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学识渊博，唐、杨、黄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曾跟唐都学习天文，随杨何学习《易经》，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司马谈推崇黄老思想，而对其他的学说都持批评的态度，因担心学人不通晓先秦诸子百家的意旨而师法邪说，曾著《论六家要旨》，详细的论述了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学说的要点和优劣。“阴阳家，认为一年的四季、八方位、十二星次和二十四节气是各有月令的，顺之者则昌盛，逆之者则败亡，而事实上却不一定如此。所以说阴阳家让人束手束脚而多有畏惧。至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是天道的常法，不遵守就不会有纲常法纪了，他们所讲的春夏秋冬四时的基本顺序，是不可以丢弃不顾的。“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作为法则，六艺的经和传的字数以千万计，即使是几代人也不能完全通晓，一个人终其一生也不能尽数知晓其礼仪，所以说儒家是重视广博而缺乏扼要，辛劳多而功效少。但他们提出的君臣父子之礼，规定的夫妇长幼的尊卑区别被公认是正确的。“墨家，也讲崇尚尧舜，主要称赞尧舜的俭朴无华的生活和品德。如果天下所有人都像墨家要求的那样做，那尊卑贵贱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时代在变化，业绩也不必雷同，所以说墨家讲节俭却又难以遵行。但强调农本，节省费用，就会使家富而人足，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法家，不重视血缘关系的亲疏，不强调社会地位的差别，是非准则一律依法来决断。因此法家的方法只可作为一时的措施，而不可长期使用，所以说其学说过于严厉而缺乏恩德。“名家，过度注重琐碎的细节，使人不能返回到事物固有的真理，专以名称来判断，所以说名家让人拘于名数而易失掉真实。“道家，讲无为，即无所不为，他所讲的简单易行，只不过言辞晦涩。道家的学说将虚无作为本体，以顺乎自然作为功用。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度，也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能够依情理改变，推究万物的真情；不争万物的先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则又无法则，因时宜而成就业绩；有尺度又无尺度，据事物而决定兴废，所以道家说圣人不投机取巧，只是顺应时事的变化而已。”司马迁年幼时曾在黄河边、龙门山南耕种放牧，在父亲的督促教育下，他十岁时开始诵读先秦时流行的“古文”书籍，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各地。他南下江淮地区，登上会稽山，探游大禹进过的洞穴；去过九嶷山，瞻仰大舜的墓地，乘船游览了沅水和湘水的湖光山色；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在曲阜讲习过儒家的学业，考察了孔夫子的遗风旧事，到邹县的峄山亲自演练了乡射仪礼；经蕃县、薛县和彭城，一路上多次遇到极大的困难，最后经过梁楚顺利地返回到长安。司马迁做郎中官后，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又巡视了邛、、昆明等地，走遍了大西南，了解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司马迁通过漫游开阔了眼界，不仅搜罗了大量的书籍以外的轶闻旧事，也考察了山川形势、风土民俗等自然和社会风情，为他以后著述《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承袭他父亲司马谈的官职做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上疏认为旧的历法坏废，应该重新制定颁布新的历法。夏五月，武帝命司马迁等人在夏历的基础上，编修了汉家的历法《太初历》，改后的历法以正月为一年之首，这就是一直流传后世的阴历。十一月一日，冬至，汉朝的历法改用太初历。这一年，司马迁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时隔数年后，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编写《史记》时，却遇到了飞来横祸，使其一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贰师将军押运辎重。李广利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陵瞧不起这位裙带将军，为做他的后援而感到羞耻，于是请求汉武帝让他独自率领一队人马出击匈奴，以少击众，以分散匈奴单于的兵力。武帝赞赏他的英勇，便准许了。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到浚稽山，碰上了匈奴单于带领的军队并与之交战，杀匈奴兵数千人。单于军队退而复围，李陵军虽经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李陵最后也投降了匈奴。武帝知道李陵军失败、李陵投降的消息后，非常愤怒，各位朝中官员众口一词，纷纷诋毁李陵。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有什么看法，司马迁一方面为安慰武帝的焦躁心情，另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因此极力为李陵辩白。司马迁说：“李陵孝顺父母，善待士兵，常常奋不顾身以赴国难。如今出兵偶遇不幸，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妻小的大臣一味地落井下石，太令人伤心了！李陵自己虽是失败了，而他所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节，应该是要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于汉室。”不料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是诬陷欺骗，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开脱罪责，于是把司马迁押入牢狱，后又处以残酷耻辱的宫刑。这次横祸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司马迁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因《史记》尚未编完，于是他忍辱负重，坚强地活了下来，一心发奋著书。司马迁像（2）矢志不渝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他的故交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在信中，他以古代贤臣的道义准则来要求司马迁。司马迁在给任安复信中，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情和志向：“事情很难用几句话向世俗的人们讲清楚，我的先人没有过能得赐铁券丹书的功绩，掌管文献历史与天象历法，其地位和占卜算卦的相近，本来就不为历代君王尊重。假令我伏法受死，和捏死一只蝼蚁没什么两样，而世人也决不会将我同那些为节操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会认为是智穷罪大，最终落得一死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平时自己所树立的形象就让人这么去想。人总有一死，只是死的方式和目标各不相同而已，有的人死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比鸿毛还轻。最要紧的是不让祖先受辱，其次自身不受辱，其次脸面不受辱，其次语言辞令上不受辱，其次屈节受辱，其次剃去毛发铁圈束颈受辱，其次毁坏体肤折断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腐刑受辱。《礼记》上说：‘刑不上大夫’，正是说士人的节操不可不尽力守全，所以就是在地上画个圈作为牢狱，士人也决不进入，砍削木头当作狱吏，也决不和他面对面提问回答，就是因为他抱定了宁死不屈的气节。如今手脚相交，袒露体肤，披枷锁，挨笞杖，囚禁在高墙之内，当此之时，见到狱吏就磕头触地，面对刑徒便惊恐地心跳不已。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长期威逼束缚造成的。落得这样的下场，还口说不受辱，不过是死要撑脸面罢了，哪还有尊贵可言！况且西伯周文王，为一方诸侯之长，还曾被拘禁在里；李斯为秦国丞相，还受过五种刑罚；淮阴侯韩信曾是楚王，在陈地却被锁上了枷锁；彭越、张敖都是面南称孤道寡的王，都曾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灭作乱的吕氏外戚，权势超过春秋时的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卖身做过朱家奴隶。这些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名声闻于邻国，等到落入法网，都不能下决心自杀。人处在牢狱之中，古今一样，哪能不受屈辱！可见，勇敢和胆怯，是由权势决定的；强壮和懦弱，是由地位造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那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面对刑罚之前自尽，到了刑杖相加的时候，才想到自杀，那不是太晚了吗？古人所以不轻易对大夫动刑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贪生恶死是人之常情，顾及双亲，眷恋妻小，至于那些激于理义的人却不这样，因为他另有不得已的原因。如今我十分不幸，早年失去父母，没有兄弟之亲，孤苦伶仃，少卿您看我对妻室儿女的态度怎么样？并且，勇士不一定为节操而死，虽为懦夫却因倾慕勇义而奋发努力，这样的人何处不见？我虽怯懦软弱欲苟且偷生，也还懂得选择生死的标准，何至于自己陷身牢狱之中受到屈辱呢？那些奴仆婢女还能守节自杀，何况我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苟且偷生，是因为我的心愿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以自己辞世后著作不能流传后世为耻。“古时富贵而名声早已磨灭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卓绝异常的人，才能为后人所传颂。周文王遭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无法施展抱负而撰写《春秋》；屈原被流放，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成《国语》；孙膑被挖膝盖骨，才完成《兵法》；吕不韦被贬居蜀地，《吕览》流传于世；韩非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得以写成并扬名；《诗经》三百，大多是古代圣贤抒发愤懑之情而写的。这都表明，他们思想上忧郁，又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后人了解自己的志向。我私下不自量力，近些年来用拙笨的文辞，收罗天下许多早已散失的轶闻旧事，对这些事实加以考证，用来探求成败兴衰的道理，共编成一百三十篇，也想以此来研究上天与人世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规律，自成一家的观点。文稿草创尚未完成，就遭到了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未成，故虽身受极刑而没有自杀。倘若著成此书，要将它藏在名山，传给志同道合的人，散布于通都大邑。如此才能抵偿我先前所受屈辱，即令万死，也无可悔恨！”（3）《史记》问世司马迁编纂的史书，搜集天下散失的轶闻旧事，陈述帝王之业兴起的轨迹，求源本而明结局，探求考察兴盛与衰落之间的变化，编排考订史实，略古而详今，简略追述夏商周三代，详细记载秦汉当时历史，上从轩辕黄帝记起，下到他所生活的汉武帝年间，总共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书中的十二本纪，是以帝王为中心，提纲挈领地编排出关于大事的记载；十表，是同时代但家世不同或年代不明的王侯将相的年代表；八书，记载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包括了礼乐的增损、律历的改变、兵法权谋、鬼神祭祀、山川形势、天人关系、经济的发展；三十世家，与帝王大事记相配合，叙述了诸侯国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和传记；七十列传，详载各种社会人物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活动，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后世称为《史记》。书中有十篇在后来散失了，只存目录而无原文。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才逐渐流传开来。《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历史学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开创了史学研究上全新的体例。《史记》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它以个人的传记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在八书中，分别概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凡天文、地理、兵律、经济无所不述。在纪、传中，它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人们的社会活动：本纪不只是为皇帝作传，也为失败的英雄项羽和掌握实权的女主吕后作传；世家也不只是记载贵族，也记载没有爵位的孔子和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且把陈涉起义与商汤灭夏、武王革命相提并论；不只是替官僚写列传，也替哲学家、文学家、地主、商人以及游侠等社会各色人等立传，将当时社会的风貌全景展现在后人眼前。《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在传记文学和散文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鲁迅先生赞赏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9.巫蛊之祸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秋冬之交，长安发生了一件事情，一携剑男子欲闯皇宫。当时汉武帝在建章宫远远望见这一男子正往中龙华门里走，他觉得那人行迹很可疑，便命卫兵逮捕此人。这人见势不好，丢下剑逃走了，卫兵们没有追上。汉武帝大怒，杀掉了负责宫门警卫的门候，调动三辅的骑兵入上林苑围捕，又关闭城门搜索，但没有找到，十一天后长安才恢复正常秩序。这件事发生后，巫蛊之祸便开始了。司马迁祠所谓巫蛊，是指男女巫师在下神时诅咒并将木偶人埋于地下，当时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加害于他人。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公孙贺、公主、皇后、太子还有其他很多人都因它而败亡。（1）公孙贺族诛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他的祖父昆邪在汉景帝时担任陇西太守之职，因率军平定吴、楚叛乱有功，被封为平曲侯，著书十多篇。公孙贺年轻时为骑兵，多次出征立功。从武帝当太子时起，公孙贺就是舍人，武帝即位，公孙贺升任太仆。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受宠爱。元光年间，公孙贺被任命为轻骑将军，带兵驻扎在马邑。四年后，出云中。五年后，以车骑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因战争中立功，被封为南侯。随后，再次以左将军的身份率兵出襄陵，没有战绩。后来因为宗庙祭祀时献银两助祭的事而获罪，失去侯位。又以浮沮将军身份出五原之外二千多里，又没有立下战功。八年后，接替石庆担任丞相，封为葛绎侯。起初公孙贺被拜为丞相，不接受丞相官印和绶带，磕头哭泣说：“臣本是边远地方的人，靠骑马射箭当上官，实在没有作丞相的才能。”皇上与身边人看见公孙贺很悲哀，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皇上说：“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来，皇上因此起身离去，公孙贺不得已才拜受。待他出了朝，身边人问他原因，公孙贺说：“主上贤明，我不够称职，恐怕要受到严厉的责罚，从此就危险了。”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父亲担任太仆，父子同居公卿职位。敬声自以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因此骄横奢侈，不守法度。征和年间，擅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被揭发，获罪入狱。这时皇上下令追捕阳陵朱安世，抓不到，公孙贺得知皇上的急迫心情，自动请求追捕朱安世，期望能抓到朱安世而为公孙敬声赎罪。皇上同意了。后来公孙贺真的抓到了朱安世。朱安世是京师大侠，听说公孙贺想用自己来为儿子赎罪，笑着说：“丞相要祸及祖宗了。南山上的竹子不够用来书写我揭发你罪过的文辞，斜谷中的树木不够用来做束缚我的桎梏。”朱安世于是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以及让巫师祭祀诅咒皇上，并且在上甘泉宫正对朱大路的地方埋下木偶人，上面刻有祭词，其内容中有恶毒的话。案子交给有关部门审讯，一一追究罪过，于是公孙贺父子都死在狱中，全家被诛灭。闰四月，卫皇后之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的弟弟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都因受到了巫蛊的牵连而被处死。武帝与卫皇后及太子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天，皇上诏令御史说：“前丞相公孙贺倚仗国戚关系，利用自己的权势干坏事，占取好田，为子弟宾客谋利，不顾百姓、戍边官兵缺粮，不考虑解决实际问题而收受贿赂，我忍耐他已经很久了，终不自动悔改，竟然以边防为借口，让内地各郡压缩其他费用，制作车辆。又借口供给军队用粮，令农民自己送粮到边境，困扰农民，使牲畜疲乏，耗损怀孕的牛马，影响国家的边防。还让下级官吏妄自增收赋税，使百姓流亡。并假称受诏，用奸邪手段逮捕朱安世。案子已经公开了结。现在拜涿郡太守刘屈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一府为两府，等有适当的贤人后再拜右丞相”。（2）江充握重权江充字次倩，是赵国邯郸人，原名江齐。他的妹妹很擅长歌舞鼓瑟，嫁给了赵国王太子刘丹为妻。江齐为此得到了敬肃王的宠信，成为赵王的座上客。许久之后，王太子怀疑江齐向敬肃王泄露了自己的隐私，于是与江齐反目成仇，让人抓捕江齐不成，就抓了他的父兄，关押审讯后处以斩首弃市。江齐于是隐匿形迹，西逃入关，改名江充。到了京城，他便向皇帝控告刘丹与同胞姊妹甚至父王的后宫之人淫乱，还勾结郡国的豪猾奸人，打劫作恶，地方官吏无法管制。江充所上之书被呈给皇帝看，皇帝大怒，派人诏命郡守发兵包围赵王王宫，收捕王太子刘丹，然后转押在魏郡的诏狱里，令廷尉与郡守联审，执法非常严酷。赵王彭祖是皇帝的异母哥哥，上书替王太子开罪，说：“江充是个受缉捕而逃亡的小臣，现在胡乱玩弄奸诈的手段，让圣上气恼，想借您的威严以报私怨，后果终难逃烹醢之刑，还不知悔悟。我愿意精选赵国的勇猛之士，到边防从军，抗击匈奴，为朝廷效力，以此赎刘丹的罪。”皇帝不答应，最后还是废了赵国王太子刘丹。当初，皇上召见江充于犬台宫，江充请求以平常的穿戴叩见，皇上同意了。江充身穿织丝禅衣，衣服和装饰都带有一些女人味，丝帽上鸟羽作缨，走动时摇冠飞缨，加上他身材魁梧伟岸，气宇轩昂，使皇帝望见就感到他与众不同，对左右人说：“燕赵真是奇士很多呵。”等江充上前拜见，与他谈论一番之后，皇帝大为高兴。江充请求出使匈奴。皇上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出使应以敌为师，随机应变，事情不好预先打算。”于是皇上任命他为谒者，出使匈奴。出使匈奴归来后，就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捕三辅境内的盗贼，监察豪贵们的越礼过分行为。当时皇亲国戚及近臣中很多人蛮横、奢侈、不守本分。江充一一举报弹劾，还奏请没收这些人的车马，让他们到北军营待命抗击匈奴。皇帝准奏后，江充马上便送信给光禄勋中黄门，将那些该去北军营待命的近臣侍中的名字告诉门卫，禁止那些没有经准许的人出入宫廷。于是贵戚子弟惶恐起来，都到皇帝那里叩头哀求，表示情愿出钱赎罪。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令他们各自按俸禄地位到北军交钱，这次朝廷共得几千万钱。皇帝认为江充奉法不阿，忠诚正直。江充外出，碰上馆陶长公主等人在驰道上坐车行走，就喝问她们为什么那么放肆，公主说：“是太后的诏命。”江充说：“只有公主可以，随从车骑都不行。”于是就把长公主的随从全部处以处罚，并没收她们的车马。江充陪伴皇帝前往甘泉宫，又遇上皇太子的家臣坐着车马在驰道上行走，江充把他们抓起来交给官府处置。太子得知，派人向江充求情希望宽恕。江充不给情面，仍把这件事上奏给皇帝，皇帝说：“作为人臣应当如此！”对他更加信任，江充因此威震京师。江充地位显赫，本人又精于权术，手段狠辣，因此在朝廷中得罪了不少人。后来，为保住性命，借口巫蛊作祟，离间皇太子和汉武帝的关系，终酿成巫蛊之祸。（3）太子被逼反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了太子，因此对他非常宠爱。太子刘据长大后，性格仁慈宽厚、温和谨慎，汉武帝嫌他缺乏才能，不像自己那样精明强干。汉武帝平日宠爱的王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刘闳，李姬生二子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一子刘。皇后、太子因皇上对他们的宠爱逐渐减少，常常感到不安。汉武帝察觉后，对大将军卫青说：“我朝有很多事还都处于草创阶段，再加上周围的民族对我国不断侵扰，我若不变更朝中制度，后代就将失去依据准则；若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能不使老百姓们受些劳苦。但若我的后代也像这样做的话，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我担忧。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有谁还能比太子更强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难道真的如此吗？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告他们。”卫青叩头谢恩。皇后听说后，特意摘掉首饰向汉武帝谢罪。太子常劝谏武帝，不要劳师动众征伐周边的少数民族，武帝笑着对他说：“我把劳苦担当起来，把安逸留给你，这不挺好吗？”武帝每次出巡，总是把大事交给太子处理，宫内的事则交给皇后掌管。武帝回来后，他们将所处理决断的事情，挑一些要紧的向他汇报，武帝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有时连问也不问。武帝用法严酷，任用的多是酷吏，太子为政宽厚，经常命令重审一些案件以便能从轻处理，虽然深得人心，但执法的大臣们都很不高兴。皇后担心时间长了会惹恼武帝，常劝诫太子将案卷留下，听从武帝自己发落，不应该自作主张地加以从宽处理。武帝听说后，赞赏太子的作法，而对皇后却不以为然。群臣中的宽厚长者都归心于太子，而用法严酷的人总诋毁他。当时奸臣结成党羽，所以对太子的赞誉少而诋毁多。卫青死后，不少大臣因太子不再有外戚做靠山，加上又私下以为武帝更喜欢小儿子刘弗陵，所以争相陷害太子。汉武帝很少和儿子们在一起，与皇后也难得见面。一次，太子进宫拜见皇后，过了很长时间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于是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太子知道了这件事，便非常恨苏文。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经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然后再添枝加叶地向汉武帝报告。对此，皇后切齿痛恨，让太子禀明皇上杀了苏文等人。太子说：“只要我不做错事，又何必怕苏文他们！皇上圣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用不着担心。”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便叫常融去召太子进宫来见，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说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默然无语。等太子来到，汉武帝察看他的神色，见他脸上泪迹未干，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便将常融处死。皇后自己也小心防备，远避嫌疑，因此尽管有很长时间不再受武帝宠幸，却仍能使汉武帝以礼相待。当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经常用旁门左道的奇幻邪术来迷惑众人。一些女巫在宫中往来，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当宫女们因互相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上，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每每处死被告发的人，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几百人。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猛然惊醒，从这以后便经常感到自己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皇后有过节，见汉武帝年纪已大，害怕皇上去世后被太子诛杀，便向皇帝进谗言，称皇上的病是因为有巫蛊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便派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处巫蛊案。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派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指出他们用邪术在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害人，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互相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常常参劾别人大逆不道，欺君犯上。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受牵连而死的先后共有几万人。此时，汉武帝年事已高，疑心加重，总以为周围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他。而那些被捕治罪的人，无论有没有巫蛊行为，谁也不敢诉说自己有冤。江充看出汉武帝心中有疑惧，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宫中有蛊气，不把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于是武帝便派江充入宫内，直到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江充先从武帝平日很少宠幸的妃嫔着手，然后依次搜索，一直搜到皇后宫和太子宫中，宫内各处地面都被翻挖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充扬言：“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皇上。”太子非常害怕，问少傅石德应该怎样应付这件事。石德害怕因为自己是太子的老师而受牵连被杀，便对太子说：“先前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伉等都因犯用巫蛊害人之罪而遭杀身之祸，如今巫师与皇上的使者又从宫中找到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置的呢，还是确实有，反正你是解释不清楚的。不如假传圣旨，把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追究其奸谋。况且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皇上，皇上是否在世，还不知道呢。而奸臣竟敢如此，难道您忘了秦朝太子扶苏之事了吗！”太子说道：“我这做儿子的怎敢擅自诛杀大臣！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还能被免无罪。”太子打算亲自前往甘泉宫，但江充却抓住太子之事紧追不放，太子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按着石德的计策行事。秋季，七月壬午，太子派门客假冒皇帝的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太子的门客便将他杀死。太子亲自监杀江充，骂道：“你这个赵国的奴才，先前离间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吗！如今又来离间我们父子！”又把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放火烧死在上林苑中。（4）血染长安太子连夜派舍人无且带着符节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将一切禀报给皇后，然后调发皇家马厩的马车运载射手，打开武器库拿出武器，又调发长乐宫的卫卒。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说太子将要起兵谋反。苏文得以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很不像话。汉武帝说道：“太子一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因此派使臣召太子前来。使臣怕入长安后被杀而不敢去传旨，回去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要杀我，所以我逃了回来。”汉武帝听了大为恼怒。丞相刘屈听到事变消息后，一边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入宫向汉武帝奏报，一边抽身就逃，连丞相的官印、绶带都丢了。汉武帝问长史：“丞相是怎么做的？”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汉武帝生气地说：“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已无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不能把管叔和蔡叔杀死吗？”于是给丞相颁赐印有玺印的诏书，命令他：“捕杀叛逆者，朕一定赏罚分明，应以牛车作为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以免杀伤过多兵卒。坚守城门，决不能让叛军从长安城逃出！”太子发表告示，向文武百官发出号令说：“皇上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可能有变故，奸臣们想乘机叛乱。”汉武帝于是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颁布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的旨意，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由丞相兼职统管。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旨，赦免关押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管；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把长水和宣曲两地胡人骑兵征调过来，一律全副武装前来会合。侍郎马通受汉武帝派遣来到长安，听说之后马上追赶上去，将如侯逮捕，并告诉胡人：“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不能轻信他的话！”于是将如侯处死，带领胡人骑兵开进长安；又征调船兵楫棹士，由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当初，汉朝的符节是纯红色，因太子用红色符节，所以在武帝所发的符节上为示区别加上黄缨。太子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站在车上，召出护北军使者任安，颁与符节，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几万市民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几万人，鲜血像水一样流入街边的水沟。