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鸿钧在蒋介石下野后卸下“中央”银行总裁一职。1949年1月以后，刘功芸（1949年1月—6月）和徐堪（1949年6月—10月）分别接下“央行”总裁的位子，可是俞鸿钧还是从中指导整个“央行”运送黄金的计划。期间，他仍持续向蒋介石报告。同样，两任“央行”总裁也会听从俞鸿钧的意见。我们从档案中发现，两任“财长”刘功芸和徐堪无法决定多少黄金该留在“国库”，从这点也充分看出，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整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其实从未离开他的掌控，而俞鸿钧则是他最佳的左右手。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后，俞鸿钧曾经在1953年担任过台湾第四任省主席，1954年担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期间多次遭到地方法院和监察部门等机关调查，在蒋介石的包庇下，都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以不了了之。据悉，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之后平步青云。从现在已公布的史料和档案来看，俞鸿钧的操守始终被外界质疑。秘运黄金时手脚干不干净，也是疑云重重。但当时运金的公文，都是他直接向蒋介石单线报告，如果没有俞鸿钧，黄金应该很难搬来到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针对黄金运台数目展开调查，发现严重短少，因档案资料不齐以及相关“央行”人员尚未来到台湾，最后都不了了之。监察院《监察法》根据有关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案件，于必要时得通知书状具名人及被调查人员就指定地点询问”。由于俞鸿钧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要职据说主要是因为1949年搬运黄金白银有功，于右任等多位风骨嶙峋的现代“御史”早想弹劾他了。但是，为德不卒。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的俞鸿钧在来台不久就被监察主管部门弹劾，弹劾的理由都没有公布，一般认为是因黄金运送出上海时被侵吞，保护黄金不力。当时不敢公布大概是怕影响币值稳定，加剧通胀，加重金融危机。“监委”们一直在找俞的短处，他们发现当时俞鸿钧虽已经是行政当局一把手，却仍占用“中央”银行“总裁”官邸，而且水、电、瓦斯等费用均由“中央”银行支付，雇用司机、工友100多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监察委员”又发现俞鸿钧施政举措严重不当，于是又在监察主管部门通过纠正案，就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行政当局，行政当局逾期答复后，监察主管部门又决议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遭到俞鸿钧拒绝。监察主管部门于是通过弹劾，将俞鸿钧送当局司法部门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据台湾监察主管部门档案资料，俞鸿钧于1956年12月因行政当局的“美援运用委员会”人员待遇高出一般公务员5倍，监察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后，行政当局竟以“减少待遇将影响工作情绪”为由拒绝答复，加上俞鸿钧拒绝就当时军公教待遇调整问题赴监察部门接受质问，监察主管部门提出弹劾。个中原委非常复杂，这就是轰动当时整个台北官场的一个值得特写的大案——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当时身为“监察委员”兼一把手的于右任，以及他的同僚们非常想了解俞鸿钧贪渎的这些事实，于是向俞提出质问，并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部门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主管部门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监察主管机构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在此之前他是很少踏进办公室的。其他“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的处境颇为狼狈。这件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鸿钧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但是事情已经晚了，监察主管部门转请司法主管部门召开公惩会，最后也议决记俞鸿钧申诫一次。此一惩处虽属轻微，但对行政当局的声望打击甚大，俞鸿钧随后辞职，由台湾二号领导人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当年，蒋介石对于监察主管部门此举颇为不满，曾威胁开除弹劾提案的10名国民党籍“监委”，若是成了事实，这十几名“监察委员”就丢官了，蒋介石的蛮横也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美国人的不满，学界也分成保皇派与改革派，两派进行了大论战，但当时公意倾向认为，蒋袒护俞失当，行政当局一把手无权拒绝监察主管部门约询。蒋单拳敌不过众口，弹劾案终于通过了。不过另有看法认为，当时国民党内的CC派才是弹劾案主角。但国民党闹家变，当时的民主监督力量总嫌不够，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弹劾了同党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总是非比寻常，一般都认为有派系因素，但非主因，主要还是出于于右任的大公无私。2　于右任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生前以字行于世。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号太平老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4年。