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大臣们看来，朱由榔是一个完美得几乎无可挑剔的皇位继承人。　　第一，他血统最纯，身份最贵。事实上，崇祯皇帝自杀后，桂王就因为既亲又贤，被认为是最适合的皇位继承人。只是因为地处偏远，才让与朱由榔血缘距离相等而声名不佳的小福王朱由崧继了位。朱由崧被俘后，如果不是事出紧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隆武皇帝朱聿键登基，因为此人与皇室中心的距离太远了，他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楹的八代孙，可以说是在世藩王中血统最不纯正的一个。所以隆武继位后，南明朝廷上一直存在着反对之声，不少反对者呼吁应该到广西迎接小桂王取代隆武，只是由于距离过远，无法实施。如今，南明的疆域集中在西南一隅，地处广西的桂王，终于成为不二之选了。　　第二，除了极为高贵的血统外，上天还给了朱由榔天生的“帝王之表”。朱家本来就出美男子，二十四岁这年，朱由榔身高一米七八，身材挺拔，外表十分英俊。他秀眉高鼻，双目炯炯，一举一动，安详舒缓，气质十分高贵。更让人惊奇的是，他长得与祖父万历皇帝颇有几分神似，“王体龙颜酷似神祖”，乃天生的帝王之相。　　第三，在大臣们看来，朱由榔的个人品质也完美无瑕。明代天潢贵胄中，大部分是骄奢淫逸之辈，胡作非为，四处滋事。只有桂王一系的贤名举国皆知，而朱由榔“厚重谨然”，“绝无声色珍禽嗜好，不饮酒，不置妃嫔，侍太妃极孝”，也闻名已久。　　四　　朱由榔和太妃越拒绝，大臣们拥立的决心越坚决。他们认为，朱由榔对皇位如此淡泊，恰恰表明了他的品质远非其他皇族所及。　　事实上，虽然只剩下半壁江山，但南明的皇帝之位对绝大多数皇族来说，仍然是极有诱惑力的。天翻地覆自是国家最大的悲剧，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国难当头，自身难保，宗室中居然有不少人心中窃喜，妄图乘乱黄袍加身，过几天皇帝瘾。当初弘光被俘之际，朱由榔生活的广西，就出过一件大奇事。广西桂林生活着一位靖江王，名叫朱亨嘉。听说弘光去位，天下无主，也做起皇帝梦来。这在别人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因为从血统上来说，这个靖江王根本没有竞争皇位的资格——他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的后代，并非朱元璋的正牌子孙。然而他想当皇帝想疯了，在听说弘光的死讯后，大言不惭地说：“方今天下无主……目今东宫无人，予不俨然东宫乎！太子监国自是祖宗成宪，有何不可？”于是，在一群想抢拥立之功的地方官的“劝进”下，朱亨嘉身穿黄袍，面南而坐，改纪年为洪武二百八十七年，又改自己生活的桂林为“西京”，大模大样监起国来。　　朱亨嘉如同反叛的行为迅速被南明地方官平定了。除了他之外，朱元璋的正牌子孙不顾大局，争当皇帝的更多。早在弘光元年（1645年）十月，益王朱慈炲就在抚州被当地士绅拥立为监国。隆武二年（1646年）初，益阳王朱术雅在浙江龙游、遂昌一带私授知县，自称监国，受到隆武帝的训责。不久，楚藩宗室朱盛澂又在太湖自称通城王，行大将军事，“居然帝制，派饷、卖札、强夺民女，为两山（指太湖中的东、西洞庭山）百姓不容”，闹得昏天黑地。此后还有益王朱由榛1647年建都揭阳，楚王朱容藩1649年建都夔州……面南而坐，九五之尊，对许多皇族来说，是比一切都要兴奋的享受。　　朱由榔对皇位避之如虎，不禁让久处名利场的大臣们十分意外。大臣们将此举理解为朱由榔克己寡欲，品质高尚，修养良好。而这是做皇帝最需要的品质。　　至于太妃说朱由榔没有政治能力，他们更不同意。他们说，道德是君王之本。至于才干、能力、知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之事。德是本，才是末。帝王最重要的职责是为天下做道德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无不正也。主张拥立朱由榔最卖力的广西巡抚瞿式耜更认为朱由榔没有政治经验，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他心中暗暗认为，正是这样，更方便他们这样的“正臣”掌握朝纲，决策国家大事。　　所以，瞿式耜率领群臣，一遍遍坚决劝进。反复劝进无果后，他又拜访桂王府，和朱由榔促膝长谈。他好不容易才弄明白，朱由榔不肯当皇帝，是怕树大招风，于是就从这里入手进行动员。他说：“表面上看，皇帝这个职位很危险，实际上却是最安全。因为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朱姓子孙现在都是清王朝的猎物，满洲人为了巩固江山，必须把所有近支王公斩尽杀绝。以您血统之高贵，现在已经是满洲人的第一号猎物，即使不做皇帝，人家也不会放过您。而做了皇帝呢，则半壁江山都在您掌握之下。我们这些大臣不死，您就死不了。再说，现在天下大势还混沌不清，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领土上还有数十万抗清大军。如果经营得法，把清人打回江北，打回关外，就有很大希望。只有光复大明，您的安全才真正有保障。所以，不管您当不当皇帝，国家的命运和您的命运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当了皇帝，光复明朝，才是王爷您切身利益之所在。”　　一席话说醒梦中人。朱由榔把瞿式耜的话向太妃一转述，太妃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是妇人之见，瞿先生的话确实是真理。因此，太妃当即发布命令，说王爷同意大家的请求了，门口跪着的大臣们起来吧！　　一声令下，整个梧州欢声如雷。南明各地喜气洋洋，他们终于有了最名正言顺的主人，整个抗清大业终于有了主心骨了。　　五　　按当时的政治惯例，藩王要当皇帝，第一步是宣布监国。广西地处偏僻，不宜立都。大臣们用最豪华的车驾，把朱由榔一家接到风景秀丽的广东肇庆，在这里把衙署突击改建成金碧辉煌的皇宫，于十月十四举行了监国大典。朱由榔高坐宝座之上，接受几千名大臣的三跪九叩之礼。　　在监国大典上，朱由榔标准的帝王外表给全体官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多人内心感叹：“凤准龙颜，真中兴主也。”他按照前朝老太监的指点，一举一动都端凝有度，不怒自威。平时从来不敢当众讲话的他，那一天居然当着上千名大臣的面，把瞿先生事先给他准备好的讲话讲得流利洪亮，慷慨激昂的讲话感动了所有人。史书记载，当时的场面是“百官拜谢感泣，各图自奋，颇有中兴气象”。　　以前虽然贵为亲王，但朱由榔从来没有掌握和运用过权力，所以他受到的尊敬都是表面上的，连家中的仆人对他都没有畏惧心理。在监国大典上，朱由榔才头一次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拼了性命争当皇帝。他头一次尝到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滋味——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匍匐战栗，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下。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躯体如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样，瞬间高大了许多倍，身体里的能量瞬间也增长了许多倍。　　大臣们说他“龙姿日表，真尧舜之质也”，说他“天纵圣明，文武全才”，说他“英明特达，才学过人”。说得多了，他的自我感觉也发生了变化。平生第一次，他有了价值感，有了自信，有了工作的热情。他召来瞿式耜，和他彻夜商讨人事安排，策划军国大事。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他听从瞿式耜的建议，汲取前代滥用特务以及广选秀女以致不得人心的教训，宣布“不设东厂，不选宫人”，人们闻听，欢呼雀跃，称此“为始政之最美”。大臣觉得他们终于选对人了，朱由榔也心情激越，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一个带领南明走出困境的伟大皇帝。　　然而，他的工作热情消退得很快。监国大典举行后的第六天，朱由榔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传事官突然来报：“清军连下福建漳州和江西赣州，已经到达广东边境。”　　手里的筷子掉到了桌子上，朱由榔的大脑中马上跳出两个字：逃跑！　　听说监国下令举国西逃，瞿式耜等大臣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们怀疑自己听错了：现在清军尚在江西，离广东尚远，下一步是不是进攻广东还属未定。即使进攻广东，南明西南军队还是很有实力的，有把握御敌于国门之外。如果主动逃跑，岂不是把广东拱手让给清军吗？西南一共只有五省，失一省少一省啊！　　由于这个决定太荒唐了，所以大臣们以为监国就是情急之下顺嘴一说，都没当真。没想到，第二天监国召集以首席大学士瞿式耜为首的所有高级大臣，让他们立刻安排逃往广西的路线。　　一听监国是动真格的，大臣们着急了。他们反复给监国分析局势，说明为时尚早，不急着逃走，当务之急是安排广东防务。南明之所以要立皇帝，最重要目的就是关键时刻凝聚人心，稳定局势。如果这个时候逃走，肯定“全国”人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朱由榔一声不吭。他的理智让他明白这些大臣说得有道理，可是他的情感不受大脑支配。虽然理智告诉他清军尚远，但是恐惧感一刻不停地在他头顶盘旋，让他头昏脑胀。老桂王当初在衡阳迟迟不走的教训，在他头脑中刻下了无法改变的条件反射——遇到危险，逃得越快越好！天下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清军突袭而来，他可不想再次经历落到敌人手里的滋味。　　在大臣进言的时候，朱由榔没有言语。然而，一夜之后，朱由榔还是再次召集群臣，命太监宣读自己起草的下令西逃的诏书。大臣们百般劝喻，他丝毫不为所动。才当了七天监国，他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是一国之主，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所有决定，不管多么错误，只要他铁了心，最后都能实施。这是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　　瞿式耜等人不依不饶地劝谏，只是把西逃又推迟一天而已。监国大典举行后不到十天，一次举国大迁移开始了。所有大臣都跟在朱由榔身后，在重兵保卫下，日夜兼程。平日娇生惯养的朱由榔此时表现出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日夜奔波。不数日，他就到达了广西梧州，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桂王府。　　六　　回到王府后，朱由榔的心才安定下来，有暇关心局势，思考问题。他派出探子去打听清军的动向。打听了数日，没听到清军进入广东的消息，却听到另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广州又出了一个新皇帝！　　原来，朱由榔不顾广东人死活，仓皇逃走，令广东军民大为失望。正好在这个时候，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鏼坐船从福建逃到广州。留在广东的原南明官员苏观生突发奇想，何不趁广东士人气愤于永历放弃封疆之际，另起炉灶，援引兄终弟及之义，拥立敢于抵抗的隆武帝的弟弟为主？此计一出，许多想获拥立之功的士人纷纷响应。　　十月二十，朱由榔西逃，十二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初二，广东官员宣布由朱聿鏼监国，改年号为绍武。半个月内，广东出现了两个监国。虽然许多人批评此举使“二百里间两帝，自树内梗，三百年国纪，人披其叶而我刈其根矣”，然而，绍武小朝廷却自得其乐。南明时代，许多称帝者一半固然是皇族贪图大位，另一半更是由于文官武将拼命拥立。瞿式耜后来评价那些仓促称帝的闹剧时说：“分明戏场上捉住某为元帅，某为都督，亦一时要装成局面，无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这些拥立者视天下板荡、生灵涂炭为自己获得绝世功名的最好机会，不管未来怎么样，眼前先过一下宰相瘾再说：“其见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彼其胸中，何尝想世界尚有清宁之日，中原尚有恢复之期也哉！”