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支持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最后，太子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率兵守护城门，因觉得太子和皇上是父子，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太子得以逃出城外。丞相刘屈要把田仁杀掉，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是不能随便斩杀的！”于是丞相将田仁释放。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要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令，你凭什么要擅加阻止？”惶恐不安的暴胜之遂自杀。汉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皇帝下达的谕旨，把皇后的印玺和绶带收回，皇后因而自杀。汉武帝认为，任安是老臣，看到有战乱之事却坐壁上观，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而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因马通擒获如侯，汉武帝封他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他为德侯；商丘成奋力战斗，擒获张光，封侯。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太子的众门客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太子起兵谋反的，全部按谋反罪灭其家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不是出于本心，而被太子挟迫的，一律被放逐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军队把守。汉武帝愤怒异常，众臣子十分恐惧，不知如何办才好。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汉武帝说：“我听说，父亲好比是天，母亲好比是地，天地间的万物就好比是儿子，所以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合法继承汉朝的人，即将承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血缘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仅仅是市井无赖之徒罢了，陛下对他却加以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谋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间亲情不能相通。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作为陛下的儿子，太子私自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他绝无险恶之心。《诗经》上有言：‘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大乱出。’从前，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细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为追捕太子而征调大军，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有智慧的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也不能说话，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舒畅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过错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流亡在外！我对陛下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生命，待罪于建章宫外。”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感动万分，但没有公开赦免太子。（5）武帝悔悟太子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只能靠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有一位太子以前相识的人在湖县居住，据说很富有，太子便派人去叫他，因此而走露了风声。八月辛亥，地方官追捕太子。太子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山阳男子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拼斗而死，一同遇害的还有两位皇孙。对于太子之死，汉武帝非常伤心。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但经过调查发现多不属实。此时汉武帝也已知道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叛国的意图。正好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郎官田千秋又上紧急奏章，为太子鸣冤说：“作儿子的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应受鞭打。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又有什么罪呢？我梦见一位白发老翁，让我上此奏章。”汉武帝于是幡然醒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一般认为外人难以插手，只有你知道中间的不实之处。这是高祖皇帝的神灵派您来指教我，您应当担任辅佐大臣。”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田千秋虽没有其他的学识、功绩和阅历，只是因为一席话让天子醒悟，几个月的时间就取代宰相封为富平侯，这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汉朝的使者出使匈奴，单于问使者：“听说汉朝新拜丞相，为什么用他呢？”使者说：“因为他上书谈论非常事变，所以被拜为丞相。”单于说：“如果像这样，丞相的设置不是任用贤士，随便一个男子上书就能得到啊。”使者返回，把单于的话转述给皇上。武帝认为使者有辱使命，便交给官吏审讯，过了很久，才把他释放。田千秋为人忠厚有智谋，比前几位丞相都称职。汉武帝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对太子动武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来也被满门抄斩。汉武帝顾惜无辜遭害的太子，便特修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都很悲伤。巫蛊之祸并未因太子刘据的自杀告终，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内者令郭穰又上告丞相刘屈的夫人也从事巫蛊活动诅咒皇帝，并且刘屈还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起祈祷祭神，打算立昌邑王刘为帝。经过调查验证后，定为大逆不道罪。六月，将刘屈游街示众，以腰斩之刑处死，其妻小在华阳街枭首示众，并将李广利妻小也逮捕入狱。李广利当时正率军与匈奴作战，闻讯后，便投降了匈奴，武帝知道后又把李广利的宗族灭掉，巫蛊之祸的影响甚至远及汉朝边地。巫蛊之祸，不仅仅是一场涉及汉武帝家族的家庭惨祸，也是封建国家的一场内乱。短时间内，上至皇后、太子、公主及公卿百官，下至兵吏百姓，有数十万人被无辜杀害，当时统治之腐败、政治之黑暗前所未有。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其迷信愚昧、猜疑残忍的一面，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一场灾难。10.轮台罪己诏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因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皇族纷争不止，武帝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颁布了发人深思的“轮台罪己诏”。（1）国库耗尽汉武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汉帝国的疆土得到空前拓展。但由于长年的用兵，军费开支之大和人民负担之重也是前所未有的，武帝即位不久，派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打击两越，江淮地区百姓劳役因此更繁重；后又派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通道凿山千余里，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彭吴奉命开通秽貊、朝鲜道，设置沧海郡，燕齐之间人们怨声载道。及马邑之谋后，汉朝征战匈奴，战争不断，各地都要为此负担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兵徭费用。如元朔年间，卫青率兵出击匈奴，夺取河南之地，武帝为了修朔方城征发了十万民众，所需漕粮转运遥远，连山东地区都受其劳，费用达数十万至百万巨，国库都因此空虚。以后四年，卫青率十万之众连年打击匈奴，光赏赐有功将士就用掉二十多万斤黄金，另外汉军士兵马匹死亡十余万，兵甲漕粮转运也需巨额费用。霍去病后来攻击匈奴获胜，汉军赏赐有功将士，当年费用又为百余万。武帝前后四十多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开支耗费巨大。除了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外，武帝还喜欢巡游，大兴土木，寻求神仙和不死之药，迷信鬼神，多次封禅泰山，宫廷的开支也异常庞大。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至朔方阅兵，巡行一万八千里，沿途所用赏赐用帛就多达百万匹。为使方士栾大入海求得仙方，武帝将公主嫁与栾大，仅陪嫁就送了十万斤黄金。所有这些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把文景以来所积财富耗费殆净。武帝时期不断出现天灾人祸。大批农民因水旱蝗等灾而致死或流亡。如元光年间，黄河两次决口，水患遍及数十郡。元鼎年间，山东连年歉收，又有水雹灾荒，饿死数千人，逃亡的越来越多。元封年中，仅关东地区受灾流民就达二百万。流民的存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加上地方官吏横行暴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装起义遍及东方各郡，大群的有数千人，他们攻下城池，夺取武库兵器，放出监狱死囚，羞辱、斩杀地方官吏；小股的数以百计，拦截道路，攻掠乡里。武帝曾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中央官员到郡县督察镇压，农民起义依然不断发展。武帝又改派光禄大夫范昆、原任九卿的张德，以及暴胜之、王贺、江充等为直指绣衣使者，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对起义者更是大肆屠戮，有时一郡就有一万多人被杀，连给起义者提供过饮食的农民也不放过，受牵连被杀的又有数千人。官吏们以多杀为能事，杀人少的还要受到处分。屠杀政策并不能消弥农民的反抗，起义者又化整为零，在山林川泽中分散活动。为了督促官吏对起义者的镇压，武帝颁布了严厉的“沉命法”，规定凡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农民和发现后捕杀不能达到规定指标者，地方各级主管官吏都得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小吏害怕被杀，发现农民起义也不敢上报，郡守、国相担心自己受牵连也不愿他们上报。汉王朝社会危机四伏，农民起义越来越多。武帝晚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断的个人挫折，促使他开始认真反省，终于有所觉醒。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武帝对大臣们说：“朕自即位以来，办了许多昏悖之事，使天下民众忧愁穷苦。自今凡有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物的事情，一律撤除！”不久，武帝便接受田千秋的建议，遣散了候神求仙的方士，表示再不受方士们的蛊惑。后来，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道：“轮台东部有能灌溉的农田五千顷以上，可派屯田士兵前去屯田，设置校尉三人分别掌管，多种五谷；由张掖、酒泉派骑兵下级小吏担任警戒；招募民间强壮有力、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该地，开辟荒地，灌溉良田，逐渐修筑亭燧，城池向西相连，用以威慑西域各国，辅助乌孙。”（2）休兵养息武帝为此奏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过去的征伐深表悔恨。他说：“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要求把人头税增加三十钱，这是加重老弱孤苦的负担；现在又请求派士卒屯田轮台。先前开陵侯率兵攻打车师时，虽然胜利了，但由于路途遥远缺乏粮食，就有几千士兵饿死道上，何况轮台更在车师以西！早先朕不明智，因匈奴侮辱汉人，又长期扣留汉使者不放，所以就派贰师将军出兵，想以此加强汉使自身的地位和威信。“古时候，同卿、大夫商讨国家大事，总要求神问卜。如果不吉利，就不能行动。先前，朕曾把军侯弘关于‘匈奴人捆缚其马’的奏书交给丞相、御史、二千石大臣、郎官、各位大夫、研究经典的官员等传阅，又向各郡、属国都尉等下达，他们都认为‘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是最大的不祥’，或认为‘匈奴是为向我国显示强大，而凡是力量不足的人，总爱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强大’。史官、方士、星象家和负责求神问卜的官员也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败，时机不可多得’，又说：‘遣将北伐，至山必胜。卦辞显示，诸将中以派贰师将军前去最吉。’因此，朕亲自让李广利率兵派往山，并诏令他务必不要深入。如今计谋、卦兆全都与事实相反。重合侯马通曾擒获匈奴探马，奏称‘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匈奴人经常说：‘汉朝极为广大，但汉人却不耐饥渴，放走一只狼，就要损失上千只羊。’李广利从前兵败，将士们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四散逃亡，朕每念及此，甚为感伤。如今又奏请要派人远赴轮台屯垦，修筑亭燧，这是使天下人困扰劳苦的举动，而不是优待百姓，这样的建议，朕不忍听！大鸿胪等又提议招募囚犯护送匈奴使者返回，作为奖赏，封他们为侯，让他们刺杀匈奴单于，以发泄我们的怨忿，这事是春秋时五霸不肯做的。况且匈奴得到汉朝归降的人，常常浑身上下严加搜查，又怎能实行此计呢？当务之急，在于严禁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全力务农，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除徭役赋税的法令，用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削弱国家军备罢了。各郡、国二千石官员要分别把本地畜养马匹补充边备的计划进呈上来，与呈送户籍、财政簿册的人员一同赴京奏报。”武帝于是停止出兵，不再征战，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将施政方针转移到休养生息使民众富足方面来；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方法，许多方便灵巧、既省工力又能增产粮食的新农具也得到广泛应用，受到农民们普遍欢迎。（3）推广代田法代田法是赵过在关中地区农民精耕细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种连年稳产高产的技术。所谓“代田”，就是“一亩三圳”的耕作方法：把田地翻耕整平后，把圳和垄分别开挖，即分出田间的沟和埂，一亩地中分成六等分，以三分为圳，三分为垄，圳垄相间，故称为“三圳”。垄地宽大，圳宽一尺，深也为一尺。播种时，将种子撒在圳中，这样，幼苗长在沟里，既能减少沟中土壤的水分损失，又能减少对叶面的风吹日照，促进了农作物的茁壮生长。以后再结合中耕除草，逐步将垄土锄下培壅苗根，等到盛夏之际作物长成，垄土全部培于苗根，作物根深秆壮，就能经受风旱的侵袭，获得高产。这种耕作土地的方法比不开圳垄的“漫田”每亩可增产一斛左右，经营好的可以达到二斛。第二年再播种时，则在原来垄处开圳，圳处留垄，相互调换一下位置，照样种植。这样圳垄每年交替更换，轮番使用地力，可以不必休闲而起到休耕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代田”。这种方法使庄稼获得稳产高产，又能保证地力的恢复，把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为了配合新的耕作方法，赵过还改进了许多农具，并由大农拨派能工巧匠专门制作。为了提高耕牛的犁田效率，赵过还推广了新的牛耕方法——二牛三人的耦耕方法。二牛各挽一犁，二人在后扶犁，一人在前导牛，两犁并耕而进。当时二牛三人之力，可耕种五顷土地，平均每人可耕一百六十亩以上，大大超过了以前一家耕种百亩的水平。另外，赵过还发明了三犁共一牛的耧播新技术，这种方法，只需一牛挽犁，一人执犁，三犁并进，百亩地由一牛一人就能耕种。这种三犁共一牛的犁具也叫耧车、挽耧。代田法是在大田面积上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求得增产，而在后来出现的“区田法”则是在小面积上要求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走上了园艺化的道路。二者全面反映了西汉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区田法是汉成帝时农学家汜胜之总结关中农民丰产经验后提出的耕作方法。它把耕地分为上农区、中农区和下农区三部分，上农区掘土方深各六寸为一区，每区相间九寸，一亩地可掘三千七百个区。耕种时，先把土地深翻，调和土壤，施足底肥，增强其蓄水保肥能力，使作物根系得以充分发育；其次选择良种实行浸种点播密植，不同的作物安排不同的密植程度，盖土薄厚，下种深浅也不相同，以确保通风透光和顺利出芽；最后是加强中耕灌溉，随时松土锄草，保持适当的湿度，合理进行浇灌。这种园田化的耕作技术可以不择地段，不拘作物，通过深耕、足肥、勤灌和精心管理，就可以在较小面积上获得高产。据说有男女两个劳动力的一户小农家庭，只需耕种十亩土地，便足够全家多年的消费了。但这种耕作方法也有它的不足，就是花费工力太大，不能大力推广，无法多种地。所以，在西汉时期，区田法不如代田法影响力大。司马光说：天下人才辈出。汉武帝先是喜欢征服四周蛮夷建功立业，朝廷中就有许多勇士，为其开疆拓土，无不如愿。到后来休养生息，重视农业生产，又有赵过等人教导百姓如何耕作，使百姓们获得很大的收益。同一位君王，前后的兴趣爱好迥然不同，而总有人才相应。假如汉武帝兼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气度，以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难道会没有像夏、商、周三代的辅佐之臣吗！武帝的罪己诏和各种改正错误的措施，使得残破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开始得到缓和。两年后武帝死去，他所托付的辅佐昭帝的霍光等人，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方针，逐渐度过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开始了“昭宣中兴”的局面。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功业卓著，独断专行多年，能在垂暮之年主动检讨自己，痛改前非，返回到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上去，实在难能可贵。司马光认为：汉武帝极度奢华，滥刑重敛，在内广建宫殿，对外征伐四夷，迷信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穷困不堪，群起造反，在很多方面，他的所作所为与秦始皇都相差无几，然而秦朝亡了国，汉朝仍然存在，其原因之一就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所以汉武帝虽然与秦始皇一样行暴政，却不像秦二世落得亡国的下场。11.苦心立嗣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病重去世，年仅8岁的皇太子刘弗陵继位。在古代，皇位继承人问题，不只是皇帝的家庭事务，也是关系封建王朝“国本”的重大的问题。汉武帝钩弋夫人像（1）太子初立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馆陶公主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公主把她的女儿阿娇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继位之后，正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自恃援立武帝有功，无休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妒，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陈皇后花巨资想求得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陈皇后因此也失去了武帝的宠爱。皇太后提醒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生气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性情是容易取悦的，你应该慎之又慎！”武帝于是重又对窦太主、陈皇后母女俩以礼相待。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返宫途中，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看上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日益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后，恼怒万分。武帝对陈皇后则更为恼怒。陈皇后因为妒嫉，想加害卫子夫，让人以巫蛊诅咒卫子夫。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陈皇后的巫蛊活动被武帝得知，被判“大逆天道”之罪，皇后之位被废掉，然后被处死。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卫子夫生子刘据，遂被立为皇后。七年后，刘据被立为太子。武帝晚年对卫子夫也渐渐疏远，先后获宠的有李夫人、李姬、王夫人和赵婕妤。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相传武帝渡过黄河北巡，见有青紫气在天空萦绕。武帝便询问随行的方术士是怎么回事。方术士回答说：“这里必有一奇女子。”武帝便派人查访，果然在河间发现一个赵家少女。虽然此女貌若天仙，但自生下之日起，便生有怪病：手蜷曲紧握不开。查访的官吏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武帝。武帝亲往观看，并命人把赵女的拳头扒开，发现她的手中握着一个玉钩。武帝感到十分惊异，便将她带回宫中。从此赵女得宠，武帝专门为她建了一宫，名曰“钩弋宫”，赵女也就被称为钩弋夫人。一年以后，钩弋夫人有孕，怀孕十四月生下一子，这就是刘弗陵。武帝听说远古时期尧的母亲生尧时也是怀孕十四个月，因此称钩弋宫门为“尧母门”，并且把钩弋夫人升为婕妤。刘弗陵的降生与众不同，同时又是武帝老年所得，再加上刘弗陵身材魁梧、面貌俊秀、天资聪颖，和武帝非常相像，所以颇受武帝偏爱。后来武帝知道了巫蛊之祸的实情，他开始后悔起来，适逢高寝郎田千秋也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至此幡然醒悟。他将江充等人满门抄斩，为太子申了冤，却又引来了马何罗行刺武帝未遂事件。马何罗为侍中仆射，在宫中担任侍卫，他与江充关系很好。武帝诛灭江充的宗族、党羽，马何罗兄弟惧怕受到牵连，因此预谋行刺武帝。当时侍中驸马都尉金日观察到他们的行动有些反常，于是暗中监视他们，以防有变故。马何罗兄弟也发现了金日在注意自己，很长时间未敢动手。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夏六月，武帝到林光宫避暑。这一天，金日身体不适，留在宫中歇息。马何罗、马通和小弟马安成假称奉旨深夜出宫，调动军队，并把皇帝所有使者全都杀了。次日清早，武帝在宫中尚未起床，金日正要上厕所，见马何罗从宫外急匆匆进来，感到情况不妙，马上来到武帝休息的大殿内，藏在内门里面。一会儿，马何罗袖藏匕首从东厢房走来，见金日在此，脸色骤变，快步奔向武帝的卧室，打算冲进去。谁知慌乱之中，马何罗一头撞在殿内的宝瑟上，金日趁势上前把他抱住，高呼：“马何罗谋反！”武帝从床上惊起，侍卫们冲上去将马何罗擒获，随后将他和他的党羽都处死。巫蛊之祸后，选立皇位继承人成了问题。太子死时，其三子一女也同时遇害，只有一个尚在褓之中的孙子刘病已，武帝对这个皇曾孙却并不怎么关心。除了太子刘据以外，武帝还有五个儿子，但作为皇位继承人来说，武帝都不大满意。王夫人所生齐怀王刘闳，在太子之前死亡，身后又无子嗣，也就无从考虑。李夫人所生昌邑哀王刘，其舅舅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曾谋划推立刘为帝，被人告发，并且还指控他们从事巫蛊诅咒皇帝，受到武帝的严厉惩罚，刘不久也病死了。霍光像燕刺王刘旦和广陵厉王刘胥为李姬所生。燕王刘旦博览群书，能言善辩，喜欢天文占星术，又好声色犬马等事，招揽各地游士。太子犯事被捕杀之后，刘旦自认为论排行该为太子，因而上书请求入京宿卫，惹恼武帝，将其使者斩于北门。后刘旦又因藏匿逃犯，武帝因此对他更为厌恶。刘旦的弟弟广陵王刘胥，力能举鼎，敢空手与猛兽搏击，但和他哥哥一样，过失很多，不守法律，所以武帝不愿立他们俩为太子。当时，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的儿子刘弗陵年纪尚小，但却身高体壮，聪明伶俐，武帝常说：“这孩子像我。”又觉得他的降生也与众不同，打算立他为太子，可担心他年龄太小，他年轻的母亲会以太后的身份专政乱国，所以很长时间武帝对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决，直到死前不久，才决定让大臣来辅佐少子弗陵为嗣，并除掉其母钩弋夫人。武帝对群臣进行考察后认为，只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诚可信，能担当此任，于是让人画了一张周公抱着周成王受诸侯朝拜的图送给霍光。没过几天，武帝找了个理由，将钩弋夫人赐死。不久，武帝闲坐时问左右侍从，外面对钩弋夫人之死有何议论，左右回答：“人们说：既然要立她的儿子为嗣，为何还要把他的母亲杀掉？”武帝说：“对啊，这样的事你们这样愚笨的人是不懂的。古往今来，国家所以出现乱子，都是由于君主年龄小而其母还在壮年，女主纵恣淫乱，专权骄横，无人能约束她。你们没听说过吕后的事情吗？所以我必须先除掉其母。”（2）四重臣辅政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武帝在五柞宫病重，霍光哭着问道：“皇上如有不测，帝位可由谁继承？”武帝说：“你还不明白前些天送给你的那幅画的含义吗？由少子继承帝位，由你效法周公来辅政！”霍光叩头谦让说：“我不如金日！”金日则说：“我是匈奴人，不如霍光，假如这样匈奴就会轻视汉朝。”二月十二日，武帝正式下诏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受遗诏辅佐小皇帝。霍光，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是父亲霍中孺到平阳侯家服役时，跟侍女卫少儿的私生子；霍光是霍中孺服役完毕后回家娶妻生的孩子。后来，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得到武帝恩宠，立为皇后，霍去病因此而受到皇帝恩宠。长大以后，霍去病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霍中孺。还来不及寻找问候，正好他以骠骑将军身份带兵攻打匈奴，经过河东，河东太守到郊界迎接至平阳客舍，并派小吏迎接霍中孺。霍去病父子相认，返回时，就带着弟弟霍光一起回到长安。当时霍光十多岁，就被任命为郎官，渐渐升到诸曹侍中。霍去病死后，霍光担任奉车都尉兼光禄大夫，皇帝出外时就在车旁侍奉，入朝就侍奉左右，出入宫禁二十多年，谨小慎微，没有过失，皇上十分信任他。霍光身高七尺三寸，眉清目秀，皮肤白皙。他为人稳重少言，从容谨慎，秉性极其端正，每次进出宫廷和下殿出门时，停步和行进都有固定的地方，不差分毫。刚刚辅佐幼主之时，政令都由他发布，天下人都盼望他一展风采。宫殿中曾有怪异，一夜之间群臣惊慌失措，霍光叫来尚符玺郎，打算收取玺印，郎官不肯。霍光想把玺印夺过来，郎官按剑说：“我的头你可以拿去，可是玺印你拿不到！”霍光认为他做得很对。第二天，让皇上下命令把这个郎官提升二级。老百姓对霍光赞不绝口。金日，字翁叔，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武帝元狩年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右地，杀敌无数，还缴获到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同年夏际，骠骑将军又向西进发，攻占祈连山，大获全胜。匈奴单于对昆邪、休屠十分怨恨，因为他们所在的西方多被汉军攻破，召二王打算诛杀他们。昆邪、休屠只好打算归降汉朝。休屠王后来反悔，昆邪王杀了他，把休屠王的部下一起带过来向汉朝投降。皇上封昆邪王为列侯。金日当时十四岁，因为父亲不降被杀，与母亲阏氏、弟弟金伦一起被送入宫中养马。过了很久，武帝在游玩饮宴时要看马，嫔妃宫女全站在旁边，金日等几十人牵马经过殿下，没有不偷看的，只有金日目不斜视。日身长八尺二寸，相貌很威严，马又骠肥体壮，皇上感到奇怪，就问他是谁，他全照实回答。皇上认为此人很与众不同，当天赐给他衣冠，把他拜为马监，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能亲近皇上以后，从未有过失，因此十分受武帝宠爱，一些贵戚在私下怨恨，说：“陛下胡乱得到一个匈奴小儿，反倒看重他。”皇上听到后，反而更加厚待于他。金日的两个儿子也都深受皇上宠爱，大儿子叫弄儿，皇上老跟他逗乐子，常陪侍在皇上身边。有一次，弄儿从后面围住皇上脖子，金日见后十分生气，便拿眼瞪着他。弄儿一边跑一边哭着说：“爹爹生气了。”皇上对金日说：“别生我弄儿的气！”后来弄儿长大，行为不检点，与宫女在殿下戏闹，正好被金日撞到，厌恶他的淫乱行为，于是杀了弄儿。皇上得知后大怒，金日叩头告罪，把杀弄儿的原因一一说出。皇上颇为悲伤，以后对金日更为尊敬。江充被灭族后，其好友马何罗兄弟害怕被株连，密谋刺杀武帝。不料在马何罗擅自闯入皇上卧室准备行刺时，被金日发现。金日奋力抱住马何罗，把他摔到殿下，侍卫马上捉住他，最后马何罗伏法受诛。金日因此以忠孝著称。金日自从在皇上身边起，几十年从不敢直视皇上。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也不敢亲近。皇上要把他的女儿纳入后宫，金日不肯。他这样笃厚忠诚，皇上认为不可多得。皇上病重时，嘱托霍光辅佐少主，霍光要让给金日。金日认为不妥，于是就成为霍光的助手。上官桀开始受到武帝的信任是因他英勇有力。武帝有一次出巡，遇上大风，御车难行，便命令将车上的盖伞卸下交给了上官桀。风虽然特别大，可上官桀总能跟在身后；后来又下起了大雨，上官桀又赶上前举着盖伞为武帝遮雨，武帝对他的勇力十分欣赏。上官桀后来任未央宫的马厩令。武帝曾卧病在床，好了后，去马厩看马，见很多马都瘦了，恼怒万分，对上官桀说：“你以为我再也不能见到马了吗？”打算将他交给吏卒治罪。上官桀叩头道：“我得知皇帝龙体欠安，日夜忧虑，心思实在是不在马上。”话还没说完，眼泪就流下来了。武帝认为这是上官桀敬爱自己的表现，因此更加亲近他，任命他为侍中，后又升为太仆。这三个人都是武帝平时所信任的大臣，所以把后事托付给他们。二月十四日，武帝死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第二天，太子刘弗陵即皇帝位，即后来的汉昭帝。第六章 昭宣中兴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短短几年内，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相对稳定下来。昭帝死后，霍光从民间找回废太子之孙立为宣帝。三年之后，霍光去世，宣帝将霍氏家族的权臣一一除去，亲自主政。宣帝选官治官有方，减免田赋，降低盐价，使社会矛盾缓和，农业生产发展，国库充盈。对外，宣帝乘匈奴内乱之机，继续武帝时期断匈奴右臂的策略，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进行管理，招匈奴日逐到汉，同时，再招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结束了汉匈之间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这一段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史称“昭宣中兴”。