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一行行至高祖陵墓时，停了下来，由宋昌换乘快车去长安观察动静。宋昌车到渭桥（今陕西西安市近郊），丞相以下的官员都已恭候多时了。他旋即回报代王。代王刘恒完全放下心来，马上也改乘快车，意气风发地来到渭桥边。群臣一见代王，立即跪下行拜见之礼。刘恒下车，向群臣一一答谢。太尉周勃快步向前，对代王说：“臣想单独进言。”宋昌不满地说：“如果是公事，不妨公开说；如果是私事，代王是不会接受的。”周勃二话没说，跪着将大汉皇帝玉玺及符节向代王呈上。刘恒不便当场接受，说：“到了代邸再商量吧。”于是群臣簇拥着代王驱车前往代王宫邸。到了代王宫邸，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弁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一齐上前向代王行了君臣之礼，高声说道：“刘弘没有资格再做皇帝。我们特与阴安侯、顷王后、琅琊王，以及宗室、大臣、列侯并食封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商议，一致认为最适合做高帝继承人的就是代王您了。恳请代王不要推辞，尽早登天子之位。”刘恒谦逊地说：“我何德何能，怎堪担当刘氏社稷之重任。希望大家再推选一个合适的人。我实在不敢当。”群臣急了，都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一再恳求，随后群臣上前，硬扶他面南背北坐下。陈平说：“我等慎重考虑，代王侍奉高祖祠庙最为合适，天下诸侯及百姓也会这样认为。我等为社稷及刘氏宗庙设想岂能草率？还请代王接受大家的心愿！”说着，再次奉上玉玺和符节。刘恒说：“既然宗室、将相、王侯认为寡人是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寡人也就不推辞了。”于是即天子位。群臣各依原职。派太仆灌婴、东弁侯刘兴居先清扫未央宫，奉天子仪仗到代王馆舍迎接。皇帝当日晚住进未央宫。当夜封张武为郎中令，巡查殿中；封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帝坐于前殿，下诏令“诏谕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昔日诸吕专擅权柄，阴谋篡逆，想危害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将其诛杀，都各伏其罪。朕初登基，应该大赦天下，赏赐天下男子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若干头、酒若干石。聚饮五日为欢。”（2）文帝封臣立嗣刘恒当了皇帝时，少帝刘弘还住在宫里，为了避免由于争夺帝位而造成刘氏子弟互相残杀，群臣施行先立而后废的策略。齐王刘襄的弟弟刘兴居对刘恒说：“诛杀诸吕，我是没有功劳的。请让我为皇上您清宫室。”他就和太仆、汝阴侯滕公（夏侯婴）一起赶到未央宫，上前对少帝刘弘说：“您不是刘氏宗室，不应当立为皇上。”滕公随即将少帝载出皇宫。少帝在车上问：“想把我送到哪里去？”滕公说：“出去住吧！”后来把少帝载到少府。他们另派人通报刘恒，说：“宫内已被清除。”一宫不能二主，清除宫内，实际上就是清除刘弘。少帝刘弘被赶出宫后，群臣就为新任天子刘恒准备好皇冠、龙袍以及御车等必备之物。当天晚上，群臣保护刘恒进入未央宫。这时，端门还有十名持戟仪卫没有撤走。他们对刘恒等人说：“天子在宫中，您为什么要入宫？”刘恒问太尉周勃是怎么回事，周勃说：“他们并不知道陛下才是天子。”于是上前对他们说明了情况，那些仪卫就放下武器撤走了。刘恒进入大殿，登上天子宝座后，马上召集群臣，连夜处理政务。在群臣商议之后，淮阳王、常山王及少帝等人被诛灭于各自的宫邸。做臣子的，应当力保贤明君主；做君王的，应当寻求忠诚的臣子。高祖靠萧何、曹参、张良等谋臣，又有韩信、黥布、彭越等良将，历尽挫折，夺取天下。得到天下后，韩信等良将纷纷由功臣变成了叛逆之徒，最后都遭到杀身之祸。萧何、曹参等人也是战战兢兢，以保身家性命为重。等到吕后称制后，诸吕掌权，刘氏宗室子弟很多遭到杀害，老臣旧将如陈平、周勃等人更是一刻不得安心。吕后死，他们便竭力推举贤明仁厚又无外戚背景的刘恒为帝。刘恒为帝后，全靠群臣辅佐，施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从此，天下得到了安宁，君臣之间相安无事。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冬，十月二日，皇帝在高祖庙接见群臣。派车骑将军薄昭到代地去把皇太后迎回京。又下诏说：“前时吕产自封为相国，吕禄做上将军时，擅自派将军灌婴领军攻打齐国，企图取代刘汉。灌将军停兵荥阳，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做篡逆之事，陈平丞相与周勃太尉等运谋夺取吕产所控制的北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擒获并斩杀了吕产。太尉周勃亲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智夺吕禄相印。因此加封太尉周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加封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邑各三千户，赐金二千斤。加封朱虚侯刘章、襄平侯刘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朝廷对诛灭诸吕的人论功行赏，右丞相周勃以下，都被赐给数量不等的封户和赏金。周勃散朝时小步疾行退出，十分得意。文帝对绛侯以礼相待，很为恭敬，经常目送他退朝。任郎中安陵人袁盎谏阻文帝说：“诸吕骄横谋反，大臣们合伙将吕氏诛灭。那时，丞相身为太尉，掌握兵权，才凑巧建立了这番功劳。现在，丞相好像已有对人主骄矜的神色，陛下却对他一再谦让。臣子和君主都有失礼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如此！”以后朝会时，文帝越来越庄重威严，丞相周勃也就越来越敬畏他。这年十二月，文帝立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将琅琊王刘泽升为燕王。原来被吕氏所夺取的齐楚之地都归还原主，并废除秦法“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律令。次年正月，有官员上书说，为了尊崇宗庙，应该早立太子。文帝下诏说：“朕德行浅薄，上帝神明并不情愿享受我对他们的祭祀，天下人民也认为我还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皇帝。如今不能广泛寻求天下圣贤有德之人来接替帝位，却建议应该早立太子，这就使我的薄德更亏了。这岂不是辜负了天下人对我的期待？立太子事暂缓计议。”有官吏又上奏：“早定太子，正是说明皇上以宗庙社稷为重，证明皇上时时把天下大事牢记在心中。”皇上说：“楚王是朕的叔父，年高德劭，具有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对治理国事了如指掌。吴王、淮南王二人是朕的兄弟，他们二人都是靠道德辅佐我的，这难道不是早就安排好的皇位继承人吗？各侯王宗室兄弟中有不少功臣，有不少贤德仁义之人。如果从上述贤人中推举德行高尚的人来接替我不能胜任的皇帝之位，这就是社稷之灵、天下百姓之福了。今日不去推选贤人，而说一定要立太子，百姓会认为我忘记了贤德的人，而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这不是真正在关心天下大事，朕实不愿采纳。”有官员再三请求说：“古代殷、周得天下，长治久安近千年。以往拥有过天下的王朝都不如殷、周相传的长久，就是因为殷、周都采用传位于太子之道。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立为太子，历史上都是这样。高帝平定天下，建立诸侯后，才成为刘汉王朝的太祖。列侯开始受封国的也都成为封国的国祖。子孙继承，世世不绝，这是天下的公理。所以高祖立太子，目的是为了安定天下。今日放弃立子为太子的事不办，而另从诸侯宗室中去进行推选，这不符合高祖的本意。另行推选是不合适的。皇子启是长子，敦厚仁慈，请皇上立他为太子。”文帝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同意了。文帝的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从此，其生母窦氏就被立为皇后。窦氏能做上皇后，也颇有戏剧性。她自小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仅留兄妹三人相依为命。吕后时，窦氏以良家女被选入宫当宫女。一次，吕后以宫女赏赐诸侯，窦氏也在其中。窦氏家在赵国，所以便请求把她分往赵国。但主管的宦官把这件事给忘了，最后把她分到边远的代国去了。为此，窦氏大哭一场。不想到了代国，窦氏却深得代王的宠爱，生得一儿一女，儿子即为刘启。而代王的王后以及王后所生的三子，又都先后死去，刘启才得以当太子，窦氏也幸运地当上了皇后。（3）文帝习明政事文帝下诏说：“当春风和畅时，动植物都有复苏之乐，而百姓中的鳏寡孤独穷困者却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作为民之父母其心何安？众卿讨论一下该怎么进行赈济。”诏文又说：“老人不穿棉袄不会感到温暖，不吃肉不会感到饱。今年春初，要经常派人看望老父老母，如不赐一些布帛酒肉，又怎么能帮助天下的子孙孝养其亲？有的官吏竟然以陈粟烂米充养老粮，难道这是在贯彻养老的诏令吗？！现在我要制定具体条例。”有关官吏通知各县、道，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每人每月一石米、二十斤肉、五斗酒。年在九十以上的老人，再增加每人帛二匹、絮三斤。对年过九十的老人赐物及发放养老粮时，县令要亲自督促检查，县丞或县尉要亲自送交。不到九十岁的老人的养老粮，由农政官员、令史送交。各地官员都要督促查办，对不执行诏令的要予以查处。已被判刑及将判二年以上刑罚的老人，不适用此令。六月，文帝下诏命令郡国可不向朝廷进献财物。惠政广及天下，诸侯及四夷远近都深感皇恩浩荡。于是，文帝下诏奖励从代地到京城的辅佐人员。诏书说：“当大臣们诛讨诸吕以后，迎立朕为帝时，朕心中疑虑很多，很多人劝朕不要离开代地。最后是中尉宋昌劝朕进京继位，朕才得以侍奉高祖宗庙。朕已经加封宋昌为大将军，现在加封宋昌为壮武侯。其他随朕到京的张武等人，提升做九卿。”诏令又说：“跟随高皇帝进入蜀汉的六十八人各增封邑三百户。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曾经随从高皇帝的颍川守尊等十人封食邑六百户。淮阳太守申屠嘉等十人封食邑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封食邑四百户。”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驷钧为靖郭侯，原常山丞相蔡谦为樊侯。文帝对于国家大事越来越关心，处理起来也越来越熟练。朝会时，他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内判决多少案件？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都谢罪说不知道。他又紧张又惭愧，汗流浃背。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这些事务都由专人主管。”文帝问：“由谁主管？”陈平回答说：“陛下如果要了解诉讼刑案，应该责问廷尉；想了解钱谷收支情况，应该询问治粟内史。”文帝说：“假如各事都有主管官吏，那么您是负责做些什么事呢？”陈平谢罪说：“臣下无能忝为宰相。宰相的职责，对上是辅佐天子，理顺阴阳，顺应四时变化；对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安抚四夷和诸侯；对内使百姓归附，使公卿大夫各自得到能发挥其专长的职务。”文帝这才赞好。右丞相周勃在朝堂之上被弄得甚为尴尬，退朝之后责备陈平说：“您平常怎么不教我怎样回答皇上的问题？”陈平笑着说：“作为宰相，你应当知道宰相的职责。况且，如果陛下问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您能勉强回答吗？”由此，绛侯周勃自知能力比陈平相差很远。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劝周勃说：“您诛灭了吕氏，把代王扶立为皇帝，威名远震天下。现在您虽然接受朝廷厚赏，担任受人尊崇的右相职位，可时间一长，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勃也为自己担忧，就以有病为由，辞去丞相之职，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八月，文帝罢免了右丞相周勃，从此由左丞相陈平一人担任丞相。（4）文帝纳谏文帝执政后，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于是，下诏命令群臣进谏。他说：“群臣都要认真考虑朕的过失和朕所未知、未见的问题，并请大家告知朕。还请大家向朝廷举荐贤德善良、刚正不阿、能够直言进谏的人才，以辅佐朕。”文帝还下诏，命令务必减轻徭役赋税，以便利百姓；罢废卫将军；太仆留下仅够朝廷用的马匹，其余马匹全部发给驿站用。颍阴侯的骑从贾山上书文帝，讨论治乱之道说：“我听说在雷霆的轰击之下，无论什么都会被摧毁；在万钧之力的重压下，无论什么都会被压碎。现在君主之威严远超雷霆，君主之权势何止万钧。君主即便采谏纳言，重用进谏之人，臣子仍然惧怕而不敢全部说出自己的意见。更何况如果君主纵欲残暴，不愿听到别人议论他的过失呢？即使人的智慧如同尧舜，勇力如同孟贲，难道不能被摧毁吗？这样的话，君主就听不到别人对其过失的批评，国家就危险了。“过去，在周朝时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封国，以九州的百姓来事奉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君主的财富有剩余，百姓也有宽裕的力量，天下太平。秦朝时，一千八百国的百姓只供养一个秦始皇，但老百姓筋疲力竭也负担不起他的徭役，倾家荡产也缴纳不足他的赋税。秦始皇自认为功德无量，估计他的子孙会万代相传不衰，但是，他死后不过几个月，天下便大乱，其宗庙便遭四面进攻而毁灭了。秦始皇处于被灭绝的危机中却不自知，是为什么呢？就在于没人敢告知他实际情况。天下人不敢告知秦始皇实情的原因，就在于秦王朝没有尊老养老的道义，没有能够辅佐的大臣，罢免批评朝政的官员，杀害敢于当面劝谏他的人。而那些阿谀逢迎、只求自保利禄的无耻小人，将秦始皇吹得德功高于尧舜，业绩超过商汤和周武，却没有人告知秦始皇天下已将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命令天下人荐举贤良之人，天下人备受鼓舞，大家都说：‘皇帝将要复兴尧舜治理天下之道，造就像三皇一样的功业了。’天下之人，皆善其身以求被用。现在，方正之士都已被选入朝廷了，又从中选择贤能的人做常侍、诸吏，陛下与他们一块驰驱打猎，一天之内几次出宫。我担忧朝政由此而松懈，百官因此而玩忽职守。陛下即位以来，大德于天下，百姓对此都感到十分喜悦。我听说崤山以东官吏公布诏令时，老百姓即使是老弱病残之人，也都拄着手杖前去聆听，希望暂时不死，想看到仁德教化百姓的良好结果。现在功业刚刚建立，四方仰慕跟从，在此关键时刻，陛下却只与大臣、诸吏天天射猎，击兔捉狐，从而影响国家的治理，使天下人失望，我私下替陛下痛惜！古代为了让大臣们保持品格和节操，规定大臣不得参与安闲的游乐，这样，群臣就没人胆敢不严格约束自己，从而提高品行修养，尽心事君，按君臣礼节办事。士人在家中养成的品行，都在天子的朝廷上被破坏了，我私下里为之惋惜。陛下同群臣消闲游乐，与大臣在朝廷之上议论国事，这是极为重大的事体。”文帝赞扬了他并且采纳了他的意见。文帝每次上朝，郎官进呈奏疏，他向来都是停下辇车接受。奏疏上所说的如果不能采纳就放在一边，如果可以采纳就深表赞赏，加以采纳。汉文帝想要从霸陵上向西纵马奔驰下山。中郎将袁盎骑马上前，挽住文帝的马缰绳。文帝问：“难道将军害怕了吗？”袁盎回答：“我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圣明的君主不能冒险，现在陛下您要快速驾车，在险峻的山峰上奔驰，如果马匹受惊，车辆被撞毁，陛下可以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可怎对得起高祖的基业和太后的养育之恩呢！”文帝这才停止冒险。文帝最为宠幸慎夫人，在宫中时常常不避礼节，让她与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她们一起到郎官府衙做客时，袁盎却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恼怒，不愿就座；文帝也大怒，站起身来，返回宫中。袁盎借此机会规劝文帝说：“我听说‘尊卑之间次序分明，上下级之间就能和睦。’现在陛下既然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皇后同席而坐呢？如果陛下真的宠爱慎夫人，给她丰厚的赏赐就行了，而陛下现在的做法，却恰恰会给慎夫人带来祸害。难道陛下不清楚前朝曾有‘人彘’的悲剧吗？”文帝幡然醒悟，转怒为喜，召来慎夫人，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十分感谢袁盎，赐黄金五十斤以示奖赏。这一时期，文帝自己谦逊守礼，而将相大臣大都是老臣，都质朴平实。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论议国政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恶俗。官吏安稳地做好本职工作，百姓安居乐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趋向。2.南越称臣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文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与汉通好。汉、越两族之间很早就有密切联系，彼此友好交往，互相贸易。我国古代的越族分布广泛。在今浙江、福建一带称为东越，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叫南越。当时汉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南越，对他们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南越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并从内地迁徙人口与越人杂居。刘邦称帝后，感到天下刚刚平定，军队已很疲惫，需要休整，暂时放弃了攻打南越的打算。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封赵佗为南越王，并派陆贾出使南越。吕后执政时，为防南越强大，下令禁止卖铁农具给南越，马、牛、羊要卖，也只能卖雄性的，不能卖雌性的。赵佗对此非常愤怒，他误认为这是长沙王刘发想要兼并南越的阴谋，由此与汉闹翻。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且发兵攻打长沙王国。攻取数县后还兵。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南越再次攻打长沙王国，汉派兵反击，正赶上暑疫，汉兵损耗很大。一年后，吕后去世，文帝继位，立刻命令撤军。赵佗挟此兵威并加以利诱，使闽越、西瓯等国臣服，控制了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区，自封皇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因汉文帝刚刚继位，无力伐南越，只好继续采取高祖时奉行的怀柔政策：先是为赵氏家族在真定的坟墓设置守邑，年年供奉，按时祭祀，并命赵佗的堂兄弟做大官，赏赐给他大量的财物。不久，文帝又派遣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并修书说：“朕是高皇帝侧室所生之子，被高皇帝安排在外地，在北方代地做藩王。只因为路途遥远，加上朕眼界不开阔，所以那时没有与您通信问候。孝惠帝辞世后，高后亲自处理国政，晚年不幸患病，吕氏诸人乘机阴谋造反，幸亏有各位开国功臣的力量，吕氏才得以诛灭。朕因无法推辞诸侯王和百官的拥戴，不得不登基称帝。前不久，听说大王寻找您的亲兄弟，请求罢免长沙国的两位将军。朕因此已经罢免了博阳侯的将军官职，并派人去慰问您在真定的兄弟，又将您先人的坟墓修整了。前几日听说大王在边境一带发兵，当时长沙国受到侵袭，而南郡尤其严重。即便是大王的南越王国，难道就能在战争中不受一点点损害而只受益吗？战争一发生，必定使许多将士伤亡，出现许多寡妇、孤儿和无人赡养的老人，朕不忍心做这种只得小利而损失巨大的事呀。朕本来准备对犬牙交错的地界做出调整，但官员说‘这是高皇帝为了隔离长沙国而划定的’，朕不能擅自把地界给变更了。现在，汉若夺取大王的领地，并不能增加多少疆域；夺得大王的财富，也不见得能使财源增加多少。即便大王已有皇帝的称号，但两位皇帝同时并立，之间没有一位使者帮助互相联络，仍是以力相争而不讲谦让，这是仁人所不屑于做的。希望与大王共弃前嫌，从今以后，互通使者，恢复原有的良好关系。”陆贾携书信到达南越。南越王赵佗见了文帝书信，十分惶恐，顿首谢罪，表示愿意遵奉皇帝明诏，永远做藩国臣属，遵奉纳贡。赵佗随即下令国中说：“两雄不能同时并立，两贤不能一时并存。汉皇帝是贤明天子，从今以后，我废去帝制。”于是写了一封回汉文帝的书信，说：“蛮夷大长、臣赵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臣在旧越地供职，被高皇帝宠幸，赐我玺印，把我封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后，不忍心断绝与南越的关系，以丰厚财礼赏赐老夫。高后当政，歧视和隔绝蛮夷之地，下达命令说：‘不要给蛮夷南越金铁、农具、马、牛、羊；如果给它牲畜，也只能给雄性的，不给雌性的。’我们处于偏僻地带，马、牛、羊也已经老了。曾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三批人上书朝廷谢罪，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返回来。又听说我的父母的坟墓已被毁平，兄弟宗族人等已被判罪处死。官员一同议论说：‘现在对内不能得到汉朝尊重，对外没有自我显示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才自称皇帝，但我也只在南越国境内称帝，并不敢为害天下。高皇后得知后大怒，削去南越国的封号，断绝汉与南越往来。老夫受人蛊惑，怀疑是长沙王阴谋陷害我，所以才发兵攻打长沙国边境。我已经在越地生活了四十九年，现在已抱孙子了。但我夜不能寐，饭不能香，只是因为不能侍奉汉朝廷天子。现在，陛下哀怜臣下，恢复我原来的封号，允许我像过去一样派人通使汉廷，那么即使我死了，尸骨也不腐朽。改号为王，不敢再称帝了！”陆贾回报后，文帝大喜，南越由此终于臣服，其地位已如诸侯一般了。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对南越基本上都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是汉文帝，最终用怀柔政策使之永远臣服，化干戈为玉帛，为巩固汉王朝的南部边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3.张释之用法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张释之，南阳人，任骑郎之职，历时十年未得升迁，有意辞官返归故里。袁盎知道张释之贤能，于是向文帝推荐他，被授谒者仆射官职。一天，张释之跟随文帝来到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前后大约问了十几种，上林尉仓惶失措，全都答不上来。虎圈啬夫代替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帝想考察一下啬夫的才能，就详细地询问禽兽登记的情况，没有一个问题能把他难倒。文帝说：“官吏应该像这样！上林尉真是有负朕望。”于是，文帝想诏令张释之任命啬夫为管理禁苑的上林尉。张释之思考了一会儿，走近文帝说：“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文帝回答说：“他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个什么样的官员呢？”文帝答：“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被称为长者，他们两人在论事时尚且有时难以言之成句，哪能效法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呢！况且秦王朝很重视使用文官官员，即被称为刀笔之吏，官场之上争着用敏捷苛察相较高低，它的害处是空有其表而无实际的内容，皇帝听不到他们对朝政过失的批评，致使国家最终走上了死亡的道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我只是担心天下的人们竞相效尤，都去习练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在下位的受到在上位的感化，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啊！”文帝说：“您说得好啊！”于是没给啬夫升官。文帝令张释之与之陪乘，一路上缓缓而行，文帝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张释之都给以认真的回答。车驾返抵宫中，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时隔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车入朝，经司马门直过而不下车显示对皇上的敬意。于是，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不允许他们进入殿门，并马上上奏弹劾太子和梁王不敬。薄太后也知道了这件事，文帝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是自己教育孩子不严格。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从此，文帝十分器重张释之，先升其为中大夫，不久又升其为中郎将。张释之随从文帝巡视霸陵，文帝对跟随的大臣说：“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层，间隙中填充的是切碎的麻絮，再用漆将它们粘合为一体，如此又有谁能打得开呢？”左右近侍都赞同。唯独张释之说：“假使里面有令人垂涎的珍宝，即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如里面没有珍珠宝玉，即便是没有石头做外层，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文帝称赞他说得好。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文帝出行经过一座桥时，为皇上驾车的马匹突然受到一个从桥下跑出的人的惊吓。于是，文帝令骑士追捕，并将他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向皇上禀报了处置意见：“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个人的举动惊动了我乘车的马匹，幸好这马脾性温和，假若是其他马，我不是受伤了吗？可廷尉却仅仅判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对天下人是普遍施用的。按照现在的律法，这一案件就该这样定罪，如果加罪重判，律法就不能取信于民众了。况且，在他惊动马匹之际，如果皇上派人将他杀死，那我就没办法了。现在您已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百姓会怎么想呢？请陛下您慎重考虑一下！”文帝思虑半晌，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过了不久，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被捕。汉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案犯应该在市井公开斩首。汉文帝大怒说：“此人大逆不道，竟然敢盗先帝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全族诛灭，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不是我供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这样判足够了。而且，对于同样的罪名，还应该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区别对待。现在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坟墓上盗取了一捧土，那陛下会不会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文帝向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4.贾谊上《治安策》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上疏汉文帝，建议解决诸侯割据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就以博学多才、文采超群而闻名全郡。河南郡守吴公听说他才华出众，把他召到自己身边委以重任，对他十分赏识。汉文帝刚刚即位，听说河南吴公政绩非常突出，在全国名列第一，又因与李斯同乡，曾经拜李斯为老师，于是擢升吴公担任廷尉。吴公便向文帝上奏，说贾谊年少有为，精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便将贾谊召入朝廷为博士。在当时的博士中，贾谊最为年轻。每次皇帝召集博士商议事务，诸老先生不能应答的，贾谊都能对答如流，且常常道出诸生心中所想而又无法说出的意思。因此，大家都很佩服贾谊的才干。文帝大悦，将他越级提拔，不到一年就升到了太中大夫的职位。