苏观生原本是拥立朱由榔的，但是朱由榔监国后，他在小朝廷中没有弄到满意的位置，所以才出此奇策。虽然宣布监国比朱由榔晚了半个多月，但苏观生决心争一口气，一定要使绍武比朱由榔早称帝。所以监国仅仅三天，绍武就匆匆举行了登基大典。史籍如此描述绍武君臣这三天的匆忙：“且谓先发夺人，宜急即位。遂仓卒立事，治宫殿、器御、卤簿，举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而授官数千。即位之际，假冠服于优人而不给。”由于时间太急，为了修皇宫、备龙袍、修造皇帝车驾、准备百官服装，整个朝廷加班加点，不吃饭、不睡觉，“举国奔走，夜中如昼”。因为时间紧急，没法做那么多套官服，他们征用了广州城内所有戏班的戏服，“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　　这个消息一下子把朱由榔打昏了。他做监国刚刚做出滋味，还没来得及享受登基大典的过程，突然有人上来捷足先登，一把把皇位抢走了。到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逃回梧州确实是个错误的决定。十几天过去了，清军也确实没有进攻广东的迹象。自己跑进了穷乡僻壤，倒给了别人篡位的机会了。　　御前会议的结果，是检讨这次西逃的错误。当然，错误是由个别赞成西迁的大臣来顶了，监国只是受人蒙蔽。当务之急是立刻返回广东肇庆，正式宣布登基。权力的味道就是这样让人一尝难忘，当初说什么也不当皇帝的朱由榔现在显示出了少有的勇气。　　七　　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十八，朱由榔又率大队臣民，匆匆赶回广东肇庆，来不及喘口气，就立刻宣布即皇帝位，匆匆忙忙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次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追封老桂王为端皇帝，母亲为慈圣皇太后。这样，广东一省之内，同时有了两个皇帝，一个绍武，一个永历。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皇帝几乎同时决定——消灭对方！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十一月二十九，在登基十一天后，永历帝派出精兵，前去讨伐绍武政权，双方激战于广东三水，仗打了半个多月，打得昏天黑地，双方原本预备抵抗清人的精兵大多损于此役。特别是永历一方因为轻敌贪进，在三山口失利，精锐全军皆覆。　　绍武皇帝十分高兴。登基之后，他一方面同永历激战，一方面兴致勃勃地摆皇帝谱，“祭天、祭地、幸学、大阅等巨典，按日举行”，每天出镜，忙得不亦乐乎。除了这些典礼，君臣们更热衷的是封官晋爵，几乎每天都封一批官，大臣们分了几派，为官职高低相互内斗不停。　　就在双方激战正酣之时，四千名清军趁边界空虚悄悄潜入了广东。他们发现，因为精兵都被绍武调去与永历打内战，广东各地几乎没有防备。清军大喜，利用绍武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内战和出席典礼的时机，日夜兼程，每到一地，立即扫除传递军情的塘兵，封锁消息，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发出太平无事的塘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广州城下。　　十二月十五，清军前锋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出其不意地闯入广州。绍武帝和他的大臣们今天的日程是“幸武学”，也就是视察军校。这一天，百官咸集，朝服辉煌，绍武皇帝正装腔作势发表重要讲话，忽然探子闯进院内，报告清军来袭。大学士苏观生大怒：“这么重要的场合，一个小小探子怎么可以随便闯入，破坏庄严气氛？再说，清军还远在江西，怎么可能来到广州？难道是飞过来的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个探子一定是妖言惑众！”于是绍武一声令下，把报信人推出去砍了。人头刚刚落地，那边清军已经登上城墙，脱去包头，露出辫子，乱箭下射，城中顿时鼎沸起来。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绍武帝见大势已去，拖了一条被子，混在乞丐当中试图逃跑，被清军查出，关在东察院，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皇帝瘾，就糊里糊涂地自缢而死了。　　既然对手已经消失，仗自然没有必要打了。上回传说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不跑还等什么！永历帝连会议也没有召开，立刻下旨，“西幸梧州”，然后也不等组织大臣，自己坐上船先行西去了。　　逃跑皇帝　　一　　永历王朝的第一个春节，这是对一个政权来说非常富于象征意义的日子，朱由榔选择在狭窄的船舱里度过。从广东匆匆逃回梧州之时，正值大年三十。地方官得知圣驾将临，已经做好了接待准备。城内黄土垫道，大街上张起灯笼，行宫也更换了全新的铺设。但是朱由榔坚决不下船，随时保持拔锚起行的准备状态。官员们只好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勉强给他行了礼，算是过了年。　　正月初六，清军逼近广西边境的消息传来。朱由榔立刻命令开船，直驶向桂林。到了这个边疆小城，他才算松了一口气。听说清军到了广西边境又停了下来，他抹抹汗，命人送来奏章，小朝廷又恢复运转。　　瞿式耜到现在才明白拥立这个人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他原本以为朱由榔没有主见，容易操纵，谁知道皇帝在别的事上没有主意，唯独在逃跑上比谁都果断，一旦下了命令，九头牛都拉不回。　　如果继续这样，那么建立这个朝廷，不但达不到当初设想的树立旗帜、凝聚人心的作用，反而成了动摇军心、破坏战斗力的罪魁祸首。现在已经查明，深入广东的清军其实只有四千一百人，永历政权重新组织的内战大军那时正在向东进发，准备报内战首仗失利之仇。如果换一个勇敢些的皇帝，此时正好命这股大军对清人迎头痛击，以众击寡，孤军深入的清人即便勇敢能战，在没有后勤的情况下也支撑不了多久。可是皇帝一跑，谁还有信心组织抵抗？兵败如山倒，不几日，广东全省就拱手交给清军了。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南明版图内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一省，广东失去，南明的力量大为削弱。　　然而，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君臣之义已定，唯一的希望就是竭尽全力辅佐这位新君，看看能不能鼓励他振奋精神、改弦更张吧！好在朝廷总算在桂林安顿下来，瞿式耜可以从容布置他的强兵卫国大计了。他的初步打算是强化中央集权，建立起独立的纪律严明的军事指挥体系，以防再像上次一样，皇帝一跑，全军混乱。　　然而，没过多久，瞿式耜就发现，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个永历，实在难当乱世之君的大任。　　瞿式耜没想到永历的政务能力如此之差。虽然明代各地藩王都习惯于骄奢淫逸，王子多不学无术之辈，但瞿式耜万万没想到，向称“贤明”的桂王府家庭教育也如此差劲。瞿式耜在后来的书信中说永历皇帝“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而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说朱由榔全未读书有点夸张，应该说，朱由榔认下了一千多字，读小说、看戏本问题不大，但读那些典雅深奥的奏折就不行了。他读得一脑门子汗，还是半通不通，不得不召几个翰林进来，先给他口译一遍，才能明白大意。对于国家的政治传统、用人行政、山川地理、财政军事，永历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储备，所有的政务都要从头给他讲起。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知县大还是知府大，但是皇帝居然不知道！所以，辅佐这样的一位皇帝治国，就好比教三岁小孩入洞房，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皇帝的素质直接决定政权的品质。永历朝廷才运转了几个月，历朝历代的各种弊政类型几乎都全了。　　首先是太后干政。皇帝的优秀品质中，为人称道的第一条就是“极孝”。在登基以前，他的大小事情都是太妃做主的。做了皇帝以后，他还是习惯性地对太后所有想法“无不秉承”。而太后也乐于替儿子操心。问题是，虽然太后“习文墨，晓事机，剖决诸务能晰情理”，在女流当中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但她毕竟自幼不出家门，见闻有限。谈到政治，那更是知识不足，见识不高。她判断一个人的忠奸，只凭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如果谁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地陈述他对大明的热爱，就很容易赚得太后也陪着流下眼泪。许多钻营之人知道了这个窍门，便花重金贿赂太后身边的宫女太监，见上太后一面，痛哭一场，往往就能连升几级。时间一长，这“眼泪升官法”竟成了朝野皆知的一个笑话。　　其次是太监专权。虽然朝廷名义上的首席大臣是瞿式耜，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朝中有一个比瞿式耜更有权力的“隐形宰相”——太监王坤。　　王坤是前朝的老秉笔太监，谙熟前朝典故、政务流程。在永历朝的建立过程中，许多宫中规矩都是由王坤一手建立起来的。刚在桂林安顿下来时，朱由榔曾经勉强振作过一个月，每天硬着头皮读几十道冗长难懂的奏折，口授自己的处理意见，再送到瞿式耜那里，请他把关。然后还要接见一个又一个大臣，听他们用各种奇怪的方言，讲自己完全不懂的各种政务，他还要像模像样地发表点什么“重要意见”。他原本不是精力充沛之人，每天都熬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新鲜劲儿一过，从小到大没吃过一天苦的他实在扛不住了，倦勤之际，秉笔太监王坤就渐渐掌握了大权。秉笔太监的责任是皇帝的秘书，按惯例，对大臣们的请示事项，都要由朱由榔口授，由王坤记录，传达给臣下。朱由榔一天比一天懒于读奏疏，越来越多地让王坤先读了之后直接草拟意见，他看一遍就发出。这种情况下，王坤的建议差不多就成了决策。或者说，王坤就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按理说，朱由榔要推卸政务，他首先应该推卸给首席大学士——资深大臣瞿式耜。但是他太好面子，不想让瞿式耜知道自己的懒惰和卸责。从接触的第一天起，他就有点畏惧瞿式耜。这位干瘦精悍、目光明亮的大臣，从头到脚都透露着一股严厉，让朱由榔感觉不舒服。每次和瞿式耜在一起，他都感觉像小时候和那位启蒙教师在一起一样局促。每次进宫，瞿式耜都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一大堆军事形势，千头万绪，没完没了，他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勉强跟上瞿式耜的思路。所以朱由榔千方百计减少接见瞿式耜的次数。　　而王坤则完全不同。这位伺候了好几朝的老太监既擅于弄权揽事，又深知如何讨得主子欢心。他在朱由榔面前永远是恭顺、听话、善解人意的。他总是那么卑躬屈膝、战战兢兢。只有在他面前，朱由榔才活得舒展、轻松。更何况每一次朱由榔提出逃走，王坤都毫无异议，立刻坚决执行，全力布置。所以时间一长，王坤就成了朝中第一号人物。　　随着太监专权的出现，朝中势不可免地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党争。所谓党争，就是“窝里斗”。明朝原本就是在党争中灭亡的。从明朝中期开始，大臣们就开始按师门、按出身地域，拜老师、认同乡，拉帮结派，在朝廷上掐得你死我活。他们表面上是为了原则、纲常而斗，实际上着力的不过是官位的升迁、官场的荣辱。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在“窝里斗”中，他们表现出了在对外斗争中少见的坚决、勇敢、残酷，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都被他们忘到脑后。南明历任小朝廷都完整地继承了“窝里斗”的传统。　　朝中形成了王坤与瞿式耜的明争暗斗之后，大臣们也自然分成两派，各随其主。每次王坤要任命一个官员，瞿式耜派必然反对；瞿式耜提一个建议，王坤派也时常掣肘。