1.盐铁会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昭帝下诏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讨论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盐铁政策。历史上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因为武帝的奢侈和征伐，到了汉昭帝时期，工商业凋敝、物资困乏，而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谏大夫杜延年为此特向辅政的大将军霍光进言：“近来失业流民未尽回归故土，连年歉收，应该重修孝文皇帝时之清明政治，上顺天意，下和民心，以勤俭、宽和为本，这样才会使年景有所改变。”霍光采纳了他的意见，表示要将与民休息的既定政策继续推行下去。（1）双方大辩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昭帝下诏，命有关官员向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文学询问，了解民间疾苦以及如何对老百姓进行教化，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希望能取消盐、铁、酒类的专卖，罢黜均输官，不要与天下人争利，鼓励百姓勤俭节约，然后才可以振兴、教化。”但桑弘羊并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措施等，都是国家赖以巩固中央统治、保卫边疆，令财用充足的支柱，不能废除。”就这样，一场关于盐铁专卖等问题的辩论开始了。以各郡国来的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为另一方，在这次盐铁会议上，围绕着武帝时期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利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匈奴的边疆侵扰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几十年后，汝南人桓宽根据会议的记录和当时尚健在的一位亲身与会儒生的介绍，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详细介绍了当时会议双方争论的情况。在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贤良文学们便以“为民请命”为己任，建议取消盐铁官营的政策，他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该在于消除放纵享乐的根源，发扬人们内在的道德品性，抑制工商业，不要引导人们唯利是图，只有这样，才能振兴教化，移风易俗。而如今各地都在施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与民争利，养成了贪得无厌的弊俗，败坏了淳厚朴实的风气，使得更多的老百姓热衷于工商业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外表华丽的东西，本质非常容易衰败；工商业的兴盛必然会带来农业的衰落。农业发展了，百姓就诚实俭朴；工商业发展了，百姓则贪图财利。百姓诚朴，则生活富足；百姓奢侈，就会饥寒交迫。恳请朝廷采取妥当的措施限制工商业，鼓励刺激农业生产，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经济政策。”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桑弘羊认为：“匈奴不肯归顺朝廷，屡次侵犯边地。如果防备他们骚扰，内地的士兵就会因此而疲于奔命；如果不加防备，就会遭到他们的进犯。先皇武帝之所以在边地大量修城建堡，整饬烽火台，驻军屯田以加强防御，是因为忧虑边地百姓长年遭受战争之苦，遭受匈奴奸淫掳掠。而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是因为边防费用不足，以此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弥补边防费用的亏空。如今你们要把这些政策废掉，对内会使国库空虚，对外会使边防费用严重不足，让守卫在边地的军队忍受饥寒的煎熬。故废除这些措施是极其不明智的，等于是自取灭亡。”文学们说：“孔夫子说过：‘诸侯与士大夫之类的人，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天子不该谈论其财富的多少，诸侯不应谈论利害关系，大夫不应患得患失，而是要以仁义教化百姓，以德治去安抚黎民。使近处的人们乐意亲近，边远的人们也诚心归服。所以善于克敌制胜的人无须采取战争的手段，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动用军队，善于指挥军队的人不必以兵阵迎敌。以仁心实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何必耗用如此高额的军费呢？”桑弘羊说：“匈奴剽悍勇猛，扰我边塞，直犯中原，杀害朔方等郡县官吏百姓，早就该出兵讨伐他们了。如今陛下广施恩惠，既哀怜黎民生活贫困，又怜惜将士长期在荒野征战。诸位从不披挂上阵，又要把盐铁官营和均输等政策废除，破坏边防费用的来源，丝毫没有忧虑边防之心，这在道义上也是说不过去的。”文学们说：“古人崇尚德政而对武力不屑一顾。孔子说过：‘远方之人尚未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感化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定地从事生产。’现在却抛弃仁义之道，一味崇信武力，征战不休，长年陈兵边塞，使得边疆将士饥寒交迫，中原百姓劳苦不堪，所以应该废除祸国殃民的盐铁官营政策。”桑弘羊说：“古代建立国家的圣贤，沟通物资的有无，开辟发展农工商业的途径，通过市场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聚集各种货物，招徕四方士民。商人、工匠各行各业可以通过交换互补余缺，补充不足。《易经》上说：‘货物流通交换，百姓就不会懈怠。’所以说，商业不流通，货物的供应就没有；工匠不生产，农具就会缺乏；宝货不能供应，财政就不足；农具缺乏，粮食就不会增产。而实施盐铁官营，推行均输，正是为了流通货物，调节供需，搞活国家的经济。”文学们说：“百姓在道德的引导下，民风会变得敦厚；在财利的引导下，民俗就会变得轻浮，人们就会因贪图财利而背弃仁义。《老子》说：‘贫穷的国家只是表面上看像是财富有余，事实并非如此。民众的欲望多，就会急于求利而躁动不已。’因此，圣明的统治者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充实粮食财货。市场上商人不买卖无用的东西，手工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具。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业并非商业和手工业，手工业只是生产工具器械，而商业也不过是用来流通积滞的货物。”桑弘羊说：“《管子》讲过：‘农具器械不充备，即使国有沃土而百姓还是吃不饱；工商业不发达，造成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民众缺乏钱财。’陇、蜀二郡的木漆、丹砂、鸟羽、牦尾，荆、扬二州的皮革、象牙、兽骨，燕、齐二地的盐、鱼、毛毡、皮袄，兖、豫出产的丝绸、漆器、麻布、葛布，江南的楠木、梓木、箭竹都是人们养生送死的必备之物，而这些物产都需要靠工匠加工制成，靠商业来沟通。所以古代圣人发明船桨，用来进行水上运输，使用牛马以通达陆路交通，直至深入偏僻的地方到达边远的地区，流通万物，便利百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皇武帝建立均输官以使人民的资财富足，设置铁官以增加农具的供应。不能废弃盐铁、均输政策，万民对它非常拥护，依靠它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民意不可违也。”文学们说：“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造成了国有沃土而百姓忍饥挨饿；过多地制造那些奇巧奢侈品而不致力于百姓必需品的生产，使得拥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民众缺乏钱财。舜将黄金埋藏在深山，商王盘庚迁移国都，我朝高皇帝不准商人为官，为的是培养诚朴的风气，遏止贪鄙的习俗。排斥困辱商人，堵塞求利门路，尚且有人为非作歹，就更不要说朝廷带头牟利了。《公羊传》上说：‘如果诸侯好利，势必造成大夫品质鄙劣；大夫品质鄙劣，就会造成士贪财；士贪财，百姓就要为盗了。’盐铁官营给百姓设下了犯罪的阶梯。”桑弘羊说：“以前运往京城的当地特产，由于来往繁杂，多数质量低劣，有的物品本身价值比运费还低。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调配运输，叫做‘均输’。通过在京城设立物资贮存仓库，收集各地货物，物价低时买进，高时卖出这种方式来平抑物价。这样官府掌握实物，商人也没有机会牟取暴利，因而叫做‘平准’。有了均输，百姓之间的劳逸程度就会比较均等；有了平准，则百姓不失其职。均输、平准并不是要开启牟利的门路，诱导民众走上犯罪的阶梯，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平抑物价、方便百姓。”文学们说：“古时向百姓征收赋税，只征收他们所擅长生产的东西。农夫交纳其收获的农产品，妇女交纳其纺织品。现在，索取他们难以生产的物品，而舍弃他们生产的东西，百姓被迫贱卖自己的东西，买进官府所要物品用以上交。近来有的地方官吏强迫百姓生产布絮，强行收购，恣意刁难。官吏征收的物品不仅是齐、阿的丝绸，蜀、汉的麻布，而且还要求普通百姓也生产制造这些东西。官吏低价收购，农夫负担加倍，女工重复交税，均输一点儿也不‘均’！官府政令乱出，垄断市场，致使物价飞涨。商人从飞涨的物价中牟取暴利。官吏从商，勾结奸商，囤积居奇，以待市场急需时高价出售。恶吏奸商贱买贵卖，平准也不‘平’！均输在古代并不是为了牟取财利而收购万物，而是用来调节劳役和方便贡品的转运。”桑弘羊说：“国家管理山海之产，人们就不会争夺；用平价制度来管理货物，人们就不会怀疑价格。国家规定平准法，即使三尺儿童到市场买东西，也不会受人欺骗。现在你们主张把盐铁官营和平准政策废除，必然会使豪强富商控制山海的物产，垄断市场的经营。他们安居闾巷，遥控市场，物价的高低一点儿标准也没有，全靠他们口头上决定，端坐家中收取暴利而成为豪强，这助长了豪强势力，压制了无助的平民百姓。如果压制弱的而扶持强的，百姓间的平等就不会存在了。”文学们说：“铁器是农民耕作最重要的工具，山海是财物的宝贵源泉。农民使用农具清除杂草使田地得到开发，田地开发了就能使粮食充足。山海被开发利用，使百姓的吃用充足，百姓充足，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了，再用礼仪教化百姓。人们做工经商时不会相互欺诈，在路上相遇后便相互谦让，人人相处诚朴而不会因为利益而发生争执。秦、齐、楚、燕各地，土质不相同，人们气力不一样，农具的大小弯曲就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区风俗各异，习惯有别。现在朝廷强迫执行一个标准，就不能使铁器因地而宜，农民耕作很不方便，农具不便就会使百姓疲于劳作而杂草不除；不除杂草，庄稼就无法生长，人们生活必然贫困。炼制盐铁的地方，大都靠近铁矿、炭场，地方偏僻，工作艰苦，很多人对此无法忍受，借债雇人代役。郡县中的铁官按人口压价收铁，平民百姓因为要按地区远近出钱雇人运送盐铁，麻烦而且费钱，使得他们的生活困苦不堪，怨声载道。”桑弘羊像桑弘羊说：“以前肩水都尉彭祖奔丧回京时，提到朝廷制定的盐铁政策，内容严明、条理清楚。冶铁的役卒与囚徒的衣食用品，俱由官府提供，打造铁器，资用虽多，但对百姓的利益却没有影响。或许某些官吏不好，不执行朝廷的禁令，因而祸害百姓。朝廷实行盐铁官营，不仅是为了得到些收入，同时也是为了发展农本之业，抑制私人工商末业，削弱割据势力，禁止奢侈腐化，杜绝兼并之路。古时名山大泽不分封是为了防止诸侯得利。山海、湖泽的物产，都应该由朝廷少府掌管，但皇上并不把这些据为己有，归大司农管理，以在必要时赈济百姓。反对这种现象的议论很多，是因为那些谋财的奸诈之徒希望能够霸占山海资源，以求暴富，以微利役使百姓。私人不宜经营关系国计民生的铁器和兵器。”文学们反驳道：“肩水都尉所言并非圣明君主治理国家的长久大计，只可使用一时，不可久行其事甚至延续后世。《诗经》上说：‘可悲呀！不行康庄大道，不师古代圣贤，只听浅薄的言论。’这是诗人对那些不懂王道而善于弄权谋利之人的讽刺。武帝平定百越，攻打九夷，屡次兴兵，粮革匮乏，所以只好采取设置农官，国家统一铸钱这样一条措施，并且允许大商人用粮食买官爵，来解决军队的供给。现在正是安抚民众的时候——陛下承受着大规模战争后带来的愁苦，养育着疲惫的百姓。你们这些公卿大臣应该考虑如何为国兴利除弊，造福百姓，以仁义辅佐明君。皇上即位至今已有六载，公卿大臣们没有请求罢黜奸诈谋利之徒，裁减冗余政府官员，民众就会因这些人把持大权太久，而深深怨恨朝廷。如今陛下以仁心推行仁政，召集各郡国贤良、文学到都城探讨三王五帝治国之道和六艺教化之法，讨论安危利害的关系，皇上用意不言而喻。而今公卿大臣的议论却未切入正题，可以说是见了小利而忘了大利，守了小节而丢了大体，实是有负皇恩。”桑弘羊说：“一谈到治国之道，文学们的本事比唐尧、虞舜还高；提起仁义，则高远于秋天的天空，却没有具体的效用，只是徒有华丽的言辞。从前，鲁穆公在位时，子思、子庚为卿，公仪休为相，然而鲁国北边领土遭受齐国侵夺，南面畏惧楚国，西面臣服秦国。孟轲在魏国，魏军被齐军大败，又西败于秦国，丢掉了黄河东西两岸大片疆土。孔子的七十二门徒，离父母，抛妻小，追随其师，不耕而学，唯恐天下不乱。因此，满箱装着玉石的碎末，不算有珍宝，《诗》、《书》装满箱，不见得懂治国之道。重要的不在于只说一大堆好听的空话，而是要有安定国家、有利民众的具体措施。”文学们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秦国用之而成就霸业。不任用贤人，国家就要灭亡。孟子到魏国，梁惠王问他如何看待‘利’的问题，孟子以‘仁义’回答，因政治主张不一致，孟子没有受到重用就离开了，他的才能就没有施展出来。所以有粮不吃，就会挨饿；见贤人不重用，国家必然会衰败。商纣王有微子、箕子、胶鬲、棘子等贤臣，为何商朝不能存在下去呢？原因在于贤人的意见不被采纳，虽有贤人，却对国家的治理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桑弘羊说：“才优德高的文学，你们的智谋不仅能阐明先王的治国方法，还应用其才能实行先王治国之道。所以居家应为人之师表，在朝应做世之典范。但你们谈治国只会称颂尧舜，论具体措施只是以孔子、墨子那一套为准则，又干不好政事。贤良文学们沉迷过去的治理之道，却又不能将它付诸实践，做起来并不像说得那么好，讲得很有道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你们衣冠比老百姓好得多，行为和平常人却一样。你们这些所谓合乎标准而成为朝廷命官的人，只是偶然得到了机会，受到推举而得以滥竽充数罢了，想来那种真正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并非如此，与你们谈论治国的问题真是浪费时间，太不应该了。”文学们说：“为了光照世人而有了上天的日月星辰，为了治理国家而有了天下的公卿群臣。所以说公卿是世人的表率，对上有辅佐圣明君主的职责，对下有推行仁义教化的义务。和谐阴阳，调节四季，培育后生，安抚百姓，使诸侯和睦相亲，无怨无恨，使四夷臣服，国家没有叛逆带来的忧虑。就如同有伊尹、周公、召公那样的三公之才，像太颠、闳夭那样的九卿之人。如果说我们文学不符合圣主选拔优秀人才的标准，那么你们这些执政的公卿们的道德也未必好！”听了文学们的话桑弘羊很不高兴，脸色阴沉，默不作声。（2）与民休息丞相史和御史在会议中也经常参与讨论。丞相史说：“谈论国家大事，评论执政的好坏，应该以理服人！桑弘羊大夫不同意废除盐铁官营，是考虑到国家的财政和边境上军费的开支，而不是存有私心。贤良、文学们严辞力争，主张取消盐铁官办，也不是为了私利，是想回到古代，按仁义办事。但是时代变化了，不能坚持古代的方法而反对今天的措施。儒生们是古非今，必定有改进的办法，假使你们有安定国家的能力，使四夷归顺臣服，让边地没有忧患，可以给你们免除全部赋税，更不用说取消盐铁官营和均输政策了。儒生贵在忍让和谦虚，以道义服人。现在你们气势汹汹，丝毫没有子贡、公西赤的言辞，只见到浅薄无理的样子，简直从未听说过。你们应向大夫请罪！”贤良、文学们都离开席位，激动地说：“我们很少有机会到官场大庭上来，固然学识浅陋，你们说我们言论狂妄和不符身份，与执政的公卿作对，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国家有直言强辩的人是国家的福气，有花言巧语阿谀之人是国家的祸害。富贵人家常听到的是奉承之言，山林中常听到的是大风的声音，管理着万里江山的朝廷，每日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的话，我们的直言争辩正是公卿们治病的良药针石呀！”桑弘羊说：“盲人无法用眼睛去辨别，却能用嘴说黑白；儒生没有治国的真本事，只好用嘴谈论国家的治乱。坐而论道不如亲自去实践，逢须之类的小人也会说自己拥有尧舜的美德，牧童也会说自己有乌获那样大的力气。孔子说过：‘话不能轻易出口，是因为怕说了，自身做不到而自寻其辱。’因此，君子认为品质卑劣，只能说大话，能说不能做的人是可耻的。”贤良们说：“能做不能说的人对国家有益处，能说不能做的人是国家的宝贝，既能说又能做的人则是真正的君子，既然已经说了，就要亲身去做，不可以像那些食君俸禄，却不为君分忧的行尸走肉一样默不作声。如果这样，那官吏们就谈不上有什么耻辱和忧患可言了。如今贪图小利而不崇尚仁义之人，只考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来消磨众人的意志。公卿们如果真想使国家强盛且能克制自己，就应听从我们的肺腑之言，撤消牟利之官，利益归于百姓，如此一来，天下就会达到大治，到处都有颂扬之声，我们这些儒生就不必再为治乱而担忧了。”丞相田千秋在辩论中很少表态，多采取中立立场，这次发言道：“据说郑长者曾讲过：‘君子的脸色要严肃，要注意说话的修辞和语气。’所以，官府希望你们说话有根有据，行为更要有准则，如果像剑客一样争辩，盛气凌人以图口舌之快，自以为是不相谦让，官府如何采纳你们的意见呢？我真诚希望你们不要如此。公孙龙说过：‘争论是为了阐明事理，所以不能过于顽固。为了很好地辩论问题，应在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充分考虑对方的看法。’如今我们官员缺乏仁德，枉拿国君的俸禄，却做不出相应的贡献。朝廷抬举你们这些贤良、文学进京议事，但到了你们得做高官治国安民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你们之中有谁提出了好办法来解决百姓的疾苦。”双方争论得紧张而激烈，但到了最后，会场气氛反而静得可怕。公卿大臣们面带愠色，于是宣告会议结束，并上奏汉昭帝说：“不懂得朝廷大事的贤良文学们，说到底就是认为盐铁官营不好。现请求废除各地的酒类专卖以及长安附近的铁官。”昭帝认可了奏章。会议后，汉昭帝又召见了来京的贤良文学，赐给他们列大夫的职位。关于匈奴的政策和法治等问题的争论，在盐铁会议结束后又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盐铁会议争论的核心是汉武帝时期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尤其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利弊。贤良文学们坚决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等政策，揭露了许多弊端，要求节约政府开支，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事关官府的大宗财政收入，掌握实权的大将军霍光只是将酒类的专卖取消，并裁减了部分地区的铁官，而将盐铁官营的主要政策保留。贤良文学们节约开支、与民休息的意见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这对昭宣时期经济的恢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盐铁会议的争论也很好地促进了当时政治的开明、读书士人的参政议政。双方都有很多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精辟的分析和论述。2.昭帝巩固皇权汉武帝病逝后，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即位之初，皇权尚不巩固。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谋反。秘密被泄露，燕王与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被满门抄斩。自此，无人再能撼动昭帝的最高统治地位。（1）刘旦觊觎皇位燕王刘旦为汉武帝妃妾李姬所生，太子刘据及其三子一女在巫蛊之祸后被杀，齐怀王刘闳又早死，太子之位空虚。刘旦认为论排行顺序自己应该被立为太子，于是上书请求入宫担任宿卫，惹得武帝大怒，把他的使者在北门杀死。后又因其藏匿逃犯，被削夺三县。后来，武帝最小的儿子刘弗陵被立为太子。武帝在病情加重后，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下诏，将刘弗陵立为皇太子，并任命霍光等人辅佐少主。十四日，武帝在五柞宫驾崩。转日，当时只有八岁的刘弗陵当上了皇帝，由盖长公主在宫中负责供养，而实权则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掌握。昭帝在武帝驾崩后不久，便将加玺的报丧书信赐给诸侯王们。燕王刘旦收到丧信后不肯哀哭，说：“怕是京师出了什么变故，否则书信的封泥不会小于诏书的规格。”便将亲信孙纵子、寿西长、王孺等派到长安，以询问守丧礼仪为名暗中打探朝中事情。见到执金吾郭广意后，王孺便向他询问武帝的死因，哪位妃子的儿子被立为新皇帝，今年几岁。郭广意告诉他，当大家等待来自五柞宫诏书的时候，宫中喧嚷皇帝驾崩，各位将军一起把八岁的太子立为皇帝。后来埋葬武帝时，小皇帝没有临丧。燕王听了宠臣详尽的汇报后，说：“非常奇怪的是，皇上去世时没有遗嘱。盖长公主又无法见到皇上。”于是又派遣中大夫到京师上书说：“在私下里，我目睹孝武皇帝亲自实行圣人之道，疼爱亲人，孝顺祖宗，安宁万民，德行等同于天地，睿智与日月同辉，威武之至。四方蛮夷携带宝物来朝进贡，新增了几十个郡，又开拓了比这多一倍的疆土。禅梁父，封泰山，祭拜天地，巡狩天下，在太庙里陈列着所有远方进贡来的珍奇宝物，既有如此盛德，因此非常希望能为武帝在郡国立庙。”奏章上报，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很快便赐给他三千万钱，并将他的封地增加了一万三千户，对燕王予以表扬。刘旦恼怒地说：“有什么可赏赐的？我应该做皇帝！”于是他与刘氏宗族齐孝王的孙子刘策、中山哀王的儿子刘长等合谋，谎称武帝在世时下诏，给他们掌管官府事务、训练军队的权力。于是，刘长便代替刘旦对燕国群臣发布命令说：“托先帝美德，我亲自接受诏命做汉室的北部藩篱，掌管武器装备和官府事务，整顿训练军队，责任重大，日夜勤勤恳恳，各位大夫打算如何辅佐我？虽然说燕国很小，但自周朝时就建国了，上自邵公，下至燕昭王、燕襄王，至今历时已逾千年，不能说没有贤人。我勤谨治国三十多年，却什么名声也没有，难道真是其他人都比我强？还是有各位大夫尚未想到的原因呢？到底在哪里出错了呢？我现在想除恶扬善，扶正去邪，传播名声，安抚黎民，移风易俗，要寻找出路。希望各位大夫能够尽心回答，我会仔细审察。”大臣们都将帽子摘下以示谢罪。郎中成轸对刘旦说：“大王无法继承汉室，不可坐等，而要挺身求取。如果大王起事，即使是国中的女子都会支持大王。”刘旦说：“以前高后时，欺瞒天下，立弘为帝，诸侯侍奉了他八年之久。吕太后死后，大臣诛杀诸吕，迎立文帝，弘并非孝惠帝儿子的真相才公诸天下。作为武帝亲生长子的我，却不能立为帝，上书请求立庙，又遭反对。并非刘姓后代的人却被立做皇帝。”于是，刘旦与刘泽便谋划写了一封欺诈的书信，内称：“小皇帝是大臣们共同拥立的，而并非武帝的儿子，天下之人应同起而伐之。”派人送往各郡国用来蛊惑民心。刘泽计划回临淄后，与燕王同时起兵，将青州刺史隽不疑杀掉。刘旦则将各地强人招徕，并且征敛铜铁用以制造兵器，征发百姓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还反复检阅他的兵马，来演练军队，等到时机成熟时起兵。在谋反的过程中，刘旦并没有听取郎中官韩义等人的规劝，反而将韩义等十五人处死。瓶侯刘成碰巧得知了刘泽的阴谋，便将此事告诉青州刺史隽不疑。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八月，隽不疑将刘泽逮捕，并上奏朝廷。朝廷派大鸿胪丞查办此案，燕王刘旦被供出。昭帝下诏，由于皇帝和燕王是至亲，所以不再加以追究，而刘泽等人则全部被处以死刑。（2）内外勾结霍光和上官桀起初关系很密切。每次霍光出宫休假，都是上官桀入宫代替霍光处理朝中各项事务。霍光的大女儿嫁与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上官安有个年满五岁的女儿，和昭帝的年龄正好相当，上官安想通过霍光把女儿嫁给昭帝，霍光以孩子太小为理由拒绝了。上官安便想转求昭帝的大姐盖长公主促成此事。他先找到了盖长公主儿子的门客丁外人，丁外人与盖长公主私通，上官安鼓动丁外人说：“我的女儿容貌端正，若能借盖长公主之力入宫为皇后，有皇后这层关系，加上我们父子又同在朝为官，没有办不成功的事情。这件事成功与否就在足下了。汉家的惯例，常以公主嫁给列侯，到时还怕足下不能封侯吗？”丁外人听后十分高兴，便向盖长公主说了此事。盖长公主也认为有道理，便以昭帝的名义召上官安的女儿入宫为婕妤，将上官安封为骑都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三月，上官氏被立为皇后，上官安同年又被提升为车骑将军。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昭帝赐封上官安为桑乐侯。春风得意的上官安也变得越来越骄横。一次昭帝在大殿中赏赐上官安，并设酒宴招待他，上官安回来后对宾客们说：“我刚才和女婿喝酒，真痛快！”君臣之礼早被他抛置脑后。权势日炽的上官桀父子对盖长公主非常感激，便请求为盖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封侯，霍光没有批准；又为丁外人求光禄大夫的职位，想借机让昭帝召见丁外人，又被霍光拒绝。盖长公主因此怨恨霍光，上官父子也因数次为丁外人求官爵未果而感到惭愧。除此以外，上官桀的岳父所宠爱的太医监充国未经召见闯入大殿，被下狱处死，盖长公主为充国用二十匹马赎罪，死刑才被免除。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对盖长公主非常感激，而对霍光的怨恨越积越深。早在武帝之时，上官桀已为九卿，地位高于霍光，后来父子二人同为将军；上官安的女儿又是皇后，霍光不过是皇上的外祖父，却独揽朝纲，因而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御史大夫桑弘羊因推行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为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要为自己的子弟谋求官职，因为未能如愿，所以也对霍光心存怨恨。自认为是昭帝兄长，而未被立为皇帝的燕王刘旦也常常心怀怨恨。于是众人合谋想要除掉霍光。上官桀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私下里与燕王来往，多次把霍光的过失记下来告诉刘旦，让他上书告发霍光，然后由上官桀从宫中把奏章交给亲信的下属审理。刘旦听说后，非常高兴，上疏说：“秦朝统治天下，靠威势迫使四方蛮夷臣服，宗室子弟的势力却很薄弱，使外族显赫强大，荒废治国之道，专用刑法，对宗室没有益处。后来陈涉在楚泽振臂一呼，近臣作乱，内外都发生变故，遂断绝了秦朝祭祀。高皇帝考察历史、总结教训，发现秦朝建国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改变秦朝做法，把子孙分封为王，划分土地城池，因此枝叶形成一体，使异姓无插足之处。如今陛下继承先王之业，委任公卿，群臣营私舞弊，诽谤宗室，朝廷之内充斥近臣的谗言，法律被那些邪恶的官吏废弃，他们作威作福，民众无法感受到君主的恩德。我听说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虽然被拘禁二十年却不投降，回国后只当典属国。现在大将军幕府的长史杨敞无任何功劳，却官至搜粟都尉。霍光又把郎官和羽林军集中起来进行操练，道上戒备森严，为皇上准备膳食的太官先到目的地为他做安排。为了提防奸臣的意外之变，我刘旦恳请归还符节玺印，回京入宫侍卫，以防不测。”对博图画像砖 西汉中期画面表现了三人搏击的激烈场面。在霍光出宫休假的时间里，上官桀想利用自己在宫中临时决事的机会，向群臣公布此事。桑弘羊则负责与大臣们一同议定罢免霍光。上书奏报后，昭帝不肯下诏查办。次日霍光听说后，上朝时不敢入殿晋见而滞留在画室。昭帝询问：“大将军为什么没来呢？”上官桀答说：“因燕王揭发他的罪状，所以不敢上殿。”昭帝传旨召大将军上殿，霍光到后叩头谢罪，昭帝说：“朕知道那个上书是假的，将军无罪，请将帽子戴好吧。”霍光问道：“陛下怎样了解到那个上书是假的呢？”昭帝回答说：“将军最近才去广明校阅军队，自选调校尉至今未满十日，燕王如何得知？若将军真要谋反的话，哪里用得着校尉呢？”周围的人都被昭帝的准确判断所震慑。上书的人果然已心虚逃走，朝廷急令搜捕。上官桀等人非常害怕，对昭帝说：“这件小事不值一提，不必再追究了。”昭帝不以为然。以后上官桀的党羽再诋毁霍光，昭帝就怒斥说：“大将军是先帝嘱托辅佐我的忠臣，如果再有谁敢进谗言诋毁他，我就治他的罪！”这件事后，上官桀等人便转为在暗中筹备，再不敢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了。他们密谋让盖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用伏兵将霍光杀掉后再废掉昭帝，将燕王刘旦立为新帝。燕王刘旦与上官桀等人书信往来频繁，刘旦允诺等事成之后将上官桀封王。他又联络各郡国的上千豪杰，准备举兵反叛。刘旦将此事告知了国相，国相对他说：“以前刘泽与大王合谋，事未成功被发觉，主要是由于刘泽平时喜欢欺凌别人和自我夸耀。我听说左将军上官桀一向轻率，其子上官安又年少骄纵，恐怕他们会和刘泽一样失败，即使成功又怕事成之后他们反过来谋害大王。”刘旦不以为然，他说：“前一段时间，一个自称是原皇太子的男子到皇宫门前闹事，引得长安城中百姓都去观看，喧哗骚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将军霍光很恐慌，为防止意外出动军队严阵以待。天下人尽知先帝的长子是我，还怕有人反对不成？”不久，刘旦对群臣说：“盖长公主已报信说，朝中所担心的只有右将军和大将军两人，如今右将军已经不在世了，丞相又有病在身，大事成功指日可待。”令群臣整饬行装，准备随时进长安坐龙床。有人劝霍光说：“难道将军没有从当初吕氏家族的覆亡中吸取教训吗？吕氏身处伊尹、周公的地位，把持朝纲，大权在握，却不和皇族成员共享朝权，反而疏远他们，故而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最终走向灭亡。现在皇上年幼，将军你应当团结皇族成员，并多与大臣们共议国事，不要重蹈吕氏覆辙。这样一来，便能够免除祸患。”霍光认为有道理，便选拔皇室成员中可以担任官职的人才，将楚元王的孙子刘辟疆任命为光禄大夫兼长乐宫卫尉，皇室成员刘长乐则为光禄大夫。上官安打算先将刘旦骗到长安杀掉，然后将昭帝废掉改立上官桀为皇帝。有人问：“那上官皇后怎么办？”上官安说：“你何时见过追逐麂鹿而同时又顾着小兔的猎狗呢？况且依靠皇后的关系得到的尊贵是不稳固的，一旦皇帝宠幸别的妃嫔，皇后的娘家亲属连想做平民百姓都没有机会了。现在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呀！”此时突降大雨，很快又井水枯竭。王府的大灶被从圈中成群冲出的猪毁坏。乌鸦与喜鹊厮打而死，老鼠在宫殿的正门中窜来窜去。雷火烧燃城门，宫殿的小门自动关闭，无法开启。宫殿和城楼被大风毁坏，树木也被折断或连根拔起。燕王的后姬们都因下坠的流星而惊恐万分。燕王也因过度受惊而病倒，派人到台水、葭水祭祠。燕王门客吕广等善观星象，对燕王说：“城市会被军队包围，九月到十月的时候，汉朝会有大臣被诛杀。”燕王愈来愈忧心重重，便对吕广等人说：“事情无法谋划成功，又多次出现凶兆，朝廷大军将到，这该如何是好？”（3）事泄被捕盖长公主某舍人的父亲燕仓知晓了刘旦、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后，将此事告知了大司农杨敞。向来谨慎怕事的杨敞以有病为借口没有上朝，但将此事告诉了谏议大夫杜延年，杜延年急忙将这一情况上报。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霍光下令搜捕燕王部属孙纵之及上官桀、上官安、丁外人、桑弘羊等，然后将他们满门抄斩，以免后患。盖长公主闻讯后畏罪自杀。燕王刘旦知道了消息，惊恐异常，对国相说：“事情败露了，应该立即起兵了吧？”国相说：“左将军上官桀已被杀，百姓们都已知道了，此时起兵只有死路一条。”燕王刘旦忧愁烦闷，吃不下，睡不着，自己预料很难得到朝廷的赦免，最后在万载宫摆酒设宴，与群臣、宾客、妃嫔诀别。席间，燕王起身唱起了自己所作的“归空城兮”，其声甚是悲凉。他刚唱完，燕王的华容夫人起身边歌边舞。凄凉哀婉的歌舞使在座的人都不禁欷抽泣。朝廷的赦令不久到了，燕王看后，叹气道：“唉！除我以外，燕国的官吏百姓都被赦免了。”接着，他将王后妃妾召到明光殿，说：“我犯的是灭门之罪！”准备自杀。大家劝解道：“也有可能只削去王国，有幸免死。”恰在这个关头，昭帝的使者也到了，带来了给燕王的加玺书信。信中说：“以前高皇帝将天下统一之后，立子弟为藩国以求江山稳固，后吕氏阴谋大逆，刘氏天下险些落于他人之手，全靠绛侯周勃等人讨灭乱贼，尊立孝文皇帝，才将刘氏宗庙保全下来。郦商、樊哙、灌婴、曹参等人身冒枪林箭雨，追随高帝使四海归一。当时头发乱得如蓬草一般，极为辛苦，也不过是得到了封侯的奖赏。现在宗室子孙毫无风吹日晒的辛苦，却封地而称王；父亲去世了儿子继承，兄长不在了由弟弟接替。你我亲为骨肉，如同一体，你竟与外姓他族合谋危害社稷，疏远不该疏远的人，亲近不该亲近的人，有叛逆之心，无忠爱之义。若先人有知的话，王有何面目以对高帝之灵！”刘旦读后，将燕王符玺交给医工长，又和燕国国相、二千石官吏辞别：“没有谨慎忠义地侍奉太子，理应去死。”随即用绶带自缢身亡，随刘旦自杀的王后姬妾有二十多人。昭帝下旨赦免燕王太子刘建死罪，贬为平民；赐刘旦“剌王”的恶谥。刘旦被立为燕王三十八年后身败国除。桑弘羊的儿子桑迁在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等人谋反时曾出逃，并投靠过从前是桑弘羊部下的侯史吴。后桑迁被捉拿处死。时逢大赦，侯史吴投案自首后被囚禁在监狱。