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1949》作者：倪进/朱新开【作品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湘西剿匪纪实，再现那段战火硝烟血色苍茫的峥嵘岁月！1949年，趁47军主力部队赴川黔参战之际，国共两军在长江以南形成焦灼态势，素有“中国盲肠”之称的大湘西地区亦是战事吃紧。台湾派遣特务吴刚（化名张冕）、杨文华欲联络湘西地方武装、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豪绅，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发动暴乱。柯山临危受命，带领苗族战士小石，辗转在湘西中心地区——沅陵、所里（现吉首）、永绥（现花垣）、古丈、辰溪、凤凰等地，展开秘密侦查缉捕行动……【名家推荐】湘西，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它孕育了贺龙、沈从文、黄永玉、汪曾祺、宋祖英……这里风景如画，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之一；这里民风旷野，赶尸、落洞、巫蛊等，充满了神秘色彩；这里是孙中山所说的“中国盲肠”，300余年的土匪横行，让“湘西匪患”成了一个专用名词。1949年前后，为了完成建国大业，面对湘西10万余众的土匪，四野王牌47军从林海雪原直奔这片蛮荒之地，身负重任并受毛泽东亲自表彰的“南工团”秘密南行，十年的剿匪战斗宏大展开。原47军军长曹里怀痛惜回忆：“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作为当年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本书作者之一倪进留下了剿匪战斗的真实记录，经另一作者朱新开的精彩改编，让你身临其境，酣畅淋漓而不能自拔。本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长篇军事作品。——《集结号》作者杨金远【作者简介】倪进，生于东北，长于乱世，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同年8月南下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后，转入地方工作，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成本书的原着《野菊》一书。朱新开，出生在军营，自幼喜欢写作，曾做过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做记者时，曾采访过偏僻山村小学；做编辑时，曾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做自由撰稿人时，曾写过小说、杂文、时评、散文、随笔。出版有长篇小说《铁血将军》《警报2012》，累计发表300余万字作品。前言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是一次酒桌上的闲聊。我的一个朋友说起他父亲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还说起他父亲遗留下一部小说底稿……遗稿《野菊》，作者仰山。遗稿是一叠泛黄起皱的信笺纸，从大量的勾画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所倾注的心血，从已经褪了色的蓝色钢笔字迹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1956年”，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底稿标注的时间。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仰山，是我的朋友倪浩的父亲倪进的笔名。倪进，曾任第四野战军第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47军，曾在1949年南下进驻湘西地区时肩负剿匪重任；湘西，曾历经数百年匪患。夜已深，灯火阑珊的北京的夜，却久久不能静，就如同我的心。我的思绪，在试图透过这叠泛黄起皱的手稿，回到那个似乎已然久远的年代。下班铃响了。通讯员老赵今天特意把铃摇得又快又响又长，每逢过节会餐，他都是这样拼命地摇。总务室发戏票的窗口围满了人，左边小黑板写着“今晚电影《马兰花开》；京剧《唐明皇游月宫》；文化馆八时举办化装舞会，希望同志们各显其能积极参加”。街上比往常热闹，合作社的露天摊子五光十色，保靖洋东梨、广东香蕉、东北苹果应有尽有；吉首农具厂为农民赶制的新式农具，一车车穿过马路，沿着川湘公路连夜开往各县。大街上，到处都是挤着买货的人群。头上缠着青色帕子的苗族农民们，选足了自己需要的肥鸭后，匆忙赶路回家，一个个脸上发出了芙蓉般的笑容。这是《野菊》的开篇。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留下一个字条，写着“等你好久也不回来，我和孩子上街去，一会儿就回来。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我心里不免暗暗发笑，老了老了还一个劲地吻你吻你。可也别说，将近四十岁的人怎么能说老呀！…………我从孩子手上接过包袱、篮子。筠把买来的物品一样样拿出来指给我，说：“这是广东月饼，每人两块；这是上海的凤尾鱼。我想你一定要喝点酒，这是青岛的白兰地。”她把酒瓶摆在我面前，满意地望我笑笑。”桌子上的食物快吃尽了，小尧爬上椅子，扑到我怀里，一股劲亲我，好像有什么请求似的。我是善于了解孩子们的心情的，忙说：“我的小鸽子，你是让我……”没等我说完，她们已会意到了，异口同声地说：“是的，对的，请您讲故事。”从她们那愉快的声调里，可以听出那小心眼儿该有多急。我不能冲淡孩子们的高兴，答应了她们。可是那些“常娥奔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类的童话早已讲过了的，自己也觉得厌烦。说实在的，肚子里早就被她们挖空了，编一套又没有那样的才能，一时有点窘。看了看筠，向她求救，那是白费，她也正等着听故事。正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一眼看到桌上的野菊花，给我提示了线索，好像得了救命星。我溜了孩子们一眼，说：“就讲这野菊的故事吧。”但是，这题目并没有打动她们的小心眼。小庆说：“得啦！野菊有什么故事，谁还不知道它能发芽，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了。”