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陈案刚有眉目，雷震推出的“今日的问题”系列又闯出更大的祸。雷震因为主编《自由中国》，提倡民主自由，并批评时政，却遭蒋氏父子谴责，诬为共产党“同路人”、“寡廉鲜耻”、“与‘间谍’及‘汉奸’无异”等，心里已感不快，国民党当局却决定“非整垮雷震不可”。这种做法，反而将自由中国杂志社中的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逼得“视死如归”。“今日的问题”系列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为了达成知识分子回报台湾的使命，从1957年8月1日出版的第17卷第3期起，到1958年2月16日第18卷第4期为止，《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主题，一连串发表了17篇文章，第一篇以《是什么就说什么》为题，当作整个系列的“代序言”；第17篇则以谈《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另外还有两篇附录：《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和《再谈今日的司法》，总计19篇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为台湾大事建言，可谓字字珠玑；而且秉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确实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可叹的是，这些宝贵的意见，不但不为当局接受，反而因此贾祸上身，成为雷震十年冤狱的根本原因。上述文章分别谈论了17个大问题，尤其谈“反对党”问题，不但阐扬民主政治即“政党政治”的理论，而且还由“选举改进座谈会”，也是“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的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联名，在1960年9月1日出版的第23卷第5期《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向社会大众宣告，筹备已久的“中国民主党”，决定在9月底以前正式成立。此时，蒋氏父子觉得情势非常严重，遂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雷震等人逮捕下狱。“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同时《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了。6　雷震案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发表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表示组织政党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东流，是任何政党所抵挡不住的。三天之后，《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组党运动第一发言人雷震以“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的罪名被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只好解散了。《自由中国》庞大的发行量，的确是雷震案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当时《自由中国》的发行数量，每期已高达8000本，影响力相当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阅读《自由中国》者，为数极为可观，几乎已到令最高当局寝食难安的地步。每期8000本的数量，在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年前，却已十分惊人。有人指出，现在号称每日发行百万份的两大报，当时的影响力，可能尚在《自由中国》之下。《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在三十多年前创刊时，是以油印发行，据说创刊号只卖出4份。而《联合报》在创刊三年时，每天才卖出10000份。至于杂志的传读率，远较报纸为高。所以，《自由中国》每期销售8000份，实已较当时许多报纸的影响力更大。对于这样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论性刊物，当局或许只有去之而后快了。几年前，前“立委”林正杰在办《前进》周刊时，经常遭到查禁的命运。有人询其缘由之所在，林正杰曾经回答说，《前进》每期可以销售12000本以上，这已超过了国民党可以容忍的极限，因而经常加以查禁，期能阻止其生存下去。如果林正杰所言属实，那么，雷震被“整肃”，也就其来有自了。当然，雷震被控“叛乱”的近因，毫无疑问是积极筹组“中国民主党”，特别是他不断与本省籍政治人物来往，共同组党，犯了当时政治上的最大禁忌。同时，雷震竟胆敢反对蒋介石连任，他不但敢批评蒋经国成立“救国团”的不当，而且还敢反对蒋介石违规连任，使得蒋介石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自然不能不着手“整肃”雷震的行动了。1959年11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1卷第10期，刊登了一篇唐德刚所著《罗斯福总统究不敢毁宪》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岛内争论领导人应否违规继任、连任的问题而发。那篇文章在叙述美国总统罗斯福企图毁宪而招致没趣的一段史实之后，写出了下列两点感想：首先，它说明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都不太喜欢权力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不仅袁世凯要毁宪，就是号称一代民主宗师的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有狗急跳墙之时；其次，这个故事同时明白告诉大家，民主宪政的推行，不能靠当权者皇恩浩荡的“赐予”，而是它要建筑在全体人民以及人民的“代表”或“委员”们对宪政的认识之上。如果当时的民主党人，也是一批只知攀龙附凤，只知不择手段打击政敌，而对民主宪政一无所知的饭桶和党棍，则罗斯福恐怕早已变成千古罪人了。像这样发人深省的文章，当然不能见容于蒋介石对于“民主”的认知与度量之上。雷震逐步迈向所谓的“叛乱”而入狱，对于了解当时政治环境的人士而言，丝毫不足为奇。再从现实层面来说，雷震主要是因筹组新党而入狱，因为他的动作很明显会威胁到蒋氏父子的江山。明显的是，雷震在筹组反对党的最后阶段，已被情治单位牢牢盯住了。据说，雷震等人在当时台北市衡阳路附近的新蓬莱饭店聚谈时，其谈话内容立即就被情治单位完全知悉，并上报最高当局。当局得悉新党即将成立时，乃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可是，国民党方面却否认是因雷震要组党而抓他入狱，然几乎没有人相信国民党的这种说法。于是，在雷震、傅正两人被捕之后，参与筹组新党的李万居、高玉树曾发表声明：“……我们对雷震、傅正两先生之被捕，深感惊异，虽当局一再声明彼二人之被捕，系由于《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叛乱，而与筹组新党无关，但衡以下列事实，我们对当局此项声明实难置信：（1）台湾警备总部逮捕雷震所引起之文字多系《自由中国》早经发表者，是项言论如有罪嫌，当局何不早依出版法予以处理，而必须于新党成立前夕采取行动？（2）雷震、傅正若只因《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在逮捕彼等时，何以将存于自由中国社及傅正处之有关新党成立宣言及其他文件亦一并搜索而去？雷震为筹组新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傅正为筹组新党之秘书，今竟同时被捕而犹谓与筹组新党无关，其谁能信？