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下，孟真先生想贯彻他的主张，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凭借勇气和毅力，加以国民党政府的坚决支持，终能使北大在北平顺利复课。原来伪北大的学生，经过甄试，有一部分进入北大，继续求学。至于伪教职员，则始终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1946年春，蒋介石到北平，傅斯年先生陪他游文丞相（天祥）祠，并在祠中正殿的“万古纲常”匾额下，共摄一影。这等于告诉北方的伪员汉奸们，蒋重视民族气节，对背叛国家的人是不会轻恕的。而这件事也给予孟真先生一种精神上很大的支持。至于惩治汉奸，傅斯年也主张从严从重。当时的北平是北方汉奸的渊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曾在北平逮捕大批汉奸，但其狡黠者，往往假造证据，自称曾参与地下工作，于国有功。甚至少数不肖的政府官吏，也为他们说情。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汉奸的处置，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而河北高等法院判决其无罪，以致與论哗然。孟真先生乃于1946年7月，找出鲍的四项罪行的证据，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并于同月17日致函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先生，说明他对审判鲍鉴清及巨奸王荫泰等的意见，原信如下：冠生先生部长左右：关于北平汉奸惩治事件，有三事不获已上陈，敬乞台察。一、报载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在河北高院判决无罪，至堪骇异。查鲍逆神通广大，早经保释，今复判决无罪，实留学术界莫大之隐患。该逆在伪职任内，勾结日寇，在伪校遍布日本顾问及特务，以实行奴化政策，何得无罪？北平情形特殊，汉奸势力不小。此案仍待最高法院覆判，拟请大部依据成例，提来首都覆审，以正是非，而申国纪。否则“无罪”之例一开，后患不堪设想矣。除呈最高法院外，谨此奉陈。二、巨奸王荫泰正在苏高审判，该逆逢迎日寇意指，挤走其前任而代之，变本加厉，即以献粮献物资为约。在其任内，剥削华北民食，使人吃“混合面”。更大搜五金，故宫铜缸、历史博物馆古炮皆彼搜罗，献出凡数百万斤。故王逆揖唐、王逆克敏之罪恶，尚不足以比之。拟请大部特予注意，尽法惩治，以申华北人民之愤。三、文化汉奸钱稻荪在北平有特殊势力，似可一并调京审讯。以上各事，关系国法人纪，故敢负责上陈，敬乞采纳，至荷。其后鲍鉴清由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官审请再审，结果如何，现无实据可查。王荫泰似乎被判重刑，但未处死。钱稻荪被处何刑，亦已不复记忆。此外，孟真先生对伪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的无罪判决，也曾公开表示不满。据说张曾为国民党政府做地下工作，因而将功折罪。但孟真先生认为张在华北的罪行，仅次于三王（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即使有此地下工作一说，亦只能据以减刑，而不能全部免罪。张如不绳之以法，其他汉奸均可不予治罪。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孟真先生对伪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虽是句玩笑话，却颇能传神。这自然得罪了许多人，但他不顾一切。他曾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做乡愿！”“不做乡愿！”实在是今日每个读书人所应牢记的一句话！傅斯年自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前后八年连任四届，每次发言建议，均以促请国民党政府整刷政风为主，对政要孔祥熙尤多质询。1945年7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发生重大舞弊案，傅斯年慷慨陈词，力主严办。正如傅斯年当时申言：“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同时，傅斯年在参政会竭力反对违背科学的提案，如维护中医案等与守旧分子争论亦然，几至与原提案人孔庚勋动武。傅斯年在当时的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胆怯，同时更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学院。6　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忧伤之余，尝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又题诗赠台北市大陆书店主人张紫树云：“忆昔两京栖迟日，麻纱卷子进婆娑。今来海上充祭酒，瀛珠一见哲网罗。紫树善贾兼善识，论品评直常切磋。祝君泛海求奇本，筑室以藏山之阿。”更告诫其胞侄傅乐成云：“今后不要再想以往的生活，我们到台湾后，要准备过苦工甚至奴隶的生活。”其志节清高及寄望将来的心意由此可见。如前所述，台湾大学前身为日本人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一切规章均循日制。抗战胜利后，台北帝国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为时不过三年，一切多仍按旧章。傅斯年受命于危乱之际，以维护中国学术传统为己任，以改革台大旧制，使其适合中国大学制度为急务。添置图书仪器、增建教室宿舍、延聘教授名师、改革附属医院、严格执行入学考试等，新政次第施行。傅斯年更注意对学生的“性品教育”，以“不扯谎”训诸生。傅斯年以为“这是性品教育的发轨。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傅斯年生平最痛恨贪污，不幸台大总务长余又荪未恪尽职守，以致发生职员杨如萍窃案。傅对台湾事务、校务精神上已负很多的创伤，傅为处理杨案，重要公文均亲自撰拟，文稿有长达万字以上的。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自更难支持。不久便辞世了。对于傅斯年一生之评述，正如叶公超挽联所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史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常存。”