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譞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就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命运的判断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二　　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冰雪聪明，且如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空间。　　叶赫那拉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出现在历史聚光灯下的女人之一。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叫她“伯伯”，儿子不叫她“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就是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初，她可能并不一定想成为“政治家”，她介入政治的动机不过是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就像鸦片，一旦沾上手，就撒不开。对兰儿这样的女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过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施展手腕、较量机锋、摆弄他人、把握局势，使自己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说，比起小小后宫争风吃醋的斗争，规模庞大的政治游戏更适合她施展她的玲珑手段。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遄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小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便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顺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愿遗传的力量能起作用，使未来的皇帝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性格和识度，让他懂得怎样和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相处。　　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就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逛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从妹妹的描述看来，小载湉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绝非大清皇帝的合适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他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另，《翁同龢日记》中亦常见光绪生病的记载。）她经常担心这孩子活不长。就是长成了，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怎么能担得起那么繁重的政务？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也许是因为妹妹爱惜过度，这个孩子胆子小得出奇。一听到雷声，他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他也怕得要命。就连见到一只虫子，他也要哭上半天。　　慈禧越来越发现，这孩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和孩子性格上的反差太大了。　　叶赫那拉天生刚强，性格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十足，永远兴致勃勃。就像《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一样：“老太后就是讲究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老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而这个孩子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只爱闷在屋里拆拆自鸣钟，摆弄摆弄西洋玩具。　　太后如同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都要处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老太后一生精明强干……吃东西也必定要端端正正精精致致地像个吃的样。穿双鞋，也必定要袜线对准了鞋口，丝毫也不能对付。精明认真是老太后的秉性。”　　这孩子却做事拖泥带水，又没常性，经常玩着玩着就烦了，扔下一大堆钟表零件，又去摆弄另一样东西。太后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点。　　太后精明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孩子却木头木脑，缺乏灵活机变劲儿……　　用古话说，她和这孩子简直生来“相克”。相处时间越长，她感觉越别扭。她十分反感这孩子期期艾艾、怯懦退缩的神情。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孩子都不像能长成一个雄才大略之人。　　没办法，这就是大清的命吧！　　失望归失望，太后对这个亲外甥还是尽心尽力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怀中长大的，那个时候，她正忙着浓妆艳抹、争风吃醋，无暇顾及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经失去争宠任务的她，把对同治的一份歉疚都在光绪身上弥补了。后来她回忆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襟，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唯恐不至……”（瞿鸿禨《圣德纪略》）　　太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选择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给这个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刚刚五岁，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小皇帝开了蒙，请了状元出身的翁同龢为师，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学规。她经常召见师傅，详细询问学业进展情况。光绪十一年（1885年），她发现小皇帝的作文颇有可观之处，当即降旨，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她还把检查批阅皇帝学业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每一个专制者对继承人的期望都是既听话又能干——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绝对控制这个继承人；在他百年之后，继承人又可以挑起大梁。对于控制这个天性柔弱的孩子，慈禧很有信心他不会逆反，因此她着力更多的是发展他的才干。从很早开始，她就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的政治兴趣和能力。小皇帝刚满十岁，她就经常在工作时让小皇帝陪伴在身边，给他讲解奏折，有时候还让他试着在折上批答。大臣们发现，在发回的奏折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儿童描红的特别幼稚的字体，虽然故作大人腔，但一望而知，是儿童所拟，这无疑是“今上”的手笔。小皇帝满十三岁那年，她又让小皇帝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皇帝先看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告诉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后在皇帝的功课中加上讲解奏折一项。　　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后打算更换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皇帝的——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而他，在懵懂中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况且，又是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灌注了那么多心血，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要尽心。要知道，她可从来没有亲手料理过小同治的吃喝拉撒。太后常常想，长大懂事后，这个孩子没有理由不对她感激涕零。　　三　　然而，当长大成人后的光绪回忆起来，也许并不认为被选入宫是他人生中的幸运。　　那是1875年1月13日，载湉从熟悉的家里被抛到了这个巨大、荒凉、寒冷的坟墓一样的宫殿之城。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和他们簇拥着的一个衣服华丽、高高在上、表情冷漠的女人。　　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刚刚还抱着他逗他玩的父亲，现在远远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与他朝夕不离的祖母和母亲泪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宫门阻挡在外，几乎永世不能再见；为了让他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太后甚至不允许他的奶妈跟进宫来。　　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专制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这座穷极了人间物力的建筑并不是为了让人舒适地居住其中，而是为了昭示皇帝与上天的关系，传达帝王不可动摇的威严这个信息。它的整体布局象征着天上的星座：宫中有三大殿，是因为天上有三垣；后三宫连同东西六宫共为十五座，正合紫微垣十五星之数。庞大的宫殿群红墙黄瓦，不仅因为美观，更因为只有红黄二色才能配得上皇帝的尊严——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　　在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最严密的规矩，以及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我们只知道，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原本无拘无束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帝国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运转。他每天四点钟就要起来，正襟危坐在乾清宫那张坚硬的宝座上，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在禁宫林林总总的几百年一成不变的礼仪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来捧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太后太妃请安，往寿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知道，在这广阔无垠的禁宫之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在哪位太妃前应该说哪些话，在哪个仪式上应该穿哪套衣服，下跪时先跪哪条腿，跪下后龙袍的前摆放在哪里，磕头的次数、深度，跪或立的间隔，都有详尽的规定，稍有错误，就会遭到批评和训斥。　　对于自己的亲姨、伯母和养母，小载湉怎么也亲近不起来。虽然这个“亲爸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他表示关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太后身边，却从来感觉不到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应该感觉到的安然自在。在小载湉的心里，母亲应该是温柔的、温暖的、包容一切的。可是在他的感觉里，这个“亲爸爸”更像一个男人。