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惜天才。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傅夫人俞大彩，12月30日又颁布褒奖令，傅斯年身后可谓备极哀荣。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例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彩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两千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立即给俞大彩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五十五岁。”竺可桢对他的老友并不了解，连年纪都记错，也不同情老同学随蒋赴台，反而厉声责难：“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几乎与此同时，蛰居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中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寅恪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佛事凭血性，望望田横岛。不生不死间，云何为怀抱。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祖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2　五四之子的学术之路蟋蟀好斗，傅斯年从小就像一只蟋蟀，流露出勇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时间回到三十七年前的1913年夏天，北京大学预科来了一个魁伟而庄严的山东大汉，这个人就是傅斯年。傅斯年经过三年的预科训练后，1916年的秋天，正式做了北大文本科的学生。到了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长，四处招兵买马后，北京大学才成了改变中国现代命运的重镇。胡适之是1917年的秋天开始当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开始站在讲台上教书时，一颗心经常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他发现坐在台下听他讲课的学生中间，有几个人的学问比他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还要强得多，傅斯年就是让这个“中国新文学运动主将”提心吊胆的少数人之一。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学生；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一个自由主义极浓厚的社会思想运动；五四运动的人物，多半是崇尚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色彩便是尊重个人，发挥个人人格，注重人性，充满正义观念，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洋基督教文明所共有的特点。傅斯年先生便是五四运动的中坚，急进的自由主义者，扛着大旗子，冲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傅先生是山东聊城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邑之北城内祖宅。他出身于一个标准士大夫的家庭，他的祖父与父亲，一为清朝拔贡，一为清朝举人。他出生时家道虽已经中落，但依然算是个书香门第。他在进大学以前，对中国的经史已极有根底，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源流也有明确的认识。他十三岁时，带他到天津进官立中学堂的侯雪舫是个清朝进士。因此在傅斯年少年时期，他举目所见的都是这些科举制度下残存的遗老。不过，他日后之所以能在北大仗着满腹经纶折服师友，根底也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傅斯年先生天纵聪明，当时大家目为神童。他既肯用苦功，又因为和同城的杨家有亲戚关系，驰名海内的海源阁藏书，可以任他阅览。所以在未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他已经“读书破万卷”了。进了北大文科后，他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以他的国学根底，照理在新文学革命发难后，该站在保守派的阵线，不惜替“国故”背水一战的，但这个饱读经史的士族后裔，竟然变成了打击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最厉害的主将之一，这种为真理而“大义灭亲”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1916年，傅斯年卒业于北大预科。同年秋，升入北大本科中国文学系，于1919年夏毕业。同年秋，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赴英留学的名额。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虽在中国文学系，但于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以为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所以赴英以后，即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那时候一般人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还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但在某种科学内固然可以应用，而且换了方向而治另外一种学问，也可以应用。傅斯年留英期间，除了研究实验心理学以外，还研究物理学、化学及高深的数学。1923年，他由英国转欧陆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当时德国学术界有两种风气最盛，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都是震动一时的学说；一是德国一向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傅斯年受此风气以及在柏林的朋友，如陈寅恪、俞大维等的影响，在柏林既听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以及极为丰富的中国历史和语文的知识，由此便可另辟新天地。这便是他后来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由来。株守着一个题目，矻矻孜孜地做上几年，然后博得一个学位，他是看不起的。所以他在伦敦大学，在柏林大学，都不专攻一种科目。他研究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物理学，研究数学，研究医学，且都有深湛的造诣。抗战期间，一位中央医院的医师在重庆和他初次晤面后，很惊讶地对人说：“我没想到校长先生对于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傅斯年资质聪明过人，胡适之先生曾说：“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学界公认他办了四件大事，一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很大成绩。他领导的史语所成绩斐然，在一篇《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中记载，“……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知尚难得，我们却坐着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的就是物资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之所在。