两派斗得津津有味，你来一拳，我来一脚，表面上握手言欢，实际上恨不得吃掉对方。每当两派势力相争，需要朱由榔裁决时，皇帝哪个也不好意思得罪，经常漠然置之，不置可否，听任他们打去。瞿式耜想收回各地军权归于中央统一指挥的设想一直无法实现，小朝廷的力量就这样白白消耗在内斗之中。　　二　　当然，与军阀势力的崛起相比，以上三种弊政，又都算不上重要问题了。　　专制体制有效运行的条件是权力所有者有力量握住这沉重的权柄，如果你握不住，这过于巨大的权力就会在自身重力决定下破裂。永历朝廷的军队本来就是由各地军队拼凑而成，在永历称帝之前，各地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永历朝廷终日内斗，无暇外瞩，也树立不起威信。各地将军自然就擅自坐大，渐渐出现了军阀的雏形。他们专注发展自己的势力，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在一部抵抗清军时，其他部往往不听指挥，作壁上观，拒绝援手。某部被清军歼灭，他们还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拍手称快。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经常以少胜多，在南明势力范围内如入无人之境。　　永历朝廷在桂林没能安定多久。二月初，探马来报，清军进入广西境内，兵锋直指梧州，离桂林只有数日路程。　　永历帝又一次果断下令，准备车驾，他要再次外出“巡视”。　　瞿式耜这一次铁了心要劝住皇帝。广西，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了。广西再失，南明基本上就可以提前宣告灭亡。而要保住广西，皇帝绝不能动。他再三上书，反复开导永历：“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吾退一步而人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你越逃跑，实际上越危险。“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飞丸，翻手散而覆手合。”“今者移跸再四，每移一次，则人心涣散一次。人心涣而事尚可为乎？”这样下去，覆亡为期不远。　　瞿式耜指出，现在已经打探清楚，进入两广的清军主力不过是佟养甲、李成栋带领的四千一百余人组成的小部队。而这次进军广西的，不过是一支先头部队。从现在形势分析，两广民气凶悍，各地起义军蜂起，清人在广东还没能站稳脚跟，现在进军广西，孤军深入，后方不稳，如果集全南明之力，把这支军队消灭在两广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当务之急是朝廷镇定下来，集中精力，调动部队，进行有效指挥。　　朱由榔也承认瞿式耜对形势的分析完全有道理，他也知道自己坚守前线的政治意义。然而，一想到凶如虎狼的清军离自己如此之近，他就坐立不安，神魂不定，恐惧感如潮水一般淹没了他，让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和上次一样，不管瞿式耜怎样屡上奏章，怎样叩头出血，朱由榔都无动于衷。面对瞿式耜的一遍遍苦谏，从小到大没发过脾气的永历帝终于发火了。温文尔雅的皇帝一旦发起火来，也相当可怕。他双目圆睁，双手乱抖，声嘶力竭地大喊：“卿不过欲朕死耳！”　　是啊，皇帝没了，你们还可以另立新君，而我朱由榔一旦落入清人之手，则必死无疑！你们根本没拿我的性命当回事！　　瞿式耜闻听此言，不觉“泪下且沾襟”，事已至此，无法再多说一句，只好叩头请死，含泪而出。他现在才明白，除了一开始的心血来潮，朱由榔根本没有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之所以当这个皇帝，完全是因为当皇帝最安全。为了安全，他也可以把这个国家拱手献给清人。一个政权之中，皇帝居然是对国家利益最不关心的那个人，这对大臣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赶走了瞿式耜，永历开始紧张地考虑逃往哪里。这一次，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主意：干脆逃离文臣的控制，逃到最有实力的武将控制区，让庞大的军队直接做自己的护卫。在众多武将之中，湖南定蛮伯刘承胤率先上书，要迎驾到他那里避难，言辞十分中肯。刘承胤在湖南兵多将广，实力不凡，且其控制区与广西相连。于是，他发布诏书，移驾“幸楚”。　　听到这个消息，连续几日没有睡着觉的瞿式耜又一次匆匆赶赴宫中，极言不可。瞿式耜说，这个刘承胤乃南京一市棍（无赖）出身，好酒，力壮，使得一根铁棍，人送外号“刘铁棍”。从军之后，因为作战勇敢，从最底层士兵积功升为总兵，部下两万人，也大都是南京市棍流氓。刘承胤在前朝因为平定湖南少数民族起义有功，被封为定蛮伯，在湖南经营了多年。此人性情粗暴，作风野蛮，经常顶撞上级，甚至对朝廷命官也不假辞色。兵科给事中龚善选出差路过刘承胤控制区，因为粮草供应的小事与刘承胤的部下发生冲突，刘承胤居然命士兵打了龚善选的耳光。皇帝“幸楚”，很有可能被他控制。　　瞿式耜的这番话，永历帝完全听不进去。在他看来，瞿式耜的一切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不让他逃走而已。武人粗鲁，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什么大惊小怪！　　瞿式耜前脚出宫，永历帝后脚就命令起驾。　　三　　经过连日疾驶，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十五，龙舟终于抵达湖南全州码头。　　码头上锣鼓喧天，旌旗招展，两万名南京兵甲仪仗鲜明，队伍整齐，迎接皇帝的驾临。从城里到码头，地上都铺了一丈二宽的红布。这迎驾仪式，实在是太盛大、太隆重了！永历和随驾大臣都很欣喜。　　刘承胤亲自上船来迎驾。果然是一个粗人，面皮糙黑，体形肥硕，三层下巴。虽然如此胖大，但是他三跪九叩一丝不苟，神态极其虔诚。永历和身边的大臣都十分感动。永历急忙命人看座，赐茶。刘承胤气喘吁吁地坐定，回答着永历的询问，汇报湖南的军事形势。聊着聊着，刘承胤忽然话头一转，指着皇帝背后的王坤问：“皇上，这位公公就是王坤吗？”　　永历没明白怎么回事，答道：“是啊！”　　刘承胤像是玩川剧变脸似的，面色一下子沉了下来：“皇上，您继位以来，这个王坤就仗着您的宠爱，专权乱政，为非作歹，这天下人都知道！”接着又罗列王坤利用权力擅作威福的种种事例，越说越激动，“皇上，今天臣请皇上罢免此人，以免他继续乱搞！”　　满船的大臣都惊呆了，谁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永历也没有任何反应。　　刘承胤突然站起身：“来人哪！”一群全副武装的武士噔噔噔地踩着踏板登上龙舟，转眼间把王坤捆成小鸡一样，拖下船去。刘承胤传令，就在岸边痛打他二十大板，然后驱逐出境。　　永历君臣这才明白他们落到了什么人手里。　　事实上，刘承胤对永历还算不错。他花了不少钱，把岷王府整修一新，作为行宫。每天日用供应得都很及时。隔三岔五，他还进宫给永历磕个头，然后背着手巡视一遍行宫，指示哪里的花墙有缺口，哪宫的窗户换一下，相当关心。但是有一条，一切政事都是他说了算，他说什么，永历就得老老实实做什么。他借永历的名义，先是封自己为武冈侯，后又晋升自己为安国公，瞬间位极人臣。他用永历的大印，给各地武将发号施令，要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大过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瘾。　　然而，南明的历史大势，注定了这些强人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天。正当刘承胤想挟天子之威，统一附近的南明军队之时，清军将主攻方向调整为湖南。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恭顺王孔有德率领大兵，由岳州进兵长沙、武冈、永州。刘承胤派出自己的精锐出城迎战，不料一战过后，折损了五员大将。刘承胤马上明白抵挡住清军是不可能的。他立刻放弃曹操梦，转而打算投降。他深信自己投降后待遇错不了，因为他手中有一条大鱼做见面礼——皇帝。有了这份重礼，高官厚禄何愁？因此，他一面亲自出城，前去与清军商量投降事宜，一面嘱咐人看好城门，不让永历出城一步。　　永历和他的亲信大臣见清军迫近，刘承胤行踪诡秘，已知情况不妙，“百官仓皇莫措”。永历“与太后涕泣宫中”，愁肠百结，手足无措，只能静等自己成为阶下囚。还是王太后有主意，把自己的所有金银细软都拿了出来，派人送给刘承胤的母亲，向她说情。刘母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去与清军接洽投降事宜，见到“当朝太后”如此低三下四恳求自己，甚为过意不去，就命人打开城门，放了永历君臣一条生路。　　永历皇帝和王太后被扶上两匹临时找来的劣马，几十名亲信大臣紧紧跟随，在半夜时分匆匆逃出城门，什么仪仗乘舆，都丢在了武冈。君臣一路不餐，不眠不休，拔足狂奔。跑了几天，两匹马都跑死了，一队人马跑到最后，除皇帝之外，连后妃们都没了鞋子。到后来皇帝走不动了，幸亏一个叫马吉翔的侍臣“流离艰苦，风雨不避”，背着皇帝走了上百里。一路上不断有人掉队，其中包括皇后才十五岁的嫡妹，也在逃跑的路上不幸失踪了。　　四　　在广西边境上，瞿式耜率领一万大军，亲自来迎驾。见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像叫花子一样的皇帝，瞿式耜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永历的腿，失声痛哭起来。虽然这个皇帝无能，虽然这个皇帝不争气，然而，他毕竟是他的君父，他的主人，也是整个天下的希望所系啊！　　永历也泪流满面，他第一次觉得瞿式耜像亲人一样亲切。　　情绪平定下来后，瞿式耜向他介绍广西的形势。原来，清军进军广西后，瞿式耜拒不逃走，发誓与此土共存亡。他以一个文臣，上了前线，带领广西军队拼死抵抗，挡住了一路无敌的清军先头部队和随后增援的大批人马。永历帝出逃时，广西岌岌可危，警报遍地，看起来支撑不了几天。而湖南则兵强马壮，看起来是一个安全港。没想到，等他狼狈逃回广西的时候，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南陷落了，而广西居然以老弱士兵打退了清军的进攻，疆土纷纷收复。　　经历如此患难的永历终于幡然悔悟了。湖南的患难让他明白逃亡保不了自己的命，只有刷新朝政，振作士气，使军队有抵抗力，才是最好的保命之方。回到桂林后，永历帝又一次开始了励精图治。他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天刚亮就开始召见臣工，商量国家大事。他把瞿式耜倚为自己的左右手，凡事都恭敬地请教，可谓言听计从。　　瞿式耜也很兴奋。虽然皇帝如此不争气，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他的希望。现在，把皇帝引上尧舜之路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想尽办法，来教育这个二十五岁的皇帝。他在扇子上手书了八条箴言，进呈皇上，希望皇帝日夜诵读。他每天“五鼓，肃衣冠而起，黎明入阁，夜分始归”，皇帝不吃饭，他不敢先吃，皇帝不睡觉，他绝不先睡，“如孝子之事严亲也”。既为尽忠，也为监视皇帝，怕他再被身边的太监和小人诱惑。　　朝政的振作立竿见影。经过湖南惨败和广西的惨胜，瞿式耜的威望大为提高。再加上皇帝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朝中有了真正的主心骨，各地武将也开始听从号令，齐心合力，取得了几次抵抗战争的胜利。南明上下，一个个欢欣鼓舞，都称“中兴有望”。　　全国形势这时也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清军入关之后，其实一直是靠汉人打汉人。在利用汉族降将的同时，清廷难免对他们一再猜疑。在南明地盘一再被压缩之后，清廷露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苗头，对汉族降将越来越压制，越来越冷遇。再加上永历政权政治终于清明，露出“中兴”之象。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心怀不满的降清汉将不断有人“反正”，并且形成了连锁反应：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金声桓在江西反正；三月，李成栋在广州反正；十二月初三，姜瓖在山西反正。三大事变在同一年发生，举国震动，明清形势对比一下子发生重大变化，清廷一时慌了手脚。　　对于原本前途难测的南明来说，这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喜讯一个接一个传入朝廷，江西、广东又都归入南明版图，南明国势可谓蒸蒸日上。　　