……”从这段声明之中，就更能道出雷震被罗织罪名而入狱的主要原因了。雷震究竟是否被罗织罪名，只要从军事法庭不准他和诬攀他的刘子英对质一事，便可获得充分的证明。同时，又拒绝雷震辩护律师梁肃戎一再要求与刘子英谈话，显示出当局的“心虚”。仅此一端，便可使真相大白，其他均已无关重要了！至于蒋介石是否直接介入雷震案，从目前的相关史料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监察主管部门的调查小组要见雷震竟由于未获蒋介石同意而功败垂成。前《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被捕入狱的整整四十二年后，台湾有关机构公布了当年情治单位处理雷震等人涉嫌叛乱案的机密文件和传闻中已被烧毁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相关档案证实了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已如上述，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介石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相同。多项文件显示，情治单位自1958年起即组成“田雨”及“支流”项目，研究《自由中国》的每一篇文章可能涉及的罪名与法条，结果多半只能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为主要起诉理由，警总于是建议“应在法律制裁途径之外另先觅适当对策”。等于在尚未逮捕雷震之前，在仿真作业过程中，警备总部进行多项假想作业，警备总司令黄杰在1960年5月21日的会议中明确表示“上级已有对策与处理办法”，6月2日警总进一步拟定起诉雷震等人的假想作业。警总拟定出甲、乙两案均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为由，甲案计划以殷海光与雷震为起诉对象，乙案则扩大至夏道平与张益弘，这份假想作业的最后一条意见点出，“田雨（雷震）为本案主要目标，不能使其逃脱责任……防止将来被告互相串供狡辩，利用空隙使田雨脱免刑事责任”。为了顺利定罪，警总于6月7日制定了《对雷震案处理工作要领》，由中六组、王师凯办公室、“总政治部”、情报局、调查局、警备总部、安全局抽调人员组成专业幕僚小组，在策略上分化胡适与雷震之关系，对岛内外友党及其他异见分子，采取拉拢或逼迫等诸般手段，使在本案处理时不致对雷震等发生声援情事，并以岛内为优先。这份《要领》明确要求应透过各种关系切断雷震与当局的既有关系，并设法予以隔绝；善后处置部分则指出，处理时迅即公布起诉书或发表声明以释群疑；对各友党与国际方面斟酌情形，作个别的非正式说明，强调是法律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严防反党反台湾当局的教授、学生借机滋事；国民党及当局对此一事件应表明依法办理，避免公开答辩，如有借机叫嚣或引起国际误解，以秘密说服民、青两党或党外知名之士代为答辩为宜；如封闭《自由中国》须于事前对胡适、毛子水等予以纾解，使不致另生枝节。7月2日，由安全局出面主持联席会议，确定由警总军法处负责“法律研究”。7月7日，军法处定出日程，“以三个月为期，自1960年7月至9月底为止”，并要求保安处评估安排杂志社内部人员揭发犯罪行为搜集罪证的事宜。一直到9月4日，以“涉嫌叛乱”为由，分别逮捕雷震、马之骕、傅正、刘子英四人。9月5日，警总声称经长时间说服恳谈，刘子英伪心承认受共产党之命来台担任间谍的所谓“实情”。于是雷震多了一项罪名，即“包庇叛徒”。一个月后，也即10月8日，军事法庭判决雷震以“知‘谍’不检举及连续以文字为有利叛徒之宣传罪”处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雷震系狱整整十年。十年间，雷震撰写了多达400万字的文稿，却在刑满出狱前夕，被新店军人监狱没收，下落不明。1988年4月14日雷震的妻子、“监委”宋英于“监院”提案，要求重新调查雷震案并公布当年调查报告附件，没想到在4月30日却传出，除了日记外，雷震的其余文稿全遭烧毁。今日探讨蒋介石整肃雷震的缘由，在时机上是十分合宜的，主要是当年许多当事人目前仍然健在。如果有所不实，他们自可引经据典地加以澄清，让后世子孙能够真正明白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而引以为鉴。7　翻案失败与时机解读解严后给雷震翻案的呼声频起，但也遭到保守派的反扑。曾任“司法院”副院长的保皇派汪道渊，就对新闻界表示，当年雷震案发生时，他正好是覆判局局长，自认与雷震初审案关联不大。汪道渊对于外界的某些传言力加澄清，特别谈到了近日一连串的翻案风，大家几乎都将箭头指向蒋介石。他很不以为然地认为，蒋介石日理万机，不可能事事处理。如果都将不当的处理结果推给最高当局，未免太不“厚道”。然而事实证明，翻案矛头不得不指向蒋介石！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汪道渊不但有权利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许多人都十分欢迎他以当事人或以接近权力核心人士的身份澄清事实真相。不过，汪道渊绝不能仅要求大家去看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及调查报告，以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因为目前已有太多的事实证明那些东西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除了汪道渊认为一连串的翻案风对蒋介石父子不太厚道之外，也有人担心如此发展下去，将有动摇台湾根本之虞，则非许多有识之士所能苟同，其理由如下：（1）在几十年来政治强人的领导下，任何敏感事件，莫不在蒋介石父子的直接控制与指挥之下进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作主，有关的党、政大员充其量只不过是许多冤案、错案的“帮凶”而已，怎能不让翻案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父子？（2）明明已知许多冤案诸如孙立人案、雷震案都是蒋介石父子的“杰作”，但社会广大民众只是希望了解事实真相，并还当事人清白而已，并无追究蒋介石父子责任的意思。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包括最激烈的政治反对人土在内，都还没有提出迁走中正纪念堂以让出台北市最精华地段的主张，可见广大民众对蒋介石仍然极为“厚道”。当然，蒋经国晚年的表现，尚称良好，也是大家“厚道”的原因之一。（3）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初，确曾冤杀与错杀了不少无辜而善良的人士，主要是对当时的间谍估计得实在太多了，难免会有“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心理。办案人员长期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下，碰上孙立人案、雷震案等，也就难免比照办理。一连串翻案风的政治意义在哪里？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对当事人而言，固然在还其清白；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主要是想了解事实真相以满足其好奇心理；然而，关心未来政局发展的有识人士，则另有更深一层的看法。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在于检讨过去，警醒目前的当政者，千万不可胡作非为。否则，将来必遭谴责。因为连“政治强人”都逃不过社会大众批评的命运，遑论其他？所以，雷震案的意义在希望当今有权的人士，不要企望当什么“政治强人”，真正能够发挥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服务人生观”，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如此一来，这一连串的翻案风，自将别具意义。另外，对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整肃雷震，有一些声音认为：“因为当权派对民主有不同的辩解。”