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轩被赶出校园后，他一方面断绝了清华的经费来源，一方面歪曲事实真相，污蔑教授会“唆使学生”胁迫校长，给教授们扣上一顶“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进行政治恫吓；并且还暗中伙同陈立夫等人策划用武力解散清华的阴谋。这样，愈发引起清华师生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撤换吴南轩的决心。在学生会和教授会的共同努力下，吴南轩于6月25日离开北平南下。7月7日，南京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托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吴南轩被赶后，造成了清华两年内“两驱校长，一拒校长”的局面，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派人任清华校长，只得临时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多次提出辞职后，教育部又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校务代行”。叶也因问题棘手，屡次请辞。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中央派罗家伦（志希）先生为第一任国立清华大学（自1925年招考大学部学生，至是正名。又，清华原隶属外交部，自此改由教育部管辖）校长，梅先生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1月携眷赴美视事。1931年冬，清华校务方由翁文灏先生代理。11月，教育部长李书华（润章）先生公布梅先生继任校长。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反复复，多方权衡，一再物色。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先生辞职，梅先生被推举继任——以后便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清华教务长总是由教授会推举，校长聘任。五年后，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也正是后人一提清华就会想到梅贻琦校长的缘由。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校长更迭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专注于学校的建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而不是将其作为自己牟取名与利的升降机，没有沉稳的耐心是不行的，没有长久的坚持是不行的。梅贻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则。1955年以后，他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无论在祖国大陆或在台湾地区任职期间，地位一直十分稳固，受到师生的信赖和尊崇。即便是在学潮澎湃的时候，学生向校当局提意见，也要声明一句“拥护梅校长，反对×××”。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后面的文字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回答这一问题。且从他这个校长的“来历”说起。纵观旧中国的大学校长，大体上有两种来历，一种是“请”来的，即某人先在某一方面有了成就，成了名家名流，众望所归，就请他来做校长，于是“长随校传，校随长传”，两者声价互增。一旦时机成熟，校长“另有高就”，有的还扶摇而上，成为中枢显赫。这方面的例子是无需多举的。另一种是“派”来的，即某人靠近上层，受到特殊信任，为了便于控制，就被派来做校长。不过这样的校长往往是短命的，一般很快就会声名狼藉，最后一走了事。旧清华的好几任校长，都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只有梅贻琦，他做校长是一种特殊类型，如果也要用一个字来说明问题，那他是被“选”来的，而且是顺乎民意的公选。过去有一种误传，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由此还“派生”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蒋介石确曾多次过问或干预过清华校长的事，那是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兼任教育部长的时候，罗家伦、吴南轩都是作为“党国亲信”由他亲自指派的。罗家伦被迫“辞职”以后，蒋还津津乐道地夸他“一切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罗走以后，清华校长久不得人，有人曾向蒋推荐周治春、赵元任、胡适，蒋摇头说：“周治春坚辞不就；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违反本党主义，碍难任命。”蒋介石表面上这样说，骨子里却是“兹经慎重考虑，决派吴南轩继任”，因为“吴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任已三年，成绩卓著”。但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是根本挂不上号的。引荐梅贻琦做清华校长的，倒确有一个人，此人就是1931年下半年接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关于这件事，梅贻琦夫人和李书华自己都曾有过回忆。李书华回忆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即梅贻琦）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1931年9月23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不过，李书华先生这里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主要方面，因为在当时，由上面引荐谁做清华校长是一回事，而清华师生接不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的校长可不是那样容易当的。问题小的，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终得一走了事；而问题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连大门也进不去。在梅贻琦以前，“校长风潮”时有发生。1920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1930年前后，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达（阎锡山派来的），连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吴南轩的表演更为拙劣，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带着学校的大印逃到城内使馆区去“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若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这回是蒋介石知趣，将吴召回南京了事。