李成栋本是民族观念很强的人，降清以后，精神压力很大，日日郁郁寡欢。如今在全国反清势力高涨的情况下反正，对永历朝廷相当虔诚。他不因将广东一省归入版图居功，反而因自己曾投降清朝而心怀不安。反正之后，他将永历在广东肇庆的“皇宫”整修一新，派自己的儿子李元胤到广西，请皇帝“返都”。　　永历二年（1648年）七月，朱由榔圣驾返回“旧都”广东肇庆。李成栋准备了一支由三十二丈长的特大龙舟组成的船队，金漆彩绘，仪仗鲜明，于百里之外迎接皇帝。八月初一晨，李成栋率文武百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迎驾仪式，亲手抬皇帝所乘的銮舆步行入宫，并特意在宫中准备了一万两现银备皇帝赏赐之用。宫里器具陈设极为富丽。永历当了两年多皇帝，到了此时，终于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朝廷上下都以为在三省反正的大好形势下，反攻复明，大有希望，因而一派喜气洋洋。　　然而很不幸，朱由榔此时却再次懈怠下来。他本来是一个意志力软弱之人，在武冈半年的患难生活积蓄起来的意志力量，在广西这一段的“励精图治”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圣驾东移，瞿式耜作为广西巡抚，留守广西，没有跟在皇帝身边。自从船队一离开桂林，逃离了瞿式耜的监督，朱由榔内心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国势向上，一时无忧，没有激起他恢复天下的雄心，反而使他的心气散了。他一封奏章也不想看，一个大臣也不想接见。在豪华舒服的行宫中，他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他命人送来大批珍品鱼鸟和戏本，恢复了王府生活时养成的休闲生活。　　皇帝懈怠，必然有权臣出现。这一次，他把大权交给了马吉翔，也就是从湖南逃回广西的路上背着他跑了上百里的那个人。这件事奠定了永历对他的信任，回到广西之后，立刻升了他的官，位仅在瞿式耜之下。马吉翔虽不是太监，但对皇帝的关心和体贴胜似太监，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更非一般人可比。和上次王坤成了隐身宰相一样，马吉翔很快就有了“马皇帝”的外号。　　然而，马吉翔除了善于钻营和弄权之外，实在一无所长。朝廷从广西搬到广东后没多久，朝政又一次开始一塌糊涂。马吉翔决策颠三倒四，用人唯钱是认。朝廷从上到下窃权弄私，毫无是非功过可言。李成栋一开始对永历君臣都十分尊敬，然而不久后就发现这个政权实在没什么希望。有一次闲聊的过程中，马吉翔为了显示自己实际上掌握着全权，也为了讨好李成栋这个有军权的人物，故意对李成栋说：“您率领部下反正，大大有功，您觉得部下里，哪些人功劳最大？”李成栋随口说了几个人的名字。马吉翔马上大叫：“来人，拿笔墨来！”仆人送来笔墨，马吉翔当场草拟了对这几个人的赏赐公文，命人送进宫去。仅仅两刻钟过去，这边一杯茶还没喝完，皇帝的批复就下来了，马吉翔所奏全部批准。李成栋对马吉翔用这种方式“示威福”深为不满，回到家里对家人感叹：“人言马皇帝，岂不信哉？懋赏不典也，五等显秩也，爵人于朝，与士共之，乃于一座之顷，呼吸如意，何其神也！我弃老母幼子为此举，唯望中兴有成，庶不虚负。今见权奸如此，宁有济哉！”　　在马吉翔的主导下，永历朝廷又一次陷入了乌烟瘴气。本来，全国三大省反清，清人手忙脚乱，全国也陷入惊疑。这时的南明，本应该派出精兵与反正诸省相配合，开辟几处战场，掀起一次大反攻，这样一来，形势可能出现根本性逆转，起码将有更多省份陆续反清复明。然而马吉翔等人忙于争权夺利，加官晋爵。每当打听到皇帝心情好时，马吉翔就把一大批名单送入宫中，升官赏赐随之而出。整整一年之中，永历政权听凭清军从容地把三处反正之军一个个分割包围而毫无作为。金声桓反正不久，就被清军围在南昌，孤军奋战八个月之久，南明居然没有派一支军队前去支援，最后，南昌城被攻陷，清军屠城，一腔热血要尽忠永历的金声桓壮烈殉难。1649年，清军集全国之力，进攻山西反正的姜瓖。进攻南方的军队纷纷北撤。永历朝廷如果此时挥兵北上，夹击清军，全国形势可能出现根本性转变。然而，永历朝廷此时开始了又一轮内斗。原来一些大臣不满于马吉翔分配赏赐的不公平，结起门派，朝中分成了吴党和楚党，相互争权夺利，争得你死我活。　　皇帝也有了养鱼之外的新兴趣——研究《圣经》。原来，在宫中供养的西方传教士的劝导下，王太后带领皇后、太子以及几位太妃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传教士是一个早在前明就是天主教徒的太监庞天寿引入宫中的。在皇帝一行人困居湖南、走投无路，、精神苦闷之际，这些传教士用宗教信念给太后提供了心理支持，在那之后不久，宫中五十多名嫔妃都受了洗。王太后教名列娜，马太后教名娅娜，太子朱慈恒教名康斯坦丁。皇帝虽然无法遵守一夫一妻制，且中国皇权制度是建立在儒家经典之上，因此无法受洗，却也埋下了对天主教的兴趣。此时有了空闲，他就跟着太后开始研读《圣经》。　　可惜，上天给永历君臣的时间是有限的。经过一年的战斗，清军平定了山西，再次南下。这次，隐患已消，清军无所顾忌，全力猛攻两广。永历四年（1650年），南雄失守，永历又一次跨上了逃难的龙舟。　　这次可真是一去不复返了。通过三省反正，清廷更充分地认识到了永历政权的号召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掉它。在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两广全面陷落。　　危难之际，皇帝和太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上帝。他们在逃亡之中，派出使臣，向罗马送出了一封求援信。太后在信中这样说：窃念列娜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入领圣洗，三年于兹矣……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即桂王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　　三年之后，这封信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罗马。教廷先后举行了四次枢机会议，起草了回信，给出建议。然而，等信回到中国，已经七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沧海桑田。永历帝和他的太后，不但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甚至未能看到这封回书。　　五　　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二十六，贵州安龙府知府范应旭打开了一本新的支销账簿。他在上面列上了该州新添的一项财政开支项目：兹发来皇帝一个，月给银米若干。　　后妃几口，月给银米若干。　　……　　账簿发下来，师爷们看了无不掩口而笑。皇帝一个，后妃几口，银米若干，这分明是豢养动物嘛！　　安龙知府确实是按豢养动物的标准来供应永历君臣的。安龙本不过是明代的一个小小卫所，位于广西、贵州、云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大山之中，交通极为不便。名义上叫“城”，实际上居民不过百十余家。因为所在之处皆山，建卫所居然找不到足够的平敞之处，小城不得不一半建在山腰，一半处于平地，“城跨山腰，半居平陆”。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极为落后，“群蛮杂处，荒陋鄙俗，百物俱无”。　　“皇宫”就设在安龙千户所的卫所里，院里只有一所像样的砖房，更名为“文华殿”，供皇帝、太后、皇后几个人挤着住。几十名“大臣”只好租住老百姓的房子。有史以来，应该没有比这更简陋的“朝廷”了。　　永历帝是经过千辛万苦逃到这里的。清军攻陷两广，永历帝实在无路可走，只好投奔了孙可望军。孙可望原本是张献忠的部下，张献忠阵亡后，大西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接手。由于清军南下，大西军决定“联明抗清”，归顺到了南明旗下。由于他们是“流寇”出身，素不被永历帝信任，只是遥制而已。如今，整个西南只有贵州和云南尚在孙可望等人率领的大西军控制之下，永历只好率领五十名大臣和几百个太监，奔向贵州。　　孙可望闻讯大喜。他早就谋划着将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谁有了这面大旗，谁就有希望统一整个南明军队。他派出军队，远出迎驾，迎来之后，却把永历君臣安排在这个消息不通的小城里。原来孙可望已经在贵阳自称“国主”，设了六部，当起了实际上的皇帝。如果把永历迎到贵阳，他得隔三岔五去给永历磕头，麻烦实在太多。他只需要永历这个旗号而已，所以有意选择了这么一个交通最不方便、信息最不灵通的小城。这个小城的名字就很合孙可望的意——“安龙”，谐音“安笼”。将皇帝安顿在这样一个保险的笼子里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将这个小小千户所升格为府，任命自己的亲信为知府，任务只有一个——监视永历帝。　　永历再次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上一次在武冈，虽然同样是被军阀控制，但是起码生活待遇上还像一个皇帝。这次到了安龙，大臣、太监加上数百名兵丁，这两千来号人，孙可望一年只批给银两千两，米六百石。这些还不够在广东时永历皇帝一天的花销！别说是供养皇帝了，平均下来，就是平民百姓也无法糊口。“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他向孙可望申请多拨点钱，孙可望根本不搭理他。　　大概从来没有混得比永历还惨的皇帝了。皇帝的房子经常漏雨，二品、三品的大臣只好亲自和泥，爬到房上去修补。永历帝穿着一件旧大衫，手搭凉棚，站在边上观望，一不小心，被洒了一衣泥水，弄得太后在边上直生气，大声呵斥皇帝道：“这么没眼色！泥水混汤的，你上去凑什么热闹？”　　老太后已经七十四岁了，这些年来跟着皇帝东奔西跑，吃尽了苦头，身体居然没垮。　　虽然简陋，可朝廷毕竟是朝廷。每天早上，永历还是像模像样地上朝，坐在小屋当中的太师椅上。几十名大臣鱼贯而入，三跪九叩，奏知某某人老婆病了，请皇帝赐块豆腐补补；某某人上山打来了一只野鸡，要进贡给皇帝尝尝鲜；某某人的孩子昨天饿死了，请皇帝批几钱银子买个棺材……一时间，处理事毕，各自回家，生火做饭去了。　　大臣和太监们一个个愁眉苦脸、愤愤不平，成天大骂孙可望。不过，朱由榔却没有太多的郁闷，甚至在心底里，他觉得这里挺好。　　一转眼，做皇帝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朱由榔感觉自己就像一叶浮萍，在形势的狂风骤雨中片刻不得休息，早已被摇荡得天旋地转。他就像一只被紧紧追赶的动物，凭着求生的本能四处奔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如今，他终于在这里安顿下来了。虽然地方狭小，生活不便，但是毕竟安静、安全。物资供应不足，他作为皇帝，也不得不偶尔吃顿粗粮，桌上全是素菜，他却觉得很可口。大鱼大肉，他吃了一辈子，没想到，老百姓的食物原来也这么好吃！他每天上午花一个小时“接见”一下大臣，剩下的时间，就是带着两个太监，到附近山上转转，看看白云，听听鸟叫，心里很静。他希望日子就一直这样过下去。他不去研究什么形势，他认为形势不是人能掌握的。他不爱思考，这让他活得随遇而安。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安龙难得地清静了两年后，孙可望那边已经将条件准备成熟，开始动工建造皇宫了。大臣们给孙可望呈文，已经开始用“封进御览”这样的词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永历的另一次灾难一日日迫近。　　缅甸之笼　　一　　就在孙可望杀掉永历的决定发布之前，大西军另一位将领李定国气愤于孙可望的不臣之心，派兵从安龙将永历抢了出来，迎到自己麾下。　　命运就是这么离奇。这位原本致力于推翻大明王朝的起义将军，在埋葬了明朝之后，却转而成了南明最忠诚的臣子。在南明后期诸将中，只有他这个出身“流贼”的人自始至终保持了对永历的忠诚，直至最终为永历献出了生命。这次，他亲身远赴贵州，将永历接到昆明，安置进红墙黄瓦、整修一新的行宫。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他将自己的治理大权双手奉予永历，自己唯命是从。由于云南未经战乱，李定国又治理有方，所以云南社会安定，经济基础不错。永历终于享受到了钟鸣鼎食的九五之尊，开始治国理政，迎来了自己皇帝生涯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李定国等人的热血奋斗精神，鼓励着心情久已冷淡的朱由榔再次承担起皇帝的工作。　　