她从来都说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她像一个寒光四射的巨大光球，笼罩着宫中的一切，光芒如同麦芒一样砭人肌骨。他从心底里惧怕这个钢铁一样的女人，只要她看他一眼，载湉就感觉浑身冰凉。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他总是处于太后的纠正和训斥之中。精明强干的太后在教育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却矫枉过正。在为小皇帝挑选太监时，叶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个以权力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养子的绝对控制。《瀛台泣血记》记载，从进宫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教育他，“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培养小皇帝的绝对服从意识。古灵后人《清外史》载，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徐珂《清稗类钞》则记载，在平时，“孝钦后乘舆出，德宗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太后每顿赐给他的饭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经吃饱，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过去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对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精雕细刻。如果他在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了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那么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太后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尔蹦蹦跳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太后告诉他，他是个皇帝，得有皇帝样，像普通孩子那样信马由缰，是没出息的表现。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生活上的种种规矩，就像小树上的层层绳索，对孩子来说虽然难受，尚不致命。真正对光绪构成伤害的是太后那冷冷的神情。那神情如同严霜冷雨，打得这棵小树的幼枝嫩叶瑟瑟发抖。　　孩子的直觉是惊人准确的。虽然这个女人曾经亲手带过自己，虽然她表面上对他非常关心，可是皇帝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不喜欢自己。　　是的，她看他的目光是空洞无物的，如同穿透一片空气。她和他说话时，也从来不用心，总是敷衍的、淡淡的。她的心思不是集中在那些奏折上，就是集中在化妆上，或者放在与后宫某个太妃的勾心斗角上。只是偶尔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比如玩什么东西拖拖拉拉，或者回答太后的问话过于迟钝时，太后才会注意到他，脸上勃然变色，嘴里蹦出几句诸如“你看你浑身上下，哪有点雄武之气”之类的训斥。　　小光绪竭尽全力地去做每一件她要求做的事，却极少听到太后的一句夸奖。　　囚禁在栅栏中的小动物神情天生紧张，生长在大树阴影下的小草注定长势孱弱。在太后身边，皇帝日益成长为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口吃的毛病，一见到太后，说话就期期艾艾，越是害怕，越说不利索。他感觉自己动辄得咎。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从亲人身边被送到这个奇怪的所在，做这些奇怪的事。他感觉到，在这个姨妈眼里，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一个不顺手的工具。蜷缩在深宫中的大多数夜晚，他的感觉都非常绝望无助，在内心深处，他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在这个举目无亲之地，他是多么希望讨得自己这个唯一的亲人的欢心！　　四　　第一次找到令太后高兴的办法，是在他开蒙读书之后。　　传统的启蒙方式，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治帝就是这样。太后和师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能把同治的牛头按到书桌上来。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做斗争。他的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小皇帝亲近诗书，太后的一颗心放下了大半。最起码这个孩子不会像同治那样纨绔了。高兴之余，太后叫太监去传话，说皇上临的字不错，叫他以后再多多用心，并且把自己平日使用的四管湖笔赏给他。　　太后不知道，她这随随便便的几句鼓励，在小皇帝心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应。　　进宫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就像黑夜中发现一点亮光，迷路者发现了一条小径，这一发现，对于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的他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心理转折。　　更重要的是，小皇帝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的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对书本有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她相信经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脑、强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圣人的教诲，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小皇帝发现，虽然他仍然举止笨拙、反应迟钝，虽然他仍然胆怯、口吃，但是只要书读得好，这些都可以被忽略。　　小皇帝学习越来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翁同龢日记》记载，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文字奋斗符合小皇帝的个性，随着对书中的内容越来越能够理解，他对书本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　　对于小皇帝来说，读书于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通过书籍，他头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宫，并非是一个悲惨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羡慕的幸运之事。原来他并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将来要代替上天承担起抚驭万民的责任。师傅说，在他的肩上，肩负着上天的信任，肩负着大清列祖列宗的重托，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师傅的教育看起来非常成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小皇帝小小年纪就立誓将来要做“圣帝贤王”。师傅说，上天在芸芸众生中独独选中了他，就证明他有圣人之质。师傅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说艰难当然艰难，说容易其实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因为历代以来，圣人贤臣已经把治理国家的方法总结完备，从《资治通鉴》到历朝圣训，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条条俱在。只要他一丝不差地按照圣人的教导去做，那么就会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就会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样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龢经常得意扬扬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龢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翁同龢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三年（1877年）的冬天，很久没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师傅教他的话，临睡前，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来年庄稼。没想到过了几天果然下雪了。年仅七岁的小皇帝高兴地跑到门外，立在雪中，默默地向上苍表示感谢。太监们怕他冻着，担不起皇帝感冒的责任，一个劲儿地劝他回屋，让小皇帝大为扫兴。小皇帝气愤地说：“你们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个故事流传出去，被士人们传颂了许久。人人都说，皇帝将来必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圣帝明王。连太后也屡屡对大臣夸奖皇帝“实在好学”、“典学有成”。　　这些夸赞对小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条深宫中的幼龙自卑而又敏感，太后的冰冷和轻视，在他幼小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他比谁都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扬，来满足他干渴得龟裂的自尊心。不要以为这个看上去怯懦退缩的孩子没有自尊心。恰恰相反，他的自尊心因为挫折而比谁都强烈。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肯定的孩子，他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向别人，特别是向这个女人证明“我能行”。他知道，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天下万民。系统的帝王教育，树立了他“拯民水火”“澄清天下”的雄心壮志，陶育了他“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大情怀，他愿意为他的子民燃烧自己的一切。他期望着用自己将来的表现，让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五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清晨，冬季的北京天空像一面镜子一样晴朗，没有一丝灰尘。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在紫禁城中隆重举行。十九岁的皇帝缓步登上太和殿宝座，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　　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简洁有力。《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鸡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更何况这个男人十分符合一个伟大帝王的标准。那些跪在前排的大臣发现，年轻的皇帝长相清秀俊美、举止端庄凝重，颇具帝王之姿。虽然一直待在深宫，但是关于皇帝好学不倦、圣德纯粹的传闻，早已在朝野之间不胫而走。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　　太后松了一口气。说心里话，叶赫那拉当这个家当得确实有点累了。今年她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端。这二十八年里，她觉得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现在孩子终于长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况，通过她多年辛苦经营，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认为自己交到光绪手上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统治基础。　　