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余年了，天下太平，应当改订历法，改变车马服饰用色的制度，重新制定官职名位，鼓励礼法音乐。于是他创制了一套仪法上奏文帝，祭祀用五种供品，崇尚黄色，官职名也全部更换。文帝为了表示谦逊不肯改变制度，但各种法令的更定以及列侯各回封国等问题，都照贾谊提出的主张办了。因此，文帝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职位。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大臣一起反对，并诋毁贾谊说：“那个洛阳人年纪轻轻，刚刚做学问，便想独揽大权，把各种事搞得乱七八糟。”此后，文帝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因为被贬而远离朝廷，情绪低沉，渡湘水时作了一篇《吊屈原赋》。屈原是楚国贤臣，遭受谗言而被放逐，因为忧愤不平而创作了《离骚》，而后投江自尽。贾谊追思伤感，借凭吊屈原来比喻自己的现状。过了一年多，文帝又想起贾谊来，将他重新召回京师。贾谊入朝拜见文帝时，文帝刚刚祭祀过天地各神，坐在未央宫前的宣室中，因为对鬼神之类的事情有所感触，便向贾谊问起鬼神本源的问题。贾谊便把鬼神的由来一一地说出来，直到半夜，文帝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中竟挪到了他的身边。事后文帝说：“我已经很久未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已超过他，而今看来还是未赶上他。”于是文帝便让贾谊做了梁怀王太傅。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最受宠爱，因为他爱好读书，所以让贾谊担任了他的老师。在贾谊担任太傅期间，文帝还经常把国家大事拿来向贾谊咨询意见。文帝初年，天下太平时日不久，中央政权还不是特别稳固。从外部看，主要是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经常侵掠汉朝边境地区，从高祖刘邦到文帝时期，汉朝都没有力量抵抗匈奴在北部边境上的侵略骚扰；在汉朝内部，各项法令制度、礼仪规章还不健全，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诸侯王经常僭礼、非礼，行为处事依照天子的规格，有的甚至起兵反叛，图谋夺取帝位。在此情况下，贾谊多次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在这篇文章中，贾谊先分析了分封诸侯的弊病，认为当时是解决诸侯坐大、安定天下的大好时机，如果错过了机会，必然会导致骨肉间的自相残杀，天下重新陷入动荡混乱之中。贾谊主张对图谋不轨、胸怀异志的诸侯王用强硬的手段。他把“仁义恩厚”比作刀刃，“权势法制”比作刀斧，把行为不轨的诸侯王比作是牛身上的硬骨头，处置硬骨头只能用刀斧而不能靠刀刃，否则“不缺则断”。贾谊提出，要“割地定制”，分割较大的诸侯国如齐、赵、楚为若干个较小的诸侯国，让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都能分一块地为王，直到地分完为止。对地多而子孙少者，可以先立一国空着，等有了子孙之后再封。受封为诸侯王的人如果因犯罪而被废黜，将他的土地全部没收归中央。这种分封制度实施后，宗室的子孙全封为王，则“天下诸侯王国再也不会起反叛之心，皇帝也不用为讨伐平定诸侯国而忧心”，“天下不再有动乱，国家立即就会太平，后世的人也会称颂皇上的圣明。”贾谊又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局势，他说：“目前天下的形势就像是一个人得了脚肿病，只能平举不能屈伸，指头稍动就很痛，如果不及时医治，就会后患无穷，成为痼疾，以后即使有扁鹊这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了。”在讨论完分封制后，贾谊又以大量篇幅阐述维护“四维”，即礼义廉耻的重要性。梁怀王刘揖去世，他没有儿子继承。贾谊再次上疏说：“从如今的趋势来看，封国不过传了一代两代，诸侯就自行其事不受朝廷的管制，如果陛下不立下制度，听之任之，他们就会一再扩张强大。到那时朝廷的法度就无法实行了。陛下可以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依恃的，只有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颗痣附着在脸上一样，它恰恰足以诱发大国吞并扩张的欲望，却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代国北部与匈奴相接，与强敌为邻，能自保就不错了。现在国家的政权在陛下您的手中，分封诸侯、建立国家，却使自己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做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当初分封设计得好呢？我有个愚笨的建议，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划归淮阳国，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把淮阳设成新的梁国都城。梁国封地起于新并且北面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那么就算原来已生异心的大诸侯国也会胆战心惊而不敢反叛朝廷了。梁国能够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能够限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安枕无忧，再没有对崤山以东诸侯国的忧虑了。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现在天下之所以安然无事，是因为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日夜夜费尽心机来铲除六国之祸，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一举一动都能称心如意，却高拱两手安坐，造成新的六国之祸，这不能说是有智慧的人的所为。即便您终生太平无事，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待您百年之后，把危机留给了老母幼子，使他们不得安宁，这样做不能说是讲仁义。”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策略，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到高阳，共有大的县城四十多座。又过了一年多，贾谊去世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四年后，齐文王死了，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了贾谊的建议，就把齐国分成六个小王国，让齐悼惠王的六个儿子做王。又改封淮南王刘喜为城阳王，把淮南分为三个小国，立淮南厉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又过十年，文帝死，景帝即位。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国、楚国等七个诸侯国联合反叛，向京师进发，但先被梁王刘武所挡，最后七国之乱失败。到武帝时，淮南厉王的两个儿子衡山王刘赐和淮南王刘安谋反被杀。这些都应验了贾谊的预言。5.两王叛汉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造反，最终落得一个自杀身亡的下场。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十一月，淮南王刘长联系闽越、匈奴，想要造反。事发后刘长被捕，流放蜀地，死于途中。这说明诸侯王割据地方的政治制度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刘邦平定天下后，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各王国占去了国土的绝大部分面积，当时全国的五十四个郡，有三十九个归王国占有。在中央所统领的十五个郡中还有一百多个列侯、公主的封地充斥其中。从人口方面来说，根据现代学者的估计，汉初人口约一千三百万，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约四百五十万，近九十七万户；属于王国的约八百五十万，近一百八十万户。并且王国拥有自己的军队，有财政大权，甚至有自己任命官吏的权力。王国实际上是一种半独立的封建割据力量。刘邦在位时，封国刚定，加上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民心未安，因此他们各自忙于整治内部，无暇外顾，对中央政权没能构成什么威胁。但到文帝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经过惠帝、吕后时的休养生息，使经济恢复，人口迅速增长，诸侯国的力量大幅度增强。因为文帝并不是以太子身份入继大统的，很多诸侯王对此不服，再加上文帝继位之初，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对国家大事无为而治，这些因素助长了诸侯王的气焰。他们骄横不服法，渐渐有了反叛之心。（1）济北王起兵济北王刘兴居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父亲是齐悼惠王。齐悼惠王是刘邦外妇曹夫人所生，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立为齐王。他有九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是刘兴居。齐悼惠王死后，长子刘襄继位，即齐哀王。后哀王二弟刘章被吕后封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弁侯。吕后先后割了齐国的济南郡给吕王吕台（高后兄之子）、琅琊郡给刘泽，招致了刘氏家族的不满。吕后死时，赵王吕禄、吕王吕产聚兵擅权准备政变。刘章从其妻（吕禄之女）那里知道了这一阴谋，就暗自派人到他的兄弟齐哀王那儿报信，让哀王率军向京师进发，而刘章与刘兴居准备在京师联络大臣为内应，里应外合，诛杀吕氏，并立齐哀王为帝，后因周勃等人立代王刘恒为帝，此事未果。文帝登基后，将原属齐国土地全归还给齐国，并增封刘章、刘兴居二兄弟各二千户、一千斤黄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刘兴居被立为济北王。当初诛杀诸吕时，因刘章兄弟功劳最大，文帝也有意厚赏。但文帝后来听说刘章、刘兴居本来是要立齐哀王为帝，心有不快，于是大封诸子时，就割了齐国的城阳和济北二郡分封给刘章、刘兴居二人，刘兴居对此非常不满。一年后，刘章去世，正值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丞相灌婴率大军前去与匈奴作战，文帝亲自到太原坐镇。刘兴居见京师空虚，视为良机，于是起兵反叛。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诏令丞相和准备攻击匈奴的军队都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统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出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领兵驻守荥阳。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长安。文帝下诏书：“济北境内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城邑投降的，都对其宽大处理，并且恢复原有的官职爵位；即使是追随刘兴居参预谋反的，只要归降朝廷，也赦免其罪。”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济北国也被废除，疆土并入中央。（2）淮南王造反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经过赵国，赵王张敖为讨好刘邦献一美女。刘邦幸后，美人怀孕，赵王不敢再让其住宫中，就在宫外边给美人找一住所，安顿下来。赵相国贯高等人谋反之事败露，汉朝将赵王收捕，赵美人一家也受牵连被逮捕，美人对看守的官吏说：“前些日侍奉皇上，现已怀孕。”官吏向上边报告了这件事。但当时刘邦正生着赵国的气，没有理会赵美人。赵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求吕后在高帝那里为美人说情，吕后因为嫉妒，不为赵美人说情，辟阳侯也没有强争。赵美人生下一男儿刘长后因羞愤而自杀。官吏将刘长送给皇上，刘邦事后想来也有些愧疚，就让吕后抚养刘长。刘长复仇版画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反叛，刘邦亲自前往平叛，打败了黥布，此时刘长尚未被立为王，于是刘邦立其为淮南王。刘长后来知道了自己身世，对辟阳侯不为其母强争一直怨恨在心，惠帝、吕后时还不敢发作出来，等文帝即位后，刘长自认为高帝的儿子只有文帝与他二人了，除了皇帝以外，他就是地位最尊贵的人，因此，开始骄纵起来，多次不奉法行事。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刘长入朝，比以往更加骄横，与皇帝出去打猎时共乘一辇，不称文帝为皇兄而称“大兄”。刘长身材比较高大，力气也很大，能举起大鼎。他觉得报仇的时机已到，就去找辟阳侯算帐，辟阳侯出来见他时，刘长用袖中金椎刺辟阳侯，并命手下将其杀了。随后他到文帝那里请罪，说：“我的母亲不应当因赵国反叛而受牵连，辟阳侯本能说服吕后，但他不强争，这是第一条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杀了他们，辟阳侯不争，这是第二条罪；吕后以诸吕为王准备夺刘氏的天下，辟阳侯不争，这是第三条罪。我只是为天下杀这个贼臣，报母亲之仇，现在向皇上请求原谅。”文帝考虑到他是为母报仇心切而杀人，没有治他的罪，赦免了他。在京师期间，从薄太后、皇太子到各位大臣都惧怕淮南王。淮南王从此更加骄横，回国后，不依汉朝法律办事，出入时仪仗同皇帝一样，还自己定法令，几次上书都有不逊之词，文帝感到自己不好说他，就让舅舅薄昭写一封劝谏信给他，说：“听说你非常刚正勇敢、慈爱温和并且待人宽厚，而又办事果断，这是你的天资。然而你如今的所作所为，已与你的天资不相称。你多次不顾应有的礼仪违反国家法度，皇上仁厚，不忍心惩罚你，你今后应该遵守法度、尽职尽责，用这种方法来报答皇帝的恩德，并且应该上书向皇上谢罪，就说：‘我不幸早早离开先帝，成为孤儿，吕后在世时，我总是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您当上皇帝后，我却辜负了您对我的仁爱恩德，行事大多不遵法度，现今想起来确实是我的过错，因此，心中恐惧，请陛下发落。’皇上对你的这番话一定很高兴，你与皇上便能像从前一样。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早早作出决断，如果再犹豫不决，等到大祸降临，就悔之晚矣。”淮南王接到此信很不痛快。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他命令一个叫但的大夫率领七十人，伙同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计划凭借四十辆辇车在谷口（今陕西西安北）造反，并派人出使闽越、匈奴，寻求支持。事情败露后，朝廷抓捕有关造反的人，并且把淮南王召回都城。淮南王到了长安后，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人奏道：“淮南王刘长在自己的领地里废除先帝的法令，不听皇帝的召唤，住的地方毫无节度，还仿照皇宫建了宫殿，擅自颁布法令，不执行汉法，设置官吏时自行任命郎中春为丞相，并且收留那些在朝廷、诸侯国中犯了罪逃亡的人，把他们藏匿起来，为他们置家聚妻，还赐给他们财物田宅、爵位俸禄，有的人被授爵位竟到了关内侯，给他们相当于二千石的俸禄。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的儿子柴奇谋反，要危害宗庙社稷，并密派使者到闽越和匈奴联络发兵。事情败露后，长安尉奇等人前去逮捕开章，刘长将其藏起来不交，并且同前中尉简忌策划，把开章杀死灭口，还欺骗朝廷的官员说，不知道开章在何处，而后又做假坟墓，墓上写‘开章死，葬此下’。刘长本人曾经杀害过一个无辜的人，还下令官吏杀另外六名没有罪的人。有犯死罪的逃亡者，刘长将其藏起来，却随便捕一无罪之人抵数。他还擅自判人有罪，在没有原告的情况下判十四个人有罪，还赦免了十八个犯死罪的人、五十八个犯轻罪的人，赐关内侯以下爵位的有九十四人。前些日子刘长有病，陛下很担忧，派人赐枣脯给他，刘长竟不肯见使者。南海国有人叛乱，淮南王刘长派官吏去那里平叛，皇上您派使者用帛五十匹来犒赏那些在平叛中立功的人，刘长却不接受这些赏赐，说‘并没有辛苦有功的人’。南海王上书献璧帛给皇上，简忌擅自烧了他的上书，不向上报告。要捉拿简忌问罪时，刘长不交人，谎称简忌病了。刘长犯的罪按法律应该斩首，请皇上依法把他斩了。”汉文帝有些犹豫，让列侯及所有俸禄达到二千石的官员共四十三人讨论这件事，结果，都认为应依法论处。文帝命：“赦刘长死罪，废王位。”群臣向皇上奏请把刘长发配到蜀郡去，让他的家人随同前去，并下令让当地政府为刘长修建房屋，负责每日三餐，并配给柴薪、菜、盐、炊具、被褥。文帝命供应刘长食物，每日肉五斤、酒二斗。原来得到刘长宠幸的美人、才人共十个跟他一起去。参与反叛阴谋的有关人员全部被杀。袁盎谏文帝道：“皇上您一向宠着淮南王，不给他设立一个严厉的丞相、太傅，才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地步，而且淮南王为人刚烈，现在这样惩罚他，我恐怕他会因为感觉受到侮辱，气愤而死。这样陛下就会有杀弟弟的名声，这可如何了得！”文帝说：“我是特意要让他受受苦，让他自悔，现在就追他回来。”淮南王刘长在路上对侍者说：“我因为骄纵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才到了如此地步。”于是一路上不吃不喝终至死亡。刘长所坐槛车是由各个县负责在本县内押送，然后转到下一个县，但这些县的县令都不敢揭开槛车上的封条，直至到了雍县（陕西境内），县令揭开了封条，这才向上报告了死讯。文帝听说后当即哭了，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你的话，到底使淮南王死了。”袁盎说：“淮南王已经死了，那是没办法的事，请皇上您放宽心。”文帝问：“如今该怎么办呢？”袁盎说：“只有杀了那些有罪之人，才能向天下谢罪。”文帝于是命丞相、御史将那些不揭封条、不侍候淮南王的各县有罪之人，逮起来杀了，并按照列侯的规格把刘长葬在雍县，还设置了三十户人家替刘长守坟。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文帝怜悯刘长，于是把他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民间有人作歌吟唱淮南王刘长：“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说后说：“当初尧舜放逐骨肉（即鲧和共工，都是尧舜同姓），周公杀管，天下人都称赞他们很圣明，没有因为私人关系而损害了国家的法规制度，难道天下人以为我是贪图淮南王的地盘吗？”于是改封城阳王统治淮南国旧地，追谥刘长为厉王。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又怜惜淮南王刘长因行为不轨，致使被废除王位，早早死去，于是把淮南王刘喜改封城阳王，让刘长另外三个儿子在淮南原地统治。把淮南王旧地分成三个小王国，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6.晁错言边事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发兵侵扰汉朝北部边境狄道一带，给边境汉人带来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上书文帝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来看，安定边境，保邦定国，关键在于良将的选择，因此一定要慎重行事。“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武器精良，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占据有利地形。按照《兵法》：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适合不同的地方作战。如果战场地形不适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十个士兵抵不上一个士兵的情况就可能出现。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不能进、退不能守，士兵不能听令行军，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人数虽多却不中用。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空手作战一样，难以快速制敌；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远，与短兵器一样；目标不能被射中，射中目标却不能深入，就像没有箭头一样，与没有箭没有区别。这是由于将领不检查武器装备造成的，这样的军队，也难有什么大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种情况，决定用兵的成败。“臣又听说：在用兵时，应按照双方国家大小、强弱和战场地形的不同，选择不尽相同的作战策略。选择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措施；如果与敌方旗鼓相当，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是利用蛮夷去进攻蛮夷部族。和匈奴作战情形与在中原作战大不相同：在山间河流行走，中原的马匹比不过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边策马奔驰边射击，匈奴的骑射技术胜过中原；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比不过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在地势平缓的地方，形势就会好转，匈奴的军队就容易被使用轻车、骁勇精锐的汉军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可以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持小弓的匈奴就无法与我军抗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持锋利的武器，长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适时出击，士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军队就无法抵挡我军的进攻；聚集勇敢强健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木材和皮革制成的防御武器就全不起作用；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来看，匈奴优势有三，汉军优势却有五。加之陛下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打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数量角度看，这是以十击一的战术。“尽管如此，战争总是万分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很快就会实现。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就会追悔莫及。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确保万无一失。现在来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有与匈奴一样的饮食习惯和善于骑射的特长。可以赐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粮食，加上边境各郡的精锐骑兵，再起用通晓兵法、能把蛮夷部族的人心笼络到一起的将领，以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发挥这些人能够冲锋陷阵的优势；在宽阔的平野，敌人就会被我们的战车、步兵制服。两支军队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才是万无一失的战略。”他的意见得到文帝的赞赏。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并不是为了戍边安民，而是出于贪心，想扩大它的领土范围，所以，功业还没建立，天下就已经大乱。而且如果对敌人的虚实强弱不了解，进攻就会被敌人所瓦解，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围困。北方严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热。秦朝的戍卒不服南方的水土，戍守的将士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士兵死于路上。秦朝的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像被处死在刑场上一样，于是那些犯罪的人就被秦王朝发配去戍边，称‘谪戍’。先是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被征发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的商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经过商的人，最后居住在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都被迫去当兵。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怨恨，他们去戍边就等于去送死，朝廷却没有丝毫报偿给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们，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任何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中途起义，倡导天下人反秦。他的主张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如同洪水势不可当，这是秦以威势强制征兵的恶果。晁错像“匈奴人不是依靠土地获得衣食来源，因此经常骚扰我国的边疆，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打猎、放牧，偷偷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老百姓的失望情绪就会产生，最终导致归附匈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从远方各县来的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则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会趁虚而入。如此往复，那么中原地区就会受拖累，陷入贫困，百姓也就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对边境问题很关心，派遣将吏加强边塞防务，边境的老百姓得到了很大的恩惠，对您感恩戴德。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次，他们对匈奴人的本领就不能清楚地了解。因此，不如选常居人口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防御匈奴，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建立规模不小于千户的城镇，城中的房屋由官府先来修建，准备农具，再招募百姓，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四季粮衣，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他们能生产自给时为止。如果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塞民就无心长期定居边塞。匈奴入侵所掠的财物有被夺回的，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们，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互相救援帮助，同仇敌忾，与匈奴拼死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图报，而是想使亲戚邻居得以保全。他们与那些远道而来的中原士兵相比，防御匈奴的效果要好许多。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免除屯戍边境的百姓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家人彼此保护，不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就会利益万代流传，得到圣明的名声，与秦的强征百姓戍边是截然不同的。”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许多百姓被招募到边塞定居。