自从登基以来，永历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从来没有举行过祭天大典。皇帝没祭过天，就好比一个新娘没披过婚纱一样，总令人有点意难平。如今，他们好整以暇，在昆明南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天坛，朱由榔淋浴斋戒，对着上天三跪九叩，满足了多年的心愿。各个衙门也都有了正规的办公场所，配置齐了衙役。长官出行，肃静回避，仪仗齐全。礼部甚至还举行了盛大的云南乡试，这是明朝灭亡之后举行的首次科举考试。解元披红挂彩，簪花夸街，围观者人山人海。一时间，人们恍然以为又回到了大明全盛时代。　　可惜好景依然不长。安定岁月不过过了一年，鼙鼓再次传入深宫——四十万精兵在吴三桂等三名大将率领下，分三路进军西南。清王朝重拳出击下，南明军队节节败退，昆明眼看不保。永历的又一次逃亡提上议事日程。　　大臣们呈上的逃亡路线有两条：一是逃向内地，具体地说就是四川西南。这里的宜宾、乐山、西昌一带尚在南明控制之下，而且有一支叫作“夔东十三家”的反清势力正在进逼重庆。如果永历率南明主力转入四川，与“夔东十三家”会师，则有可能在四川建立一个根据地。另一个选择就是向外逃，逃往中缅边境。一旦危急，他们就可以逃往缅甸。　　两条路线各有利弊。大部分大臣建议进军四川，建立根据地，奋斗到底。　　皇帝却很快拍板——去边境。　　逃往外国，其实是皇帝心中盘旋了很久的一个想法。小时候，建文帝逃亡海外的传说就是最让他心动的一个故事。大人们富于想象力的讲述，在他幼小的头脑中建立起一片神奇、美丽、浪漫的梦幻之乡。那里有种种闻所未闻的奇珍异宝、奇风异俗，让他十分向往。同时，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样，永历以为中国真的是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被四周小国奉若神明。如果大国之君肯惠然降临，缅甸君臣一定会战战兢兢地全力接待。他可以在那片世外桃源中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如果清人彻底一统了江山，他不妨就老死域外，不与大清往来，亦不失亡国之君的身份。万一南明恢复成功，他再回来坐天下，仍然不迟。　　然而，几位对国际形势多少有些了解的大臣极力反对。缅甸虽称是朝贡之国，但是与明王朝的关系一直相当疏远。事实上，从明初以来，缅甸“进贡”的次数就远少于和明王朝发生军事冲突的次数，为了领土争端，两国已经多次兵戎相见。所以明史称缅人为“叛服不常”。从上一次缅甸“进贡”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五十五年了。　　而且从文化上来说，缅甸与朝鲜、越南等恭顺的属邦不同，它的文化渊源近于印度而远于中国，文化气质与中国人颇为隔膜。缅甸的法典则是仿照印度的《摩奴法典》修成，名为《摩奴婆罗瑞密固》。投奔这样一个陌生的异邦，是福是祸，实在难说。　　然而，不管大臣们如何劝说，在逃亡问题上，永历一直极为刚愎固执。他的头脑中只听从一种情绪的支配——远离危险，越远越好。　　二　　只有到了离开昆明那天，朱由榔才意识到他身上担着一个皇帝的责任。　　当初进入昆明之时，得睹天子车驾，让昆明百姓激动异常。这片西南边鄙之地的质朴人民不想自己还有机会一睹天子风采，在他们头脑中，所食之物、所践之土，都是此人所赐。特别是当此天地动荡之际，皇帝的到来让他们以为自己终于有了依靠，从此可以免除被异族统治的危险。所以，永历入城之时，几乎全城人都出来迎接，“百姓阻塞道路，左右观者如堵”。有数十年老者在永历路过时失声大哭，说“不图今日复见大明天子”，永历也极为感动，他命人全程打开轿帘，看着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含泪点首而过”。　　昆明人哪里知道，这个皇帝哪是什么福星，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星。他走到哪儿，清军就会跟到哪儿。这不，才一年多，清军就杀入云南。昆明城内城外哭声鼎沸，大难临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跟着皇帝走，他们觉得，皇帝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大批百姓扶老携幼，追随皇帝向西逃难，“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创造了自古以来帝王逃亡从者最多的纪录。　　皇帝的车驾被挟裹在百姓的人流之中。朱由榔眼看着无数百姓扶老携幼，相属于道，由于逃亡的消息发布得很突然，人们都是仓促上路，舍弃了所有家财产业。还没走上几十里，就已经有人走掉了鞋子，走烂了脚板；有人缺食乏水，累倒路边；有人在拥挤中被踩伤，甚至有人挤丢了亲人，撕心裂肺地呼喊……一时间，百姓“塞路不前，哭声震动天地”。　　永历有生以来头一次意识到，他身上，承载的不光是自己和太后、儿子的未来，还有着全南明统治下的百姓，乃至全中国汉人的命运和希望。他头一次感觉到了羞愧。史书记载，他传谕车驾暂停，站在车上，右手扶着沐天波的左肩，向昆明城回望，流着泪说：“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民惨毒。”　　然而这只是他的一时情绪。对他这样一个脆弱的人来说，这种愧疚可以很快随着几行热泪释放完毕。车辇继续前行，随着车辇出奔的这些百姓，后来多半死于逃亡路上。　　三　　缅甸人的反应很出乎永历的意料。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正月廿六，永历君臣来到了中缅边境。他们原以为天朝皇帝驾临的消息定令缅甸边将立刻匍匐于地，大开国门。没想到肤色黝黑、个子矮小的缅甸守兵却面无表情地拦住了一行人的去路。他说，一定要将此事汇报给国王后，才能决定放不放行。　　永历君臣就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在边境苦等了两天，好不容易传来回话，缅甸国王同意皇帝进入缅甸，但是有一个条件，随行官兵必须放下所有武器。“必尽释甲仗，始许入关。”缅甸人不明白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生怕这两千人马是侵略缅甸的先头部队。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永历想交涉一番，无奈此时人困马乏，给养不足，亟须获得接济，只得同意了缅甸的这个条件。“一时卫士、中官尽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积关前，皆赤手随驾去。”永历唯恐清军跟踪而来，离开边境时，即谕令当地土司砍倒树木，阻塞道路，不许其他人进入缅甸。土司很高兴收到这个命令。由于永历起驾匆忙，走得又快，许多大臣被甩在了半路。土司以皇帝的这道圣旨为借口，将这些赶上来的大臣一律拦住，搜光他们身上的财物。身强力壮、敢于反抗的当时被杀掉扔入大河，老弱听话的散给各土寨，令其舂米，做了奴隶，累死后投入江中灭迹。可怜这批忠臣，以这种结果殉了他们的君主。　　进入缅甸境内，永历一行日夜兼程，赶往缅甸都城阿瓦。在与缅甸高层接上头之前，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沿途高大的棕榈和穿着五光十色的纱笼、赤着脚的缅甸土人。他们的设想是，到了国都，国王一定会让出自己的王宫来给皇帝做行宫。没想到，到了都城之外，缅甸国王传来命令，南明君臣不必入城。缅甸人早在阿瓦河边用竹子编了一道篱笆，围起一座小小“竹城”。“竹城”的几个大门，由数百名缅甸兵把守，不得任意出入。在城中间盖了十间缅甸式干栏竹编草房，这就是给永历准备的“皇宫”。其他随行大臣，则住在“皇宫”周围临时建起的草棚里。　　原来，在这几天之内，缅甸人马不停蹄地在打探消息，弄明白了南明势力在中国节节败退，现在不得不退到缅甸境内。天朝上国三百年余威让他们不敢过于怠慢，不过从大势判断，南明国运已经凶多吉少。所以他们决定，先把这两千多人圈养起来，静观中国国内形势变化。南明复兴，他们礼送出境；清人统一全国，这些人则奇货可居。　　天朝大国，一贯厚往薄来，虽然流亡异邦，也不能倒了架子。在离开昆明之前，朱由榔举全云南之力，准备了几大车的珠宝丝绸等礼品，准备在见面之时“赐给”缅甸国王。没想到，缅甸国王根本不来朝见他。其实这些东南亚小邦，一个个都心高气傲。他们争着给中国朝贡，完全为了赚这个冤大头的钱而已。当初中国人画的描绘郑和下西洋的《宣谕图》上，马六甲国王毕恭毕敬地跪在郑和面前。而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博物馆，却摆放着郑和跪拜在马六甲国王面前的雕塑。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上，一直是这样会错意而已。　　在河边住了几十天，永历君臣多次要求见国王，可是国王就是不露面。永历无法，只好先派人把“赏赐”送过河去。国王看了长长的赏单后全数照收，却根本不派人来表示感谢。缅甸官员的说法是“未得王命，不敢行礼”，意思是不愿对明朝皇帝行藩臣之礼。　　时至今日，永历才开始后悔了。没想到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这片炎热、粗粝的充满敌意的土地并非可居之地。然而后悔已经晚了。缅甸人把他们当成囚犯，只供给粮食，不让他们与国内有任何联系。李定国派来的先后三十多个使者都被缅甸人杀于半路。永历君臣千方百计想打听西南战局如何，却得不到任何信息。　　困居炎地，成日无所事事。焦灼与无奈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平息，君臣们渐渐习惯了这圈养的生活。很多缅甸老百姓听说来了中国人，十分好奇，纷纷挤到竹城边看热闹。大臣和兵丁正缺乏生活日用品，就拿自己身上的珠子、腰带、荷包等小玩意儿和缅甸人交换。天长日久，竹城门口居然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缅甸男女之别本不甚严，那些缅甸姑娘也在这里摆起了摊位。大部分南明官员都是孤身远来，没有家人，性苦闷已久，在这些穿着纱笼、肤色健康、明眸善睐、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牙齿的少女面前，这些书呆子居然也活泼起来，“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席地坐笑”，请她们唱缅甸民歌，他们自己则以中国小曲对答。竹城边上，天天召开起联欢会来，每到黄昏，还有人溜出竹城，和姑娘们钻入树林，到了深夜，才花钱贿赂守门缅兵回到竹城。翻译们怕出事，向永历抱怨说，中国大臣们这样找乐子实在有损国体：“我看这些老爷越发不像个兴王图霸的人。”　　永历非常生气。天朝上国别的不富余，面子可绝对在乎。皇帝立刻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选十来名官员组成巡视队，轮流巡视。　　按下葫芦起了瓢，“伤风败俗”停止了，但是穷极无聊的官员们又偷偷耍起钱来。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等公然大开赌场抽头，日夜吆五喝六，一片喧哗，搞得皇帝睡不好觉。要是在国内，敢在皇帝寝宫附近公然赌博，那绝对是杀头之罪。永历帝大怒，命锦衣卫前往拆毁赌场。诸臣赌兴正浓，换个地方重新开赌，什么“皇帝圣旨”，到了这个时日，已经比一张废纸的效力强不了多少了，“诏令不行，争赌如故”。甚至皇帝在竹城里遛弯儿，大臣们也不再严格遵守礼仪，见皇帝驾到，他们嫌下跪麻烦，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接着抓自己衣服上的虱子。　　随着国内南明势力越来越式微，缅甸人对永历君臣也越来越怠慢起来。起初，虽然生活用品供应不是那么齐备，但是吃的一直能保证他们吃饱。现在，连食物都送得越来越少了。到九月间，许多大臣都不得不靠向缅甸人买吃的补充营养之不足了。　　九月十二，十来名大臣一起敲开了“行宫”的木门，跪在皇帝面前。永历觉得他们神色有点奇怪，遂问：“什么事？”　　带头大臣马吉翔说：“陛下，臣等生活日用实在紧张，难以为继，请皇上开恩，赐臣下一些生活费用吧。”　　永历一愣，大臣们直接向皇帝要生活费，这事以前可没发生过。问题是，他现在的生活也很紧张，除了能勉强吃饱外，也是处处拮据，龙袍破了都没地方补。原来身边是有些宝物，可是早都送给了缅甸国王。现在，自己也是一贫如洗啊！自己这种窘境，大臣们都很清楚，怎么还来向他讨钱？皇帝很不高兴，说：“你们自己看看，我这里还有什么值钱的？”　　马吉翔用手一指“宝座”后面柜子上的一个黄缎子包袱：“那个是金子的。”　　永历回头一看，那是包着黄金国玺的包袱。虽然生活如此紧张，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国玺：这可不仅是一块金子，它更是南明国家权力的象征。