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壁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但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的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里并不失落。虽然形式上交出了权柄，但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对皇帝的绝对控制。即使到现在，只要她一板起脸，这个孩子仍然会吓得说不出话。在老谋深算的她面前，这个心地单纯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凭思考，单纯用感觉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实际上是一种“退居二线”，虽然摆脱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靠着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左右大清帝国的航向。　　对于自己多年来苦心培养的成果，她是基本满意的。虽然她对这个孩子的个性和气质没有喜欢过一分钟，但是像所有唯成绩论的家长一样，她仍然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学业良好，能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正楷和一手典雅的文章，能把许多典籍倒背如流。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如此评价光绪皇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叶赫那拉相信，书本中记载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会帮助任何一个男人取得统治的成功。　　皇帝也深深松了口气。十五年来，他一举一动都屈服于太后的意志。他的饮食起居，他的成长教育，甚至他的婚姻和爱情，都在她的绝对控制之中。就在去年，她还把她那个丑陋而愚蠢的侄女强行塞给他，宣布她成为他的皇后。他对这种木偶式的生活早已忍无可忍。现在，他终于被宣布长大成人，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了。更重要的是，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他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就像一个交规考试得了高分却一直没有机会练手的学车人一样，他早已跃跃欲试了。　　青年人总是不满现状。胸怀“尧舜之治”的雄伟理想，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人把太后执政以来的政绩吹捧成“同光中兴”，但是光绪不以为然。虽然精明，虽然能干，但是太后毕竟只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妇人而已。满腹诗书给了他轻视太后的理由。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　　六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只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皇帝烦躁而又抑郁。慈禧政局的特点是小富即安，缺乏远见。在他看来，大清多在因循守旧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丧失了一分自强的机会。皇帝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契机，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发事件，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迸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大清帝国政治神经猛地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过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熟读经史的皇帝知道，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向中国俯首称臣。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也弄了一支海军，但能有多大能为？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有载：“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的记载，曾广钧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退。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清醒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记载，早在1874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就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日本国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落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八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得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这样回忆道：“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绝非共处同一时代。”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可谓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爆发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但是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他的教科书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时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这些在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的。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动，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唾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做出了冲上去的决定。　　九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心中的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令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1894年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清德宗实录》载，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摘去三眼花翎，交刑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战斗，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士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刘功成在《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提出，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即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丁汝昌是在李鸿章力保之下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却屡屡瞎指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下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丁汝昌“唯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他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据陈诗《丁汝昌传》，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复名誉。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性情急躁、缺乏耐心的缺点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十　　翻阅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间，不到半年，《翁同龢日记》中就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暴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太监还是高官，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的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他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在太后面前，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对太后之外的所有人来说，他却是真龙天子。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帝王近乎神灵般的崇拜与畏惧。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　　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虽然在太后面前，光绪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得像幼儿一样，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压抑的情绪，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掺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臣子稍有忤逆，他就激动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时有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顿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这才作罢。据《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载，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　　后来做过溥仪老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可见。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十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据徐彻《慈禧大传》记载，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来的时候，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到1895年初，辽东全部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老臣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从意志、品质上来说，他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皇帝再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须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到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愤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上下的心理预期——割地不但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达3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据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十二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以光绪的意志品质来论，他不适合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朝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大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家族的谱系中。