“不呵，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那是——”之所以有这么一大段的摘录，是想通过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试图考量这部手稿体裁的性质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遗稿开篇中提到的《马兰花开》，正是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秦怡主演的电影；文中有妻子“筠”和女儿“小庆”“小尧”等3个人物，也正符合倪进当时的家庭状况，而他的妻子原名就叫刘淑筠（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刘喆）……这部遗稿还附有《给yien的一封信》。“yien”是谁？无从考证，但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她）应该是一位编辑。信中有一段作者的自我介绍：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但是那等于吃白饭了。……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正是鬼子统治东北。日本话是“国语”，而真正的国语每星期只有一节，语文是最次要的课程了。……爱好文学还是（19）55年才开始的。由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名“文学新人”的倪进，在这部小说中必然会选用更多的写实性内容。也就是说，倪进在《野菊》的开篇中，应该是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的市井民生图——1956年的湘西重镇吉首。那么，“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的纪实性呢？《野菊》共五万余字，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提到：书中的主人公小石、柯干事实在并无其人，不过他们都是从很多的模特儿身上提炼出来的。而在我的相关采访中，了解到其中一些情节确实曾经发生在倪进本人身上，不过是做了文学加工。除了对这部手稿纪实性的考量，一些相关信息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比如底稿开篇写到的那张字条的落款——“吻你。筠”，以及《给yien的一封信》中的“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显然，倪进并非一名普通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随后的采访和相关史料的查阅，也印证了这一猜测。南工团倪进，一名解放前夕从东北流亡关内的知识青年，在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8月南下后，编入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倪进转入地方，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湘西地区的剿匪工作至1959年才全面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这个渐为模糊的称谓，却隐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追溯历史，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直接参与推进社会进程的事件堪有几例：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举世公认惠及当代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千万热血青年弃笔投身救亡运动，其中大批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文革时期，单纯盲动的红卫兵组织堪称中坚力量，随后的上山下乡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洗礼。相比之下，在1949年前后，无数知识青年呈建制地武装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建设的史实，却鲜有人知。事实上，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亦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这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半军事化团队，其创建源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局势。1948年，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将有4万名干部缺口，并找到“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人，要求及时开展工作。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1948年8月，华北大学（现人民大学）成立，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1949年2月，华北局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随着全国的解放，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旨在招收知识青年以培养新政权干部的大学，如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地的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等。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月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3个分团，其中一、三分团驻地北平，二分团驻地天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工团除了公开招生外，还将东北野战军政治教导团、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等作为骨干班底，并从正定抽调了1000余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补充进来。