吴走后，教育部委托地学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又以“经常因事进京”为由转请理学院长叶企孙代，叶也不想卷入漩涡，就屡电教育部请辞，他在一份辞电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10月起，绝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在连续11月无校长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的五条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期间，各方面推荐的人选达十几位之多（鲁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结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位合格的人选，这就是梅贻琦。所以学生们颇为自豪地说，“最后我们全体同学迎来了梅贻琦校长”；教授们则说，“最后我们选择了梅贻琦”。曾和梅贻琦共事多年的陈岱孙教授分析说：“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一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唯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这足以说明梅贻琦的耐心笃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笃行还表现在其他若干方面。学生着急于救国救亡，梅贻琦解释说：“即使救国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体魄，第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因为救国并不只在战场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儿子要去参加军事翻译，梅贻琦并不支持，说道：“你现在才是大一的学生，也许到了大二才可以去。”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完全遵守父训。但是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而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祖国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梅校长淡泊谦冲，不求名利。几十年来，把心血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国家，而很少为自己打算。在抗战期间，校长的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一度有赖于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做了一种“定胜糕”到昆明城里去叫卖，来贴补家用。北平陷落的时候，梅校长一个人飞到南京，可说是身无长物，借住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以后去美国，梅夫人只有留在香港，靠女婿接济。梅校长在美国，始终不肯动用清华存美基金利息，而在华美协进会任职，月支300美元。梅校长的原则是“不为清华，决不动用清华基金一文”。1955年回到台湾，梅校长全力筹划建立台湾“清华大学”。1958年，他接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但在处理教育事务之余，仍尽力贯注于“清华”。直到住进台大医院，即使在昏迷中，还是惦记着教育事业。交卸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职务以后，他仍然牵挂着“清华大学”的事。老人能够眼看到自己苦心策划的原子炉落成启用，实在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安慰。这也是梅校长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后一项巨大贡献。梅校长对清华大学五十年的扶持，在科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年西南联大时代的简陋设备，尚能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政道，媒体预言以今日新竹原子炉的设备，第一流的原子科学家，自必能不断地产生于台湾。物理专家吴大猷先生曾任北大及西南联大教授，他回忆：曾于1963年3月撰《我想念的梅月涵先生》一文，叙及1943年春搭乘马拉的两辆板车去联大上课，马惊车覆，他的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匝月，其夫人阮冠世女士连年久病，于忧急侍疾之余，病倒危殆，恰巧梅先生至乡下探视，见此情形，即告如需入城请医可用校长汽车。翌日即由学校派员来看，是否需准备后事。幸而吴夫人挣扎过来了。当时虽未借用梅校长汽车，“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忘记。现在大家不容易想象到我们孤孤单单的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所以或者不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永远记得梅先生”。他又回忆道：“1954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听到梅先生在纽约住，为管理清华基金在华美协进社办公，月薪极少。我去办公室看梅先生，想请他吃餐便饭，但他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车，又换公共车，很远的到他住的公寓，看到梅夫人和他们的一位小姐和外孙女，吃北方凉拌面。”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主管部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上千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坚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1960年5月，他入台北大学医院治病，仍在病榻上孜孜批阅公事。1962年1月1日，他在病榻上按动原子炉启运转的电钮。2月，他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29日，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之风如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二十天以后，也即1962年5月19日逝世。梅贻琦先生辞世后，在亲友们送的众多挽联中有一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刘淦芝）。他去世后，新竹“清华”原子炉即被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清华大学”之苑，建有梅氏墓园，曰“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写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由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树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现在早已成林，曰“默林”。