蒋介石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并矢志推行民主政治，但实际上似大异其趣。有人指出，军人及情治系统人员在这位国民革命之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每当办案时遇到有读书人指责其不符民主程序时，他们会说，民主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其中竟然有人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是‘主’，你们一般民众就是‘民’，两者合组成一个社会时，你们这些民众必须听从主人的指挥与命令行事，便称之为‘民主’；如果稍有违抗，便是‘反民主’，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看来，即使果真出自情治人员之口，也绝不可能是受到蒋介石父子的熏陶所致。但是，一位了解蒋氏家族成员平日行事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正是他们数十年来的心态，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是否合法，均在所不计，只要他们高兴，即使违法，大家也要毫无异议地支持与拥戴，否则便是反民主，也就是“叛乱”，就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蒋经国、宋美龄都搞“小组织”，雷震追随蒋介石多年，居然没有能够了解到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竟胆敢批评蒋氏家族成员的“非法”行为，特别是雷震在《自由中国》为文抨击“救国团”的成立，将矛头对准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如此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被打成反民主与叛乱的分子，可谓“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由此可知，在蒋介石父子的心目中，只有他们家族成员可以搞小组织，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甚至连批评他们搞非法组织的权利都没有，否则就是反民主与“叛乱”。蒋经国搞一个“救国团”来培植班底，凡出身“救国团”的“从龙之臣”，近几十年来，莫不飞黄腾达；而蒋夫人则搞一个“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作为地盘，并担任主任委员就将近四十年，成为“万年主委”，比起“万年国会”，毫不逊色，而且在过去不容任何人批评，否则就是“叛乱”。雷震居然敢公然主张撤销“救国团”，怎么还能说没有涉嫌“叛乱”！其实如果单就学理来说，雷震的民主理论素质远远优于蒋介石，雷震不但积极倡导民主观念，而且还结合一群知识分子，诸如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毛子水、戴杜衡、聂华苓、罗鸿诏等共同努力，这自然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惧。雷震的友人、前台北市长高玉树的回忆录中指出，今日台湾乱局，蒋介石难辞其咎。他说，如果当时不将雷震逮捕入狱而让“中国民主党”成立，至少一个健全忠诚的反对党早已出现，台湾的民主政治或许已是步入正轨。高玉树对雷震实在深感敬重、佩服，对他的热情、他的行事风格，非常敬佩。雷震一旦开讲，就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高则很少讲话，都是在陪着他。高玉树回忆，虽然雷震只会说台湾式的普通话，但是台湾人民对政治有兴趣者都会来听，也都听得懂。演讲的会场都是利用户外的空地，如果想要借用礼堂的话，恐怕学校也不敢借。每场演讲会的听众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有些政治气氛比较浓的地方，像彰化，听众就比较多；其他像板桥、桃园等地，听众就比较少。他们到台北市以外地区举办演讲会的第一站，高玉树记得是板桥。1960年时，板桥的人口虽然不多，不过若是要跨出台北市，板桥却是第一个立足点，板桥在台北县算是相当重要的地区。雷震在演讲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台热情，真是了不起，话语也很有力量，大家对他印象都很深刻，都真切地感受过他的热情。高玉树个人虽有民主思想，但却不具备雷震那么强的推动力。当时听讲演的人，在高印象中好像本地人比较多。雷震演讲的主要内容，还是希望在台湾实现胡适所倡导的两党政治的理想，成立在野党，负责监督执政党。胡适的理想与建议，大多是关于两党政治，但是蒋介石并不采纳。在高玉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听雷震说过他对“反攻大陆”政策的建议，也没听过他骂共产党，或是说过共产党的坏处。其实，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在做事的，国民党讲了一大堆的空话，却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当然会被逐出大陆。国民党在台湾也专讲空话，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做，以致选举会失败。所以，台湾的选举，抓住民心者一定会赢。组党的经费是由高玉树负责筹措的，不过因为没有设立党部，也没有分设什么组织，只有到各处演讲，举办座谈会，所以开支不多，几万元就够用了。有一部分经费是靠募捐得来的，高自己也出钱，但为数不多。雷震并没有多考虑钱的问题，他的重点是去拼命抓住民心，组织新党。但雷震被捕后组党就停止了。高玉树回忆，刚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阳明山别墅开会，由胡适主持会议，当时他只是提到一些大原则而已，并没有做具体的指示。雷震是奉行胡适的理想而来台湾推动民主自由的。但是雷震热情过度，经由他的领导与努力奔走后，他们已经可以组织全省性的反对党来对抗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开始担心、害怕。当时除了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以及国民党党员之外，全台湾的人民应该都会赞成成立反对党的，况且那时台湾人加入国民党的还是少数。此举已经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使得国民党无法容忍。因此，从1960年6月宣布组党，到同年9月雷震突然遭到逮捕，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在雷震倡议筹组新党前后，国民党的强权政治在台湾已经造成人民的反感。在台湾，敢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很有勇气的。当时不论是台北市、台北县，或是台中县、嘉义县等地，落选者都愤愤不平，纷纷痛斥国民党在选举中运用种种令人厌恶的不正当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头脑非常灵光的雷震，敏锐地察觉出当时已经具备适合的条件，实在是组党的理想时机，所以组党运动能够很顺利地推展开来。然而，也就是因为太顺利了，以致直接触犯了国民党的大忌。高玉树说，雷震仍有一些没有考虑周全之处。国民党、蒋介石和蒋经国统治台湾有一项秘密的大原则，即个别的台湾人出风头无所谓，但台湾人民一定不能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民团体，包括农会、工会、商会等组织的总干事，都须经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筛选过滤后，才能就任。其用意在于，防止任何台湾人借用人民团体作为根据地，来发展组织的力量。因此，所有的人民团体都必须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调查，这一点是雷震没有考虑到的，可能连胡适也没有料到。