南工团学员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四野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报名者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外，还有因战乱留滞平津地区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职员和技术人才，甚至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的学生自发“转学”加入。国学大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他在《解放期中之清华》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学期于（1949年）三月三日起上课，学生中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及区政府工作而休学者，达二三百人，现在在校上课的学生共一千八百余人。不过，最早被南工团录取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编为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南工团成立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明、李立三等先后为学员们上过大课。7月18日，北平市各界人士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倪进的爱人刘淑筠作为军属代表坐在了主席台上。如今80余岁的刘淑筠记忆力还非常清晰，从那慈祥的外表完全想象不出她曾有过一段决不平凡的经历。刘淑筠，高小毕业，这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讲，已经是高学历。1950年4月，刘淑筠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由于丈夫倪进随47军驻守湘西，经组织安排，是年12月逆赴朝大军车流，只带了单程路费携两名幼女前往湘西，并参加革命工作，任职47军保卫部秘书科。刘淑筠的四叔是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姑爷爷是地下党（对外的身份是天津的一个大资本家）。她的父辈多是铁路司机（当年张作霖被炸皇姑屯时的火车司机便是她家的邻居）。这一红色背景，曾经令她在为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土匪“仗义执言”后免遭处分。当时湘西匪患猖獗，她却拒绝配枪，其个性可见一斑。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4月21日，二野发起渡江战役；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先后在河南开封、鸡公山等地驻训，少数学员被陆续抽调走，其中便有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部至湖北武汉，随后分别派往四野各作战部队以及到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分配到四野的南工团学员每军有二三百人，倪进继此成为47军保卫部的一名干事。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与南工团一样，先后南下的还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倪进的妻妹刘淑敏及其未来的爱人杨维勤，便是与1500名华北大学同学一起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大队”南下的。据刘淑敏、杨维勤回忆，105大队沿途还陆续编入了中原人民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当地干校的学生。刘、杨至湘西地区参加了组建地方政权的工作。对于南工团学员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热血青年的历史评价，恐怕借用叶剑英在“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上的讲话最为公正，“南下工作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动身较迟，但你们面前的路更长。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过解放全中国的伟业。”湘西在南工团学员中，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比如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比如着名剧作家汪曾祺……汪曾祺的恩师，便是我国文坛巨匠沈从文。沈从文的原籍，便是湘西重镇凤凰县。遗憾的是，当年汪曾祺随团南下至武汉，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的工作，因而与恩师的故乡失之交臂。否则，除了《芦荡火种》（后改编成样板戏《沙家浜》），我们也许还会看到他的关于湘西剿匪的力作。不过，沈从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边城》，散文《湘西》、《湘行散记》。在沈从文的笔下，读者总会随时领略到湘西那纯朴粗犷野性的乡情民风，以及那秀丽清新幽美的山水风光——中秋月下对歌，端午龙舟竞渡，新春舞龙耍狮子放烟火；迎亲的花轿，办丧事的饶棺，泅水捉鸭子的水手……那水、竹、塘、码头、碾坊、吊脚楼、茶垌的街道，碧溪苴的白塔以及青山间的雾霜风雪……一经作者的浓描或淡写，则成为一幅幅意境邈远的水墨风景画。这一切，通过同样出自凤凰县的着名画家黄永玉的笔表现出来，又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领悟。即便是匪，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是那样的蛮悍之中不失豪气，却并无匪气——游侠者，是沈从文给出的一个称谓。在《凤凰》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沈从文在15岁小学毕业后，便“随本乡土着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湘、川、鄂、黔四省边区生活”。他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部任书记、司书等职，有5年时间。