晁错又一次上书说：“陛下幸好招募迁徙百姓以充实边塞，屯戍的费用大为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对百姓是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真能相符于陛下对百姓的恩惠，遵奉陛下的法令，善待迁徙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乐业安居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羡慕他们，也争相去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看一看当地的阴阳是否调和，然后再营建集镇、修筑城池，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使百姓有房可住、有物可使。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互相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巫神、医生，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繁衍生息，彼此照顾生老病死，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好。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正是这样做的目的。“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使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侯，都选择邑中贤才、有能力、了解民心、熟悉地形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用兵之法，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所以军事编制形成于平时的百姓之中，军事政令就能在战场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随便迁移是不允许的，年幼时一同玩耍，成年后一同共事。这样，夜间战斗，通过声音就可彼此辨认，就能够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他们能生死与共是出于友爱之心。在此基础上，朝廷再施以厚赏、重罚，百姓就会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所迁徙的百姓一定要强壮有力的人，这样才不会虚耗衣服粮食，才可用于充实边防；百姓强壮有力，同时也需要好官治理，这样才有功效。“与匈奴和亲的事被陛下拒绝了，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如果边境得到巩固治理，就可以重创匈奴，他们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势，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发兵入侵时给以痛击，假若不能打败匈奴的侵犯，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他们了。”7.晁错论农耕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休兵养息的安民政策，使汉朝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库也日渐丰盈。重视农耕政策是由大臣晁错首先提出的。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时，百姓不会受到饥饿、寒冷的折磨。这并不是说君主能亲自耕种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供给百姓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存之道。所以尧虽然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虽然遇到了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于积蓄财物多并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一统，土地广阔而人口众多，这都不亚于商汤和夏禹之时，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灾害，但蓄积却没有上古时多，原因何在？这是由于土地的余力没有被完全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适合耕种的土地还没有全部被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被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耕生产。“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会要求衣服要轻柔暖和；饥饿难忍急需食品时，人们不会要求食品香甜可口。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一天吃不到两餐就会饥饿，一年不做衣服穿就会挨冻，这都是人之常情。如果饥饿却得不到食物，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母也无法保住她的儿子，君主又怎能控制得住广大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辛勤耕织，少征赋税，多搞蓄积，用这些方法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这样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引导他们；百姓追求财富，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会选择流动方向一样。“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拿来吃，冷的时候不能拿来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宝，原因就在于君主喜欢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便易带，只要拿在手里，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会导致臣子轻易背叛他的君主，导致百姓轻易离开故乡。又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由土地生产，依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就已无法搬运，它们不会是盗贼想要掠夺的目标，而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会遭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应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现在一个五口的农民之家，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而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加上民间的人情礼节如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终年劳碌没有休息的日子。如此勤劳困苦，再加上遭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厉苛刻，赋税沉重，赋税不按规定时间征收，政令早上发出，晚上又有了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双倍利息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妻子儿女以偿还债务了。那些大商人积聚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井中做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趁着某种物品急需，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家庭男的不去耕耘，女的不去养蚕、织布，但穿的却是华丽的绸缎，吃的是上好的米肉。商人不必遭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他们那样的收获。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吏，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旅游，车子在路上排成了首尾不能相望的队伍。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驾驭着良马，穿着丝制的鞋子和精美的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当务之急，没有比鼓励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让百姓从事农耕，关键在于使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使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朝廷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朝廷可以招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的话，商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被私人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有大量剩余粮食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赋税的征收，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在的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如果没有粮食，也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王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稳定的根本。现在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其间差得太远了。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耕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匮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大的愿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凭这种方式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这样不到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充足了。”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传令天下：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等的爵位。晁错又上奏说：“陛下下诏，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并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担心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所以让天下屯粮大量输入边塞地区。如果边塞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老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内地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就可以随时下诏书，免收农民的赋税了。这样的话，陛下的恩泽遍及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于农耕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方法是让他们从事农耕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百姓务农耕种，到现在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因为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够，而官吏并没有重视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耕种，至今未见成效，这是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向他们解释清楚农耕生产的重要意义。况且朕的农民生活艰苦，而官吏并不去关心他们、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只向农民征收税的一半。”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二月，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以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应祭祀用的祭服。请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8.缇萦赎父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令废除肉刑，之所以颁布这个法令，是因为一段感人的故事。“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班固的这首叙事诗充满了感情，讲述了少女缇萦以身赎父，感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陶仓 西汉西汉前期当权者为改变秦朝的急暴统治，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件陶仓是当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一种象征。淳于意，齐国临淄人，曾为齐国太仓长，故又被称为太仓公。他年少时即喜好医术，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曾拜郡阳庆为师，阳庆年岁已老，又没有子嗣，因此对淳于意毫无保留，将各种秘方医术全传给了他。淳于意三年出师以后，广游各诸侯国。（1）缇萦上书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有人上书告了淳于意的状，淳于意被官府抓了起来。官府要押解他去长安，他的五个女儿都跟在后边哭，淳于意很恼怒，骂道：“生孩子也不生个男的，关键时刻一个也没用！”父亲的话使小女儿缇萦听了非常伤心，就跟着淳于意到了长安，并上书汉文帝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廉洁公正的官吏，如今要遭刑法，是因为犯了法。我感到很痛心的是人死了不可能再生，使用刑法对他也就没有什么用了，虽然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因此，我愿意做个宫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见到这个上书后，被缇萦的孝行所感动，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罪，并下令废除肉刑。秦代的刑法比西汉严厉，汉统治者认为秦法太严是秦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刘邦灭秦之后，首先就废除秦朝的严刑厉法，重新制定汉朝的法律。刘邦一入关，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由于三章之法太过简单，几年后，秦法中可用的部分被萧何拿出来，并加增补，作律九章。惠帝、高后时期，萧何、曹参先后为相，倡导不用刑罪，而采用与民休息的黄老政策。汉文帝即位后，德政进一步推开，其时，主要的将相还大多是开国功臣，这些人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都倡导无为而治，力主宽厚，于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文帝还任命张释之为廷尉，各种刑罪都从轻发落，很少用各种刑罚。汉文帝看了缇萦以身赎父的上书后，下令说：“今虽有黥、劓、刖三种肉刑，但仍然有人以身试法，这到底为什么呢？并不是我的德行少，而是没有很好地教导啊！我感到很惭愧。训导不好，百姓才会犯罪，《诗经》上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有人犯了罪，还未对其教化就用上了刑罚，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弃恶从善，也没办法了。我很怜悯他们。用了肉刑之后，人的肢体残废，体无完肤，再也长不起来了，肉刑如此地使人痛苦，这怎么能体现官为父母的本意呢？要废除肉刑，刑罚要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只要罪人不逃跑，服够刑期就可免为庶人，要把这一条写进法律里去。”根据文帝的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改定了一套律法，基本上都比原先的刑罚轻了些，如原要割鼻子的，现在只打三百下；原来应该斩去脚趾的，打五百下；原应刺面的，改为去做苦工，等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所感动，因此，下诏废止除宫刑以外的所有肉刑。其实，减省刑罚是惠帝以来的一个趋势，顺应这一趋势的结果就是文帝废除肉刑。但是，文帝是以竹板笞打代替肉刑，犯人往往经这几百板子，非死即伤。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文帝的这一决定是徒有轻刑之名，致人死伤却成了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当然这应该不是文帝的初衷。（2）文帝诏问淳于意文帝赦免了淳于意的罪刑后，诏问了他一系列问题。文帝问：“你在医术方面有何特长？能治什么病？有医书没有？学了几年工，都在哪里学的？试验过医术没有？给哪些人看过病？看的是什么病？”淳于意回答：“我喜好医药是从少年开始的，但一直没有名师指点，疗效甚差。到了高后八年，拜阳庆为师学习医术，阳庆对我说：‘把你那些没用的药方书都扔掉吧，我有黄帝、扁鹊留下来的脉书，能看五色诊病，判断是否可治，知人生与死，还有论药的书，我决定把这些药方书都传给你。’听了此话，我觉得非常幸运，再三感谢，接受了脉书奇咳术、五色诊、上下经、揆度阴阳外变、石神、药论、阴阳禁书等。读懂这些东西需要一年时间，第二年即试着使用，但还不精通，三年后，即正式为人治病，就有把握诊病决生死了。”淳于意回忆道：“我曾给济北王的侍者诊脉。诊到一个叫竖的女子时，当时看她身上没有什么病，但我告诉济北王说：‘竖伤了脾，到了春天她就会吐血而死。’我问济北王：‘此人有何技能？’国王说：‘她的技能很多，当年从民间将她买来时花了很多钱，难道她也有病吗？’我说：‘她的病很重，活不过明年春天。’济北王召来了竖，却不以为然，因为见她脸色正常，但是到了春天，竖果然吐血而死。她大量流汗的体征告诉我此人有病在身。爱流汗的人，脸色毛发都很亮且有光泽，表面上看很正常，脉也正常，但实际上病却很重。“淄川王病了，召我前去诊脉，对我说：‘头疼发烧，呼吸困难，心中烦闷。’我用冷水敷其头，用针尖刺其脚上的阴阳脉，病很快就好了。他的病是因洗了头发，不等干了就躺下而引起发热的。”像这样的例子，淳于意一共列举了二十五例。因为病例太多，时间长了已不记得，因此，他自己也不能全部列举出来。文帝问：“你所诊治的这些病，虽诊断不同，但病名一样，为什么有的病人死了，有的病人没有死？”淳于意回答说：“有很多病名相差不多，这是古人传脉法留下来的，懂医术的人能分辨出来，不懂医术的人就分辨不出了。”文帝问：“你能根据病情判断是死是生，用药也很精通，那么诸侯王大臣里有找你看病的吗？齐文王病时，为什么不找你诊治？”淳于意回答：“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派人来找我，但我不敢去。文王病时，我的家还很穷，想为人治病，又怕被地方官吏留住任职。离家出游后，先后拜了几个师傅，把他们的医术全学了下来，后在阳虚侯国居住，侍候阳虚侯。阳虚侯入朝时，我就跟随他到了长安，这样才能断断续续地给一些人治病。”文帝又问：“阳庆是你的师傅，他的师傅是谁呢？阳庆是否闻名于齐国和各诸侯国？”淳于意回答：“我不知阳庆是跟谁学的医术，阳庆家中很有钱，虽擅长医术，但不肯为人治病，因此，不是很有名。”文帝问：“你是否收了徒弟？是否毫无保留地把医术传授给他们呢？”淳于意回答：“宋邑是临淄人，要从师于我，我教了他一年多的五诊疗法。济北王派太医高期、王禹来学习经脉之学，我教了他们一年有余。临淄人唐安来学习，我教他诊脉、治咳等，虽没学成，他还是被任命为齐王侍医。”文帝问：“你诊病定生死，有没有失败过？”淳于意答：“我给人治病，在治疗之前，一定要先为其切脉。我只治脉顺者，经脉不顺的我不治，若不精通诊脉，就很困难了，失败的可能性就大了。”9.文帝御匈奴汉文帝时期，匈奴不断派兵袭扰汉朝北部边境，汉文帝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同匈奴和亲，一是用武力讨伐匈奴，两种手段交替使用，既巩固了边疆，又为国内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产环境。（1）汉匈交恶匈奴单于冒顿给汉朝廷送来书信说：“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一致，双方都很满意。汉朝边境官员冲撞、侮辱了我们的右贤王，右贤王气恼之下来向我请示，我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意见，与汉朝的官吏互相敌对，并使得你我之间的和好盟约断绝，兄弟之国情谊也大受损伤，为此我惩罚右贤王，命令他攻击月氏国。由于苍天降福保佑，加上战马强健、将士精良，现在月氏国已被我消灭，其部众或杀或降，月氏已被我征服；乌孙、呼揭、楼兰等国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经归顺了我匈奴，现在北方所有游牧民族都已合并统一了。我愿意平息战事，休息士卒，安定居民，牧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仇恨和战争，恢复原来被断绝的结好盟约，以使双方边境的民众安定。如果皇帝您不想我们匈奴靠近汉边境居住，我会诏令匈奴的官民远离汉边界。”汉文帝复信说：“单于深明大义，对这件事朕表示高度的赞赏。汉与匈奴相约为兄弟，所以我们送给匈奴的东西很多而且很贵。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尽管多发生在你们匈奴一方，右贤王之事也是事出有因，单于也就不必过分责备他了！单于如果能按来信所说的去做，明确告知大小部属官员，使他们不再违反和约，遵守信用，这就算是遵守了单于您信上的约定了。”其后不久，冒顿死去，他的儿子稽粥继位，被称为老上单于。为了两国继续和好，文帝又把一位宗室的女儿翁主嫁给他做阏氏，并派宦官燕人中行说去辅佐翁主。中行说不想去匈奴，汉朝廷逼迫他去。中行说恼怒地说：“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我就一定会使汉朝深受匈奴的祸害！”中行说到匈奴以后，就归顺了单于，单于很宠信他。这就为汉匈失和埋下了隐患。当初，匈奴人非常喜欢汉朝的缯帛丝锦和食品。中行说劝单于说：“匈奴的人口，与汉朝人口相比差之甚远，然而能强大起来，原因在于匈奴人的衣着、饮食习惯与汉朝不相同，而不必依赖汉朝。现在，单于您改变习俗，喜爱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它所有东西的十分之二，就会把匈奴人都收买过去。”他把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叫人穿在身上冲过草丛和荆棘地，结果衣服裤子都被撕裂扯烂，以显示它不如匈奴人所穿的兽皮结实实用；又把所得的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显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中行说还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文字，凡是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木札以及书信木札上的印封，其规格都增长加宽，并使用傲慢不逊的言辞，自称是“天地所生的，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汉朝使者有人讥笑匈奴是不讲礼义的民族，中行说就驳斥汉朝使者说：“匈奴的习俗律法容易实行，君臣之间坦诚相见，可维持长久。一国的政务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容易控制协调，而且必定拥立宗族的子孙为首领。现在中原虽自称是礼义之邦，但同姓之间相互仇杀争夺，以至于改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你们不要多说了，汉朝送给匈奴的好米酒曲、缯帛丝绵，只要数量足够、质量好就行了，你们这些居住于中土的人，何必多说话呢？而且，你们所给的东西，如果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足、质量低劣，那么等到秋天庄稼成熟时，我们匈奴的铁骑就会去践踏你们的庄稼！”（2）冯唐谏用将之道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季，匈奴老上单于的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和萧关，北地郡都尉孙被杀，匈奴人掳掠了很多汉朝百姓和牲畜财产。匈奴骑兵随后又到达彭阳县境，并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在长安附近驻扎了一千辆战车、十万骑兵，以防御匈奴进攻。文帝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在各战略要地屯守。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操演军队，奖赏将士，颁布训令，准备亲自统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加以劝阻，文帝不听，最后皇太后坚决阻止，他的这个念头才打消。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都为将军，与匈奴作战。匈奴单于在关内活动了一个多月后，才撤退出塞。汉军将匈奴撵出关外以后，就撤兵回境，未能杀伤匈奴。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邸，问郎署长冯唐说：“您的老家是哪儿啊？”冯唐回答说：“我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时迁居代国。”文帝说：“我在代国生活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才能及他与秦兵的巨鹿之战。现在，我吃饭时，总想着这个巨鹿之战。老人家您知道吗？”冯唐回答说：“廉颇、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胜过李齐。”文帝拍着大腿说：“唉！廉颇、李牧那样的人才难得呀！假如这样的将领为我所用，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他们也不会被重用。”文帝大怒，起身回宫中，过了许久，想起此事，召见冯唐，责备他说：“您为什么要侮辱我，而且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冯唐谢罪说：“我是个粗鄙之人，不懂得忌讳。”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于是又问冯唐说：“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您是怎么知道的？”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推着将军的车辆前行，而且说：‘由我处理国门之内的事，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将军可以在外决定军功、封爵、奖赏一切事务，回国后再奏报。我的祖父说，李牧为赵将，驻守边境时，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这样在外的将帅就可决定赏赐，不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赵国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他必须取得成功，他消灭澹林，在西方，强大的秦国得到了抑制，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当时，赵国几乎成为七雄之霸。后来，恰逢赵王迁继位，听信小人的谗言，李牧遭到诛杀，由颜聚代李牧统兵，正因为如此，赵国军队溃败，将士逃散，落得被秦军消灭的下场。