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地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那些人交一百个大钱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军录》、《刘第五供词》等史料载，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也给他们许下重诺：“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一百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承诺。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这种手段并非林清的独创。发放原始股并承诺巨额回报，在中国起义史上屡见不鲜。乾隆初年，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们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根据教徒交款多少，承诺将来的官职多大。那条件真是极其优惠：交二两到十余两者，将来成事后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钱，就可以封大将军、总兵；交几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备道。《朱批档》，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上说，由于分封太滥，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员都逗乐了，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癫，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七　　“皇帝案”的制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想象力特别发达，特别享受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白日梦中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显得特别幼稚，特别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在起事之初，他们就沉醉于大封爵位、大订“礼仪”，而把更重要的“革命准备”置于脑后，使惊天大事沦为一场场笑话。　　《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选编》中有个案例：1950年自称“明道大皇帝”的山东人李懋五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幻想家。起义之前，他做的最主要准备工作是规划新朝代的国号和国旗以及行政区划。他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顺国”和“日月龙凤旗”为国号国旗，又筹划在河南河北方圆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津津有味地为自己设计了九宫十八院的皇宫，并画好了蓝图，设计了建筑细节，准备日后细细兴建。他还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构想了216名妃子，设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216名群臣组成的官僚体系。同时，他修订了日历，设计了新朝的服装，为此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在设计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定沉浸在做白日梦的巨大愉悦之中。　　“中原皇清国”的老“皇帝”张清安在起义前也已经详细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于1982年6月22日至28日间，以毛笔写出了新王朝的大纲大法，即四万多字的《天律森吏》。这部文件分为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个部分。国令说：“清锋（钅匽）铖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国法则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条。国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画成“安位天下图”。接着他又写出《三乘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关于新朝礼制、文化建设的许多大作。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给骨干们大封官爵，让他们提前享受一下“发迹变泰”的快感。张清安不光封了一个建筑公司工人为“副皇帝”，还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当是从巡抚联想来）、“国翁”、“通天师”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设立的官员体系中还有“贤臣”、“清相”、“先行”等闻所未闻的名目。封高兴了，他甚至顺手把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封为“威国王”（他不知道蒋介石已死），并发布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全文如下：奉　　天承命 准此 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威国王一职右给 蒋中正 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 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 秋望日（印）准给　　封完爵后，张清安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枚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安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照不同的级别，尺寸有严格规范：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零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八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这样一支军队，如果缺乏出色的领导，当然会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虽然千千万万，但是成功的不及万分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者出人意料地缺乏能力。　　道光三年，马万良父子的起义就是一出闹剧。直隶清河县人马万良、马进忠是“八卦教”教首。和林清一样，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后，他们父子做起了皇帝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三十多个教徒的拥戴下直接称帝。父亲马万良后来在供词中是这样交代的：（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那日男女徒弟并未到齐，有当面封的，有未到先封的，也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继子回家在那里封的。　　导演完这场“登基”闹剧以后，马氏父子毕竟也知道农村土炕算不上“龙廷”。为了实现帝王梦想，马进忠决定实施攻打临清、清河的“计划”。但是计划实在太雷人了：他们打算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在临清城外会合，“暗进临清西门，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光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再回去抢清河县城。有了人马器械，再商议二月初取龙抬头吉日起身，一路打抢北上。众各允从”。他们以为凭几百个人，赤手空拳，就可以顺利抢得枪炮。抢了之后，还要回家顺顺当当过完年，过完正月，再从容不迫地去北京做皇帝。这样的计划岂非痴人说梦？事实上，马进忠并没有为攻打临清做任何现实的物质准备，而是在“登基”之后，二十四日，忙着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在大事招摇不久，便被地方民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三百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从马进忠“登基”到被捕仅两个月。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那些大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战略水平也十分低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记载：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他们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据《朱批奏折》，他们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从九月初十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就被清朝地方军队消灭了。　　河南的起义进行得比山东严肃认真，因为它的领导者是号称“李自成转世”、进行了多年精心准备的李文成。河南因此也成为这次大起义的主战场。　　因为事机泄露，李文成部于九月初六提前起义，并顺利攻下了滑城县城。李文成在城内建立政权，称“天王”，竖“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接着，起义军又攻占了附近的道口和桃源两个镇，与滑城形成掎角之势。起义的开头有声有色。　　但是紧接着起义军就暴露了他们对军事的一无所知。一般农民起义的惯伎是主动出击、流动作战、避实就虚。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成功的规律。如果李文成此时挥兵山东，与山东“八卦教”联合作战，利用山东、河南多年荒旱的机会，本可以掀起翻天巨浪。但是李文成率领起义大军屯守他攻下的这三处城镇，准备在此建立地上天国。这种“固守老家，等敌上门”的战略明显是重大失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没有人懂得军事；二是李文成等人在滑县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恋土怀乡之念很重。　　前来镇压的清军将领一开始十分紧张，及至看到他们固守滑城，就放下心来，知道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敌。用礼亲王昭梿的话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事实也是这样，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县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经过道口、司寨、滑县三战，很快被消灭。　　直隶起义军规模最小，组织领导水平也不高，当然也没逃过失败的命运。虽据守潘章镇多日，但被托津指挥吉林索伦军最终镇压。　　四　　不过，最荒唐的还是这次起义的高潮——“天理教”教首林清亲自指挥的攻打紫禁城之战。　　将三省的起义任务分配好后，林清就开始准备攻占紫禁城，直接到金銮殿去“坐殿”。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大的一个行动，他的准备却只是召集了一百来人，打造了几十把大刀：李得曾叫人在雄县白沟河打过刀六七把，……在新城县新利庄打过刀三把，……在新城高各庄打过刀五把。李得自己在马庄行粮上打过刀三把。所打之刀，“送交林清散给会中使用”。　　这就是他的全部准备工作。　　林清本来的计划是与李文成北上部队在北京彰义门会师后，一同进攻紫禁城。然而，因为被困于滑县，李文成根本没有派部队北上。按理，这种情况下攻打紫禁城的计划只能取消，但是林清异想天开，认为有自己的聪明机智，又有太监做内应，仅凭一百来人，奇袭紫禁城也能成功。而一旦他们“坐了殿”，那么一切都好说了：“九月十五往京中闹事，官兵们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们据了京师，就好说了……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九月十五，林清派一百四十多人，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围攻紫禁城”。然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大打折扣：许多人一边杀向紫禁城，一边心里打鼓。结果一路弃刀逃跑者多达七十余人。也就是说，只有七十多人参加“紫禁城之战”。　　攻打东华门的大约三十多人，他们手持大刀冲到门口。守门卫兵大吃一惊，急忙关大门，只有五六个人跑得快，冲了进去，其他二十多个起义军英雄们望着大门，只能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四散逃跑了。攻进去的五六个人，当然很快“寡不敌众，惨遭杀害”。“东路的进攻失败了”。　　西华门一路比较顺利，因为有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所以全队四十多人全都冲进城内。他们不是想着肃清宫内守兵、占据要津、控制局面，却一门心思要奔到金銮殿上去“坐殿”。所以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一幕：翰林院编修陶梁正在文颖馆中校书，忽听门外有人喧哗，出门一看，一伙持刀的农民杀了进来，一见他就问：“金銮殿在何所？”得知“坐殿”要由隆宗门进入后，他们就一起跑到了这座门前。他们事后供认：“我们的人用两根杉槁撞门，撞不开。后来官军隔着门射出箭来，大家都往北跑。出了甬子，见官兵从北来，弓箭刀枪抵敌不住，又回来往南走，到西华门上了马道。”　　他们上了马道，登上城墙，打开上书“大明天顺”的白色大旗，向外摇动大喊，希望河南同教前来接应。然而，此时河南的起义军被围在河南滑县一带，离此数百公里之遥，当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正在宫内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得到汇报，急忙集合守军，用几支鸟枪把起义者轻松击败了。接着又进行搜捕，两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杀。轰轰烈烈的攻打紫禁城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留名史册的“林清起义”过程虽然如此荒唐，但是结果非常惨烈。山东仅扈家集一战就有二千余起义军被杀。河南死亡更为惨重，道口一役中，起义军被杀者六千余，被烧死于镇中者四五千人。整个镇压过程中，总计数以七八万计的起义军死亡，直鲁豫三省交界处数十州县荒无人烟，像是一片人间地狱。