对于湘西，对于湘西人，沈从文因此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故乡的情结及文人的情怀是否令其忽略了某些东西？总之，也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另一个湘西。在中国的鸡形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山地便是大湘西，所含的地域有慈利、张家界（原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原永绥）、吉首（原所里）、泸溪、凤凰、新晃（原晃县）、麻阳、怀化、芷江、辰溪、溆浦等二十多个县、市，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少数民族。湘西毗邻川、鄂、黔、桂，系由湘入川黔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着，但由于这一地域山高林密沟深洞多，交通闭塞，政令鞭长莫及，历代被视为荒蛮之地，并有诸如“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之类的记述。自明末始至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甚至曾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中国的“盲肠”。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匪众已达10万有余。民间流传歌谣谓之：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如此一来，“湘西匪患”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对于湘西的“匪”，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势必会有不同的表述。客观的说，这里有反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的志士豪杰，有割据一方恃强凌弱的地方武装，也有迫于生计剪径林莽水泽的山寇蛮贼。贺龙，新中国开国元勋，出生在大湘西地区的桑植县，“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1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对阵“湘西王”陈渠珍，并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是任弼时，在1948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以充实干部队伍的主张）。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并且改编了部分游杂武装，随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湘西子弟曾行进在讨袁护国军的队列中（贺龙曾任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湘西子弟曾组建队伍冲杀在战场最前沿；抗美援朝，万余名湘西子弟又随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其中两人成为全国战斗英雄，100多人立功受奖。麻阳籍战士陈启尧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二级战斗英雄”勋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本书中的“匪”，当然指的是我47军奉命抄剿的那些武装人员。当年，湘西匪势也极为复杂，盘桓于此的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正规军，潜伏的特务组织，或坚决反共或摇摆不定的地方武装，还有青红帮、袍哥会等黑恶势力等。人员有国民党地方官员、国大代表、议员，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山寇蛮贼，其中不乏黄埔军校、国内名牌大学乃至有留洋背景的武装人员，当然还有被裹挟的当地农民。再者，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原因又造成他们对“外来者”的敌视……这些武装人员参与对抗的动机各有不同，将如何区别对待？他们之间既欲相互依托，又因“世仇”而暗生猜忌，将如何分化瓦解？招安反水曾是他们获得利益的常态手段，将如何防备其在背后施放冷枪？再加上民匪不分的地域特点，我军的剿匪任务之艰巨也可想而知。事实上，部队的人员伤亡很大，军长曹里怀曾痛惜地回忆道：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47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其前身是1947年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首任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在1949年出任38军军长，当年打响解放湘西第一枪的正是38军，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万岁军”）47军所属各师的前身在编入10纵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第139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1师，历经改编，以红六军团第17师建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着名演唱家郭兰英那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南泥湾》，歌颂的便是该旅的事迹。1947年9月，编为10纵第28师。第140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359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总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北满、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等战役战斗。后编为10纵第29师。