傅斯年做学问不媚外，但也不排外，例如他盛赞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派遣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但他忧虑：“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数据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他理性分析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学家，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数据”。傅斯年大声疾呼：“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知识，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人士所深知的。但直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制度上的回应，这个功劳要归于傅斯年。傅斯年高瞻远瞩地指出，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即应用近代方法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的三大标准：（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他又说：“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傅斯年既强调新观念，又揭橥三大口号：（1）把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历史文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2）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3）我们要确保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傅斯年手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与胡适所撰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可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傅斯年着重应用数据，力矫游谈无根的传统陋习之苦心非常明显。这样的Combination世间稀有。至于傅斯年高举“我们要确保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大旗前进，更具有高度的鼓舞性，实唤醒了中国学人最高的民族意识，因而，历史语言研究所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许多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人集体研究。陈寅恪任第一组（历史）主任，赵元任任第二组（语言）主任，李济任第三组（考古）主任，均一时之选。四十余年来早已成为全球中国历史及语言学研究之重镇，实即傅斯年最初规划宏远之功。1928年秋，河南安阳殷墟开始发掘，此为1899年甲骨文现世以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应用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从此以至1937年夏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先后十年间，发掘凡十五次。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发现了大量殷代铜器及龟甲兽骨文字。经过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级研究人员详细研究，殷商史事遂由隐晦而日趋显明，中国之信史，因之向远古推进千百年。3　书生以讲学报危国傅斯年为五四运动健将，对“九一八”空前国难之来临自极感悲愤，曾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约集著名学人商讨“书生何以报国”，傅忧心如焚，慷慨陈词。他与几位知名学者几经商讨，都以编写中国通史以唤醒民族魂为急务。此后北大史学系即以此一事业为己任。傅斯年旋建议校方聘请国学大师钱穆来北大讲授此一课程。抗战之初，钱穆所撰《国史大纲》刊行，可谓傅斯年此一号召的实现。其时，日本人为掩饰侵略我国东北，发表“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傅斯年深感义不容辞，乃于百忙之中赶撰《东北史纲》，运用民族学、语言学及古籍中史料资料，以证明东北原为中国郡县，无论任何方面均与中国有不可分割之关系。稿成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本，送至国际联合会调查团以为参考，颇受调查团重视。傅斯年四年中在北大及清华各校“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且时时怀着“最后一课”的隐忧，益加策励，终于造就中国近五十年来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培植了众多的人才，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抗战和国家建设的中坚。蒋介石也赞叹傅斯年的高瞻远瞩，感叹：“每想起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领袖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孟真）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地办事，余真不可及！”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也高度肯定这个学生，称：“所谓傅先生所做的四件大事，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先生手创，且经营较久，并有空前成就以外，其余三件大事，只是做了奠基工作便离开了。”对学生先老师而去，言下不胜唏嘘之意！孟真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可知他在学生时代即是反日的。1926年，傅斯年在巴黎闻地理学大师丁文江在孙传芳势力下任淞沪总办，极为不满，曾对胡适言回国后“一定要杀他”。1929年，傅斯年与丁文江在北平经胡适介绍而认识，两人深谈后不久即成为互相敬爱的好朋友。1936年1月，丁文江在粤汉铁路沿线考察时煤气中毒，傅斯年闻讯赶往湖南长沙救护并料理其身后事。又发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赞扬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生死交情，永为士林佳话。1932年10月，北大教授马衡企图划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以苟且偷安。傅斯年闻讯曾加劝阻，马衡不听，进而寄信蔡元培院长表示反对：“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当时傅斯年先生正在北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时日寇侵陷东北，平津危急，在北平的一部分学人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也就是中立区的运动，梦想以这种办法逃避日寇的炮火。傅斯年先生对他们劝说无效，因此不得不申明立场。10月12日，他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两先生，说明他绝未参与这种运动：“北大马叔平先生赴京，运动什么北平设为‘文化城’。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对为此事图谋者，傅斯年在信中感慨道：“斯年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后来马衡等人策划的“文化城”之梦未能实现，固然不一定与傅斯年先生的反对有关，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北方的学人中，他是最坚决的反日者。