第二年春天，这一带瘟疫大起，百姓甚至官吏染疫者大半，死亡无数。　　五　　和“天理教”的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起义也十分缺乏章法。实际上，在各路人马纷纷向金田集合之时，六位领袖也是胸无定见——到底是先攻打自己的老对手团练报仇，还是攻取富庶的镇子搞点钱粮？他们迟迟没有制订具体战斗方案。虽然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后来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在天国后期，李秀成等创造了“围魏救赵”等高明战例，但是总的看，太平天国的整体战略水平无疑是很低的。　　就在洪秀全等人举棋不定之时，官兵来了。官兵原本不是冲“拜上帝会”来的，他们是来围剿“天地会”、“三合会”等更严重的“教匪”。等到杀散了其他教门，才发现原来这儿还藏着一个前所未知的教门。于是“搂草打兔子”，准备顺便把他们消灭。　　所以，这场起义，一开始就是被迫应战。连洪仁玕后来都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已经骑虎难下的“拜上帝会”领袖只好组织教徒们突围。　　没想到一接仗，气势汹汹的官军竟然不堪一击。这些下乡游击的官军都是三板斧作风，一旦发现对方吓唬不住，他们马上就先没底气了。官军的进攻很快就被破釜沉舟的教徒们打退。　　这一仗给了洪秀全极大的信心。此役过后二十多天，他才借自己生日的机会，正式宣布起义。　　然而，这个义怎么个起法、攻打什么地方、附近有什么战略要地，他心里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自己要“坐天下”、“食天下钱粮”、“管天下人民”。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却毫无头绪。　　在首次战役之后，十多天里，太平军一直待在金田，等着官兵围困，不知朝哪个方向进发。直到附近大湟江口的敌人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才奋起反击，乘胜占领了大湟江口。然后，在交通便利的大湟江口一驻扎就是两个月，还是没有制定出下一步战略目标，似乎要死守此地。敌人乘这两个月时间把大湟江口团团围住，这时太平军才不得不拼死突围。损失惨重之后，才突出重围，来到离武宣县城二十里的东乡。武宣县官民弃城逃跑，“一县皆空”，然而，太平军却没有攻取县城，而是在东乡就地驻扎下来，一面称王封爵，一面挖沟筑垒，又要固守这个小小的镇子，在这里永远停留下去。　　可以说，起兵的头三个月，太平军一直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挨打，找到一个喘息之地就固守不动。也难怪，整个太平军中，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个老童生，其余都是文盲，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战略战术，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洪秀全驻扎东乡忙于称王，给了清军以喘息机会，地方官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从容调动军队，将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当了天王，树大招风，敌人越聚越多，太平军得不到粮食，开始陷入饥饿。在东乡苦守了两个多月后，只好又一次突围，突围成功后，还是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干脆，又挥师跑回了金田！　　太平军在起义的头半年里，四处游走，却仍然漫无目的。在盲目流窜的路上，萧朝贵代“天兄”传言，要大家“尽忠报国，到得小天堂，自有大大封赏”。从他们占据一地，就顾头不顾腚地挖沟固守来看，他们确实是想割据一小块地方，建立自己的“小天堂”——自己的世外桃源。这和李文成的想法大同小异。　　结果一目了然，敌人不可能让他们在金田建立“小天堂”，只好又是一路突围，一路挟裹贫困农民北上，于八月初一攻破永安州城。　　城里的生活实在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在这里驻留了六个半月之久。洪秀全忙着册封，给了清军充分时间，清政府迅速调动兵力。从各省调来四万六千余人，终于把永安城四面围住。从军事上说，太平军完全没有停留这么久的理由：“为什么在这里长期停留？休整补充，不可能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敌人的牵制而不得脱身？这也不是事实。太平军克永安后，清军虽尾追而至，但直到这一年年底的三个多月里，清军的进攻软弱无力，并没有形成包围。”（《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唯一的理由当然是“在永安建都立业”。因为“永安虽小，但对长期在荒村小镇盘桓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种情况正是起义农民初兴阶段视野狭隘的反映”。（《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虽然小朝廷滋味不错，可形势让洪秀全不得不暂时清醒。因为在清军的围困下，物资供应已断绝，“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太平军把永安城内的所有粮食财物一律没收，还是没能支持多长时间，只好拼命突围。　　在清军的围困下没有办法，还得走老路——突围！损失了一半人马，洪秀全丢弃了刚刚住了不长时间的天王府，艰险万状地从永安突围出来。从此以后，太平军终于找到了进军的方向，那就是——大城市！从永安的经验，他们知道大城市里有吃有喝，还有种种丰富的物资，一旦打下来，就可以享受几个月。于是，他们挥师省城桂林，一路上，洪秀全用这样的前景激励群众：“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　　此时的桂林城内兵马不到两千，然而，太平军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攻坚战，围了桂林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攻下来，而此时，清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又对太平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没办法，只好再次突围。突围之后，去哪儿呢？还是没人知道。这时，湖南天地会起义军被打败，余部投奔太平军而来，建议他们进攻湖南。杨秀清点头应允，于是大军北上，进入湖南，扑向长沙。　　不过，攻打长沙的战役进行得毫无章法。“太平军经过在湘南的休整扩编，战兵已达五万人，但萧朝贵只有一千几百人进攻长沙，大军仍留在湘南。”长沙虽无守备，但凭一千多人就想攻下一个省城，无疑不现实。直到萧朝贵在战斗中死亡，杨秀清和洪秀全才率大部队北上。然而此时，清军调集了三万守兵，已经做好一切防守准备。　　长沙战役打了八十一天，艰苦卓绝，太平军死亡无数。然而，战火纷飞中，洪秀全却把军事全权交给了杨秀清，从此“大撒把”。毕竟，打仗太费脑子，他太累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做什么呢？他在长沙南门，在轰隆隆的炮火中，在战士们的喊杀声中，兴致勃勃地监造起玉玺。他在这儿找到了一个技术很好的作坊，亲自画图样，亲自监督，津津有味地看着工匠们给他造了一个奇大无比、设计鄙俗的大玉玺。他还专门成立了诏书衙，派人专门记录他平日的一言一行……　　长沙最终没攻下来，在稍后攻打岳州时，太平军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意外地得到了几千艘民船”。这一意外使他们得以建立水营，“行军作战条件有了改变，因而他们就变更了原定的进军路线”，顺江而下，很快攻下了武昌。　　到了武昌，他们才第一次定下了“战略”，那就是直奔南京，建立“小天堂”。《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讲：“‘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确定下来。”有了水师，也积累了战斗经验，占领南京，倒是顺理成章。回顾太平军的兴起史，他们一路之上，是占一城、丢一城，直到打遍了半个中国，占领了南京，他们手中也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如果太平军在此时乘胜北上，直捣北京，拿下北京城也很有可能，因为那时清朝皇帝已经慌了手脚，准备迁都热河了。可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根本没有这个眼光，来到了“六朝金粉之地”，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关上城门，陷入烟花丛中，享受起“小天堂”的日子了，而把北京抛之脑后。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如此评论：“金陵刚刚建都，他们就说：‘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他们缺乏‘犁庭扫穴’、夺取全国政权的观念，简直把直隶省排除在视野之外，说什么这是‘沙瘴之区’，‘罪奴之地’，甚至说‘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对北伐不以为意，不加重视。”直到享受了十一年之后，南京被包围得很严实，终于无法突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陨灭，结束了占据—固守—突围—占据下一个据点的循环。　　从“万众一心”到“人心离散”　　一　　虽然战略水平不高，在战争前期，太平军却能一路摧枯拉朽。原因是，除了清朝正规军已经烂透了这个因素之外，拜上帝教的宗教力量也不可忽视。　　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记载，他曾说过：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其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丛编简辑》第2册《太平天国·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　　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太平军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金田起兵以来，那些看似强大的清朝正规军在他们这些装备落后的泥腿子面前一触即溃的事实，更加强化了他们这种信念。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万事皆由天父排定，尔等都要练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飞一面变，都难逃天父手内过。……务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顾，天父自然大显权能。尔想在永安时尚蒙天父救出，此时还怕妖魔何事？”在宗教力量的驱动下，前期太平军士气高涨，豪情满怀。1853年6月，美国人戴作士来到镇江考察了太平军的营地。他印象最深的是太平军“对事业的正义性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二　　自从黄巾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与民间宗教紧密相连。这是因为除了宗教外，很少有力量能把中国农民发动起来。　　除了动员作用外，宗教还能提供起义所必需的组织纪律性。传统农民通常眼光狭隘，又一盘散沙，不习惯组织和纪律的约束。一般来说，只有宗教能克服农民的散漫性。民间宗教通常都是权威主义的，强调对教主的绝对服从，宗教组织内部一般都采取等级分明的专制体系，这为将中国农民团结成磐石般坚强提供了最便捷的方法。而“拜上帝教”的一神教性质又使它较那些土产的多神教更有利于建立绝对的专制秩序。在明清历次起义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各地起义者各奉一神，甚至孙悟空、铁拐李等纷纷下凡，以致形成无数个小山头，彼此难以统属。而在太平天国内，只有洪秀全这“独一真神”，其他所有“邪神”一律销声匿迹，这是太平军超越明清诸农民起义形成如此巨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将宗教力量运用到极致的一次大型农民起义。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张德坚这样记载太平天国的“讲道理”仪式：他们在空旷之处搭起高台，宣讲人上台，讲天父上帝生出天王东王来给我们做领导，这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只要好好干，将来都会享福无穷……宣读了一通革命的好处后，又告诫士兵不得开小差：“切不可反草变妖逃走。天父曾说，任尔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现立卡房多处，谅尔等难逃，一经捉获，五马分尸，尔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寻死路，真是被鬼迷被鬼捉，真下贱矣！”　　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神秘主义的本质——可以针对种种现实需要，通过宗教，随机应变地给出各种“解释”；许诺战士们，因为有上帝的关照，刀枪伤不到他们；及至有人阵亡，又可以解释说，这是上帝接这个人提前上天享福。每次打仗，出发之前，他们都鼓励大家，上帝承诺这场战役一定胜利；及至失败，他们又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队伍中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惹得上帝生了气。“众兄弟切不要慌，兄弟们升天乃是好事，胜败常事，总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才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炼我们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合群从众心理。无论成败顺逆，这些频繁的、深入浅出的、集体催眠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能起到安抚人心、维持士气的作用。　　三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成本极低，而效用极大。它的成本只是教主的大脑，功用却像一颗精神原子弹，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出一个群体的极大狂热。　　更何况拜上帝教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的理论漏洞太多。说到底，拜上帝教是一种欺骗性宣传。要长久地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需要教主具有超乎一般的理论构建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洪秀全并不具备。所以，在他构建的“拜上帝教”de理论中，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按洪秀全的说法，他出生过两回。第一回是在天上，由上帝和天妈所生：“未有天地之先，既蒙天父上帝原配即是天妈肚肠生出。”第二回，则“由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而生，以便入世”。就是说，他钻回另一个人的子宫又出生了一回，不论哪一次出生，都与他的生父洪镜扬毫无关系。