他一生扮演了多个角色，从反清的流亡诗人，到鼓吹革命的办报人，又曾担任靖国军的总司令，更担任了长达三十四年的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制定标准草书的大书法家，一生功绩彪炳，对民国之创立与建设，厥功甚伟。于右任先生是办报的新闻先驱，办学的教育家，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时曾强调职业道德，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他曾为响应“护法运动”而统率陕西靖国军，之后又出任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多年，可谓文武兼备，然而最深植人心的，应该是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作为中国近代书法史上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他兼擅真、行、草各体，尤其以草书名世，曾被誉为“当代草圣”。他著名的于体草书，成就非凡，在近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于先生是陕西省三原县人，清末举人。原本仕途看好，但他向往革命后因讥议时政，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后逃到上海，参与创建复旦大学。在1906年，于右任为筹集办报经费而去日本，在日本拜会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不久，回到上海，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鼓动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王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他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并任该校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于右任随孙中山北上，任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极力赞成国共合作。1927年，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此后，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于右任虽身在国民党阵营，却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主张国家统一。于右任民国初年在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26年12月22日，他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右任、邓宝珊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于右任早期对蒋介石不假辞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于右任主持的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右任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于右任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反对蒋介石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和他的同乡同行兼好友张季鸾在《大公报》上骂军阀吴佩孚，骂汪精卫，骂炙手可热的蒋介石，抨击蒋介石杀戮进步青年，残害民族精英。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不屑做官，未到任。1928年2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11月，于右任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这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自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国有大事几无役不从。前后长监察院凡三十四载，对于现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和监察权的行使有极大的贡献，因被尊为“监察之父”。3　于右任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而且晚年时还向秘书田家英索要保存下来的于右任的草书。于右任后来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仍旧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导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胡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右任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右任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毛泽东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不巧的是，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两人的学问之博、互敬之情，真令人不得不叹服。4　担任“御史”，大力惩贪于右任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抗战前夕，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于右任、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联合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于右任、冯玉祥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国际上的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都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众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何香凝、经颐渊、陈树人诸先生发起组织“寒之友”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腥风血雨中，他还是有所不为，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同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希望能留在祖国大陆，都不是偶然的……至于对国民党的顽劣与贪腐分子，于右任会毫不迟疑地给予严厉的制裁。