国玺不在，还谈什么国家？还叫什么皇帝？虽然形势如此黯淡，但永历还日夜指望着恢复的一天。没想到这些浑浑噩噩的大臣，居然打起了国玺的主意。　　“这国玺是能动的吗？身为大臣，怎么能出此言？”　　马吉翔向前跪爬半步，脸上露出无赖式的笑容：“皇上，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可全是为了您啊！您总不能让我们饿死啊！”　　放在过去，这样对皇帝说话，绝对是大不敬，会被立刻按在殿上，廷杖而死。然而，现在大臣们浑然不觉得这么说有什么刺耳。永历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唰地一下站起来，双手抱起沉重的包袱，往楼板上一扔：“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马吉翔带领其他人嬉皮笑脸地给皇帝磕了个头，捧着国玺出去了。下午，这块重四斤多的国玺被匠人们凿得粉碎，全体官员按官阶大小，每人分到一两到几钱不等的金子。整个竹城内兴高采烈，门口的市场一时也更加热闹了。只有皇帝一个人躺在“宫”里生闷气。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水一样过去，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初二，也就是永历君臣流亡缅甸两年多以后，皇帝正在竹楼中吃午饭，数十名缅甸士兵突然闯进竹城，闯到皇帝楼上。为首一人向皇帝施了一礼，通过通事告诉皇帝，是李定国派人前来迎接永历，他们准备把他转交给李定国。　　听到这个消息，永历不禁喜形于色。可是缅兵的举动又让他十分意外：通事的话音刚刚落地，缅兵不容分说，七手八脚地把朱由榔连同其所坐的杌子抬起就走。永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没来得及携带，身边人都没能跟上，甚至连通事也不知道被他们带向了哪里。　　一路之上，永历无法和缅甸人交流，只好一路任由他们抬着自己走。他不断地祈祷上帝、佛祖以及诸天神灵，保佑缅甸人说的是真的，保佑他平安回到李定国军中。行走半日，天已昏黑，一行人来到一条大河边上。河上停着一条大船，船上下来一名将军，一声不发，背起永历就要登船。　　永历发现这位将军是全副的中国打扮，遂问：“卿为谁？”　　负者答：“臣平西王吴三桂驾前先锋高得捷也。”　　永历如同五雷轰顶，瞬时失去了知觉。　　四　　被抬到吴三桂大营时，已经是午夜了，永历帝被安排住进一座高大的木屋。　　几名清军中的汉族将领，抱着好奇心前来参观他们的猎物。永历此时早已清醒，坐在一张木椅上。皇帝的冠服早已经被脱去，换上了一件纯绢大袖的浅色袍子，腰间束了一根从皇袍下卸下的黄丝带。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大难临头，他反倒不再慌乱了——这一生的逃亡终于到了终点，他终究未能逃脱既定命运。以后，他的命运更彻底地与自己无关了。从头细想自己这荒唐的一生，他越想越觉得徒劳。　　清军将领进入室内，没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神情淡然、仪表不凡的中年人，他那么孤独地坐在椅子上，仿佛世间万物与他都没有关系。看着这个人，他们不觉肃然。因为心中对于“故主”的某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他们对永历“或拜或叩首而退”。　　过了不久，吴三桂亲自来视察自己这一生中最大的战利品。他在门口先挑帘偷视，发现永历帝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着前方。　　永历帝察觉到门口有人，轻声问道：“何人？”　　吴三桂走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张张口，没说出话来。虽然这些年来，在心里，吴三桂为自己背明降清找了无数冠冕堂皇的借口，自以为已经彻底说服自己了，没想到，一见到前朝故主的后代，所有的理由都飞得无影无踪，他在这一刻确认，自己确实是天底下活得最丑陋、最无耻的人。　　永历帝又问了一句：“来者何人？”　　扑通一声，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遂伏地不能起”。　　“你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吧？”永历依然轻轻地问。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皇帝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机械地一连声地应道：“是，是……”　　也不知过了多久，永历轻轻地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去，他却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卫士上来把他搀扶出去。史书记载，“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　　史载吴三桂“色如死灰，汗浃背，自后不复敢见”，从此之后，再也没来见过永历。　　五　　有好几次，朱由榔解下腰间黄带，想悬梁自尽。然而，一想到那窒息挣扎的痛苦，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命中注定的屈辱和折磨还没有到头。　　吴三桂虽然不再露面，却将永历的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从缅甸回国的一路之上，永历又一次“锦衣玉食”：吴三桂让出军中最好的轿子，住宿时提供给他最好的房屋，吃饭时把最好的食物先送给他，“进御膳用金碗，不用银碗”。吴三桂还派一位副将专门照顾永历的生活。这位副将态度和气友善，对永历毕恭毕敬。他一路上陪永历聊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大清皇帝是仁德之主，一定会礼遇于他。确实，依照中国经典，新朝君主对亡国之君应该待以宾礼，给他一个适当的封爵和相当优厚的待遇，以让他延续先朝的香火。这就叫作“兴灭续绝”。比如商汤就将夏朝王室的一个后代封为诸侯，建立了杞国，以继承夏王朝的香火。周人灭商后，也曾封商王室后代微子建立宋国，让他坐享尊荣，祭祀伟大的商代祖先。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昔周灭殷，封微子为殷后，俾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　　这位副将说得如此真诚，以至于到后来永历已经相信，他到了昆明后，会被马上转送北京，在新朝获得一个侯爵，在安静的府第中安度晚年。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吴三桂的手段而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永历在路上不出意外，以方便他顺利地将这个猎物送至北京，举行献俘礼，向天下宣告大清王朝的彻底统一。　　永历十六年，也就是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初一，永历皇帝被押送回了昆明，被“重兵严守”于故都督府。四月二十四，康熙的上谕抵达昆明，指示说，永历是个可怜人，不必押送举行献俘礼，就在昆明“著将永历正法”。　　命令是四月二十四夜里接到的，吴三桂连夜请来两位满族副手，商量如何处决。吴三桂主张将永历拉出去当众砍头了事，但满洲将领爱星阿不赞成，他说，永历毕竟曾经当过皇帝，应该给他一点适当的尊重，“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　　吴三桂不敢不听满族副手的意见。四月二十五清晨，永历父子在睡梦中被清军从床上拖了起来，拉到都督府门口的一间小庙内，用弓弦活活勒死。在临死那一刻，永历没有任何挣扎。为了防止有人给永历修坟，吴三桂命令将永历父子尸体火化，“炙尸扬灰”，让他们的骨灰彻底随风飘散。这一年，永历三十九岁。　　杀死永历后，吴三桂命人将年近八十的王太后槛送北京。虽然天主教禁止自杀，但是太后还是在路上自缢而死。　　回首一生，永历更像是上天穷极无聊的一个恶作剧。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注定要在既定命运之河中顺流而下，虽然倾尽一生之力去搏涛击浪，但还是不能逆流半步，最终被带向不情愿的终点。　　　　第八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　　一　　书案左首，架着一面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隋书·炀帝纪》云：“上美姿仪，少敏慧。”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还没出生，府里已经给他千挑万选出数十名的奶妈和仆妇，准备了成百上千的玩具、童衣和饰物。从懂事起，他的身边就跟随着庞大的仆从队伍，随时准备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需要。他的一颦一笑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许多优美的诗篇。　　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保姆怀中那个粉红色的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魔力，在第一瞬间扯“偏”了父亲杨坚的心。越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懂事、可爱就越让他感觉到父亲的骄傲。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隋书·炀帝纪》）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二十六，在杨坚开国称帝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是当时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十八岁那年，晋王在并州表现出的才能被皇帝认可，于是皇帝召他回朝中，实习宰相之职。从此之后，帝国内最重要或者最关键的职务几乎都是属于这个儿子的。当突厥欲图南下时，杨广被立刻调回并州，继续阻击突厥。由于南方全部反叛，杨广又被迅速从并州总管调为扬州总管。虽然任命皇子担当要职是隋文帝的整体政治筹划，虽然这些职务实习性成分居多，然而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无疑是最风光的。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作“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地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来自他的兄长杨勇。　　二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未来的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基。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降生在政治旋涡中的杨广兄弟对政治的兴趣几乎是天生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政治几乎是一个中国男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政治，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权力，才能赋予男人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尊严。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虽然文笔出色，但是杨广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文学家，那样的前途对一个皇子来说几乎是一种耻辱。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钩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那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比如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类。　　