因此，“中国民主党”组党失败，并不是由于本身的因素，而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秘密原则，亦即台湾人民倘若是个人出头则无妨，但是绝对不能产生组织的力量。如果台湾人以工会、农会、商会等团体为基盘，来推动组织的力量，发展到最后，恐怕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会没有立足之地。当时他们没有设立召集人等职位，只有雷震、李万居和高玉树三个发言人共同负责推动组党的筹备工作。那时李万居的健康情况已经有问题，所以，实际上只有雷震和高两人到处宣传、推动组党工作。当时高心里想，如果继续这样努力做下去的话，这个政党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任何受到强权统治的国家，人民一定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个道理，国民党的大员们大概不太明了。雷案的法律诉讼案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一幕丑剧、闹剧，演得十分荒腔走板。当年以军法审判雷案已属不当，加以过程草率荒唐，雷震与假“间谍”刘子英，竟未能对质，如此重大案件竟在7个小时内审理完，难怪胡适在1960年的双十节不敢去参加庆祝酒会，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见人。雷震的大女儿雷德全谈起父亲案件的法律诉讼，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回忆说：宣判的那天她在现场，只见外籍记者纷纷从法庭内奔向电话，有的仅对着电话说了一声“照原判”，因为宣判的前夕，记者们都纷纷得到可靠的讯息，“雷震的刑期已由最高当局核定为十年”。事实上，2002年9月4日《雷震案史料汇编》新书发布会由陈水扁亲临主持，第一册《“国防部”档案选辑》内所收录的档案资料已证明了“雷案”是未审先判。蒋介石父子的智慧与容人的雅量，尚远不及当前某些要员，否则，雷震民主政治的理论与行动，或许早已成功，现在也用不着在台湾担心什么“统”、“独”之争了。就民主政治这一点而言，雷震无疑是一位先知先觉者。雷震入狱的十年当中，台湾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尼克松准备访问祖国大陆，钓鱼岛事件发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次”不保，等等。外交处境的变化更大。1971年，雷震服满十年刑期出狱时，怀里藏着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的回忆录却被搜出而遭没收，后来这部回忆录被军人监狱焚毁，令研究者十分痛心。出狱后的雷震，对台湾社会的关心以及对政治的期待丝毫不减，他看到台湾面临外交上的艰难处境，出狱不久就写了数万字的《救亡图存献议》，提出十点改革建议，如请蒋任满引退；国民党要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减少军费支出，建全军事制度；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以免扰民、误民、害民；解除报禁，以达真正的言论自由；简化机构，废除省或省级虚级化；大赦政治犯，放弃“反攻大陆”等。这十点建议，有些在今天还未能做到，而有些则已经做到了，他的高瞻远瞩令人佩服。回顾往事，很多人说：“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影响力太大才惹的祸。”此话的确不假。1978年，中国台湾与美国断绝交往，就在这一年，雷震过世了，台湾的处境更加孤立了，我们痛感历史的无奈，也突显出这位悲剧性人物的高瞻远瞩，并看出他对台湾的贡献。透过这段历史来回顾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及台湾这一段民主运动的历程，我们有无限的感慨。相信从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这群来自祖国大陆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台湾地区的清流为了提早实现民主化而结合，不但很多动乱可以避免，而且“本省人”和“外省人”通过这次民主化运动的结合将会取得十分圆满的结果。可惜，这个美好的结合却被自私的统治者所破坏，以至于后来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外省人就比较少。名律师、原“立法委员”、“院长”梁肃戎先生，在当时形格势禁的环境下，遭遇到国民党内的攻讦，受了不少委屈，在碍手碍脚的情况下，他全力为雷震辩护，并提出延期辩论之要求，忠诚地扮演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角色，雷震及其家人都很尊敬他。雷德全说：“父亲出狱后，一直受到监视，当时我们住在木栅，对面有一间小房子，情治人员要那里的住户搬家，还在我家附近装了3个大型的照明灯，可以就近清楚地监视所有人员的进出。这对我家也有好处，小偷就绝不敢来。”此外，“父亲常去外面散步，有时不小心掉了帽子、围巾之类的小东西，那些跟监的情治人员还会帮忙捡回来，放在门口”；“施明德和艾琳达结婚是由我父亲证婚的，当时父亲和情治人员大玩捉迷藏游戏，才得以赶到会场。”她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姐姐、妹妹陪伴父母亲一同去日月潭游玩，跟监的情治人员开了三部车子尾随在后，真是糟蹋人力。我们在哪里吃饭，他们就在哪里吃饭。父亲在医院过世时，他们还不知道，还跑来家里问：‘雷先生在哪里？’因为父亲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他们不必整天在医院守着，所以父亲去世时，他们不知道。”“父亲与民主运动人士的交往一直不断，父亲出狱后，常来我家的人，我记得的有陈鼓应、施明德、张俊宏、陈菊、康宁祥、江春男、孟祥轲等人。许信良可能来过，但不常来，我不太记得了。余登发还未坐牢前，他的女儿余绣鸾、媳妇余陈月瑛等人曾来我家，问母亲有关父亲在监狱里的情形。1979年，余登发入狱，那年5月我回来台湾，而父亲在该年3月去世。”“齐世英、陶百川等人也常来我家，成舍我和齐世英都是父亲的挚友。父亲曾告诉我，世新的第一栋大楼，就是他帮忙募款盖的。当时有许多人捐地出钱要父亲办学校，父亲也曾在浙江长兴的老家办过学校，但他的兴趣还是在政治方面。高玉树正在台湾当局中任职，我想他大概不大方便来我家；我不记得吴三连有没有来过。”雷德全出示当年雷震与来访宾客的合照，另有陈少廷、林正杰、张富忠、许荣淑、胡学古等人。雷震案对家庭的影响实在太大了，雷德全表示：“我没有父亲的勇气与胆识，无法实践像他那样崇高的理想与志业。父亲一直坚持去做他最想做的事，实现他的理想，很值得我佩服。但对我们家庭却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添了许多麻烦。”例如她的父亲刚出狱时，她常自美国回来探望他，每次都被检查行李，怕她夹带文件。即使她带鸦片，可能他们都不会管，但就是要搜查文件。雷德全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要回美国，父亲为她送机，她买了几卷录音带，还没开封，情治人员要求听内容，她说飞机即将起飞，他们却坚持要听，而且教她放心，飞机不会飞走的。他们真的每卷都从头到尾听完。后来她都求父亲不要送机，免得徒惹麻烦。雷德全没有注意到家里是否被监听，她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监听的，因为父亲出狱时年事已高，没什么好做、好谈的。然而她们家的帮佣，一定有人被情治单位买通，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不做都不行，被迫定期打小报告，陈述父亲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雷德全无奈地说：“我们也不怪他们，因为当时还是独裁社会，警总的力量非常大，老百姓不敢不听命行事。”她的父亲过世没几天，监视她家的情治人员就统统撤走了。但是她从国外入境时，还是有专人跟着她，检查行李。实际上对她来说并没什么阻碍，只是觉得麻烦，耽误时间。雷震的案子发生时，雷德全在美国，但不在城内，还是一位外国同学通知她才知道的。她随后从电视新闻报导得知台湾有位发行人被捕，问是不是她的父亲。她打电话向《纽约时报》查询，《纽约时报》证实是真的。