望之俨然的老“国师”，生活中的平民风度却让人意想不到。由于他攻击孔祥熙、攻击宋子文，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很容易使人想象他是个威严不可亲近的人。其实恰恰相反。他对于阔官大佬，虽然常常不客气，但他对于低级职员、学生、工友，是那么和蔼可亲，真够得上说是“温润如玉”。他完全是书生本色，绝没有什么阔人习气。他经常和他的汽车司机下棋，有时独自跑到宁波路，花上两元钱，蹲在路旁客客气气地向摆棋式的人请教。他往往亲自跑到学校的合作社里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被敲竹杠而以面包请客。傅先生是一个不拘行迹的人，和他严肃的外型恰恰相反。1949年1月，他接任台大校长以后，住在福州街校长宿舍，晚饭过后，常常到南昌街一带散步，许多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们都认得这位魁梧胖人是大学“总长”（校长），对他非常尊敬。提起他们对台大校长的尊敬，却有其传统性，因为日据时代，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的“总长”和当时的“台湾总督”的身价是相等的，所以他们尊敬“台湾总督”，当然也就尊敬大学的“总长”。听说日据时代，人们走经“总督府”的门前都要行礼，我没有亲眼看到，不敢确信。但他的侄子傅乐成回忆，在1949年1月到台湾大学以后，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时，尽管屋里面没有人，也要双手捬膝，向大门鞠了九十度的一躬，傅乐成感慨说：“这样隆重的敬礼，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数，但很快地便又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大家对这位胖校长如此地尊敬，可是傅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乐于和他们接近，所以南昌街两家书店的老板成了他的朋友，同时他也就是这两家书店的好主顾。宁波西街夜市的馄饨摊子，他常常去光顾。路旁摆棋的地摊，也能常常看见他的身影。由于傅先生一向喜欢下象棋，他常常蹲在地上和他们走上几盘。他的侄子多次劝傅先生何必和他们争胜负，他总是表示：“明知我无法赢他，但我总要明了明了他们的棋谱究竟是怎样地变化。”有一次，傅先生从体育场看运动会回来向他的侄子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傅乐成说：“这好办，我去取。”但傅先生一面阻止傅乐成前去，一面说：“还是我自己来。”结果他真的又去了一趟体育场。后来有一个女同学告诉傅乐成，当傅校长去取烟斗的时候，却又再补充了一碗鱿鱼羹。傅先生有时候也很幽默，记得他刚到台大的时候，第一次举行行政会议，有一个学院的院长谈到“我们日本时代”如何如何，傅先生立刻幽他一默，向他重复了一句：“我们日本时代！”这时在座的人全都笑了，只有那位院长却始终没有醒悟过来。又有一次在九十几个人出席的校务会议上，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有大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他自然应付裕如。等到下午继续开会的时候，这些炮手却被另一批炮手轰得不亦乐乎，这时候傅先生笑了，他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从“七七事变”以后，他无日不过着穷苦的生活。在四川，他一到穷得没办法时，就去卖他心爱的书。他除了以书易米以济自己的燃眉之急之外，还卖书去周济朋友，甚至周济到一个满头癞疮的八岁乞儿。他养了那个乞儿近乎一个月，治好了他的疮，然后找到乞儿的亲属把他送回去。他后来当了大学校长，一般人也许觉着他不应该再闹穷了，殊不知他和夫人俞大女士两个人的薪金和津贴的收入，仅能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一次，他拿到一笔稿费，想托刘瑞垣先生在香港买一套西服，但他只能买一件上衣，买全套的就买不起了。他说：“幸而我还有没破的裤子。”虽然穷成这样，但他从来没有领过双薪。抗战期间，他虽然穷得常常卖书，而在一般人认为两者可以得兼的薪金和津贴，他绝不苟取。他领参政员的薪金和津贴时，就不领中央研究院的薪金和津贴；在研究院领薪时，就不领参政员的薪金和津贴。当当局公布他做台大校长时，蒋介石并聘他为“资政”。那时，“资政”除本身的特任薪俸之外，还可以支领两个简任秘书和两个副官的薪金和津贴，这些薪金和津贴，在习惯上，是可以和台大校长薪金和津贴并领不悖的。可是他不但没领过“资政”和那些随员的薪金和津贴，甚至于他那“资政”的官衔，连跟十年以上的秘书，都是后来听人说方晓得的。这种有为有守的作风，真可以使顽夫廉、懦夫立志。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傅斯年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他坚决拥护抗战建国国策的坚定意志，何消说得。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后得到了胜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傅斯年先生“疯”了。据好友屈万里回忆：“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大街上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屈万里把他唤醒，傅斯年却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屈万里认为：“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抗战期间，孟真在国民参政会里的表现为一般人所钦所佩，许多人更觉得有声有色。除了他坚定地拥护抗战而外，他还为两种主张积极奋斗：一是反对一切违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而开倒车的提案；一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在前一项目之下，如他反对提倡所谓国医，就是显著的例子。他认为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三百年之后，到今天还有人把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这个问题在抗战前他在南京的时候就写文章讨论过。