，因触及蒋介石的敏感问题，被雷震退回。然而，殷海光后来对于所谓的“反攻大陆”一事，再度挑战台湾当局的底线，殷仍坚持他的立场，为自己的言论自由、为此书的出版自由奋战到底。知名作家李敖回忆，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了霉。他说：“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殷海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光发热，引领风骚。当时作家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所创办的《时与潮》杂志，屡屡刊出殷海光的文章，因此尽管他受到威权体制的折磨，但齐世英的这种支持不啻雪中送炭。好景不长，1967年以后读者就没有再看到殷海光的文章。原来1966年是殷海光的生命史上最艰困的一年。先是教育主管部门一纸公文，要将他调离台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光哲认为，这等举措，其实是要“调虎离山”，让这位当时在台大广受爱戴的老师，失去接触学生的机会。7　力挺雷震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对殷海光个人而言，他不仅丧失了一个公开评论时政、正面推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平台，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案发当天，他和《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如同困在一个个小小的孤岛，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他没有和其他同仁一起被捕，多少也算“侥幸”。海外知名的文学家聂华苓听说雷震被捕，第一反应就是问殷海光是否也被抓走了，她在回忆当时的恐怖情景时说：“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雷震被抓，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发表声明，愿为所写社论负起法律责任。民间的反弹也很强烈。虽然人们并不知道“雷震案”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雷震的好友宋文明为减轻雷震的“罪名”，联名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表示愿承担他们自己所有文章的言论责任，并抨击国民党的不实之词。9月28日起，殷海光陆续发表《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雷震并没有倒》等文，为雷震声援辩护。10月8日军法宣判雷震触犯了“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两大罪行。《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渐行渐远以致针尖对麦芒自然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在筹组反对党的雷震被捕之后，殷海光写道，我们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国民党是“天无二日，地无二党”。殷海光生前最后一篇政论文是《解剖国民党》，直指蒋介石是没穿衣服的皇帝，国民党是“次级极权主义政权”。事实上，据后来解密的有关方面的档案，当时“雨田项目小组”（即雷震项目小组，“雨田”即“雷”）曾设计了两种方案，在《雨田项目起诉书假作业构想之说明》（甲）中，即指明雷震与殷海光同为打击对象。聂华苓的担心并非多余。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险置之度外。从10月1日到16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进行抗争，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这样写道：“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屋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一群人处在同一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些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在整个雷震案前后，殷海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的友人章清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谓一语中的。追踪殷海光一生奋斗的历程，不论是求学、从军，还是供职、教书期间，这种人格力量始终显现着。那么，是什么使殷海光具备了这种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学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中的回忆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答：“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之融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民主而呼吁。”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并认为其道出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林毓生认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这实是对殷海光人格和行为意义的最扼要公正的评价。8　国民党的围剿与迫害雷震被关，殷海光也没好日子过，殷海光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力。1960年，因为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季刊》推崇殷海光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蒋介石政权身边的御用学者因而发动了一场围剿。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实的事件，于是决心置之不理”。这个阶段的围剿模式，好几年后也曾使用在当时的“监察委员”陶百川身上。