谋反案件由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共同负责审理，他们都认为“桑迁受其父亲谋反的牵连，侯史吴窝藏他，是窝藏连坐者，并不是窝藏谋反者”，便将侯史吴的罪按大赦令赦免。后侍御史重新查办此事，认为“桑迁精通经典，明知其父背叛朝廷，却不加以阻拦制止，性质是和谋反者相同的。侯史吴原为朝廷钦命三百石官吏，主谋窝藏桑迁，与一般老百姓窝藏连坐者之罪不同，不能赦免侯史吴的罪。”奏请朝廷重新判定侯史吴的罪责，并弹劾廷尉、少府为谋反者开脱。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所以田千秋几次为侯史吴说情，他怕大将军霍光不听，便在公车门召集博士和中二千石官，商讨应按法令判侯史吴什么罪。对大将军的意向，参与的人都很清楚，因此一致认为侯史吴是大逆不道。次日，田千秋将众人的意见上奏朝廷。于是霍光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下狱。朝廷上上下下最担心的事就是丞相是否会遭到牵连。太仆杜延年致书霍光说：“官吏放纵罪人，应受到其应有的惩罚。从法令上说，诋毁侯史吴为大逆不道未免有些过分。再说，丞相平时并无太多成见，只是经常为下面的人说情。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确实是很不对。但我觉得丞相毕竟在位已久，又是先帝爱臣，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最好不要罢黜。这些日子以来，不少百姓们抱怨刑罚过重，官吏们执法十分苛刻。而今丞相商议的事又是有关刑罚方面的，假如因此案而牵连丞相，恐怕民心难服，势必造成小民私议，属下喧哗，流言四起。将军因此事而在天下人面前名声受损，是我最担心的事。”霍光以廷尉、少府玩弄法令之罪名，最后还是将他们按律查办，关入监狱。夏季，四月，徐仁在狱中自杀，王平、冯翊和贾胜胡都被腰斩。田千秋作为丞相，并未受到牵连，一直与霍光共事到底。3.霍光主政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没有子嗣继承其皇位。于是大将军霍光就同群臣讨论立新皇帝的大事。（1）立昌邑王为帝霍光为人沉稳、持重，思考问题非常周密，做事小心谨慎。史书上记载了霍光的一件事，说霍光每次出入皇宫禁地，站立进退都按一定的规矩。一些郎官、仆射曾暗暗地记住他上朝时站立的位置，从未见分毫的移动。霍光在处理国务时从不徇私枉法，并且总是破格任用和奖励坚持按规章办事的官员。霍光的不循私情也使他树立了很多的敌人。盖长公主、上官桀父子，联合燕王刘旦、桑弘羊等人，阴谋除掉霍光，进而夺取皇位，由于事情败露，他们都被诛或自杀，自此霍光便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昭帝对霍光也非常信任，一直完全把朝政委托给霍光处理。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十七日，汉昭帝驾崩于未央宫，年仅二十四岁。昭帝下无子嗣。当时，武帝诸子之中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健在，大将军霍光同群臣商议推立新帝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应立广陵王为帝，但武帝在位时因为广陵王行为放纵不轨而没有将他立为太子，所以霍光因此而内心不安。这时一位郎官上书说：“古时周太王不立长子太伯而立少子王季，只要适宜为一国之君，就是废长子立少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能让广陵王承继帝位。”上书正合霍光心意，他便把这个上书转给丞相杨敞等人观看。当日，霍光便以皇太后的名义委派代理大鸿胪少府乐成、光禄大夫丙吉、宗正刘德、中郎将利汉等前往迎接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进京，准备将其立为皇帝。霍光又将调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一事报知皇后。刘贺是昌邑哀王之子，他在封国内一向放纵狂妄，毫无节制。甚至在汉武帝丧期中，他还一直外出巡游狩猎。他有一次出游方与县，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驰骋了二百里远。中尉琅琊人王吉上书劝道：“大王不好好研读经书，却对游玩逸乐情有独钟，驾驭着马车随意驰骋，嘴因不停吆喝而疲倦，手因紧握缰绳挥鞭而疼痛，马车的颠簸使得身体劳苦，清晨冒着露水雾气，白天迎着风沙尘土，夏季被炎炎的烈日烤晒，冬天被刺骨寒风吹得抬不起头来，大王总是以自己尊贵的玉体，去迎接疲劳痛苦的煎熬，这不仅无益于保全宝贵的生命，连高尚的仁义道德也保持不了。在宽敞的殿堂之中，舒适的毛毡之上，在名师的教导下研读、背诵经书，讨论上至尧、舜，下至商、周之世的兴盛，学习仁义圣贤的风范，通晓治国安邦的道理，废寝忘食，使自己的内心修养每天都获得提高，这种快乐，驰骋游猎是享受不到的啊。休息的时候，做些俯仰屈伸的动作可以锻炼形体，下肢则通过散步、小跑等运动来锻炼；吸进新鲜空气，呼出腹中浊气以锻炼五脏；心意专一，养精蓄锐，以调和心神。用这样的方法修身养性，一定会长寿的。大王如果留心此道，心中自然能产生尧、舜的志向，身体也能像伯乔、赤松子一样健康，美好的名声就会远播四方，让朝廷闻知，大王就会福禄双全，并且使封国变得安稳。当今皇上仁孝圣明，现在还终日思念先帝，对于修建园林池塘、宫殿别馆或外出巡游狩猎等事一样也没做，大王为了迎合皇上的心意，应日夜想到这一点。在诸侯王中，大王同皇上有最近的血缘关系，论亲属关系，大王就如同是皇上的儿子；论地位，大王是皇上的臣僚，一人兼有两种身份和职责。所以说，大王在施行恩义时，假使有任何没做周全的地方让皇上知道了，都不会是国家之福。”刘贺阅读后，下令说：“中尉非常忠诚，多次把我的过失纠正过来，而我的所作所为的确存在懈怠的地方。”于是让负责宾客事务的部属千秋前去嘉奖中尉王吉牛肉五百斤、干肉五捆、酒五石。但是刘贺还是我行我素，恣意放纵。郎中令山阳人龚遂为人忠厚，性格刚毅，一向坚持原则，经常规劝刘贺，并谴责封国丞相、太傅没有尽职尽责。他引经据典，陈述利害，动情处声泪俱下，经常冒犯刘贺。刘贺甚至捂着耳朵起身躲开，说道：“郎中令最好揭人的短处！”刘贺与自己的厨师和车夫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并对他们随意赏赐，毫无节制。龚遂进宫去见刘贺，哭着跪行到刘贺面前，连刘贺身边的侍从也全都感动得黯然泣下。刘贺问道：“你哭什么呢？”龚遂说：“社稷的危亡让我感到痛心！恳求您赐给我一个单独的机会，我想详尽地向您表达我的看法！”刘贺命侍从全部退出，龚遂说道：“大王您是否知道胶西王刘瑞因大逆不道罪而灭亡的原因呢？”刘贺说：“不知道。”龚遂说：“我听说，胶西王的一个名叫侯得的臣子专会阿谀奉承，把胶西王如夏桀、商纣一样暴虐的行为说得像尧、舜一般的贤明。胶西王非常欣赏侯得的阿谀谄媚，经常同他住在一起。胶西王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都是因为听信了侯得的奸邪之言。如今大王偏信奸佞小人，已经逐步沾染恶习，这是关系存亡的关键，一定要慎重加以对待！我请求挑选品行端正、通晓经书的郎官和大王共同生活，立则习练礼仪举止，坐则诵读《诗经》、《尚书》，这对于大王来讲一定是有益而无害的。”刘贺应允。于是龚遂挑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惜时间不长，张安等就全被刘贺打发走了。曾经有一次，刘贺见到了一只脖颈以下长得与人相似，没有尾巴，头戴一顶“方山冠”的大白狗。刘贺向龚遂询问此事，龚遂说：“这是上天的警示，提醒您左右的亲信都是戴着冠帽的狗，把他们赶走就能得以生存，否则就会灭亡！”后来，刘贺又听到一个人大声喊道：“熊！”刘贺一看，果然看到一只大熊，但除他以外，左右侍从却没人看到。刘贺又向龚遂询问此事，龚遂说：“熊是山野里的猛兽，竟然来到王宫里面，而且只被大王一人见到了，这是上天警告大王，恐怕王宫内部空虚，是危亡之兆啊！”刘贺喟然长叹，说道：“为什么不祥的征兆接二连三地到来呢？”龚遂叩头说道：“忠心使我不能隐瞒真相，因此几次提到的危亡的警告让大王感到不高兴。但国家的存亡，并不是我的话所能决定的啊！希望大王好自为之。王熟知《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说道，只有‘人事’得当，‘王道’才能周详齐备。大王的所作所为，与《诗经》的哪一篇相一致呢！大王身为诸侯王，做事如同平民百姓般污浊，要想生存困难，但灭亡却是容易的，大王要深思啊！”后来，刘贺又在王座上发现血污，刘贺再问龚遂，龚遂大声号叫道：“妖异之兆屡次出现，王宫即将空虚！血是阴暗中最凶险的灾异之象，大王应有所畏惧，谨慎小心深刻反省！”但刘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品行。征召刘贺继承皇位的诏书来到时，正值初夜时分，刘贺在灯烛下观看诏书。第二天中午，刘贺即出发前往长安，黄昏时就到达了定陶，走了一百三十五里，路上不断有随从人员的马匹累死。王吉上书劝戒刘贺说：“我听说商朝高宗武丁在服丧期间，三年未曾说话。现在有丧事征召大王，您万万不可发号施令，要日夜哭泣悲哀才好。大将军仁爱、智勇、忠信的品德天下尽人皆知。他侍奉孝武皇帝二十多年，从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孝武皇帝抛弃群臣而辞别人世时，将社稷和幼弱孤儿托付给大将军。大将军辅佐尚在襁褓中的幼主，颁布政令，教化百姓，使国家得以平安稳定，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现在皇上去世了，大将军深思熟虑，最终选中大王继承皇位，其忠厚仁义的胸怀是没有限量的啊！我恳请大王能依靠大将军，敬重大将军，国家大事全都听从他的安排，大王只需垂衣拱手地坐于宝座之上就可以了。希望大王常常想到我的话，铭记在心！”刘贺到济阳后，派人去找长鸣鸡，而且在半途中购买用竹子合制成的积竹杖。路过弘农的时候，刘贺让一名叫善的大奴以有帘幕遮闭的车子装运随行的美女。来到湖县，朝廷派来接驾的使者以此事责备昌邑国相安乐。安乐转而告诉龚遂，龚遂进见刘贺询问这件事，刘贺说：“绝无此事。”龚遂说：“如果并无此事，大王又怎么能为了庇护一个奴仆而破坏礼义呢？为了洗刷大王的名声，请将善逮捕，交给有关官员惩处。”于是马上将善擒拿，交卫士长处以极刑。刘贺到达霸上，朝廷派大鸿胪到郊外迎接，恭请刘贺更换皇帝乘坐的御车。刘贺命昌邑国太仆寿成驾驭御车，郎中令龚遂陪乘。在将到达广明、东都门之时，龚遂说道：“马上就要到长安外郭的东门了。从礼仪上讲，奔丧的人看到国都应该痛哭才对。”刘贺说：“我咽喉肿痛，不方便哭。”抵达城门前，龚遂再次提醒刘贺。刘贺说：“城门和郭门没有什么不同。”将到未央宫东阙，龚遂说：“阙外御用大道的北边是昌邑国吊丧的帐幕，帐前有一条南北通道。马匹走几步后，大王就要下去，面向西方，朝着门阙，伏地痛哭以表达您的哀痛之情。”刘贺答应道：“就依先生所言。”于是步行上前，遵循礼仪哭拜。六月，刘贺举行了大典，承袭印玺，继承帝位，上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2）刘贺被废昌邑王刘贺当了皇帝后，荒淫无道，恣意妄为。原昌邑国官吏全都被征召到都城，许多人被破格录用，并任命昌邑国相安乐为长乐卫尉。龚遂见到安乐，哭诉道：“大王即天子之位后，日益骄纵，劝诫他也不再依从。现在还是在居丧的时候，他却终日和亲信饮酒作乐，欣赏虎豹搏斗，还传召悬挂着天子旌旗的虎皮轿车，坐在上面四处游玩，他的作为不符礼仪。古代制度仁慈宽松，大臣可以辞退归隐，如今想走也不行，想装疯，又恐被人识破，死后还要留下骂名，我该怎么办呢？作为陛下原来的丞相，您应该极力对他进行规劝。”刘贺在梦中见到殿堂西阶的东侧堆积着大约五六石覆盖着绿头苍蝇的粪便，上面盖着大片屋瓦。刘贺就此梦询问龚遂，龚遂说：“陛下所熟知的《诗经》中，有这样两句话：‘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陛下身边奸邪之人很多，就像苍蝇粪便一样。所以，应该挑选先帝大臣的子孙，作为服侍陛下的侍从亲信。假如总舍不得把昌邑国的旧部属抛开，重用并信任那些进谗言阿谀奉承之人，祸事迟早会发生。希望陛下能扭转局面，因祸得福，把这些人尽数驱逐出朝廷。我应当第一个离开。”但刘贺拒不接受龚遂的劝告。太仆丞河东人张敞上书奏道：“孝昭皇帝英年驾崩，膝下无子，朝中大臣忧心重重，惶恐不安，选择仁厚贤明的人继承皇位，到东方迎接圣驾之时，生怕跟随您的从车行进速度太慢。如今陛下正值盛年，初登大宝，天下人没有不擦亮眼睛，双耳倾听，期望看到和听到陛下能有所作为，实施仁政。可是，辅国的重臣还没受到褒奖，而昌邑国拉车的小吏却先获得升迁，这是个大过错。”刘贺听而不闻。见到这种情景后，大将军霍光非常忧愁烦恼，便单独召见所亲信的旧部大司农田延年询问对策。田延年说：“将军身为社稷的栋梁，既然认为此人没有德行，为何不禀明太后，改选仁厚贤明的人呢？”霍光说：“我现在正有这个想法，但却不知道古代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田延年说：“当年伊尹为商朝相，为了社稷长久将太甲废黜，正因如此，伊尹被后人称颂为忠心为国。如今将军能这样做，真可谓汉朝的伊尹了。”霍光便任命田延年兼任给事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一起密谋废黜刘贺。光禄大夫鲁国人夏侯胜在刘贺外出巡游时挡在其车驾前面劝阻说：“天气久阴不雨，预示臣下将对皇上不利。陛下外出，要到何处？”刘贺听后觉得夏侯胜散布妖言，非常恼怒，便叫人将他捆绑起来，交给官吏治罪。负责审理此事的官员报告霍光，霍光未处以刑罚，却以为是张安世走漏了风声，便责问他。实际上张安世并没泄漏，于是召夏侯胜前来询问此事，夏侯胜回答说：“《鸿范传》里讲：‘君王有过失的时候，就会招致上天的惩罚，天气就会变得阴沉，此时就会有臣下谋害君上。’我不敢直言，只好说是‘臣下将对皇上不利’。”霍光、张安世听后大为震惊，由此更加重视精通经书的儒士。张安世和霍光把事情商议好之后，就派田延年去告知丞相杨敞。杨敞闻言惊慌不已，不知所措，只是唯唯诺诺。杨敞的夫人趁田延年起身去厕所的时候，匆忙地从东厢房里面出来，告诉杨敞：“这是关系社稷存亡的大事，如今大将军谋划已定，让大司农来通知你，你应该赶快答应，以示支持大将军，再犹豫不决，就要先被诛杀了！”等田延年回来后，杨敞夫人也和他们一起谈话，表示一切听从大将军的吩咐，同意霍光的计划。几天后，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都被霍光召集至未央宫议事。霍光说：“昌邑王荒淫无道，恐怕会危害社稷，该如何是好？”群臣听了这话全都大惊失色，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说话。田延年离开座席，走到群臣前面，手握剑柄说道：“正因先帝相信将军忠义贤明，能够把刘氏江山保全，才把幼弱孤儿托付于将军，而且把国家大事交给将军做主。如今朝廷被一群奸佞阿谀之徒搞得昏天黑地，致使国家危亡；况且我汉朝历代君王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为的就是江山永固，使宗庙长久得以延续。若是汉家的祭祀断绝了，就算将军死去，也没有脸面见先帝于地下啊！今天的会议，必须马上作出决断，群臣中不加响应的，我请求用剑将他诛杀！”霍光谢罪道：“大司农对我的责备非常正确！我应该对国家危亡祸乱负责。”于是与会的人都叩头说道：“大将军手中掌握着万民的命运，一切都听从大将军的命令！”于是群臣和霍光一起去进见太后，陈述了昌邑王刘贺不能再继承皇位的缘由。于是皇太后乘车驾来到未央宫承明殿，下诏禁止昌邑国群臣进入皇宫。在这之后不久，刘贺准备乘车返回温室殿。刘贺一进门，抓住门扇的禁宫宦者便将门关闭，将昌邑国群臣挡在了外面。刘贺问道：“这是为何？”大将军霍光跪地回答道：“皇太后有旨，禁止昌邑国群臣进宫。”刘贺说：“可以慢慢地吩咐，不用如此吓人吧？”霍光命人驱赶昌邑国群臣到金马门外面。被赶出来的昌邑国群臣二百多人全部被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的羽林军逮捕，押送到廷尉所属的诏狱。霍光派曾在汉昭帝时担任过侍中的宦官看护刘贺，并责令手下人说：“一定要严加看守！防止他突然死去或自杀，否则，就会让我无脸面对天下，背上弑主的千古罪名。”这时刘贺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问身边的人说：“为什么大将军将我以前的群臣全部关押起来了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没过多久，刘贺即被皇太后召见。刘贺感到恐慌，说道：“我犯了什么错以至于太后要召见我？”太后身披用珠缀串而成的短衣，坐在武帐之中，几百名侍卫全副武装，与持戟的期门武士排列于殿下。文武群臣按照职位高低的顺序上殿，然后召昌邑王上前跪拜，听候宣读诏书。霍光与群臣联名弹劾昌邑王，由尚书令诵读奏章：“臣杨敞等冒死上奏皇太后陛下：朝廷派使者召昌邑王前来主持孝昭皇帝的丧葬之礼。而昌邑王虽身穿丧服，但内心并无一丝悲哀。荒废礼义，在路上不肯吃素，还派手下侍从掳掠女子，用有帘幕遮蔽的车运载，让她们在沿途驿站陪宿。刚到长安，进见过皇太后，被策封为皇太子，仍经常派人私下购买猪肉、鸡食用。在孝昭皇帝灵柩前承接皇帝的印玺，回到住处，打开印玺后就不再加以封存。让侍从官共同手持皇帝符节前去征召昌邑国的车马官、侍从官、官奴仆等二百余人，与他们共同居住在宫禁之内，恣意寻欢作乐。还曾经写信说：‘皇帝向侍中君卿表示问候，特派中御府令高昌携带黄金千斤，赐君卿十个妻子。’孝昭皇帝的灵柩还停在前殿，他竟召来乐府乐器，令昌邑国能歌善舞的艺人进宫击鼓，吹拉弹奏，演戏取乐；还把泰一祭坛和宗庙的歌舞艺人调来，让他们遍奏各种乐曲。驾着天子车驾，在桂宫、北宫等处东奔西跑，并斗虎、玩猪。更有甚者擅自调用皇太后乘坐的小马车，命侍从骑乘，在后宫游戏。与孝昭皇帝的宫女蒙等人胡作非为，色乱后宫，还下诏给掖庭令：‘有敢泄漏此事者腰斩！’……”听到此处，太后说：“停下！做臣子的，竟然如此大逆不道！”刘贺从座位上离开，伏在地上请罪。尚书令接着读道：“……把朝廷封赐诸侯王、列侯以及二千石官员的黑色、黄色绶带拿出来，赏给昌邑国郎官，甚至是被免除奴仆身份的人佩带。把皇家仓库中的金钱、刀剑、玉器、彩色丝织品等赏给同他一起游戏的人。与奴仆、侍从官彻夜狂欢，奢侈靡费。为了单独接见他的姐夫昌邑关内侯，在温室殿设下了隆重的九宾。在未举行祭祀宗庙的大礼之时，就颁发正式诏书，派使者持皇帝符节，以三牛、三猪、三羊的祭祀大礼来祭祀他父亲昌邑哀王的陵庙，称自己为‘嗣子皇帝’。即位的二十七天内，共一千一百二十七次向四面八方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用诏令向各官署征求调发。荒淫昏乱，完全没有帝王的威严，败坏了大汉的制度。在杨敞等反复规劝后，也始终没有改正，且愈演愈烈，这样下去必将危害社稷，造成天下大乱。我们同博士官讨论很久，最后达成共识：‘当今陛下承袭孝昭皇帝的皇位，行为荒淫昏乱。《孝经》上说：‘在五刑之罪中，最大的罪恶就是不孝。’昔日周襄王对自己的母亲不孝，故《春秋》上说他：‘天王出居郑国，因为他不孝，所以出居郑国，不得不舍弃天下。宗庙要比君主更为重要，陛下既然做不到顺应天命，侍奉宗庙，怜爱百姓，就应当让出王位！’所以，臣请求太后命有关部门行祭大礼告于高祖皇帝的祭庙。”皇太后下诏说：“就这样做吧。”于是霍光命刘贺起身，拜受皇太后诏书。刘贺说道：“我听说：‘只要有七位耿直敢言的大臣在身边，即使无道的天子也会拥有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经废黜了你的王位，怎能再以天子之位自居！”说着便抓住刘贺的手，解下他身上佩带的玉玺绶带，呈献给皇太后，然后把刘贺扶下殿，从金马门走出皇宫。刘贺出宫后，叩拜西方道：“我过于愚蠢，不能匡服汉室河山！”起身上了御驾的副车，在大将军霍光的护送下到了长安昌邑官邸。霍光深表歉意说：“大王的作为是自绝于上天，我宁愿愧对大王，也不敢辜负汉室社稷！我不能常在大王左右侍奉了，希望大王自爱。”文武百官上奏太后说：“古时候，被废黜的人，要流放边疆，使他不能再干预政事。请迁徙昌邑王刘贺到汉中房陵县。”太后下诏，命刘贺仍回昌邑居住，赏给他二千户作为汤沐邑，他做昌邑王时的财产也全部发还给他；赐给他的四个姐妹每人一千户作为汤沐邑；将昌邑国撤销，改为山阳郡。原来昌邑国的群臣都因在封国时不能举奏刘贺的罪过使朝廷难以了解真实情况，而且不加以引导、纠正，使刘贺陷于罪恶被指控，全部逮捕入狱，诛杀二百多人；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因尽忠直言，多次劝谏刘贺，免于被处死，剃去头发，罚以“城旦”，白昼守卫城池，夜晚做苦工。刘贺的老师王式也被逮捕入狱，按律当死，审案官员厉声责问王式道：“你身为昌邑王的老师，为什么失职而不上书规劝？”王式回答道：“我每日早晚都给昌邑王讲解传授《诗经》三百零五篇，每逢涉及忠孝的内容，都为他反复诵读，讲解；每逢无道之君使国家危亡的篇章，也都流泪为他详细陈说。我是以《诗经》三百零五篇来劝谏昌邑王，所以没有专门上书进谏。”王式的这番话被审案员奏报朝廷后，他也被免除死罪。由于国家大事都由群臣上奏东宫，由太后审查并做出决策，于是霍光认为太后应通晓儒家经书，于是奏请太后，命夏侯胜为太后讲解《尚书》，并封夏侯胜为长信少府，赐给他关内侯爵位。（3）霍光立宣帝新君的选立在昌邑王被废后成了首要问题，武帝的后嗣中，广陵王刘胥前已未用，因谋反被诛的燕王刘旦之子也不在考虑之中，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一时难以决定选立何人。丙吉致书霍光说：“将军辅佐武帝，受命匡扶少主，肩负天下重任。为昭帝发丧之时，又以大义立昌邑王为帝；由于所立的不是合适人选，将军便以大义将其废黜，天下人皆因此而敬佩不已。我私下听取众人的意见，考察他们所谈论的宗室、诸侯王，谁都没能得到百姓的称赞。武帝曾孙刘病已（即刘询），我在郡邸狱见到他时还是个小孩子，现在已长到十八九岁，通晓经术，性情温和，行动安稳。恳请将军详审大义，并参照卜兆看是否为上佳人选。可先令其入宫侍奉太后，以此嘉奖，然后再决议拥立的大计。”对刘病已的情况，杜延年也很清楚，便力劝张安世、霍光把刘病已立为皇帝。刘病已是武帝前太子刘据的孙子。皇曾孙生下不久，就发生了巫蛊之祸，卫太子的三子一女及妻妾全遭杀害，只有皇曾孙尚活着，当时只有几个月大，也被关入郡邸狱中。受命审理巫蛊案件的是鲁国人丙吉，他知道卫太子没有谋反事实，又甚可怜皇曾孙年幼无辜，故挑选忠厚谨慎的女囚胡组和郭徵卿，让她们做奶娘喂养皇曾孙，并把他们安排在宽敞干燥的地方。丙吉每天都去探望两次。巫蛊之案一拖再拖，终难定案，皇曾孙受牵连险些被武帝杀掉。那时武帝身患疾病，望气者说天子之气现于长安监狱之中，武帝派使者逐个登记长安各监狱的犯人，全部杀掉。宦官谒者令郭穰黑夜来到郡邸狱，丙吉闭门不纳，说：“皇曾孙关在此处。无辜处死其他人都不可以，皇上的亲曾孙就更不可以。”一直僵持到次日黎明，使者也未能进去。郭穰回宫以此事弹劾丙吉。这时武帝也心怀愧疚，说：“这是天意所使。”于是大赦天下。因为丙吉的保护，被关在郡邸狱中的囚犯才得以存活下来。丙吉在大赦后对郡守丞谁如说：“不应该再让皇曾孙在狱中了。”让他将皇曾孙及乳母胡组一并送到京兆尹那里去，京兆尹却不愿收留，他们又被送了回来。当胡组囚期已满该释放回家时，由于皇曾孙舍不得离开乳母，丙吉便自己出钱雇佣胡组将其留下，与郭徵卿一同侍养皇曾孙，胡组在几个月之后才离去。主管府藏的少内啬夫告诉丙吉：“没有明文诏令供养皇曾孙。”丙吉只能用自己每月俸禄所得米肉供给皇曾孙。皇曾孙多次险些丧命，丙吉责令乳母小心护养，并为皇曾孙寻医问药，可谓仁至义尽。丙吉得知皇曾孙的祖母史良娣还有老母贞君及哥哥史恭，便将皇曾孙送至史恭家，贞君因可怜孤苦伶仃的皇曾孙，便亲自抚养他。后来有诏书召皇曾孙入宫归掖庭收养，并让宗正把皇曾孙的名字编入皇室籍册之中。掖庭令张贺原为卫太子刘据的家吏，他非常用心地供养皇曾孙，以报旧恩，并用自己的私财供他念书。皇曾孙长大后，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当时汉昭帝刚行过冠礼，身强体壮，张贺的弟弟是右将军张安世，协助大将军霍光辅政，听说哥哥对皇曾孙大为称赞，还要将孙女许他为妻，生气地对张贺说：“曾孙是卫太子之后，有幸以普通百姓身份得到天子般的衣食供养，已经不错了，不要再提你嫁孙女给他的事了！”张贺只得把原来的念头打消。张贺听说暴室啬夫许广汉的女儿未嫁，便设酒宴请许广汉。酒过三巡，张贺从容而言：“就算皇曾孙人才低劣，但他身为皇帝的近亲，也可被封为关内侯，你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为妻。”许广汉答应了。许广汉的妻子知道此事后，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无钱无势的皇曾孙。后来经过重新说媒才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张贺用自己的家财为皇曾孙购置聘礼。皇曾孙因有了祖母史氏家和许广汉兄弟作依靠，生活才安定下来。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由于在下层社会生活了很多年，他非常了解乡里的奸邪欺诈和吏治的优劣得失。七月，霍光坐在庭中，召集丞相及有关大臣共同议定立新帝之事。然后，霍光再次联合丞相杨敞等上书皇太后说：“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已经成人，从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品行节俭，仁慈爱人，是继承孝昭皇帝、奉侍宗庙、安抚百姓的最佳人选。我等冒死奏明太后！”皇太后下诏：“可以。”霍光于是派宗正刘德到尚冠里刘病已家中，侍奉其沐浴，更换太后赏赐的御衣，由太仆轻车将刘病已迎接至宗正府实行斋戒。庚申，刘病已进入未央宫，拜见皇太后，被册封为阳武侯。不久，由群臣奉上皇帝绶带、玉玺，刘病已正式登基为帝，拜祭汉高祖祭庙，尊上官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汉宣帝像（4）尹翁归清正严明尹翁归是平阳人，他少年时父母双亡，和叔叔一起生活。年轻的时候当过狱卒，很熟悉法律文书方面的事。他喜欢舞刀弄剑，武艺高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当时霍光执掌朝政，他对子弟管教不严，霍家子弟多住在平阳，家里的奴仆和门客拿着兵器在街上和人斗殴，官吏都不敢管。直到尹翁归担任管理街市的官员后，才没有人敢横行不法。尹翁归清正廉明，从来不接受贿赂，商人们都很敬畏他。后来尹翁归辞掉了官职，回到家里。田延年为河东太守，他在巡视的时候到了平阳，把他过去手下的小吏们都召集了起来，共有五六十人，亲自接见。田延年命令他们当中习文的人站东边，习武的人站西边。大家都按照他的命令站好了，只有尹翁归跪在地上没有动。尹翁归告诉田延年：“我文武兼备，任凭您吩咐了。”田延年手下人认为这个人桀骜不驯，但田延年说：“这有什么关系呀。”把他叫到跟前问话，对他的回话感到非常惊奇，于是补选他为自己的手下。尹翁归处理案件都能一查到底，把事情的原委弄个清清楚楚。田延年很器重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他，于是提升他为督邮。当时河东郡下辖28个县，分为两个部分，尹翁归负责汾河以南。他揭发和检举官员都是依法办事，被他检举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所以他管辖的地区官员即使因为他而受到惩处，也没有人怨恨他。不久他就因为清廉而节节高升，很快就担任了弘农都尉。朝廷征召他为东海太守，他就任前向廷尉于定国辞行。于定国是东海人，他想委托尹翁归照顾同乡的两个孩子，就让那两个孩子在后堂等待引见。于定国在家里和尹翁归谈了一天，被他的气势所折服，一直不敢把那两个人引见给他。尹翁归走后，于定国对他们说：“尹翁归是个贤良的官员，你们又没有什么本事，我不能凭借私交求他照顾你们。”尹翁归在东海郡担任太守期间，明察秋毫，东海一带的官吏百姓是好是坏，包括那些作奸犯科的人的名字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每个县的登记名册他都亲自处理，如果案子太急他会稍微缓一些。如果手下的官吏百姓稍微有所松懈，他就把他们的罪状披露出来。他每次出巡都会收捕些坏人，杀一儆百，官吏和百姓都服从他的管理，而且因为害怕他的威严而纷纷改过自新。东海有个大豪强地主名叫许仲孙，为人非常奸诈狡猾，公然违反法律，东海郡的人深受其害。每次来了新太守要逮捕他，他都倚仗势力，用狡猾的手段逃出法律的制裁，所以一直都没有受到惩罚。尹翁归到任后，派人将许仲孙抓了起来，在集市上将其斩首示众，整个东海郡的人都为之害怕折服，没有人敢违反他的禁令了，一时间东海郡被他治理得非常好。尹翁归因为政绩优异而被调到右扶风（接近京城的地方）。他在任期间选拔清正廉明、疾恶如仇的人担任官吏，对他们以礼相待，和他们共同遵循同样的好恶。凡是背叛他的人，一定会受到严惩。尹翁归治理右扶风的办法和东海郡一样，那些作奸犯科者的名字，每个县都有详细记录。如果发现了盗贼，尹翁归就会召见当地的长官，告诉他主犯的名字，教给他们根据蛛丝马迹推理出盗贼所在地的方法，让他们找出盗贼的藏身之处，结果事情往往和他事先料想的一样，从来没有失败过。尹翁归在追查贫苦老百姓的时候比较宽松，而对那些地方豪强则非常严厉。地方豪强如果被治罪的话，就被送到掌畜官那里，让犯人铡草来赎罪，而且规定要按时到达，不准找别人来代替，如果发现有不合要求的，都要受到鞭打的惩罚，有的人因为被鞭打得过于疼痛，以至于无法忍受，甚至有用铡刀自杀的情况出现。京城的人因为畏惧他的威严，所以很少有人敢犯法，右扶风因为他而治理得非常好，惩治盗贼的政绩在京城三辅中常常排名第一。尹翁归虽然喜好用刑罚，但他一向清廉自守，办公的时候从来不涉及私事，而且为人温良谦虚，从不因为自己的能力而看不起别人，在朝廷中的名声非常好。他任官几年后，因病去世，死后家中没有剩余的财产，皇帝亲自下诏书表彰他，称赞他是个难得的清官，对他的去世表示非常痛心，并赐给他儿子一百斤黄金，以表彰清官。当初和尹翁归一起为田延年效力并被田延年提拔推荐的还有闳儒，也是个难得的好官，所以世人都称赞田延年善于识别人才。（5）盖宽饶不畏权贵盖宽饶名字非常有趣，“宽饶”就是宽松仁厚的意思，但他这个人的性格和名字正好相反，从他的事迹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盖宽饶是魏郡人，他早期因为明经而被举为文学，又以孝廉而被举为郎。后来又举为方正，因为对策好而迁为谏大夫，专门负责检举不法之事。他弹劾过张安世的儿子张彭祖经过殿门而没有下车，并且连带弹劾张安世位居高位而对朝政没有补益之处。其实张彭祖当时已经下车了，盖宽饶于是就因为触犯了弹劾大臣而不符合事实的条令被降职为卫司马。当时卫司马在部门里上班时，见了卫尉要行拜礼，而且常被差遣去买东西。盖宽饶就职以后，他只按照规定对卫尉和其属官行拜礼，但卫尉如果因为私事要他去帮忙办理的话，他就拿着有关法律条文找到官府要辞职。尚书因为这事而责问卫尉，卫官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以私事而任意驱使属官们了，以前那个不合理的规矩就这样被纠正了过来。盖宽饶刚开始被任命为卫司马的时候，还没有走出殿门，就用刀把自己的衣服割断，让它短到离开地面，然后戴上高帽子，腰佩长剑，亲自到卫士的住所去巡察，视察他们的饮食住所。有病的卫士他亲自抚恤慰问，帮忙请医生来看病送药，对待他们非常关爱。到了年终交接的时候，皇帝亲自设宴款待慰劳卫士，数千名卫士在席上叩头请求再服役一年，以报答盖宽饶的恩德。汉宣帝表示嘉许，并任命盖宽饶为太中大夫，派他到各地巡视当地风俗，使命完成得让汉宣帝很满意。不久就升为司隶校尉，他在任期间，追查检举从来不回避，不管事情大小他都会举报。他所弹劾的案件很多，廷尉依法办理，有一半采用也有一半没有采用。王公贵族以及各个郡国的官吏和使者来到京师，都因为害怕盖宽饶而不敢违犯禁令，京师因为这个清静了不少。平恩侯许伯搬新家，朝廷大小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赶去祝贺，只有盖宽饶不去。许伯派人请他，他才前往，从西面的台阶上去，面朝东面而坐。许伯亲自为他倒酒，说：“盖先生来晚了哦。”盖宽饶告诉许伯：“不要给我倒多了，我是酒疯子。”丞相魏侯笑道：“次公（盖宽饶字次公）清醒的时候就是个疯子，何必要等到喝了酒才发疯呢？”当时在座的人都看着盖宽饶，有点看不起他。宴会举行到高潮的时候，大家都喝得挺开心，音乐声响起，长信宫少府檀长卿站起来跳舞，学猕猴和狗打架的样子，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盖宽饶却很不高兴，他仰视着屋子叹气：“这屋子真漂亮啊！但是富贵无常，一会就会换了主人，这房子就像旅馆一样，住过的人太多了。只有谦虚谨慎才能长久保存下来，侯爷您能不警戒吗？”说完站起身来走了。回去后马上弹劾檀长卿以列卿的身份而学猕猴跳舞，非常失礼，是对皇帝的不敬。汉宣帝想治檀长卿的罪，许伯替檀长卿向皇帝谢罪，苦苦哀求了很久，皇帝才没有追究下去。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盖宽饶不把权贵放在眼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确实也不通世故，为他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盖宽饶为人刚直不阿，一门心思都在公家的事情上。他家里很穷，每个月的几千俸禄钱他都拿出一半来奖励给那些向他通风报信的人。他身为司隶校尉，儿子却连车都坐不起，经常要步行去北方边塞服役。但盖宽饶执法非常苛刻，朝中大臣们都很恨他。他上奏章的时候又喜欢在里面带上讽刺的语气，所以经常触犯皇帝。汉宣帝看在他是儒家学者的份上对他非常宽容，但他也没希望升官。当初和他一起提拔的同事有的都已经升到九卿的位置了，盖宽饶自以为自己的品行才学都没话说，但却被不如自己的平庸之人超越，心里非常不满，于是更加频繁地向皇帝上书进谏。汉宣帝崇尚刑罚，很信任担任中尚书的宦官，盖宽饶不以为然，他上奏章反对这种做法，并在奏章里引用了禅让天下的典故。汉宣帝认为盖宽饶是在怨谤，于是把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让他们给盖宽饶定罪。当时的执金吾认为盖宽饶是想让汉宣帝禅位，属于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很同情盖宽饶因为直谏而被小人陷害，于是向皇帝上书赞扬盖宽饶敢于奉公守法，不畏权贵，并反对有关部门给盖宽饶戴上大逆不道的帽子。汉宣帝正在气头上，没有听郑昌的话，还是把盖宽饶打入天牢，让狱吏处置他。盖宽饶在殿下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甘受辱，拔出佩剑自刎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表示怜悯的。4.宣帝击匈奴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与乌孙派出大军合击匈奴。经过紧张的战争准备后，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朝派遣五位大将从长安出发，攻击匈奴。在多年的汉匈战争中，匈奴损失惨重，势力日益衰微。（1）汉与乌孙共击匈奴当初，下嫁乌孙的汉朝公主死后，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封为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王临终前，他的胡人妻子所生的儿子泥靡年少无知，于是便将国家政务托付给了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并嘱咐道：“等泥靡长大成人后，你要把帝位还给他。”翁归靡继承乌孙王位之后，号称肥王，又迎娶汉公主刘解忧为妻，共生下三儿二女。长子名元贵靡，次子叫万年，三子叫大乐。