抗战期间，国民党大员贪污腐化最有名的要算是孔祥熙与孙科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国家巨款巧妙地成为国库局少数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引发社会“反孔”情绪日趋强烈，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换马”。但孔是蒋的姻亲，有宋霭龄、宋美龄“护孔”，“换马”谈何容易。政学系不仅向蒋介石告状，还利用《大公报》等报揭发和抨击，并要监察院派员调查。此事未了，“半甘半晋”、人称“卫大法师”的卫聚贤拜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卫聚贤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作为“山西人才”被“收容”于孔家“人才库”，以高薪放在中央银行研究室。卫聚贤借此良机长期研究历史，颇多建树。卫聚贤找到于院长说：“去年中行结算，不多不少结余一元法币，岂非怪事？”中央银行乃国库，当年经费已被“皇亲国戚”鲸吞。经手人员有所不平，因分赃不均而互相攻讦。卫聚贤虽是吃孔家饭的人，但他毕竟还有几分文人正气，听说中行之丑事不平则鸣。他不敢公开抨击孔祥熙，故把有关情况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透露。此次卫聚贤据实揭发、检举，监察院不能不管。经监察会会议研究，卫聚贤的检举材料来自中央银行内部，有根有据，决定由鄂籍监委刘禺生执笔写就《弹劾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贪污渎职、祸国殃民一案》。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在监察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非常关键的人物，原是CC系重要骨干，曾担任过中央日报社社长。他认为可以“舆论先行”，于是由程签署后新闻稿被送往中央社。殊不知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陈布雷打电话说，蒋介石命令撤回新闻稿。次日仅有一家《益世报》刊出，原因是参加监察会的委员范争波是该报主笔，他返报社以本报讯发出此稿。范本身又属中统，从他的立场，不仅要刊出，还要放在显著地位。结果《益世报》被勒令当天报纸全部收回，且罚停刊一月。这种惩罚算是很轻，虽说是中宣部下的命令，但实际上是陈布雷所为。程沧波也被停职，隔了一段时间，才被派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素来就看不起蒋介石“不学无术”，声称不干了，打算离开重庆。这个消息立即为蒋介石所知，深感去除了胸中的块垒，火速指示行政院送来汽油三桶，以作于院长远行之用。于右任准备前往成都而不再返回，并正式提出辞呈。蒋介石假意慰留，又派四川省主席张群前去劝留。据闻于右任后来返重庆后怪事频频发生，坐汽车，途中车轮飞脱；坐飞机，空中漏油。于右任几经死里逃生，有惊无险。另一大案乃弹劾孙科案。1949年3月9日香港《华商报》报道：孙科一当上行政院长，就立刻下令俞鸿钧由中信局发还蓝妮的敌产染料，价值数十万美元。俞鸿钧时任财政部长，因拒付而被撤职。3月15日《华商报》继续报道：“监察院14日决定弹劾孙科和他的女友蓝妮。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时曾命令敌产管理委员会发回蓝妮在抗战将结束时拥有的8吨日本染料。监察委员金越光出示孙科一封信的照片——信中孙科说染料是属于他的家眷的，请调查没收后的情形并迅速发还该批货物，信尾曰‘不胜感激之至’。于右任的好友兼同事、监委金越光对于右任院长说：‘孙科此举是愚蠢和违法的，如果我们不严厉制裁他，怎能平公愤而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于院长乃慨然同意调查，结果监察院遂以8票对7票通过弹劾孙科和蓝妮。”其中多出的一票，是于右任投的，这有违主席中立的规定，但是为了通过弹劾案，他也顾不得主席之尊而毅然投出赞成票。该报介绍这条新闻的背景资料时说，政府曾把蓝妮的84桶染料当作敌产拍卖，因为蓝妮抗战时和大汉奸陈公博有关系。孙科因此事曾写信给三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张群、翁文灏），请求将该染料发还蓝妮，但是都遭到拒绝。到孙科自己当行政院长时，亲自下令发还，但该批染料早已拍卖，因此孙科下令中央信托局照当时市价以美元赔偿。此事竟使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而且主导投票。”显示出于老对蒋、陈、孔、宋家族的不满由来已久。5　竞选副总统失利1948年，于右任参加副总统竞选。其他候选人又是包饭店请吃喝，又是招待看电影送礼品。只有于右任招待活动最少，请了一两次客，便支持不住了。于右任没有办法，只得在国民大会堂前摆上一张八仙桌子，有人开玩笑说：“于大胡子，人家几十桌、上百桌地开席，你这一张桌子打算请几个人？”于右任微笑着铺纸研墨说：“谁投我一票，我给谁写上一副对联！”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于右任在八仙桌前，只要有人来求字，就挥毫写上一幅，一天下来，居然也有不少支持者排队求字，把他累得头晕眼花。现在看来，于老的墨宝价值是远高于其他三人的招待，但在当时却不然，选举结果可想而知，于右任和两位党外人士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于右任落选后，继续担任“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院长。6　为张学良求情然而于右任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找蒋介石的“麻烦”，让蒋介石既爱又怕。