该案发生不久，雷德全就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投书抗议，也到过华盛顿去找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批评台湾的美参议员、众议员等，寻求他们的协助。雷震的另一位女儿雷美琳也回忆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她首先谈到父亲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那是在抗战前后，国家用人孔亟，尤其是需要负责任、肯做事、有能力的人，她父亲勇于任事，获高层信任而襄赞中枢，与他同时期的友好如王世杰、胡适、傅斯年、吴铁城等都是君子之交，她父亲最诟病的是结党营私。雷美琳说，客观地说，当时的大环境是生存于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情况下，父亲行事风格一向是求好心切，蒋介石当然信任有加，多次委以重任，在那一段非常时期是没有矛盾存在的。从大陆败退来台，蒋介石复行视事。自朝鲜战争发生后，台湾局势趋于稳定，蒋介石之后就忘记了大陆失败的教训，故态复萌，积极培植私人干部，保送小蒋继承其大位；而她父亲一心办理刊物，督促台湾当局改造，依然直话直说，与蒋父子扞格日深，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头过。至于她的父亲与非国民党人士的交往情形，她回忆说，《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伊始，即获海内外各方好评，她的父亲曾建议当局重用本省籍人才，并检举国民党选举舞弊事端，杂志社经常有人来拜会、来鼓励、来建议、来发牢骚，不一而足，每届选举，更是忙上加忙，电话不停。国民党的老朋友避讳与他往来，因此旧友新交皆属民、青两党人士，或为无党无派者。1960年他们常相聚会，并已讨论组党，到处开会，所到之处，均有地方人士捐助，记得唐荣铁工厂也捐过10万元，但随后遭到报复，差点关闭。雷美琳也谈到获知父亲被捕时的心境。她表示，事实上她的父亲被捕前不久，她刚踏入社会，第一天去大龙峒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教书，就是她的父亲陪她去见陈校长的。后来她换工作到彰银上班，她的父亲总是利用中午来看她，当时他们谈的都是有关《自由中国》刊物种种，以及新党筹组情形，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雷美琳说：“我担忧父亲劳累过度，每次碰到傅正，我总是拜托他多看顾父亲一点。父亲和我的聊天中，我们早已达成共识，他迟早要去坐牢，只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除了他整整坐满十年黑牢外，出狱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他去世为止。”她认为父亲被捕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要扶植蒋经国，要为蒋经国扫除一切异己，而阻止新党成立，扼杀《自由中国》等刊物所有的改造言论和建议，就成为威权体制当时唯一的手段。8　雷震案阴影之下的雷家雷震狱中时期（1960—1970）的生活，是其子女们永难忘怀的记忆。十年牢狱，让雷震错过了见证子女的成长，使他无法在她们身边指点人生道路，敦促她们努力向上，只能透过一封封家书，传递他对妻儿的关切与情感。《雷震家书》包含雷震狱中家书和雷震的家居照片，呈现了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画面及其作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观。女儿们回忆，父亲狱中生活非常有规律，读书、写作之外，有时还通过养鱼来自我消遣，在他有限的空间里散步或做其他运动，可说是十年如一日。记忆中，他头一年自看守所移送至新店军人监狱后，由于不习惯，有一短暂时期的情绪不稳定；再者于1970年出狱前夕，因他写的回忆录原稿遭狱方强行收去，他曾强烈抗议、不欲出狱外，以他急性子和好动的个性来说，均可说是相当平静。他在狱中受苦的日子中，仍然关心周遭的人，这是他个性仁厚的地方。子女们请何孝基大夫去牢里探视他的病痛，他也请何大夫为一位士官看病，并彻底治愈了那位士官的宿疾，事隔多年，子女们已忘记那位士官的名字了。雷震在狱中写信给家人及子女，狱方也有规定不能多写，此外他与胡适的通信是经过特许的。总之，子女们对狱方当年种种设限和当年会客时的监视监听不以为然。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仍遭情治单位监视，当时与陶百川时有互动，此外还有王新衡、王世杰。那时国民党方面已成立一个雷案善后五人小组，成员计有安全局长周中峰、警总副总司令王杰、“监委”酆景福、保安处长吴彰烱，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似为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以上所提陶百川、王新衡也是她们父亲的老朋友了，1950年她们的父亲访问香港时，陶、王两人时亦滞港。她们的父亲甫出狱后即遭受24小时严密监控，家人不堪其扰。记得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参与婚宴回来得早一点，夜里8点多钟返家休息，那晚他从后门进来，监视他的特务没有注意到，直到半夜过后，特务们急了，会同派出所警察来敲大门，半夜三更也惊醒了左邻右舍，雷美琳回忆说：“佣人老陈只好将父亲从熟睡中叫起来，特务验明无误，方始离去。”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与民主运动人士交往不像以前方便了，出狱后虽与郭雨新的互动甚勤，但不再有入狱前那样的见面式的联系了，因为双方均遭严密监控。在她们的印象中，仅限于过年过节互赠礼物、传达书信等相互关怀之联络情事，且多半都是由女儿居中传达，在记忆中都是由郭宅的后门进出，以避监视者之耳目。当时在松江路寓所与许信良的会晤是透过陈菊安排的。1978年10月，施明德与艾琳达的婚礼在中国大饭店举办，雷震应邀证婚。那晚的司仪是陈鼓应，事后他告诉女儿当晚党外精英全员到齐，他们对雷震一致推崇，情绪高昂。由于雷震与成舍我的友谊，雷震介绍了不少人去世界新专（现为世新大学）执教或就职，印象中有王晓波、张化民、胡虚一等，记忆中好像成舍我有求必应、照单全收。她们的父亲晚年对政治环境的看法很乐观。对于世界局势，他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在逐渐转变中；对于岛内的知识分子，他期许应将目光放远，抛弃明哲保身或随波逐流之想法。他回顾在军权统治、一党专政下，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从狭窄的国民党政治圈中跳出来，争取言论自由，展开反对党运动。他所表现的胆识、气魄、风骨，在面临巨变的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亲口告诉女儿：“历史会还我清白，也将证明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对于台湾民主发展，他抱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残尾，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端，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因素出现。雷震案对其家庭及对其子女一生的为人处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雷案发生后，其子女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打压，谋生不易，但由于她们的父亲一生宽厚待人，加以平生行谊获得普遍赞誉与同情，家人亦感同身受，子女们对父亲所作所为尊敬而爱戴，父亲从事民主运动期间，家人深受恐惧与煎熬。每当子女们想起以前的种种，总像从噩梦中醒来，而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遗忘。