围剿行动不但将他贬为“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台者”、“知识诈欺者”，最后还极为恶劣地祭出红帽子，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他形容这种情形说：“人的名誉毫无保障，甚至人的尊严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边缘。”1964年6月，迫害行动危及他的基本生活，国民党政权停掉了他每月60美元的“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着，又查禁他交由文星书店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这种断绝生活来源的下三滥手段，目的不外乎将他赶出台大。事情要从1966年7月台大由于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转任教育主管部门的委员说起。1966年初，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国会听证会中作证支持中共，蒋介石政权遂发动台湾的御用学人联署批驳的声明，台大的党务人员亲自到殷海光家请他联署，被他拒绝，“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这次爆发就是蒋介石政权有关单位高层前述秘密会议所作的决定。台大将教育主管部门的公文转给殷海光的时候，却被他拒绝接受，事隔三天，蒋政权竟然毫不掩饰地动员警备总司令部约谈他。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1966年8月3日召开了一个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特务机关等单位一把手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确定了将殷海光赶离台大的方式，教育主管部门在隔天完成内部作业，8月5日发文给台大，殷海光在8月7日接到了口头通知。8月7日那天下午，台大哲学系主任先口头告诉殷海光：“教育主管部门来了一个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主管部门去任职。”这样，来自最高决策的意志决定了殷海光的命运。他被赶出了台湾大学，失去了教职，文章不让发表，著作不让出版，被特务监视着生活，不让离台、不让见外国人，跟朋友的往来也降低到最低程度。“反动教授”再度变为“反动思想家”。殷海光当时就很清楚地说：“这是调虎离山，不要我在台湾大学待下去。”到了8月9日，台大才把教育主管部门的公文转给他。8月12日，警备总部出动3名高阶特务对他进行问话，并且强迫他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但他并未屈服于特务的恫吓，仍然坚持不接受，特务因为他是知名学者而不敢多加留难。25日，警备总部又派了更高层级的官员，带着教育主管部门聘书到他家，明白地告诉他：“政府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殷海光照样没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面，双方约定“课表照排，但终止上课”，也就是说，他与台大的实际关系已经结束，但形式关系则维持到1967年7月为止。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9月间，蒋政权又派了两名高级党务干部到他家，软硬兼施地要求他务必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他形容这种情形是：“像恶霸一样，强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们掩饰。”结果，这两位党干被他狠狠地骂出家门。不久，国际知名的学术泰斗哈耶克教授来台访问，殷海光过去曾与他聚谈过一次，他这次也希望能与殷海光再见面。然而，蒋政权竟然派特务警告殷海光，不得参加哈耶克的会议和聚会。这种形同软禁的限制其实从7月间就已开始，特务如影随形的监视持续达两年之久。他的夫人夏君璐回忆说出一段往事，一是那时台湾当局不让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却硬要他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殷海光以手捶桌，高喊：“我用生命打赌，绝对不接受聘书！”因为他不想再回国民党体制内做国民党的官。李敖说，当时国民党民意代表叫做胡秋原的还落井下石，他写信给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说是殷海光没有资格在台湾大学教书，要求台大勒令殷海光停止授课；国民党开始整他，就千方百计不让他在台湾大学教书，把他逼走。台大当局告诉他，再聘一年以后，就不聘了，另一方面治安机关又在门口看着他。结果，哲学系功课表公布出来，殷海光开什么课照样公布，可是学生呢，不被允许选他的课，殷海光也不能教书，学校只是给他一点干薪，所以殷海光很呕气，整天愁眉苦脸。被台大整了，警备总部也整他，国民党的治安单位也整他，三个单位联合起来，在他家门口跟踪他。殷海光夫人在序言中说：“殷海光被国民党围剿逼害，特务守在我们家大门外，岁岁过着恐惧担忧的日子。接着殷海光患胃癌，主治及手术医师说他只能活六个月，国民党仍不让他去哈佛大学做研究员。”而报上还有一片国民党文人的叫骂围剿声。殷海光悲凉地说，历史上“赵高指鹿为马不过偶一为之，但今日我们在台湾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组织的‘赵高’，颠倒黑白，罔顾是非”。在被台大解除教职（台大永远的耻辱）后，贫病交迫中，殷海光才五十岁就去世了。殷夫人感叹道：“我们的不幸和牺牲值得吗？”看到世界民主的潮流，殷夫人得出结论说，“是值得的”。但是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必然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来，交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地逼迫殷海光辞职，同时监控孤立他。尤其是雷震案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殷海光的控制，可以以一事为例。据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回忆：大约在1964年，他回到台大，“有一次，中国文化大学邀请我去作两次讲演，讲美国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第一次讲演中，殷先生来了。我讲完之后，殷第一个发言，问题好像是讲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其真正的立国精神何在。他说先说说他自己的观感，他说完之后我也再说了一些。