第141师的前身，是1947年在吉林省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1师。后编为10纵第30师。10纵肩负过东北剿匪任务（包括《林海雪原》的“坐山雕”原型谢文东），更有过与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正面交锋。对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对10纵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第10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0纵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7军。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47军编入四野第13兵团建制。同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9月中旬，作为主力前锋的38军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十余座县城；随后，47军、46军136师等部奉命进入湘西剿匪。10月底，47军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第3兵团入川作战，湘西地区仅留建制并不齐全的140师驻守，匪患继而泛起猖獗。倪进的《野菊》便主要以这一阶段的剿匪过程为背景。1950年1月，47军入川主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至1951年2月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万余人。在我采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还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47军，当时编有日本籍和朝鲜籍（族）军人。日籍军人多为炮兵和卫生兵，朝籍（族）军人在3个师中均有在编。1949年初，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请求军事支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3个朝鲜师：164师、166师、156师。前两师分别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后者随四野的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年7月20日，164师、166师分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5师、第6师，入朝；1950年4月18日，156师加上包括47军在内的朝鲜籍战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7师，北上入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据时任47军政治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刘杰老人回忆，当时47军抽调了约两个营的朝鲜籍指战员，均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沅陵集中后北上。而该军在1951年2月入朝参战时，又补充进了湘西子弟，其中便有部分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他们或直接补入部队，或编入担架队和运输队。补记据杨维勤老人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观过47军的一次军史展，其中并没有湘西剿匪的内容，甚至在场的现役军人也并不了解这段军史。“作为正规部队，历来以正面战场的恶仗硬仗为荣。”杨维勤老人说。可见，是现代人审视历史的角度及阅读心理的转变，成就了《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反之，文学作品又为人们重现了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断。然而，历史片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本书前言如此大篇幅交待历史大背景的目的。在此需要补记的还有，南工团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团队，其学员的组成必然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历史的考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抉择。在学员中，有因身体或视力不佳难以适应行军任务而被劝返的，也有中途开小差临阵脱逃的，王倬便是其中之一。1960年，王倬因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骗取20万元人民币而被执行枪决。据时任47军保卫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孟文野、张华老人回忆，在湘西剿匪时期，曾有两名南工团学员组织叛变投敌，事发后被抓获。本书便是以此为引子展开全文。之所以记述这段历史，除了欲还原当时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最主要的也是为了映衬绝大多数热血知识青年，面对残酷现实进行抉择的坚定性。孟文野、张华老人还回忆到，在行军至洞庭湖乘船赴常德途中，女学员郭家敏夜间不慎落水，最终连尸体也未找到，她，应该是南工团牺牲的第一人；女学员阎静珍在湘西下乡发动群众时，被土匪枪杀。另据杨维勤、刘淑敏老人回忆，学员邹立汉与区委书记王芝（倪进遗稿中有一个区委书记形象——王纯）下乡时被数百土匪围困，邹持冲锋枪抗击，不幸被俘，残忍的匪兵将其碎尸三段，又放入磨盘碾磨；湘西当地学生王光旭，也是在下乡工作途中被土匪截杀……事实上，这些热血知识青年在不惜流血牺牲，亲手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在用行动改造一个旧的自我。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描述的内容之一。正是随着有关史料不断被搜集挖掘，尤其是无数热血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走到解放全中国最前线的史实的再现，我不禁升出一股创作冲动。