这不免让洪氏族人感觉有点丧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神圣、威严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邪恶的魔鬼。《圣经》中就提到过一条可怕的七头十角的红眼睛大红龙。在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也依照《圣经》记载，宣布龙是众多妖魔之一。然而定都天京后，天王宫中却依照中国传统，处处用龙来点缀天王的威仪：金玺上铸有龙头，宫殿中建有金龙殿，黄袍上绣有九龙，洪秀全所颁诏书上也都绘有龙凤图案。不久之后，有人提醒洪秀全，以妖为饰似乎不太合适，洪秀全这才惊觉这一矛盾。想来想去，洪秀全独出心裁地命令匠人们在所用之龙的双眼上各插一箭，名曰“射眼”。他说，射过眼的龙，就被镇住邪性，不再是妖魔了。不过过了些日子，眼看着金碧辉煌的大殿顶上盘踞着残疾的龙，毕竟让人心里别扭，洪秀全干脆又下诏宣布，太平天国所用之龙是“宝贝龙”，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妖，不用再射眼了。于是又派人爬到殿顶，拔下箭头……这样改来改去，众人皆知，形同儿戏，不免也让广大太平军心生怀疑。　　甚至对于拜上帝教的立教之基《圣经》，洪秀全也随心所欲，任意更改。　　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并没有读过《圣经》。如前所述，他是通过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传教小册子来了解基督教和《圣经》的。这本《劝世良言》问题很大——它的作者梁阿发是一个只读过四年私塾的工匠，这本书是他写的布道用的通俗小册子，用语俚白粗陋，结构杂乱无章，其中既有基督教义，又包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说相当蹩脚。所以，洪秀全对《圣经》的了解一开始就有许多偏差。　　在读到《劝世良言》四年之后的1847年3月，洪秀全去广州试图加入基督教会，才第一次读到真正的《圣经》。《圣经》的西方文化特质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只有对西方历史文化背景有着深入了解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洪秀全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读书又缺乏耐心和毅力，这次阅读只是囫囵吞枣，并无太多心得。从后来发生的删改《圣经》一事来看，洪秀全这次读《圣经》连许多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圣经》的旧约有记载，因为猪属于“不洁净”的动物，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不吃猪肉。因此，在犹太人眼里，猪是不洁的。然而“拜上帝教”教徒却不知道这一点，公然用猪肉祭拜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无形无体的“纯灵”，洪秀全却告诉大家，上帝是一个老男人，满口金须。基督教的上帝与基督是一体，均非世俗的存在，在洪秀全构建的“拜上帝教”里，上帝却是典型的中国式大家长，不光有妻，还有许多妾。洪秀全说，上帝不光生了耶稣和他两个儿子，还生了许多女儿，也就是他的“众小妹”。儿子都娶了媳妇，小妹们有些也成了亲。洪秀全信誓旦旦地说，上帝的大儿子耶稣在天上给上帝生下了第三代，而且性别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三女二男。　　基督教认为，天堂是上帝、天使和信徒们灵魂的居所，大家熙熙和乐住在一起。洪秀全却认为，天堂也是等级分明的，共分三十三层。《天国的陨落》记载他如此描述上帝所在的“头顶重天”：“其中上帝居住在头顶重天，那里风景独好，是一个威风快活、享福无边的所在。”　　这三十三层天的概念，显然是来自佛教的“三十三天”。不过，凡事不求甚解的洪秀全误读了佛教经典——佛教的三十三天并不是指三十三层。佛教认为，轮回五道分为地狱、饿鬼、畜生、人、天。天又分为三界诸天，即欲界六天，色界十七天，无色界四天。而“三十三天”是欲界六天之一。佛教认为，这些天均处于“迷界”，并非解脱，只有涅槃才是最高境界。洪秀全望文生义，才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四　　定都天京后，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焚毁所有中国经典，大力印行《圣经》。据《天国的陨落》，“计有四百人不间断地从事复制郭士立《圣经》译本的工作，并免费散发《圣经》”。然而，这种轰轰烈烈的印行工作因为一次洋人的偶然来访戛然而止。　　1854年6月20日，也就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一年多之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麦华陀、包令等人访问天京，试图全面了解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一到天京，他们就发现了拜上帝教教义中与《圣经》记载的众多明显不同之处。他们给东王杨秀清写信，引经据典，质问了他一系列关于宗教的问题。他们说：《圣经》明明说上帝无形无像，没有高矮，也没有宽窄。你们怎么能说出上帝的高矮胖瘦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里，你会找到这样的记载：“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里写道：“上帝是个灵。”等等。再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里写道：“差我来的父……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似这样，怎么能说上帝有高矮宽窄呢？　　既然上帝和耶稣是一体的纯灵，怎么可能广娶妻妾、生儿育女呢？　　上帝是个灵。怎么能说他结婚呢？关于他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里你可以找到这样的字句：“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后来耶稣的母亲嫁给一个叫作约瑟的犹太人，为他生儿育女，但从未被称作过圣母。上帝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儿子。　　《圣经》并未告诉我们耶稣生活在我们中间时是否娶过一个妻子。他升天以后，是个灵，和上帝是一体。《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中提到“羔羊婚娶”，谈及基督信徒与基督的婚姻，是用作比喻。　　他们还注意到了三十三重天的问题：　　《圣经》并未告诉我们天有多少重。《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句话，仅仅意味着被接纳入最高天堂，并无有几重天存在，一天在另一天之上的意思。　　……　　提完了上述问题，英国人特别提醒太平天国的人好好阅读《圣经》：“不管怎样，让我向你强调一下查阅《圣经》作为参考的必要性。基督告诉我们：‘研究《圣经》吧，在那里你会认为你已经永生，它们就是我的预言的证明。’”　　据《天国的陨落》，英国人的这封信在太平天国内部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精神地震。太平军虽然大多数是文盲，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圣经》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洋鬼子们比他们信上帝还早几百年，所以他们称洋人为“洋兄弟”。在宗教问题上，这些“洋兄弟”显然更有发言权。一些识字的太平军按洋人的说法去翻查《圣经》，发现洋人所说句句是实。于是，“全城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太平军上下议论纷纷，“拜上帝教”信仰受到空前冲击。那些对太平天国的某些政策比如男女馆制度不满的人，借机纷纷传扬，说洋人“言尔我同教，何以尔分男女馆？”，意思是洪秀全篡改了正宗教义，欺骗了大家。　　洪秀全和天国上层领导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危机，洪秀全等人的应对方式倒是出奇的简单直接：接到英国人信件八天之后，杨秀清又一次代天父上帝下凡，对人们下了一道“爆炸性指示”，说番邦洋人传过来的《圣经》，“多有记讹”，所以“此书不用出先”。也就是说，洋人粗心大意，传过来的《圣经》里把上帝的许多话都记错了。洪秀全亲自上过天，杨秀清又多次代天父下过凡，所以他们所传的话才是正确的。洪秀全宣布，停止出版《圣经》，等他根据记忆，把里面的错误一一改正再说。　　外国人走后，这件事一直成了洪秀全的重大心病。于是在几年之内，他抛弃国事，对《圣经》从头到尾研讨，对其中“记讹”部分进行一一“改正”。把《圣经》中与自己原来的说法不符的地方统统删除或者改掉。　　《圣经》认为“三位一体”，基督与上帝本是一人。洪秀全对此加以驳斥说：“尔偏误解基督即上帝，上天合为一。……缘何朕上天时，却见天上有天父上帝，天母老妈，又有太兄基督、天上大嫂，今下凡又有天父天母天兄天嫂乎？”同理，他证明上帝有形有体的方式也十分轻松——“百闻不如一见”，我都亲眼看到了，那还能有假吗？　　除了教义上的修改外，洪秀全还首次注意到《圣经》中有许多故事反映出的西方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道德有很大差异。对这些，他也从维护“世道人心”的角度大加删改。比如中国人认为“万恶淫为首”，而《圣经》中记载有许多按太平天国道德标准来说是“淫乱”的故事，比如亚伯兰娶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流便与父亲的小妾通奸，阿南娶哥哥的遗孀为妻，犹大与儿媳苟合生出一对双胞胎。洪秀全对此全本着“父女妹嫂不可训”的原则，全盘改写。《天国的陨落》对此评论，改写之后的“圣经“，“登徒子居然能够坐怀不乱，而耐不住空房寂寞的寡妇竟然变得恪守妇道，也实在有趣得很”。　　删改《圣经》花费了洪秀全极大的精力，也影响了他的健康。《天国的陨落》载，对这部三十四万字之巨的经典，“洪秀全逐字逐句审阅，并在必要处对经文加以批注和删改，个别章节甚至重新编写，足见他为之所耗费的心血……在写给艾约瑟牧师的一道诏旨中，他略带伤感地说：‘因视力不好，朕不能一一批改尔等所呈的书文。’长时间从事这种文字工作无疑是导致洪秀全视力减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删改之后，《新圣经》重新印行。然而删改《圣经》的效果远不如洪秀全期望的那样好。绝大多数太平军是文盲，读不了《圣经》。“太平军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很难直接阅读书籍。因此，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来说，这些经籍的刊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大规模的停止出版、删改再版的举动，作用只是在太平天国内部更广泛地宣传了他们信奉多年的经典原来曾经是错误的这一事实。而对于那些稍有文化者，看到洪秀全这样儿戏地将“神圣的经典”改来改去，只能让他们进一步滋生对拜上帝教的怀疑。　　五　　任何一种宗教宣传发挥作用，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心底里的基本诉求。太平军之所以从广西一路跟从洪秀全等人到南京，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和敬畏上帝，更主要的是被洪秀全许诺的巨大的世俗利益所吸引。他们追求的是天父庇护下的天下一家、无灾无难、公平正义和威风快活。　　然而，到了南京后，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发现，到了小天堂后，他们并未能“男着龙袍女插花”，成天吃香喝辣。相反，他们发现自己沦落到了社会最底层。原来，洪秀全等人进入天京后，抛弃了当初许下的“兄弟平等”、“亲如一家”的诺言，建立起了极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只有中高级干部才能高高在上，享有特权。大多数“老兄弟”仍然是平头百姓，生活待遇没有什么改善。基于战时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男女分馆制度仍未取消，男行归男行，女行归女行，太平军战士过着离妻别子的清教徒生活。偶尔有人过夫妻生活，马上被斩首，使广大战士只能靠俘虏小男孩“奸小弟”来满足生理需要。与此同时，高级将领们却公然在天京广娶妻妾，甚至每逢诸王生日，天京城内都要进行大规模选美。各女军中，12到15岁的处女都要受选，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后，每年献给天王、东王各六人，北王二人，冀王一人……　　面对广大太平军战士的不满，洪秀全仍然祭起“讲道理”这个宣传工具，四处派人“讲道理”，以消除太平军内部的“错误认识”，使他们“顺天知命”，安于自己的卑贱命运，不得反抗上帝。　　对于高级领导可以多妻而普通士兵夫妻不许团聚的问题，洪秀全的解释很简单——这是上帝定的，至于为什么，上帝也没说，反正大家遵守就是了。《天国的陨落》引用史料记载说，洪秀全宣布上帝的旨意时说：“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爷今又降圣旨曰：妻子应娶多个。”“婚姻天定，多少听天。”上帝既然这样说了，那肯定就有上帝的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顺从上帝旨意，“不要忌妒”。　　至于选美，洪秀全的解释是：“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　　群众对选美这件事特别反感，一到选美之时，纷纷逃避。太平天国三年十月，洪秀全命人在南京贡院专门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讲道理”，纠正人们的错误思想。据《天国的陨落》，这次活动洪秀全的表兄黄期升上台主讲，他说：尔等幸有天王，天王为天父第二爱子，救尔等世人，尔等俱要报恩。报恩若何？打仗杀妖是第一报恩事也。现在无妖可杀，无以报恩，细思尔等有女，各要献贡天王。勿匿，匿则杀。　　就是说，你们的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王的。原来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杀敌来报天王的大恩。现在无敌可杀，所以你们就要贡献女儿来报天王之恩。　　针对许多战士对自己在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却没有得到回报的抱怨，洪秀全解释说，太平军势如破竹，全靠天父的安排，而不是靠官兵们的牺牲贡献，“有天不有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你打仗再勇敢，也不能获胜。所以功劳应该记在上帝和天王头上，大家都是受益者、受恩者，不应该以功臣自居：“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岂人力所能荡除，实天功之所歼灭！”　　进入南京后，太平军强敌环伺，兵火连天，物资供应一度紧张，底层士兵生活非常困难。洪秀全和其他高级将领却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府第。由于人手不足，抬砖、凿池、修塘等重体力活儿都由女子承担，那些原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南京闺秀一个个蓬头垢面，在街上扛木头、搬砖头，这一情景史无前例，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对此，洪秀全和杨秀清又专门组织人“讲道理”，他们说：“然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　　洪秀全不能理解，太平天国前期的“讲道理”效果显著，主要不是因为“泥腿子”们容易愚弄，而是因为这种宣传与广大太平军心底渴望胜利、渴望“龙袍角带在天朝”的愿望相契合。