蒋介石下野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亲眼见到这样一幕，后来写在他的回忆录上：“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这位老同盟会员、年已古稀的监察院长、美髯公于右任很少在公开场合高声叫喊蒋介石，何况趋步向前以低姿态敦请蒋介石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似乎并不买账，只把手向后一摆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颜面扫地、尴尬不已，只有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提到张、杨两人，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却哪壶不开提哪壶，难怪他刚开口就触痛了蒋最不愿提起的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的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老碰了一鼻子灰。7　被迫离开祖国大陆1948年春，于右任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伪“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于右任选“副总统”落选后仍任监察院院长。这时，他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惠庆、章士钊等人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往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他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议，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议后，由于右任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右任遂未能成行。周恩来闻知，对于右任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议》，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你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后向于右任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周恩来的交代慢了一步。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共产党军队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军官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使他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因此于右任到了上海后，看到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他原本打算就留下不走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于右任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右任被“护送”至上海。25日，于右任被迫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于右任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右任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而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已于前几日去了成都。为此，于右任十分后悔，他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是早来几天，就见到夫人了。”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没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不容他再考虑，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于右任不得不乘飞机飞往台湾。这一走，他就再没有机会回大陆。在台湾继续做了十五年的监察部门一把手，直到去世。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这一人间离情绝唱。8　在台湾的晚年岁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随国民党政府来台后，蒋介石给于右任一个冷衙门坐，即监察部门一把手，在一党独大、以党领政的时代，监察部门有如无牙老虎。于右任任监察部门一把手，一干就是十五年，苦闷可想而知。他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部门一把手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仍留任。于是他寄情书法，而且对各界的求字大多来者不拒，在三十多年前，坊间不少招牌都是于右任题的。但也有例外，一是倚仗权势的宋子文，还有就是他看不顺眼的官员，这些人求字他从不给。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他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对联：“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由于他的字值钱，到台后颇有一些落魄文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要“严惩”，于右任关照“不要为难他们”。甚而连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也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一点也不恼，让店家把假冒招牌摘下，为他重题了一幅。店家送一大笔润金，于右任拒收，店主嗟叹不已。