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皇族的汉化程度加深，锦衣玉食终日，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骨骼中的钙质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皇帝的身体素质不断降低，武功骑射水平一个比一个差，精神和意志一个比一个软弱，甚至连生育能力也急骤下降。到了晚清，皇族已经退化到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忆自己的王府生活时说：“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子便大呼小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子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溥仪《我的前半生》）　　到了光绪皇帝这一代，他身体里爱新觉罗氏的血液已经淡到似有若无了。深宫中长大的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艰难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炼，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因为那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纵控制，全国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载，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时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强、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些是伟大的帝王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精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双相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画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狼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狼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的心脏不停地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得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会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戛然而止。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3.4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是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她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她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缺少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支右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中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并非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实用。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大量地做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之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当时，皇帝的感觉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而清晰，显示出这个人的渊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座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成绩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理衙门总署的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在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而且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据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载，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之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作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杰士上书汇录》记载，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萧功秦于《危机中的变革》谈到，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103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变法之势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这些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各方面的革新，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政论集》中记载了康有为当时的看法：“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按照《梁启超文集》中梁任公的话说，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戊戌六君子遗集》记载，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愤怒青年”主导的悲剧，其中充满了绝望、亢奋的情绪，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借此达到“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声嘶力竭、自我折磨，不过是“鬼打墙”般的原地打转而已。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中，个人算计更少。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老成持重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冰层。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个“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对皇帝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据老吏《奴才小史》记，荣禄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后期，他也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场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他被软禁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脱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也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他虽然还在呼吸，但已经没有了灵魂。光绪朝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他“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了解了这对母子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第三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　　一个梦的家当　　一　　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心理学知识，我们就可以基本解析这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梦。　　1837年3月1日的洪火秀（洪秀全的原名），确实已经到了心理崩溃的边缘。　　他从小被家人和乡邻寄予太高的期望。在这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子里，火秀是最聪明的孩子。虽然不怎么用功，但是他在私塾里回回考第一。上学路上，谁遇见了火秀，都要摸着他的脑壳夸奖几句。老师们说，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莫不是官禄布几百年来头回要出秀才了？既然先生们都这样下了断言，大家更纷传，莫说秀才，看火秀这个聪明劲，恐怕连举人也中得！将来点翰林做宰相，要享大福哩！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说：“老师和父老们都交口称赞他，以为取功名如拾芥，行见他显父母光宗族了。”“有几个老师因见他家贫好学，竟免收学费，族人也有馈赠。”供洪秀全上学，竟成了宗族情结极重的客家人全族事业了。　　集宠爱与希望于一身，虽然出生在赤贫家庭，火秀却称得上娇生惯养。所有的家务活儿都不让他沾手，别的孩子吃野菜糊糊，他却总能吃饱红薯。他们有理由确信，现在吃进火秀肚子里的每个红薯，将来都能屙出同等体积的银锭。事实上，谈论孩子的学业，预想未来的荣光，成了洪镜扬最大的精神享受。《天国的陨落》中这样描述这位父亲：“就连平时聊天也喜欢以他的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赞许洪秀全聪颖可爱，他便眉飞色舞，兴头上还会邀请对方到家中做客，继续唠叨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然而官禄布村的农民们不知道他们的眼界是多么浅陋。他们不知道，这个穷山沟私塾的教育水平，根本支撑不起洪氏家族的庞大梦想。从洪秀全后来所写的那些诗文来看，他本也算不上天生才俊，只不过在这个小山沟的孩子们里算是拔点尖罢了。　　洪秀全当然更不知道这一点。正如自己是家中的宠儿一样，在潜意识里，他也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上天对他格外垂青，上天理所当然要对他格外垂青。他比谁都坚定地相信，自己将来会一帆风顺、出将入相、功名富贵，做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然而，从十六岁那年起，阳光灿烂的日子被突然截断，挫折不由分说地一次次降临到这个人身上。十六岁那年，洪秀全首次出击，去考秀才。原以为会如探囊取物，不料结果却是黯然落榜。如果说十六岁毕竟还小，失手一次也没太大关系，但二十三岁再次落榜，就使他的命运变得风云难测了。从小没经过什么挫折的他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无比可怕的前景已经隐隐铺在他的面前：难道他会成为一个进不了学又耕不了地的废人？本来活泼开朗的他日渐沉默寡言，世界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阴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可怕。　　所以，1837年，也是洪秀全二十四岁那年第三次落榜后，他晕倒在榜前也就顺理成章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很显然，他无法直面他人和世界，只有逃避到高烧和梦魇中去。