到了小天堂之后，洪秀全本应该致力于兑现部分承诺，让追随者享受到一部分利益，以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解放全国”。然而，他一味迷信宣传愚众的效果，不想牺牲任何一点实利。任何一种宣传如果完全沦为私利服务的工具，则无论你怎样巧舌如簧，效果也难免大打折扣。更何况，太平天国后期的宣传是这样的蛮不讲理、信口雌黄。如此繁重而不人道的体力劳动在讲道理者的口中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了“些微劳苦”，自己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要为高级将领修建豪宅，却被说成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这样“讲道理”没有任何说服力。　　事实证明，洗脑绝不是万能的。在太平天国后期，“讲道理”等宣传方式不但不能像前期那样产生巨大的鼓动效果，而且很多时候甚至起反作用。越到后来，这种离谱的宣传就越在人们的头脑中滋生着怀疑。　　六　　导致太平天国军民信仰最终破灭的是“天京事变”。在太平天国神话里，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且最受上帝信任，不时代上帝发言。韦昌辉则是上帝第六子。如今，在第二子天王的命令下，第六子起兵杀了天父的化身第四子。上帝他老人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个大家庭家破人亡，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于“拜上帝教“教义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连最执着、最昧然的底层信众，在此事过后，对拜上帝教的信仰也彻底动摇了。　　“天京事变”后，支撑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那股神奇的宗教力量彻底失去。太平军内部流传起“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的民谣。各地太平军将领拥兵自重，“各有散意”，全力以赴经营自己的小地盘，上下指挥不灵。支撑太平军作战的唯一动力，就是升官发财这些现世欲望了。洪仁玕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祗知有天父天兄，不怕妖魔鬼……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的命运，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底层文化的狂欢　　一　　如果你能穿越时空，在1860年前后进入太平军控制区，你会发现你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　　首先，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着装十分怪异。　　太平天国普通士兵的穿着打扮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全身从头到脚，穿得都是一路上陆续从大户人家抢来的衣服。上流社会的华贵服装，穿在革命战士身上，显出一种颇为离奇的混搭效果——许多男人穿着大户人家妇女的阔袖皮袄，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更有的士兵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内裤误当成某种新式帽子，堂而皇之地套在头顶。凡此种种，让人眼花缭乱。《贼情汇纂》卷六载：“有贼妇而着男子马褂，穿厚底镶鞋者，有男贼而着妇人阔袖皮袄者，更有以杂色织棉被面及西洋印花饭单裹其首者，青黄红绿，错杂纷披。”柯超《辛壬琐记》载：“……以女子亵衣围项，裙裤蒙头”。　　至于各级官员，服装更是斑斓夺目。太平天国称清代满族式的官服为“妖服”，拒绝使用。但是大汉民族的官服如何制作，他们也不清楚。所以一开始，太平天国官员基本上都是抢戏班子的戏服作为官服的。由于官多衣服少，所以每攻克一地，太平军最首要的事就是四处寻找戏班，没收行头。这种现象在许多材料中都有记载，比如涤浮道人在《金陵杂记》中说：“初入城时，曾掳戏班中衣服穿着。”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亲自设计天国的官服系统。官服总体上仍然采用戏服风格，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说：“莫言臆造无蓝本，村落戏场颇常见。”天国的高级官员穿黄缎龙袍，中低层官员则穿红缎袍。　　太平天国官服有一个与中国历代官服都不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把官名直接写在官帽官服上，以凸显官员阶层的威严荣耀。比如洪秀全的帽子“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至于衣服，则将官名绣在马褂胸前的团花上：“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于马褂前团内。”　　对，您没读错，是马褂。洪秀全要求太平军见到穿清代官服也就是“妖服”的人一律杀掉，但是由于常识的缺乏，他和他的战友们居然不知道马褂是彻头彻尾的满族衣服，所以明文规定，在官服的长袍外面，必须套上马褂。故马寿龄接下来讽刺说：“其实马褂及袍袄，依旧用我王朝仪。”　　这种误会不光发生在官员身上。客家女子为了劳作方便，从不穿裙子。客家人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们误以为裙子也是满族人传入中国的“妖服”，定都天京后，传谕“全国”，女子一律不得穿裙子，违者痛打。另外不知何故，太平军误认为江浙民间常见的毡帽也是满族服饰，立法严禁。所以当时有歌谣说：“初破城，即下教，女子去裙男去帽。”　　二　　另一个怪异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性生活的国家。　　因为相信“淫为万恶之首”，迷信“性”会降低战斗力，所以太平军实行男女分开的制度，严禁发生性行为。《太平条规》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一旦和异性发生关系，“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格杀勿论”。　　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内的“讲道理”、“礼拜”等聚众场合，一律实行男女分开的制度。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男人即使到女馆探望自己的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母子之间，也只能隔着门问答。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这一说法在太平天国《天情道理书》的规定中找到了印证：“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为了确保男女隔离，连太平军请民间妇女缝补衣服等，也“概斩不留”。 《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规定：“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在这种严厉的政策下，太平天国内的所有公共场合，比如街市茶肆等，男人女人一律不敢交谈：“每入茶肆，但男女不得交谈。”　　这样严格的男女禁忌，在中国历史上尚未有先例。中国文化中的男女之大防，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推上了顶峰。　　三　　除了生活习惯明显区别于清朝统治区外，太平天国的时间系统也自成体系。比如太平天国的壬子二年正月初一，却是大清王朝的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内其他地方刚刚过了小年，太平天国却已经欢度新春了。　　“奉正朔”和“改衣冠”一样，在中国文化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政权来说，建立之初，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改年号，以示与旧政权一刀两断。不过创建新历法的行为却极为罕见。因为这需要专门的天文历法知识，一般的农民起义军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极个别的民间宗教家，为了宗教宣传的需要进行过简单的修改历法活动。比如嘉庆年间“收园教主”方荣升就曾经创造了新的历法，每年规定为十八个月，每日规定为十八个时。这种修改，是为了使时间运转符合白莲教的教义——据白莲教传说，未来弥勒佛执掌宇宙时，每年应该是十八个月，每日十八个时。但这次改历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具体的月份推算方法，还是和旧历一样。　　只有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废除了旧的历法，建立了全新的时间体系。这一工作，是由天国政权里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南王冯云山亲自完成的。　　出于奇特的农民式的禁忌心理，冯云山认为，中国历代沿用的太阴历，因为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闰月，所以不规整、不吉利、不完美。用罗尔纲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要求完满，要取吉祥，反对亏缺，避忌有欠缺的事物。他们宣传‘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一用闰法，就显露出有所亏缺，触犯了太平天国的避忌。所以天历绝对排斥用闰法。”　　因为不用闰法，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所以冯云山创立的天历每一年就比实际的年长了十八时十一分十四秒。这样累加下来，每二十年就比实际的年多了十六天多，差了一个节气。每四十年，就差了一个月。　　为了调整这个误差，冯云山的设计是每四十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减去一个月。不料这个修改方案报上来，洪秀全大不高兴。他认为，在天国之内，事事只能有加无减才吉利。他发布圣旨说：“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这样一来，天历不但不减，反而每四十年再加上一个月，误差就达到了两个多月。也就是说，一百二十年之后，太平天国历法规定的冬天，正好出现在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候。好在太平天国只存在了十六年，天历运行到后来，也不过与实际时间差了十来天，对天国统治区的人民生活没有出现致命的影响。　　不过一些小小的不便难以避免。比如天历规定的中秋节，并不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广大太平军“大摆宴席，笙歌竞作”，摆好了瓜果梨桃，聚众赏月，发现月亮升上来后居然不圆，新参加太平军的战士大为愤怒，没想到月亮居然敢不听天父上帝的调遣，遂纷纷搭弓放箭，射向月亮——“见月之不圆也，率众射之”。　　四　　除了日期与清朝不同外，从外地来到太平军统治区，你还要学习一项新的规矩：聊天说话或者写信作文之时，要记住多达几百个避讳字，否则可能受到严惩。　　避讳乃中国特产。中国人认为，直呼尊长之名是不礼貌的，所以皇帝和尊长的名字不可直接提及。这个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不过，在普通时代，这种麻烦还算有限：你一生需要记住的避讳字不过那么几个。然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这种麻烦可就大了。　　正统王朝的避讳，只是讳皇帝的名字。然而在太平天国治下，需要避讳的名字太多了：你不但要避洪秀全的名字，还要避洪秀全父亲和儿子们的名字；你不但要避天王一家的名字，还要避首义诸王的名字；这些字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而且由于这些起自底层者的名字用的都是“秀”、“全”、“福”、“贵”、“云”、“山”之类的通俗之字，要在日常生活中完全避免提到这些字，实在需要时时留意，刻刻惊心。　　事情到此还远不算为止。不但领导者的名字是禁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连“君”、“王”、“臣”、“后”、“主”、“督”这样的字，也因为代表了尊贵和权力，居然也成了需要避讳的字。姓“王”的必须改姓“黄”，“君”字要用“上”来代替，“臣”字要用“下”来代替，“天后”改“添後”、“天厚”。　　不但这些尊称是避讳，连“京”、“都”、“宫”、“阙”、“殿”、“府”这样贵族、官员居住的地方，也不许在文字中直接提起……　　除了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规则外，洪秀全还创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避讳规则。比如因为洪秀全尊基督为“先师”，所以“师”字不能用，要以“司”字代替。因为《圣经》中称耶稣为“人子”，所以最常用的“子”字居然也被禁用了，《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良民，不得称子民。”又因为“拜上帝教”规定，耶稣是洪秀全的哥哥，所以“哥”字也不能用……　　除了以上这些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还有一项极为有特色的避讳——迷信避讳。中国民间历来有迷信避讳的传统，比如百姓日常生活中忌讳提到“死”，以“老”字代之。但是这从来都仅是一个民间习俗而已，只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这种避讳传统首次升级为国家制度。太平天国明确规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许提“败”字，说到“败”时要改为“胜”，所以“战败”必须叫作“战胜”。与此相类似，“丧”、“死”、“亡”、“减”、“无”都是避讳字，“丧事”要叫作“喜事”，“减少”要叫作“斡旋”。因为“无锡”的无字不吉利，所以在太平天国之内，这个城市被改名为“抚锡”。　　五　　一提起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我们的头脑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定式：底层文化是革命的、质朴的、道德的、进步的，上层文化则是专制的、落后的、虚伪的、腐朽的。　　这个定式其实并不完全那么靠得住。事实上，建立在贫乏的物质和智力基础上的底层文化，很多时候更听从于嘴巴和胃，而不是大脑和心灵。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较有超越性的内容，大都属于上层文化：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什么天下之行，大道为公，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都是上层文化的命题。“朝闻道，夕死可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类的非功利的执着精神，是底层文化所缺乏的。