这十五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部门一把手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他在1953年监察部门年度总检讨会上曾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这些话中，可以想见他当监察部门一把手的心绪。但是于右任不愿做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他带领的监察主管部门迁台后曾弹劾的两名最高官员是前代“总统”李宗仁与前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此外，还有1955年影响较大的“孙立人案”。当时的监察部门一把手都是于右任。1952年1月监察主管部门通过了弹劾李宗仁案。由于1949年停止行使“总统”职务的蒋介石当时已“复行视事”，1954年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罢免李宗仁的提案，理由是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违法失职”。1955年，与台湾当局组织陈诚领导的“九人小组”调查原“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孙立人部属涉及间谍案及兵变的同时，监察主管部门陶百川等5人自行发动调查，其调查结果与台湾当局方面极为不同。监察主管部门报告认为孙立人案子虚乌有。回顾半世纪前台湾的政治肃杀的环境，监察主管部门如螳臂挡车般地对抗行政权，“监察之父”于右任与蒋介石抗衡，同意安全委员会推举曹启文、萧一山、王枕华3人以及会外监委陶百川、余俊贤共组5人调查小组还原真相，5人并上书蒋介石犯颜直谏。该报告由于过于敏感，与当局意旨不合，事后被列为机密封存，直到1988年才重见天日。孙立人由于陈诚领导的9人小组的不实报告，遭到有关方面“管束”其行动达三十余年。但“监委”仍针对行政当局引用有关规定，即所谓“侦查不公开”，拒绝除当事人孙立人将军外，郭廷亮等主要嫌犯接受“监委”当面询问，与行政当局会商解决；并要求监察主管部门、安全及“司法”两委员会切实注意军法局有无违失之处，终于让孙立人有生之年，含冤最后得雪，获得平反，于右任长期的关注与维持功不可没。在“监院”弹劾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事件中，蒋介石等已发现这个惩戒制度不可行，要改变对行政权的不利情势，于右任反对最力，与蒋介石唱对台戏，引起蒋的不快，痛批于右任“到底还有‘党国’观念无？”于却不为所动答道：“我是‘国民’后才是党员。”蒋批评在那个时代，行政当局一把手纵使所有“立法委员”都排斥他，他也不必辞职，位高隆尊。可是几个“监察委员”弹劾，因几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受撤职惩戒处分，就可以被反对党弹劾而集体下台，所以这个制度有问题，当局曾提出政务官惩戒条例草案，对政务官的惩戒想要用另一种方式来严格地加以限制，使政务官不容易受撤职之处分，草案送到立法主管部门，立法主管部门内的委员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等，皆持反对立场，嗣后，当局只好撤回此一草案。但是，蒋介石知道后非常不悦，在公开会议中声称都是于右任在后面煽的火，并当面斥责于右任的不是，这对于右任打击甚大！然而于右任并不惧怕威权，他把民国比诸清朝，把蒋介石比诸“亡国之君”，道出许多高见，也有以此回敬蒋介石的意味。于右任认为，清王朝必然垮台的原因有三：“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翻成白话文，大意是：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国家呈败落之象。国家与民众争利。公共财产归权贵私有。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翻成白话文，大意是：行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不能受到惩处，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只顾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社会道德极其败坏。“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宵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翻成白话文，大意是：腐败政权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外强“窥伺”中华，伺机捞取好处；“宵小”（贪官、小人）拨弄是非，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勉强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进来，用金钱收买国内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的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使社会不败亡？于右任先生从以上三点看到了清王朝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完全被他言中了。当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清朝就在武昌几个士兵走火的枪声中轰然倒台了。尽管于右任讲这三点“恶因”在当时完全是针对清王朝的，但事实上，当他所归属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垮台时，于右任相信蒋介石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难道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不也是这三条吗？毕竟两蒋在台无人能及，于老也无可奈何，监察主管部门受到蒋氏父子的侵权，早已变得无权无势，只能聊备一格。又依据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有关审查预算的权力，本属于民意机构之职掌。因此对于行政当局违规编列预算，最有效与直接的制衡机制，就是立法主管部门。所以民意机构如果放弃把关的责任，想依赖监察主管部门行使纠正权、纠举权或弹劾权来制衡行政权，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一方面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当局主要是对立法主管部门院负责，监察主管部门最多是对行政当局及其官员的违法或失职进行纠弹，在行使职权时不能逾越立法与司法权的范围；另一方面，当时的“监察委员”是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经立法主管部门同意后而任命，因此难以完全跳脱政党利益的纠葛；最后，即便是监察主管部门想有一番作为，对“事”也只能行使“纠正权”，根本拘束不了行政当局。