因为他研究过实验心理学，同时他也很懂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所以他这些文章论述非常精辟，文字也写得非常精彩。说到此处，他的老友毛子水提到傅斯年先生一件趣事，最能代表他那种天真可爱的性格。有一次，因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先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地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不过傅斯年先生，于是气得在座位上辱骂傅斯年，骂了许多很粗的话。傅斯年也生气了，说：“你污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他一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赢了罢。”这虽然是一个插曲，也可以看出傅斯年绝不是心硬的人。毛子水常笑他说：“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毛子水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这个方法胜过人，这件事只有他与张道藩知道。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他这些不平凡的事迹是说不尽的。总之，他的为人，恰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赞颂，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蒋梦麟：杀我的头，也要搞节育1　台湾地区的人口问题1949年，蒋梦麟就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新潮”人物，他对台湾地区农业的发展有较多贡献。台湾的经济复兴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对此蒋梦麟深感忧虑，他坚信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增长，解决人口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复兴农业的目的。蒋梦麟注意人口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胡适和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邀请在美国提倡生育节制的山额夫人来华访问。1922年山额夫人道经日本，日本政府禁止她公开谈论节育，否则就以妖言惑众的罪名逮捕她。她来到中国，受到了迥然不同的待遇。北大教授胡适邀请她到北大演讲，整个礼堂挤满了听众。连讲带答，花了两个钟头。演讲后到北大校长家作客，胡适以燕窝、鱼翅来招待。山额夫人在日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一向相信“无后为大”、“多子多孙便是福”的中国人反而尊重她，这使她非常感动，日后在自传中还提了一笔。她的演讲在当时虽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至少知识分子都注意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有一些节育的组织开始出现。其实根据中外专家、学者的观察，台湾学者中最早提出台湾地区将面临人口过多问题的是台湾大学陈正祥教授。他于1949年5月3日在《公论报》发表《生活水平与人口问题》一文，指出台湾人口压力很大，若将解决人口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工业化上，依然无法彻底解决。所以主张用多种方法齐头并进，而以“节制生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最基本的方法。之后陆续发表的专著论文有1950年《台湾土地利用》、1951年《台湾之人口》、1955年《台湾人口之出生与死亡》及《台湾之人口及其问题》等，一再指出台湾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呼吁节制生育。但当时台湾人口压力的严重性尚未表面化，这些富有卓见的文章因为出于台籍学者而不受重视，也没有引起社会上应有的警惕与回应。台湾人口过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59年，国际合作署台湾分署署长哈德逊以“台湾之经济发展”为题发表演说，指出五年来台湾接受5亿美元以上援助，但却被多出的人口所消耗。公开呼应哈德逊说法的，是当时的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尹仲容。他提出台湾必须节制消费，甚至减少人口增长，才能度过经济危机。其次，由于当时台湾必须与其他受援方争取美国外汇，当时担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副主委的李国鼎非常担心美援不来，便直接以“运动会”比喻说明在各方竞争美援态势下，台湾减少人口增长极为重要。他指出在财富不易累积的状况下，要提升人均生产毛额唯有控制人口一途。先前提过，台湾人口增加的主因既然是移民，与出生率不直接相关，保守派便认为节育自然并非对策。事实上，对台湾行政当局而言，问题不在要不要节育，而在于要不要承认这个现象为“危机”。因为这些人口与败退的国民政府相同，是全台湾的一部分，但如果包含祖国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他们认为还称不上人口过剩。同时，持“反攻大陆”论者认为，台湾作为栖身之地固然局促，但如能在数年内“班师回朝”，这个问题自然不药而愈。这些论调何其荒谬，但是竟然无人敢抵制此谬论，任凭它主导言论市场。但是，这种希望在冷战格局确定后日益渺茫。美国虽然“协防”台湾，但也阻止台湾轻启战端。中国台湾地区既然变成相对自主的实体，人口自然无处可移，成为“问题”。于是，随着美援架构的成熟，讨论人口爆炸的声浪也不断加大，而在1959年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的高声疾呼下达到高潮。2　呼吁进行节育运动1959年4月13日，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在台北主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阐明台湾地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激动地大声呼吁：“唯有推行家庭计划，进行节育运动，才是解决之道。”