甚至历代农民起义者喊出的“均田”、“均富”、“摧富益贫”口号，最初也都是儒家学者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农民发明的。　　除去水浒式的热情、质朴和反抗精神外，底层文化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专制、保守、愚昧的一面。　　底层文化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传统等级宗法制度的要求，相反，在长期的被统治、被压迫中，他们积累了对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强烈向往。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表现出对财富、权力的赤裸裸的向往，对威风尊贵、等级制度近乎变态的迷恋，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六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政权。　　还早在永安时期，建国大业八字还没一撇，洪秀全就在敌人重重围困中，置敌人数万大军于不顾，兴致勃勃地开始制定等级制度。他忙着把太平军（此时不到一万人）的军官分成十六等，什么王、国宗、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军帅、师帅等，名类军官多达三十九种。与等级地位相配套的当然是物质待遇，洪秀全专门下诏，将所有物资供应都按级别进行划分，比如他规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级递减半斤，直至总制以下无肉。　　把一万人分成十六等之后，洪秀全又废寝忘食，耗尽心血制定了烦琐周详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这十六级之间见面的称呼，相互应该行什么礼节，对他们的家属亲戚如何称呼、如何行礼。他规定，人民要称王世子为“幼主万岁”，称他的三儿子为王三殿下千岁，四儿子为王四殿下千岁，如此等等。称他的长女为天长金，二女儿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和兴趣，可以细读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奇书。　　在行军过程中，他无暇完善这种等级制度体系。进入南京之后，洪秀全终于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他的创世天赋了。在太平天国之内，贵贱尊卑之分远比清王朝要严、要细。可以说，号称平等的太平天国社会里，等级差别的细化不光是达到了中国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人类史上的最高水平。太平天国社会之中，人们被分为十几个等级，这个等级是代代世袭、永不改变的——为官者，世世为官；为农者，世世为农。各等级之间尊卑分明，权利待遇有着重大差别。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个等级之间，也有精细的内部区分。比如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之间，就有明确的高低贵贱——天王为君，以下东王第一，其次是南、北、翼、燕、豫五王依顺序排列。所以天王称为“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南、北、翼诸王依次要递减一千岁。　　这种差别在生活起居的各个细节中都明确地体现出来：天王府的宫殿中的彩绘是双龙双凤，东王府只画一龙一凤，南、北、翼、燕、豫五王府则画一龙一虎；天王冠上绣的是双龙双凤，东、北、翼王的王冠上则绣双龙单凤；这三王的凤凰也有差别：东王帽上的单凤栖于云中，北王的单凤栖于山冈，翼王的单凤栖于牡丹花上。至于龙袍上的差别更为一目了然：天王袍上绣龙九条，东王绣龙八条，北王七条，翼王六条，燕、豫二王各五条。他们下达的文书称呼也不一样：天王的文书叫“诏旨”，东王文书称“诰谕”，北王文书曰“诫谕”，翼王为“训谕”，燕、豫则是“诲谕”。至于玺印，尺寸也有严格不同：天王玺印八寸见方，东王印长六寸六分，宽三寸三分，以下依次递减。　　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派翻译官麦多士与北、翼二王会见。麦多士发现，由于两王排序有先后，所以态度上也分出明显的尊卑：“北王阶级高于翼王，故后者只注视恭听，不与吾直接谈话。北王向其注视或交谈时始开口，然亦不过寥寥一两句耳。”　　太平天国的社会成员，对等级差别珍视得如同眼珠。违反这种等级差别，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在天王府大门外高悬十余丈的黄绸，用朱红色书写了直径五尺的大字，数里可见，上面写的是：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许进，否则雪云中。　　雪云中就是云中雪，“刀”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得靠近，否则杀无赦。　　天王府内的金龙殿，只有首义六王可以进入，其他人绝对不得入内。洪秀全曾就此事专门发过指示：天王降诏曰：“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以理而论，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　　这件事为什么“极为关系”，必须明确记诏下来并且要“垂之永远”，洪秀全没有说清楚。他的许多话用不着清楚，那都是上天的昭示，人民照着做就行了。　　太平天国社会中，人们绝不可以下犯上。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军人百姓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除了这些高级官员，社会其他阶层也一样尊卑分明：“凡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下级见到上级，必须起立致敬，违者将受到肉刑直至斩首等处罚。　　《太平天国》载：有一次，负责给燕王秦日纲看马的一位太平军士兵在燕王府门前闲坐。正巧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也是拜把子兄弟的叔叔，从燕王门前经过。燕王的马夫忘了起立致敬，令这位同庚叔当场大怒，命人把马夫打了二百鞭子。这还不算完事，事情报告到杨秀清后，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对这位敢于不尊礼仪的太平军战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七　　正如燕王牧马人的悲剧所展示的，太平天国的文化中严重缺乏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太平天国领袖生活中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用上太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太监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没能拥有这个技术手段。事实上，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命人“制造”太监，但是没能成功。潘旭澜《太平杂说》载：“太平军要为天王府制造一批太监，但又缺乏有经验的医生，对割什么，怎么割，敷什么药，都不了然。于是，将四千（一说三千）多童子兵胡割一通，大多数流血不止而马上死去，少数不久之后也因创口溃烂而死。”对于此事，清代民间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的记载是：“贼取十三四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官方记载则有向荣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所提到的太平天国“近更阉割幼孩，死者甚众”。这一直是太平天国高层生活的一大遗憾，杨秀清对天国社会的这个“不足”一直念念不忘。潘旭澜《太平军中的童子兵》记载，过了几年，杨秀清“令李俊良主持，再找一大批童子兵阉割，虽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大都阉死了，但也还是以失败告终”。清朝这边，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是：“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　　太平天国政权人道精神的缺乏还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太平天国的战斗力来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前面提到的宗教宣传，另一方面就来自杨秀清建立的严明的纪律。　　杨秀清和朱元璋一样，都是迷信纪律的铁腕人物。罗尔纲说：“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的严明纪律。”　　事实上，这种纪律不是严明，而是严酷。法律学者说：“天国刑律对重罪和轻罪甚至轻微过失，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确实，生活在太平天国之内，你有太多“机会”被砍掉脑袋。　　《太平天国》一书中有描述，在太平天国内，如果举行“讲道理”时发现你两次无故不到，则“斩首不留”。礼拜仪式三次缺席，也“斩首不留”。《太平刑律》上明文规定：“凡各衙各馆兄弟倘有口角争斗，以及恃强斗架，俱是天父所深恶，不问曲直，概斩不留。”除此之外，如果在干活执勤时口出怨言，也是斩首：“凡挑濠沟筑土城，一切军中事务如有口出怨言者，斩首不留。”至于辱骂官长、私留“妖书”、唱邪歌邪戏、饮酒赌博者，一概斩首不留，甚至连剃胡须、刮面等，也“皆是不脱妖气”，也得斩首示众。　　其实“斩首不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最严厉的惩罚。在《太平刑律》六十二条中，除了四十三条“斩首不留”外，还有三条“点天灯”和“五马分尸”。　　所谓“点天灯”，主要用于太平军中那些犯通敌谋反或老兄弟犯有强奸妇女的重罪者，但犯轻微过错者在长官的盛怒之下也可能被处以此刑。具体做法是“将人自顶至踵，裹以纸张麻皮，入油缸内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白蜡堆足心，用火燃之”。　　“五马分尸”则是“以笼头络颈，和发绫缠，系于马后足，四肢各系一马，数‘贼’齐鞭之，瞬息肢解”。　　除此之外，还有“凌迟焚灰”等更为严酷的刑罚。最为恐怖的则是关于连坐的规定：“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经天父指出，通馆通营皆斩首”，甚至“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　　《太平天国》记载，张德坚对此评论说：“‘贼’之灭亡，则在虐民无人理。诸伪制皆足以亡之，而尤以伪律为至酷耳。”这虽然是统治阶级的看法，但也并非毫无事实依据。　　八　　人们历来批评晚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愚昧颟顸，特别是对外礼仪上的不识时务，其实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一点上比清政府走得更远。　　定都天京后，西方各国的公使对这个“新兴王朝”都充满好奇和期待。他们认为，这个信奉“上帝”的政权，应该比清政府更文明、更进步、更好打交道，因此纷纷派人前来考察。谁知道，他们看到的一切，远远出乎先前的想象。　　1853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兴致勃勃地率团来到南京。没想到，这个基督教政权对待“洋兄弟”的态度，居然比清政府更自大、更傲慢。文翰派他的随员密迪乐作为联络员进城交涉，密迪乐刚刚进入王府见到北王，周围的士兵就大声喝令他下跪，密迪乐断然拒绝，与太平军争持起来，最后捎回一封信作为这次交涉的结束。文翰打开天国给英国的这封文书，发现开头赫然写道：“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对外观念，只好黯然返航了。　　这种礼仪之争一直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认为他们是天朝上国，外国夷人前来必须以进贡的身份，匍匐在地，乞求天国恩典，太平天国才能与他们交往。外国公使当然难以接受这种方式。后来“顶天侯”秦日纲在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时，公使要求与他并坐在大厅里，他则要求公使必须坐在他的下位，双方就这样谈崩了。　　在对外公文中，太平天国又拾起清政府已经摒弃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居高临下口吻，美国公使麦莲刚来到南京，就接到这样一道来自太平天国的“指示”：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尔等果能敬天从主，我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西方人本来对太平天国持乐观态度，但与天京政权接触之后，他们迅速调整了外交重心，不再理睬太平天国，而是倾向支持清政府。　　过于迅速的腐化　　一　　一般来讲，基于旧政权的腐败而建立的新政权，总会展现出一副蓬勃向上、清新有为的崭新面貌。而太平天国这个阶段为时甚短。从一开始，太平天国政权就展露出强烈的腐化欲望。攻占武昌之后，洪秀全不是致力于考虑如何打破清军的围困，而是派出士兵在武昌大肆搜求财宝美女，在武昌又建立了天朝门、天朝殿，铸造“金龙头金玺”，令军民进贡献礼，挑选嫔妃。定都天京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享乐之中。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生活过得比所有皇帝都气派。他“朝晚两食，掌庖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馔，杯箸亦用金镶，后尔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　　传教士富礼赐记载了他在天京访问时亲眼见到天王进膳的情形：“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高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各声始停。”天王进膳，不但要击鼓奏乐，竟还要配上炮声，古今中外只此一例。　　而杨秀清等诸王的排场也不小。外国人记载他们的见闻时说：“每天早上八点，有八百到一千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　　而杨秀清出行时的排场更为搞笑。　　太平天国官员出行，仪仗上较传统有极大创新。底层农民出身的太平天国上层，将农民风格、农民气派、农民趣味发挥到极致，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杨秀清，人称“如赛会状”：仪仗多达千数百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这都不算出奇。出奇的是随后还有许多人舞着一条长约数十丈的洋绉五色龙，高丈余，敲锣打鼓地在杨秀清大轿前开路，杨秀清的大轿由五十六人抬行，轿后跟着属官近百名。队伍的最后面，仍然是一条数十丈的长龙收尾。把舞龙舞狮之类引入官员仪仗，体现了太平天国精英们不羁的创造力。“以此炫骇愚民，以为尊贵无比，若天神然。”　　太平天国高层的农民趣味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黄金崇拜”。