所以，与其期待监察主管部门的努力，倒不如要求民意机构作出更积极与强势的监督。毕竟，行政当局违法编列预算，如果没有立法主管部门的放水，这些违法预算还是很难通过的；如果连民意机构都不想管了，那能期待监察主管部门作出什么积极的作为？行政当局与监察主管部门的关系也让监察主管部门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从此以后，他不再打老虎，也不打苍蝇了，整天寄情书法诗词，每天去监察主管部门纯粹批阅公文，且都只批“是”、“行”、“商”、“阅”等单字。他看破官场，不再书写建议，所以就再没有两个字以上的批阅了，十分可惜啊！于右任只有在字里行间寄托希望，他给监察主管部门写的草书《黄州》，是宋朝诗人陆游所作，描写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被恶御史诬陷迫害，流放到黄州的故事。于右任被称为“监察之父”，可能是借这首史诗提醒监察主管部门的后进，不能自编派系，陷害忠良。古人早就看出通常人们很容易有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故有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民要有开阔的眼界，要看到自己根本的长远的利益，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就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就不能只看眼前的这狭小的空间。于右任是一个坚持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者，坚决反对蒋家偏安台湾，或借着美国人的势力搞割据。他去台湾后，看到蒋介石“反攻”不成有意培养儿子蒋经国接班，蒋经国没本事继续其老子“反攻大陆”的“伟业”，只打算偏安一隅。于右任担心中华民族难以统一，特地书赠蒋经国一副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显然他是希望蒋经国不要像其父亲一样，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只想在台湾搞小朝廷，搞传宗接代，而要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周恩来总理生前称赞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回顾往事，于老可谓是高瞻远瞩、预知未来，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早就失去信心，也预知了自己必会客死异乡。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当局一直宣称要“反攻大陆”。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还是继续喊着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时候，蒋经国提出了一句暗示性的口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面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跟“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意思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解读便可以发现，蒋经国已经没有坚持要用武力的方式“反攻大陆”了。但是兄弟阋墙于内御敌于外，当年于右任先生题赠经国的那副联语，意思是要经国先生别忘了海峡对面的亲人同胞，至今仍可作为我辈的座右铭。20世纪80年代，祖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华裔美国人陈香梅是廖承志堂妹的女儿，那时候已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打拼，在美国商界、政界都站稳了脚跟，并进入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很好。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就在这次会见中，廖承志拿出了那些照片，他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然而蒋经国终其一生未能回到奉化老家。于右任赠蒋经国的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还是没能实现。两岸隔海峡而治，让于老忧愤万分，何时和平统一没有答案。暮年，于先生深恨祖国处于分裂状态，自己不能叶落归根，深念失散多年的祖国大陆的亲人，抱遗憾而痛苦。所以，他的《望大陆》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1962年，他已八十三岁，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不得不考虑后事：“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962年1月12日的日记）之后不久，于右任先生在日记本中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全诗共三小节，主要写诗人想象去世后站在台湾的高山顶上望祖国大陆、望故乡的所见所想。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回答中外记者关于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曾深情地表示，“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想起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祖国统一是诗人一生志在追求的目标。这首感动人心的诗是国民党三朝元老于佑任先生的临终之作，正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历经了两党之争的国民党元老，心里很清楚，两岸再怎么吵，也是一家人，一家人不管怎么乱，最终还是要一笑泯恩仇的，包括蒋介石也不过如此。