她们回忆，1960年9月4日，雷震遭警备总部军特人员逮捕，在此项非法行动之前，好多父执辈的朋友，其中包括父亲的长官或旧属，都或明或暗地一再向父亲或家人提出过警示。雷美琳回忆说：“事实上在父亲出事前两年，有关逮捕父亲的风闻即不断传出，每逢父亲出门，母亲总是一再叮咛要注意行人车辆，安全第一。”“我们身为子女，看到较往常更显得忙碌的父亲，除了担忧之外，真的不知道要为他老人家做些什么。”那一段时期（1958下半年至1960年9月）居家附近所显示的迹象和征候，早已使她们感到与往昔迥异。隔着竹篱笆的巷子里，总是有人透过隙缝向家里窥视。她家（新店广明路174号）就在巷口第一家，临街就是广明路，有家小杂货店就在巷口街边，她们出入都会经过这家小店，也经常照顾他们的生意，尤其是她的奶妈，是她将雷震的大小女儿带大的。奶妈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几乎三天两头去买一些家里缺少的日用品，她告诉孙女们，店里现在每天都有生人来往徘徊，并向杂货店老板打听家里的情况；他们有时也直接问奶妈有关她们父亲的种种，“态度并不友善，似乎也没有什么顾忌”。雷德全回忆，她的父亲通常午餐后，习惯小睡片刻，有一天他告诉她说，今天无法休息了，吃过饭后他要到台中开会，不想被特务跟踪；平常他在台北的活动不大考虑特务盯梢的问题，情势上也难以避免。她和大妹雷美莉商量，决定从邻居的大门出去，带着父亲绕过后山走到七张。由于她家与隔壁冯家有小门相通，所以雷震顺利地回避了特务的监视，绕到了后面巷子，穿过文山中学的操场，花了两个小时，走荒径小道，才到七张。她们在七张车站送父亲搭上公路局的班车后，雷德全才和雷美莉踏着轻快的步子，从大路踱回家。经过杂货店时，那些特务们都傻了眼，竟然问她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我和妹妹没有理会，只是开怀大笑，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雷德全得意地说。有一阵子，报章上常有军车肇事新闻发生，子女们又开始为父亲的安全忧虑了，“但绝不是我们的过虑或敏感，因为稍早以前有一个父亲的老友已提出预警，要父亲改变一下一贯固定的路线行径，因为他知道父亲平时行程的路线都是一样的”。雷震吃过了饭，小睡一会儿之后，即走向新店公路局车站，总是在台大站下车，然后顺着新生南路走到和平东路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的老友所得到的预警是情治单位打算制造假车祸，以军车撞击他。雷震却不相信有这种恶劣的阴谋，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但妈妈、我和妹妹已决定每天陪他去社里上班，我们一齐乘车，一齐在路上行走，让父亲在中间。走了两天，他终于含泪答应我们不再在路上步行了。”他说，不愿意看到妻女为他受罪，或是忧心。身为政治案件受难者家属的心路历程是坎坷的！雷震系狱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反对党”与“叛台者”同义。1970年雷震出狱后，大环境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威权体制下高压依旧，身为雷案家属，均被列入管制之列，“我家里的电话均受到监听，外子在海军经历遭到限制，提前退伍，但昔日袍泽并未断了联络”，雷美琳说道。所以外子常警告他的同学说：“不要在电话上发牢骚，我家的电话是24小时录音的。”那一段时期，雷震了解她们遭受牵连的遭遇，便鼓励她们离开台湾，他说：“趁孩子还小，你们还年轻，为了下一代，你们应向外发展。”她们姊妹们在父亲的激励下积极办理了离台手续。去台多年而心系老父，返台探亲却有着太多的不愉快经历。1978年初，雷美琳在其父亲寄来的贺年卡中赫然发现一句：“何时回来看我？”当时她就潸然泪下，立即以电话通知最小的弟弟雷天洪，约他一同回台探望父亲。然而，两个儿子因中学课程甚紧，外子也因工作关系终究未能同行，“但他们都知道我念父情切，祝我有一个愉快的探亲行程”。但这一趟返台探亲的行程，并不是十分顺利愉快。当飞机降落时，她和弟弟雷天洪兴奋之情难以形容，终于可以看到阔别五年的父亲了。“我们的高兴似乎太早了一点，当我们走向入境的窗口时，噩运就从那时开始。”只见那位小姐接过她们的证件检查后，看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站起来匆匆向走廊上另外一道门走进去，不久后由门内走出一大群男男女女，男的着灰色条纹西装，女的则着一式窄裙，男士们带弟弟去一间房内检查，女士们则带领她和女儿去另一间屋内检查。那是一种很详细的全身检查，衣服也要脱掉，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个个态度恶劣，她七岁的女儿哪里见过此类情景，吓得哭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与生气，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侮辱，连人的尊严都没有”。但他们拿了行李出海关时，又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状况。那个年代美国的Ponds面霜和牙膏都算是珍品，苹果也是昂贵的，可是她带的这些物品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待遇，还是那一批人，继续在检查，他们竟然把牙膏盒打开，将牙膏挤些出来；把好好的Ponds面霜盖子扭开，用手指往里面搯着；一箱苹果中他们还会挑几个出来，用刀破成两半。这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特务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她后面一位美国旅客看见了，立即抗议，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对她和雷天洪说：“如果你们要控诉他们，我会为你们作证人。”这些特务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严重伤害了自己同胞的尊严，自然也令台湾蒙羞。她们在重新整理行李的时候，一位海关人员走过来对她说：“雷小姐！我感到抱歉，但我要告诉妳，他们并不是属于海关的人员。”她当即向他致谢，表示理解。但二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她的女儿受了那次惊吓，再也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她没有想到，更不会理解，以她当年七岁的年纪，竟也会遭遇到政治犯家属的对待。自1974年底离开台湾，三年后第一次回台即遭受了那样的屈辱，连七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的确是令人感慨万千。亲情、友情，何处是归程？1978年11月，她又接到父亲因病住院执行手术的消息，当即会同弟弟雷天洪驱车南下，与洛杉矶两个妹妹同赴台北探视，再次受到了年初飞回台北时的不公正待遇，粗暴的翻箱倒柜或检查依旧。但在说词上稍为客气了点，也是男女分别检查，她们姐弟4人，分在两个房间内。当她问检查人员：“全机约400人，为什么只检查我们4人？”特务回答也妙：“每班飞机抽查4人，两位外籍旅客，两位台湾人，以示公允。”面对这批上行下效的小人物，她也再懒得问下去，只对弟弟雷天洪说：“那才怪了！我们两个拿台湾旅行证件，美莉、美梅拿美国护照，怎么这样巧！”1979年3月初，她的父亲手术后病危，她们姐弟分别从旧金山、洛杉矶赶回台北，下机后，检查依旧，只是这次她没有带皮包，随身证件机票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检查她的那位女士问她：“雷小姐，你的皮包呢？”她没好气地回她一句：“规定女人一定要带皮包？”这时飞机上乘客已走了一大半，那位女士随即又加上一句话：“小姐，老实告诉你，你的皮包内有重要文件，已托头等舱的乘客朋友带出去了。”雷美琳顿时为之语塞，愣在当场。事实上因这次旅程仓促，为求简便，她在装箱时候随手将那只较大的皮包放进去了。以上是雷美琳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三次回台时的机场奇遇，即可反映出当时的高压气氛及台湾情治人员的水平。2001年2月26日，雷震的子女雷德宁、雷德全拜会陈水扁，陈水扁立刻作出回应，指示有关单位成立项目小组来处理。第二天，陈水扁前往历史档案馆视察，并公开挑出两份雷震案的档案宣读，这是雷震案的官方档案首度正式公开。