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说我的第二次演讲因某种原因被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即当局对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开露面，有接触群众的可能性的时候，就马上被予以阻止”。知名史学家许倬云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殷海光等被软禁，虽然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时刻监视着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李敖为证实殷海光被监禁迫害，还与原告胡秋原在法院互控诽谤。据说台大当局给胡秋原一个公函，说本校从未解聘殷海光先生。另外，警总也给胡秋原一个公函，说本部从未监控殷海光。因为正式公函有法律效力，法官问李敖说：“台大有没有解聘殷海光呀？”李敖说：“殷老师虽然有开课之名，但是，已经不能上课，形同解聘。”法官又问：“警总有没有派人监控殷海光呀？”李敖说：“每当我有事去看殷老师时，他家巷口都有人在那里，我总不能去问人家，‘请问你是哪一个单位呀？！’”李敖又说：“殷海光老师，当年被迫害的经过，殷老师自己有记述。因为他在被迫害时，既未经过法律程序，也未留下解聘的证据，因此，他的家人未能获得任何补偿，在台湾，在自由的台湾，天理何在？！”殷海光的学生赵天仪等最喜欢在殷海光老师家聚餐，享受师母做的美食，喝咖啡，是他们难忘的记忆。1961年罗素生日，殷海光老师邀请一些台大文学院的学生，在家里喝咖啡，赵天仪也是被邀请的研究生之一。有十位左右，男生女生都有。殷老师养了一只狗，如牧羊犬一样高大，取名为“领袖”，他指挥“领袖”也很有意思。在那一天，他提到在台湾需要来一个像五四一样的思想启蒙运动。赵天仪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数学系的洪成完与他去造访殷海光老师，那时殷老师正被当局逼着要离开台大哲学系，他拟申请去美国也未获准。殷海光拿出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后重庆合照的相片，说这一张照片当年重庆街头就可以买得到，他说他当年也是一个法西斯青年，跟着蒋介石走，现在他了解中国只有走上民主、自由道路才有希望。他一边沉痛地说，一边流下眼泪，他说：“我要自由，我要更大的自由！”赵天仪说：“每当想起殷海光老师，含着泪光，呐喊‘我要自由，我要更大的自由！’我都不禁悲从中来。”殷海光被蒋介石整得走投无路，连美国人也看不下去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离台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国教书谋生。几经周折，哈佛大学终于在1967年5月决定聘请殷海光到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国民党当局岂能让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当局也没有让他走。不过，哈佛方面寄来的在殷海光滞台期间的研究经费倒是帮他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寄来的书却被管控了，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与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1968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用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他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承担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每当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一般人都会感到心灵的震动。说到哈佛大学邀殷海光前往该校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这件事，台湾当局非但不允许其出境，还污蔑殷海光因言论带有“毒素”，因而再出重手将他逼离台大，与青年人隔离，随后凡是被冠以“殷海光的余孽”的台大哲学系教师也被停聘，人数之多几乎使哲学系关门。殷海光去世前已陷绝地，但就是这样潜心著述、“形同隐居”的生活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作为《自由中国》“首席余孽”的殷海光已经失去了在校园公开演讲的自由，外出活动也常常有“尾巴”紧随。不久，哈耶克教授来台湾访问，政府禁止殷海光与之晤谈，而且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双重折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病中嗜食芒果，并坚持阅读著作不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年后病逝。1966年1月，耗费殷海光无数心血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此书是殷海光多年的研究心得。此书采用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及逻辑分析方法，讨论了19世纪以降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从世界架构的视野，检讨思索中国文化的前景。在书中，殷海光呼吁“道德的重建”，鼓舞知识人不畏威权，扛起道义责任的大纛。当时殷海光的得意门生、“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正在美国留学，收到书以后，还写信告诉老师，他看到这部书，第一个感觉是“惊异于您最近功力之勤与深”，也认为“在大学念书的应该人手一册”。但到7月这部书就被警备总部以“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的理由查禁。学界认为，一位以教学为职业、以著述为志业的殷海光，为了力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竟然遭受威权体制的无情镇压，失去教学舞台，也失去了发表思想、言论的自由。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打击，终于成为身体上受病罹疾的原因。三年后，殷海光以五十岁英年，告别了人间。1966年7月，刚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被列入禁书之列是对殷海光重大的打击。