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他把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自己的官俸钱也经常用于宰牛杀羊，宴请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因此，匈奴不敢接近云中边塞，远远地躲避开。匈奴曾经入侵一次，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大败匈奴军队。我认为陛下的惩罚太重而赏赐太轻了。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被征发从军的都是从田间来的，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令军规？他们整日拼死战斗，捕获俘虏，斩敌首级，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出入，那些官员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就连应得到的赏赐也被取消了，平时，他们还必须执行那些官吏奉行的法令。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几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他的爵位就被削去，并且被判罚了一年的徒刑。由此说来，陛下即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冯唐的批评，文帝欣然接受。当天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他做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季，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很多汉民惨遭杀害，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中大夫令免为屯守飞狐的车骑将军，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守句注；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周亚夫被任命为河内郡守的将，驻扎在细柳；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在霸上；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在棘门，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犒劳将士，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将帅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接文帝。接着文帝到细柳的军营慰问，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张满弓弩，手执锋利的武器，文帝的先导队伍也不能进入军营。先导说：“皇上很快就要到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下令说，军中不听天子的诏令，只听将军的命令。”过了一会儿，文帝到，同样被拦在了军营之外。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朕想慰劳军队，所以要进入军营。”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说：“将军规定说，在军营中骑马是不允许的。”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行。来到军营中，周亚夫身佩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因为我身穿盔甲不便下拜。”文帝为之感动，表情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致意，并派人把赞许之意传给了周亚夫。劳军的仪式完成后文帝离去。当文帝走出营门时，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只是如同儿戏罢了，使敌人很容易就能袭击和俘虏我们的将军。至于周亚夫，谁能侵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许久。一个多月过去了，汉军到达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汉军也撤军回来。于是，周亚夫被文帝任命为中尉。冯唐直言图匈奴连年入侵边境，杀害、掳掠了许多百姓及其牲畜财产，受害最深的是辽东郡和云中郡，受害人数每郡多达一万余人。此事令文帝很担忧，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匈奴单于也派一位当户来汉廷答谢，匈奴与汉又恢复了和亲关系。10.景帝重用晁错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是诸侯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景帝即位后，重用主张削藩的晁错，掀开了平定诸侯国的序幕。（1）文帝驾崩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于未央宫。留下遗诏说：“朕听说：大凡天下万物萌生以后，死亡是其必然结果。死亡是天地间的常理，事物的自然规律，不必为此而哀恸！我极不赞同厚葬重服，这样劳民伤财。况且朕也没为百姓做什么事情，在去世之后，长时间隆重的吊唁活动会在寒暑中使临丧者受尽折磨，让别人的子弟为我尽哀，就会令别人的长辈感到伤心。其他鬼神的祭馔被损坏而丰盛对我的祭馔，其他鬼神就会饱受饥饿之苦，这样的话，我的罪过就更加深重了，这叫我如何向天下交代！朕以细末之身继承大统，二十三年已经过去了，依赖于上天的威灵、社稷的洪福，四海安宁，未有战乱。朕天生就愚钝，经常害怕言行有过失之处，将先帝的声名玷辱，而在位时间愈久，愈来愈害怕不能做到善始善终。今日幸以自然死亡，得以供奉于刘汉的祖庙之中，这对我这个薄德之人实在是最大的嘉勉，我已经很满足了，还有什么可哀恸的？可令天下吏民在接到志哀令后进行三天悼念活动即可停止。对在国丧期间举行嫁娶、祭祀的，不得禁止其饮酒食肉。凡须参加葬礼的，大量披麻戴孝也没有必要，其头与腰的孝带宽不许超过三寸。灵车不要用布帛铺盖，也不用派羽林军护灵，宫殿中也不要有百姓来哭灵。朝廷中应参加葬礼的，只能在早晚与大功时可以有哭泣的哀音，礼毕就停止。不是早晚与举行葬礼时，禁止擅自放声哭泣。下棺后，服大功（丧服）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细布衣七日，孝服要在三十六天后全部脱掉。其他有关事项在诏令中没提及的，都以此令类推。布告天下，使黎民百姓都知道我的意见。不要改造霸陵山川，按其原貌下葬朕灵。宫中夫人以下的都遣送归家。”汉文帝又下令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陵墓复土将军。征发近县士卒共计两万一千人，内吏卒一万五千人，交给张武将军从事开挖墓井与复土回填工作。赐各王侯以下至孝弟力田的人金钱帛各若干。”六月初七日，汉文帝遗体被葬于霸陵。汉文帝陵寝霸陵位于西安市东郊渭水南岸的白鹿原上。霸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开凿墓穴的帝王陵，对以后各朝特别是唐朝依山为陵的影响极大。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来，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废除了许多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文帝曾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算了一下开销，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先帝的宫室由我居住，我都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为显示朴素，文帝所用的帷帐都没有刺绣花纹，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修建霸陵，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都使用陶制器物，利用山陵形势，高大的坟堆也没有修建。吴王刘濞伪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反而赐予手杖给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虽然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的事情被发现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心中愧咎。他教化百姓全凭德政。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能做到他这样的很少。汉文帝逝世后，太子刘启即位，即汉景帝。（2）晁错上《削藩策》景帝继位以后，任命了一系列官员，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任命张欧为廷尉，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被任命为宗正，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为人廉洁谨慎，曾做过太子舍人。张欧也曾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他虽然研究刑名律法的学问，却为人宽厚，景帝因此很器重他，让他做了廷尉之职。张欧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因此他的下属也不敢欺骗他。当时，景帝经常与晁错单独议论国政，晁错的意见经常被景帝采纳，许多法令按晁错的建议修改了。晁错为人忠正耿直，年轻时跟随一位叫张恢的儒生学申商刑名之学，后来因为精通文学做了太常掌故。汉文帝时，《尚书》在天下已无人研究，不解其义，故四处求通《尚书》者。后听说齐国有一个曾做过秦朝博士的人精通《尚书》，但年岁已大，不可能召其进京。文帝便命太常派人带书登门求教，太常选中了晁错担当此任，晁错圆满地完成了这件事。回来后晁错向文帝讲解了《尚书》大义，文帝对此很满意，先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很快又升任了门大夫、博士。晁错曾上书文帝，讨论皇太子读书学习的问题。他说：“人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扬于万世之后，是因为懂得如何治国。所以，人主懂得怎样临制臣下治理民众，则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言论处置事物，则不被欺骗蒙蔽；懂得如何造福万民，则海内人心安定；懂得如何以忠孝服事上人，则臣子之德行完美。臣以为皇太子首先要学这四条。臣观察前代的君王，凡是不能继承社稷而被其臣下所劫杀的，都是不知治术者。皇太子读的书已很多了，但还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是因为不深究书中所说的道理。书读得再多而不知其义，正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暗自观察皇太子智慧过人，骑马射箭之技艺远非凡人所比，但对于治国之术却不能保持兴趣，陛下要多关心才是。希望陛下选择可运用于今世的圣人之术，来传授给皇太子，并定时要太子向您汇报学习所得。请陛下裁察。”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任命他为太子家令。晁错很快以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博得了皇太子的信任。当时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边疆地区屡次遭其侵犯，对汉朝边境威胁很大。晁错为此上书文帝，认为安边境、立功名，关键在于选良将；而用兵打仗，关键在于熟悉地形，训练士卒、兵器坚利等。文帝对此又大加赞赏。一次，文帝策问有司举荐的贤良人士。晁错胜过其他对策者一百余人，升迁为中大夫。晁错在文帝时即多次提出应对诸侯王予以削夺，以及对法令应予更改等事，共上书三十篇。文帝虽没全部采纳，但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皇太子对他更是言听计从。这引起了袁盎等大臣的反感。汉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内史，景帝对他的各种建议总是很痛快地采纳。晁错更定了多种法令，深受景帝宠爱。丞相申屠嘉由嫉生恨，总想找机会参他一本，置其于死地，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有一天他终于抓住了晁错的一个过失。内史府位于太上庙内墙外边的空地附近，府门朝东，很不方便进出。晁错为开出个南门，就把围空地的墙（即太上庙的外墙）凿开一段。申屠嘉认为这一过失足以成为杀晁错的理由，准备上奏。这件事被晁错知道了，马上先对景帝解释了一番。申屠嘉上朝奏晁错擅自凿庙墙开门，请由廷尉治他的罪。景帝说：“那不是庙墙，而是庙墙外面空地里的墙，不至于因此而治罪。”申屠嘉回去后对长史愤愤地说：“我应当先斩后奏。如今先请示了，反而误了事。”申屠嘉由此发病而死。晁错以后更加显贵。晁错升迁为御史大夫后，更加积极地倡导削藩政策。他多次奏请削有罪诸侯国四边的郡县，以缩小诸侯国的地盘。其中以《削藩策》影响最大。晁错在《削藩策》中说：“高祖刚平定天下时，因兄弟小，几个儿子尚年幼，同姓的很多人被封为诸侯王，齐国辖七十余城，楚国四十余城，吴国五十余城，这三个诸侯国几乎占去了天下一半的疆土。吴王刘濞以前因皇太子杀了他的儿子而与朝廷结怨，托病不来朝见，依法应杀，只因文帝仁慈，不忍处罚他，反赐杖给他，允许他不再朝觐。朝廷对他有如此之厚的恩德，吴王本应改过自新才是，但他反而更加骄横，在国内铸钱煮盐，招引天下的罪人阴谋作乱，现在削他的地他会反，不削也要反。削地他反得快，祸害要小些；不削地反得慢一些，祸更大。”这一年，晁错的建议被景帝采纳，先后削了楚、赵、胶西三个诸侯国的地，下一步要削吴国的地。为了限制诸侯国的权力，使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晁错更改的法令共有三十章，诸侯大哗。晁错的父亲听说后，从颍川赶来对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掌管朝廷的政事，侵削诸侯的土地，疏人骨肉，诸侯多有怨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晁错说：“本来就应如此，不这样做，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家的天下安定了，可我晁氏却危险了，我得快快离开你。”回去后就喝药自杀了，说是不忍见祸加于身。十几天后，吴楚等七国反叛，诛杀晁错成为他们谋反的借口。11.七国之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吴国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诸侯发动了一次大叛乱，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汉王朝实行的同姓分封制度是产生七国之乱的根源。刘邦登上皇位以后，封同姓，先后立兄刘喜为代王、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从父弟刘贾为荆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子刘如意为赵王、子刘盈为代王，刘友先为淮阳王后为赵王，刘恢先为梁王后为赵王，子刘建为燕王，从祖昆弟刘泽为琅琊王（文帝时徙为燕王），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旧时燕、赵、齐、魏、楚等国的全部疆土几乎全被这些封国占去。诸侯王在封国内就是国君，拥有很大的权力。王国的政权机构大致按照中央的政权机构设置，除了由中央任命太傅和丞相外，诸侯王可以任命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有财政权，有在国内征收赋税的权力。王国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王国拥有众多疆土和人口，多数王国很富庶，如齐王刘肥有六郡，计七十三县；吴王刘濞有三郡，计五十三县。刘邦在世时，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同姓诸侯王又大都年少。惠帝和吕后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诸侯王长大成人，国家力量与日俱增，他们就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与中央的矛盾越来越大，有的甚至觊觎帝王之位，西汉政治由此开始动荡，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七国之乱”。（1）吴王图谋造反吴王刘濞是“七国之乱”祸首。刘濞被封王时年方二十，体壮有气力，刘邦担心吴、会稽一带社会风气不好，难于治理，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封王来镇抚，于是就封刘濞为吴王。受封仪式后，刘邦召刘濞来给他相面，说：“你的样子有反相。”刘邦心中很是后悔，然而封王仪式已经完毕，再难更改，便抚着刘濞的后背说：“汉家今后五十年内东南方有叛乱者，希望不会是你。天下同姓是一家，你要谨慎，不要造反！”刘濞叩首说：“不敢。”以后刘濞自食其言。当初，孝文帝在位时，吴国太子奉诏进京陪伴皇太子饮酒、博戏。吴太子在博戏过程中与太子争棋路，行为不恭。皇太子就拿起棋盘猛击吴太子，将他打死。朝廷送他的灵柩回吴国去安葬，吴王恼怒地说：“刘氏掌管天下的一切，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还送回来，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太子的灵柩又被吴王送回长安安葬。吴王从此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称病不来朝见皇帝。朝廷知道是因为儿子的缘故吴王才如此，就将吴国的使者拘留审问，吴王开始产生谋反的念头。后来，吴王派人代他去长安行秋季朝见之礼，文帝再一次追问吴王不来朝见的原因，使臣回答说：“吴王其实没有病，朝廷拘留了几批吴国使者，又治他们的罪，吴王是害怕呀，因此才假称有病。有这么一句话，‘察见深潭中的鱼，不吉利’。对吴王以往的过失希望皇上不再追究，让他重新做人。”这样，文帝就释放了吴国使者，又让他们带给吴王几案和拐杖，表示对他年事已高的照顾，不必前来朝见。但是，因为吴王国内有冶铜、制盐的财富，所以不再征收赋税；士卒践更者，就给予平价；每年慰问有才能的人，并使其得到闾里的赏赐；其他郡国官吏想来捉拿逃亡的人，吴王就把逃犯藏匿起来，不交给官府。吴王四十多年坚持这样做。晁错多次上书奏陈削减吴王的封地，汉文帝宽厚，不忍心对他实施惩罚，所以吴王日益骄横。等到汉景帝即位，晁错再次将此事上书景帝，景帝将他的建议交于公卿、列侯、宗室讨论，没有人敢与其辩驳，表示坚决反对的只有窦婴一人，从此两人结怨。等到楚王刘戊来京朝见，晁错借机说：“去年为薄太后服丧，刘戊在服丧的居室里私下奸淫，请求处死他。”景帝虽然免去刘戊的死罪，但下令收回了原楚国的封地东海郡。另外，朝廷以赵王犯罪为由削夺了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因在卖爵事上有不法行为，他封地中的六个县被朝廷削夺了。吴王刘濞担心朝廷不断地削夺诸侯的封地，就打算举兵叛乱。听说胶西王刘勇武，对兵法研究极深，诸侯都畏惧他，于是，吴王派中大夫应高去游说胶西王刘，说：“现在，奸邪之臣把持朝政，天子听信谗言恶语，侵夺削弱诸侯国，对诸侯王的惩罚很重，而且愈加变本加厉。胶西国和吴国，都是有名的诸侯王国，是朝廷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吴王身体患有暗疾，不能朝见已有二十多年了，时常担心受到朝廷怀疑，无法表白自己，只能自我约束，朝廷仍然不宽容他。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出卖爵位的过失而受朝廷处置。其他诸侯封地被削夺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他们都不应该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朝廷的用意，恐怕不仅仅是要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吧！”胶西王说：“我确实有被削夺的事。你认为如何是好？”应高说：“吴王自认为与大王面临着同样的忧患，希望大王顺应时势，遵循情理，为天下冒死消除祸患，我想您不会反对吧？”胶西王大吃一惊，说：“这样的事我怎么敢做！天子待诸侯虽然很严苛，我只有以死尽为臣之道，怎能起意反叛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蛊惑蒙骗天子，侵夺诸侯封地，诸侯王都有背叛之心，从人事来看，已势在必行了。彗星出现，蝗灾发生，这是不容错过的好时机；而且愁恼困苦的局势，应该是圣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吴王准备对朝廷提出要求清除晁错，在战场上则跟随大王打遍天下，兵到之处，没有人胆敢不服。大王若真能许诺一句话，吴王就率领楚王兵锋直逼函谷关，据守荥阳、敖仓的粮库，阻挡汉军，把驻扎之地整治好，恭候大王到来。大王一旦起兵，就可以吞并天下，大王和吴王平分江山，不也很好吗！”胶西王考虑之后，答应此事。应高返归吴国，向吴王汇报了结交的事情，吴王亲自到胶西国与刘当面约定。胶西国群臣中，有人得知胶西王的图谋，谏阻说：“诸侯王的封地与汉朝廷相此，十之才二，发动叛乱而使太后担忧，这不是高明的计策。现在侍奉一个天子，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假设吴与胶西起兵成功，两位君主并立相争，更大的祸患就会来到。”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与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约定共同举事，诸侯王们都答应出兵反叛。吴王刘濞（2）七国联合反叛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朝廷削夺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文书到达，吴王刘濞就率先起兵，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被杀死了；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都举兵反叛。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阻楚王刘戊，刘戊便派人杀死了张尚和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结果两人被刘遂烧死。齐王后悔通谋叛乱，撕毁吴楚的盟约，依靠城池进行抵御。济北王的城墙坏了没有修好，他被其郎中令劫持了，因此济北王无法举兵参加反叛。胶西王和胶东王为统帅，淄川王、济南王以胶西王和胶东王为统帅共同攻打齐国，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把军队调往赵国西部边境，准备联合吴、楚等国军队一起进攻，再向北方的匈奴派出使者，联络匈奴一起举兵。吴王在其国范围征发士卒，对国中的老百姓下了命令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还亲自担任统帅；我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有年龄上与我一样下与我的小儿子一样的人，都应应征从军！”吴国二十多万人被征从军。吴王还拉拢闽、东越参加叛乱。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河，随即与楚国的军队联合，派使者致书诸侯，指控晁错罪状，准备以诛杀晁错为名联合进兵。吴、楚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梁国几万人被杀；吴、楚联军乘着胜利的气势继续向前进攻，其势锐不可当。梁孝王派将军迎击，又被吴楚联军打败，梁军士兵都向后败逃。梁王只能死守其都城睢阳城。当初，汉文帝临终前，告诫太子说：“假若国家有危难，军队统帅的重任可由周亚夫担当。”等到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统帅三十六位将军及其部队，到达前线与吴、楚叛军交战；派遣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境叛军；景帝又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让他带领军队在荥阳驻守，监视用兵于齐国和赵国境内的汉军。晁错上书奏请景帝亲征平叛，晁错又建议：“吴国尚未攻占徐县、僮县一带，可以送给吴国。”晁错与吴国宰相一直不和，有晁错在某处就坐，袁盎总是避开；袁盎出现在何处，晁错也总是避开；两个人从未在同一个室内说过话。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以后，以接受吴王贿赂之事，惩罚了袁盎。景帝下诏赦免袁盎，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发生后，晁错对御史丞、侍御史说：“袁盎受吴王之惠，说他不会叛乱；现在，吴王果然发动叛乱，我想奏请捉拿袁盎，他肯定知道吴王的密谋。”御史丞、侍御史说：“如果在吴国叛乱前，治袁盎的罪，可能会中止叛乱密谋；现在叛军大举向西进攻，再审查袁盎，为时已晚矣！更何况，袁盎又没有参预密谋。”晁错犹豫不决。袁盎听到这消息后很是害怕，他当夜就去求见窦婴，对其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够见到景帝，亲口说明原委，窦婴与袁盎进宫奏报景帝，景帝正在与晁错商量调度军粮。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叛乱，你觉得局势将会怎样发展？”袁盎回答说：“不值得担忧！”景帝说：“吴王利用矿山就地铸钱，将海水熬干制盐，招揽天下豪杰；到年老发白时举兵叛乱，无绝对把握，绝不会贸然起兵，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袁盎回答说：“吴王确实有采铜铸币、熬海水为盐的财利，但他并没有招揽到什么豪杰，假若吴王真的招到了豪杰，豪杰也会辅佐他行仁义之事，也就不会叛乱了。吴王所招诱的，都是些无赖子弟、没有户籍的流民、私铸钱币的坏人，所以才能相互勾结而叛乱。”景帝问：“应采取什么妙计？”袁盎回答说：“请陛下让左右臣子们退下。”景帝留下晁错摒退其他人，袁盎说：“我要说的话，任何臣子都不应听到。”景帝就让晁错回避。晁错只能退避到东边的厢房中，对袁盎极为恼恨。看晁错离去，袁盎这才说：“吴王和楚王互相通信，说汉高祖皇帝曾分封诸子弟为王，诸侯各有其封地，贼臣晁错擅自贬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因此他们才造反，以图共同诛杀晁错，直到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才罢休。现在的对策，只有斩晁错，派出使臣，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七国的军队就会自动撤走。”景帝沉默了很长时间，说：“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不会为了爱惜一个人而使天下黎民百姓遭罪。”袁盎说：“此乃唯一之策，请皇上认真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准备让其出使吴国。过了十多天，景帝就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上疏弹劾晁错：“有负皇上的恩德和信任，离间君臣，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一点没有作为臣子应具备的礼节，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晁错按刑律应被判处腰斩之刑，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应全部公开处死。”景帝批复说：“同意所拟判决。”晁错却一直蒙在鼓里。景帝派中尉召晁错，并欺骗他说是让他坐着车在市中巡察，于是，晁错穿着上朝的官服在东市被腰斩。接着，景帝就派袁盎与吴王的侄子、宗正德侯刘通为使臣，出使吴国。比武画像石 西汉图中描绘手持钩、戟比武的场面。形态矫健，动感十足。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上书景帝分析了战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你从军中而来，有没有听说晁错被杀之后，吴楚叛军撤退了？”邓公说：“吴王处心积虑几十年，是因朝廷削夺了他的封地发怒，杀晁错只是他叛乱的借口，其本意却不是杀晁错啊。再说，朝廷杀晁错，我担心天下的士大夫都不敢再向朝廷进忠言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忧虑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以致朝廷不能制服，这才请求削减王国封地，使朝廷更加稳固，这本来是造福万世的好事。平叛刚开始实行，他本人突然被杀。这样做，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不应该杀晁错。”于是，景帝深深地感叹说：“您说得对，我也很后悔呀！”