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力表示反对。6月4日，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专文，认为当局一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接阅此文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严正表现爱真理甚于爱吾师，他对胡先生素来执礼甚恭，这次却大大地例外，胡适为此非常感伤。最后由丁文江先生写一长信给他，加以劝解，他才打消退社的意思。丁先生的长信，他始终保存着，大概是作为与胡先生友情上的一点纪念吧！但也显示他积极抗日主张持之益坚，立言退让亦有限度，虽弄得胡先生非常感伤也在所不惜。正如胡适所称由此也可以“感觉他（傅）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真挚亲切”。胡适说，“一点也不怪傅孟真”。1935年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北平，与宋哲元幕中的亲日分子萧振瀛勾结（傅斯年先生一直说萧是汉奸，国人有同感者也不少。近来又有人说他不是汉奸，但说他是亲日分子，大概不会冤枉他），企图造成冀察乃至华北五省的“特殊化”。日本人通过当时的北平市长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谈话，席间萧以各人的安全为威胁，想迫使他们就范。俨然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在大家惶惑之际，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和誓死不屈的精神，结果大家一哄而散，粉碎了萧的阴谋。于是北平整个浑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接着北平教育界组织起来，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为国苦斗，直到“七七事变”。傅斯年先生骂萧的事，在当时北平各个学校中传诵一时。傅斯年先生这种伸张正气的精神，使他不顾一切。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局面。“一二·八”学生示威运动爆发，包括傅斯年在内的部分北大教授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更加忌恨。然傅虽处险境，不稍抑其抗日爱国热诚。傅斯年为表示其积极的抗日态度，在其夫人俞大彩怀孕时，即对罗家伦言：“如生男孩，即命名仁轨！”罗家伦竟不能喻意，傅当面谓：“你枉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位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1935年9月15日，传其夫人生一男，他当即命名仁轨。可见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抗战胜利时，他在重庆。他在一封家书中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拥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又说：“我可以出国治病了。”他曾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在逝世前不久，果真刻一图章“孟真遗子之书”，印在书上，作为给儿子的财产。傅仁轨曾在给其母亲的信中写道：妈妈：爸爸要把他所有的书籍，都遗赐给我，我非常感动。如果别人有正当需要时，就请你毫无犹豫地借给他，因为有许多好学的学生，是能够读这些书的，要是为我而把这些书藏在箱子中，我觉得那是很自私的，爸爸给我的一切——道德方面的——自应珍视，而且我要尽量地利用它。为了救国救民，傅斯年可以不顾生死，他常常准备以身殉国。对外侮他奋起抵抗，对内忧他也勇敢迎战。他认为贪官污吏最该打倒。他强调：“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污官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他又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爱护他的朋友们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会后朋友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那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大家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决不是风闻言事者之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孟真先生不常做诗，尤其是旧诗。他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虽曾发表过几篇新诗，旧诗则在抗战前似乎没有人见过。但在抗战期间，为了景慕忠烈，他曾破例做了几首旧诗。1938年末，山东省专员范筑先先生战死聊城，孟真先生曾写了四首诗哀悼他。1940年张自忠将军战死于襄阳，1944年张将军殉国四周年，孟真先生有诗追悼，题曰《悲歌》，诗句如下：泰山重一死，堂堂去不回。身名牧马革，风日惨云雷。忠义犹生气，艰难想将才。中原谁匡济，流涕楚郢哀。这只蟋蟀不但会斗争，而且能说教，他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强调指明：“今天的教育方案必须是针对着今天我们的‘穷’、‘愚’、‘不合作’。”为此他写了许多文章解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两大项：（1）工业化，（2）大众化。”中国非工业文明的教育意义是必须改正的，中国传统文明之忽视大众是必须修正的。但他强调：“我所谓修正，并不是抹杀之谓，乃是扩充之谓。”“因为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该抹杀的东西，不惜彻底地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战前‘本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与之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教育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因而要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傅斯年更进一步指陈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应抹杀”与“必须矫正”之所在：“我所谓抹杀不了，并不是应抹杀的，就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中国人的脾气，在合易近人情，争中有让，富于人道性等地方，属于这一类。至于读书人之阶级观、对于外务之不注意、思想上之不求逻辑，是必须矫正的。为前者需要把文化推广到一切人，再不可以‘礼不下庶人’。为后者需要纠正中国人用脑不用手的习惯和对物马马虎虎的观念。假如走这条路，是用力少而成功多的。”1944年3月，傅斯年因公务忙碌，生活不安定，高血压症增剧，不能支持，入中央医院治疗。7月，出院休养。10月，傅母李太夫人弃养，傅悼念不已。自顾高血压症无法痊愈，唯有拖延时日而已。他尝寄函胡适述病情及致病由来云：“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却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括不舍，简直是可笑。”傅斯年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也寻找过药方，但都无法阻止他“择善固执”的性格。他也写信给恩师说：“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动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他自我解嘲又说：“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却算比较少的了。”