考古大师李济先生是清华1918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他回忆说：我是清华梅先生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的学生，那时所留下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是：他是很严的老师……大家均知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纪录。梅先生留在一般朋友中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沉默寡言的习惯。并不是他不会或不能说话，他做校长时凡是报告一件事或讨论一个问题，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辩论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我实际和梅先生共事，是在他与胡适之先生办长期发展科会的时候。这事办了好几年了，其中经过不少的困难，回想起来，若不是他们两位共同领导，合作无间，这“会”的最早一段历史，也许完全两样了，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出来。我在这时期所认识的梅先生，有下列四点值得提及：他自律很严，对钱财尤其是一丝不茍；他有很高的理想，同时很谨慎；他不唱高调，但一个目标已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设法使它达到；他很现实，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他是一个负责到底的人，对清华的事，一直到临终还在不断地关怀。这类的单子大家都可以开，并且可以开得比我长，不过我说的几点都有确实的事实，做我对这位早期老师这些印象的基础。梅贻琦一辈子与蒋介石争持，争的就是学术独立。梅贻琦校长从1931年到1949年领导清华，历经战乱艰辛而维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于不坠。梅校长居功厥伟的原因之一，是坚持了独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学生灌输。他认同当时的政府，但拒绝帮助政府抓捕独立思考、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他参加领导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容纳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社党、民盟、三青团和国家主义派等党派。西南联大师生中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的势力强大，以致祖国大陆的主流史家盛赞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校园中，中共外围组织和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会公开活动，转播中共电台，以“小解放区”自诩。每个执政党几乎都在政治上表彰梅校长的独立理念，但回避了“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当地的军政首脑龙云（云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龙、李都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大形势的相对宽松，校长们向来校捕人的“军、警、宪、特”讲独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7　梅贻琦的大学教育观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开会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好在近年来祖国大陆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教育大师梅贻琦是最有资格谈通才教育的前辈。他经常发表对教育的看法，他的门生故旧认为，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二十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当时的北平。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他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和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近年来中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的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三十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人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中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先生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梅贻琦先生办清华极为重视俭朴好学的校风，他同时提醒人才造就固然重要，人才运用也要注意，不可让杰出人才用非所学，甚或学而不用。多年以前，梅贻琦校长在病床上留下了他对台湾“清华大学”校友和学生们的最后讲话，希望大家通力合作，发展清华大学的校务。他的讲话，是用录音机录下来，在2012年4月29日台湾“清华大学”五十一周年校庆的庆祝会中播放。这位主持清华三十年的老校长说：“今天‘清华’校庆，校友们都回来，可是我一直被病魔缠扰，不能来参加。希望在三两个月以后出院，和大家聚会，这是我所期望的事。”他又说：“‘清华’这几年有进步，是‘清华’的幸运，也是大家通力合作的成就。核子反应器的顺利装置完成，也是大家的努力。希望今后仍然通力合作。”他还说：“校友们赠贺仪祝我掌校卅年，我觉得没有太大建树，很过意不去。据说聚起来的钱数目不少，这些钱把我住台大医院欠的钱和借垫的钱还清了还有多余，我不希望用在医院里再住两三年而将这笔钱用光，希望早日出院，利用这笔钱做些对社会、对学校有益的事。”梅贻琦先生毕生的理念是教育，他实现此理想的对象就是清华，他在教育上身教重于言教；他有着传统儒家最好的性格，虽言必有中，却寡言慎行，有人说他是“平凡里见伟大，沉默中寓神奇”。梅校长不爱讲话，但讲话的时候往往会蹦出一句高度的幽默话，并且很少用肯定的句子。当初清华学刊上曾经有同学集校长的话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这并不是说梅校长处理事情的时候犹豫不决，恰恰相反，在重大决策上，梅先生总是当机立断，而且择善固执。譬如在他三年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凭着他卓越的眼光、宏博的学识，曾经把多少纷乱的意见，改易为平正通达、致密妥善的主张。