而这一巨大的打击，使他郁积多年的“本我”冲动喷薄而出，他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梦幻过程。这个梦是如此瑰丽，如此神奇，又如此真切，使他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恍如昨日。　　梦的焦点是那个奇怪的老人。他身着中西结合的服装，外貌明显具有西方人特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　　《太平天日》写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多年之后，为了符合神化自己的需要，洪氏想必对梦境做了后期加工。做此梦时，洪氏尚不知上帝为何物，把这位老人称作“上帝”，是多年之后的事。当时，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这位老人是天上的主宰。这位老人告诉洪氏，他洪秀全并非凡夫俗子，乃是他的儿子。　　梦是愿望的达成。出身贫寒是洪秀全对上天最大的不满。而如今，他从贫农洪镜扬之子变成了上帝的孩子，拥有了最有权势的父亲。这个父亲要远比贫农洪镜扬有威严。见到洪火秀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他“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手要覆在膝上，脚要八字排开”。　　这才是大人物的姿势。这一姿势，想必是洪火秀在看书中那些古代将相的画像时记住的。洪火秀现在已不是凡夫俗子。在梦中，上帝赐他一个名号，叫“天王大道君王全”。他的两个哥哥后来回忆他高烧时的种种呓语：“朕是真命天子，尔知么？”“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紧都坐得江山，左脚踏银，右脚踏金。”　　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洪火秀在梦中痛快淋漓地报复了这个世界。他第一个报复的是孔子。就是这个孔丘，开创了儒学，害得他寒窗十年，尝尽了辛苦，最后却一无所获。在梦中，上帝把孔子叫到面前，斥责道：“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然后，把孔子按在地下，打了一顿屁股，“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两个哥哥后来回忆洪秀全的病状时说，他在高烧之中大喊大叫，一会儿喊杨家将，一会儿喊赵玄郎，一会儿喊打，一会儿喊杀。洪秀全自己回忆说，那是在“天爹”和“天哥”的带领下大战妖魔。妖魔林林总总，红眼睛四方头，“妖头甚多变怪，有时打倒在地，倏变为大蛇矣；又将大蛇打倒，倏又变为别样矣，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虱之小亦能变焉”。　　这有点像《西游记》的故事了。在昏迷之中，他进入了童话世界，连日连夜地与妖魔作战，而且还有杨家将、赵玄郎助阵，喊得声嘶力竭，全身大汗淋漓。　　洪火秀一病就是三十多天，一家人围在床前心急如焚，洪镜扬欲哭无泪。孩子病成这样，看来是没救了，没想到一家人二十多年的心血和希望就这样一朝幻灭。他们默默地给火秀准备了棺材，安排后事。　　第四十天头上，洪火秀的病突然有了转机，他高烧退去了，也不再大喊大叫了。一家人大喜过望。只是洪火秀神志还是不清醒，迟迟不愿从美妙的梦中回到现实，说出话来让人莫名其妙。他睁眼看见洪镜扬，就说：“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姐姐洪辛英从婆家赶来探望，他拉着姐姐的手说：“姊，朕是太平天子。”洪镜扬见他胡说八道，骂了他几句，他却说：“朕不是尔之子，尔骂得朕么？”　　四十五天之后，洪火秀终于起床了。他按梦中老人的指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秀全”。全者，人王也。　　二　　“一个鸡蛋的家当”当然只是笑话，然而回顾洪秀全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梦，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一笔“家当”。　　这个梦如此离奇而真实。他坚信这个历历如绘的梦一定别有深意，一定是上天给自己的某种启示。和那些从一开始就蓄意欺诈的宗教家不同，这个梦使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时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而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使他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气场。这种气场对于他后来的“传教”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讲，民间宗教领袖必须足够狡诈和敏捷，才能愚众惑民。以洪秀全原本朴质方硬的性格，本不适合这种事业。但是他的身上散发着的这股不容置疑的自信，征服了最初一批信徒。事实上，洪秀全比谁都清楚这个梦对他的重要性。他后来在诗文中屡屡强调其真实性，如《原道救世歌》中，他这样写道：“真言语，不铺张，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巨流之所以出现那个惊天大弯，仅仅是因为被一个乡下年轻人的怪梦轻轻撞了一下腰。这个梦是如此离奇，如此绚丽，如此怪异，又如此惊悚。它似乎是上天的一个寓言，预示着它将把整个中国带入一个同样惊悚而狂乱的迷梦当中。　　从废人到神　　一　　虽然洪秀全二十四岁就受到了神启，然而他是六年之后才走上了革命之路。　　梦中的许诺毕竟是虚幻的。醒过来后，洪秀全又拾起了书本，继续打算在科举之路上奋斗。毕竟他才二十四岁，这条路还没有完全堵死。我们不能肯定考上秀才是否可以让洪秀全满意终生，但几乎可以确定，如果拥有了一个举人的头衔，他一定别无所求了。　　很可惜学政无法预知历史。所以洪秀全苦学了六年之后，又一次揣着家里人东拼西凑来的路费进城赶考，结果当然还是落第。事实上，以他的文笔，如果真的成了秀才，倒是对大清国文化教育水平的讽刺了。　　这次落第使洪秀全的人生之路彻底明确了。他已经考了十五年，如今年已三十岁，功名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学习别的手艺也已经来不及。他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除了那个离奇的梦之外，他无论是文笔、能力还是性格，都相当平庸。从他后来的人生表现来看，我们很难相信他能在其他领域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成功。　　在抑郁无聊之中，他收拾旧书，发现了几本《劝世良言》。这是六年前那次赶考时一个传教士送给他的。既然不要钱，他就留了下来。此时闲来无事，就坐下来翻翻。如前所述，他突然想起了那个梦：这里面描写的上帝，和他梦中的那位老人怎么那么相似？　　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在洪秀全脑中闪过。走投无路的他仿佛突然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的家人，他是“上帝之子”，是“天下万物之主”。　　“拜上帝会”从此诞生。被命运逼到了墙角的洪秀全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不，不是稻草，而是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金钥匙。他的那个“异梦”，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二　　从表面上看，历史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它的创作者是一位把“偶然”运用到了极致的戏剧大师。不过，历史的深奥或者悲哀实际上在于，每一个偶然背后都隐藏着巨大而沉重的必然。太平天国因为它“中西结合”的特殊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显得相当怪异。其实，在这张怪异的面孔下面，它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不过是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再现。　　“一个梦的家当”这种异事，并不是只发生在洪秀全身上。我们随手翻检史书，在他之前和之后，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的领导人王伦在起义之前，曾经“梦见是龙”，因此预测自己“将来大贵”。这个梦坚定了他起事的决心，后来又被广泛宣传，成了教徒们信心的来源。　　《靖逆记》载，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首领李文成，之所以始终坚信自己能成大事，也是因为一个奇怪的梦：“夜梦魔神语之曰：君乃十八子明道震宫九教主也，得东方生气，居河洛之中，协符大运。文成惊异，益自负。”甚至在洪秀全的伟业烟消云散一百多年以后的新中国，这种事还曾经多次重复。比如《帝梦惊华》中记载，1980年左右，四川巴中县青山乡曹家沟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农民曹家元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他爷爷坟前坐着一位白须老人，老人头上有一条一丈多长的金龙腾飞。老人说：“我是你爷爷，把这个坛子给你吧！”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黄澄澄的金子。　　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他进了县剧团，演出“黄袍加身”的戏，宫娥彩女排成两排，站在他的身后。　　这两个梦使他相信自己有皇帝之运，因此自命不凡。后来1982年春节扫房时，他又在木仓中偶然拾得《五公经》一本。读了这本书，他更加相信自己就是书中的“应运之人”，从此不再劳动，专心研究《五公经》，投入民间宗教事业，学会了“出神”、“走阴”，在发展了一批信徒之后，于1982年5月16日在曹家沟自家院中举行了登基大典。信徒八十一人跪拜在地，在小小山村里，场面相当壮观。当然不久后，此组织就被公安机关侦知并迅速剿灭。　　三　　洪秀全经历的背后隐藏的另一个规律是：那些民间宗教的创立者，起初往往都在俗世的奋斗中屡屡受挫。　　在解放之后破获的许多起“会道门”案件中，这个规律表现得很明显。《帝梦惊华》中还记载了一个案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苏北盐阜创立了“黄坛教”的朱良美，在创教之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儿。他因为长相肥丑，又不务正业，被人称为“猪郎公”。被命运逼到角落后，他狗急跳墙，宣布自己是观音菩萨的儿子，创立“黄坛教”，以此奇招一举扭转了人生的颓势。他以“狐仙附体帮人治病”的方式，发展了附近六十户二百五十余人入教。原本娶不上老婆的他成为教首后，给自己设了三宫六院，在信徒中挑选“娘娘”，前后封了“正宫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及“贵妃”共计十七人，过上了帝王级的豪华性生活。　　1990年，在河南嵩县老曼场创立“万顺天国”的李成福，命运与朱良美大同小异。他因为家境贫困，又不务正业，一直没娶上老婆。直到三十四岁，才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订了婚。订婚不久，那个水性杨花的寡妇又移情于他的弟弟，成了他的弟媳。悲愤之下，李成福离家出走，背井离乡，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衣锦还乡。在挖了两年山药之后，他凭着自学的看风水、算卦的本事，在异乡获得了山民们的尊重。他手持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向山民们宣布这个朝代快完了，他要执掌江山。巧舌如簧的他居然成功地发展了一批骨干，创建了“安民党”，筹建“万李起义军”，并在1990年正月的一个晚上宣布“万顺天国”正式成立。可惜他远没有洪秀全走运，“天国”成立不久，他就进了监狱。　　当然，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总导演林清。这次起义因为义军传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名垂青史。起义总首领林清的命运转折，生动地向我们演示了民间宗教是如何“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　　林清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北京近郊。父亲是一名衙门里的书吏。他的前半生几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败串联起来的，这些失败之间甚至没有什么缓冲地带。　　据《靖逆记》描述，林清“少无赖，（其父）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读了几年书后，他发现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在他十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三年学习期满，他学了点中药知识，“并略懂医病”，就此走上了社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个药店里当伙计。