当时海峡两岸常常发生战争，需要兵源，节育会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兵源不足，那还得了。所有与当局不同调的主张都被视为“为敌张目”、“动摇根本”，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这些关心“反攻大陆”的人士主张鼓励人口增加，对他的“计划生育论”大加挞伐，甚至叫嚣要蒋梦麟自杀以谢台湾人。面对这些严厉的指责，蒋梦麟仍坚持其一贯主张，他回应道：“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要求当局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当局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一个人。”他不气馁，接连几年，蒋梦麟到处演讲，虽已是容貌清瘦的长者，但他娓娓而谈，语带幽默，有一股举重若轻的学者气象，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他演讲的内容集中在台湾的人口问题上。从粮食供销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台湾应该推广计划生育，即限制人口的增长。然而，蒋介石与他的接班人——蒋经国，他们爷俩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却与蒋梦麟为首的技术官僚意见相左，官场中绝大多数改革派人士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力促台湾当局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的台湾妇女受孕率控制住，但是蒋氏父子看法却相反，认为应该鼓励生育。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技术官僚们便向两蒋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却引起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藏在他背后的是蒋介石。蒋经国从马克思主义背景为出发点发表讲话，他力主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时，力量就会更强大。国民党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相形之下，以蒋梦麟为首的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但都属于少数，居于劣势。老蒋是决策的关键，他初时站在儿子一边，因为他以孙总理门徒自居，当然也支持孙中山先生这方面的观点，因此很自然地与蒋梦麟站在了对立面。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演讲民族主义时，就析论了中外人口数量问题，阐明了近百年来列强人口增加远比中国迅速，照此推测，一百年后，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而并吞中国，甚至被他族所消化灭种。所以孙中山主张增加中国人口，以免长期遭受列强人口增多的压迫，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就是这个食古不化的过时的教条思想，让蒋氏父子无法接受节育观念，更让蒋梦麟等人吃足了苦头。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但因百废待举，又有内忧外患，故未制定人口政策。到长期抗战时期，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才开始积极研议人口政策。1941年秋，由行政院社会部组织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多人为委员，拟定人口政策纲领草案，由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提出《民族保育政策纲领》，并由1945年5月5日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纲领》共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在人口数量方面，主张合理有条件的增加；在人口质量方面，主张消极抑制遗传缺陷分子之生育，积极鼓励身心健全男女之繁衍，革新社会环境，改进生养教育，普及体育，推广医药卫生，以期国民体格之增进；在人口分布方面，主张调剂人地比率，改善各地区的职业分配，辅导人口迁徙，并扶植边区人口。《纲领》通过后，曾由社会部草拟实施办法，经行政院核准。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派遣军、公、教人员来台接收，并将48万在台日人遣回日本，其中平民32万人，其他为军人。1947年3月，内政部成立人口局，研拟了一个《人口政策纲领草案》，嗣以时局逆转，此前拟定的《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未能实施，后来研议中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也没有了下文。1949年，由于大陆局势逆转，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当时约有百万军民随同移入台湾，对于台湾往后的各项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但是准备“反攻大陆”的政策优先，兵源要获得保障，“节育”显然没有必要。3　节育运动之争作为同样姓蒋的同宗与同乡，蒋梦麟与蒋介石有着极为不寻常的关系。据说，蒋梦麟曾开蒋介石的玩笑说，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马路消息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蒋梦麟是蒋介石特请来整顿全国教育的。20世纪20年代末，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买卖文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称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了滥设大学及以教育为名而牟取不义之财的现象。