汉昭帝时，公主曾上书说：“乌孙遭到匈奴和车师国联合侵犯，盼望天子派兵救援！”于是汉朝厉兵秣马，打算讨伐匈奴。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宣帝派遣光禄大夫常惠出使乌孙。乌孙王和汉公主都派遣使臣，上书汉朝说：“匈奴接连几次攻击乌孙，并派使臣威胁说：‘快把汉朝公主交出来！’妄图使乌孙和汉朝的联系断绝。乌孙王愿意派出五万精锐骑兵，全力抗敌，请求天子速派兵来援助公主和乌孙王。”在此之前，匈奴曾几次南犯，汉朝也正打算出兵讨伐。秋季，汉朝任命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四万余骑兵，由西河出塞；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骑兵三万多人，由张掖出塞；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骑兵三万多人，由五原出塞；前将军韩增率骑兵三万多人，由云中出塞；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骑兵三万多人，由酒泉出塞；约定诸路大军各出塞二千余里。又派校尉常惠带着皇帝符节监督乌孙军队共同出发，向匈奴进攻。匈奴听说汉朝要派大兵前来，就带着老弱妇人，赶着牲畜奔逃而去。所以，汉朝五位将领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五月，汉军撤兵南归。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塞一千二百多里，抵达蒲离候水，共诛杀和俘获匈奴七百余人。前将军韩增出塞一千二百多里，抵达乌员，共诛杀、俘获匈奴一百多人。蒲类将军赵充国出塞一千八百多里，向西一直到达候山，共斩杀、俘获匈奴单于使臣蒲阴王为首的三百余人。因为听说匈奴已经退走，所以这三位将军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全部退兵了。汉宣帝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过失，所以没有处罚他们。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一千六百里，到达鸡秩山，共俘获、斩杀匈奴十九人，正巧与从匈奴返回的汉朝使臣冉弘等碰面。冉弘等说他们看见匈奴军队在鸡秩山西边出没，可是田广明却再三告诫冉弘，让他们不要对别人说，看到过匈奴人的踪迹，打算退兵。御史属官孙益寿认为不能退兵，于是劝阻田广明留守。但田广明不听劝阻，率兵回朝。虎牙将军田顺出塞八百多里，直抵丹余吾水边，不再前进，共斩杀、俘获匈奴一千九百多人，班师回朝。汉宣帝认为田顺未到预定目标就退兵而回，还谎报战果；田广明明知前方有敌人，却不去杀敌，反而率兵回朝，下令将两人治罪。二人于是自杀谢罪。汉宣帝册封孙益寿为侍御史。乌孙王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和校尉常惠一起从西方挺进匈奴地区，直到匈奴右谷蠡王王庭，将单于父辈贵族和单于的嫂子、名王、公主、犁都尉、骑将、千长及以下共四万人俘虏回营，缴获牛、马、驴、羊、骆驼七十余万头。乌孙国将他们俘获的人、畜等全部留下自用。因为派出去的五位将军没有什么收获，只有常惠出使乌孙，收获甚大，所以汉宣帝封常惠为长罗侯。匈奴遭乌孙重创，民众死伤逃亡和在长途迁移中死亡的牲畜不计其数，从此国力日衰，所以跟乌孙结怨很深。汉宣帝又派常惠携黄金财物出使乌孙，封赏有功的乌孙贵族。常惠上奏说龟兹国曾经将校尉赖丹杀害，还没进行讨伐，请求顺路征讨龟兹。汉宣帝没有批准。大将军霍光却私下表示常惠可以见机行事。常惠率五百部属一起到达乌孙，返回汉朝时，从龟兹以西以东各国分别征调了二万军队，又从乌孙国征调七千人，从三个方向向龟兹进攻。在三路大军对龟兹国包围合拢之前，常惠先派使者前往龟兹，指责龟兹不应杀死汉使。龟兹王谢罪道：“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是我国先王在世时，听信贵族姑翼的谗言而做的错事。”常惠说：“如果真是这样，将姑翼捆缚送来，我就退兵。”于是，龟兹王把姑翼逮住后，送去给常惠治罪，常惠将姑翼斩首，然后返回汉朝。（2）匈奴兵败衰落同年冬季，匈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兵进攻乌孙，有不少乌孙国的老弱百姓被俘虏了。正当匈奴准备撤兵时，突降暴雪，一天之中，积雪厚达丈余。有很多的匈奴部众和牲畜都被冻死了，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活着回去。于是，丁零趁此良机攻其北部，乌孙攻其西部，乌桓则攻其东部，三国共斩杀匈奴军民几万人、几万匹马和大量的牛羊，再加上饿死的，使匈奴人口骤然下降十分之三，牲畜损失了五成以上。从此，匈奴越发虚弱，原本臣服于它的西域各国皆相继背叛了，不断对它进行攻击和骚扰，而匈奴却毫无办法。后来，汉朝派出三千多骑兵，分三路同时攻入匈奴，俘虏几千人，匈奴反而越发迫切地希望和汉朝结为秦晋之好，如此一来，汉朝边塞趋于稳定。匈奴壶衍单于死后，其弟左贤王即位，号称虚闾权渠单于，封右大将之女为大阏氏，将原来单于宠爱的颛渠阏氏废黜，这使颛渠阏氏的父亲左大且渠十分恼怒。此时，汉朝考虑到匈奴已无力侵扰北部地区，便将塞外各城的屯守将士取消，百姓因此得以休养生息。匈奴单于获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召集贵族商议，想同汉朝和亲。左大且渠不想此事成功，便从中作梗，对单于说：“以前汉朝使者前面来，大兵紧随其后。如今我们也效法汉朝的做法，先将使臣派到汉朝之后再用兵袭击。”于是，单于派其与呼卢訾王各率一万骑兵南下，沿汉朝北疆一带打猎，相互会师后就一齐攻击汉朝。可是，还没有等匈奴的两路大军到达汉朝的边界，却先有三名骑兵南逃到汉朝归降，告发了匈奴的入侵阴谋。于是汉宣帝下诏征调边疆骑兵驻扎屯守各军事要地，派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率领骑兵五千，分三路，各出塞数百里迎击，分别擒获匈奴数十人而回。当时匈奴见己方三名骑兵叛逃，便不敢侵犯汉边，只好领兵而退。在这一年，匈奴发生灾荒，人畜死亡十之六七。这一年秋季，在匈奴东部地区居住的西族部落在首领他厉的率领下，驱赶着自己的牲畜长途迁徙，遭遇匈奴边防军，相互交战，死伤无数，于是南进归降汉朝。汉昭帝时，匈奴曾以行围打猎之名派四千骑军前往车师国。汉朝调五将军攻击匈奴，在车师打猎的匈奴骑兵惊慌失措，撤兵逃窜，车师国恢复了同汉朝的友好关系。匈奴知道之后恼羞成怒，召车师国太子军宿前往匈奴，想扣为人质。军宿是焉耆王的外孙，不甘心到匈奴充当人质，便逃奔焉耆，于是车师王另立其子乌贵为太子。乌贵当上车师国王之后，与匈奴结成婚盟，并希望匈奴截断汉朝与乌孙的联系通道。同年，校尉司马熹和侍郎会稽人郑吉，率领被免于处罚的罪犯屯田于渠犁，蓄积谷物，并征调西域各国军队一万余人，会合二人控制的屯田军士一千五百人共同攻打车师国，结果大败车师国，车师王乌贵请求臣服。匈奴得知这一消息后，派兵进攻车师，司马熹、郑吉率兵北进抗击，匈奴军不敢往前逼近。司马熹、郑吉只留下一名军官率领二十名士兵负责监视车师王，自己则领兵回到了渠犁。车师王深恐匈奴再派军队前来诛杀他，便轻骑投靠乌孙。郑吉于是把车师王的妻儿送往长安。匈奴拥立车师王乌贵的弟弟兜莫为王，聚集车师国剩余百姓往东迁徙；不敢再在原来的地方留居了。郑吉便派官吏士卒三百人屯田车师，以切实控制此地。5.霍氏谋反族诛霍光当政期间，权倾朝野，家族势力庞大，甚至连宣帝都感到如芒刺在背，等到霍光死后，霍氏家族地位动摇，为了保全利益与权力，准备发动政变，结果遭到了失败。（1）霍夫人毒杀许皇后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许皇后被霍光夫人毒死。当时，霍光的夫人一心想让她的小女儿霍成君当皇后，却一直没有机会。恰逢许皇后怀有身孕，身体不适，女医生淳于衍平时和霍家关系密切，曾入宫为皇后诊治疾病。淳于衍的丈夫赏，官任掖庭户卫，对淳于衍说道：“你入宫前先去拜访霍夫人，向她辞行，趁机为我谋求安池监一职。”淳于衍依从丈夫的话去请求霍夫人。霍夫人听后心生一计，便让左右退下，称呼淳于衍的表字说：“少夫有事托我，我也有事想请少夫帮忙，行吗？”淳于衍说：“夫人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霍夫人说：“霍将军一向最疼爱小女儿成君，希望她地位最尊贵，我想请您成全此事。”淳于衍说：“请夫人明示。”霍夫人说：“女人生孩子是一件大事，危险很大。今皇后临盆在即，可以乘机将她毒死，成君就可以成为皇后了。假如能得到少夫大力相助，事成之后，当与少夫共享富贵。”淳于衍说：“皇后吃的药，是由所有医生一起决定的，还要命人事先尝试，怎么行呢？”霍夫人说：“这就要看少夫是不是想做了，霍将军如今大权在握，不必忧虑。即使有什么变故，也有霍将军担待，只怕少夫不愿帮忙罢了。”淳于衍沉思了很久，说：“甘愿效犬马之劳！”于是淳于衍捣碎毒药掺入附子，带进长定宫。皇后生产后，淳于衍取出附子，掺到御医专门制作的丸药之中，让皇后服下。没过多久，皇后说：“我感到头晕胸闷，难道药里有毒？”淳于衍说：“没有。”皇后越来越烦闷难受，最后死去。淳于衍出宫后拜见霍夫人，互相道贺，但霍夫人也不敢立即重谢淳于衍。后有人禀明朝廷，认为各御医对皇后没有尽心诊治、侍奉，汉宣帝下诏把所有为皇后治病的御医以大逆不道罪逮捕，囚禁到诏狱。霍夫人内心十分恐惧，便将此事的真相全都告诉了霍光，并说：“事已至此，只能让审案官员不要逼迫淳于衍！”霍光大为震惊，想自己揭露此事，但又于心不忍，于是不知所措。正好主管部门向朝廷询问有关皇后病逝一案的处理意见，霍光于是在奏章上批阅指示，这件事与淳于衍无关，应该无罪赦免。霍光夫人乘机劝霍光把女儿送入皇宫。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春季，宣帝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皇后，大赦天下。许皇后出身低微，被立为皇后时间不长，她的服饰、侍从、车马等都非常普通。而霍成君被立为皇后，车驾、侍从等规模宏大，对官员的赏赐数以千万计，同许皇后时有天壤之别。然而荣耀的背后却隐藏着重重杀机。（2）霍氏欲谋反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情严重，汉宣帝亲自去探望。看着病中的霍光，汉宣帝泪流满面。霍光上书谢恩，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封地中拿出三千户，封其兄霍去病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以便祀奉霍去病的香火。当日，汉宣帝任命霍光之子霍禹为右将军。三月，霍光离开人世。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前往霍光灵堂表示哀悼，命中二千石官员负责修建霍光之墓，赏赐棺木、葬具等，都按照御用规格；赐霍光谥号为“宣成侯”；调动三河地区的兵卒挖掘墓穴，棺木入殓后，在上面筑起坟茔；拨出三百家民户侍奉墓园，设置长、丞负责看守墓地与祭祀事务。汉宣帝还下诏让霍光的后代子孙永远继承霍光的封爵、食邑，并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和徭役。霍光死后，霍氏一家恃宠骄横，遭众大臣忌恨。太夫人霍显大兴土木，营造府第，辇车全身装饰着黄金，并绘上精美的图画，还配有锦绣的褥垫，使用的规格也和御用相同。车轮外用熟皮和绵絮包裹，以使车身减少颠簸；由侍女用五彩丝绸拉着霍显在府中娱乐游玩；她还同管家冯子都淫乱。与此同时，霍禹与霍山也大兴土木，常常在平乐馆中骑马驰骋狂奔。霍云几次在朝会时派奴仆前去报到，自己却带着众多宾客去黄山苑中行围打猎。对此朝中却无人敢言。霍显和她的数个女儿，昼夜任意出入上官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毫无节制。御史大夫魏相向汉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里面说道：“为了避免引起朝臣的夺权斗争，镇抚各诸侯国，应该尊崇那些有功的大臣，以补大将军的空缺。我恳请皇上任命车骑将军张安世为大将军，没有必要再让他兼领光禄勋事务；任命张安世之子张延寿为光禄勋。”汉宣帝也正有此意，便任命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负责尚书事务。为了报答霍光大将军拥立自己为皇帝的恩德，汉宣帝便策封霍光之兄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为乐平侯，任命他以奉车都尉的身份主管尚书事务。魏相又通过平恩侯许广汉秘密向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说道：“贵族世代为卿的制度很容易使国家陷于危亡混乱之中。这在《春秋》当中已讲得很清楚。我朝自孝武皇帝后元以来，国家大事都由位高权重的大臣决定。皇帝无力控制各级官员的俸禄，现在霍光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亲属仍在朝中任职，霍氏家族依然地位显赫，权倾朝野，甚至半夜也能随意进出皇宫。霍氏一门专横放纵，恐怕会日益不受王命控制，为了保全皇家的万世基业，以除后患，应该削弱霍氏家族的权势。”依照旧例，凡是上书朝廷的奏折，都是一式两份，注明其中一份为副本，由主管尚书事务的人先打开副本加以审阅，如所奏的事不妥当，就不予上奏。后来魏相又向汉宣帝建议，消除副本制，以明君耳目，防止奸佞蒙蔽圣听。汉宣帝非常赞许，下诏命魏相任给事中一职，全部采纳了魏相的建议。早在民间时，汉宣帝就听说霍氏一家因长期地位显赫，不能加以自我节制。亲掌朝政以后，他命御史大夫魏相担任给事中，对此，霍显对霍云、霍禹、霍山说：“你们不设法承继大将军的遗业，如今御史大夫却官至给事中，一旦有人在他面前陈述你们的过错，你们还能救自己吗！”后霍、魏两家的奴仆因争夺道路发生争执，霍家奴仆硬闯御史府，要踢魏家大门，直到御史亲自叩头道歉，他们才离开。有人将这件事告知霍家，霍显等真正开始担忧起来。汉宣帝经常在闲暇时召见丞相魏相，听他报告国家大事，平恩侯许广汉和侍中金安上也可以自由出入宫廷。那时，霍山主管尚书事务，汉宣帝却下令，准许官吏百姓不必经过尚书，可以直接把秘密奏章呈送给皇帝，大臣们自不在话下。这些都令霍氏一家人十分恼恨。汉宣帝听说很多有关霍显毒死许皇后的传闻，只是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把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光禄勋，把霍光的二女婿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都城，出任安定太守。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又于几个月后被调离京师，任蜀郡太守。把霍光的一个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没过多久，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又被调任少府。八月戊戌，诏命张安世任卫将军，由他统领未央、长乐两宫卫尉、长安十二门的警卫部队及北军。虽任命霍禹为大司马，却不让他按照惯例戴大官帽，而只戴小官帽，且不颁给他绶带、印信；撤消他以前控制的屯戍部队以及官属，只保留他大司马的官名。又将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信和绶带收归朝廷，仅让他担任光禄勋的职务。霍光的另一个女婿赵平的骑都尉印信和绶带也被收回，只保留了散骑、光禄大夫两个官职。所有统率越人和胡人骑兵、羽林军，以及长乐、未央两宫卫所属警卫部队的将领，都改由汉宣帝所亲信的史、许两家子弟担任。眼看着自家的权势被日益削夺，霍家人经常聚在一起抱头痛哭，互相埋怨。霍山说：“现在丞相很得天子信任，他又大权在握，将大将军在世时的法令全部废除，还特意宣扬大将军的失误之处。而且，那些儒生大多是从偏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他们出身贫贱，衣食无着，却喜好狂言，肆无忌惮，大将军一直痛恨他们，可是现在皇上却喜欢与这些腐儒谈话。他们将矛头对准霍家，几乎每个人都上书参奏我们。曾经有人上书指责我们兄弟骄横霸道，措词慷慨激昂，被我压下没能呈奏。后来上书者愈来愈狡猾，都改成秘密奏章，皇上根本不信任我，总是派中书令把奏章取走。我就如同一个摆设一样。又听民间纷纷传说‘霍氏毒死许皇后’，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霍显吓坏了，便将真相告诉霍山、霍禹、霍云。三人大为震惊，说道：“原来真有此事，为什么现在才对我们说呢？为了这个原因，霍家女婿都遭到了贬斥放逐。这是大事，一旦走漏风声，必遭灭门之祸，怎么办？”于是开始策划反叛朝廷的计划。霍云的舅父李竟有一位好朋友张赦，看到霍云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对李竟说：“现在宫中的当权派是丞相魏相以及平恩侯许广汉，可以让霍太夫人向上官太后进言，先将这两个人诛杀。罢黜当今皇上，改立新君，一切由皇太后决定。”后来长安一个叫张章的人告发了他，汉宣帝将此事交给执金吾和廷尉查办，于是捉拿了张赦等人。后来，汉宣帝下诏，责令不要抓人。霍山等愈发惶恐，相互商议说：“皇上已经有所察觉，只是出于对太后的尊重，所以没有深究，时间长了还会出事，一旦爆发，便是灭门之灾，不如早定大计。”便命霍家女儿各自回家通知自己的丈夫，霍家各位女婿都说：“我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旦出事谁也跑不了！”正巧李竟因结交诸侯王而受指控被朝廷问罪，审讯中有涉及霍氏家族的供词，因此汉宣帝颁布诏书：“霍山、霍云已没有必要再在宫中任职，免职回家。”山阳太守张敞秘密向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说道：“我听说，春秋时期，公子季友对鲁国有功，赵衰对晋国有功，田完对齐国有功，他们都受到本国的敬重，并泽被子孙后代。但到最后，田氏篡夺了齐国王位，赵氏瓜分了晋国，季氏则专权于鲁国。孔子为了追踪考察各国的兴衰存亡，而写出了《春秋》，严厉抨击卿大夫世袭制度。当年，大将军霍光决策果断，使得国家安定昌盛，功劳也不算小。周公辅政只有七年，就还政于周成王，而大将军掌握大权二十余年。在他大权在握的鼎盛时期，权势侵凌日月，震撼天地。应由朝臣当众提出：‘陛下已经给了大将军足够的褒奖与赏赐了。但近来辅政大臣专横无礼，外戚地位过重，君臣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别，请陛下将霍氏之侯的官职解除，让他们以侯的身份返回家乡；至于卫将军张安世，也应赏给几案与手杖，让他引咎辞职，以列侯的身分充当天子的老师，由陛下常常召见慰问。’陛下应把对他们的赏赐公开化，然后征求群臣的意见，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此一来，世人就会认为陛下不忘旧勋的功德而群臣又尽晓礼仪，霍氏一家也无反心，而当前陛下听不到谏言，只能自己下诏，并非上策。现在霍氏两侯已被逐出宫廷，故以我的心来猜度，大司马霍禹及其亲戚僚属等必然会内心忧惧，使天子的近臣惶惶不可终日，总归不是万全之策。我愿意抛砖引玉，公开在朝中提出我的意见。只是情非得已，身在遥远的山阳郡，无法实现。希望陛下给予考虑。”汉宣帝甚为赞同张敞的建议，然而却没有召他入京。（3）霍氏伏法霍禹、霍山和他们的家人十分忧虑恐慌，因为家中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出现妖怪的事情。霍山说：“丞相随意减少宗庙祭祀用的兔子、羊羔和青蛙，可以以此为理由问他们的罪。”于是，暗中策划让上官太后设酒宴宴请博平君王媪，让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及其属下陪同，让范明友、邓广汉借太后之命杀掉他们，并将汉宣帝废掉，立霍禹为帝。密谋已定，未及发动，汉宣帝任命霍云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就在这时，霍氏的政变阴谋被泄漏。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七月，霍山、霍云、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被捉拿归案，霍禹被腰斩，霍显及霍氏兄弟姐妹全都被处以极刑，还有好几十家都因与霍氏有牵连而被诛杀。太仆杜延年由于是霍家旧友，也被撤除官职。八月，霍皇后被废，囚禁于昭台宫。汉宣帝颁布诏书，将揭发霍氏政变阴谋的张章、期门董忠、侍中金安上、左曹杨恽、史高封为列侯。当初，霍氏一家专横霸道，茂陵人徐福就曾预言：“霍家日后必将会灭亡。只要是极度奢侈的人，就会傲慢无礼，他们必然会对主上不敬，终至大逆不道。地位显赫，必然会遭受众人的厌恶。霍氏一家长期利用手中大权，作恶多端，遭到很多人的憎恶，灭亡是迟早的事情！”于是，上书朝廷说：“霍氏一家权位过重，陛下如果真厚爱他们，就应该约束他们的权力，以防他们最终走向灭亡！”多次上书，天子都没有采纳。后霍氏一家被抄斩，以前告发过霍氏的人都得到封赏，有人上书汉宣帝，为徐福打抱不平说：“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客人去拜访一家人，看到主人家炉灶的烟囱是直的，柴薪就堆在旁边，便向主人建议道‘您的烟囱不应是直的，并将柴薪搬到远处去，否则，恐怕会发生火灾！’主人不以为然，没过多长时间，主人家果然发生了火灾。幸好邻居们及时赶来，扑灭了大火。于是，主人家杀牛摆酒，以表示对邻居们的感谢，在救火中被烧伤的坐在上席，其余则各按出力大小的顺序就座，而当初那位建议他改造烟囱的人却被忽略掉了。有人对这家主人说：‘如果当初采纳了那位客人的建议，就不会发生火灾，也用不着杀牛摆酒大大破费了。而如今因救火而受伤的人被奉为座上客，建议改造烟囱、移走柴薪的人难道不该被请为座上客？’主人恍然大悟，于是就把那位客人请来。茂陵人徐福曾多次上书要防范霍氏，削弱他们的权力，以防有叛逆行为。如果陛下接受徐福的建议，那么国家就不必划出土地分封列侯，也就不会发生臣下谋反被杀的祸乱了。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其他人都有封赏，唯独没有提及徐福的功劳，恳请陛下明察，封赏他‘改造烟囱、移走柴薪’的远见，使他功劳高于‘焦头烂额’者！”汉宣帝这才赏给徐福绸缎十匹，后来又让他做了个郎官。汉宣帝刚即皇位时，在大将军霍光的陪同下去汉高祖庙祭拜，心中很是害怕，如芒刺在背，非常不舒服。后来由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大将军陪乘，汉宣帝这才觉得轻松自在，十分安全。等到霍光去世后，霍氏家族最终被诛灭九族，所以民间传说，早在霍光陪同汉宣帝乘车时就已为霍家种下了灭亡的种子。十二年后，霍皇后又被迁到云林馆囚居，于是自杀。班固赞道：霍光身负重任，安定社稷，治理国家，维护汉昭帝，拥立汉宣帝，怎么可能有人功高于他！然而，霍光不学无术，以国家大事为儿戏，隐瞒妻子的大逆不道，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过多地被欲望迷惑，加快了灭亡的速度。刚过世三年，就遭到满门灭绝的下场，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司马光说：霍光对于汉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他的宗族却落得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呢？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君主才能享有，如果臣下长期把握大权，不归还于君主，则少有不灭亡的命运。以汉昭帝的贤明，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桀的阴谋，本来就可以亲理朝政了。而十九岁即皇位的汉宣帝，聪敏异常，早已知道何为民间疾苦，霍光却依然长期独揽大权，不知让权，在朝中广结私党，致使君主蓄积怨愤于上，官、民蓄积不满于下，都在拭目以待，寻找发难的机会。霍光自己能逃脱灾祸，已经是万分幸运了，何况子孙更加专横霸道呢！尽管如此，假如当初汉宣帝能够意识到这些，收回主持朝政的大权和兵权，只给他们一些封赏，使其不能独揽朝政，就不会使霍家人生出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难道仅仅是霍氏一家自己招致的灾祸吗？汉宣帝也是难辞其咎的。春秋时，斗椒在楚国作乱，楚庄王抄斩了他的宗族，却特赦了担任箴尹的斗克黄，认为把对国家有功的人的后代留下，对人们行善立功大有好处。以霍显、霍云、霍禹、霍山犯下的罪行，当然应满门抄斩，但霍光毕竟曾经立过大功，汉宣帝竟将其全族老小悉数处死，一个不留，也未免薄情寡恩了！6.赵充国平羌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赵充国平定羌人叛乱。赵充国，字翁羽，汉朝名将。陇西郡上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后来举家迁至金城郡令居县（今甘肃永登西北），为良家子弟，精于骑射，熟读兵书，最早为皇帝警卫部队羽林军士兵。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赵充国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袭击匈奴，因军功被提升为中郎。汉昭帝时他从大将军护军都尉升到后将军，同时任水衡都尉。在昭帝死了以后，赵充国参与大将军霍光等废立皇帝之事，被封为营平侯。宣帝本始年间，赵充国担任蒲类将军。匈奴屡屡进犯汉域，赵充国率兵屯驻边防，匈奴王闻风而退。（1）羌人叛汉羌，一个古老民族。汉朝时居住于湟水一带（今甘肃、青海、四川交界地带），部落众多。羌人逐水草而居，主要从事游牧业，自秦汉始就为中原边患。西汉初年，湟水附近的羌人依附于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设立了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个郡以后，隔绝了羌与匈奴的往来，强迫羌人迁出四郡，不允许他们居住湟水一带。汉宣帝即位后，专门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充当使者出使诸羌。西羌较大的部落之一先零的酋长，派人来拜见义渠安国，请求允许羌人在特定时节可渡过湟水到汉民不耕种的土地上放牧。安国报知朝廷，汉宣帝没有答应羌人的请求。此后羌人一意孤行，强渡湟水，边塞郡县亦无可奈何。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时，先零酋长纠集大大小小羌族酋长二百多人，他们彼此之间消除了昔日的怨恨，交换了人质，结为盟友，一起抗击汉朝。赵充国上奏宣帝说：“羌人之所以容易制服，是因为诸羌各有酋长，经常内部之间相互争斗，搞得分崩离析。三十多年前，西羌曾谋反，就是先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互相结盟，共同与汉朝对抗，总共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将其平定。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先零部落酋长封煎等出使匈奴，匈奴也遣使臣传告诸羌，说：‘你们羌人深受汉人奴役。张掖、酒泉本来是你们的居所，我们联合兵力把这些地方夺过来。’可以说，匈奴企图与羌族联合抗击汉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前不久，匈奴被困西方，很可能再将使者派到羌人中去，与其联合。臣担心羌族要纠集其他部族一起反叛，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过了一个多月，羌侯狼何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去借兵，打算进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与西域各国的联系。赵充国认为：“狼何不会单独制定此计划，匈奴的使臣极有可能已经到了羌中，先零、、等羌族已经相互结盟，联合对抗汉朝了，等到秋高马肥时，必定起兵谋反。应该派遣使臣去检阅边防部队，预先做准备。还要分割诸羌，不让他们消除彼此旧日仇恨，防止他们联合起来，揭露他们的阴谋。”丞相和御史两府讨论了赵充国的奏书后，把它报告给了皇上，请再派义渠安国巡视诸羌，传达旨意，掌握情况。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三月，义渠安国又一次去了羌中，召集了先零诸酋长三十多人。安国觉得这些人特别桀骜狡黠，把他们全部斩杀了，紧接着让军队袭击这些部落，又杀了千余人。于是，过去已经臣服的诸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恼羞成怒，就背叛汉朝南下入侵，攻打城邑，杀死官吏。安国以骑都尉身份，领着三千多骑兵在边境驻扎，抵抗羌人。当他到达浩时，被敌人袭击，车辆、武器、辎重都损失惨重。安国撤退至令居，将此状况上报朝廷。（2）老将出征当时的赵充国已年过七旬。宣帝觉得他太老了，派御史大夫丙吉去问他谁适宜统帅平羌。赵充国回答：“没有谁能超过老臣我的了。”召见时，皇上问：“将军如何看待羌敌的形势？”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疾奔金城，将绘有地图的作战方案呈交圣上。羌戎逆天而行背叛汉朝，自取灭亡。愿皇上将此事交给老臣。”皇上笑着说：“好吧，就依你说的办！”四月，赵充国奉命统帅大军，准备攻取西羌。六月，赵充国到达金城，计划渡过湟水，又恐遭受敌人的堵截，于是马上连夜派遣三支小分队，先行衔枚暗渡，过河后马上抢修阵地工事，大部队随即全部安全地渡过河。汉军安营时间不长，羌敌数千骑兵前来，在军营的附近出没。赵充国说：“我们部队人困马乏，不宜疲劳作战。羌敌骑兵骁勇，剽悍异常，而且我们还要防备他们搞诱引之计。歼敌应以全歼为目的，不可图小失大。”他命令部队不准随便出击，同时派人察看四望峡，发现那里没有敌军。赵充国连夜率领部队夺取落都山。他召集诸校司马说：“羌族真是不善用兵，如果他们让几千人屯驻四望峡，我们的军队又如何能进去呢？”赵充国颇有谋略。他总是远远地派出探子，行军时必定做好与敌人遭遇的准备，宿营时必定要修筑坚固工事，特别是行为处事特别谨慎，足智多谋，关心士兵。部队西行至西部都尉府后，每日慰劳军士，军士们都急于报答。敌人连番搦战，充国坚守不出。一日，抓获一个俘虏，说羌人酋长相互埋怨：“告诉你不要造反！现在天子派遣来的赵将军虽年纪已八九十岁了，可善于用兵，眼下即使打算与之决一死战，可是又如何能办得到呀！”、的酋长靡当儿让他的弟弟雕库来向汉都尉告密说：“先零打算造反。”果然先零在几天之后就造反了，雕库部落很多人也在其中。都尉扣留雕库作人质，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并遣送他回去，让他通告诸羌酋长：“汉朝大军只诛杀乱臣贼子，大家要与罪人分离，不要助纣为虐，自取灭亡。天子诏告羌人说：犯罪的人如能擒拿别的罪人，可免除他本人的罪，并按功劳大小赏赐钱财，同时把他所捕杀罪人的妻子和财产悉数赐于他。”赵充国想以此招降、及其他被胁迫造反的羌人，分化瓦解敌人。（3）充国论战此时，宣帝已经从内地向边郡调出了六万部队增援。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朝廷说：“边郡的部队都驻扎在南山，致使北面空虚，这种形势不能长久。现在边塞地方日夜遭受敌人侵扰，造成巨大的损失，汉朝的马匹又难耐严寒，不如七月上旬准备充足粮草，攻击鲜水一带的、羌族，就是难以全歼，也可夺取他们的畜产，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俘获之后才退兵。等到冬天大军再度出征，敌人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天子让充国发表意见。充国认为：“一匹马驮一个月的粮草，还要驮兵器、衣装，这么重的负担是极难去追击的。此外，敌人发现大规模进攻，会退入山林。我军要深入追击，敌人会扼守险要，断了我军的运送粮食道路，必定给我军造成危险。辛武贤主张夺取敌人的妻子儿女、牲口，这非破敌之良策。先零首先造反，其他部落被迫胁从。按照臣的看法，既不计较也不去公开、愚昧的过失。先对先零进行征讨，以慑服、，再赦免他们的罪过；然后选派了解羌人风俗习惯的正直官吏到那里去进行慰问，争取和睦共处，这才是能够确保胜利而又不妨碍胜利的策略。”军戎服饰复原图 西汉宣帝召集大臣们讨论赵充国的意见，大臣们一致主张：“先零的势力强大，又依仗着、的协助，假若不能将、打败就无法对先零造成大的打击。”宣帝采纳了这种意见，就任命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又封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并采纳和嘉奖他的建议；与此同时，宣帝又下诏责备赵充国道：“现在各地都在忙着运输军备，将军手握重兵，不趁着水草丰茂的便利，等到冬天才去夺敌人的畜产与粮食，敌人都藏入深山，将军的士兵，反而会手脚皴裂生冻疮，到时候去打仗如何取胜呢？将军不念国家此番征战花费有多少，只想取得持久战的胜利，除了将军又有谁赞成这样做呢！现在，我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统率大军，在七月出击羌，将军你要率领部队协同作战。”接到诏书之后，赵充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上书说：“陛下上次赐我书信，希望能够派人劝谕部羌人，大军将至，但汉朝并不是要杀戮他们，而是以此来瓦解羌人联合谋反的计划。因此部的首领雕库被我派去宣示天子盛德，、两部的羌人都听到了天子的诏告。如今先零羌首领杨玉依仗山中的树木岩石为屏障，并寻机出山侵扰，而羌并没有侵犯行为。如果把负罪在身的先零放过，先打无辜的羌，一个部族谋反作乱，却给两个部族带来灾难，实在违背陛下原来的打算！我听说兵法上说：‘兵力不足以进攻，但用来防守却是绰绰有余的了。’又说：‘善于打仗的人，能主动诱敌出击，却不被敌人引诱。’现在羌企图进犯酒泉、敦煌，本应整顿兵马，训练士卒，等待敌人前来，以静制动，诱敌深入，用引诱敌人以逸击劳，方可获胜。现在唯恐二郡兵力微弱，不足以防守，却主动进攻，放弃引诱敌人的战术，而被敌人所引诱，我认为不利。先零打算背叛汉廷，所以才与、尽弃前嫌，结为同盟，但他们内心深处不能不担心汉军一到而、背叛他们。因此先零时常希望先为、解危来巩固联盟。先攻羌，先零肯定会派兵援助。现在，羌人兵强马壮，粮食充足，攻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什么打击，却正好让先零施德给羌，巩固联盟，团结党羽。先零巩固了其联盟之后，便会调集精兵，胁迫其他弱小部族，归附者日益增多，例如莫须部羌人之类的弱小部族，就更不容易逃离他们的控制了。果真这样，则羌人兵力逐渐增多，要收服他们，就需增加数倍兵力，恐怕国家的烦忧困扰愈加长久，短期内更难以有所作为。按我的打算，先诛杀了先零，则、之流不必再用军队征杀，就可顺服。如先零被诛杀后，而、等仍不肯屈服，到第二年的正月再一次攻打则合理又适时。现在进兵，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可取之处！”七月，汉宣帝发布命令，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于是赵充国率兵直入先零地区。