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不幸的是，他刚走上社会就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因此得了梅毒，长了一身的毒疮，“被药铺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体面——在顺城门外大街打更。这一般是老头儿干的活儿。不过也有好处，因为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来，不怕人瞧见他的毒疮。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他的毒疮也好得差不多了，就回乡顶替父职，任黄村巡检司书吏。　　书吏虽然工资低微，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但是因为充当着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连接轴，这些人拥有操纵潜规则的空间。心黑手狠而又“门儿清”的书吏中，不乏发财致富者。可惜林清发财之心过于操切。当上书吏不久，他就因为私扣民夫工资而被革退。这是他第三次失业。　　被“开除公职”之后，他并不服输，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商业，用没被官员查出的那部分贪污款与他姐夫合伙，在黄村开了个茶馆。一开始，他跑东跑西，很卖力气，茶馆经营的势头不错。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事业刚开头，他就陷入赌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这份本钱输得精光，被姐夫撵了出去。这是他第四次失业。　　连续遭遇了三板斧后，他对人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长处就是从不服输，“大不了从头再来”。他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偷越边墙，潜入满清皇帝们圈为禁地的热河。在那里，他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和曾经经管河务工程的“工作资历”，获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参与管理“布达拉石作工程”。工程项目自古至今都是贪污腐败的最佳渠道，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经历。很快他就赚了一大笔钱，“衣锦还乡”，大摇大摆地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回到了黄村。　　然而好景不长，财主日子没过几天，因为赌博和嫖娼，他很快就把这笔钱败光了，再次成了穷人。　　不过见识过花花世界的他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苏杭。在苏州，他谋到了一份在“四府粮道衙门”当长随的工作。《靖逆记》记载：“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因为过于大胆地贪污枉法而失业。这是第五次。　　这次失业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这是遥远的他乡，举目无亲，他连家都回不了。想来想去，只好靠记得的几个药方当上了游方医生。游方医生其实比乞丐强不了多少，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能攒下钱了。没办法，他平生第一次当了苦力，在粮船上给人拉纤。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可以沿运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过当粮船到达北京时，他已经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卖过鹌鹑，还当过鸟雀铺店员，因为好吃懒做都没干长久。他还因为将鸟雀店本钱花光，“险些被人送官”。最终，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黄村，落脚在外甥董国太家。　　总结前半生，林清换了十来种工作，除了在热河的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大清盛世”中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并不如王朝自己宣传的那么安稳，另一方面也说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好逸恶劳、性情浮躁、做事没常性、大手大脚。　　直到加入民间宗教后，这个“屡战屡败”、“百无一能”的“废人”的命运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转折。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十七岁的林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了“荣华会”（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清加入荣华会是因为真正的信仰，《靖逆记》说：“清之初入教也，意图敛钱，无大志。”这个说法的根据，是林清自己的供词：“我起初倡会，原是意图敛钱。”　　然而林清马上就发现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发现他简直就是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为一个伟大民间宗教家的一切条件：第一，他有极好的口才。《靖逆记》说：“清有口给。”他知道怎么讲教理讲得深入浅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适合传教和辩论。走南闯北的经历，又使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更加油滑熟练。　　第二，他见多识广，脑筋灵活，又生性慷慨，善于结交。如前所述，《靖逆记》记载他得来的钱，“即散去若粪土”。　　第三，他略懂医术，而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传教的最好方式。他经常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内的地位就节节上升，迅速取代了原来的教首郭潮俊。此人虽然资格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门一直打不开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闯敢干，在他成为教首后，因他“有大刀阔斧和勇于进取的作风，从而改变了以往教门的保守势态。使坎卦教不再屯于大兴县农村、乡镇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内城、京边诸县以及直隶地区；教徒也从单一的农民，发展到各个阶层”。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实力，统一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白阳教、红阳教诸教派，成了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宗教首领。他把自己宣传成“弥勒佛转世”，全称是“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教徒们认为他是“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他向每个教徒收取“根基钱”，迅速成为巨富，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间宗教中，不但获得了温饱和金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体会到了以前世俗事业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成功感。这种感觉实在太甘美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的二流子林清几乎变了一个人。《董国太供词》称：“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他的眼里燃烧着光辉，他的身上笼罩着严肃。他不再赌博，也不再嫖娼，举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样，浑身上下，一派威严的“圣人”风度。　　四　　相比之下，洪秀全其实远没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所以他的事业起初远不如林清之顺遂。　　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学中传教。由于他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拔尖的，所以他在同学中还蛮有威信。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场大病尽人皆知，所以他说动了同学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　　然而，再往下，他的事业就难以为继了。官禄布附近的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知道他到六岁还尿床，九岁时偷村东头黄阿公家的红薯被追得哭爹喊娘，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到邻村传教，居然被人当成犯了疯病，按到担架上给抬了回来。屡受挫折，他只好和冯云山相约“云游天下”，到外面碰碰运气。洪仁玕对科举还有一点幻想，忙着赶考，没有参与他们的冒险。　　两个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广州，那里人烟繁盛，应该有戏。然而，广州人根本没耐心听这几个乡下人说“胡话”，整个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连一个人也没动员到。没有办法，他们又回头北上，进入消息闭塞的山区，这里倒多少有了点收获。历经磨难，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传教规律：一、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区，人们消息闭塞，头脑质拙，容易屈从于命运和鬼神，因此容易入教。　　二、免费治病，是传教的最佳手段。　　三、教主应该尽量神化自己，减少与教徒进行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以避免被人发现其口臭、六指儿之类暴露其凡俗属性的细节。　　于是，他们干脆长驱西进，来到大山丛中的广西，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　　1845年前后，广西桂平、贵县的山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从广东来的一个洪先生，曾经上过高天，见过天帝，被天帝封为太平天子，来到这里，劝人向善。洪先生有特异功能，“能令哑者开口，风瘫怪疾，信而即愈”。不管多么重的病，只要找他摸一摸头顶，口里念诵念诵，就会霍然而愈。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洪先生很难见到，通常都是一个叫冯云山的人传话。这位洪先生平时居住在深山之中，来去无踪，一般人轻易见不着。据说有一个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卧在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变成了一条盘在石上的白龙。据说这位洪先生还会腾云驾雾，一日行千里。　　洪先生和冯云山到处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还说，几年之后，天下将会大发瘟疫，信教的平安无事，不信的得家破人亡。　　五　　虽然费尽心机，发展了一百多个信徒，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因为深山中的这些穷苦人根本无力供养他们的教主。表兄家连着几个月的红薯粥实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这样当教主，还不如回老家继续当“孩子王”。于是他对冯云山说：“表兄家苦，甚难过意。”意思是别传什么教了，还是回家过安稳日子吧。冯云山意志坚定，不同意撤退，二人“语言有拂逆”。洪秀全一甩袖子，撇下冯云山，自己回老家去了。　　如果没有几年后意外获知冯云山在广西传教获得巨大成功，洪秀全也许就此抛弃宗教家的身份，重归正常社会秩序之内，继续做大清朝的顺民了。如恩格斯所说，历史需要巨人，就肯定会产生巨人。但是这个巨人不会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继续做起了私塾教师。然而“孩子王”的生活过了不久，他又厌烦了。他已经屡屡被证明是一个做事没有常性的人。他突然脑筋急转弯，既然自己对基督教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会，做一个领工资的职业宗教工作者呢？