袁盎、刘通到达吴国，吴、楚军队也开始向梁国的堡垒进攻了。宗正刘通因是同姓亲属，所以先进入内殿会见吴王，让他跪拜接受皇帝的诏书。吴王听说袁盎也来了，知道他来是劝说自己撤兵，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东方诸侯国的皇帝，还向谁跪拜呢！”吴王不肯与袁盎见面，但是将其扣留在吴国军营中，准备强迫他担任吴军将领；袁盎不答应，吴王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准备将其杀死。袁盎寻找机会得以逃脱，并向景帝禀报了出使的种种情况。（3）周亚夫平吴楚太尉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军剽悍敏捷，如若正面交锋，很难取胜，我建议放弃梁国，先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道，这样他们不投降也不行了。”景帝同意了这个策略。周亚夫乘坐着六辆驿站的马车，准备到荥阳与诸路军队会合。走到霸上，赵涉拦住去路，劝说周亚夫说：“吴王一直很富。早就收买了一批刺客，若得知将军准备由此路去前线，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地段派刺客截杀您；将军为什么不改变路线，从此处向右走，经过蓝田，出武关，抵达洛阳。这样走，虽然晚了一两天，却可以直接进入洛阳武库，一旦将军擂响战鼓，命令出兵，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听到了，还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的呢！”太尉按照他的计策行事，到达洛阳，高兴地说：“七国反叛，我乘坐的驿车能平安抵达洛阳，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现在我已驻守荥阳，就不必担心荥阳以东的情况了。”周亚夫派军队搜索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地段，果然抓到了吴国的伏兵。周亚夫就奏请景帝，让赵涉担任护军。太尉周亚夫带领军队朝东北方向抵达昌邑。吴军猛攻梁国，梁王多次派使者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不愿意出兵相救。梁王又派使臣向景帝告状。景帝派使臣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他却按兵不动不执行皇帝诏令，仍坚守营垒，不派出军队去援救梁军；但他却命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快速赶到泗口，偷袭吴、楚军，切断吴楚军队粮道。梁国派中大夫韩安国和楚相张尚的弟弟张羽为将军，凭借张羽的勇猛和韩安国的持重合力挫败了吴军。吴军想向西进兵，但因梁军据城死守，于是不敢越过梁国进兵西方诸国；因此，吴军就前来进攻周亚夫的军队，两军相遇下邑，吴军想迅速交战，周亚夫坚守壁垒不肯交战。吴军粮尽，士卒饥饿，多次叫阵，周亚夫始终不应战。吴军调集军队到汉军营垒的东南方向，周亚夫却命令营中加强防御西北方向；不久，吴、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营西北，但却无法攻进去。吴、楚军队中，许多士兵因饥饿背叛离散，吴王就领兵撤退了。二月，周亚夫派出精锐军队追击，大败吴、楚联军。吴王刘濞只得丢下了他的军队，带领了几千精锐得以逃脱。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刚举兵叛乱时，任命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如果集结大军，挥军西进，没有能够得以派出军队奇袭的通道，就难以成功。我请求给我五万人马，另外逆长江、淮河而上，占领淮南、长沙，攻入武关，同大王主力军队会合，这也不失为一路奇兵。”吴王的太子劝阻说：“大王以造反为名带领大军，这样的军队怎能让别人带领？假若别人也反叛您，又该怎么办呢？况且，这其中容易导致许多其他相关问题的产生，只不过白白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就没有批准田禄伯的请求。吴国的青年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吴军是以步兵为主，步兵便于在险阻的地方作战；汉军中以战车、骑兵为主力，在平原地区作战，战车、骑兵有利。希望大王不要进攻沿途平原的一些城池，挥兵西进，占据洛阳的武库，利用敖仓的粮食，凭借山势险阻，依靠黄河天险，向诸侯发号施令，这样，虽然没有进入函谷关，你已经掌握了整个天下。如果大王进军缓慢，一旦汉军的战车、骑兵到来，冲进梁楚的大片平原、郊野，您的大事就将失败。”吴王就此事征询老将军们的意见：“他还是个年轻人，全然不懂全局战略呢！”就因为这个，吴王没采用桓将军的计策。吴王独自专揽了军队的指挥权。在吴军尚未渡过淮河时，吴王就将他的宾客一一封了官职，唯独没有任用周丘。周丘是下邳人，流亡到吴国，以卖酒为生，品行不好。吴王刘濞对他很鄙视，周丘就自行拜见吴王，说：“我本领低微，所以不能在军队中为您效力。我虽然不能带领军队做将军，只希望从大王处得到汉朝的一个符节，必定做成一番足以回报大王的事业。”吴王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周丘得到符节，当夜就驾着车进入了下邳城。这时，下邳的官民得知吴王叛乱，都据城日夜防守。周丘到达驿站，就号令县令进入驿馆会见，将其杀死，于是召见与他的兄弟们友善的有权势的官吏说：“吴王已经造反，大军攻下一个下邳只需一顿饭工夫；如果先归降吴王，就可以保全家室，有本事的人还能立功封侯。”官吏出去后，将此事告知下邳官民，下邳的官民就都归顺了吴王。周丘一夜之间得到了三万人，就顺势率军队北进，夺取沿途城池；打到城阳时，周丘的军队已有十多万人了，夺城阳城。周丘听说吴王失败逃走，想到再也不能和吴王一起完成天下大事了，就率兵返回下邳，途中患疾而终。周亚夫像因吴王只顾自己逃跑，丢下了自己的军队，吴军就崩溃瓦解了，一些部队陆续向太尉周亚夫和梁国的军队投降。吴王刘濞逃到丹徒县，依附于东越国，以求自保，约有军队一万多人，还召集逃散的士兵。汉朝派人送来钱财收买了东越的首领，东越首领就骗吴王出来慰劳军队，乘机派人刺杀了吴王，割下了他的头颅，派人带上，乘车疾驰到汉朝廷报告汉景帝，吴国太子刘驹逃亡到闽越国。吴、楚叛乱，历时三月，就这样被平定了。（4）平定七国之乱当胶西王等三个诸侯王的叛军围困临淄的时候，齐王派大夫路中向景帝报告。景帝又命令他返回齐国复命，让齐王坚守临淄，说：“朝廷军队已经打败了吴楚叛军。”路中大夫赶回时，临淄城已被三国的军队重重包围无法进城。三国叛将迫使路中大夫与其结盟，劝道：“你反过来说：‘汉朝廷的军队已被打败，齐国赶快投降吧。否则的话，临淄就要被屠灭了。’”路中佯装应允了，来到城下，远远见到齐王，他就说：“汉廷已经派出了百万大军，打败了吴楚军队，正领兵前来救齐，齐一定要据城不降！”话毕，路中大夫就被三个王国的将领杀死了。当初，齐都城被困万分紧急之时，齐王曾暗中与三个王国联络，准备参与叛乱，但盟约未定；此时，正逢路中大夫从汉朝廷归来，带来吴、楚兵败的消息，齐王的大臣们又劝他不能向三国叛军投降。正好遇上汉将栾布、平阳侯曹襄等率领军队抵达齐国，打败了三国的军队，临淄之围得以解除。齐王与三国密谋勾结的事泄露出去，汉军将领就准备调集军队攻打齐国。齐孝王惧怕之下，服毒自杀。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分别率军队返回封地。胶西王光着脚坐在席子上喝水，胶西王的太子刘德说：“汉军已开始撤兵，据我观察，汉军兵困马乏，希望大王召集剩余军队去袭击他们。如果突袭兵败，再逃到海岛上隐蔽起来也还不晚。”胶西王说：“我的军队已损兵折将，无法作战了。”弓高侯韩颓派使者送信给胶西王，信中说：“我奉皇帝诏令诛杀不义叛军，投降便可免罪，恢复原有的官爵；不投降的，就消灭他。你准备怎样呢？我等你选择好之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胶西王来到汉军营垒前负荆请罪，他说：“因我刘不谨慎地遵守法度，惊扰了百姓，我请求将自己剁成肉酱。”弓高侯对他说：“我希望听你解释发兵的原因。”胶西王跪行数步向前，回答说：“当时，晁错蒙受天子之幸，更改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王国的封地。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符合道义，所以我们七国才发兵，准备诛杀晁错。现在既然晁错已被皇帝处死，我们决定撤兵回国了。”韩将军说：“晁错不好，你可上奏天子，可你为什么擅自调发军队去进攻忠于朝廷的封国？你们发兵的意图，不只是想杀晁错。”韩将军就拿出诏书，向胶西王宣读，然后说：“你自己想想应该如何处置自己吧！”胶西王说：“像我刘淄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于是自杀了，跟着太子也都死了。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相继被处死。郦将军挥军直抵赵国，赵王据城自守。郦寄发动进攻，久攻不下。匈奴得知吴军和楚军失败，也不愿派兵进入赵境援救赵王。栾布平定齐国率军返回，与郦将军的军队会合，引导河水灌入赵境，城墙被冲毁，汉军杀入城内，赵王被迫自杀。景帝深知是齐国首先抵御叛军，即便后来由于情势所迫与叛军勾结，那也不是齐王的罪过，就立齐孝王的太子刘寿为齐王，就是历史上的齐懿王。济北王也准备自杀，想侥幸能够保全他的妻儿不被杀。齐国人公孙对济北王说：“我请求试为大王去劝说梁王，并通过梁王向皇上解释原委，如果皇上不采纳我的劝说，大王再死也不晚。”公孙就去求见梁王，说：“济北国的封地，东邻齐国，南接吴越，北面受到燕国和赵国的威胁。这种地理位置，随时都可能被人瓜分，济北王没有足以自守的权谋，也没有足以防御外敌的实力，又没有什么奇方妙计可用来抵御患难。虽然他曾冒失地说要与吴国联合行动，但却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假若当初济北王不顺从吴王，那么，吴国一定会先放过齐国，攻占济北国，以之来诱使燕赵来统领济北，这样的话，完整的诸侯联盟就会在崤山以东形成。现在吴王会合七国的军队，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徒众，挥军西进与天子争夺天下，而唯有济北国恪守为臣之节不降，使吴国丧失盟友而孤立无援，只能艰难地单独进军，结果一蹶不振，土崩瓦解。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济北国坚守不降的贡献。如果让小小的济北国与几国叛军抗衡，无异于以羔羊斗虎狼。济北王恪尽职守，不肯屈服，可称得上忠心耿耿了。济北王有这样的功绩道义，竟然还受到朝廷的怀疑，整天无法面见天子，不知如何是好，甚至使他产生了后悔当初没有与吴王联合行动的念头，这对国家是大大的不利。我担心那些恪尽职守的诸侯国，会因为济北国的遭遇而怀疑当今天子。我私下考虑，当今能够直入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太后和皇上面前敢于据理力争的，只有大王您一个人。这样，您上能够保全即将亡国的济北国，下有安定百姓的美名，如此，您的功德就像深入骨髓，您的恩义仁惠将被世代相传。希望大王认真考虑这件事！”梁孝王听后很高兴，马上派人急速进京向朝廷奏报。因此，济北王才能够不被处以刑罚，被改封到淄川国为王。河间王太傅卫绾平定吴、楚叛军有功，景帝将他任命为中尉。卫绾曾以中郎将的身份侍奉文帝，此人除为人忠诚、小心谨慎之外，无其他特长。景帝做太子的时候，曾召请文帝的左右侍从饮酒，但卫绾推说身体有病没参加宴会。文帝临终前，嘱咐景帝说：“卫绾是忠厚长者，你要好好对待他！”所以，景帝对他是宠幸有加。夏季，景帝下诏说：“官吏百姓有被吴王刘濞等人连累而应予以判罪的，以及由于从军而逃亡他处的都给予赦免。”景帝打算立吴王之弟哀侯刘广的儿子刘德接续当吴王，让楚元王的儿子刘礼接续当楚王。窦太后说：“吴王是宗室中的长者，理应为宗室做忠于朝廷的表率，但他却率领七国率先发动叛乱，扰乱天下，为什么还让他的侄子担任吴王！”于是景帝下诏不许再立吴王，而允许楚王续后。乙亥，景帝改封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改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管辖原属吴国的封地；封立宗正刘礼为楚王；封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此后，景帝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取消各诸侯王治理百姓的权力，只有生产衣食，收缴租税的权力，接着又减缩王国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改丞相为相，掌王国政事；内史治民，与郡太守相同，直接听命于中央；取消御史大夫、廷尉等官，重要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样一来，诸侯王国虽在，但已与郡基本相同，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次子可分割王国的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王国由此越分越小，力量越来越弱，而中央的直接辖区（郡县）日益扩大，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几年之后，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招纳士人，私下制造兵器，阴谋发动叛乱。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下令逮捕二王，二王皆自杀，两国被废国而改为郡。武帝又制定了《附益之法》，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限制他们的活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祭宗庙社稷为理由，向诸侯收黄金以帮助祭祀，以所献酎金的份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除诸侯王一百零六人，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至此，诸侯国再也构不成对中央的威胁，同姓分封制度名存实亡，先进的郡县制终于战胜了分封制，封建中央集权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12.梁王失宠梁王刘武是汉文帝次子，与其兄汉景帝同母。汉文帝有四个儿子，依次是长子刘启即景帝，次子刘武，三子刘参，四子刘胜。文帝即位后，封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胜为梁王。第二年，刘武被改封淮阳王，十年后，梁王刘胜去世。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又改封刘武为梁王，因此，从做代王算起，刘武在做梁王前已有十一年的国王经历了。（1）梁王得宠景帝即位后，因与梁王同母，对其十分优待宠爱，梁王辖四十多个大县城，基本上都是泰山以南的肥沃之地。景帝给他的赏赐更是不可胜数，国库中金钱成千上万，珠玉宝器比京师还多。梁王在自己国内大兴土木，修筑了东苑，方圆三百余里，并在广睢阳城七十里内，大肆修治宫庭房屋，还修了一条大约三百多里的路，将自己的宫殿和平台相连。他还招募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都成为他的宾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梁王入朝时，汉景帝派使者持节坐着四马拉的车来迎接他，到了京师以后，也是宠幸无比。梁王进入皇宫就陪侍皇上一起乘辇车，外出时也与皇上一同乘车，并和皇上一起到林中狩猎。梁王还趁此机会请求留在京师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梁侍中、郎、谒者被引见，进出皇宫，同朝廷的宦官没什么差别。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梁王又来朝，当时景帝还未立太子，有一次景帝对梁王说：“我若去世了就传位给你。”梁王虽然知道此话不一定当真，但还是非常高兴，赶紧道谢，窦太后也表示赞成。但当时还是詹事的窦婴反对这件事，他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传位于子是汉朝的规矩，皇上为何要传位于梁王呢？”窦太后为此憎恨窦婴，窦婴因病免职后，太后将他排斥在公卿之外，还不许他上朝奏请皇上。在太后的纵容下，梁王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当以吴国为首的国家发动了七国之乱时，梁王未参与他们的阴谋和行动，吴楚联军首先进攻梁国，虽然梁国几次被打败，但最终顶住了攻势，打败了吴军，为中央平息七国之乱做出了贡献，梁王还因此得到了天子赏赐的旌旗。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太子刘栗被废，窦太后想让梁王为太子，梁王拜见窦太后时，与景帝同坐太后前面，太后对景帝说：“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没听明白，出来后问袁盎等通晓经术的大臣。袁盎等人说，太后的意思是要立梁王为皇太子。景帝问为什么，袁盎等人回答说：“殷商立太子，以他们最亲的人为亲，立天子的弟弟，而周朝则尊敬尊者，立天子的儿子。殷商的办法质朴，取法于天；周朝的办法文明，取法于地，因为尊者受人尊敬，所立长子为太子。按周道，太子死之后，立嫡孙。按殷道，太子死后，立天子之弟。”景帝问：“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群臣都说：“如今汉家效法周道，立儿子而不立兄弟为太子，当初宋宣死后，没立儿子却立了他弟弟，他弟弟死了之后，又把王位传于宣公之子，但宣公弟之子争王位，认为他应该继承父位，于是刺杀了宣公之子，宋国由此祸乱不断。我们希望求见太后陈述此意见。”于是袁盎等人入见太后，问：“太后说要立梁王为太子，梁王若去世，那又立谁为天子呢？”太后说：“我将重立景帝子为天子。”袁盎等人就拿宋宣公不立儿子为太子，从而导致兵祸持续了五代，不克制忍让小的事，就会导致大仁大义之类的事被破坏等话劝太后，窦太后于是放弃了立梁王为太子的念头，命梁王回国，不再提此事。（2）骨肉相争梁王听说之所以不立自己为太子是因为袁盎等人的劝阻，十分恼怒。与羊胜、公孙诡密谋，派人刺杀袁盎等。来人刺杀了袁盎后，其剑留在了袁盎身上。经过查证之后，了解到这把剑是梁国的一个官吏铸造的，因此这件事被人发觉。景帝派田叔、吕季主前往梁国逮捕公孙诡、羊胜，二人躲藏到王宫中，汉朝廷先后十几次派出使者到梁国，向梁国索要二人，梁国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在国内搜索了一个多月也未找到，后韩安国听说这二人藏在王宫中，即入宫见梁王，哭道：“臣等无能，羊胜、公孙诡至今未捕到，请赐臣死罪吧。”梁王问：“这是为何？”韩安国说：“大王贵为诸侯，但是却听那些奸臣的谗言，致使触犯了法律禁令，天子因太后的缘故，才不忍心对大王用法。现在太后日夜哭泣，盼大王能改过自新，然而，时至今日，大王你还没有认识到，如果太后不幸去世，大王的结局是怎样呢？”一番话说得梁王泪流满面，于是下令羊胜、公孙诡自杀，将尸首从宫中抬了出去。景帝因此事开始怨恨梁王，梁王很惊恐，便派邹阳到长安见皇后之兄王信，对他说：“皇后在皇上面前受到宠幸，在后宫里她的地位没有人能比得上，而你却行事不谨慎，袁盎被杀之事解决以后，梁王可能被杀，这样太后将要在各个受皇上优待宠信的贵臣身上泄怒，因此，我很为你担忧。”王信问：“那该怎么办呢？”邹阳说：“你若能在皇上面前替梁王说情，使梁王解脱罪名，太后一定会感谢你，而皇后又依然被皇上宠爱，这样一来，就可以保全你的地位了。你见皇上时，可以用当初舜的弟弟象想杀死舜，而舜当上天子之后，反而封赏象到庳做官的典故来说明兄弟之间本不应有什么恩怨。你只要这样做，梁王便可洗脱罪名。”王信见景帝后按邹阳的话说了一番，景帝的怒气才稍减了一些。窦太后因梁王犯事，怕梁王有死罪，因此寝食不安，日夜哭泣，景帝对此很是忧虑。田叔等人在梁国查明了情况回来后，烧掉了所录的全部供词，空着手来见景帝。景帝问田叔：“梁国真的有罪吗？”田叔说：“有罪，而且罪可当诛。”景帝问他罪证在哪里，田叔说：“请皇上休再提梁国之事。”景帝问其原委，田叔说：“现在，倘若不杀梁王，则置汉朝法令于不顾；若杀了他，太后一定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皇上会为此忧虑的。”景帝认为田叔说的话有道理，便派田叔等人谒见太后，对太后说：“杀袁盎之事全是羊胜、公孙诡等人的阴谋，梁王对此事一无所知，这几人已被杀，梁王没什么事了。”窦太后听说这话，心里的担忧散去，马上坐了起来吃饭，精神也好了起来。景帝的怒气稍消后，梁王上书请求朝觐。等到入关之后，梁王按他下臣茅兰的主意，乘坐着白布马车，穿着白色缟服，将自己比作要死的人，只带上两个随从，隐藏在他姐姐长公主的园子里。汉派使者迎接梁王时，梁王已入了关，但其车骑却还在关外，不知梁王到哪里去了。使者回去向景帝、太后报告此事，太后一听便哭了，说：“皇上还是杀害了你弟弟。”景帝对此非常惊恐，而梁王这时脖子上挂着斧头突然出现在皇宫外请罪，太后、景帝见他无事，喜出望外，于是母子三人又和好了。汉景帝命令梁王的随从官员全都进入关内。但景帝从此对梁王越来越冷淡，再也不与梁王同乘车辇了。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初，梁王到京城朝拜觐见皇上，请求皇上允许他留在京师一段时间，但景帝不允。梁王回国后，闷闷不乐，不久积郁而死。梁王对其母窦太后非常孝顺，每次听说太后病了，马上也跟着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并留在长安侍候照顾太后。窦太后也很是宠爱他。听说梁王死了，窦太后悲痛欲绝，拒绝进食，说：“皇上果然杀了我的儿子！”景帝听说后很是忧虑，不知如何是好，经与众大臣商议后，决定把梁国一分为五，分别立梁王的五个儿子为王，即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五个女儿也各有其封赏及城邑。太后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才高兴起来。梁王未死时，其财产不计其数，直到他死后，所藏匿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他的物件更是不计其数。梁王因与景帝同母，又深得窦太后宠爱的缘故，聚敛钱财，招天下贤士，谋杀朝廷大臣，觊觎帝位。然而，他到最后却落得个郁闷而死的下场。第四章 汉武雄风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初年，经济繁荣，府库充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作了一些改革，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是个极富雄才大略的帝王，在太皇太后窦氏去世后，汉武帝得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首先建立了以察举制度为核心的选材制度，又实行推恩，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设置刺史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任用酷吏，强化专制统治。在对外交往上，武帝以武力开疆拓土，重点放在打击北方匈奴势力，同时派人出使西域，加强了同西域各国的交往。武帝的文治武功，有口皆碑，他的统治前期是西汉最为鼎盛的时期。1.武帝登基汉武帝刘彻，是景帝刘启的第九个儿子，七月七日早晨出生在猗兰殿。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刘启死后，刘彻即位，时年十六岁，即为汉武帝。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在其在位的五十四年里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和政策，为整个封建制度和中华民族的疆域奠立了基本的框架。他的一生当中进行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受封胶东王刘彻的亲生母亲是王夫人，名叫，平民王仲之女。王仲的妻子臧儿，嫁王仲之后，生了个男孩取名王信，还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即刘彻生母，次女名即广川王刘越生母。王仲死了以后，臧儿携带两女一男，改嫁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田氏，生下两个男孩。王原嫁金王孙为妻，生下一个女孩，后来臧儿去占卜，卜者说她的两个女儿都有贵人相，以后一定会发达。金王孙是平民，跟着他当然不会显贵。于是，臧儿从金王孙处夺回王，送给当时的太子刘启。文帝死后，太子即位，是为景帝。王貌美淑贤，深得刘启宠爱，先封美人，不久就封为夫人。汉武帝刘彻像王夫人生下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大女儿平阳公主，二女儿南宫公主，三女儿隆虑公主，男孩即刘彻。王夫人在怀上刘彻的时候就对景帝说，曾梦见太阳投入她的怀中，所以怀上了刘彻。当时的人们都非常相信天命之说，认为皇帝是由上天派下来统治人间百姓的“天子”。所以，富贵的人一定会有富贵的征兆显示出来。王夫人的这个梦引起景帝的重视，他说：“这是贵祥的征兆啊！”这个“贵征”日后还成为景帝选择刘彻为太子的重要因素。所谓贵征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事反映了王夫人工于心计，为立刘彻做太子，早早就造舆论、作准备。景帝薄皇后是其祖母薄太后家女，景帝做太子时，由薄太后做主，娶其为妃。景帝即位以后，薄妃被立为皇后。可是，薄皇后未生一子，便渐渐失去了景帝的宠爱。景帝初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薄太皇太后死去，薄皇后失去了靠山。初元六年（公元前151年），薄皇后被废，这样，皇后之位就空缺出来。因为薄皇后膝下无子，所以，即位以后几年间，景帝也没有立太子。可是，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皇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是国家的根本。天下统一，政治安定的大事，在很大程度上由立太子而定。按照君位继统法，奉行立太子以身份高贵的皇后之子而不以长子、立嫡子以长幼为依据而非以贤德为据的继统原则。可是，景帝嫡妻薄皇后无子，预立太子只能到其他后妃生的孩子中去选择。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最喜爱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不但对其赏赐极多，甚至还想行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让刘武接替皇位。景帝同这个同胞手足感情极深，一起进出皇宫，甚至一起起居安息。景帝本人也想废父子相继的继统法传位于弟弟梁王刘武，后因窦婴极力劝阻，景帝才作罢，梁王也郁积而死。景帝生十四庶子：栗姬生河间献王德，临江闵王荣，临江哀王阏；程姬生鲁共王余，胶西王端，江都蜀王非；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常山宪王舜，清河哀王乘；王夫人生彻。在景帝庶出十四子中，刘彻排行第九，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最受宠爱的。按嫡长继统法，既然没有嫡子，因此其他后妃生出的儿子之间就没有嫡庶贵贱的差别，年龄的长幼就是先天的差别了。预立皇储按年龄长幼的先天差别也能起到平息纷争，使政治稳定，加强贵族之间内部团结的作用。在景帝的庶出诸子中，临江闵王刘荣年龄最长，景帝初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刘荣被立为太子，称栗太子。同一天，刘彻被封为胶东王，时年四岁。（2）夺太子位预立太子，不但可以防止骨肉相争，消除内乱，而且从制度上巩固了君主专制的统治。这个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仍是君主，君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自然也包括废立皇太子的权力。所以，立储的最终权力和最高权力还是在君主的手中。临江闵王刘荣虽然被立为太子，但仍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刘荣的母亲栗姬本来最受景帝宠爱，刘荣又被立为太子，薄皇后因为没有儿子被废，皇后的位子空缺，照理栗姬当被立为皇后。景帝也有立栗姬为皇后的打算，在他得病时，与栗姬的交谈中流露出立其为皇后的意思。可是栗姬心胸狭窄，妒心太重，出言不逊，提出无理要求，景帝很不高兴，失望之下，就把立后的事搁了下来。栗姬一心想当皇后，现在景帝不立她为后，于是心生怨恨，进而又失去了景帝的宠爱。在景帝后宫立储争后的斗争中，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嫖起了关键作用。刘嫖是刘彻的姑母、景帝同母姐，下嫁堂邑侯陈午为妻。窦太后非常宠爱这个女儿，常常赏给她大量财物，而且让她经常出入宫闱。所以景帝与刘嫖的关系最为亲密，她的话对景帝影响很大。由于长公主在宫廷中很有势力，所以后宫姬妾争相巴结她，都希望她能在景帝面前为自己说几句好话。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阿娇，她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这样阿娇将来就可以做皇后，就派人示意栗姬希望同栗姬结亲。可是栗姬目光短浅而且心胸狭窄，怨恨长公主经常献美女给景帝，分掉了对自己的宠爱，又凭仗儿子刘荣已被立为太子，拒绝了长公主的要求。自此，长公主对栗姬非常不满，心怀怨恨。长公主想让女儿做皇后的心愿并未因此而打消。她重新估计了形势以后，又看中了刘彻，就向王夫人提亲。王夫人正在寻找个靠山，为了利用长公主的势力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一口答应。刘彻小时候很聪明乖巧。一次，长公主刘嫖把刘彻抱坐在膝上，问他：“儿想娶个媳妇吗？”刘彻回答：“想。”长公主身边有很多侍女，她把侍女指给刘彻，刘彻都说不喜欢。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女儿阿娇问他：“阿娇好不好？”