这还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职也保不住了。在随后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按韦政通的说法，殷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来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对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认。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斗志。在给徐传礼的信中，他就谈到：“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著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加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五年之久。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两年有余的殷海光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五十岁生日还有整整三个月。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殷海光虽只活了五十岁，却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殷海光生病主要是被国民党气的，在被看管的那几年，他身体非常不适，写不了、也登不了任何奋发之作，他只有生闷气，每当泡澡完了，精神抖擞，就往那个巷口一喊：“那个帮国民党站岗监视的特务，滚！”殷海光被软禁很呕气，在家里生闷气，一吃饭的时候就呆坐在那里。李敖回忆，殷老师啊，就骂蒋介石，骂了半天，筷子一丢，也不吃饭了，最后得胃癌死掉了。胃癌形成的原因很多，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情不高兴，哲学家得胃癌死掉，这是不相称的。如孔子所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过世之后的第二年，坐牢十年的“政治犯”雷震出狱了。刚出狱，雷震就来殷家探视。夏君璐说，她仍记得身材魁梧的雷震一进门就大喊：“你的先生被蒋介石气死，我就没有！”当年他硬生生被蒋介石剥夺教职后，每天都坚持做点体力劳动。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的朋友不多。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台湾地区领导人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胡学古就是被派来做那事儿的特务，最终却成为他的朋友，胡学古是跟随国民党部队来台的湖南人，曾任职于世新大学，因投稿《自由中国》与雷震、殷海光成为好友。他受过高等教育，却被派来做跟踪殷海光的狗腿子，自己也不是滋味。殷海光与雷震都在《自由中国》发表尖锐文章得罪蒋介石，雷震于1960年9月被捕后，警备总部又打算陷害殷海光，编了一个殷海光密谋暗杀蒋介石的故事，打算逮捕殷海光。而胡学古在特务堆里被排挤，几次惨遭上级同事的诬陷，想把他打入狱中，胡也无时无刻不想反击。特务想暗杀殷海光，所幸被胡学古识破而拒绝合作，殷海光得以保命，但胡学古却成了“代罪羔羊”。1964年6月2日，胡学古被警备总部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叛乱罪判刑七年，证据只是一把打不死人的枪。更令人痛心的是，他还在狱中被整瞎一只眼睛。因为胡学古是个大近视，却被指控与台大教授殷海光密谋刺杀蒋介石并担任枪手，他们的案件本身，其实也见证了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恐怖统治下胡乱制造政治案件的荒谬。殷海光遭到国民党政权的高层的迫害，根据他自己所说的“基本原因”，是他二十年来“不接受专制制度，尤其不接受法西斯型模的思想”，“显然，这是借‘反共’和‘反攻’来维持残余权势的集团所不能容忍的”。9　自我定位：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痛哉斯言！虽然屡次掉入政治漩涡，但殷海光却比学院里的教授培养了更多的人才。他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沛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但他的独立人格、思想激情感染了几乎一代有青春理想的年轻人，如林毓生、李敖等。1966年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这个犬儒时代的思想者因此在历史的纵深里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思想大师的地位。殷海光在台北市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的家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立平房，如今已是一个被追思的景点。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呼吁自由的人，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1966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在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看到岛内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等人的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殷海光的学生赵天仪说最喜欢找老师聊天，因为殷海光老师讲课，主要的是知识的介绍；他的演讲，比较会提出他对时事的感受与粗浅的看法；他的聊天，则比较会说出他深藏在心里的话。殷老师下课的时候，有些同学会找他聊天，有的坐在高丽草坪上跟他说话，有的在椰树边一起走一边跟他谈话。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马大勇，他抬头挺胸；另一位是哲学系的学生汪竞雄，他低头沉思。他们两位陪殷海光散步，是台大当年一个令人回味的风景。但是受到殷海光的熏陶，同学们也变得“反动”了。同学汪竞雄以“历史漩涡论”的论文，获得台大哲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不幸的是，在他毕业不久，就因所谓的“思想问题”被关到牢狱，因他不承认自己思想有问题，也被关到绿岛的监狱。出狱后不久，他已丧失了认识别人的能力，连他的好友马大勇都不认识了，不久就病逝了。