羌人屯兵已久，防守松弛，忽见汉军大军来到，慌忙丢掉车马辎重，企图渡过湟水，但道路狭窄。赵充国率军慢慢推进，驱赶羌军。有人对赵充国说：“要取得战果，推进速度应大大加快。”赵充国说：“敌军走投无路，不要逼迫得太急。慢慢追击，他们只逃不战，若逼得太急了就会迫使敌军破釜沉舟，拼死一战。”各位军校都说：“有理。”羌人被水淹死几百人，汉军缴获牛、马、羊十万多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地，赵充国命令不得骚扰羌人村落，不得毁坏羌人耕地。羌听说后，高兴地说：“汉军果然不打我们！”首领派人来对赵充国说：“恳求朝廷能让我们回到原先的居住地。”赵充国上奏朝廷，没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请降，赵充国赏给他饮食，派他回去告诉自己部的羌人。护军及其以下将领都说：“靡忘是叛军首领，不能擅自放走！”赵充国说：“你们都只是为了立功，为一己之利，并不是忠心为社稷着想！”话未讲完，圣旨来到，命靡忘戴罪立功。后羌终于没用兵就平定了。汉宣帝下诏，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率兵前往赵充国驻兵的地方，在十二月和赵充国会师，进攻先零。当时，羌人降汉兵士已有万余，赵充国认为羌人败局已定，计划撤除骑兵，用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羌人因自身疲惫而不攻自破。奏章写好，没来得及上奏，恰在这时接到汉宣帝命他领兵征讨的诏书。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十分担忧，便让幕僚去劝赵充国说：“假如出兵会损兵折将，于国家不利，将军坚持己见，防守不出倒还可以。若仅仅因为利弊的区分，又有什么可争的呢？一旦违背了圣旨，御史前来问罪，将军不但不能自保，连国家的安全也不能保证！”赵充国叹息道：“话不能这么说，如果原来就听从我的意见，形势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当初是我推荐辛武贤先去西羌巡行；但丞相、御史又奏请皇上，让义渠安国前去，结果耽误了国家大计。湟中、金城地区谷价每斛八钱，我曾经对司农中丞耿寿昌说：‘只要我们购买三百万斛谷物，准备充足，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可是耿寿昌却请求只买一百万斛，实际上只有四十万斛，义渠安国第二次出行，又耗费一半。这两项计划都没能执行，才使羌人敢于叛逆。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今战事久未平息，假若四方蛮夷忽然造反，即使再有能耐的人也无法收拾，岂只是羌人值得忧虑！我誓死也要坚持我的主张，君王贤明，可以向他奏明我的忠言。”（4）上书屯田赵充国于是上书要求屯田，说：“我率领的将士、牛马所需粮草须大范围地从各处征集，羌乱若长久不能平息，那徭役就不会停止，恐怕因此会发生其他的变故，为陛下增加烦恼，确实不是朝廷迅速结束战事的上策。况且，对羌人的反叛，适合以谋略取胜，用武力镇压则较难，因此我觉得进攻绝不可取！据估计，由临羌向东到浩，羌人原有的私田和公田以及民众没有开垦的荒地，大约有二千顷以上，其间驿站多数遭到破坏。我以前曾经派军队进山砍伐林木六万余株，存于湟水之滨。我请求：撤除骑兵，保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在要害地区屯驻，待到河水冰消融化，使木材顺水而下，正好可以拿来修缮乡亭，疏浚沟渠，在湟以西修架七十座桥梁，使到鲜水一带的道路畅通无阻。明年春耕时，每名屯田兵卒分别负责三十亩土地；到了四月草木初生之际，征郡属骑军与属国的胡人骑兵各一千人，到草地为屯田者进行保护。屯田收获的粮食，运到金城郡，贮藏起来，可节省大量物资消耗。另外，现在大司农送来的粮食，足够一万人食用一年时间。谨呈上屯田规划和需用器具清册。”汉宣帝下诏询问赵充国说：“假如按照将军的主张，什么时候可以平息羌人叛乱呢？制定出最佳方案，然后上奏！”赵充国上奏说：“我听说，重视谋略，减少战争，皇上的军队就可以不受损失而取得胜利。所以《孙子兵法》上说：‘百战百胜，算不上高手中的上策，而是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时机战胜敌人。’蛮夷外族的习俗尽管与我们礼仪之邦有些不同，但希望能趋利避害，爱护部下，惧怕死亡，则和我们没有不同。现在，羌人丧失土地和牧场，逃到了荒山野岭，为自己的栖身之地而发愁，妻离子散，人人都产生了厌战的情绪。而此时陛下若停战休整，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以求战胜羌人，虽然羌人没被马上消灭，但有望在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羌人已在分崩离析之中，前后共有一万七百多人归降，接受我方安抚，回去说服自己的同伴不再与朝廷作对的共有七十批，这些人正好是分化羌人的工具。我归纳了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点有利之处：九位步兵指挥官带领万名官兵留此屯田，休整备战，耕田积粮，恩威并重，此其一。因屯田而排斥羌人，不让他们回自己的土地上去，使其部众贫病交加，以促使羌人内部不和，此其二。居民得以同时耕作，不破坏农业，此其三。骑兵，包括战马一个月的消耗，足够用来维持屯田士兵一年的生活。撤除骑兵可节省大量军费，此其四。春天来临，征调士卒，借黄河和湟水将粮食运到临羌，向羌人显示威力是后世抵御敌人的基础，此其五。农闲时，运来从前砍伐的木材，整修驿站，将物资运输到金城，此其六。假若现在冒险出兵则毫无胜算，不如暂不出兵，使叛逆羌人亡命于风寒之地，遭受瘟疫、霜露、冻伤的灾患，我们则坐等必胜机会，此其七。可以避免危险、孤军深入和将士无谓伤亡，此其八。对内不使朝廷的威严受到损害，对外不让羌人有机可乘，此其九。又不至惊动黄河南岸大部落而发生新的变故，使陛下平添烦恼，此其十。修建隍中的桥梁，使到鲜水河道通畅，以控制西域，威震千里之外，使军队从此行动方便、迅捷，此其十一。大费用既然已经节省下来了，就无需征发徭役，以防止出现难以预料的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田可得此十二项便利，出兵攻击则抛弃了此十二项便利，请陛下英明决策！”皇上又下诏说：“所谓‘一个月内可望解决’是指今冬吗？还是指其他的时间？为什么将军不考虑到当我们的军队大批大批撤离了以后，敌人会把青壮年重新组织起来，袭击骚扰我兵民，烧杀抢掠，这要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呢？请将军考虑完备再奏。”赵充国再次上书说：“臣听说军事是应该以谋略为基础的。谋略完备的战胜缺乏计谋的。先零羌之精兵，现在所剩仅仅七八千了，丧失土地，流亡在外，分崩离析，饥寒交迫，反叛者不绝。愚臣认为羌敌的分崩溃败，指日可待，再迟也不会超过明年的春季，因此说在一个月之内就很有希望得以解决。臣考虑到，北方由西到东一万一千五百多里的防线，各要塞有将士几千人驻防，敌人多次进犯都不能成功。如今骑兵虽撤回，但敌人不敢忽视屯田精兵上万人。从现在算起，只要三个月的时间，敌人的马匹变得羸弱，肯定不敢丢弃家人，跋山涉水，远道进犯，更不敢带妻子儿女这些累赘，返回原来居住的地方。按照我的看法，敌人会自行瓦解，我军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敌人小股骚扰，祸害百姓，这原本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事。战斗没有百分之百获胜的把握，就不可轻易地交战；进攻没有绝对占领的把握，就不可轻易地兴师动众。倘若出兵虽不能将先零消灭掉，但可以禁绝敌人一切小型侵扰的话那么出兵还是可行的。现在，同样情况下，要放弃坐取胜利的办法，却采取冒险的行动，发兵交战，徒然使自己的人马劳顿，最终也得不到好处。不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再加上，已经出发的部队不可返回，湟中又不能空虚，这就要再征发差役，愚臣认为这样不妥。臣独自想过，如果率领大军远征，即使没有寸尺战功，却可避免被猜忌，且事后不会被责难。然而，这是不忠心的行为，更不是圣上社稷之福。”赵充国每次上报，宣帝总要召集群臣商议。最初，同意充国计划的人只有十分之三，后来变成十分之五，到了最后却达到十分之八之多。皇上质问那些起初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都叩头谢罪。丞相魏相说：“臣很愚蠢，不懂行军打仗之法，后将军的军事计策很有道理，相信他的计策一定会卓有成效。”于是，皇上给充国回信，表示采纳他的计策并嘉奖了他。与此同时，由于强弩、破羌将军多次上书力主进攻，导致了两种计策同时施行，皇上命令中郎将赵和两将军领兵出击。结果，强弩将军收降敌人四千余人，中郎将赵收降和斩首共两千多人，破羌将军斩首两千级，而赵充国一边收降也有五千余人。宣帝下诏赵充国的部队留下屯田，其他各路兵马班师回朝。次年五月，赵充国上奏，说：“羌军原本有五万之众，在战争中被斩首七千六百人，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死湟水中以及饥饿而死者五六千人，估计逃亡的，只有四千人。羌族靡忘等人保证自己对内部残余敌对势力进行肃清，请准许撤退屯兵。”皇上准奏。赵充国整顿军队凯旋而归。好友浩星赐对赵充国说：“很多人都认为，破羌、强弩将军领兵杀敌，致使羌敌全面溃败。然而远谋之士认为，敌人情势穷困，即使不出兵，他们也肯定会自动地投降。将军去拜见皇上，只将功劳归于二将军出兵，如此，将军才不致有所闪失。”充国回答说：“我已年迈，爵位已极，怎能为了避嫌而隐瞒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圣上进行隐瞒呢？军事行动要为后世所效法。老臣不趁残年，向皇上说明军事利害，一旦死去，又有谁来说这些话呢？”终于他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皇上认为他的想法很有道理，让辛武贤仍回酒泉任太守，赵充国仍担当后将军。这一年秋天，羌族若零、且种、离留和儿库，一同斩杀了先零大酋长犹非、杨玉，联合阳雕、弟泽、靡忘、良儿等酋长，带领自己手下四千余人即煎巩、黄羝两部落，向汉朝称臣，汉廷封弟泽、若零两人为帅众王，余者皆为侯、为君，开始将金城当做归降的羌人居住的“属国”。单于台汉宣帝颁布诏令命保举能够胜任护羌校尉的官员。这时赵充国有病在身，丞相、御史、前将军、车骑将军共同推荐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赵充国听说后，急忙从病床上爬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成性，不能派他统管蛮夷事务。不如派辛汤之兄辛临众担任此职。”此时辛汤已拜受了皇帝符节和护羌校尉的印信，汉宣帝下诏，改命辛临众。后辛临众因病免职，五府再度保举辛汤。果然不出赵充国所料，辛汤上任后，屡屡在酒醉之后虐待羌人，逼使羌人再度反叛，而辛武贤则对赵充国怀恨在心，上书朝廷，举报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泄露中枢机密。赵被逮捕交付狱吏审讯，自杀而亡。7.匈奴大衰汉宣帝在位期间，汉匈关系进一步朝有利于汉朝的方向转变。汉朝国力日盛，而匈奴因内部倾轧争权，国力大衰，已经无力再挑战汉朝权威。（1）始置都护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统率十几万骑兵沿汉朝北部边塞进行围猎，企图侵入汉境抢劫掳掠。大军到达之前，有一个名叫题除渠堂的匈奴人逃奔汉朝，把这件事告知了汉朝，汉宣帝遂册封他为“言兵鹿奚鹿卢侯”，然后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骑兵四万多人驻扎在沿边九郡以抵御匈奴。过了一个多月，单于身患吐血之症，因而不敢入侵汉境，于是退兵，随即返回。此后，匈奴又派题王都犁胡次等出使汉朝，请求和亲，未得到答复。不久单于便辞别人世。虚闾权渠单于刚刚即位时，废掉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于是和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等到龙城大会后离去，此时颛渠阏氏暗地里告诉他单于将不久于人世，让他暂时不要远离。没过几天，单于去世，大权在握的贵族郝宿王刑未央让人召诸王前来，众人尚未到达，颛渠阏氏连同其弟左大将且渠都隆奇密谋，拥立右贤王为握衍朐单于。握衍朐单于就是乌维单于的曾孙。握衍朐单于性情残暴，即位不久，杀死刑未央等人，重用且渠都隆奇，又把虚闾权渠单于的亲信全都罢免，由自己的子弟取而代之。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没能当上单于，便投靠了岳父乌禅幕处。乌禅幕本为乌孙、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国王，因屡次受到侵略，便率其众几千人投奔匈奴，狐鹿姑单于将自己侄儿日逐王的姐姐许配给乌禅幕为妻，命其统领旧部，居住在西部地区。日逐王先贤掸的父亲左贤王原来应为单于，但是让位给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曾答应将来再把王位传给左贤王，因而多数匈奴人都说日逐王先贤掸应当做单于。日逐王平时就与握衍朐单于不和，便计划率其众归降汉朝。他派人出使渠犁，与骑都尉郑吉获得联系。郑吉调集龟兹、渠犁等国五万人前去迎接日逐王统帅的一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跟随郑吉到达河曲。途中有许多人逃走，郑吉派人擒杀了他们，于是带领日逐王等来到都城长安。汉宣帝册封日逐王为归德侯。郑吉既攻陷了车师国，又收降了日逐王，西域无不敬畏，于是受命连同管理车师以西的西域北路，所以被称为“都护”。汉朝设置都护一职，即始于郑吉。汉宣帝册封郑吉为安远侯，郑吉于是在西域中部营建幕府，建造乌垒城，在阳关以西二千七百多里。匈奴势力日衰，不敢同汉朝争夺西域，从此便撤消了统治西域的僮仆都尉。汉西域都护负责监视康居、乌孙等三十六国的形势，如果发生变故，就奏报朝廷，能招抚就招抚，不能安抚就进行讨伐，从而使汉朝切实控制了西域。（2）匈奴诸王争立匈奴握衍朐单于残暴成性，视人命如草芥，全国上下敢怒不敢言。太子、左贤王又数次陷害东部地区的贵族，这些人全都怀恨在心。正在此时，乌桓派兵攻打居住在匈奴东部边疆的姑夕王，俘获大量人口，单于十分恼怒。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姑夕王恐怕单于降罪，便联同乌禅幕和东部地区贵族共同拥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并调集东部地区四五万军队，西征握衍朐单于，直达姑且水北岸。还未交战，握衍朐单于的军队不战自败，派人告知其弟右贤王说：“匈奴人一起攻打我，你愿意出兵援助我吗？”右贤王说：“你不关爱别人，滥杀兄弟及贵族，你就死在自己那里吧，别再来玷污我！”握衍朐单于感到十分羞愧，自杀身亡。左大且渠都隆奇投奔右贤王住地，属下部众全部臣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移驾王庭。数月之后，命令军队遣散，各回本地，找到流亡民间的兄长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并派人蛊惑右贤王属下贵族，妄图叫他们杀死右贤王。同年冬天，都隆奇和右贤王联合拥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统领军队几万向东讨伐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大败溃逃。屠耆单于返回本地，册封他的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幼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命二人守护单于王庭。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七月，匈奴屠耆单于派遣先贤掸的哥哥右奥王与乌藉都尉分别带领二万骑兵屯驻在东部地区，以防呼韩邪单于偷袭。这时，匈奴西部呼揭王前来与唯犁当户秘密谋划，一同陷害右贤王，说他想谋反叛逆。屠耆单于杀死右贤王父子，后来弄明白右贤王冤枉，于是又把唯犁当户诛杀，于是呼揭王心中恐惧，叛逃而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王闻知此事后，于是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于是匈奴一时间五位单于共存。屠耆单于亲自率兵向东讨伐车犁单于，派都隆奇率兵讨伐乌藉单于。车犁、乌藉两单于被打败，向西北方向奔逃，同呼揭单于相互联合，共四万人，呼揭、乌藉都自废单于称号，共同全力协助车犁单于。屠耆单于知道后，派左大将、都尉统率骑兵四万分别驻扎在东部，以抵御呼韩邪单于，自己亲自率领骑兵四万向西讨伐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被打败，向西北方向退去。屠耆单于于是就率兵转向西南，留居敦地区。汉朝群臣商讨匈奴的形势，大都认为：“匈奴侵扰边境多年，现在内乱不已，可乘此机会把它灭掉。”汉宣帝下诏询问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望之回答说：“据《春秋》记载，晋国士率兵讨伐齐国，听说齐侯已故的消息，便罢兵返回。君子所敬重的是，不乘敌国丧乱的时候前去讨伐，认为恩足以感化孝子，义足以感动诸侯。匈奴前任单于久慕汉朝的仁义教化，一心向善，自称是汉朝的兄弟，向汉朝请求和亲，使世人感到欣慰，四方夷狄外族无不知晓。然而非常可惜，还没最后缔约，他已为奸臣所害。如今若去攻打匈奴，是乘人之危，他们肯定要向远方逃匿。我们兴此不义之师，恐怕会难以取胜。应派使者前去慰问，并扶助他们，为他们解救灾患，四方外夷得知后，必定尊敬中原的仁义。倘若能使匈奴人因汉的恩德而复位，必定会对我朝真心归顺，这才称得上是天子的盛德。”汉宣帝非常赞许萧望之的建议。匈奴呼韩邪单于令其弟弟右谷蠡王等向西征伐屠耆单于的军队，诛杀、俘获一万多人。屠耆单于得知后，马上亲自率领骑兵六万攻打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被打败自杀。都隆奇便与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投靠归降汉朝。车犁单于向东臣服呼韩邪单于。冬季，十一月，呼韩邪单于部属左大将乌厉屈同其父呼累乌厉温敦看到匈奴内部战乱不休，率领部众几万人归降汉朝。汉宣帝策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此时，李陵的儿子又拥戴乌藉都尉为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擒拿诛杀。故而，呼韩邪单于再次定都单于王庭，但所属部众只有几万人。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在匈奴西部边疆自称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在东部边疆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3）呼韩邪单于称臣匈奴闰振单于统率军队向东攻打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之作战，击杀闰振单于，并收编了闰振单于的军队，进而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大败而退，郅支单于定都单于王庭。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退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全力谋划，劝他向汉朝称臣归服，请求汉朝援助，这样的话，定能平定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询问各位大臣的意见，都说：“不可。我们匈奴的风俗，历来崇尚武力，耻于归降他人，戎马征战建立国家，所以威名远扬蛮夷各国。战死沙场，视死如归。如今我们内部兄弟争权夺位，不是哥哥得到，就是弟弟得到，纵然战死，威名仍在，子孙世代统治蛮夷各国。汉朝固然强大，仍不能奈何匈奴，我们为何败坏先祖的基业，降服汉朝，使历代先王蒙受耻辱，被各国嘲笑！即使能因此而得到安定，又如何能够统辖蛮夷各国！”左伊秩訾王说道：“不对，强弱的形势，因时而异。如今汉朝国力强盛，乌孙等西域各国都已向汉朝称臣。我国从且侯单于以来，势力日益衰微，不能恢复，尽管坚持至今，却未曾有安宁之日。而现在，对汉称臣，则可以安全生存；如果不肯屈服，必使国家危亡。还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吗？”群臣不断对左伊秩訾王提出诘难。最终，呼韩邪单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主张，率众南下，向汉朝边境靠近，派其子右贤王娄渠堂到长安做人质。郅支单于也让他儿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到汉朝做人质。匈奴呼韩邪单于到达五原边塞，表示甘愿献出本国珍宝，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到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有关官员讨论关于朝见的仪式。丞相、御史大夫上奏说：“按古代圣王的典章制度，先京师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来京师朝见皇帝，所采用的礼仪应和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的后面。”太子太傅萧望之建议：“单于不尊奉汉朝正朔，原来并不是汉朝臣属，所以称之为敌国，不应用臣属的礼仪迎接他，应以高于诸侯之位的礼仪招待他。外夷向我国臣服，自甘居于藩属地位；我国谦让，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他，为的是使其忠心臣服，以显示我国的天朝风度。《尚书》有言：‘戎狄外族桀骜难以驯服’，说明外夷的降服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后代突然像飞鸟远窜、老鼠潜逃一样不再前来朝见进贡，也不算背叛汉朝，这才是万世长远策略。”汉宣帝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匈奴单于以我国北方藩属自居，将在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拜。朕仁德尚浅，不能受此隆重大礼。应用国宾之礼相待，使单于的位次高于诸侯王，拜见时只称臣，但不具名。”荀悦说：依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表明天下一统。戎狄外族因为分隔遥远，隔绝人事，所以中原的“正朔”难以波及，中原的礼义教化影响不到他们。这并不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逼迫，不得不那样。《诗经》上说：“羌族、氐族以及其他各族，谁敢不来朝贺天子。”所以距离非常远的外族君主，也一定要向天子朝贡。如不前来参拜，就向他们发出责难，不应与之同起同坐。萧望之打算不以君臣之礼相待，使其位高于王公，是僭越制度，扰乱天理纲常，不合礼仪！但如果是权宜之计，又另当别论了。汉宣帝下诏令车骑都尉韩昌前往迎接单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贡，参见汉宣帝时，自称藩臣，不称名字。汉宣帝封赏给他冠带、官修饰服，黄金印玺和绿色绶带，以及玉石修饰的佩刀、宝剑、弓、箭四十八支、十支有戟套的长戟、安车一辆、马鞍马辔一套，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衫被褥七十一套，绸缎、锦绣、各种细绢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朝贡大典结束后，汉宣帝派使臣服侍单于先到长平阪休息，自己也从甘泉返回池阳宫。汉宣帝登上长平阪，诏令单于无需参拜，准许单于左右的大臣在一旁观看瞻仰，蛮夷各国的国君，众诸侯王、列侯等几万人，全都来到渭桥下列队迎驾。汉宣帝信步上渭桥，众人高呼万岁。过后单于到长安居住。汉宣帝在建章宫宴请单于，请他共赏珍宝。二月，送单于返回匈奴。单于自己请求道：“恳求留居在大沙漠之南的光禄塞下，遇有不测，退入汉受降城自保。”汉宣帝令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统率一万六千骑兵，又调拨边疆各郡数以千计的马匹、士兵，把单于送出朔方郡鸡鹿塞。又诏令董忠等留下护守单于，帮助单于讨伐镇压不服其统治的匈奴人；又转拨边疆的谷米粮食，总计三万四千斛，供给匈奴人食用。在此之前，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与匈奴相邻的西域各国，全都害怕匈奴，轻视汉朝；但自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见后，则全部服从汉朝号令了。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呼韩邪单于回国。起初，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兵力微弱，归降汉朝，难以再自己返回故地，于是便率领部众西进，计划夺取匈奴西部地区。另外，屠耆单于的弟弟原来是呼韩邪单于旧部，也逃到匈奴西部，聚集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残余力量，总共几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遭遇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将伊利目单于杀死，吞并了他的部下，总计五万多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出兵出粮援助呼韩邪单于，于是留在西部地区。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西进，接近乌孙，想和乌孙联合起来，因而派使臣拜见乌孙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掉使臣，派骑兵八千佯装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看穿了乌就屠的阴谋，率兵迎战，击退了乌孙军队，然后就向北部的乌揭、丁令、坚昆发动进攻，一举兼并了这三个国家。郅支单于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东界距离单于王庭七千里，南界距离车师五千里，郅支单于居住下来，定都于此。8.休养生息汉宣帝在位期间，强调以农桑为本，要求地方官吏以劝民耕田种植为首要任务，地方官的升迁、赏罚以劝农政绩为标准。汉宣帝鼓励农耕的政策和汉昭帝时期实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一脉相承。昭帝即位之后，他所统治的汉王朝已经颓败不堪，民不聊生。所以他以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发展农业为方针，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作为根本任务。昭帝为此对农耕进行了特别管理，推行“减轻赋税徭役”的政策，史书上说昭帝在即位之初就亲自主持了“籍田”仪式。虽然，当时昭帝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但此次“籍田”仪式的举行，说明了汉政府已经把发展社会生产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全国上下都来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刺激农业生产，昭帝又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下诏免征全国的田租，这是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免除全国田租以来，再次免除全国田租，这两件事间隔有七十二年之久。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宣布凡法律规定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昭帝一朝始终将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直到昭帝驾崩前的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还颁布诏令“天下以农桑为本”。除免除田租外，对其他各种杂税徭役，昭帝也实行了适当的减免。在汉代，百姓从七岁到五十六岁都要交纳口赋，也就是人头税。口赋不考虑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所以是百姓尤其是少地和无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下诏将当年和下一年的口赋免除。此后，昭帝又诏令口赋免去十分之七，对各种徭役和杂税也是如此。为了更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也为了让老百姓不再流离失所，昭帝采取了一些措施赈济穷乏，招引流民回归乡里。为赈济穷乏，昭帝命令使者到各地赈贷贫民，并减轻或免除这些人的赋税和所欠国家的钱财。为了帮助那些流民回自己故乡，昭帝下令把公田借给回归乡里的农民耕种，免除算赋和徭役，并贷给口粮及种子。通过这些措施，使乡民回归，田地得到开垦，社会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为安抚流民，宣帝一方面继续推行赈济穷乏，引导流民回归乡里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假民公田”，把流民固定于土地之上。还对安抚流民政绩显著的地方官，给予一定的奖励。宣帝减少了对外征战，因而减少了兵戍徭役，减轻了农民负担。并通过修建常平仓，改革漕运制度等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多次下诏免除、减轻农民所缴纳的赋税。相对于昭帝时期，宣帝时期更加注重整顿吏治。汉宣帝出生于民间，对民生疾苦深有体会。霍光死后，汉宣帝开始亲政，励精图治，每隔五天就要集合群臣，听取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自丞相以下，群臣各自奏报自己所管辖的事务，再将他们陈述的建议分别责令有关部门执行，并考察、检验其效果。凡任尚书、侍中的官员、有功即予升迁，或有独特功劳，就重重奖赏，甚至泽被子孙，长久不变。中枢机构严密，法令、制度完善齐备，上下和平相处，所有的人都十分认真地做事。至于任命郡太守、州刺史、封国丞相等地方高级官员，汉宣帝常常亲自召见询问，了解他的抱负和谋略，再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看他是不是说到做到。凡查出有言行不一致的，必要追问其缘故。汉宣帝常说：“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过着太平幸福的日子，主要就在于为政清正廉明，处理诉讼之事合情合理。能同我一起这样做的，不正是那些杰出的郡太守和封国丞相等二千石官员吗！”汉宣帝主张，要治理好官吏和百姓，郡太守是最重要的，如频繁变换就容易使治下百姓不安。百姓们得知他们的郡太守将连任，不可欺罔，才会听从郡太守的指令。所以，凡地方上二千石官员政绩突出的，汉宣帝总是正式颁布诏书给予嘉奖，提升他们的官阶俸禄，赏赐钱财，甚至赐爵为关内侯；如有公卿职位的缺漏，则按照他们平时得到荣誉的次序、多少，依次选择封赐。因此史书上记载：“汉世名臣，所以强盛。”如韩延寿、赵广汉、张敞、严延年、朱邑、黄霸、龚遂、郑弘，都是宣帝一朝负有盛名的良吏，他们都严于法纪、恩威并施、为政仁和。例如，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渤海郡由于灾荒不断，农民饥寒交迫，落草为寇，地方官竭尽全力去剿除也无可奈何。有人向宣帝举荐了龚遂。上任前，龚遂受宣帝召见时说：“百姓是由于饥寒交迫而官吏又不加以赈济才起来造反的。抚恤乱民好比清理乱绳，不可性急，只能一步一步来。臣请陛下不要对我限制太多，由臣见机行事。”龚遂来到渤海，刚入郡境，就见到前来迎接保护的兵士。龚遂令兵士撤回，向全郡发布告示说：“凡携带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为难；持兵器的，才是盗贼。”造反的农民看到告示后，立即解散，纷纷抛弃武器，拿起农具返回家园。这样，靠官军屡屡征剿都无济于事反而愈演愈烈的农民造反，让龚遂的一纸告示化解了。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龚遂开仓赈济灾民，又引导农民种田植桑，很快使“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殷实”。正因为这样，这些勤政爱民的好官，“在职的时候使人民富裕，离去时被人民思念。生的时候受人们的爱戴，死后受人供奉祭祀”。经过宣帝的努力，汉王朝的确是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称赞道：“孝宣之治，赏罚分明、决策果断、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都能胜任，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从元、成间很少有能比得上的，亦足以推断官员尽职尽责，百姓安居乐业……光宗耀祖，泽被子孙，可以说是中兴，侔德殷宗，简直就是周朝了！”班固是把宣帝比作殷商时的武丁和周宣王。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实现了日渐衰微的西汉王朝的复兴，对于这差不多四十年的历史，各个朝代的史学家们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政治清明，法律得以执行，边境稳定安宁，周边蛮族归服，其中虽难免有夸大之处，但也不能不承认“昭宣中兴”是一个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的历史阶段。宣帝时，尽管社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缓和，但他并没能清除掉造成西汉政权风雨飘摇的根本弊病——土地兼并问题。另外，宣帝宠爱谄媚顺从之人，排斥骨鲠直言之士。比如御史大夫陈万年就是靠溜须拍马起家的，连他儿子都说：“父亲教我的，就是要学会如何说奉承话。”而杨恽、盖宽饶等人却由于上书直言而被杀。宣帝尤其宠信宦官，后世谋反的宦官石显、弘恭就是在宣帝时大权在握的。