而“知识青年握笔的手拿起了枪，对阵的却是国内最为蛮劣的匪”，如此强烈且极具戏剧性的对阵，也只有历史之手可以如此地神来一笔，这让我不禁将视线锁在了湘西。当然，大前提还是倪进等前辈的经历和遗稿，才促成了这一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也就有了这部以《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的出炉。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书中涉及的史实部分必然会有瑕疵，在此希望读者朋友予以及时指正！另外，本书为长篇小说，必然有文学虚构描写，切勿对号入座。注：本书正文楷体部分为前辈倪进的遗稿原文。一、投敌阴谋1949年对蒋匪帮来说，是他们在大陆上灭亡的一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突破了国民党在长江天堑以南的大量集中的军事部署，把盘踞在两湖的白崇禧、宋希濂匪部打得粉碎。剩下的敌人，狼狈地沿着川湘公路逃往四川，又重整匪部妄图以重庆为防御堡垒，踞天险做最后挣扎。我第四野战军绥远部9月初入湖南，18日就解放了湘西重镇——沅陵。为了配合第二野战军兄弟部队全歼白匪，部队没有歇气地派遣了两个师沿川湘公路进入四川，仅留一个师的兵力镇守湘西三个专区——沅陵、永顺、会同。一天，柯山正参加研究永绥县（今花垣县）反革命分子烧毁三孔桥的会议，通讯员走来说胡部长找他。于是离开会议室向后院走去。房门开着，从门外望去，十几张椅子散乱地放在那里，纸烟的烟气在棚顶下爬动着，好像刚散会。司令部侦察科聂科长也在那里，正和胡部长谈着什么。柯山喊了声“报告”就走进去了。原本就不苟言笑的胡部长，此时的脸色似乎更加凝重，他拉了把椅子让柯山坐下，在侧面审视了一会儿，问道：“杨清熙是你们南工团的学员吧？”经过数次战斗，特别是数月预审工作的历练，已经让柯山沉稳许多，他用余光扫视一下胡部长，“是。”“他叛变投敌了。”胡部长转到桌子正面坐下，直视着他。柯山犹豫了一下，缓缓从枪匣中抽出驳壳枪，掉转枪口朝向自己，放到桌上推向胡部长，“在南工团，我们被编在一个中队。武汉分配工作后，他到了永顺军分区军管会。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曾经有过几次配合。最后一次见面是20天前。”胡部长缓缓将手放在驳壳枪上，又推向了柯山，随后说道：“杨清熙已经被抓获。除了他，还有和平军官训练班邓德乾等13人。”柯山将枪收回枪匣，暗暗松了一口气。作为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柯山参与了和平军官训练班部分人员策划潜逃的前期侦破工作。这个训练班专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投诚、被俘人员开设，有600余人。那天，一名警卫战士发现有部分人员频繁出入厕所，待天黑后，在墙缝中发现一张策划潜逃的字条。经过鉴定，系邓德乾的笔迹……柯山猜测，自己后来被抽调去参与永绥县三孔桥被烧毁案的侦破工作，应该与邓德乾案牵扯到了杨清熙有关。“杨清熙的大哥杨清明、邓德乾和匪首周兴三人，曾是‘湘西王’陈渠珍开办的南华山军官培训处的同学。周兴现为国民党永绥县自卫团团长，你参与侦破的三孔桥被烧毁案与他有着直接关系。杨清熙便是在为他和邓德乾进行联络。”胡部长说着，从公文包中抽出一份文件。柯山接过来，原来是一份《国民党湘西防戍部队编制名录》。“这套湘西防戍部署是白崇禧的杰作。”胡部长说。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作为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率部以衡阳、邵阳为中心进行防御，企图依托湘江之水，背靠桂滇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西至湘西之芷江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柯山仔细看着这份名单，上面的一些人，他曾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和湘西行署公安处劳改队中打过交道。胡部长探身用手指划过“暂11师”，定在了“师长张平”处，说道：“我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入川作战后，被打散的湘西土匪武装乘我军仅有140师驻守之机，正在加紧联络，意图相互策应进行反攻，一方面以永绥县为中心切断我后方补给线——湘川公路，以周兴最为猖獗；一方面攻取我军部所在地——沅陵，以张平最为嚣张。”胡部长直起身，目光严峻地说道，“另据悉，台湾方面派来一个特务小组，已经和匪首张平、周兴取得了联系。你的任务——”柯山立即起身立正，接受命令。“扩大情报线索，摸清周兴、张平匪部的情况，以适机予以歼灭，确保湘川公路的畅通。”胡部长摆摆手让柯山坐下，口气缓和下来，“前一段时间，抽调你去参与三孔桥被烧毁案的侦破工作，我想你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一是杨清熙参与了组织叛变投敌活动，需要你回避；另外，也是在考察你在缉捕周兴过程中的表现。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柯山心中的忐忑这才一扫而光。这毕竟不是正规部队间的正面拼杀，特殊时期的特殊战场，造就了敌我间明争暗斗的特殊态势，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次恼人的考验。此时，他反而有了一股被充分信任后的轻松感。“知道为什么选择你吗？”胡部长的脸上此时才露出一丝笑容。柯山心中也有些奇怪，因为按照工作分工，他所在的保卫部主要负责我军内部人员违纪涉案的侦破工作，以及国民党投诚、被俘军官的审查管理工作，而直接部署执行剿匪工作的应该是司令部侦察科。“你在预审科的工作中，已经对敌人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最近直接参与了对永绥县周兴匪部的调查，这是选择你的主要原因。同时，敌方人员对你还不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另外，”胡部长迟疑了一下，“通过前一阶段的审干工作，组织上了解到你曾经有过探案的经历。”柯山的心又随之一沉。他的父亲是一名前清秀才，曾出任黑龙江省依兰县县府师爷。他除了受过父亲严格的初级国学教育，对缉盗断案自然也是耳濡目染。后来考入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大陆学院，东北战乱又令其辍学回家。几经辗转，1948年参加了国民党长春市的警察招考，并做过半年的派出所副所长。解放前夕，又因战乱自动脱职，投奔妻子在北平的娘家。当从报纸上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正在招生后，便在第一时间报名。