1931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校发表就职演说，强调“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说”，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科学的办学理念，加上民主实干的风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国内名校之列。悠悠岁月，清华百年，清华的使命已从争取教育独立转变为力图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这一进程中，清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而这正是清华孕育高素质人才、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由于清华的特殊地位，它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不仅影响了学子的人生轨迹，而且对整个中国教育界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辐射与引领作用。今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清华人正在进行新的反思，梅贻琦生前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和他对母校所抱的深切感情。校友们也常称赞他与清华所保持的终生不渝的“血缘”。梅校长总算实践了大学是学者聚集的地方，传承、创造知识的地方这一理念。梅贻琦逝世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悼文中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这确实是对梅校长的生平很中肯的评价。雷震：众人皆醉，我独醒引言他是1949年之后台湾政治史上最诡谲、最壮阔的一个传奇。他曾是蒋介石倚重的红顶智囊，但在威权年代，坚持民主宪政，成为对抗国民党政权机器的报人与政治家，令蒋介石万分头痛。他曾创办《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并曾筹组“中国民主党”，挑战当时当权者所主导的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最后被捕入狱，当时蒋介石甚至亲自要求其刑期不可少于十年。让我们把时钟调回五十年前，在海峡的右边，一份杂志因为发出不容于台湾当局的声音，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负责人雷震被捕。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尽管这份杂志再也没能死而复生，雷震本人坐穿了牢底，也没能亲手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台湾之民主政治的确立、成熟，却正是以这份名叫《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滥觞的。雷震在国民党内曾经担任大官，他对现实政治有深入的了解，与文人作家和报人不同。随国民党来台的知识分子很多，大家都选择缄默，胡适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讲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做不到。祖国大陆时代大鸣大放的文人，来台湾以后，只能谈风月，不敢碰政治。雷震却挺身而出，越讲声越大。雷震的道德勇气激起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流离失所的书生，找到了发泄的管道。1949年国民党仓皇败逃台湾，此后蒋氏立志“勿忘在莒”、“反攻大陆”，以严厉的独裁手段开始了对台湾的统治。当此之时，另一种声音却正在岛内蓬勃滋长，它，就是《自由中国》杂志。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已公开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等相关档案来看，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雷震案的判决结果，根据目前所揭露的内幕，完全是蒋介石个人意志主导的，才使得一个终生热爱中国与追求言论自由的民主先辈蒙受不白之冤。史料显示，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宣判当天，他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完全相同。1　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雷震是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189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又进入京都帝大的大学院（研究所）主修宪法，对宪政理论相当熟悉。回国之后，雷震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相当好，做过很多党务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有：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争结束后任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时，上海金融混乱，雷震曾协助稳定上海金融，也是“上海保卫战”的三要角之一。到台湾后，他曾担任台湾当局的顾问。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雷震的政治关系很好，算是出身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人物。没想到他创刊的《自由中国》，后来却和中国国民党愈走愈远，直到最后他被开除党籍，甚至成为阶下囚。这当然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自由中国》创刊后，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部队都订阅了，可见它具有相当大宣传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来的第二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本来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种种败相，令美国失望，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国民党。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大陆积极发动“抗美援朝”，美国因而改变了对东北亚的政策，派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接着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靠山——美国的回头支持，其处境再度好转，于是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国》为它宣传，因此对这本杂志的支持就大不如前。