当时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当中这样写道：“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而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身穿金纽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手牵的金车。”据说连天王府的尿壶，娘娘们骑马用的马镫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洪秀全本来还计划用金子打桌子，打灯台，但是发现，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所有金子都已经用光了，只好作罢。　　二　　由于缺乏励精图治的意志，由于没有政治经验，更由于他们拒绝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核心，所以太平天国政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原始的、没能充分发育的、具有浓重底层性格的政权。在以严刑峻法为法宝的杨秀清死后，它马上变得软弱混乱。从政治纪律、管理水平、政治效率诸方面看，它都不如它的敌人——已经大大衰落的清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很混乱。它没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天京城里各王府均为小朝廷，机构重叠，系统紊乱，用《贼情汇纂》的话说就是“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行政效率相当低下。　　其次，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缺乏抓牢权柄的意志力，中央软弱涣散，党争迅速发展起来。洪秀全喜怒无常，对人忽用忽废，几派交替得势，朝事混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在太平天国政权从上到下迅速蔓延开来。当上帝信仰破灭后，升官发财成了这个政权运转的最大动力。太平天国后期选拔干部，一看上面有没有人，二看花多少钱。　　《天国的陨落》一书的作者认为，血缘是太平天国后期用人的第一标准，杨秀清的表兄、外甥、姐夫，并无才能，但均获高官。甚至连给他治病的医生也因为讨得他的欢心，位高权重。而起义之初就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的罗大纲，却位列这些人之下。钱多钱少则是第二标准。天京事变之后，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又而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　　强烈进取之心消退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的全部精神都沉醉于追求升官发财之中。《立法制喧谕》载，洪仁玕的说法是，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据《天国的陨落》，时人记载，在太平天国政权后期拜年时，太平军相互问候，都用“高升”。拜年者进门齐喊“升官发财”，对上级祝贺“老大人高升”，上级回答：“大家高升。”甚至在宗教仪式中的祝词也发生了变化。《金陵癸甲纪事略》载，太平天国礼拜之时，人们念的赞美经最后一句本来是“魂得升天”，到了天京后，却被某官改成了“功成名就”。　　在太平天国官场上，晚清官场的种种弊端一应俱全，且都发扬光大，出于蓝而胜之。官员赴任或者升官，要部下送“开印钱”，部下则又分摊给百姓。清朝官员这是私下索送，太平天国则公开以公文索要。比如，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诸暨许军帅札示师帅，说：“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都是基层行政单位）派费钱三十千。”六天之后，又发来公文，说：“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建造王府，日常应酬，吃喝玩乐，过生日，都要摊派给百姓。有记载，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单是嘉兴县王店镇就被摊派了三千两银子。　　三　　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不算高。　　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　　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报告中提到，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做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　　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超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甚至百倍。上面要求收一百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二百两、三百两甚至一千两，如《天国的陨落》所记：“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括，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甚有情极自尽。　　苏属一带，贼氛尚恶，现又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吕厍戏场、博局亦系师帅爪牙所开，日往花船，消耗不少。　　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残忍。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七十文。“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　　在太平军治下，这些包租者都发了横财。《天国的陨落》记，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除了一部分定数作为军饷外，“余下者悉饱（办局者汪心耕）私囊”，仅此一项就“获银数十万”。管理税卡的沈枝珊，所收税款，上交军营的不过十之二三，“余尽归己”。“又倡言起造听王府，按田摊派一次。又倡修嘉兴海塘，又摊派一次。凡有路过伪官，必摊派居民迎送各费”，乃至“积资至数十万之多”。　　四　　很自然，在太平军的治下，民众的生活十分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在1857年1月15、21、31日报道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富赐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他惊讶不已：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的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　　另一个外国人记载道：　　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它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得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　　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有记载道：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　　五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据葛剑雄等学者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太平天国造成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了六千五百万人。考虑到人口的正常增长率，“这五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必然多于此数”。“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　　洪秀全的家庭问题和治国方式　　一　　正如“拜上帝教”教义构建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洪秀全的能力相当有限。　　其实不要说管理国家，就是管理后宫，都足够他手忙脚乱。阅读洪秀全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处理与妻妾们的关系，是洪秀全生命中的重要内容，耗用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判断，还是在贫贱夫妻时期，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洪秀全和结发妻子赖莲英的关系就不怎么好。成为教首之后，洪秀全和老婆更是经常打架，打老婆成了洪教主的家常便饭。由于下手太狠，经常把赖氏打得起不了床，甚至引起天上的上帝和耶稣的极大不安，屡屡“下凡”来“教导”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有一次洪秀全要从广西回花县老家中处理事务，天兄耶稣特意下了一次凡，殷殷嘱咐他：“洪秀全胞弟，尔回去家中，时或尔妻有些不晓得，尔漫漫教导，不好打生打死也。”　　在太平天国正式起义之前，作为教主的洪秀全就拥有了十五位“娘娘”。然而他和这些娘娘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和谐。虽然贵为天神和教主，然而从天父天兄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人看不起洪秀全，经常有怠慢之举。所以太平天国元年正月，太平天国刚刚起事，正与清军激烈作战之时，天兄还不得不抽空下凡来调节洪秀全与妻妾的关系：天兄恐各娘娘有怠慢天王之处……乃指示：“自今以后，各小婶有半点嫌朕胞弟，云中雪飞；有半点怠慢朕胞弟，云中雪飞。不拘那一个，凡有半点嫌朕胞弟及有半点怠慢朕胞弟者，尔一面奏明，不可隐也。”　　王庆成说，天父天兄管洪秀全的家务事，为的是“洪秀全不受其众妻子的怠慢嫌弃”。以教主之威而不能获得这些身边之人的足够尊重，洪秀全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天父也为洪秀全与众妻子的关系屡屡大伤脑筋。进了天王府的洪秀全故技重演，高居垂拱，与外界隔离，数年不出天王府一步，以维持自己的神秘形象。虽然政事全部交给了杨秀清，但他在深宫之内，倒也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主要在忙着管理老婆。关于他的妻妾数量，有说八十八位，有说九十九位，还有说一百多位的。不管具体是多少，总之数量巨大，管理起来非常有难度。洪秀全废去她们的名字，给她们编了号，诸如第十六妻、第三十二妻之类，以便管理。但是即使采用了数字化手段，他和妻妾们闹矛盾仍然经常成为太平天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看这段《天父下凡诏书》中天父谆谆教导洪秀全如何处理妾与女儿关系的话：今蒙天父开恩，娘娘甚众，天金亦多，固不可专听娘娘之词而不容天金启奏，亦不可专听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启奏。凡有事故，必准其两人启奏明白，然后二兄将其两人启奏之词，从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非，不致有一偏之情也。　　也就是说，洪秀全有许多爱妾，也有好几个女儿。她们倚仗宠爱，彼此攻击，令洪秀全时而偏听偏信，时而左右为难，焦头烂额，一塌糊涂。上帝不得不教导洪秀全：“你要兼听则明，两方面的说法你都听听，然后再下判断，才不至于老是犯错误。”　　这次下凡中，天父又一次提及洪秀全打老婆的事：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误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　　从杨秀清这段谏言看，洪秀全对嫔妃经常因为“小过”就用靴头击踢，或是杖责，连怀孕者也不能幸免，甚至强迫怀孕的嫔妃服侍他。　　及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年），洪秀全与结发妻子赖氏闹矛盾，又劳得天父操心下凡，为他们调解。这一年八月，赖氏向自己的婆婆，也就是洪秀全的母亲请安，婆媳俩聊起家务事，聊得高兴，多说了一会儿话。不料这就触犯了洪秀全的规定。原来洪秀全早有规定，“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妻子们不可久离宫中，因此把赖氏又痛打了一顿。赖氏不服，哭天抹泪，天父不得不再次下凡到金龙殿，责备洪秀全“前诏有错”，上帝说：“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宫内事不必拘执。媳来候母，孝敬之道也。尔记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何必如是过执乎？……”经过上帝的严肃批评，洪秀全承认了错误，这次夫妻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二　　为了不劳烦上帝他老人家总下凡，洪秀全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对娘娘们的管理水平。他采取软硬两手措施。软措施就是思想教育。洪秀全花费大量精力，写了近五百首“天父诗”，教导这些妻子怎么为自己服务。这些诗歌语言平实，内容丰富。比如：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这是教娘娘们要一条心眼对天王，不许狡猾。　　还有那首著名的“十该打”：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硬项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问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天父诗》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一首是教导宫内如何洗澡的：嫂在洗宫姑莫进，　　姑理洗水嫂莫进。　　教导妇人不得偷吃水果的：　　旧果放盘到明日，新果来时平匀食。　　新果未来有乱食，同徒奏出有重责。　　还有批评娘娘们睡懒觉的：　　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　　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　　对妻子们的服务内容、服务水平和服务标准，洪秀全提出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要求。比如夏天，娘娘们除了不断打扇外，还要及时递上茶、面巾和尿壶：“扇拨飞虫是热天，茶洁泉三样相连。”（《天父诗》第124首）献了茶之后，就要送上“洁”，也就是面巾。再过一会，就要送上用来接“泉”（按太平天国的避讳制，是特指“尿”）的尿壶。冬天洗澡时，每个人要拿四条干手巾：“天寒洁身最紧关，起身帕到草莫奸，四条燥帕伺候便，闲手不顾个个难。”（《天父诗》第297首）就是说，他洗好了澡起身，这边四条干手巾就马上上去擦，不许有一分钟耽搁。如果谁偷懒，那么必然大难临头。“洁嚏因何洁倒须，大胆不遵成乜妻。”（《天父诗》第393首）这一句是说，打喷嚏打出鼻涕，小心把鼻涕擦干净就好了，不许碰到胡子！