对于一贫如洗的他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来到广州，到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学习基督教理。罗孝全对于一个中国人主动来“寻求真理”十分高兴，留他学习几个月后，组织了对他的面试，以决定是否让他受洗。洪秀全的前几个问题都回答得还不错，但是在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他却犯了错误。　　《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记载，罗孝全是这么说的：“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　　那意思就是说，入教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发财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一下，洪秀全慌了。“受洗后获得教堂职位的薪金，在当时是正常的事。”（《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别人都有工资，难道偏不发给我？他马上回答：“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这句话坏了事，教会认为他动机不纯，他没能入教。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对那些笑容中暗含讥讽和怜悯的父老，于是决定重回广西去找冯云山，继续拿山寨版基督教碰运气。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细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个问题：入了教，教会自然会给自己资金。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　　因为这一偶然，“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如果他顺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天国的陨落》因此这样评论道：“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义　　一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　　二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内，能够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得多。据学者推算，去掉赋税后，中国农民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1070斤。而且，就连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时常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毁坏。　　专制权力只会越来越贪婪。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三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高度刚性的状态，所以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申诉，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申诉渠道。他们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犯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申诉活动是和平的，老百姓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罗日光等人“聚众会议”，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他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辗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帝讲过一句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这种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永远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传统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四　　“造反”，在旧时代的语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意味着他要与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粮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相比之下，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还是被杀死为好。因为死前，毕竟能饱食几天。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很多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　　皇帝梦　　一　　阅读了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之后，我不得不说，许多书籍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似乎每一个起义者都是怀抱着“民胞物与”、“解放全人类”的雄伟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这种向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本也毋庸讳言。人欲就是天理。当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所需之时，他们有天然的权利来改变这种秩序。　　在关于洪秀全的研究中，人们充分注意到了他创立宗教时对“四海一家”、“天下为公”、“清平好世界”的追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谋生的考虑。　　回到紫荆山区的洪秀全惊讶地发现，他这个教主已经今非昔比了——冯云山在这里已经发展出了两千多名教徒。　　在洪秀全走后，冯云山进入大山，靠给人家担泥、拾粪、割田打谷等谋生，锲而不舍地惨淡经营。由于洪秀全不在现场，冯云山的造神运动少了许多干扰，进展得更为方便顺利，终于以紫荆山为中心，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宗教势力。　　洪秀全这次真正尝到了做教主的滋味。《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和《太平天国史》记载，在他的信徒中，不光有穷人，还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地主。比如曾玉珍一族，“全族人丁繁盛，各有田产屋宇，境况已颇富裕”。韦昌辉家也“颇有田产”，“每年可收入稻谷六万斤”，入会后，“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钟礼芳“居乡贸易钱米”，多次为拜上帝教“礼献钱米”。洪秀全和其他宗教上层领袖已经可以过上顿顿吃肉的上等人的生活了。　　更为重要的是，洪秀全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神”。教徒们对他顶礼膜拜，眼中充满了敬畏和虔诚。他的每一句无心的话、每一个下意识的举动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他用过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圣品，被信徒们珍藏。他只消点一下头，这些可怜的人就会毫无保留地向他献上珍馐、财产直至自己的女儿。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他凭几句话就建立起了“公库”制度，信徒“已经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每人的衣食都由这笔钱支付，平均享用”。从《天父天兄圣旨》及《北华捷报》相关报道推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洪秀全已经有了十五位左右的“娘娘”。　　洪秀全大喜过望。直到这时，他才确定宗教之路是正确选择——宗教把他从无价值、无地位、无尊严的绝望之渊中拯救出来，使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失败者”变戏法一样成了天底下最有价值、最有地位、最有尊严的“神”。　　仅仅几个月之前，做一个有工资的教堂工作人员就能让洪秀全感激涕零，如今，这种小国王式的生活当然让他飘飘欲仙、心满意足。如果不是遇上广西群雄鼎沸烽烟遍地的“革命大潮”，洪秀全很可能满足于这种地下的富贵，以一个秘密教主的身份终此一生。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先例。　　二　　民间宗教或者迷信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定势。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凭借的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和钟相、杨幺起义，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莲教。这一宗教后来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两代的所有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白莲教背景。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那些创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称王称帝。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了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荣华会”、“天理教”的前身）首领刘家。　　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康熙初年创立了“八卦教”。这个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刘佐臣宣称，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说自己是孔子转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这一教门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敛财。它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其原理与传销大同小异：各地分支机构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的“会费”，说是“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说这些钱是“往西天取金沙费用”。这些会费层层盘剥，层层上交。谁发展的下线多，谁抽的头也多。当然，最大的抽头者是刘佐臣，所有的钱，最后都有一部分会层层汇总到山东刘家。　　配合这种敛钱体系，刘佐臣在教门内部推行“儒教专制化”。他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强调分尊卑、明长幼，要求信徒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教内建立了严格的层级体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庆年间，这个教派的层级体系发展完善到与一个王朝相似：“秋仕”相当于秀才，“麦仕”相当于举人，“号官”相当于县官，“法官”相当于知府，教主当然就相当于皇帝，教内成了专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视察，有专人打前站，见面时“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山呼万岁，对“皇帝”之命唯命是从。甚至“皇帝”说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浆，信徒们也抢着吃。　　这一教门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的宗教。刘佐臣精明无比，一开始就将这一教门设计成刘氏家族的“吃饭本儿”。他既称自己是孔子转世，又称孔子世世代代在刘家转世下去。因此从康熙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间，虽然屡遭政府打击，但他的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六代，历时一个半世纪，几乎像一个王朝。　　