叶落不能归根，真乃人生一大憾事。第一节，起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是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安葬意愿，直白而深沉。“望我大陆”紧承上句，道出作者想如此安葬的缘起和目的。“大陆”前加一“我”字，体现了于先生台海两岸是一家的观念，虽然身在台湾，但是祖国大陆也是“我”的，传达出强烈的爱国感情。谁“望”呢？是作者的魂魄！祖国大陆令作者如此倾心，以至于死后的魂魄也要去望！死后尚且如此，活着时当然无时无刻不牵挂！这是一份多么执著的苦恋啊！这里，诗人还给我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会神游祖国大陆，那滚滚向前的千里黄河，那屹立而不倒的万里长城，那勤劳勇敢的人民……“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诗人的魂魄在台湾最高的山顶上，凝神远望，可是，他总望不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大陆，哪怕是一点点的影子！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有涕泗滂沱，放声恸哭。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生不能相依，但死后化蝶相依；而于先生，生时眼不能见大陆，死后魂魄依然不能见大陆，这是怎样深重的遗憾！魂魄不是很神奇吗？怎么竟然连祖国大陆都望不见？中国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有怎样深远的阻隔！这两句表面上是满腔的痛苦和遗憾，骨子里却是无尽的对分裂制造者的愤慨。第二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交代了安葬在高山之上的另一个目的——望见故乡。客居台湾十几年怎能不思念陕西老家？怎能不思念结发妻子？怎能不思念失散的骨肉？何况诗人此时已是垂垂老矣！叶落归根，狐死首丘，要知道，人越年老越想回老家。故乡的亲友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吗？故乡人民的生活还是他曾知道的那样贫困吗？那些亲手建设的水利工程年久了还能为人民造福吗？他支持关怀的教育事业有无巨大发展呢？故乡的一草一木……然而，“故乡不可见兮”，死后的魂魄依然不能望见故乡，欲归不能，欲聚不成，多么遗憾！一个游子离开亲人和故乡几十年的羁旅之苦，一个游子客死他乡的悲哀尽显无余。所以说，“永不能忘”表达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刻骨铭心的痛。尽管思乡之苦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主题，但是于先生的这节诗不同寻常，有大大超越前人的内涵。作者孤魂永不归！我们不禁会问“此何人哉？”这节诗不仅写出个人之哀，更引人思考造成此种哀苦的根由——祖国不统一。作者说“我之故乡是祖国大陆”，所以，我们不能把这节里的“故乡”简单认为只是指他的陕西老家，所以说他的思乡之情比一般之人大气许多。余光中先生在《乡愁》诗中写道：“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于右任这节诗所传达的感情要比余光中的“乡愁”更浓烈。前两节两次出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在这两句里作者对死亡没有丝毫恐惧，祖国占去了他整个灵魂，祖国的统一成了诗人牵挂的一切。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可作为本诗的注释。它们表达了同一种精神。前两节既明写了情，又暗写了事，给人强烈的震撼。接下来再看，本想望见的故乡都是望而不见，但这并不是说一无所见。第三节，“天苍苍，野茫茫”正是作者想象中所见，景象苍茫、空旷。这两句本是成句，从手法看是用典。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敕勒川》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写了西北大草原的景色，表现了牧民们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经过1000多年的传诵，已经积淀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热爱家乡的代名词。试想，诗人在用这两句描述所见时，能不自然联想到、思念着远在西北的老家吗？此两句景中寓情。“山之上，国有殇”一句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殇”字解为名词，《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这个“殇”指不能归故里的魂魄。“国有殇”化用了屈原《九歌·国殇》中“国殇”一词，“国殇”指为国死难者，南朝诗人鲍照《出自蓟北门行》云“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可为印证。“国有殇”即“有国殇”，意为：有一个为国死难者。为国死难者当然是指作者本人。于右任作为辛亥元老，自比为主义献身之战士，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以“国殇”来自况，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强烈的爱国心和深沉的悲憾。他悲憾于报国的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悲憾于自己客死他乡，悲憾于祖国的分裂。面对个人遭遇与国家现状，他定然是死不瞑目！而他个人的悲哀也正是国家的悲哀。若国家统一，他岂能客死台湾？若政治清明，他岂能壮志未酬？“国有殇”在篇末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前文炽热情感的彻底喷发，是杜鹃啼血式的悲鸣。第三节用短短四句描绘了一幅图景：一个为国而死的魂灵站在一片空阔里，他孤零零、眼巴巴、泪汪汪的。整个意境是寂寥凄凉的。背景衬托人物，空阔的背景越发使他显得渺小、孤寂与可怜。这一节有景有情，以景衬情，情景交融。这首诗虽然短小，但艺术水平极高。第一，这首诗在构思方面以虚写实，情、景、事有机结合。作者设想安葬，想象死后魂魄远望，想象魂魄恸哭，想象远望之景，想象孤魂寂寥，这些都是虚写，实际上表现生前活着时的痛苦。作者明确实写了自己的悲哀情感，暗示虚写了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现状。