然而，胡适、雷震等这批知识分子并不是轻易就被哄着玩的，他们认为既然有必要宣传民主，这份杂志当然要继续办下去。而台湾当局的对外交往已经改善，他们就转而检讨台湾的内政，结果就触碰到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和统治当局的关系就逐渐紧张了。雷震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恶化，要追溯到1952年他的香港之行。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不但使得他与蒋介石关系日趋恶化，而且也使得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渐趋恶化，不知不觉中已卷入政治的漩涡中。1952年1月，雷震奉蒋介石之命，以特使身份赴港，慰问流亡港、澳的“反共人士”，并邀请滞留香港的民社、青年两党领袖，来台共商“反攻大计”，以期早日“反攻大陆”。同行的洪兰友是位花花公子，一到香港就花天酒地去了，全部的工作几乎都由雷震在做，十分辛苦。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有一个第三势力，正在招兵买马，亟思“反攻大陆”；而且认为国民党、蒋系人马都是败类，所以他们只想独力“反攻”。当然美国方面已经介入其中。青年党主席左舜生向雷震提出，“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退出军队，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这些重要问题，雷震当然不敢擅自作主，只是承诺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勃然大怒，认为这种意见应该当面就拒绝，不必报告。从此，雷震就被蒋氏父子逐出门墙了。雷震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这段往事：3月29日，在圆山忠烈祠公祭时，巧遇蒋经国，彼即约余谈话，开口就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余答以“不错”，并云：“军队今日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之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余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其态度如此无礼貌，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余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余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雷震对此深感伤心遗憾，也觉得委屈窝囊，甚至使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消极的生活哲学——“能忍自安”。蒋经国对雷震的蛮横态度，已如前述；更可怕的是，刚刚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也向雷震开骂了，而且骂得更狠、更凶。雷震在日记中记载：“闻今日上午军队党部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并举行纪念周，雪艇、少谷、正纲诸先生均在座。总裁致词时，对余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内容大都是责骂之词！从以上蒋氏父子对雷震的公然侮辱，以及雷震的自我觉醒，可以看出雷震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雷震又把军方得罪了。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上，由编辑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台湾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员贪污案件，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篇社论，军方断然停掉部队里所订的《自由中国》，禁止再订阅。雷震为了把《自由中国》杂志办好，少了这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说是逢人便求。见到工商界有钱的朋友，就请他们帮“钱”忙；见到文教界能写文章的朋友，就请他们帮“文”忙。以雷先生过去在政界的地位，一下子转而要他放下身段，到处低声下气地求人，其尴尬无奈的情境，可想而知。然则，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批评时政甚为激烈，所以文教界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为之撰文，甚至敬而远之。雷先生曾为此事于1952年2月写信向胡适先生诉苦：《自由中国》出版已两年有余了，经费困难与日俱增，台湾方面门路日窄，香港商人亦日渐穷困，实难筹得款项，以维持于久远。兹托纪五（王世杰的长子。——作者注）弟询问，可否由先生在美募集基金，顷得纪五函，已蒙首肯……如果先生登高一呼，则响应者必有多数。若能募得美金一万元以上，则今后的《自由中国》，再不会有经济困难了。在两蒋独裁的时代，无论何人，一旦背起“政治黑锅”，莫不感到“痛心”，或“心痛”，甚至“痛不欲生”！这也是当年雷震的亲身经历。至于雷震先生，因为当年《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抨击时政甚力，要求台湾当局施行民主政治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快，以致迭遭群小侮辱，例如当时就有人造谣“雷震扛着胡适的招牌，乱喊自由民主”云云。此外，雷先生也曾为了编辑问题，写信向胡先生诉苦，所谓“好稿子难求，坏稿子难退”：弟对此刊，不仅编辑、拉稿，即校对、发行，亦躬与其事，故常感办刊物之苦也。其中最苦者为退稿子，尤其退“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许多知友之来稿，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就先生所知者举例言之，如“监委”萧一山、郝遇林、曹德宣，“立委”杨幼炯、张九如、王德徽、侯绍文等，还有“国大”代表及改造委员会人员等都退过稿。凡是退过稿的朋友，以后就不来往了……然而好稿难求，求到后却是麻烦的开始。1955年元月12卷1期的《自由中国》，有一篇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指责救国团的体制是非法的，进而检讨国民党的党纪。此文刊出之后，雷震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国民党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最终将雷震开除党籍。2　“祝寿专号”事件1956年，《自由中国》有一期祝寿专号，影响了很多人，但也是祸事的肇因。雷、蒋关系益趋恶化，最显著的迹象，应该是从“祝寿专号”事件开始的。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各界莫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而蒋个人则以正值台湾步履维艰之际，寿人不如寿台，因此表示要“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获致集思广益的效果。