宣帝晚年的生活也日益糜烂，其对宫室、服饰的要求都大大地超过了昭帝。故而，宣帝时“中兴”的西汉王朝，已经埋下了祸患，汉王室的衰落已成必然。第七章 西汉濒危汉朝至宣帝之子元帝时，逐渐走下坡路。农民失去土地，或经商，或为奴，或被逼为盗贼，尽管政局还算稳定，但诸多不稳定因素已经逐渐显露出来。成帝时，西汉朝政败坏，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税，百姓生活日趋困苦。成帝好色荒淫，误国误政，朝廷相继为王姓外戚控制，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侄王莽相继担任大司马的要职，朝廷中重要官吏和刺史郡守，多出于王门。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尽管哀帝想有所作为，重振汉室，但社会弊端和朝廷内外的牵制积重难返，哀帝自暴自弃，沦落为更加荒淫无耻的帝王。哀帝纵欲过度而死，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大权掌握在大司马王莽手中，汉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1.石显弄权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三月，汉宣帝病危，同年十二月，驾崩于未央宫。太子即位称汉元帝，大司马史高、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奉诏辅佐幼主。（1）萧望之蒙冤乐陵侯史高因为外戚的缘故主管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全力协助。萧望之精于儒学，在当时颇有名气，他和周堪都曾当过元帝的老师，元帝对此二人非常信任，多次设宴款待二人，谈论历代的兴衰成败，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推荐出身皇族、通晓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刘向出任给事中一职，与侍中金敞同在元帝身侧，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齐心协力，共同引导规劝元帝推行轻徭薄赋，全力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很是赞赏，所以接受了。史高只是徒具高位，跟萧望之不和。仆射石显、中书令弘恭，从宣帝时，就长期握有中枢机要，对法律制度十分熟悉。元帝即位后多病，考虑到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官，没有什么嫡亲势力，在朝中没有结党营私，精明果敢，足以信任，于是委以重任。朝廷事无大小，全通过石显转奏，皇帝只是进行最后的裁定。石显的地位超越文武百官，群臣都对他很恭敬。石显为人圆滑，通晓事理，十分明白皇帝的心思。他狡诈凶残，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他人，任何一点小小的矛盾，都会被他滥用法令进行报复。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狼狈为奸，常常以旧制度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不采纳萧望之等人的建议。萧望之等人对许氏家族和史氏家族的放纵深恶痛绝，又痛恨石显、弘恭的专权，于是向元帝上书：“中书是颁布诏令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统管机要，那里的工作得靠光明正大的人去做。元帝由于常在后宫寻欢作乐，所以才启用宦官，这并非古代的制度。应解除宦官的中书职务，这样才不违背古代君主远离受过刑罚之人的制度。”这项建议加深了萧望之同史高、石显、弘恭的矛盾。而元帝亲政不久，谨慎谦让，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制度。所以这件事一拖再拖，最后还是把刘向从朝中调出，担任外朝宗正官。萧望之、周堪屡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儒士和杰出人才，使之担任谏官。会稽郡人郑朋私下想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告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门客营私舞弊，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种种恶行。元帝让周堪看了这份奏章，周堪上书说：“诏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于是上一份签呈递交萧望之，说：“现在将军为国家出谋划策，是像管仲、晏婴便止步不前？还是忙得废寝忘食，要创下像周公、召公那样的功绩才罢休呢？如果像管仲、晏婴而止步不前，那么我将返回故里延陵看守祖先的陵墓，直到老死。假如将军兴复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博采众言，那么我甘愿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萧望之于是接见郑朋，真诚相待。后来发觉他是投机取巧的奸邪之徒，便不再与他交往。郑朋是楚地士人，于是恼羞成怒，就改投史、许家族。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辩解说：“我是受周堪、刘向指使才那么做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如何得知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上书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郑朋在见过元帝，走出皇宫时，宣称：“我向圣上指证萧望之犯有一项大罪，五项小过。”侍诏华龙，品行十分恶劣，也想参加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容纳他。于是华龙也与郑朋等同流合污。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8年），石显、弘恭命令郑朋和华龙两人诬陷萧望之等暗中谋划罢黜车骑将军史高，离间圣上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关系。等到萧望之在家休息那天，命郑朋、华龙上奏皇帝。元帝责令弘恭查办。当审查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地位显赫，大多没什么才能，只知玩耍享乐，我希望圣上疏远他们，这是为了匡扶社稷，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石显、弘恭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对国家重臣多次诽谤，离间陛下的亲戚，图谋蒙蔽圣听，独揽朝纲。为臣不忠，诬陷陛下无道。请派谒者把这一案件移送廷尉。”元帝由于亲政不久，不知道移送廷尉即关押入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见周堪、刘向，左右回答说：“他们早已被逮捕入狱。”元帝吃惊地说：“不是仅仅由廷尉问话吗？”于是将弘恭、石显二人训斥了一顿，二人都叩头谢罪。元帝说：“快将他们释放出来办公！”石显、弘恭便唆使史高上书说：“陛下刚刚即位，天下人还不知圣上的德仁英明，却先用法律考查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关押入狱，应就此将他们撤职不用。”元帝于是颁发诏书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在我年幼时，细心指导了我八年，没有犯下过其他罪过。如今时间久远，记忆遗忘，难于明了，赦免他的罪过，免去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向均降为平民。”元帝向来敬重萧望之，想起用他为丞相，但石显、弘恭和许史两家族的子弟，以及诸曹、侍中，都仇恨萧望之等人。刘向于是让他的亲戚就地震灾害上书称：“地震发生，大概是上苍对弘恭等人的不满，而不是由于萧望之、周堪、刘向三个凡夫俗子。臣才疏学浅，但臣认为，应该废除弘恭、石显职务，以示天意，宏扬正义。应该重用萧望之等人，以便使贤者有用武之地。如果是这样，则政亲人和的大门洞开，灾异的源泉也就消除了。”奏章呈上之后，石显、弘恭猜测是刘向所为，于是请求元帝下诏追查真相。上书人最终供出是受刘向指使。于是逮捕刘向，关押入狱，罢除官职，削为布衣。恰巧萧望之的儿子中郎、散骑萧也上书为其父的前案鸣不平。奏章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详细审查后上奏说：“萧望之的罪名是确凿无疑的，并不是诬告陷害。他指使儿子欺骗皇上，引用《诗经》上涉及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颜面，实属不敬，请将他绳之于法。”石显、弘恭等了解萧望之向来气节高尚，决不会忍受下狱的奇耻大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受前案牵连，而又受赐爵位封邑，他不但没有改过之心，反而不停地埋怨，唆使儿子上书，推诿过失，责怪皇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惩罚萧望之，让他改过自新，那么陛下就再也不能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太傅向来性情刚烈，怎么甘愿坐牢？”石显等人说：“生命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萧望之被指控的，只是言论上的轻罪，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元帝于是采纳了该建议。十二月，石显等封好诏书，交给谒者，让萧望之自己打开阅读。同时命令太常即刻调拨执金吾所属兵马，赶来包围萧望之住宅。谒者进入萧宅，召萧望之。萧望之便向他的弟子鲁国人朱云询问该如何行事，朱云是重视节操之士，规劝萧望之自杀。当时，萧望之悲叹道：“我曾经受封于将相之列，到如今已年过六旬。这么高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如果苟且求生，岂不让天下人耻笑？”遂呼唤朱云的字说：“游，立即把药和好拿来，我不想再多活一刻，早早死了算了！”于是喝下毒酒，顷刻身亡。元帝接到禀奏，后悔不迭，拍手说：“我本来就担心他不会去坐牢，果然铸成大错。”这时，太官正选上午餐，元帝不肯食用，不停痛哭，旁边的人很受感动。于是召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判断有误，都自去官帽，叩头请罪，过了很长时间，事情才得以了结。元帝哀悼追思萧望之，对他一直念念不忘，每年都派使节前去祭祀。司马光说：元帝这位君王令人费解，上当容易，醒悟却难。石显、弘恭陷害萧望之，狡诈阴险的诡计，确实有时很难分辨。至于他最初怀疑萧望之不肯入狱，石显、弘恭却说肯定不会出现意外，不久萧望之还是自杀了，而石显、弘恭的欺诈，已经暴露无疑。即使是智力一般的君主，也必将情绪激动，勃然大怒，惩罚奸邪的臣子！而元帝则不这样，他尽管以痛哭流涕、不肯进食来表示后悔自责，但始终没将弘恭、石显治罪，仅仅使他们自卸官帽谢罪而已。像这样，又怎么惩治奸臣呢？这正是石显、弘恭胡作非为而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同年，弘恭病死，石显接任中书令。（2）刘向上书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中书令石显忌惮光禄大夫张猛、光禄勋周堪，多次在元帝面前诋毁他们俩。刘向担心会终遭不测，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策封九官，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协作，非常和谐。群臣在朝廷中和睦相处，庄稼也都长得生机盎然，所以箫管演奏名叫《韶》的乐章，到第九遍，凤凰就会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时候，朝廷混乱不堪，充满着排挤、仇恨，导致日食、月食相继发生，水泉翻涌沸腾，高山深谷活动异常，降霜不合节令。由是观之，和谐能使国家繁荣，逆之则只会引来灾祸，吉祥征兆多则国家稳定，灾异多则国家危险重重，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则，古今皆然。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重用贤能的儒家文士，对他们以礼相待，使大家共同为国家效力。但是，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鱼龙混杂，黑白难断，正邪不分，致使政界忠奸混杂；臣民上书，由公车接待，因上书不妥被捕入狱，都被囚禁于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相一致，相互拆台，以致积怨成仇，勾心斗角。以不实之词蒙蔽圣听，误导主上的心意，这类事情非常多，无法一一道来。他们狼狈为奸，往往行动一致，对正直的大臣进行恶意攻击。正直大臣得到重用，是国家治的根源；正直大臣遭受诬陷，是国家乱的根源。面对或治或乱的选择，找不到合适的当官人选，不能任用贤人，而天灾变异接连不断，我所以痛心不已的原因就在于此。陛下即位已有六年，遍观《春秋》的记载中，在六年的时间里，天灾变异从没有像如今这么频繁。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呢？就是因为朝廷内出现了奸佞小人，奸佞邪恶之徒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中过于疑虑。任用贤能方可推行人民拥戴的政令措施，但如果他们都被驱逐，遭到残害，好的政令措施也就不可能得以执行。由于陛下疑心太重，所以才会招使奸臣得道忠良被害；由于陛下犹豫不决，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受到重用，那么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就会遭到排斥，邪恶压制了正义。“所以《易经》上有否泰二卦，小人一旦得势，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得以实现，那么政治就会日益腐败；君子的建议如果得到采纳，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得逞，国家就会越来越昌盛。从前鲧、兜、共工，以及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任职，周公和管叔、蔡叔共居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相互拆台，进行恶意攻击、排挤、诽谤无数。帝尧、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且疏远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留下了不朽的功业启示后人。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辅佐鲁国，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为官，鲁定公、秦始皇以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为贤能，而疏远叔孙通、孔子，因此，国家大乱，耻辱的名声一直流传至今。因此说，君主信任什么人决定了国家的治乱荣辱；既然信任贤能，就要持之以恒，而不能随意动摇。《诗经》上说：‘我的心并非磐石，却不可逆转。’这表明坚持善行的决心。‘出令如出汗’出自《易经》，意思是说君王颁布诏令，犹如出汗；汗如果流出，就不能再返回体内。但现在的情形却相反，有关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时间不长，即被取消，这是一种‘返汗’现象。贤能的人，任用不到三十天便被黜退，就是转动了《诗经》上讲的大石。《论语》说：‘遇到邪恶，赶快躲开，好像怕将手伸到滚烫的水里。’早就不应该将被二府所弹劾的谄佞之辈留在朝廷里，可是数年已过，他们并没有被驱逐。所以颁布诏令，如同返汗；任贤使能，却跟转动石头一样难。至于驱逐邪恶，简直像撼动一座大山。在这种情形下要求阴阳调和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一群奸佞之徒到处寻找漏洞，大搞文字游戏，丑化、陷害他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到处煽动。所以《诗经》上说：‘我心急如火焚，因小人而愤慨’，小人成群，极其令人愤慨。从前，孔子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相互褒扬，但并没有结党营私。后稷、禹、皋陶相互提携，也没有互相勾结。原因是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念。现在，奸佞的小人与贤德的君子共同手拿剑戟，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相互勾结共设阴谋，走向邪恶，违背善良，不断地制造出险恶的谗言，却不干自己的本职工作，想使人主心神动摇，转而信任他们，这正是天地借变异先行告诫，而灾难不断发生的缘故。“要把国家治理好，进行诛杀是不可少的，以前的圣明君主概莫能外。所以舜对于‘四凶’进行流放的惩罚，并且孔子也曾在两观门下，诛杀少正卯。然后仁义教化，才得以推行。现在，陛下贤明智慧，经常观览《易经》中的否、泰二卦之意，深思天地之心，考察唐尧和周成王何以兴盛，以之为榜样，而以秦王朝和鲁国衰亡的缘由，作为借鉴。愿陛下重视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灾异带给国家的祸患，用以控制目前局势的变化，驱逐奸佞邪恶的小人，摧毁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派系，关闭群邪出入之门，广开言路，坚决果断，不再疑心重重，使得是非明显可知，灾异自行消灭，众多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前提，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同史、许两姓皇亲勾结得更加密切，对刘向恨之入骨。（3）周堪、张猛落难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夏季，天气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和史、许两大家族，都说这是张猛、周堪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即使心中尊重周堪，但也无法堵住群臣的口。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能受到重用，而且经常宣扬称赞周堪。元帝打算得到他的协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为什么有些朝臣会忿恨、反对光禄勋周堪呢？”杨兴是投机取巧的人，看见皇帝对周堪有猜疑，于是顺势指责道：“周堪不但不能胜任光禄勋，即使一个乡下里长或邻长他也干不了。我从前听说周堪跟刘向等人密谋策划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认为应当诛杀；我上书表示反对，只是为国家树立威信。”元帝问：“要用什么样的罪名杀他好呢？现在应怎么办呢？”杨兴答道：“我认为，赐封周堪关内侯的爵位，给他三百户食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是上等的策略，因为圣上可以维持他身为师傅的旧恩。”元帝便开始怀疑张猛、周堪。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最初以刚强正直、不同流合污而名震朝野，因为他多次冒犯皇亲国戚而遭到权贵们的诽谤；后来被指控在春季和夏季擒拿法办犯人，有违天意，被降职为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指控周堪、张猛有罪。元帝认为诸葛丰过于奸邪，于是下诏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原来同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殿称臣时，屡次称赞周堪、张猛的德行。司隶校尉诸葛丰违背四时天意，连法律制度也不遵守，专用严酷的手段来骗得虚假的威严。朕不忍将之法办，改任他为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思悔改，反而怨恨周堪、张猛等人并图谋报复。控告之言毫无根据，揭发的都是无根无据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或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无信无义到了极点。我不忍心对年老的诸葛丰施刑，把他免职降为平民。”又下诏说：“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对上不忠，对下无信，朕心怀怜悯，不想追究，而又遗憾两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所以周堪贬为河东郡太守，张猛贬为槐里县令。”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赞扬，后加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只不过是为了飞黄腾达而投靠皇亲集团而已。他和郑朋、杨兴是一类人，哪有什么正直可言？作为君主，应该区分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惩恶扬善，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训斥免职；如果他是以虚构之辞诬陷人，那么周堪、张猛又何罪之有呢？而现在双方都受罚，善与恶、是与非还有什么分别呢？贾捐之与杨兴交往甚厚。贾捐之多次弹劾石显，因此难以做官，很少有机会再睹龙颜。而杨兴因才华过人受到皇上的赏识。贾捐之说：“如果我能见到圣上，我会推荐你当京兆尹，而且成功把握很大。”杨兴说：“你的笔下，是天下最有才华的语言；假如你能担当尚书令，可比五鹿充宗更加称职。”贾捐之说：“京师是郡和封国的核心，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仕途，如果我能替代五鹿充宗，你当京兆尹，天下一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皇上与士人就不会再有隔阂。”接着又对石显进行抨击。杨兴说：“石显正处显赫之时，圣上宠幸他。我们如果想大展鸿图，必须听从我的计划，暂时顺他的意，就可以成功。”两人于是联名上书，建议封石显关内侯，而让他的兄弟入宫担当中书或尚书的助手。接着，两人又呈上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独自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代理京兆尹一职。石显得知两人的谋划，报告给元帝，于是把贾捐之、杨兴捉拿归案。元帝命石显查办，审讯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大逆不道，他们互相标榜，企图谋求高官，欺骗陛下。”最后贾捐之竟然被押赴刑场斩首，杨兴被剃发，披枷戴锁，罚做苦工。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又发生了日食和地震。先前那些把天变归咎于周堪、张猛的大臣，受到元帝指责。元帝下诏封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为太中大夫，兼任给事中。但是，石显仍统管尚书，而且尚书五人，都是同党。周堪势单力孤，难以与之抗衡。石显从中作梗，不让周堪见皇上，事事都由他自己决定。周堪积郁成疾，不久便离开人世。接着，张猛被石显诬陷，又被逮捕。张猛不甘受辱，在公车前自杀。（4）京房上奏考功课吏法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东郡人京房拜师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京房得到了我的学问，但也会因此失掉性命。他的学说擅长于占卜天灾人祸，总计六十卦，交替地指定日期，以气候作为验证，都十分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十分得心应手，他在被地方官推为孝廉之后，入朝为官，并多次上书元帝，谈论天象变异一事，很是灵验。元帝器重他，数次召见，向他问策。”京房回答说：“古时帝王按功劳使用贤能，所有的事都能成功，祥兆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受人诋毁或受到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黑暗，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办事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消除。”元帝命京房负责这件事，京房于是编排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让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策略过于繁琐，使上级和下级相互牵制，不便施行。但元帝却支持京房。正赶上各部刺史集中到京师长安向朝廷奏报事宜。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方案，刺史们也认为难以施行。只有光禄大夫周堪、御史大夫郑弘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这时，中书令石显权倾朝野。石显的至交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共同执政。有一次，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时国家为什么出现危机？他们依赖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主无道，任用的都是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京房又进一步问元帝：“君主是不是明知奸佞而仍任用他们？还是觉得贤能才任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但是，今天我们如何知道他们不是贤能的呢？”元帝说：“从当时的混乱局势可知大臣不够贤能。”京房说：“既然如此，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秩序井然，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不堪，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什么幽王、厉王不任用贤能却要任用奸佞导致后来身处困境？”元帝说：“乱世之君，各自认为他所信赖的官员都是贤能的。如果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便没有危亡的君王了。”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认识到周幽王、周厉王的错误，并讽刺过他们。可是，竖刁仍被齐桓公任用，而赵高仍被秦二世任用，以致政治日益腐败，盗贼充斥山野。为什么他们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对照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自己用人有误呢？”元帝说：“能够依据过去预测将来的是治国有术的君王。”京房于是自卸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录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灾变异，用来警示后世君王。而今陛下即位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冬季响雷，夏季降霜，春季百花零落，秋季树叶繁茂，降霜后草木并不枯萎；百姓饥饿，瘟疫流行，水灾、旱灾、虫灾经常发生；盗贼镇压不住，受刑的人到处都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都已经俱备。陛下认为现在是治世呢，还是乱世？”元帝说：“不用说也知道是乱到了极点。”京房说：“现在陛下信赖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天灾人祸和为政之道，都胜过前代，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帝王，也是持陛下这种观点。恐怕后世之人看今天，就像当世之人看古代。”沉思良久之后元帝才说：“现在祸害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道：“陛下您应该比谁都清楚。”元帝说：“我不知道，倘使知道，哪里还重用他？”京房说：“陛下最宠幸、与之在宫廷中共同商讨国家大事、掌握人事大权的人，就是他。”元帝也知道京房所指的人是石显，便对京房说：“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京房于是起身告退。最终，汉元帝还是没有罢黜石显。元帝命京房举荐他的学生中懂得检验政绩和有能力评定官吏政绩的人，准备录用。京房上奏：“希望能用中郎任良、姚平为刺史，去各州试行考绩制度。请批准我留在朝廷，传送他们的奏章，防止下情不能上达。”可是石显、五鹿充宗都深恨京房，想使京房离开京师，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先任京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任命京房为魏郡太守，批准他以考功法去治理该郡。京房奏请道：“年终的时候，请允许我向陛下当面报告。”元帝答应了。京房知道与石显已结怨，便不想远离元帝，于是秘密呈上奏章说：“我离开京师，恐怕为当权奸佞所害，身亡而事败，所以恳请在年终的时候回京奏事，幸而蒙陛下哀怜才得以乘驿车到京师奏事。然而，六月乌云密布，狂风四起，太阳暗淡无光，它显示出官员欺瞒天子，而天子心里怀疑，必将有隔绝陛下和我的关系的事情发生。”京房还未来得及把密奏呈上，元帝便让阳平侯王凤奉诏命令京房，无需乘驿车回京师奏事。京房心中愈发惊恐。京房到达新丰时差人送上密封的奏章，称：“我原先在六月间曾启奏陛下，所说《遁卦》虽未应验，但占候之法说：‘有道术的人一旦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泛滥成灾。’到了七月，果然有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以说通晓道术，却谈不上笃信道术。你所占卜到的天灾变异，全都应验。可现在，大水已经泛滥，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身死异地，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说：‘陛下最仁爱，对我宽厚有加，即使因进言而死，我也在所不惜。’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谈不上大忠。秦朝时，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挖苦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逐渐形成。所以秦朝的衰亡，是正先导致的。’如今我出任郡守，以考核功效为己任，只恐怕还未着手便被诛杀。请求陛下不要让大水上涌的预言应验，我不愿像正先那样死去，被姚平嘲笑。”京房到陕县，再上秘密奏章说：“我先前推荐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京城。议论此事的人明白这样对于他们不利，而且不可能把我与陛下离间开来，所以说：‘与其试用学生，不如试用老师。’可是，派我当刺史，又怕我面见陛下，于是又说：‘太守与刺史可能会不同心，那样还不如让京房当太守好。’他们的目的在于分开我们君臣。陛下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听从了他们的建议。阴云乱风不散，太阳失去光芒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我离京师长安越来越远，太阳越来越昏暗。恳求陛下不要草率地违背天意！虽然人不易察觉，但上天必定能感应到邪恶阴谋，所以人可以欺，而天不可欺，请陛下明鉴！”京房出京任职一个多月，竟被征召回京，逮捕入狱。一开始，淮阳宪王刘钦的舅父张博是一个见风使舵、没有一点善行可言的人。他向刘钦索取了许多财物，到京师长安谋划征召刘钦入朝。张博曾追随京房学习《易经》，并许配女儿给京房。京房每次面圣，回家之后，都把同元帝之间讨论的话告诉张博。张博于是私下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之事，让京房替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为了证明他的行动，便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草稿拿给刘钦看。石显得知此事后，上书道：“京房和张博通谋，诋毁治国措施，把责任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于是京房和张博都被捕入狱，在街市上斩首，妻子和女儿被流放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控跟京房交往甚密，遭到免职，被贬作庶民。御史中丞陈咸连续抨击石显。石显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指控他和槐里令朱云是好友，泄露宫廷机密，这是石显私下侦察得知的。于是朱云、陈咸都被捕下狱，处以髡刑，罚做苦役。