这是当年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的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殷海光这个人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真可看作是对殷海光出师未捷的最恰当的注脚。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所关注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李敖夸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之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了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宣传上，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名记，如林毓生、颜元叔、陈鼓应、柏杨、李敖、龙应台、司马文武等。“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说，殷海光是反映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期待台大出版的《殷海光全集》能为理解殷海光斯人斯行提供比较完美的史料基础，殷海光的精神遗产可以成为台湾走向更自由、民主社会的道路上生生不息的思想资源。台湾中正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瑞麟表示，重新评价殷海光的思想成就，并不打算把殷海光抬举成完美或无可挑剔的思想家，殷海光没有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他是为了解决所面对的时代问题而独立运思，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思考所得预示了后来许多新发展。李敖说，有人攻击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5个咬牙切齿的金刚：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绰号‘小疯狗’的李敖。”殷海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在台湾撒下了自由主义的火种，终于酿成了燎原之势。桀骜不逊的李敖生平没有佩服过谁，但是他认为“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李敖唯一批评恩师的是，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作抗争，这是李敖佩服他的地方。同时，李敖认为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但是李敖说：“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李敖认为，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他说，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殷海光跟他不一样，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向他们请教新的知识。李敖说：“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批评他，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的。”许倬云也回忆了与殷海光的交往，觉得他太直了。他回忆他到殷家看望，殷海光就抱怨，发牢骚。殷海光说：“有什么好书？”许倬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许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许倬云认为殷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许倬云透露，殷海光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把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是不会跟学生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许倬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许倬云去拜访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殷海光的疾病。不过，许倬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当独裁者因权力而逐渐远离人性纯真的时候，会对别人炽热的人性怀着深沉的妒恨。和许多独裁者一样，蒋经国也喜欢对被他压迫的人施予个人恩惠。这种行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许倬云倾向于认为，这种施恩行为其实是为了羞辱反对者，而其动机则是上述的妒恨心理。例如殷海光过世后，他太太的离台申请一直不被核准，甚至有特务到她家劝她打消离台的意念。后来在雷震的指点下，殷太太写信给蒋经国向他求情，才终于获准离台。雷震以他在统治核心中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你要离台，你一定要亲自写一封信给蒋经国。国民党的做法就是这样，希望你求他。你求他，他再放你，这样他就很有面子”。雷震的解释是统治者要“面子”。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统治者要反对者以实际的行为明白承认，谁才是真正掌握命运的人。谁是有权力的人，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然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和效法的。殷海光以自由主义学者得大名，是其来台后，在《自由中国》及《文星》等杂志，发表一系列阐述宣扬民主自由的政论性文章之结果。殷海光是彼时岛内最重要的逻辑研究先驱，他除了引进当时岛外最先进的“逻辑实证论”思想外，对罗素、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亦相当注意。相对于彼时台湾非常封闭的学术环境言，殷海光引进了西方思想，无疑是为当时的学术界开启了对外接触的重要窗口。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