蒋介石假惺惺地希望人们“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尤其第六项意见曰：“并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于是，《自由中国》特别推出一期“祝寿专号”，除社论是以“寿‘总统’蒋公”为题外，另外还邀请胡适等十五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撰文，他们都是关心台湾事务的专家、在野党领袖以及蒋的知己。他们无论对台湾事务建言或对蒋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等，莫不忠实而毫无保留地“直率抒陈所见”。蒋没想到在《自由中国》周围竟有一群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爱台之士，把数十年来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桩大快人心之事。蒋介石七十大寿，他表示要察纳雅言，希望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原本是做给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看的；但是这群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信以为真，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发表文章，出了这一期祝寿专号，社论是《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非党私有化。胡适写了一篇《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这一期祝寿专号出刊之后，销了9版，十分畅销。此后，《由由中国》的敏感度节节上升，颇让蒋氏父子难堪，台湾当局渐渐难以容忍。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确立责任“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等。如此一来，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横，以及蒋的人格特质等，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使得蒋感觉既窝囊又气愤，真正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于是军方、《“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单位一起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统战铺路”攻击《自由中国》，《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社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建立自由教育、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自由中国》的言论不见容于当道，受到当局相当大的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死心，更进一步从1957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15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1）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讲假话，以“反攻大陆、台湾利益、基本政策、非常时期……”这些话妨碍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是什么就说什么”，尤其要把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分开。（2）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说“反攻大陆”必须从公算，透过知识来检验，根据推论公算有“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两个考虑，以这两个考虑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陆”。因此，他建议当局不要把该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推拖，必须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否则台湾将会累积很多问题。这篇社论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3）检讨军队非党私有化、军队里的党务等问题。（4）财政问题。（5）经济问题。（6）美援的运用问题，对美援的浪费提出批判。（7）小地盘大机构问题，主张台湾当局所属各个机构应缩减裁并。（8）台湾政制问题，呼吁要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台湾政治制度，发挥责任政治。（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彻底实行地方自治。（10）“立法院”问题，批评“立法院”成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出全面改选。（11）新闻自由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12）青年救国团问题，认为救国团是非法的体制，破坏教育的正常运作。（13）教育问题，要求学术自由，主张党化教育应该停止。（14）对政风的败坏提出不客气的批评。（15）呼吁台湾必须要有强而有力，能够制衡的真正反对党，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祝寿专号”出版后，一共再版了11次，是《自由中国》发行七年多来最大的销售量。但也因此激怒了蒋介石父子，认为“非整垮雷震不可”，否则不足以泄愤。于是下令所有官办的党、政、军方报刊，共同围剿《自由中国》，主题定为“防止共产党思想走私”或攻击“共产党同路人”。只要是提倡“自由民主”者，就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尤其是身为自由中国社社长的雷震自然成为官方的众矢之的。3　“孙元锦之死”案在此危难之际，却出了一个关于“孙元锦之死”的案子，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1957年9月16日出版的第17卷第6期《自由中国》，刊登两篇被官方认为“不妥”的文章。其一是题名为《关于孙元锦之死》的读者投书，主旨是在揭穿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私设公堂，并私刑求供，把“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逼得自杀之事。其二是该期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谈有关阻碍华侨来台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期杂志发行到街头各处书报摊之后，台北市警察局立即勒令所有报摊均不得出售，并听候命令行事。