如果大胆不遵，有你好看的……　　至于硬措施，那自然就是体罚了。　　最常见的体罚是“打入冷宫”。《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中说：“我妈与第四母不和，父亲因此将两母均锁闭了好些时。”其他体罚品种包括打板子、抽嘴巴、罚跪、罚顶灯等等。洪秀全性格暴烈，这些体罚经常产生严重后果，造成后妃的残疾甚至死亡。洪秀全的《天父诗》中，就有许多相关记载。比如第128首道：“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明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第456首道：“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好心顾亮替人救，免亮延烧无了止。”第387首道：“因何无亮冲起来？因何亮起不救开？亮冲起来谁人受？亮不救开烧死该！”　　“亮”就是“火”的意思。从这些诗看来，洪秀全发火之时打死的妃子宫女不在少数。罗尔纲说：“洪秀全这些诗就是叫人莫惹起他发火，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在他身边的人见他发火，必须要替那个惹他发火的人去救火，以免延烧无了止。”　　除了直接打杀之外，洪秀全宫中更常见的是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这些惹他生气的女子。有的酷刑叫“煲糯米”，就是浑身缠上布条，浇上油，活活烧死。还有一种叫“烧硫黄”——“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　　三　　从这些体罚措施的严重后果看，洪秀全后期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变态症状。　　打死人之后，洪秀全心中也不痛快。所以他写了许多诗，教导后宫女子们，一旦见到他发火，就要想方设法来求劝，以免再出人命。第285首道：“亮起速快求开恩，不求莫怪亮连天，见人跪求替人奏，不奏亮起在眼前。”第187首道：“亮起跪求要虔诚，亮未救缩莫起身。亮红速跪速救乌，一个起身不容情。”罗尔纲解读说：“他不但要惹他发火的人跪求开恩免死罪，就是身边的人也都要替那个人跪求。当他发火未停时不得起身，如有人敢起身，就要治罪，他知道发火是不对的，但自己控制不住，须要有人给他平息。”　　洪秀全明知道自己发火杀人是不对的，所以奖励那些能劝住他的后妃，并且说，谁能从他盛怒中解救人出来，谁就有功有福。第202道：“回回亮是谁人救？救得亮多福己求。回回救亮真月亮，真草（心）对天配日头。”第312首道：“宫内最贵两十宫，因会救亮故高封。真会救亮真月亮。”第313首道：“真会救亮脱鬼迷，真会救亮是真妻。真会救亮好心肠，真会救亮识道理。”洪秀全自称是太阳，所以称他的后宫为月亮。“两十宫”，就是他的第二十个妻子。　　从这些诗作来看，洪秀全显然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罗尔纲认为洪秀全有轻微的精神病：“他性情暴烈，心境不安，整天处于烦躁之中，这是他于二十五岁那年患的精神病的后遗症。”　　四　　从现有资料判断，起码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人格上出现很大问题。他缺乏耐性、不能吃苦、心性浮躁的缺点越来越突出。　　任何一个用宗教发动起来的起义，最终还是要落脚到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上来。如果现实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宗教狂热势必渐渐衰落下去。所以，成功的起义运作模式是在起义达到一定势能后，就逐渐淡化宗教因素而壮大世俗因素，通过满足人们的世俗利益而继续革命势头。朱元璋就是这样操作的，虽然他投入的起义也是用白莲教动员起来的，但是他独当一面之后基本上摒弃了宗教。　　然而洪秀全越来越迷恋宗教的力量。在现实世界中，洪秀全能力平庸。用兵、打仗、管理官员、处理政务，他感觉到的只是挫败、厌烦、无趣。只有在非现实世界，他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修改一切。正如阿Q所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不需要任何毅力，反而有一种小孩子玩创世游戏的快感。　　起兵以来，洪秀全虽然心不在焉、懵懵懂懂，却居然多次大难不死，打下了南京，到了“小天堂”，从一个人人看不起的落魄童生，成了“左脚踏银”、“右脚踏金”的“太平天子”，洪秀全把这一切归之于“天意”，认为自己必然是得了上天那股神秘力量的眷顾，一切在天不在人。所以越到后期，洪秀全越来越致力于与上天的“交流”。他的交流方式一般是“做梦”。就像赵本山小品中演的那样，一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洪秀全就选择去好好睡一觉，醒来后分析梦的征兆，用来作成文告诏书，公之于天下，用来教育天国人民。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就这样“以梦治国”。　　天王府外城称“太阳城”，洪秀全命人在“太阳城”南门外建起了一个高四丈、宽十余丈的巨大照壁，上面雕刻双龙双凤，描绘五彩，十分艳丽。这个照壁就是专门用来宣布洪秀全的梦话用的。　　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写道：“出诏时光近午牌，九声炮响近前街。鹅黄缎写银朱字，说尽天堂梦兆佳。”诗后自注云：“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也就是说，隔三岔五，太阳城门口就会响起九声炮响，九声炮响过后，一队人马高擎数丈长的黄缎子拼成的“天榜”走出太阳城，上面用朱红色大字写着洪秀全发布的“天话”诏书，悬挂于大照壁之上，令南京人民都来阅读学习。　　这些天榜是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仅举一个例子。第二次西征的太平军出发后，洪秀全没有去研究具体的军事安排和战略指挥，而是在天王府里睡下，到梦中去探探吉凶。一觉醒来，十分高兴，连续发布了两次天榜，来描述他的两个“吉梦”。　　第一个梦是梦见收取大批城池土地：　　九月初六早五更，蒙爷降梦兆以成，朕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圣物宝纵横，在朕面前虔摆列，朕时含笑欢无声。今天十三早五更，蒙爷降兆收得城，朕喊天下无弃土，亲降诏旨天将听。　　《天王收得城池地土梦兆诏》有记载，洪秀全在这段文字下面又自己加注说：“九月初六早五更，朕见无数天将进贡爷哥朕，虔将一概进贡宝物摆列朕面前，朕含笑欢喜。梦兆如此，今天十三早五更，朕见天将天使奏朕收得城池地土。朕命他作多营盘，又大喊这天将曰：‘天下无弃土，普天下大通是爷哥朕土，通要收复取回。’天将奏曰：‘遵旨。’梦兆如此，甥胞们欢喜顶江山，命史官记诏也。钦此。”　　通过这道诏书，他鼓励天国军民，此次西征一定会胜利，大家要努力“欢喜顶江山”。　　另一个梦是梦见自己打死六只猛兽。《天王打死六兽梦兆诏》载：今早五更得梦兆，蒙爷差朕诛虎妖，该死四虎二乌狗，普天欢喜扶天朝。爷哥显圣蛇兽绝，普天臣民谢天劳。天地安息太平日，爷哥下凡神迹昭。爷哥朕幼安息王，朕今诚实诏臣僚。　　下面的注解说：　　今早五更蒙爷恩降梦兆，朕偕二妇人同行一路，见前路有四只黄色虎甚大，企身向往。朕那时见二妇人惊惧，朕心以为若向这路去，恐虎或伤二妇人，于是带二妇人回头。讵知妖虎该灭。四虎赶来，朕用手打，虎忽变人形，未甚分明之时，猝然遽醒。朕思此梦兆关系非小，又欠分明，故求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再降梦指明。朕时心念二首诗。其一诗云：今有四虎尽杀开，普天臣民奏凯回，天堂路通妖虎灭，一统乾坤天排来。其二诗云：一句圣旨杀四虎，普天臣民脱永苦，有爷有哥住头上，凭据权能天作主。念皆复睡，蒙爷恩降梦兆指明。朕寻方才打虎之处，逐一寻看，寻到一处，见有四黄虎二乌狗同摊在这处，见四虎俱死，单二乌狗一条已死，有一条番生。朕用手擒住复打，狗作人声喊曰：‘我恐。’朕曰：‘朕要诛死你。’又被朕打死。朕用手指算明，共打死四虎二乌狗，共六兽。梦兆如此，甥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灭残妖，命史官记诏，以记爷哥下凡带朕幼作主坐天国，天朝江山万万年也。钦此。　　这道诏书意义不是特别明确，不过大致意思应该是，预兆天国军队会诛灭几个重量级的“清妖”，也就是预示着大胜。　　五　　太平天国后期，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安庆告急，中央对地方指挥不灵，朝内贪污腐败盛行，粮食紧张。这些，洪秀全一律不管，毫不操心。李秀成回忆说，你根本没法和他对话：“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可知即使臣下当面奏事，洪秀全也仍然大说其“天话”。　　甚至到了命运末日，已经在温柔乡中习惯于不动大脑的他还是一味靠天，长期的享乐生活严重削弱了他的意志，损坏了他的智力，而欲望的极致放纵也使他觉得生活索然乏味，颓废消沉。当局势越来越恶化，天京人心无主，大家请他做出决策时，他却没心力励精图治，面对现实，只是用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天话”来搪塞大家。　　天京指日可破，李秀成劝他率众突围，他却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兴趣，完全被惰性所控制。李秀成和他之间，曾有过一次著名的谈话。　　李秀成问：“清军围困，天京眼看守不住了，怎么办？”　　洪秀全说：“朕承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　　李秀成问：“天京城内兵微将少，怎么办？”　　洪秀全答：“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　　李秀成问：“城内已经没有粮草，饿死了很多人，怎么办？”　　洪秀全答：“全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　　所谓甜露，就是野草煮水充饥。　　李秀成说：“这种东西吃不得！”　　洪秀全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　　……　　不久之后，洪秀全就因为吃这种“甜露”，很快得病。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天王之病因食甜露而起，又不肯吃药方故而死。”　　其实，最后食甜露而死，应该被看作一种自杀的方式。虽然表面上振振有词，但内心深处，洪秀全并没有完全昏聩，他已经知道，一死不可避免。与其死于清军之手，不如体面地病死。至于死后洪水滔天，由他去吧！　　天生龙种幼天王　　攻占永安之后，洪秀全封自己四岁大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臣下须称幼主为“万岁”。这个几个月前还在山沟里流着鼻涕，磕磕绊绊，满地找石头、树枝玩的孩子，一下子成了太平军中第二尊贵的人物。后来，洪秀全又别出心裁，在幼主的名字上加了一个“福”字，叫洪天贵福。虽然不符合中国人起名的惯例，然而天王做事一贯莫名其妙，所以就这么叫下来了。　　从五岁起，这个太平天国中最尊贵的孩子就住进了金龙城，开始和爸爸一起享受天国最高待遇。然而，他受到的教育十分差劲。老童生洪秀全用官禄布村农民洪镜扬当初教育自己的方式教育这个天国未来的继承人，从小娇生惯养，以致这个孩子贪玩任性，一点儿也不懂事。连杨秀清都看不过眼，为此专门替“天父”下了一回凡，教导洪秀全要好好管教孩子：即今幼主，我天父降生，虽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致性相近而为习相远也。切不可任其率性而为。　　怕洪秀全听不明白，杨秀清又举例说：　　譬如天父降雨之时，幼主意欲出去游玩，若任其意游玩，是必雨淋身湿。即此一事，就要节制，使其天晴之时方可游玩。　　两天之后，杨秀清见到洪秀全，又提起此事，说：（幼主经常把东西弄烂，不知珍惜）今将天父所赐景物戏弄破坏则可，至若既知人性，将来天父赐来宝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　　从惊动“天父”千里迢迢下凡来看，这个孩子的教育确实是成问题了。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结果怎么样，就没有了下文。不过，太平天国城破之后，幼天王出奔被捕，清廷曾详加审问，留下一份供词，颇有可读之处。　　被捕时的洪天贵福已经十六岁，在回忆自己的教育时，他说：老天王叫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　　又说：　　读过《十全大吉书》《三字经》《幼学书》《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诰》《太平救世诏》《颂行诏书》。前几年，老子（天王）写票令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　　洪天贵福被允许读的书，都是太平天国自己印的书，内容均是宣扬洪秀全的奇遇以及洪秀全的教导之类。洪天贵福说：“老天王还作有‘十救诗’给我，都是说这男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我还记得几首。”　　这“十救诗”的内容是宣扬男女有别，要求男孩从四岁起，就不许和姐姐有皮肤接触（弟大四岁姊别起），七岁后与姐姐最少要保持一丈远的距离（弟大七岁别一丈），九岁起永远不许见面（弟大九岁永别清），妹妹五岁后不许皮肤接触（妹大五岁手莫摸），九岁后永远不许见面（妹大九岁永别清）。　　所读都是这类内容，除此之外的书不许看，这位幼天王所得到的知识当然十分有限。　　幼天王“从来没有出过城门”，生活知识十分缺乏。“九岁时（老天王）就给我四个妻子，就不准我与母亲姊妹见面。我想着母亲姊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时偷去看他。”他几乎与世隔绝，所以审问之时，能回忆起来的事非常有限，郑重其事地在供十二、十三中两次交代：天朝内有一青鹦鹉，所住是银笼，他会讲话。鹦鹉唱云：“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　　写这些话，正像一位历史学者所说，“不大可能是此时他还不忘江山归‘崽’坐”，只能说明他头脑中可供回忆的东西太少了。　　然而，幼天王似乎很好地学到了洪秀全装神弄鬼的本领。在供词中，他编造自己有未卜先知等特异功能，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凡人，有上天保佑，希望清朝不要杀他。他说：（被清军追击之时）那日到杨家牌，我就说官兵今夜会来打仗，干王们都说官兵追不到了。三更时候，（果然追到）四面围住。　　又说：　　我与身边十几个人都挤下坑去，官兵下坑来，把他们全数都拿去了，不知何故，单瞧不见我。我等官兵往前追去，独自一人躲入山里，藏了四天，饿得实在难过，要自寻死。忽然有个极高大的人，浑身雪白，把一个饼给我。我想跟他去，他便不见了。　　这个极高大的人，也许就是那个上帝“爷火华”吧。按理，那是洪天贵福的亲爷爷呢。　　虽然洪天贵福装神弄鬼得心应手，但是应对世事毕竟太缺少常识。清朝官员骗他交代了就放他一条生路，他居然信以为真，还满怀希望地谈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有四个老婆。现在我不要妻，二十岁再要。”又说：“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审问他的一个清朝官员）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　　这一对奇父子，做了天朝的一首一尾，真是恰到好处。不但一样的不知世事，一样的善于编谎，而且，都与秀才这样有缘。前一个是想做秀才不成，起来造反；后一个是造反失败，又想去做秀才。　　清王朝当然没让他做秀才。把他肚子那点不多的东西掏净了之后，就三千六百刀，把十六岁的他活活剐死了。　　　　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患者：朱元璋　　性别：男　　年龄：老年　　职业：皇帝　　文化程度：幼时读过两个月私塾，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后通过自学，达到中等文化程度。　　