受命调查的有关方面立即组成“雷震先生现存资料调查项目小组”，随后访谈49位军方相关人员，清查约108000余卷档案资料，搜集到雷震部分日记复印件、回忆录与雷震案的公文。有关方面于5月18日以3个月时间完成调查，移交历史档案馆，14卷档案，1500多页的数据于6月8日完成移转作业。历史档案馆成立编辑小组，编选了3册雷震档案，第一册是《“国防部”档案选辑》，第二册是《雷震狱中手稿》，第三册是辅以其他重要的官方档案，如“监院”调查过程、雷震于狱中的会客报告与言行纪录等。雷震的文稿包含日记、回忆录与书函，都不是原稿，且大都是断简残篇，原因是这些文稿经狱政管理人员审查，认为有重大不当的言论，加以照相翻拍，遭查扣的数据部分还留下红色的眉批，也正因为遭到查扣，才得幸免被焚。在过去公布的雷震史料中，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并没有明显的批评，但在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的文稿中，却显示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有强烈的不满。历史学家陈仪深指出，这部分的资料的确与过去对雷震的印象有所不同。雷震在狱中多次写信给蒋介石，提出取消造成“个人偶像”的无意义的幼稚举动，指自己入狱是国民党干涉司法所造成，许多制度都是因人而设，不应是永久制度。雷震对蒋经国也有严苛的批评。他向蒋介石提出，未经台湾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的防务会议，置于领导人之下，下面则是特务机构，负责人则是蒋经国，负政治责任的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竟不能过问情报机关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又如“青年救国团”以蒋介石为团长，以蒋经国为主任，以蒋介石诞辰为该团成立日期，很明显是脱离了现代作风。在雷震的回忆录中提到，南京政府搞到这样的四分五裂，国民党弄到这样的分崩离析，真不懂是什么道理，究竟什么人应该肩负这个责任，“我想，蒋介石是罪魁祸首”。雷震对蒋介石破坏体制，续任台湾领导人相当不以为然。他写道，蒋介石的违规连任，其代价是巨大的，其结果是悲惨的，除了支付民意代表巨额待遇增加人民负担外，还背上一个“毁‘宪’”的罪名，蒋介石一向是唯我独尊、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说的话，尽管不全是，也没有人敢顶回去，更没有人敢加以驳斥，完全一副“朕即‘国家’”的嘴脸。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顾忠华谈起台湾的民主体制，他说，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脉络，尤其从“现代性”在台湾的发展过程，来检视这一页“沧桑”。笔者曾经划分过台湾“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其实台湾人的悲哀是一直到现在，台湾民主体制的现实框架基本上还是受制于“他者”的“幽灵”，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完全以台湾本身需求出发的民主理念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实行过。相对来说，《自由中国》杂志和雷震所代表的，是想让有关基本规定在台湾的运作经验，作为一项检验民主人权理念能否行得通的试金石，因此对于国民党的政治作为有着严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即台湾”之外另辟蹊径，开启一条通往与普世价值更能接轨的民主发展道路。可惜此一尝试在1960年雷震入狱、《自由中国》杂志停刊后彻底失败，徒留遗憾。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雷震当时组党成功，台湾在近五十年前便落实了民主化，今天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困扰台湾的统独、族群等问题，早就在民主的架构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由于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主要不是如执政当局完全以“外来统治者”的思维来将有关规定“工具化”，而是在乎民主精神能否真正落实，因此甚早便指出有关基本规定套用在台湾，会明显发生种种不适应的现象。1957年10月16日的《自由中国》社论，即以“小地盘、大机构”为题，批评国民党当局“相对于实际统辖的地区和实际应做的工作而言，其机构不仅过于庞大……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也妨害行政效率；不仅妨害行政效率，而且也破坏‘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这样的批判，可说是揭穿“国王新衣”的良心言论，也是立基于“真实”之上的论述，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能够察觉到台湾的民主体制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节，因为“现在国民党政府所实际统治的省份只有一个，而其行政部门不仅仍保持祖国大陆时期统辖35省、12个直辖市的规模，而且还有增加，这显然过于庞大”。也是这种“说真话”的坚持，使得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愈来愈不容于当道，终至遭遇无情的整肃。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真实”的认识，应是脱离不了“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一套强势的“意识形态”却常包装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进而扭曲了一般人对于真实状况的认知，等于受到统治者的催眠或洗脑，产生了虚幻的想象。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很早便直接面对“社会存在”的真相，并期待台湾的民主体制能够符合这个唯一的真实现状，而不是空喊“反攻大陆”，实际上一切只为了巩固政权而不择手段。时至今天，在“转型正义”迟迟无法全面开展的形格势禁下，台湾“社会存在”的许多真实面依旧隐而不彰，旧体制的意识形态更是盘踞在媒体的头上，狂妄嚣张，愈让人怀念雷震和《自由中国》成员的道德勇气和真知灼见。雷震的民主体制改革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在时空环境的更易下，台湾民主体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代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加以解决。但是雷震和《自由中国》在艰困的环境中，能够突破意识形态的迷雾，建立自己的主体认知并付诸行动，这也是后人最应该景仰及学习的地方。《自由中国》批判极权思想、阐扬自由民主的理念，则正似医师诊断书指出病源且又开出药方。雷震及其同仁当年宣扬的理念与思想，今天都已是常识，但在当年不啻空谷足音，至少也让活在恶浊环境的人能吸到几口清新空气。雷先生长期承受有形无形的险恶压力，坚持《自由中国》言论立场，最后更付出惨重代价，确是令人感念的先行者。重新刊印《自由中国》，更具有严肃的时代意义。能有机会读一读《自由中国》，重温痛苦往史，才能多少认识到活在重重束缚体制下何等屈辱，才能知道“人不仅是为面包而活”是真理。当年威权政府若能接受雷先生和《自由中国》撰述团队的建言，则无论对蒋介石本人还是国民党或台湾这块土地都更有益。蒋介石若能不违规寻求连任，无疑会给台湾人留下更佳的形象。可惜雷先生和《自由中国》的谋台建言，当局是一概听不进去，他本人反而以此贾祸。先知往往很孤寂，先行者也常成为殉道者，雷先生也未能例外，这是他的悲剧，也是台湾的不幸。