刘彻笑着说：“好，若能娶阿娇当媳妇，我一定盖一座金屋子给她住。”长公主听了很高兴。王夫人工于心计，刘彻又极乖巧，所以，在长公主的一再要求下，最终景帝也同意了这门亲事。长公主自阿娇与刘彻定亲以来，就积极展开多方面活动，促使景帝立王夫人为后，立刘彻为储君。此后，她常常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说她挟邪媚道，不配做皇后；同时又称赞刘彻聪明乖巧，说王夫人识大体。景帝本来就嫌栗姬妒心太重，心胸狭窄，加上长公主不断称美王夫人，觉得还是王夫人贤能，所以又想起了王夫人怀彻时梦日入怀的贵祥征兆，于是很看重刘彻。为了争当皇后，王夫人展开阴谋活动，挑拨栗姬与景帝的关系，以打击栗姬。在得知景帝不再宠爱栗姬的情况以后，王夫人暗中派人挑唆掌管宾客礼仪之事的太行向景帝建议，应册立栗姬为皇后。太行不明底里，就去奏请景帝：“子以母贵，母以子荣，今太子母应立为皇后。”景帝本来就对栗姬不满，现在以为栗姬又派人来向他要后位，非常愤怒，厉声喝骂。他不但杀了太行，而且拿定主意，不让栗姬做后，废掉太子刘荣。景帝初元七年（前150年）春正月，景帝不顾太尉周亚夫、太子太傅窦婴的谏诤，废掉荣的太子位，改封他为临江王。栗姬不但未捞上皇后的位子，反而使自己儿子丢了太子的宝座，自此甚至连景帝的面都见不上了，愈思愈怨，最终怨恨而死。至此，在扑朔迷离的宫廷争夺中，各个竞争对手最后都失败了。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刘彻被立为太子，并且在栗太子和刘武死后巩固了地位。现在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太子的教育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汉初政论家贾谊早就说过：“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太子正则天下定矣。”景帝本人偏好黄老刑名之学，他却物色了有名的儒家学者卫绾作刘彻的老师。卫绾升为御史大夫后，传《诗经》的鲁诗专家、汉初有名的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王臧又被任命为刘彻的老师。这样，刘彻在幼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刘彻即皇位以后，他发诏书时经常征引儒家的经书，也把儒家赞美推崇的文武成康之道、唐虞尧舜之世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自从立刘彻为太子以来，景帝非常宠爱他。周亚夫因为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经常恃功自傲。有一次景帝宴请周亚夫，席上没有筷子，周亚夫心中很不高兴，因而脸上流露出怒色。当时刘彻也在现场陪坐，宴席期间，一直盯着周亚夫看，周亚夫觉得自己被看得浑身不自在，愤而离去。景帝问刘彻，为什么一直盯着周亚夫看。刘彻说：“此人可畏，以后肯定会作乱。”后来，周亚夫因儿子犯罪受到牵连，景帝命狱吏审讯，周亚夫一想起自己曾立有大功，既是列侯，又做过丞相，如今却受到侮辱，所以闭口不对。景帝便改命廷尉审问周亚夫，周亚夫不甘受辱绝食五日而死。太子刘彻十四岁时，廷尉奏请景帝审批一件凶杀案：被告名叫防年，是个杀人犯，所杀者为其继母。因为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为了复仇防年便杀了继母。对于这件凶杀案，廷尉定性为杀母罪，判防年大逆不道。景帝觉得这种判决不太准确，就征询刘彻的看法。刘彻分析说：“通常说继母如同生母，也就是说继母同生母毕竟不同，只是由于继母被父亲娶为妻，她才同生母一样罢了。现在防年的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那么，防年就同继母已不存在母子关系。所以不能判为大逆罪，应按一般杀人罪判刑。”刘彻的分析头头是道，景帝很是欣赏，认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按一般杀人罪判防年斩刑，大臣们也都称赞判决准确。刘彻因此更得景帝器重。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当天刘彻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当时年仅十六岁。王夫人为皇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刘彻继位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呈现出了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样的形势下，加上刘彻又是一位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兴趣广泛而又年轻力壮的少年天子，所以他颇想有一番大作为，建功业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由此，刘彻就同崇尚黄老无为之治的祖母窦太后产生了矛盾和冲突。2.董仲舒对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汉武帝诏举天下有识之士，亲自策问。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武帝很欣赏他，连发三策，策问天人性命之情，古今治乱之道。董仲舒连上三策应对，还在对策的末尾，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约生于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卒于元封、太初间，寿约九十岁，汉代经学大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董仲舒年轻时喜欢研读《春秋》，在景帝时期就以博学多才为天下人所知。他在帷幕内讲学，由弟子传授给弟子，连续不断，以致诸多的“弟子”从来没有与这位师傅见过面。他好多年不走进自家的园圃，而一心钻研古今学问。董仲舒十分注意礼仪举止，言行有道，从来不做违反礼法的事情，所以当时的学者都很尊敬推崇他，把他视为学习的楷模。“天人三策”基本上概括了董仲舒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其思想的精华。汉武帝下诏说：“朕继位以来，感觉责任非常重大，有时候连夜不得休息，担心处理不当，导致政务败坏。因此，广泛延纳四方的豪杰俊秀，郡国诸侯也应推选博学之士，我想知道天下之道的根本，明白高深理论的核心要旨。你们的学术造诣深厚，请为朕为社稷精心考虑，我要向你们质询一些问题。”然后，汉武帝出了他的题目：“听说，五帝三王之道，制礼作乐天下和谐，百心归一。虞氏之乐莫盛于《韶》，周代之乐莫盛于《勺》。圣王已经逝去了，而钟鼓之声却仍然鸣响，然而大道缺失，以至于有桀纣之行，王道大坏。五百年之间，想遵循尧舜之道，利用他们治国的方式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很多，然而尧舜之道终因不符合今世的需要而日渐消亡，难道是因为他们操持悖谬而失去了它的法统吗？这是天道的规律啊，事实上，过去的东西不管有多好也不可能重现了，为什么一定要到衰落之极才停止呢？可悲啊！朕朝思暮想，就是想弄懂一个问题，难道效法古代圣王之道，就一定无益于今天的社会吗？历朝历代都要受天命的控制，那么天命的祥符在哪里？灾异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人的性命有长有短，人的性情有重仁重义的，也有卑鄙无耻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接着，汉武帝又说：“我想使社会养成遵守法令的风气，刑罚轻一些，奸佞之徒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君臣与百姓同乐，政治清明，何德何能才能使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恩泽普降天下百姓，使政通人和，在天神的保佑之下，普天之下的臣民，莫不生活幸福？请你们不要有所隐瞒，详细地答来，我将亲自审阅。”《春秋繁露》 书影董仲舒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此书中，宣扬了“大一统说”、“三纲五常说”等理论。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封建专权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以后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1）教化之道董仲舒上对说：“陛下英明，征诏天下，想明白天命和性情的关系的根本道理，这不是我这样愚钝的大臣所能解释得了的。《春秋》说，天人的关系，其实令人敬畏。国家治理不得法，上天就要用天灾来加以警告；如果为君为臣的还不警醒，就要有怪异之象出现，令人惊恐不安；如果仍然置之不理，那么离亡国亡家的灾祸就不远了。关键在强勉而已，若强勉行道，则恩德日起而大有功。”接着，董仲舒开始正面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些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安宁长存，然而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主要是由于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正确，所以国家政治一天天趋于灭亡。周王朝在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之道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没有遵循它。到了周宣王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使周代的治国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就是日夜不停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孔子说：‘人可以弘扬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统治权只有在上天要改朝换代时，才会丧失。君主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天道，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以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肃四方的蛮荒之地。国家周边的蛮夷部落都已整肃完毕，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胆敢不遵守正道，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和谐，风调雨顺，万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幸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的事就会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孔子说：‘凤凰不来，河洛不出，我算完了！’他以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身份卑贱不能招致，所以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可以招致祥瑞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尊重贤士而且爱护百姓，可以算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来感化他们，就不能阻止追逐财利的现象发生。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计的。建立太学是为了在都城进行教化；兴办学府是为了在地方城邑里开导民众，用礼来节制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用仁来感化民众，之所以当时的刑罚很轻但没有人触犯法禁，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推行教化使社会风气变得很好。圣明的君主承乱世而起，首先要把乱世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再推行教化，教化见成效，好的社会风气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施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而丢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所以称帝只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朝遗留下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清除，从而导致社会风气浅薄败坏，百姓不讲忠信德义，违抗法律，至死不悔，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可以打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就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困难，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汉朝得到天下以来，君臣都想治理好国家，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应该实行社会变革的时候却没有实行，耽误了时机。“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年幼时就学习知识，成年后用官位来磨砺他的才能，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的品德，用刑罚来克制他的恶念。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礼乐来规范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监狱空置长达四十多年。这绝不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而是由于教化的推行和仁义的深入人心。而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采用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倡行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关注实际，做坏事的人有时会免受惩罚，而做好事的人却不一定能免受刑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忠心侍奉君主，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追逐财利，弄虚作假，不知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被判死刑的人接连不断，但是犯罪现象却层出不穷，这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顺从的，但百姓却没有得到您的恩惠，大概是由于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道理，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真诚地信奉您所听到的道理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就可以与圣明的三王相媲美了！”（2）人才之道董仲舒接下来又着重阐述了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应通过建太学、赏罚分明来培养人才，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平常不注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推行教化的根本和招募贤士的重要来源。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问题，从中却找不到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表明上古圣王之道已经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用学识渊博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体现自己的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就可以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来。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是上承您的仁德，然后进行传播教化。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使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人人尽享。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甚至违反朝廷的法度，用残酷的手段对付老百姓，同坏人勾结，贪求财利，致使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与陛下的心愿不合。阴阳不和，凶气充满天地之间，读书人不能顺心，天下百姓得不到幸福，这种后果是由于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担任，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为条件，这样所选的人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其大小，并不是指任职时间的长短。没有才能的人，任职时间再长，也仍然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材，即使任职时间很短，也可以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级，因此，很难判断廉洁与耻辱，贤能和不肖。我认为应让二千石官秩、郡守、列侯等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选出二人送到朝廷为宫中服务。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考察大臣的才能，以便进行封赏。所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皇上就可以得到全天下的人才，用他们来为您效犬马之力。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造就，而且陛下的圣明可以直追尧舜。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用贤能作为考察的标准，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可以清楚的区别廉洁和耻辱，贤能与不肖！”（3）天人之道董仲舒的回答，使汉武帝非常满意，于是又发一策，将继位以来思考的难题统统向董仲舒提出，问个明白。汉武帝问道：“有人说，善于讲明天道的人一定有利于人，善言古代兴亡之道的人也一定会有好的经验提供给今世，所以，我要问天人之间的感应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可以宏扬唐虞治国之道，下可以吸取桀纣亡国的教训。三王的圣道都有所不同，有所缺憾，但是又有人说，坚持长久而不改动的东西才是治国之道，这意思听起来有些矛盾，请细细给我说来。”董仲书上书道：“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都是由卑微而达到显赫，由默默无闻而达到美名远扬。因此，尧从诸侯之位起步，舜从深山之中兴起，应该说他们都是逐渐显赫起来的。话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收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是凭借着言行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每天都在增长，而自己却不知道；积累恶行，就像灯燃烧着不知道自己正在消耗油一样。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唾弃的原因。“快乐而不淫乱，经常做善事而不感到厌倦，这就是所说的‘道’。遵循道行事，万世都没有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政令出现了偏差。所以，补救政治昏乱，政令不行的办法，就是针对王道中被误解偏废的内容去铲除积弊。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治国之道。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为了顺应天意，才更改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其余的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虽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为了拯救前朝的缺失，夏、商、周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所以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乐。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人继承周代，就算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夏商周所用的这三种方式也就是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了。夏代继承了有虞氏，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渊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三位圣王禅让天下，并且遵循相同的治道，而且他们也不用补救积弊，这就是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的原因。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应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就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汉朝是建立在大乱之后，似乎应该改变周代制度中一些过分强调礼仪的内容，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与现在的天下是同一个天下，为什么用古代的来衡量现在的，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或者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让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力气谋食，不得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上天的旨意是相同的。那些大利小利都想取得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他的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生活艰辛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家庭富裕，俸禄丰厚，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哪里争得过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如土，穷困的人却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百姓感觉不到活着有什么乐趣，还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也是四方蛮夷观察中央政权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而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一心只顾追求钱财，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义，希望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境界。《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难免会招来强盗。’君子应当乘坐车辆，小人应当身背肩挑。《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的地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一定会招来祸患。如果身居君子的高位，而有君子的品行，那么只有用当年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辅政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帛画 西汉该帛画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天人合一观念。“《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是天地之间的永恒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由于学说各异，论点繁多，流派较多，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也变化无常，甚至朝令夕改，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凡是儒家之外的学派与学说，都应禁绝之，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将邪恶不正的学说灭绝，这样做才能使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也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董仲舒的对答受到武帝的赞赏，他被任命为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他被武帝提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导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他的奏章。在董仲舒的影响下，汉武帝决心立儒学为正统，摒弃其他学派，从而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3.黄老之学与儒学之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尊奉儒术的赵绾向汉武帝建议，剥夺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权力，引起窦太后的强烈反击，赵绾等人自杀，儒学同黄老之学的斗争遭到重大挫折。（1）黄老之学大行其道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以道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黄老学派。这个学派奉行黄老之学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指导秦代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帮助秦统一了中国，但这种思想的极端发挥也导致了秦朝灭亡。在秦末农民战争推翻暴秦的统治之后汉朝建立。面对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局面，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重新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统治思想。黄老思想的优点使得它很容易为世人接受，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很赞同它的政治理想。崇尚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在政治上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生活上崇尚俭朴，反对奢华。窦太后不但自己特别推崇黄老之学，还强迫景帝和窦姓之人都来学习黄老之术。