患者自诉症状　　自从四十一岁做皇帝，于今已三十年了。心里这桩苦楚啊，从未对人讲过。你每（方言，“你们”之意）都以为做皇上是享大福，谁晓得我这三十年里，竟如那囚徒一般，活得战战兢兢！　　就是怕人和我抢皇位哩！因为这个缘故，成日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颗心像在油锅里煎熬哩！　　你晓得那人心有多少是坏的，见别人有好东西，谁不羡慕？譬如乡里一个大户，田地广一些，房宅大一些，衣着鲜明些，便有多少人嫉恨他、算计他、诬告他，又弄局儿来诈他，必要把他的田产房屋占了，方才心足。我是乡下出身，这些经历得多了。算是自己有胆量，有算计，运气又好，九死一生过来，居然做了皇帝，得了九州山河这样大一份产业，不晓得有多少豪杰盯着哩！当初汉高祖刘邦见了始皇帝车驾，说道：“大丈夫当如此也。”那项羽干脆就说道：“彼可取而代也。”后来果然是这两人把始皇帝的天下坏了。天下人岂尽是庸碌的？英雄豪杰多得很，不然何以有二十二史，乱臣贼子无世无之！　　你知道我是个心细的，做事讲究滴水不漏。自从做了皇帝那一天就开始睡不好觉，总是担心哪一天被人颠覆了，这紫禁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了，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我当然更不得好死了，剥皮抽筋，都有可能。要知道，当初张士诚就是被我活活鞭死、挫骨扬灰的。一想到这儿，我就浑身出冷汗。你晓得，那徐达、常遇春、蓝玉、胡惟庸，在朝的这些公侯员外，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礼义纲常谁不知道是假的？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想当初郭子兴对我可谓恩重如山，我有今天全靠他的栽培，可我后来还不是杀了他儿子？起兵之后，一直奉韩林儿当小明王，用不着了还不是淹死了事？普天之下，谁说过我不仁不义？大家心里清楚。再说，这天下也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经常有些灾害，加上官吏盘剥，百姓吃不上饭，动不动就要起来造反。又有些奸民，弄些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教会，聚众烧香，夜聚晓散，时间长了，便要弄些祸患出来。越是照顾不到的穷乡僻壤，这样的事就越多。这样一想，便觉得自己是坐在刀尖上哩。　　安定天下，首先是要让百姓温饱。想当初，我如果能吃上一口饱饭，绝不会起来造反。所以我劝农桑，轻徭役，休养生息，发展水利。我还狠狠惩治贪污，但凡贪污铢两，被我发现，也定斩不留。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加上老天爷帮忙，年年风调雨顺，个个都能吃饱。天下算日渐安稳了。　　可我还是不能放心。我南征北战二十年，知道越是安稳的时候越容易出事。所以我殚精竭虑，考察古今政治制度。你知道我自小没怎么读过书，这点知识全靠自学，可我还算聪明。翻了翻历朝历代的史书，我看出来最危险的是权臣作乱。于是我干脆废了丞相制，省得有人大权独揽。我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设立者，文武官员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我又设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让他们分头管事，相互牵制，没我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出。我又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作八股文，士子们只准用“四书”的口气说话，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就省得不安分的士子弄出异端邪说来，扰乱人们的思想。　　为了怕子孙不争气，我又写了《皇明祖训》，定了《大明律》，作了《大诰》，把规矩做得铁桶般，让他们世世相守。连老百姓各行各业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大的房子，我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我规定老百姓没事时只能在本乡待着，不许四处走动，离乡百里就要到县里申请，为的是怕他们结伙作乱。　　谁不守我的规矩，我就狠狠地惩罚。为什么我的军队最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我执法最严厉。老百姓但凡不安分的，就被我抓来作筏子，杀一儆百。安阳王富安，因为走失一头驴，当街骂大明朝治安不好，被人告发，拿来我这里，割了舌头，剁去四肢示众。军人姚晏保，不守纪律，违纪踢球玩，被卸了右脚，全家发配云南。卢善传白莲教，自称法师，被我捉来，剥光衣服，缚在铁床上，用开水浇了，浇一层，用铁刷子刷去一层皮肉，直到刷死。这些事，我都写到《大诰》里，叫全国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庙集会，学习《大诰》。我规定，每个乡都要置办一个木铎，派一个年高有德的老人，五天一次走乡串村，沿途敲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按理说，我做得够周密了，可还是不放心。法度再严，也系不住人心呀！尽是那些心窍多得难收弄。自己年纪一天天大了，太子又死了，太孙年幼，我死了之后，这些豪杰谁人压服得住？即便我在时，法度如此严密，尚且终日不安生哩！汤和日日嗜酒妄杀，又夺人产业；廖永忠派人和太监打通关节，打听我的心思；曹兴擅自杀死朝廷命官；蓝玉衣带上镶用金龙。桩桩件件，逃不过我的耳目。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只好狠狠心，弄了几个大案，说他们都谋反，分着一批批杀掉了——借“胡惟庸案”杀了三万多人，杀了六个公爵、十六个侯爵；“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余人，一公、十三侯、二伯；剩下几个公侯，这两年也零星弄死了。说起来，当初随我起兵的老乡们都已经杀光了。　　豪杰杀光了，可心还是放不下。成天到晚，心仍是悬着。总担心自己定的办法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我只好坐下来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从头细捋，看看有什么不安稳的。这可真耗心血呀！捋了一遍又一遍，挑不出毛病，可还是不管用。看见宫女太监偷偷溜我一眼，我就觉得是在盘算我、诅咒我；看见文武百官在殿上说话吞吞吐吐，我就以为是要欺瞒我，是怕我刻薄狠毒，盼着我早死哩！尤其是天黑下来，一个人坐在紫禁城里，便揣想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官员们有没有私下里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灯下密谋造反，乡里有没有人聚众拜佛烧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没有一刻不担心，弄得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只有杀人时心里还好受点。杀一个人心里就放宽一些，毕竟这个人不能再琢磨我、怨恨我了。而且我愿意看人不得好死，越是血肉横飞，我心里越是舒服。没事我便廷杖官员，按在殿上活活打死。如果一天不杀个把人，不见点人血，这一天简直没法过。弄得官员们每天上朝前都和家人诀别，平安回家都得摆酒庆贺。　　我这才觉出自己病了，心里有病啊！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　　初诊意见　　此患者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　　诊断依据　　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如下：1.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误解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意义。　　2.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3.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4.嫉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5.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施虐倾向的诊断标准：　　1.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度冷漠、极端自私。　　2.有强烈的控制他人、指挥他人的欲望。　　3.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并难以抑制。　　4.喜欢看到受攻击者的痛苦，喜欢施行残酷行为，并从中获得成瘾性快感。　　诊断过程　　我们通过阅读患者病历，并结合调查走访，进一步确认了诊断结果。我们发现，患者的症状非常典型，几乎是学术意义上的样板。一般来说，以上所列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五条诊断标准中，只要有三条符合即可确诊，患者五条均符合。施虐倾向的四条标准也基本符合。兹叙述如下：1.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误解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意义。　　这在患者自诉中已有所表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还有许多事例。患者早年家境贫寒，曾做过游方和尚，参加农民叛乱，被人称为“贼”、“盗”。患者经常担心别人因他出身卑贱而看不起他，因而过于敏感。称帝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同下文提到的《贺万寿表》、《正旦贺表》等，均为礼仪性公文），文中有“作则垂宪”一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向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一语，因淮河方言中“则”、“贼”同音，患者认为这是在骂自己做过“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语，患者认为“生”是代指“僧”，讽刺自己做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语，被误解为“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误解为“去发”。以上诸人，都被患者处死，有的还全家被杀。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一语，虽然念不出什么，但患者觉得别扭，怀疑含有讽刺意思，此人亦被杀。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继地以生命作为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儿”。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儿’，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这个皇帝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2.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必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国初事迹》载，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一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隐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　　虽然这样监视，但是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五年（1382年）、十八年（1385年）、二十六年（1393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一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误杀。　　3.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所以耐挫能力较常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李淑妃。　　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据《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载，此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　　洪武三十年（1397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抚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恩薄德，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其自大的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他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一篇之中，对同一种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乎无法执行。如，为了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则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4.嫉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人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患者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每况愈下，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所以心中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明史》形容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吴宽《匏翁家藏集》则载，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　　另据《明太祖实录》，患者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他就将他们招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大诰》载，他曾颁旨，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5.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