也许是因为师傅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杨广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据《北史·列传第六十三》载，杨广的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奇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杨广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但是他善待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隋书·炀帝纪》记载，杨广最令父亲杨坚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个王爷对史万岁的到来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不过秦王关心的是向史万岁索要征战中掳获的奇珍异宝，而晋王却“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与他探讨军国大事。杨坚见二人情好，乃命史万岁干脆留在晋王身边，督晋王府军事。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隋书·炀帝纪》记载，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财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强劲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在杨广刻意表现自己的背后，隐藏着谁都读得懂的动机：虽然嫡长制原则横亘在面前，但熟读历史的杨广知道，“换太子”这样“大不韪”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三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和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料事如神、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其身上往往充斥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少“人性”。而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老大，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杨广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欲望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作“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他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才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禁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其淫荡、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其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陈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杨广一直有一种直觉，认为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一样。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隋书·炀帝纪》载，杨勇的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死日的事都能传到隋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资治通鉴》称其“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后，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琢磨皇帝的宝座。　　《隋书·列传第十》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地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隋书·炀帝纪》载，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了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所以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所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都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所以这些婢仆无不称其仁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使得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受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上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据《隋书·列传第十》记载，隋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介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边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有多深，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所以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边风”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北史》及《陈书》等正史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不遗余力地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隋书·列传第十》对更换太子的记载如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初九，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个个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但是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为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已经几乎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做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杨广成为太子后，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以此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剂，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住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过起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的生活。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隋书·列传第二十八》载，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的。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七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是不治之症，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隋文帝临终前的细节时说，隋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把帝国托付给杨广是明智的。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整个杨广前半生传奇的高潮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强奸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继位。由此完满地犯下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他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必须调动起全部的神经，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另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方案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琢磨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的，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强奸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蔡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部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说杨广试图强奸隋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诀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意思是：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就这么死了。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隋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真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些罪名不过是个开始，在这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像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不停地宣淫。除此之外，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首先，新皇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人”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他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的地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说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所以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残酷。