汉景帝也很信奉黄老之学，他继位以后，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汉初许多大臣，如曹参、陈平、汲黯等也崇奉黄老政治。《缪和》帛书（局部） 西汉《缪和》一书反映了浓厚的黄老思想。在批判法家思想和总结秦朝灭亡教训的强大社会声浪中，不但黄老之学的指导地位确立了，而且儒家学派的势力也逐步恢复壮大。文帝时，儒生贾谊就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贾谊因为此事得罪了朝中重臣，被排挤出朝廷。不过，儒学思想并没有被封杀，儒家势力也在逐渐壮大之中。景帝时，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黄老学者黄生与儒学博士辕固生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而王还是以臣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除桀纣绝不是以臣弑君，而是受天命而王。桀纣暴虐无道，天下百姓已不再拥戴他了，而汤武正是顺了天下百姓的心愿讨伐桀纣的，百姓一心归往汤武而不愿受桀纣的统治，汤武不得已才立为君王，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么？”黄生则反对说：“帽子虽破终究戴在头上，鞋子虽新毕竟踩在脚下，原因就是上下等级的区别。桀纣虽然暴虐无道，终归是君王，汤武虽然圣贤，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过失，臣下不能直言进谏以使天子改过，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这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反驳说：“要像你说的那样，高皇帝伐无道诛暴秦而成为天子，也是不对的了？”汉景帝只好出面说：“吃马肉不吃马肝（因为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学者不争辩汤武之事，不能算是愚昧无知。”窦太后好黄老，平素很看不起儒学和儒生，讨厌他们的浮华，不务实。她听说辕固生同黄生争辩“汤武革命”这件事后，就召问辕固生，问他对黄老之学的看法。辕固生竟然对窦太后说，那是家内奴仆看的书，窦太后勃然大怒，骂儒家的书是那些犯罪的人看的书，然后，命令辕固生到猪圈中去与野猪搏斗。景帝知道窦太后发了怒，偷偷地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辕固生到猪圈，一刀就刺中了野猪的心脏，野猪随即而倒。窦太后这才消了气。（2）武帝推崇儒术汉武帝即位以后，这位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开始任命信奉儒学的高级官员。他首先起用老师卫绾为丞相。卫绾是代郡大陵人，因为弄车之技精巧而被封为上郎官，服侍文帝。累积功劳逐渐升为中郎将，性情敦厚谨慎。文帝临逝前嘱咐景帝说：“卫绾是个忠厚长者，好生对待他。”到景帝即位，有一年多对卫绾不闻不问，卫绾则办事日益谨慎认真。卫绾总是遮掩下属郎官的过失，也不与别人争执，有了功劳，总是谦让给他人。皇帝认为他清廉忠实，没有其他心肠，就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叛乱时，诏令卫绾为将，领河间兵力讨伐叛军，立下功劳，升任中尉。三年后，因军功封为建陵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征举贤良方正之士探讨治国的大政方略，选拔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儒生）。各地前来对策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学纵横家之学与法吏之术的。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商鞅、韩非，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罢黜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卫绾建议罢黜的对象，虽主要是纵横家和法家，但已露出了其统治思想：即禁绝百家而独尊儒术的迹象。黄老之学虽是从道家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但政治思想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家的理论，同法家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所以，黄老政治才被人评为“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杀人”。这样，卫绾打击的矛头实际上已经指向黄老之学。这是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所不能忍受的。不久，卫绾被罢除了丞相职务。卫绾被罢相以后，窦婴被任命为丞相，他也是个好儒术的人。著名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赵绾在好儒术的窦婴、田的引荐下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申公的另一个弟子王臧被任命为郎中令。窦婴、田、赵绾、王臧这些好儒术的人，都主张建立明堂，草拟巡狩、封禅，改定历法、服色等。武帝就请他们在长安城南设立明堂，以演习儒家的礼仪。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公作指导。当时，申公已经八十多了，武帝对他很尊重，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用四匹马拉的大车去迎接申公进京。申公被任命为中大夫，让他做顾问指导赵绾、王臧。兴儒活动的一个最大障碍便是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这个新起的儒者集团借故检举好黄老的诸窦宗室，除掉这些人的宗籍。诸窦宗室的人自然很不满，就跑到窦太后那儿去告状，说儒者打击黄老之学。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冬十月，赵绾向汉武帝建议，奏请诸事不必请示东宫太后，这就意味着要夺窦太后的权，这一建议终于激怒了窦太后。她暗中派人查得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证据，就去责问武帝。武帝争不过祖母，只好低头。结果，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也被免去职务。儒者同黄老之学的斗争遭到重大挫折。4.张骞初使西域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响应武帝的招募出使西域，希望能够联合月氏，以便共同对付匈奴。（1）神秘的西域西汉时期，人们把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中亚或更远的地方统称为西域。而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就有关于西域地区一些情况的描述。西域同中原地区的物资往来频繁，西域的玉石、马、骆驼，中原的铜器、丝绸等是两地人民喜爱的珍品，因此贸易量很大。秦汉以前，居住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古老民族如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等，开始由东向西不断迁徙，陆续来到新疆及以西地区。最早开始向西迁徙的是塞种人。塞种人是原居住在敦煌一带的允戎族的一支，他们向西迁移到伊犁河地区。秦汉时期，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的月氏人从河西走廊来到伊犁河流域，占领了塞种人的地盘，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塞种人被迫越过葱岭到达宾（今克什米尔一带），还有一部分迁到了休循、捐毒（今帕米尔以北地区）一带。到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月氏人又被另一个游牧民族乌孙人赶走。月氏人大部分南迁，他们转移到妫水（今阿姆河）一带，打败并赶走了大夏人，占据了大夏人原来所在的地方。乌孙人本来常受月氏人的欺侮，后来在匈奴的帮助下向西攻打并赶走了月氏人，占据了伊犁河流域。阗池（今伊塞克湖）附近是乌孙人的政治中心。从此这些民族开始定居于西域地区，并成为当地势力强大的民族。经玉门关去往西域，主要有两条道。一条是西出阳关，通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沙漠地区大盐泽（今新疆罗布泊），途经鄯善地区（今新疆若羌一带），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西行到莎车，这是通往西域的南道；另一条道出玉门关，通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以东至甘肃玉门关之间的戈壁滩），经过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古城）及尉黎（今新疆巴音郭楞），沿天山南麓顺着河西行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为北道。葱岭以内有很多小国家，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在南道附近的国家，有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弥、渠勒、于阗、莎车等。在北道附近安居的国家，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黎、尉犁、焉耆、危须、山国、狐胡。葱岭诸国分布在南北道以西的地方，有皮山、乌、西夜、子合、薄、依耐、无雷、难兜。天山山后有姑师、劫国。从疏勒河向西走，翻越葱岭，可到休循、捐毒、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奄蔡（今顿河上游）。从莎车西行翻过葱岭后，可到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地区）、安息（今伊朗）、大夏（今兴都库什山西北地区）、宾、身毒等国。分布在西域南北道之间的国家，大多数以定居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居民以从事农业、畜牧业为主，有城廓庐舍。当地的农作物种类繁多，除谷物以外，还种植葡萄、胡瓜等。畜牧业则主要有驴、马、骆驼等。当地还出产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的居民已经用上了铁、铜制造的武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居民大都过着游牧生活，风俗习惯大体上同匈奴一样。姑师地区，土地肥沃，天清气爽，降雨稍多，比较适合农耕，所以当地以农业为主，和中原地区相似。西域各国的社会形态，当时大体上处于原始公社逐步解体，阶级社会刚刚建立或略有发展的阶段。一般而言，人口都比较少，多数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龟兹的人口是最多的，但也只有八万人，最小的有几百人。这些小王国设置了简单的军政机构，国王是当然的统治者，在其之下，安排简单的官职，军队也多数是半耕半兵。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强大起来，并把势力伸展到西域。匈奴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僮仆校尉，负责各国的军政和财税，实际上控制了这些国家。由于匈奴势力强大，往往只凭匈奴单于的一封信，西域各国就会缴纳赋税、财物等以满足匈奴人的要求。虽然中原和西域之间很早就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气候复杂多变，沿途供给食物用具困难，加之匪贼四起等原因，使得西域同中原的交往非常困难。强盛起来的匈奴连续吞并了东面的东胡人，向西赶走了月氏人，控制了河西走廊；向南吞并了楼兰、白羊王，占领了河南地；向北征服了丁零（今贝加尔湖一带）、鬲昆（今叶尼塞河和鄂毕河地区）。汉文帝时，又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并设置僮仆都尉，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2）张骞通西域汉武帝登基之后，开始关注边境地区，思考对付北方强敌匈奴的办法。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投降的匈奴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原居住在敦煌附近的一个强大部落月氏，多次遭受匈奴人的攻击，月氏王也被匈奴杀死，匈奴单于竟然用月氏王的头骨作酒器。被迫西迁后的月氏人对匈奴充满了仇恨，常想报仇，但苦于势单力薄，又无人相助，不敢贸然兴兵，讨伐匈奴。汉武帝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希望能够联合月氏，共同对付匈奴。那个时候，汉人对西域的情况并不了解，月氏人西迁以后的具体下落也不清楚。要想联络月氏，还必须通过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当时汉匈正处于敌对状态，匈奴人肯定会杀汉朝使者。因此汉武帝张榜天下，出重金和官位招募出使西域，联络月氏的勇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汉中成固人张骞揭榜自愿完成这项使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出使西域。张骞带着包括甘父在内的一百多人的大型使团，从长安起程，经陇西（今甘肃临洮）出使西域。但不幸的是他们出陇西不久，就被匈奴骑兵俘虏而去。张骞和他的使团被押到匈奴单于的宫廷。匈奴单于问道：“月氏在匈奴以北，而汉朝竟然想越过匈奴去联络月氏。越国在汉朝的西南，如果我们匈奴要越过汉朝去联络越人，汉朝能够答应吗？”匈奴将张骞等人全都扣留起来。单于还为张骞配妻成家，让他在匈奴定居，企图以柔攻心，诱使张骞投降匈奴。然而，张骞从未丢失汉朝使节的气节，寻找着能逃出来的机会。张骞在匈奴被扣压了十年之久，终于有一天，他趁着匈奴人看守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张骞像字子文，西汉成固人。汉武帝时，张骞以军功受封为博望侯，后又拜为中郎将。逃出匈奴的魔掌，张骞不忘使命，继续西行。在途中，他经常没有食物吃，就靠随从甘父射猎充饥。他们往西走了几十天，终于越过葱岭，来到大宛。大宛国王早就听说汉朝强大富裕，很想和汉朝来往。所以，见了张骞非常高兴。张骞向大宛王说明了出使的目的，并答应大宛王，等回国以后，一定送给他丰厚的钱物作酬谢。大宛国王专门派人把张骞送到康居，再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大月氏，却发现这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月氏人已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居民安居乐业，他们已经不再仇恨匈奴，也不想报仇了。张骞在大月氏留驻了一年多，最终也没有和大月氏结成联盟，只好回国。回国途中，为了躲开匈奴的拦截，张骞没有走原路，而是沿着南道诸国回国，试图通过羌族地区回到中原。但不幸的是，匈奴人再一次将他们捕获。被匈奴扣留一年多以后，单于死去，匈奴贵族之间产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张骞趁乱带着匈奴妻子和甘父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逃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出发时一百多人的大型使团，回来时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个人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详细掌握了西域地区的国家分布、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特征、气候状况、人情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实的资料。汉武帝感念张骞矢志不渝的精神，威武不屈的气节，拜他为太中大夫，同时对与张骞同甘共苦的甘父也进行封赏，任命他为奉使君。5.武帝纳谏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很多士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杰出的人才都受到武帝的重用和宠信。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募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武帝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亲信，十分宠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辩驳，外朝大臣多次处于下风，被驳得无话可说。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议论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但是却始终不让他们处理国家的政务。然而，东方朔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东方朔谏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常常乔装离开皇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他还把自己称作平阳侯，经常趁夜晚离宫外出，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黎明时，武帝及其随从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老百姓都大声怒骂。杜县和县的县令下令差役去拘捕这些人，这批人拿出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晚到达柏谷，向投宿的旅店的主人要酒喝，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就召集很多年轻人准备捉拿武帝这些人。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就算了吧。”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然后把喝醉的丈夫用绳索捆绑了起来。等到召集来的青年后生走了以后，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以谢罪。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赐给她千金，而且封这个妇人的丈夫做了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外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东方朔像武帝嫌外出路途遥远，身体吃不消，又给百姓带来祸患，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想在这些地方修建上林苑，一直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把各县的荒田分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受到武帝的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灞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家建立在像大海一样富饶的土地，秦王朝正是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工匠们依赖它们做原料，百姓们依靠这些土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这块土地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姜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得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来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对下来说则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这样一来，就会使荆棘之林蔓延，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扩大，破坏已亡人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大兴土木，浪费钱财，营建上林苑作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于其中的深沟大河。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去冒险，不值得像您这样尊贵的天子这样做，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而使诸侯背叛，楚国百姓因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冒犯了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后来，武帝让东方朔作了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并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武帝姑馆陶长公主号称窦太主，嫁堂邑侯陈午。陈午死后，长公主寡居，年已五十，宠爱一个叫董偃的男童。长公主外出的时候，董偃就给她牵马，一在宫内的时候董偃就在左右服侍。因为公主的缘故，京师的权贵都对董偃礼遇有加，称他为董君。董偃劝长公主献出了武帝喜爱的长门园，汉武帝很高兴，董偃也愈加受到长公主的宠爱。董偃为了见到汉武帝，让公主称病不上朝。武帝前去探视，问公主有什么要求，公主说只希望武帝能亲自到公主府上拜访。馆陶公主病愈以后，武帝驾临其家。公主身穿仆人的衣服为武帝服务。公主引见了董偃，于是，董偃名闻天下，追随他的人就更多了。后来，董偃经常跟从武帝左右一起出去游玩。武帝很高兴，就在宣室正殿为公主设酒宴款待，让谒者领董偃入内。当时，东方朔为郎，执戟殿下。他将戟扔在一边，上前进谏说：“董偃有三条可斩之罪，怎么能让他入内呢？董偃以人臣身份而与公主私通，是一罪；有伤风化，破坏了国家的婚姻制度，是第二罪；陛下正关注《六经》，留神王道之事，董偃不遵经劝学，反而以奢侈为荣，尽犬马之乐，极声色之欲，行为淫荡，不务正道，是国家的祸害啊，这是第三罪。”听了东方朔的进谏之词，汉武帝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我已经设好了酒宴，过了这次以后，我再改吧？”东方朔坚持说：“不行。宣室是国家正殿，先帝设立的正处，不是法度政事不得入内。淫乱的事越积越多，一定会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汉武帝想了想，还是采纳了东方朔的谏言，将酒宴改在北宫进行，把董偃由东司马门引入，并将东司马门改名为东安门；同时，将三十斤黄金赏赐给东方朔。从此，汉武帝也不再宠爱董偃。武帝继位以后，极尽声色犬马之欲，劳民伤财建造宫馆楼台，社会风气日趋奢侈淫靡，百姓以耕田为耻，很多人离开了土地而求其他谋生之道。武帝曾问东方朔：“我想教化百姓，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东方朔趁机进谏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事，我不敢说。就以文帝为例而言，他身上穿的是粗布织成的衣服，用布条做的剑带挂宝剑，用芦苇编成的席子睡觉。把道德看成是美好的事物，用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人事。天下百姓受到文帝的感化，都以节俭为美，行仁义之举为善，民风顿时好转。现在陛下执政，因为所居宫殿太小，就要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号称千门万户。不仅陛下及下人衣着华丽，就连受宠的狗都打扮入时。欣赏小丑的滑稽表演，宫女妖艳的舞蹈。陛下淫逸奢侈到这个地步，又希望百姓不效仿，恐怕很难做到吧！”东方朔虽然诙谐谈笑，然而屡屡直言极谏，武帝也常常听从。武帝喜欢打猎，经常亲自击杀熊和野猪，策马扬鞭追捕野兽。东方朔上疏劝谏道：“我听说，人的才能各不相同，所以力量大要数乌获，行动敏捷要数庆忌，勇猛无敌应该是孟贲和夏育。依臣的愚见，既然人有才能高低之分，那么野兽也应该是这样的。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猎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下，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倘若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护卫的随从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使他们有乌获、逄蒙的超群本领，也来不及施展，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怎么能不危险呢？即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患，然而这种环境也不是您应该接近的啊。陛下出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行驶，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驾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事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树林，驰过丘陵，前面有着即将抓住猎物的诱惑，心中没有防备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造成危害，恐怕就很容易了。皇帝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而乐于行进在潜伏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只有聪明的人才能预见到尚未发生的问题，只有智慧的人才能提前避开没有形成的灾祸。其实灾难就隐藏在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之处，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上。俗话说：‘家中藏有千金，就不要坐在屋子外边。’话虽小，但说得却是大道理。”武帝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2）汲黯谏武帝武帝继位后，好儒术，很羡慕儒家称颂的唐虞禹汤文武之世，想行王道于世，引起元老重臣汲黯的反对。汲黯崇尚黄老无为之术，对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自然看不惯，又因为此人性情耿直质朴，常常当面直谏武帝，使武帝在众大臣面前下不了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六月，东海太守濮阳县人汲黯担任掌管爵位的都尉。当初，汲黯担任谒者，大家都因为他为人威严而敬畏他。东越部族互相攻击，武帝派汲黯前去巡视，但他仅走到吴地就回来了，向武帝报告说：“越人互相攻击，他们的习俗本来就是如此，不值得为此折辱天子的使臣。”河内郡发生火灾，烧毁了一千多家，武帝派汲黜前去视察。汲黯返回之后，报告说：“平民百姓不慎失火，由于房屋靠得太近而使火势蔓延，不值得陛下忧虑。我经过河南郡，看到河南郡由于洪水干旱而受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于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我就借这次出使的机会，用陛下的符节，命令河南郡的官吏，发放官仓积粮，救济受灾的贫民。我请求归还符节，甘愿领受假托天子命令的惩罚。”武帝很赏识他，就赦免了他的罪。汲黯在东海郡时，治理百姓，整治官吏，喜好清静无为，谨慎地选择治理地方的各级官吏，然后放手任用，只关注大事，从不要求许多细枝末节的小事。汲黯身体多病，常躺在内室中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都盛传他的美名。武帝听到后，召汲黯入朝，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汲黯像汲黯为人，性情清高孤傲，从不讲究礼数，常常当面使人难堪，特别是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儒家学者和文学之士，武帝说：“我想要怎样就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有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能够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政绩呢！”