傅斯年也曾经一度想退隐：“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期更真也。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但他又挂念做学：“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可谓一代学人最珍贵之自画像。正如程沧波所指陈：“他（傅斯年）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地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他的胸中实在是一张白纸，洁白的没有一点瑕疵。他终于不做李膺、范滂，而做了郭林宗，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今天的时代，究竟与东汉末年有别。”4　国家民族之大是大非谈到中华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孟真先生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仍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他对某些学者的巧立名目、强分中国为若干民族表示不满。他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1939年，孟真先生住在昆明，他的老友顾颉刚先生也在昆明，为《益世报》主编《边疆》副刊。孟真先生便写信给顾，本着这个原则，劝顾对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必须谨慎。信中说：有两个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他建议《边疆》副刊之名，似可改写为《云南》、《地理》、《西南》等，废止“边疆”一词。“此中及他处，凡非关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区学也。”顾先生接受孟真先生的劝告，因而注意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加以阐发，但引起个别民族学家的不满。有人加以反驳，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孟真先生认为，这种言论将在云南发生不良的影响，因某人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派到云大去的，乃致函此会的董事长朱家骅、总干事杭立武两先生，希望将其他调，以免发生事端。傅斯年认为，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其人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即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妄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他的得意弟子李济称道：“孟真先生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自然不为某些‘为学问而学问’的民族学者所同意，但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历史稍有认识的话，便知道孟真先生的见解，实在是不易之论。而他在信中所流露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苦心，更当为我们所体会。”5　促蒋摒除伪教职员、检举汉奸傅斯年一生最痛恨汉奸，他教育下一代也是最重视忠与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爱国教育”。他在北京教书时，偶而回李庄小住，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少又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在烛光下，为儿子傅仁轨写了一横幅，写的是《正气歌》、《衣带赞》和几首其他的诗。当时傅仁轨不过八岁，是看不懂这些诗的，但傅在跋中说出了写此横幅的用意：为仁轨儿书文文山先生《正气歌》、《衣带赞》，并以先生他诗补余幅。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明末诸臣，孟真先生似乎最尊重黄道周，他本人也有若干地方与黄道周相似。他有一个卷宗，里面藏着黄道周的书画照片。孟真先生送给挚友黄季陆一部《黄石斋集》，以示勉励，可惜黄未能好好地读。黄说傅斯年最瞧不起的，要算是钱谦益。1931年5月，他在钱的《牧斋有学集》的封面上题了如下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这几句话对钱来说，黄季陆觉得是公允的。明末遗老中，孟真先生对顾炎武是景仰的，但对与顾齐名的黄宗羲颇多讥责。他在黄的《明夷待访录》中批了许多话，认为黄有逢迎满人的意思。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孟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政府把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迁设昆明，继续上课。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三个大学迁回平津。数千学生和庞大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自可想见。但北大比起清华、南开，更多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当平津沦陷期间，敌伪在北平的北大旧址，另设了一个伪北大。抗战胜利后，伪北大尚有员生数千人，无法安置。教育部乃在当时的北平设立补习班，由陈雪屏先生主持，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员暂时维持课业，徐求解决的办法。但这批伪教职员，组成团体，到处请愿，要求北大迁回后继续留用。加以若干当时北平的中央大员往往对伪教职员滥示同情以市惠，因此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原来这些人以老北大自居，傅斯年坚持民族大义，并维护北大光荣传统，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发表声明，说北京大学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2月，他在重庆再度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声明的要点是：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骝先）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敌伪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的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他并且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责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他又说：“青年无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持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为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的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最后他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孟真先生的两次声明，在当时的北平引起甚大的震动。伪教职员以罢课为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闹得乌烟瘴气。伪北大教授容庚在报端发表致傅斯年先生的公开信，为伪员辩护。容庚的话虽然荒唐可笑，但在伪教职员看来，则是至理名言，同时也颇能博得一般不明大义的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