读者可以通过诗中明确的抒情，在头脑里再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慷慨悲壮的主人公形象。第二，此诗在音韵节奏方面特点突出，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句式上，长短错落，读来时慢时快，恰当地表达了悲壮之情。前两节采用了重章复沓的手法，具有很强的咏叹意味。“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反复出现，表达出愿望的迫切与郑重。诗中的“兮”字起到了调整语速、渲染感情的作用。“大陆不可见兮”、“故乡不可见兮”中“兮”表达了无限的失望与遗憾。这两节中还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大陆”、“故乡”的意象接连而出，表现诗人一心系之之情。从情感发展上看，“望我大陆”所传达的情与“大陆不可见兮”所传达的情又截然不同，构成突转，发人深思。第三节每句三字，音步一致，节奏分明。四句诗紧锣密鼓式地排列，读来沉郁顿挫。前两句使用叠音词“苍苍”、“茫茫”，渲染了景象的寥廓，音韵上也具有美感。整首诗押韵鲜明。首节二四句“陆”、“哭”押“u”韵，低沉郁闷。后两节押“ang”韵，末节还句句押韵，浑厚慷慨。第三，全诗用语自然生动。如“高”字，出语自然天成，而富于哲理，耐人咀嚼。站得越高，望得越远，这是常识。诗人一定希望葬得更高些，那样会望得更远，了解更多，更能缓解思恋之苦，满足思恋之需。作者情之急、情之浓全被这一字道出。《望大陆》，声声切，字字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曾以“情激山河的千古绝唱，令世界中华儿女裂腹恸心”来评价，可谓贴切。于右任先生在久等而最终未看到祖国统一的含恨中去世了，叶落未能归根，国家尚未统一，令人不胜痛惜。其爱国诗作《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是先生在台北谢世之后。他的这首哀歌震撼着中华民族。愿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以慰先生在天之灵！殷海光：揭穿皇帝的新衣殷海光教授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非常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却因不能见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而被以极为卑劣的手段围剿，最后他被迫离开已任教十余年的台湾大学，成为当年最轰动、最受海内外瞩目的学术迫害事件。1　殷海光其人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海光是其在抗战结束后踏入出版界时使用的笔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1919年12月5日，他降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回龙山镇殷家楼村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十三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进入武昌中学念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一位独占鳌头的好学生，而是一位桀骜不驯的“坏学生”，读书非常任性，有几科功课不及格。他自幼年起，就是一位非常喜爱自由且任性发展的人。在武昌的中学念书时，他往往对喜欢的功课孜孜不倦，因此成绩特别好，反之则常不及格。为了这件事，他的父亲曾经一度认为他“不堪造就”，决定把他送到外面当学徒。就这样，殷海光被带到汉口去，在一间食品店开始学徒生涯。起初，他以学徒的工作甚感羞愧，深怕旧日的同学看见；没想到，某一天他旧时的同学们恰巧结伴光顾了这家食品店，顿时使他无地自容。历经八个月之久，殷深知“自己不是走这一条路子的人”，于是决心离开。终于，他努力打工存够旅费后，不辞而别地离开汉口，回到老家黄冈。由于受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的影响，殷海光醉心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爱屋及乌地惊羡于逻辑的力量。当时，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乡从北平带给他一本厚厚的逻辑书，书中弯弯曲曲的符号让这位少年着了迷。这就是由金岳霖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逻辑》。因此，可以说殷海光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早。殷海光从小喜欢思考与写作，十六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是受到当时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的影响。仔细分析他对哲学的探索，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受一股求知热望的驱使，受一种对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驱策”，他直接致信金岳霖，希望有更多收获。结果远远超出他的期待，大教授不仅回信答复了他的问题，还表示欣赏其见解，同时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这段学术史上的佳话开启了金、殷二人以后长期的师生之谊的大门。金的长者风范极大地鼓励了渴望求知的殷海光，他更加着迷于介绍逻辑和哲学的书籍。1935年，十六岁的殷海光订购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如获至宝，仔细读完这本书后，他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一个中学生，在几门功课不及格的情形下，居然要翻译一本与高中功课毫无关系的大学用书，这种举动自然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还好，他中学的老师很支持他。于是，在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学术上的尝试。经过历时半年的努力，他将这本厚达417页、总共约40万字的书译成中文，并写出了15000字的“译者引语”，于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