公卿及以下的官员都因为石显的淫威和权势日益增长而害怕他，人人自危不敢稍有得罪。石显和少府五鹿充宗、中书仆射牢梁结为死党，凡是投靠他们的人，都得到了朝廷重用。民间有歌谣说：“你到底是牢家、石家，还是五鹿家的门客？官印为什么如此多，绶带为什么那么长？”石显自知自己专权，权倾朝野，害怕元帝由于听取亲信的谏言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诚心，以取得信任，观察元帝对自己的信任程度。石显曾经奉诏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货物，他先向元帝请求道：“恐怕有时回宫太晚，宫门已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令其开门！”元帝应允。一天，石显故意晚归，宣称元帝诏命，叩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指责：“石显假传圣旨，私自打开宫门。”元帝看后，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机会，泪流满面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管理朝政，下面的人因为妒嫉都想陷害我，类似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君主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卑贱，一个人实在不能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而让万人称心如意。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之职，只负责后宫的卫生打扫，死而无怨。希望陛下哀怜，再给我一次机会，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对而怜悯他，不断安慰，并重重赏赐。这样的赏赐加上百官赠送的资金多达上亿。当初，石显听说别人都指责议论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恐怕招来全国儒生的非难。由于谏大夫贡禹精通儒家经典，节操高尚受人敬重，石显便托人向贡禹表示问候，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贡禹为九卿，对他以礼相待。于是舆论也有褒扬石显的，说他不可能忌恨陷害萧望之。石显处世奸猾，善于为自己洗脱嫌疑，以获取皇帝的信任。（5）朱云折槛西汉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敢于进谏的直臣，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朱云。朱云身高八尺多，容貌雄壮，以勇敢力大而出名。朱云年轻的时候喜欢结交游侠，经常让朋友们替自己报仇。但是他40岁的时候突然改掉了那些习惯，开始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后来又向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完成学业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人们都很尊敬他。当时，华阴县的县丞向皇帝推荐朱云，说他这个人忠心正直，而且有勇有谋，请皇帝试用他做御史大夫。皇帝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太子太傅匡衡认为华阴县丞只是一个小官，居然敢推荐平民担任大臣，再说朱云以前经常触犯法律，虽然后来他改邪归正，但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而贡禹清正廉洁，很适合担任御史大夫，没有必要撤换他。华阴县丞胡乱称赞朱云，怀疑他不怀好意，所以匡衡建议追查一下华阴县丞。结果华阴县丞因此而获罪。当时少府五鹿充宗很得汉元帝的宠爱，五鹿充宗是专门研究梁丘注的《易经》的，汉元帝也很喜欢这个版本。他想考察一下梁丘注和其他版本的异同，于是下令让五鹿充宗和《易经》的其他学派辩论。五鹿充宗深受皇帝的宠爱，又有口才，其他学派的学者都借口生病而不敢参加辩论。有人推荐朱云，于是就把他召了进来。结果朱云把五鹿充宗驳得哑口无言，赢得了大家的赞赏，朱云也因此获得了博士的官职。折槛图轴 南宋不久，朱云担任了杜陵的县令，但因为故意放走人犯而差点被抓起来，幸好赶上了大赦才被赦免。他被推举为方正，担任了槐里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掌握朝政，他和五鹿充宗是一伙的，所以人们都很怕他们，只有朱云的好朋友、御史中丞陈咸年轻而坚持正义，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朱云多次上书弹劾丞相韦玄成贪生怕死，只知道保住自己的位子。有关部门调查朱云，怀疑他指使属下杀人。元帝向韦玄成询问朱云治理地方政绩如何。韦玄成趁机泼他污水，说他残暴不仁。陈咸听到了这话，告诉了朱云。朱云向皇帝上书申诉，陈咸替朱云修改奏章，让他要求让御史中丞审理，也就是让自己来审理。结果这事被交给丞相审理了，丞相的手下调查说朱云确实指使属下杀人，朱云只好逃到长安和陈咸商议。韦玄成知道后，把这事上奏元帝。元帝把朱云和陈咸抓了起来，没有杀他们，罚他们担任修城墙的苦工。两人就这样被禁锢，一直到元帝死，都没有被起用。汉成帝即位后，张禹以皇帝老师的资格当了丞相，非常受宠。朱云上书求见皇帝，当时大臣们也都在。朱云说：“现在的大臣上不能辅佐皇上，下不能安抚百姓，都是吃饱饭不干事的人。我请求陛下赐给我宝剑，我要杀一个奸臣来杀一儆百！”汉成帝问：“你到底要杀谁呀？”朱云说：“我要杀奸臣张禹！”汉成帝勃然大怒：“你一个芝麻大小的官居然敢诽谤上司，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师，罪该万死！”御史拉朱云下去，朱云抓住殿上的门槛，死也不下去。御史拼命地拖他，他死抓住不放，结果把门槛都拉断了。朱云大叫：“我能够在阴间跟从关龙逄和比干（都是因进谏而被杀的著名忠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只是担心我们大汉江山啊！”御史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下去。左将军辛庆忌站出来向皇帝叩头，说：“朱云是出了名的狂妄直率。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就不能杀他；如果他是错的，也应该宽容对待，我愿意以死相争！”辛庆忌说完后一直叩头，把头都叩破了。汉成帝火气也消下去了，就饶了朱云。后来有人建议把门槛给修好，汉成帝说：“算了，别修了，就放在那儿，来纪念和勉励忠直的臣子吧。”经过这场风波后，朱云离开了官场，他把家搬到了乡下，有的时候也乘着牛车和学生们出来游玩。不管到哪个地方，人们都很敬重他。后来薛宣担任了丞相，朱云去拜见他。薛宣很恭敬地接待了他，留他在家里住宿，并对朱云说：“您在乡下也没什么事做，干脆就留在我家里，可以经常看到天下的奇人异士。”朱云说：“你是想把我当成你的下属吗？”薛宣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这事了。朱云一直活到了70多岁，在家里去世。他病重之后就不再请医生也不吃药，临终时嘱咐，直接穿身上的衣服入殓，棺材只要够他躺进去就行了，而墓穴够把棺材放进去就够了。他死后家里人按照他的嘱咐只造一个一丈五左右的小坟，把他埋在平陵的东郭之外。2.郅支单于败死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元帝派使者出使康居，请求郅支单于归还汉使谷吉的尸首，但是郅支单于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假借圣旨发兵攻杀郅支单于。（1）郅支单于被攻杀开始，郅支单于自认为匈奴汗国国力强盛，威名远扬，别国都十分尊重他，又因为打了胜仗而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得不到康居王朝见，一怒之下便残杀了康居王的女儿、康居贵族以及平民数百人，有的人被截断四肢后扔到都赖水中。他迫使康居人为他修建城垣，每天有五百名工匠施工，两年时间才完成。又派出使者到阖苏王国和大宛王国，责令他们每年都必须进贡。二国害怕郅支单于，不敢不进贡。汉朝陆续派出三批使节，出使康居郅支单于处，追寻谷吉等人的遗体下落。郅支不肯接受汉朝皇帝的诏书，还侮辱了汉朝使节，仅是通过西域都护奏明皇帝，说：“居住的地方环境恶劣，愿意臣服强大的汉朝，还打算派儿子去当人质。”并且态度非常傲慢。陈汤为人沉着勇敢，善于思考，足智多谋，渴望建立奇功，他向甘延寿建议说：“边境各个民族都十分害怕匈奴，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天性。西域各国，本来都归匈奴管辖，现在郅支单于的威名远扬，不断袭击乌孙王国和大宛王国，经常给康居王国出谋划策，企图使乌孙、大宛民心归顺。如果把这两个国家征服，过不了多长时间，西域诸国都会陷于危险的境地。郅支单于生性剽悍，凶残好战，并且不断成功。日子一长，必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地处偏僻，幸好他们无坚固城堡、锋利弓弩，无法固守。我们如果征发屯田的军队，并征调乌孙王国的军队，一直攻打到他们的城堡之下，他想逃无路，想守则兵力难以自保，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一蹴而就。”甘延寿认为有理，准备奏请朝廷批准。陈汤说：“平庸的官僚是不能了解远大的谋略的。圣上如果召集公卿商议，他们肯定不会答应。”甘延寿迟疑，不肯采纳他的意见。恰巧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便假传圣旨，将车师戊己校尉的屯田部队和各城邦国家的军队都征调去了。甘延寿得知这件事，大吃一惊，想加以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喝叱甘延寿说：“你小子打算阻止已经集合起来的大军吗？”甘延寿被迫同意了。他俩集结、部署汉朝及西域多国兵力，总计四万多人。甘延寿、陈汤上书请罪，陈述了假传圣旨的理由。上呈奏章的当天，大军出发，分成六路，其中三路兵马沿南路越过葱岭，横穿大宛王国。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另外三路纵队从温宿国出发，从北路经乌孙王国首府赤谷城，穿过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而此时康居王国的副王抱阗，统率几千骑兵，在赤谷城东面攻打乌孙王国大昆弥地区，杀戮及俘虏千余人，抢走牛、马、羊等大量牲畜，然后从后面赶上汉军，获得汉军后部的大批辎重。陈汤带领西域兵奋起迎战，杀敌四百六十人，并夺回了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交给大昆弥。而夺取的马、羊、牛，则留下来作为军队食物。又擒拿抱阗手下的贵族伊奴毒。陈汤在进入康居王国东部国界后，严令部下不准烧杀抢掠。还暗召康居王国的贵族屠墨会面，向他展示汉朝的实力，设置酒筵，结为同盟，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进发，在离新筑的单于城约六十里处安营扎寨。此时，又俘虏康居王国另一贵族具色子男开牟，令其作向导。具色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残酷。这样，汉朝军队对郅支单于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次日，大军继续开拔，离单于城三十里处扎营。郅支单于派使者前来询问：“汉朝兵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汉官答道：“汉朝皇帝曾经收到你们单于的上书，信中说：‘居住环境恶劣，愿意归降汉朝，亲身到长安朝见。’皇帝怜惜单于放弃广袤的土地，委屈身份居住在康居，所以派都护将军，率军前来迎接单于及您的家人。只是担心单于的左右受惊，所以没敢兵临城下。”双方使节互派几次之后，甘延寿、陈汤亲自出面，怪罪郅支单于的使者说：“我们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来，都是为了单于呀，但是，一直到如今，他还没有派出一位显贵名王前来拜见都护将军，受命治事，单于为什么一点也不讲主人招待客人的礼节？我们从遥远的京师到这里，兵困马乏，而粮草殆尽，恐怕连返回都不够用，请单于召集大臣一起慎重考虑这个问题。”次日，大军进驻都赖水畔，在距单于城三里外扎营，修建阵地，遥望单于城上，旌旗招展，数百匈奴兵身穿甲胄，戒备森严。又从城中奔出一百多名骑兵，奔驰往来于城下。一百余名匈奴步兵，在城门两旁结成“鱼鳞阵”，正作战斗演习。城上匈奴兵甚至高声挑衅：“来打我们吧！”一百多名匈奴骑兵直奔汉营，汉营的强弩全部拉满，箭头向外。匈奴骑兵不敢攻击，于是撤退。城门外操练的匈奴骑兵、步兵被汉军强弩部队射击，全部退回到城中。甘延寿、陈汤下令进攻：“听到鼓声，都直奔城下，全面包围，各军记住所分配的位置，开凿洞穴，堵塞射击孔。盾牌在前，戟弩在后，仰射城楼上的守军。”攻击正式开始，城楼上的匈奴守军不能抵挡，败退逃走。土城之外，还有由两层木墙构筑的重木城。因为匈奴人从木城上射击，汉军伤亡惨重。于是汉军聚薪放火，焚烧木城。夜间，匈奴守军几百名骑兵突围，汉军予以迎头痛击，箭如雨下，将他们全部歼灭。起初，郅支单于得知汉朝军队到达，打算离开这座城。可是，他又怀疑康居王会因怨恨他而勾结汉军，里应外合，斩杀自己；又听说乌孙王国等西域各国，都在调遣军队，认为无路可逃。因此，他虽然逃出单于城，却又返回，说：“汉朝军队劳师万里，远征西域，不可能持久下去，我们不如坚守吧。”郅支单于身披铠甲，在城楼上亲自督战。他的阏氏、夫人共几十名，也都用弓射杀汉军。郅支单于的鼻子被汉朝弩兵射中，他的夫人也多有死亡。后半夜，木城被攻破，木城内的匈奴军退进土城。这时，在郅支城附近，康居王国的一万多援军分散在十几处地方，环绕城的东西南北四面部署，跟城上的匈奴守军遥相呼应。康居援军乘着夜色，多次向汉朝军队的营地攻击，每次都不能得手。天将亮时，土城外四面火起，汉军官兵振奋，乘火势高喊，锣鼓之声动人心魄。康居军队再向后撤。从四面冲进土城中的汉朝军队都高举盾牌，奋力冲杀。郅支单于率一百多匈奴男女逃进王宫，汉军纵火焚烧王宫，郅支单于身受重伤而亡。他的人头被军侯假丞杜勋砍了下来。在王宫中搜出汉朝使臣的使节两只以及谷吉等携带的用帛写成的书信。在此次战斗中，斩杀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投降的有一千多人，生擒的也有一百四十五人，汉军将降俘分配给领兵共同包围单于的西域十五个国王。凡是抢掠到的财物，全归抢掠者所有。（2）陈、甘封侯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正月，郅支单于的人头被送回长安。甘延寿、陈汤上书说：“我们曾听说，统一乃是统治天下的大道理。古代有唐尧、虞舜，现在有强盛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成为我们北方的附属国，只有郅支单于背叛汉朝，还没有伏罪。他逃到大夏王国以西，就认为强大的汉朝再也不能使他称臣归顺。郅支单于对百姓残忍狠毒，犯下滔天大罪。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之师，替天行道，能攻破敌阵，打败敌人，全靠陛下的神异威灵。应该将郅支单于的头颅悬挂在长安槁街蛮夷馆舍之间，以昭示天下，威慑异邦，胆敢冒犯强大汉朝的，距离多远也必被诛杀！”丞相匡衡等人都认为现在不应悬挂人头，而应掩埋尸骨。元帝下令高悬郅支单于的头示众十日，然后掩埋。并祭告位于郊外的祖先祭庙，大赦天下。满朝文武向元帝上表称贺，于是举行酒宴庆祝。最初，中书令石显一度打算把姐姐许配给甘延寿，被甘延寿拒绝。等到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后，因假传圣旨这件事受到丞相、御史的切齿痛恨，所以甘延寿没有得到奖赏。而陈汤又一向喜好财物，把在塞外抢劫的金银财宝携带进入塞内，违背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责令沿途郡县，命他们抓拿陈汤的部下，严加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我的部下共同讨伐郅支单于，幸而将他擒获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回朝，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路上迎接慰问。如今司隶校尉反而对我们逮捕审问，这不是在替郅支单于报仇吗？”元帝颁布诏令，马上释放所有被捕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府用酒和食品慰劳凯旋的军队。石显、匡衡认为：“陈汤、甘延寿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定其死罪，已经很宽宏大量了，倘若再赐他们爵号，赏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都会为了图侥幸成功而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在蛮夷中间制造事端，给国家造成灾祸。”元帝暗地里嘉奖陈汤、甘延寿的功劳，但又难于驳斥石显、匡衡的意见，事情过了很久也不能够平息下来。前任宗正刘向启奏说：“郅支单于监禁和杀害的中原使节及其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种事在塞外影响很大，朝廷群臣都为中原的威望受到损害而痛苦难过。陛下大怒，要擒杀郅支单于，这一念头从没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皇上旨意，借助神灵，集结各城邦军队，深入极远地域，击破康居，摧毁郅支单于的三层城防，拔除歙侯大旗，砍下郅支单于首级，悬挂战旗于万里之外，使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以西。洗刷耻辱，臣服四夷。呼韩邪单于得知郅支单于已经被诛杀，既高兴又恐慌，驱驰而来，入朝拜见，愿为汉朝守卫北方边疆，世代做中原的臣属。他们建立不朽功勋，为国家求得万世和平，所有的官员都没有如此大的贡献。古代，周王朝大夫吉甫、方叔，为周宣王诛杀猃狁部落酋长，此后四夷全部归附。故《诗经》赞扬说：‘战车就像雷霆轰鸣般众多威武。如此正直忠厚的方叔，率领军队征讨猃狁，荆地的蛮人敬畏都来归附。’《易经》说：‘应该赏赐的是：斩敌首、获敌虏。’说的是只要诛杀首恶，那么所有不愿顺从的人都会来归顺的。现在，甘延寿、陈汤的征战所产生的威慑，即便是《易经》的‘斩敌首’，《诗经》的‘雷霆’，也无法相比。评价功勋，应看到重大善行，而不应只计较小过失，不可抓住一点瑕疵纠缠不清。《司马法》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期限不长于一个月。’目的在于使人迅速获得行善的好处。这样做是为了以武功为先，以用人为重。”“尹吉甫班师，周王朝对他重重赏赐，《诗经》上谈及此事时说：‘尹吉甫既得宴乐的喜庆，又多受封赏。只因从千里之外的镐归来，路遥日久。’千里都认为路远，那万里便更辛苦了。但是，甘延寿、陈汤不仅没有受到嘉奖，得到封赏，反而被抹杀掉奋勇杀敌的功劳，在咬文嚼字的刀笔吏前被挑剔，这是劝勉战士、奖励有功的做法吗？齐桓公尊崇周王室，却也消灭了项国，儒家君子认为他功大于过，所以为他遮掩。贰师将军李广利，葬送五万将士的性命，耗费了数以万计的钱财，经过长达四年之久的征战，才俘获三十匹好马而已，尽管砍下大宛王国国王毋寡的人头，仍入不敷出，他自身的过失更多。但武帝认为，万里远征，不追究过失，还封赏大批将士。现在，康居王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尊贵于大宛国王，残害中原使节的罪行，超过不向汉朝献出汗血马。甘延寿、陈汤并没用内地的部队和粮食，比起李广利来，他们的功德胜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个人的看法，从乌孙王国进攻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臣服，他们都享受采邑，晋封侯爵。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功勋，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于过，比齐桓公、李广利强；近世功劳，更胜过郑吉、常惠。然而那些小过失不断传播，而大的功勋却没受到表扬，真令人痛惜。建议陛下，应马上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责罚，还给他们自由之身。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失，而应赐给他们爵位，来奖励功业。”元帝于是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指控他们，并命公卿讨论如何赐封他们爵位。大家主张应该比照军法“捕杀单于”的标准赐封，石显、匡衡却认为“郅支本就是流亡灭国，众叛亲离，不是真单于”。夏季，四月，元帝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领义成侯，任命陈汤为射声校尉，领关内侯，又封他们各三百户食邑，加赐千两黄金。3.呼韩邪单于朝汉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愿意做汉朝的女婿，与汉和亲。汉元帝将后宫绝色美女王昭君赐给单于。这是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前两次朝汉分别是在公元前52年和公元前49年，汉匈和睦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呼韩邪归汉是在匈奴国力衰退、内部争权夺位、分崩离析的背景下发生的。（1）侯应言戍边匈奴呼韩邪单于得知郅支单于已被诛杀，既高兴，又恐慌。于是，向汉朝皇帝上书，请求入朝朝拜。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贺，请求准许与汉联姻，使他有机会亲近汉朝。元帝把后宫佳丽王嫱许配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十分兴奋，上书汉元帝：“愿守卫东起上谷，西到敦煌的汉朝疆土，世代相传。请解除边境防务和守塞的将士，使百姓获得休息。”元帝将呼韩邪单于的奏章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参加商讨的官员都同意接受。郎中侯应熟悉边塞事务，认为不能接受。元帝问他原因，侯应说：“自从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好战成性，不断骚扰边境。汉王朝初建之时，尤其受到它的侵扰。据我所知，北方边塞，东起辽东，西到阴山，东西长度超过千里，草木繁茂，禽兽众多，以前冒顿单于凭借这里的险要地势，制箭造弩，抢劫掳掠，成为匈奴畜养禽兽的苑囿。直到孝武皇帝派兵征伐，才把这一地区抢夺过来，而将匈奴驱至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修筑城堡，铺设道路，兴建外城，派军队前往驻扎戒备。于是，边境才比原来稍稍安宁。漠北地势平坦，草木稀少，沙漠连绵。匈奴南犯骚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以南，道路崎岖，山谷起伏，行军十分艰难。边塞上年纪的人说：‘匈奴丧失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痛心不已。’假使撤除边防事务，对夷狄来说可谓放虎归山，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圣上福泽四海，像天一样笼罩着匈奴。匈奴人得到救助，才能活下去。他们感激皇上活命的恩情，叩头称臣。不过，夷狄的秉性，穷困时奴颜卑膝，强大时蛮横无礼。不久前，已撤除了外城，减少了燧、亭等军事建筑，现在的边防守军，只够互通烽火、担任望而已。汉朝居安思危，不能再撤除边防，这是理由之二。汉朝有仁义教化，有惩治罪恶的律例，愚昧的人还要犯禁，更不用说匈奴单于，他能绝对保证他的下属不以下犯上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使在中原境内，也要在战略要地设立关卡，以便控制封国王侯，以断绝臣子的非分之想。在边疆重地设置亭障，屯田防御，不只是为了抵御匈奴，还为了各属国归顺人民，他们本属匈奴，恐怕他们思念故土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这些年来，临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交往。汉朝的刁民恶吏贪图财利，偷盗抢夺他们的牲畜，甚至霸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缘故，导致他们发生叛乱。现在倘若撤回边防军队，可能激发这种因欺侮而引起的矛盾。这是理由之五。以前，从军的战士，相当多的人没有回来，居住在匈奴，他们的子孙生活拮据，有可能大批逃奔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边疆一带，奴仆婢子无忧无虑，很多想逃亡，都说：‘据说匈奴那里无忧无虑，无法出逃是由于边塞的监视太紧！’即使这样仍时常有人逃出边塞。这是理由之七。强盗窃贼阴险残酷，结成帮派触犯法令，如果被官府通缉，就会北逃匈奴，就不能惩罚了。这是理由之八。自从边界设立关卡，已有一百多年，并不都是用土筑墙，有的借助山岩，有的使用石木，有的倚山傍谷，有的利用险要峡谷，稍加连通增补，就须征发士兵、罪犯修建，长年累月，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计数。我担心撤除边塞的将官，没有深思熟虑事情的缘由，只想暂时减轻边疆防御负担。然而，十年之后，百年之后，如果夷族突然叛乱，而边塞已经空虚，烽火亭已年久失修，还得再征调士兵修建。然而，持续百年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退回边防驻军，荒废边境上用于望敌情的土堡，匈奴单于必将自认为其保卫汉朝疆土，对汉朝有功，将会不断请求封赏，如果稍有不满，那么后果就难以设想。产生夷狄与汉族的矛盾，削弱中原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根据以上十条理由，我认为：命令边防驻军退守，不是保持长时期和平安定、控制四蛮的上策！”奏书上呈皇上后，元帝下诏：“停止商议撤除边塞。”又诏令车骑将军许嘉向单于口传圣谕说：“单于上书，希望汉朝撤走北方边塞防御军队，愿意世代永保边陲。单于倾慕礼义，为百姓谋划周到，这确实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朕甚感欣慰。中原四方都有要塞、关卡，并非特地为抵御来自长城以北的侵扰，也是为了防备中原的叛逆之徒逃到塞外胡作非为，祸害百姓，所以设边塞以示法规，消除人们不忠的念头。朕心怀感激地理解单于的心思，决无他意。因恐怕单于误解中原不撤退边塞驻军的缘由，因此令许嘉向单于详细说明。”单于恍然大悟说：“我愚昧无知，没有考虑这些重大的谋划。幸亏天子遣使者告诉我。天子真是仁爱宽厚！”（2）昭君出塞起先，左伊秩訾上书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匈奴得以休养生息。后来，奸佞之徒进谗言，说左伊秩訾以安定匈奴的功劳自居，但没有得到相应封赐，心里常常怨恨。呼韩邪对他心存狐疑。左伊秩訾唯恐遭杀身之祸，于是率领他的属从一千多人投奔汉朝。朝廷封他为关内侯，掌管有三百户人家的封地，并佩戴王爵的印绶。等到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贺，和左伊秩訾面谈，呼韩邪单于心存歉意说：“大王为我出谋划策，待我非常忠心。匈奴能有今天稳定安逸的局面，全仰仗大王的功劳，恩德岂敢忘记？我却使大王寒心，弃我而去，不再留恋匈奴，都是我的错误。如今我想向圣上请求，请大王返回王庭。”左伊秩訾说：“单于秉承上天的旨意，降服汉朝，使匈奴得到稳定，这完全归功于单于神异威灵，汉朝天子的佑护，我怎么会有如此功劳？既然已经降服汉朝，若返回匈奴，便是有二心。请求留在汉朝充当单于的一个使臣，请原谅我难以听从您的命令。”呼韩邪单于再三请求，始终不能得到左伊秩訾的首肯，于是准备带着王昭君返回王庭。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冬，昭君跟随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北单于王庭。出发之前，在为呼韩邪举办的送别晚宴上，昭君的闭月羞花之貌，使汉宫为之生辉。汉元帝封赐王昭君杂帛、锦绣等各种织物一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以及图册、黄金、贵重礼品若干，并下诏，更改年号“建昭”为“竟宁”，以纪念郅支伏诛和呼韩邪与汉朝和亲，恭祝长久安宁。昭君进入匈奴后，被册封为“宁胡阏氏”，时间不长，生一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即后来的匈奴右日逐王。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即昭君入匈奴后三年，呼韩邪单于病逝，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单于，依照匈奴的风俗要娶昭君为妻。昭君曾奏请归汉，汉成帝诏命她“从胡俗”。就这样，昭君又当了复株累若单于的阏氏。后来王嫱养育二女。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后的五六十年间，汉与匈奴之间产生了一个“边城宴闭，牛羊布野”的和平友好局面。4.王氏专权昭君出塞图 清 华岩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元帝驾崩于未央宫。六月，太子刘骜登基，即汉成帝。即位后不久，成帝就册封其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履行尚书的职务。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成帝再次册封其舅父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封舅父王商、王谭、王根、王立、王逢时为官内侯。（1）王氏封侯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因黄雾弥漫，十分怪异，成帝召集公卿大夫议论此事，令群臣不要有所顾忌。博士驷胜、大夫杨兴等向成帝说：“这是阴气过盛，阳气萎缩。高祖时期有制度，非功臣不可以封侯，而太后的几个弟弟都是没有功绩却被封侯，这在外戚中从无先例，故上天对此表示不满。”王凤对此甚是恐慌，上书自责，提出辞职，成帝没有批准。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夏，成帝召集一些素来尽忠直言的公卿大夫，到白虎殿议事。这时候，成帝把朝廷诸事都托付给王凤，正直之士在回答策问时，大都将前不久陨星下落的原因归于王凤。谷永知道王凤正受宠幸，大权在握，想私下投靠，于是禀奏说：“而今四夷都已归降，均成为汉朝的附属。北方无匈奴冒顿、荤粥骚扰犯边，南方也没有赵佗、吕嘉的反抗，三边安然无事，没有边疆征战的警报。大的诸侯国食邑不过几个县，由朝廷委派的官吏控制那里的权柄，使诸侯王不能为所欲为，不会像当年楚、吴、梁、燕等诸侯国拥兵以下犯上。文武百官相互牵制，与皇帝有亲戚关系的官员和没有亲戚关系的官员同朝为官。皇亲国戚中有申伯一般的忠臣，他们谨慎小心，不会重蹈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福的覆辙。这三类人都没有任何的过失，我担心陛下不重视明显的错误，忽略天地的灾异变化，偏信谗言，归罪于忠心之士，把政事托付给不称职的人，那将违背天意，是不可取的。陛下如果能考虑我的建议，抗拒沉溺之心，不再将万般宠爱集于一身，将天子恩德平均施舍，使后宫各位嫔妃都有机会侍奉皇上，增添选纳能生男孩的妇人，不挑选美丑，不在意是否婚嫁，也不考虑年龄。照旧例推算来说，陛下真能使身份低微的人生下皇子，则为社稷之福。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太子，何必顾虑其母的贵贱呢？后宫使令、女史中假如有皇上宠爱的，也可选纳，广泛地求嗣于出身卑贱的人，以求上天保佑，生下太子，皇太后的忧愁和烦恼，也就可以解除，上天的不满也会平息，后代得以繁衍，灾难自然化解。”杜钦也按照谷永的意思上书。成帝把两人的奏章都拿给后宫看，谷永被提拔为光禄大夫。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六月，成帝赏赐他的舅父们。王商为成都侯，王谭为平阿侯，王根为曲阳侯，王立为红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因五人同时接受加封，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为“五侯”。王氏专权由此开始。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看到王氏权倾朝野，就上奏成帝。他列举春秋至汉代以来的种种先例，加以分类，写成十一篇，被人们称作《洪范五行传论》。成帝明白刘向是尽忠直言之臣，之所以呈上奏折，无非是因为王凤兄弟的事。可是，成帝到底也没有削夺王氏的权力。（2）王凤摄政河平四年（公元前25）三月，琅邪太守杨肜统管的郡中发生灾荒，丞相王商依律查问。王商不准王凤为杨肜求情，并且要求撤职查办杨肜。王凤对王商怀恨在心，指使频阳人耿定上奏，诬告王商和其父亲的收房女婢私通；而且其妹放荡，奴仆杀死了她的情夫，怀疑这是王商唆使的。成帝认为私生活的过错不足以查办大臣，可王凤却不肯罢手。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善于辩论，他也上书诬告王商，有司则奏请皇上下诏将王商逮捕入狱。成帝知道张匡所言失实，而且一向器重王商，便加以制止。王凤仍不死心。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四月，成帝颁布诏书收缴了王商的丞相印绶。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大将军王凤专权，成帝也无可奈何。光禄大夫刘向的小儿子刘歆异常聪颖。成帝召见他，他诵诗读赋，成帝非常喜爱，想封其为中常侍。等到让他着官服，正式任命之际，左右大臣都说，还没告诉大将军。成帝说：“这样的小事，无需告诉大将军。”但左右大臣都叩头力争，于是，成帝无可奈何，告知了王凤此事。王氏子弟分别担任侍中、公卿、大夫、诸曹等，垄断朝廷中显赫的职位。杜钦见王凤太过专权，就告诫他说：“愿将军像周公般谦逊，不要像穰侯般威风，放弃过分的欲望，别使范雎等人有机可乘。”王凤不加理会，仍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