《自由中国》却在这样的威权、霸权体制下，通过言论侵犯、挑衅、质疑国民党最高权力者行使权力，不过是《自由中国》论述新闻自由的部分，如他对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质疑、对于“救国团”侵入校园的反对等，都可看到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同仁勇于捍卫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辛酸实践。在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多数媒体噤声不语，《自由中国》却敢于横眉冷对独夫，言其当言，批其应批，捍卫新闻自由，坚持舆论民主信念，从原来被蒋介石视为“反共”传声筒的媒体走向为战后台湾民主呐喊的急先锋，彰显了作为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公共媒体的可贵，展现了“自由报业”理念，对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社会具有启蒙功能，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具有启发作用。此外，我们也可发现，戒严年代的国民党机器对台湾报业采取的新闻箝制，其实不只威权，还近于西方16—17世纪的“极权报业”模式。国民党将报业视为替君主领导者及台湾服务的侍从，要求媒体以支持及推动当权者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为目的，透过“特许制度”（报禁）、“新闻检查”及各种管制手段监控报业，报业根本不被允许批评台湾当局，正因为如此，乃对照出了《自由中国》追求“自由报业”的理念和实践的可贵。《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以政治实践终，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的。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放弃独裁，台湾的民主政治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修正，逐渐走向成熟。《自由中国》终结五十年后的今天，胡适、雷震等人当年大胆畅想、奋力争取的那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或许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雷震案的过程显示，在一个“造神”的年代，“神”如果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凡人，他所管理的官僚体系，会万般逢迎上意，不惜扭曲司法，伤害人权。雷震先生主动决定选择“不平则鸣”，并进一步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这是雷震先生高风亮节的地方。他蒙冤四十二年，台湾应还给他公道。于右任：弹劾宰相、警示皇帝的“御史”引言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并设立国民政府五院制，乃是民主制度之架构。五院平行，独立执权，相互制约。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蒋介石执行独裁政治，抗战期间，以军事第一为需要，设国防最高委员会，自任主席，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因此一切要服从于他，由此监察院徒有虚名，形同虚设，不过是高级养老院而已。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是党国大佬于右任。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时，“监察院”还是个养老院，但是于右任却不甘于做蒋介石的橡皮图章，曾多次向蒋主动进攻，蒋介石父子对他是既恨又怕。依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监察院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监察院由委员29人组织而成，监察委员之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任期六年。“宪法”第七次修正后改为“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审计部是监察院所属的下级机关，负责审核全国各机关之财务与总决算，审计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根据台湾的规定，该机构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1948年5月在祖国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六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因而，于右任在台湾总共当了长达十六年的院长。1　弹劾俞鸿钧于右任修理蒋介石最厉害的一次，要算是在1957年12月10日他亲自主持会议审理最著名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违法失职案件。在他主持下，“监察院”弹劾移送公惩会，蒋介石曾经召集全体“监察委员”至阳明山行馆举行茶会，全体委员犹能刚毅不屈，独立审议，议决予以申诫处分，迫使俞鸿钧下台，举台震惊之余，更对公惩会集体意志所呈现之气节风骨，赞誉有加，名留千古，传为佳话。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的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1957年，“监察院”因军公教待遇问题，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俞鸿钧认为，有关规定并未要求行政当局一把手必须至“监察院”报告或者备询；“监察院”则主张，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面对“最高监察机关”，不能豁免。俞鸿钧因坚持有关主张，成为首位被弹劾的“阁揆”，为了展现责任政治风范，他主动宣布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一职。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俞鸿钧，这位红得发紫的“天子门生”，是蒋介石搬运黄金去台的黄金四人小组之一，协助蒋介石密运黄金的核心人物。严格地说来，虽共有四个人，但俞鸿钧最重要。四人中，当时俞鸿钧是“中央”银行总裁——其他三人，一位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一位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一位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位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亲人，也因此看出，俞鸿钧在蒋家的地位和重要性。俞鸿钧当时的身份是“中央”银行总裁，任务是黄金搬运总规划，是黄金搬运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黄金根本无法离开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所以他堪称是蒋介石秘运黄金的总企划。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发现，1948年10月，蒋介石就多次和俞鸿钧在上海的爱庐见面，蒋介石和俞鸿钧见面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一路溃败。1948年11月22日，徐蚌会战后两星期，蒋介石计划运走黄金。他在日记上说，“若要复兴民族基业，另选单纯环境”。就在日记写完八天后，第一次黄金密运台湾的行动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