隔日早晨警察局长刘国宪亲自来自由中国社拜访雷社长。当时雷先生尚未上班，故由担任自由中国社经理的马之骕出面代为接待。刘局长很客气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听说贵刊这一期的内容有些不妥，上级指示我一定要来看看，千万不要发出去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嘛！”刘局长留下一张名片给雷社长，并再三叮嘱“没有发出去卖的，千万不要再发了”，说完就走了。刘局长走后，情治单位的便衣人员也来查看，同样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再发了，一切听候上级指示处理”等话。这次军、警、特方面，对于处理《自由中国》杂志所登载的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手段。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国民党当局仍然采用既定模式，亦即透过高层干部，直接与雷先生进行沟通，不过这次换了人选，改由“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请雷先生在其寓所吃饭，而雷先生当时仍然担任“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还请了另外两位陪客：老“立委”周兆棠和杨管北，都是雷先生的好朋友。总之，他们出面的目的，是要求把原来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另外换上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雷先生以“这是经由编辑委员会开会通过的事，个人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再召集编委们开会决定”为由，暂时搪塞过去再做计较。雷先生回到办公室后，刚打算召开编辑委员会紧急会议，没想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正好来访，自然也是为了要求抽换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的事而来的。据雷先生回忆当时情形：“王超凡允拿出改版的费用，我亦加以拒绝，我说如要改版，绝不接受对方的补助。王超凡见我态度坚决，竟屈膝向我下跪，盖恐自由中国社不能改版，他可能要受处分，而且饭碗砸破。我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心中实有些不忍，始允予考虑。”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之能屈能伸也。不料王超凡走出后，情报局科长刘瑞符亦来请求改版发行。由于各方面说情，事实上又不能发出去，只有登报迟两日发行，而抽出有问题的文章了。由以上叙述可知，雷先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这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换上另外两篇文章，重新改版发行。4　陈怀琪控告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元锦案未完，又发生了读者陈怀琪控告雷震案，让事件更加恶化。1959年1月16日出刊的第20卷第2期《自由中国》，刊登了一篇颇具趣味性的读者投书，标题是《革命军人何以要以“狗”自居？》，这是署名“陈怀琪”的一位现役军官，叙述他在“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的心得。大意是说：每一位教官不管上什么课，总要先将《自由中国》痛斥一顿，好像那一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专门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开办的。文中提到：有一天我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的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圣人”居然变成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这篇文章发表后，军方很快就查出了陈怀琪的身份。以当时的情况，陈怀琪可能受到的处分不难想象，于是他抵死不承认，并写了一篇“更正函”，转而痛骂《自由中国》宣传“反攻无望论”的论调，以及“杜撰假投书，以军人诋毁军人”，等等。《自由中国》的编辑认为，既然是更正函，为何又节外生枝地批评：“诋毁台湾当局一把手，动摇‘反共抗俄’领导中心，污蔑革命军人，简直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编者并未将“更正函”全文照刊，仅在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第20卷第4期《自由中国》的“给读者的报告”栏里，做了摘要处理。此一疏失，却违反了《出版法》第15条的规定：“新闻报纸或杂志登载事项涉及之人或机关要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非日刊之新闻报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要求时之次期为之。”因为背后强大的压力，陈怀琪具状控告《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伪造文书”、“诽谤”及做“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国民党高层决心“非把雷震整垮不可”的情况下，随即由台北地方法院签发传票，传雷震到案，开始侦讯。此时媒体随着国民党当局起舞，大肆宣传，认为雷震一定会败诉。但是一些真正关心台湾事务的清流，如胡适、成舍我、胡秋原，甚至包括王世杰等名士，都认为这场官司无论国民党或台湾当局都应适可而止。因为尽管雷震败诉，甚至因此而坐牢，都不重要，但台湾当局一定会为此名誉扫地，也会为世界民主国家所不耻！所以他们试着透过私人渠道，谋求解决方法。胡适先生认为“坦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既然是政治问题，就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于是根据大家的建议，胡适以编辑委员的身份，写一封《致〈自由中国〉编委会》的公开信，并登载在1959年4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该函的主要内容是指责《自由中国》的编辑有许多不当之处，并提出三项建议：“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章。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以后停止‘短评’。”这封信发表后，雷震请王云五先生拿着该期杂志，亲自向蒋介石面报，大家认为这件事若再宣扬下去，无论对台湾人民还是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声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希望蒋能考虑这些后果。果然此后就不再“开庭”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可知当年的法律，也要听蒋介石的。5　“今日问题”系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