“组织上相信你能够经受住考验并圆满完成任务。具体工作由聂科长布置，我先走一步。”胡部长站起身，将大手在柯山的肩上拍了一下。“保证完成任务！”柯山立正答道，然后转向聂科长，笑了。“你先看看这份报告，咱们再详细谈。”聂科长向柯山招招手说。柯山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侦察简报：——1949年10月，台湾派来一个特务小组，即湘西凤凰特区特派组，专员组长张冕、组员杨文华（是否代名不详），携手提式电台一部，潜入我永绥县围城乡一带，行动不定。他们勾结永绥县围城乡葛藤寨乡绅吴显贵，以解放前的“八乡联合剿共委员会”为基础，秘密组织“苗族自卫反共友联社”，吴显贵任社长，下设委员38人。——活动特点：（1）吴显贵以下38名委员，自称“苗族领袖”、“开明人士”，以我民族政策为挡箭牌，耍弄两面派手腕，表面上分别在各乡成立并主持“支前委员会”、“归劝委员会”为我工作，其实质系以此公开身份为苗联社活动。（2）以永绥县自卫团团长周兴为首，聚集匪徒千余人四处窜扰，并作为苗联社的基本武装。（3）借以往民族隔阂，挑拨民族关系。以自卫为名，强迫苗族群众购买枪支，组织地下武装，妄图在本年12月27日发动暴乱。（4）派遣人员打入我政府部门，搜集我军政情报。柯山看到“12月27日”，暗暗心算还有20天时间，然后将简报交还给聂科长。“刚才胡部长提到的张平，想必你已经相当了解了。”聂科长说。柯山点了点头，“古丈魔王张平”的名号，自他来到湘西以后便时有耳闻。聂科长起身倒了杯水递给柯山，说道：“在解放湘西的战役中，狡猾的张平主动避开我军锋芒，率部逃进古丈、保靖一带的大山里，拥兵觑视我军部所在地——沅陵。因此，你的首要任务是侦察并适时缉捕近期非常活跃的周兴，以切掉张平的一个臂膀，确保湘川公路的畅通。”说着，他走到南墙拉开布幔，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展现出来。聂科长手指划过一条曲转红线，“这是湘川公路，这是永绥县。”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永绥县位于湘川黔三省交界处，与四川的秀山、贵州的松桃对峙成三角形。在湘西境内，永绥县背靠所里（今吉首市），左邻凤凰，右傍保靖、古丈。等高线显示出这里高山连绵，海拔千公尺以上的山头一个接着一个，而川湘公路宛如一条人体动脉，蜿蜒曲转地沿着山谷通过永绥直达四川。如果敌人在这咽喉地区暴乱得逞，把公路切断，那么整个西南部都将瘫痪。“目前，周兴急于招兵买马，活动频繁，逐渐由暗处走到明处，这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紧接着，聂科长加重了语气，“近期，台湾方面派遣特务小组到了永绥，可见对其战略地位的重视，同时也势必会引发其它潜伏特务组织的联动。”“我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柯山有些跃跃欲试了。“你先看一下邓德乾、杨清熙的案卷，拟一个更有针对性的讯问提纲，然后与永绥军管会的吕延科长联系一下，让他们那里做好准备。不过，对外依然要以调查三孔桥被烧毁案为名义。具体出发时间另行通知。对了，司令部给你抽调来一名苗族战士，他是永绥县人，对当地情况比较熟。”聂科长将一叠卷宗递给柯山，然后说道，“派出去的侦察小分队又被打了伏击，我先去看一下，你有什么事交待给小汪就行了。”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出去。看完案卷，柯山将讯问提纲拟好封上，交给在外屋等候的侦察科通讯员小汪，随口问道：“聂科长还没回来？”“没有。”小汪一边接过信封，一边嘟囔了一句，“这已经是第五次了，你说怪不怪。”显然，他是在说侦察小分队遭伏击的事。近期，土匪袭扰是常有的事，不过侦察分队的行动历来十分谨慎隐蔽，即便是遭遇战，也不至于会吃这么大的亏，但是居然先后5次遭到伏击，确实有些怪。因为要赶去军部通讯科与永绥方面联系，所以柯山也没有细想，况且这也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柯山到了通讯科却被告知：电话线路又断了。他只好拿着通讯科的条子向邮政所走去。由于军用线路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因此有时不得不占用民用线路。邮政所在沅陵城南，背靠一个小山坡，坡顶竖着一根高高的电报天线，因此远远地就能认定邮政所的方位。门外坐着个年轻女子，一身苗族妇女的装束，格子花布头帕，土布小袄，蓝色刺绣百褶裙。她看到柯山走来，停下手中的刺绣活计，有些羞涩地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扭头向屋内“唉——”了一声。随即，一名矮胖男子迎了出来，脸上满是微笑，点头哈腰地说道：“我是这里的所长刘忠教。大军同志，有何贵干？”柯山将条子交给对方，客气地说了声“打扰”，然后走进邮政所。迎面是一个高高的柜台，柜台上放着一部手摇式电话机，里侧靠墙是一部电报机，斜上方墙上钉着一个多格木橱，零零散散放着十几封信件。柜台外贴墙的长条凳上，坐着一老一少两名当地农民模样的人，那个老头儿有五十多岁，少年有十五六岁，看样子是祖孙二人，见柯山近来便起身讨好地笑一笑，出门走掉了。柯山无意中看到他们的裤脚挂着点点泥痕，就像是起早趟了露水，可是脚上的布鞋却很干净……露水？12月天哪能有露水？柯山大脑中闪了一下，不过，昨天倒是下了一场小雨。此时，刘忠教正忙不迭地拆下电话，将柯山请进了里面的小房间，找到线头接好电话，又忙不迭地走出邮政所，将大门反关上。稍微适应了一下，柯山才看清这是个小杂物间，四面是厚厚的石砌墙，关上房门，只有开向外间的一个小窗口透进些许亮光。柯山顺利地与永绥方面联系上，对方称：已经抓获一名烧桥案犯。走出邮政所，柯山觉得大脑深处时不时地冒出些想法，可是一时又抓不住，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刘忠教不知从什么地方转出来，似乎朝他这边望了一眼，然后慢悠悠地走进邮政所。那名女子依然在认真地绣着花。二、机智讯问军部所在地分前后三层院子，前院是湘西行署办公地，而军部占了后面两层。由于湘西行署的建制还不完善，因此军部与行署部门之间互有重叠，人员彼此也比较熟悉。柯山一路和熟识的工作人员点头打着招呼，走进了预审科办公室，干事金昌浩正在和一名小战士聊着什么。见到柯山，小战士连忙站起来，试探着问道：“你是柯干事吧？”柯山点点头，已经猜到他就是聂科长说的那名苗族战士。“通讯员石金生向您报到，请指示！”小战士挺胸立正，尽管军姿已经像模像样，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孩子那通有的腼腆。他长着一对小虎牙，黑里透红的圆脸庞上，散发着少年英俊之气，但从那有横纹的额头上看来，好像远不止16岁了。一双乌黑的眼睛在上下打量柯山，一字浓眉紧压在眼眶上，左手带着一只银镯。黄军装虽然几乎盖到两膝，但腰里束着一根皮带，皮带的右侧挂着一只用布套套着的搪瓷铁碗，反而显得精悍。