据《隋书·刑法志》，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第一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 《隋书·刑法志》载，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比起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赋，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继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赋。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隋书·炀帝纪》则记载，杨广继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　　因初政的这些举措，杨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隋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载：“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对大隋臣民来说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隋书·炀帝纪》载，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隋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多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处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魏征的《十思疏》。“改革”、“兴作”，这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隋文帝时期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富，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藩王虽然权力也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继位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的。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地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对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都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绝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据袁刚《隋炀帝传》记载，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的人，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斗拔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招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他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外一些可怕的词汇——“不安分”、“破坏性”、“颠覆”——紧密相联。　　十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所以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有着毫不讳言的热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清世宗实录》卷七五中记载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自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道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点。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贵族公子的气息。　　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看来，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绝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这位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工作的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儿，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隋书·食货志》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中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十七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继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载，这一年，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雄伟壮观。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荫，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贯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据袁刚《隋炀帝传》，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有过如此辉煌的功绩，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尽管杨广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890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4603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十八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如《新唐书·列传第四下》中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的历史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十九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否则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一个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二十　　从继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据《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就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讨高丽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隋书·列传第四十》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归入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二十一　　然而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的坚决反对。杨广继位以来，大臣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袁刚《隋炀帝传》载，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成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年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征”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继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他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梦想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老百姓好好歇歇了。到那时，他会在全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凯旋仪式，庆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安全的盛世的到来。此时，他希望全国官员百姓，再扛最后一把劲儿，和他一起，一鼓作气，完成这个千古伟业。　　二十二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袁刚《隋炀帝传》的论证，攻打高丽的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两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隋书·志第三》载：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零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二十三　　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令人难以承受。望着回程道路两边逃兵扔下的军服、辎重和枕藉不断的死尸，杨广神思恍惚，一直回到涿郡，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被这次意外打晕了。自从懂事起，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会砸到他的头上。一连半个月，他不言不语，每天躲在自己的大帐里，也不召见大臣。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耻辱。是啊，古今中外，可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此次出征，隋军不仅带了规模庞大的军乐队，更邀请了数个外国藩王随军观战。杨广希望用一次轻松的胜利来证明帝国的不可挑战，没想到在世界面前，他败得如此难看，如此狼狈！对那些屏息静气观看着这场大戏的臣民，他更不好交代——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皇帝，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