武帝先是沉默不语，接着一脸怒气地宣布退朝，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宫，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汲黯便受到许多大臣的批评。汲黯却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不是让他们阿谀奉承拍马屁，而是让他们对君主有所帮助。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了将近三个月，他休病假的时间虽然经过武帝的多次特许延长，但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助替汲黯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恐怕难以胜任。但要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他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即使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也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面对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所谓的社稷之臣，国家栋梁，汲黯是当之无愧的！”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登基不久，即诏令天下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但是由于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及朝内大臣的阻挠，儒术曾一度陷入低谷。然而黄老之学不像儒、法、墨等学派，一味禁止别家，它的宽容性较大。所以，黄老之学兴盛之时，其他学派并没有失去生存的余地。窦太后尽管打击了儒家，却没有下令禁止儒学的传播；窦太后虽然阻止了儒家势力的扩大，但却无法阻止年龄的增长，更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儒家的兴起已是不可拦阻的潮流。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汉武帝在学官中为儒家设立了五经博士。儒家的五部经典《易》、《书》、《诗》、《礼》、《春秋》，《书》、《诗》、《礼》文帝已立博士，景帝立《公羊春秋》博士，武帝立《易》博士。这样，儒家五经典全部立了博士。儒学的势力在汉武帝及其他主张儒学之大臣的推动下，逐渐强大起来。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病逝。喜好儒术的田复出，当了丞相。田上任不久，就利用权势，打击黄老势力，下令禁止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同时，他也极力扩大儒家的势力，公开招纳儒生数百人，并委以高官要职。没多久，田又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下令各郡国推荐孝廉各一名。举孝廉是当时一项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每年都要定期举行这样的活动，荐举一定数目的后备官员。这样可以使学习儒术的书生文人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僚队伍，潜移默化地、自上而下地促使官僚体系儒家化，推动了儒术的深入发展。没有汉武帝的支持，田要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正是在汉武帝的授权下，儒学的势力才能急剧膨胀，信奉儒学的文人才能有机会进入朝廷议论朝政，从而从官僚体系上，权力结构上保证了儒学日渐显贵的独尊地位。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说：“倡导仁义之政，褒奖德行出众、贤能有才之人，规劝人们行善而对凶残之事严加惩罚，这是三皇五帝时期国运昌盛的根本原因啊！我日思夜想，勤勉处事，嘉奖国内才贤兼具之士；主张尊奉老人，孝敬父母；选拔豪杰英才，文学卓越的人才参与朝政。希望能够使民心安定，有所追求，处理政事，张弛有度。我主张各地推荐孝敬父母、清正廉洁的人，委以官职。我相信，十家之内，一定有忠信之士；三人同行，一定有可以为师的人。但是，至今没有一个郡推荐过一个人才。因此，才导致教化不能普及民众，有道之人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享受二千石俸禄的官员不举孝廉，又如何辅佐朕处理政务，劝善百姓？”礼官、博士等有司建议说：“下诏命令二千石长官推举孝廉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推荐孝敬父母之人，不遵守诏书的官员，都以对皇帝不敬的罪名处以刑罚；不考察并推荐孝敬清廉的人才，就以不胜任职务的罪名免去这些官员的职务。”汉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下诏强令各地察举孝子廉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公孙弘由一个平民百姓平步青云，直登三公之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又代薛泽为丞相，登上官僚最高位。公孙弘为丞相后，深得武帝信任。就在这年六月，汉武帝再下一《劝学诏》，继续尊崇儒术。于是，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人研究，制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太学制度规定：“博士官一定要是儒家的五经博士才可以胜任，其他学派的学问不允许在太学中教授。博士招收的弟子，定员为五十人。博士弟子享受的待遇是免去本人的徭役。此外又设置了太常衙门作为主办太学的机构。招收的学子年龄都在十八岁以上。选试的办法是：由太常亲自挑选年龄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知书达礼的青年送到太学作博士的弟子；郡国县邑、官府属员中有喜好文学、尊敬长辈、严肃政教、与乡邻为善、行为端正的人员，逐级上报郡守、诸侯相，经考察合格后，可以到太学学习，和博士弟子一起接受教育，发现有才华的人随时上报。凡是入了太学的弟子，一年不能够掌握一艺的，就令其退学。”自汉武帝即位开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佛道冲击而未改变，根子可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措施和活动。儒学虽然在窦太后时期遭到压制，但是由于它符合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需要，因而逐渐取代了黄老之学。经过立五经博士，举孝廉诏贤良，特别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全面回答了汉武帝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确立了系统、完整的儒家理论，解开了汉武帝的疑难，正面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随后，武帝又重用公孙弘，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儒生一跃成为权势炙手可热的“红人”，在文人书生中引起巨大的震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刺激着更多的人效仿他的飞黄腾达之路，那就是学习儒学。公孙弘和孔臧等制定的太学制度，又在教育体系中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思想，加强思想文化的专制，使人心有所向，朝臣有所遵，巩固汉朝的江山社稷。举孝廉图 西汉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成为统治思想，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着独尊的地位，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上始终是保持着君主专制，使得统治者不仅十分重视等级和名分，而且更重视强化君主的尊贵和无人可及的权威。在诸子百家中，尤其是在影响最大的儒、墨、道、法思想中，道家主张无名、无为；墨家提倡兼爱、尚贤，很显然都是不利于君主专制的。法家虽主张君主的威权，但它过分强调法的作用，不利于统治的长久。只有儒家，强调等级的高低尊卑，讲究秩序与三纲五常，要求君臣、父子为绝对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轻易逾越，否则就与“忠义礼智信”相悖，就会遭到惩罚。这样的思想恰好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适合君主“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极权统治。同时，儒家学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阴阳家、法家、道家对维护统治，加强专制的有用成分，而成为新儒家。7.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受过良好教育的刘彻生于宫中，长于宫中。他兴趣广泛、胸怀广阔，所以在做了皇帝以后，虽然仅仅是十六岁的少年，心中仍希望利用先王们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死了，汉武帝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1）改革选官制度汉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选官，一是来自军功，由于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景帝以前，官吏大多是因军功而提拔。但打仗和处理政务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许多因军功而做官的人不懂得处理政务，非常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封建政治的需要。二是由郎官入仕，郎官是属于官吏宿卫侍从的官职，是选拔吏的一大来源。做郎官的途径之一是官吏保荐自己的子弟为郎官。按照汉初的规定，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职三年之后，可以保荐子弟一人为郎官，然后再转迁朝廷高级官吏。任子为郎，这是使政治特权世袭化的选官制度。做郎官的另一途径，就是以资产入选为郎。汉景帝时规定必须具有十万以上财产的人才有资格候选入仕，这个数字是一个中等之家的全部财产。当然商人不在入选之列。凭借资财做官的人经常长期得不到升迁，例如司马相如，年少时就博览群书，又会一些剑术，颇有壮志。因仰慕战国时蔺相如为国建立的奇功，便取名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捐家资为郎，被任命为武骑常侍。因为当时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加之景帝也不好辞赋，满腹经纶的司马相如得不到景帝的重用，最后只好投到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篇大赋——《子虚赋》，并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才使司马相如改变了逆境，一跃成为人人仰慕的皇帝身边的人。汉初的这两种选官制度路子很狭窄，而且弊端很多，使很多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官，因此汉武帝除保留了汉初的选官制度以外，还确立了新的察举制度。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首长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选官制度。汉武帝以前，就有察举的先例，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从这以后，察举正式成为汉朝的选官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武帝时的察举分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是常行科目，即举孝子、廉吏，简称举“孝廉”，由于“孝”和“廉”对于封建政治，特别是对忠君有着特殊的意义，举孝廉一科受到很大的重视，举荐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特科是指特别诏定的科目，主要是“贤良方正”，或称“贤良文学”，实际上就是具备一定才学的人。举“贤良”，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在任的官吏互相竞争，一旦举为贤良，经过皇帝的策问，便根据对策的情况，授予不同的官职。汉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入仕的。武帝一方面建立察举的选官制度，另一方面，又规定博士弟子也可以入补官吏。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正式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规定了每个博士可设置五十个弟子。博士弟子的来源一是由负责宗庙礼仪的太常，选择民间十八岁以上的礼貌端庄者；二是由地方选举在本地有着良好口碑的人。并规定博士弟子受业一年，如果，能够通过一经考试的就能出任太常属下文学掌故一职，考试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担任郎中。从此，研究儒家经典，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东汉时的史学家班固曾大发感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招收弟子，设科考试，入仕为官以后，使儒家经典传业兴盛，一经可解释到百余万字，一些大师收一千多个徒弟，这都是研经可以得到官职俸禄的结果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概也是就此而说的。对于武帝来说，将察举作为选官制度，使其得到了很多的有用之士，所以历史上说：“汉代得到的人才，以这个时代最为兴盛。”的确，当时在武帝身旁有长于治国的公孙弘，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相如，有热心公益的卜式，有长于纵横学说的主父偃，有刚直不阿的汲黯，有严于执法的张汤，有精于理财的桑弘羊，有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有出色的外交家张骞，就连语言幽默的东方朔也被封为太中大夫。（2）改革行政制度在改革选官制度的基础上，武帝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汉武帝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武帝强化皇权，是从削弱相权着手的。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高位重。汉初的最高行政首长——丞相，不仅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而且是朝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丞相不仅可以推荐官吏，诛杀犯罪的官员，还可以劝谏皇帝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可以拒不执行皇帝的圣旨。丞相享有其他官员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他可以佩剑朝见皇上，入朝时不必下跪。丞相进见皇帝时，皇帝要站起来致意；皇帝在路上遇见丞相，要下车；丞相病了，皇帝要亲自至府问候。凡此种种，都显出丞相地位之高，久而久之，就难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产生了矛盾。汉初的几位丞相功劳很高，而且懂得自我贬抑，所以矛盾比较缓和，而到武帝时，则往往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才会被汉武帝任用为丞相。例如，从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至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担任丞相的是石庆。他更是以谨小慎微著称。石庆做太仆时，为武帝执鞭驾车。一次，武帝有意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指着马“一、二、三……”一匹匹地数过，然后举手告诉武帝说：“六匹马。”任用石庆这样谨慎的人做丞相，结果可想而知。史书上说石庆“在位九年，没有谁能指出他有什么错误”。另外，汉武帝对待丞相十分苛刻，稍不如意，则当廷斥责，甚至动辄治罪处死。在武帝统治的五十年中，十三个曾担任丞相的人中有五人自杀或被杀，因过被免职的有三人，只有石庆等少数几人死于相位。因此，武帝时，大臣们都不愿意担任丞相这个职位。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哭泣着不愿接受这一职位，最后在武帝严令之下方才接受。退朝后，公孙贺仍念道：“我的死期到了！”公孙贺最后果真死于监狱之中。官史图在削弱相权的同时，武帝从贤良文士、上书言事的人以及在任的一些低级官吏中，选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皇帝起居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意出入，随时侍候左右，以便为皇帝出谋划策，制定国家大计。汉武帝还不断加强尚书的权力，更多地依靠尚书来实施各项重大任务。尚书本来是管理皇室财政的少府属下的一个卑微的官职，职责就是传递皇帝和丞相之间的公文。武帝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这样，侍中、常侍、给事中、中书等就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史称“中朝”或“内朝”。“中朝”形成以后，以丞相为首的朝臣就成为只负责处理和执行一般政务的“外朝”了。汉武帝通过中朝，加强了中央集权，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3）颁布“推恩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还不断地削弱和打击各个封国。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之后，尽管对王国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使其降为郡一样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封国的存在仍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障碍。所以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实行推恩，进一步削弱王国的势力。主父偃，临（今山东临淄）人。他青年时学习纵横家说，成年后又学《易》、《春秋》和百家学说，都很有成就，但由于他的性格十分偏激、自傲，在文帝、景帝执政时期，始终没有得到任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自荐到卫青门下，但五六年过去了也没有得到重用。寄人篱下的生活过得相当艰难。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发动了讨伐匈奴的战争，为进一步招揽人才，武帝下令，只要是有本领的人，都可以直接向朝廷自我推荐。于是主父偃上书武帝，以其丰富的知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国家大政的深谋远虑，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短短一年之内，主父偃得到四次提拔，从一个平民百姓一跃而为郎中、谒者、中大夫，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僚。主父偃发迹后，生活奢侈，恩仇相报，绝不饶恕别人对他犯下的过失。他感激卫青曾收自己为宾客之恩，就进谏汉武帝立卫青姐卫子夫为皇后。对冷落过他的人，他千方百计地报复。燕王刘定国与他弟弟的妾通奸并生下一子，还无耻地夺走了弟弟的老婆做他的妾，并与女儿乱伦。主父偃便指使人揭发燕王隐私，迫使燕王自杀。因主父偃专好揭人隐私来对付仇敌，朝中的大臣们对他十分痛恨，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主父偃因贪赃受贿被武帝灭族。主父偃的建议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主父偃在他的上书中对武帝说：“古时候诸侯封地不过百里，力量弱小，容易控制，但只要有了机会，还是要起来作乱，朝廷剥夺土地，更要激起变乱。现在诸侯已传了两三代，子孙众多，天子应加恩，让诸侯的子孙都成为诸侯，这样他们的力量就弱多了，诸侯子孙没有不乐意的。皇上名为推恩，实际上是为了分化诸侯的势力，使其力量越变越小，对中央政权无法再构成威胁，真可谓是一箭双雕。”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诸侯“推恩”。具体办法是：下令诸侯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来封给其子弟，同时对所分子弟，由朝廷定制封号，所分的侯国管理上也不属于原来的王国，而由中央的郡来管辖。这样，不仅使王国分崩离析，势力范围缩小，而且使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得到扩大。除此之外，武帝还常借故废掉王国。按照汉朝的制度，皇帝每年八月都要在宗庙举行祭祖仪式，叫做“饮酎”。到时候，所有的诸侯都必须贡献黄金助祭，叫做“酎金”。依照规定，如果所献的黄金斤两不够或成色不足，王国要被削地，侯国则要被免除。为了约束各地诸侯王势力的扩张，武帝还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左官是指在诸侯王属地作官的官吏。在汉代，以右为上，左官在级别和地位上低于中央和郡县的官吏，“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侯之交游。（4）改革军事制度为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还改革了军事制度。汉代，兵役制和徭役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依汉代制度规定，男子在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要服兵役三年，称为正卒。正卒，第一年在本地当步兵、水兵或骑兵，第二年驻守京城，第三年要戍边一年。这当中，亲自服役的称践更，不愿服役的也可交钱雇人代理，叫过更。由于雇人代役的越来越多，过更钱就演变成一种赋税，叫做更赋。汉代，都尉主管地方上的军事，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天，郡太守都要举行一次对正卒的检阅，叫都试。中央征发地方军，以铜虎符作为发兵的凭证，没有虎符是不能调兵的。在京都，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由京兆、冯翊和扶风地区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由上述三个地区以外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大，南军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初年削减为万人。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京都缺乏重兵保护，显然不能适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支军队，称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中垒校尉统领七校尉兵，所以合称八校尉。八校尉属北军系统，每校尉兵力数百至千余不等，但其大多是招募而来的。在南军系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又建立了一支千余人的卫队，命名为“期门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良家子”七百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叫“羽林军”，武帝还把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在羽林军中进行培养，号称“羽林孤儿”。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的相继建立，加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在加强了自己的统治以后，汉武帝开始向外开拓疆土。在南方，武帝加强了对东南、岭南地区的控制管辖，在西南加快了西南夷地的开发；在东北，置吏设郡，使其成为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北方和西北，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在西域，加强了汉和西域多国的联系。从而使汉王朝的疆域扩大到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遥远的西域，北至阴山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大国。（5）创设刺史制度为了加强对地方长官的监察，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下令设立十三州部，每一州部为一监察区，设置一名刺史监察州部所属的郡国，从而创立刺史制度。州部刺史的督察对象主要是所属郡国的二千石官吏，督察的范围是“以六条问事”，六条以外，则不问。这六条是：一、豪强田宅超过国家规定的范围，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两千石官吏不遵守旨意，不遵从典制，以权谋私，假借天子的诏令谋取暴利，鱼肉百姓；三、二千石官吏苛刑酷法，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为百姓所害怕；四、二千石官员选拔任用不公平，呵护偏袒自己人，排斥贤能之士，宠幸愚才；五、二千石官员的子女仗势欺人，独霸一方；六、二千石官吏违反法令，勾结豪强，狼狈为奸，损害国家利益。从六条看，除第一条是针对不法的豪强，其余五条都是以郡国守相二千石官吏为督察对象的。其督察范围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奉诏书，选举方面的用人不公，司法审判方面的喜怒无常，任意赏罚，还涉及到二千石官吏的子弟骄纵不法。十三州部刺史的官位并不高，仅为六百石，相当于一个中下等的县令，但是权力极大，可以监察守相等二千石高官而无所顾忌。刺史每年八月巡行郡国，年末向中央汇报情况，刺史隶属于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还要受到丞相司直的监督。武帝对于刺史的选用非常严格，一般是通过考试录取成绩卓越者，或选现任官吏中政绩显著、忠直高节者担任。十三州部所监隶郡国及范围分别如下。豫州刺史部：颍川、汝南、沛郡，梁国，共监三郡一国。兖州刺史部：陈留、山阳、济阴、泰山、东郡，城阳、淮阳、东平国，共监五郡三国。冀州刺史部：魏、钜鹿、常山、清河郡，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国，共监四郡六国。徐州刺史部：琅琊、东海、临淮郡，泗水、广陵、楚、鲁国，共监三郡四国。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齐郡，淄川、胶东、高密国，共监六郡三国。荆州刺史部：南阳、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国，共监六郡一国。扬州刺史部：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郡，六安国，共监五郡一国。凉州刺史部：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共监八郡。益州刺史部：汉中、广汉、犍为、越、益州、柯、蜀、巴、武都，共监九郡。幽州刺史部：勃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涿郡，广阳国，共监九郡一国。并州刺史部：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共监六郡。朔方刺史部：朔方、北地、五原、西河、上郡，共监五郡。交趾刺史部：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共监七郡。十三州部以外的三辅、三河、弘农郡，由司隶校尉直接监察。武帝所设十三州部刺史并无固定的治所，只是巡行郡国，年终回朝汇报，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幕僚，仅从二千石府吏与从事中挑选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