石金生，这个名字柯山早已听说过，他是湘西首批报名参军的苗族战士，令其大名远扬的是，第一个晚上便把军被尿湿了，又不好意思去晾晒，竟然跑到没人的地方用火烤，差点儿烧着了。要知道，国民党留下的湘西，自古以来有“四多”——匪多，枪多，山多，鸦片多。在这里，百年来官匪不分，县长就是匪首，匪首也就是县长。他们奸淫烧杀、拉丁抽夫、派枪派款，匪匪相争，连年制造战乱，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安生。市场上商业萧条，而鸦片和吗啡的交易却非常活跃，一坨坨摆在街道边的露天地摊上，就好像东北推车卖的切糕。货币甚至被鸦片顶替了，人们只要有鸦片，就可以换取到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苦只苦了老百姓，在官匪重重压榨下，喘不出一口气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用破布棕皮遮掩着。像石金生这样的苦孩子，说不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盖上像样的被子，也就难怪舒坦得……想到这里，柯山不禁一笑，连忙招手让他坐下，然后倒了碗水。小石接过来一仰脖，便“咕咚咕咚”地喝干了。柯山又给他倒了一碗，开起玩笑来，“少喝点儿，小心晚上发洪水。”小石不好意思地笑了，“接到任务后，我就赶了40里路来报到了。”这时，侦察科通讯员小汪推门探进头来，“柯干事，聂科长让我通知你去一下。”柯山答应一声，然后转向小石，说道：“你先休息，等我回来再聊。”“嗯。”小石怯怯地答道。柯山随小汪来到城西的沅陵中学，这里由于战乱已经停课，被临时改作了关押重要犯人的场所，兼具军需仓库。聂科长已经端坐在审讯桌后，先示意柯山坐到门后的椅子上，然后对小汪说道：“可以了。”一会儿，两名战士押着一名身着国民党校官军服的男子走了进来。聂科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卷宗摆好，问道：“你叫邓德乾？”“是。”对方将脚跟一碰，立正答道。聂科长摆一摆手，示意他坐下，开始正式讯问。提问都是根据柯山之前拟好的提纲，因此他只是做着重点记录。从外表上看，邓德乾有30岁左右，中等身材，虽然是一脸的沮丧，不过举手投足间透着受过正规训练特有的干练，回答问题也算干净利落，虽然有些避重就轻，但总体上还算顺畅。审讯很快就结束了。之后押来的是杨清熙。他一进来便瘫坐在了木椅上，完全显不出那近一米八的大个子。消瘦了许多，脸上尽显疲态，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完全不是柯山记忆中的那个运动场上的高中锋了。几个月的南工团同学经历，让柯山对杨清熙有了一定了解。杨清熙，原是以体育运动闻名遐迩的辅仁大学学生，足球、篮球、游泳样样得心应手。在北平集训时，他绝对是文体活动中的活跃分子，特别是在运动场上，那矫健的身姿不知吸引过多少女学员的目光，其中便有苏隽雅。目前，苏隽雅在所里县（现吉首市）军管会工作，自己此去永绥就会路过那里。若得知杨清熙出事的消息，这个矜持且柔弱的大家闺秀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住。杨清熙平时表现也很积极，在南下途中经常帮助弱小的同志。后来战局出人意料的迅猛，这就需要南工团自武汉继续南下，任务也从“接管城市”向“到农村中去”、“到部队中去”转移。一些人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当时杨清熙还主动去做思想工作。不过，当他知道自己被分配到湘西工作时，却几次找到领导要求调到其他的地方……柯山看过讯问笔录，杨清熙对自己叛变原因的供述是：匪首周兴派人告诉他，其大哥杨清明已经为党国尽忠，因此将他的父母接进大山里“供养”起来了。如果杨清熙最后被分配到了其他地方，周兴就不可能派人与他接洽上，也许……想到这里，柯山的大脑中突然闪出一个疑问，随即用手向聂科长比划了一个“9”，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脸——9，是指讯问提纲中第九个关于联络人的问题；指脸，是表示要着重讯问联络人的长相。聂科长稍稍扫了眼提纲，不动声色地问道：“你说过，和你联络的人是一个老头儿？”“是。”“你们见过3次面？”“是。”“你说过，每次见面都是晚上，所以没有看清他的长相？”“是。”“那除了听口音，你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判断出就是同一人？”“除了口音，”杨清熙想了想，“对了，他说话明显漏风，应该缺牙。”听到这里，柯山猛然想起在邮政所里那老头儿讨好的一笑。随即，用手比划出“人”字，又打了个问号。聂科长问道：“你说过，当时和你联络的不只那老头儿一个人？”“是。”“你并没有直接见到其他人？”“是。”“那你怎么知道不只一个人？”“我们分手时，那老头儿总会轻咳一声，那人也会回应一下。”“你能确认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吗？”“差不多吧。”杨清熙想了一下，“虽然那人没有说过话，不过听声音好像年龄并不大，而且女里女气的。”柯山的心中，不得不对聂科长那敏捷的思维和巧妙的问话暗生佩服。当杨清熙被警卫战士押走后，柯山将自己对邮政所及那祖孙二人的怀疑，向聂科长做了汇报。“对于敌人将情报摸得如此准确，我也产生过怀疑，并安排人进行过秘密调查，包括邮政所。你也看到了，刘忠教每次都会规规矩矩地离开，并不具备在旁边监听我方人员打电话的条件，因此最终将侦查重点放在了内部。”聂科长顿一顿，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你提到的那祖孙二人的情况也很重要，如果他们与杨清熙交待的联络人是同一拨人，那么……”“报告！”外面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原来是小汪带着石金生来了。“柯干事，咱们的主力部队要回来了？”小石一脸的兴奋。“你怎么知道的？”柯山却是一脸的疑惑。“外面已经贴出‘热烈欢迎入川参战主力部队凯旋’的标语了。”小汪在一旁兴冲冲地说。“回来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县城里号房了。”小石抢着说道。柯山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聂科长，可对方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不过，这一笑已经足够让他的疑问瞬间化解——贴出的标语，不过是在以此震慑蠢蠢欲动的敌人；先头部队号房，应该是下乡驻剿的部队回撤，一方面可以集中兵力，另一方面也是在大造声势。“哈哈，是不是等不及了？”聂科长模棱两可地说道，然后转向柯山，“你们先去食堂吃饭，我还有工作要安排一下。”小汪领着柯山、小石来到食堂。等了一会儿，聂科长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