蒋介石在教育上也十分支持蒋梦麟，只是面对节育，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却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呼吁和支持节育，但仍然无济于事。反对派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上，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台湾何须节育，‘反攻大陆’后，有的是广大天地足够发展！”这是保守派最振振有词的一句话。上述“反共教条”，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军官考试前都会重出江湖，纠缠役男，明知毫无学理根据，大学男生只能寻章摘句挑被指定的教科书中的“奇言”来苦中作乐，平日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全被撇到一边，否则“答错”试题只有去当大头兵的份了。冷战时期的台湾人口政策明显处于观望和酝酿期，也可以说是停滞期。当时政事、社会、舆论界、民意代表等夙具盛名的领导阶层，仍普遍对于节育存有敏感而视之为一项禁忌，不愿碰触，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家庭计划尚无发展空间。当时，专家与民意代表之间辩论人口问题转趋激烈。无论台北的议事机构，或台湾法律主管部门，甚至于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都不时有热烈的争论。有人要求台湾行政当局正视现实，早日制定人口政策；有人从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宗教、“国父遗教”、防务需要、民族发展等种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蒋梦麟面对的是以两蒋为后盾的所谓的“卫道之士”及“爱台者”。当时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因为节育会影响兵源，会影响“反攻大陆”，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没人敢反对。这就是国民党反对节育的最大理由。根据蒋政权的年度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20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粮食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资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激增的人口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1/4。每平方千米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离台，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翻开台湾人口史，台湾光复之后，人口加速度增长，除了1939—1940年的大量难民潮移入之外，台籍日本兵自海外复员回来后人口就大幅增加。据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人口增加速度达最高峰，同一年的粗出生率为46.6‰，粗死亡率为9.9‰，翌年起逐渐下降，再到自然增加率降到2.1‰。台湾地区人口数，在1946年底为609万人，1949年增为740万人（且不包括现役军人在内），粗出生率因战后婴儿潮年年增高，达42‰以上。在台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鉴于台湾地区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曾发行以提倡安全期为方法的家庭计划的小册子《幸福家庭》100万本。唯因当时舆论反应不佳，有人上书两蒋，诬蔑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这项计划于是就停止了。1954年以后，台湾地区由于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引起社会大众及媒体的关注与讨论。加上1955年稻米因天旱而减产，终于引起民意代表对政府应否确定人口政策与节育的广泛探讨。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严家淦对此一问题审慎地答复称：“限制生育或准予堕胎一事，正反意见纷陈，未敢遽下判断；而且此事系全台政策，应报请高层核办。”严家淦私下是赞成节育的，但是依照当时法令，并无有关限制生育的规定，省政府恐怕暂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如果由人民团体自动地推行所谓“家庭计划”，在法律上亦无不妥之处。这可以说是台北行政当局一把手首次对人口政策及家庭计划问题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确保兵源，于1955年12月指示台湾行政当局及台北市政府尽快准备举行人口普查。台北市政府于是在1956年9月16日举行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户口普查。1956年10月31日台北市政府公布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台闽地区共查得9874454人，除外国人3113人、金马地区56349人及其他人口506793人（无户籍军人、服义务兵役的充员战士、驻外人员及其眷属）外，居住台湾省的常住人口计有9308199人。再就台湾省籍人数、外省籍人数及上面的人口总数予以比较，人口漏记、未登记等情形，并不如外界想象之甚。因此，户籍登记的人口统计尚可信赖。但户口普查的结果，发现从1946年至1956年的十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4‰，可在十六年之内，使人口增加一倍。台湾在1950年时，由于战后婴儿潮，加上当时政治情势以“反攻大陆”为主，鼓励生育，当时的总生育率曾经高达7人，也就是平均一位妇女一生生产7胎。根据1965年联合国人口评鉴，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是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