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状态，从不公开活动。它满足于事实上的“小王朝”，而绝不对现实秩序发动任何挑战。不但不挑战，它甚至还地上地下两不耽误。刘佐臣死后，他儿子刘儒汉继续经营。刘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地下“邪教”教首，还想获得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银子1700两，外加1040石大米，共合4600余两白银，“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被“参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间，刘家的财富积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击这个教门，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27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这当然都是教徒们的奉献。　　当然，世袭现象并不是“八卦教”的专利，明清时期，这样的教门层出不穷，比如“黄天教”的李家、江南“斋教”的姚家、“清茶门”的王家等。他们的家族统治有五代，有十代，长达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之久。和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这些世袭宗教教主都热爱稳定，即使在动乱之时，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这种不参与政治的做法，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数几个违背“八卦教”传统、举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殒身灭族。　　三　　在开始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并没有想到要公开造反。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洪秀全首次去广西传教时，并没有任何革命思想，他“所宣传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谁都承认，《劝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书；相反，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书”。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写了一些阐述其教义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与我们猜测的不同，这些文章宣传的不是造反，相反，它们批判造反。王庆成说：“（《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这首诗歌中甚至谩骂李自成、黄巢、项羽这些起义领袖为草寇，诅咒起义和战争：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很显然，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洪秀全还是只想收徒敛钱，建立秘密天国，以地下温饱富贵为满足。但是第二次入广西后，形势与前次已经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从各个方面都已经显露出彻底崩溃的征兆。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到极点。广西本来就是“会道门”遍地之处，国势衰微，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一逞。《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记载：“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道光三十年夏秋，陈亚贵等起义军一度攻占荔浦、修仁、迁江县城。广西形势大乱，各地乡绅纷纷组织团练，镇压本地的“会道门”。拜上帝教也在团练们敌视的范围之内，数次与之发生冲突。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拜上帝会”想安安静静地建设自己的地下天国已经不可能。　　不过，洪秀全及其高层干部还是权衡了很长时间。毕竟，造反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前车之鉴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义就是一个错误。林清本来可以像他的前辈刘佐臣一样，自己广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经营成世袭教派。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过度膨胀的结果是他被凌迟处死。　　但是，此时的形势和林清之时确实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而这时拜上帝教信徒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趁乱起兵以图大事，似乎已经有了资本。更何况，除了“救民于倒悬”的“革命大志”外，毋庸讳言，洪秀全的“皇帝梦”和高级部下的“将相梦”潜伏多年，此时像一头跃跃欲试的小兽，早已按捺不住了。　　四　　“做皇帝”恐怕曾经是旧时代每个男子的白日梦的内容。这是传统中国人尘世梦想的极峰。这不足为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男人恐怕都梦想过当皇帝、当国王。问题是，将这个梦想付诸实际操作的中国人，肯定多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总和。事实上，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每一个朝代，不管是国力强大还是空虚，统治清明还是混乱，都有许多被“皇帝梦”所驱动的人试图一逞英雄。　　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张相文的人，搜索历史上的成王和败寇，写成两卷的《帝贼谱》。他草草搜罗的结果是七百余人曾妄图称帝。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这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过去的一千多年中，中华大地上每年都会有将皇帝梦付诸实践者。　　阅读其他国家的历史，我们极少发现类似的“皇帝案”。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从日本游学回来，谈到日本民俗时说到，他曾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低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次农民或者说农奴起义，但是这些农奴起义的领导者极少称王称帝，“他们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农村公社去，以恢复被农奴制度贬低和摧残了的自身价值”。而不是像中国农民这样，建立新的王朝。我们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说，“皇帝梦”是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特产”之一。　　五　　中国社会自秦始皇以后，就与众不同。用程歗先生在《晚清乡土意识》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农民和欧洲农奴的反抗斗争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础。欧洲农奴的生活方式产生不了以夺取皇权为目标的反抗意识，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无不是企图依照传统王朝的权力模式，建立农民的理想王朝。”　　世界上其他传统社会，大多缺乏流动性。无论是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各阶级都藩篱森严，大门紧闭。贵族永远是贵族，农奴永远是农奴，武士永远是武士。人们缺乏奋斗意识，更愿意听从命运的摆布。　　而中国独不然。秦始皇早在两千年前就扫灭了贵族阶层，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运行了科举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很早以前看起来就十分“现代”，存在着社会垂直流动的大量机会。潘维《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中说：“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　　这种流动性，用文雅的词汇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则是“富不过三代”。相对其他文明来说，中国社会中没有不可突破的森严壁垒，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的一线之机，所以中国人奋斗意识是世界最强的。　　中国人改变命运，无非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克勤克俭的努力，发家致富，由贫农而富农，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过供孩子读书，孩子“十年寒窗”后，一朝中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带得全家鸡犬升天；三则是奇迹般的“发迹变泰”。这是宋代以后流行于民间社会的演义评书中最受听众欢迎的内容。　　而“发迹变泰”故事中，最为刺激的当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为天子。事实上，这种故事由刘邦第一个以其亲身实践讲述之后，历代效法者无穷。特别是唐代以后，中国的皇帝大多是起自底层。这种示范效应令“发迹变泰”故事在民间四处流传，导致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传。　　事实上，“做皇帝”以及“拥立皇帝”已经是传统中国人的奋斗途径之一。　　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一个雷同情节是，一些人发现身边的某人“有异相”，遂死心塌地地跟随他谋大事，以图“泼天的富贵”。　　冯云山这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那么迅速地成为洪秀全最坚定的信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冯云山会相面，他“少与洪秀全同学，尝谓秀全多异相，豁达大度，有王者风。因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结”。　　王伦之所以起义，除了“梦见是龙”外，精于相面的梵伟对他的持续鼓动也功不可没。史载，梵伟“妄谈天文谶纬”、善于巫术，他经常对王伦说：“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以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毋自弃也。”　　前面我们提到的河南嵩县老曼场“万顺天国”皇帝李成福，他用来宣传自己神异的仅仅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后代。另外一个是他手相特殊，“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乌纱帽，这是天子相”。仅靠这两个证据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网罗了高峰村前任生产队长谭振军、会计谭某、村医张某以及另外一个村的前民兵营长万玉忠等骨干。酷爱诗歌的共产党员万玉忠还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题诗四句，以示忠心：“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与皇帝梦相配套的是“将相梦”。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似乎更“现实”一些。乱世之时，投身军旅，拥戴新君，由布衣而为将相，那也是相当诱人。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据《涤荡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记载：1950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1955年的“浩天尚国”事件，封了一百多名高级官员。1983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1978年，四川人蔡昌诚以“验体选妃”为名，使得二十多名妇女主动投入他的怀抱。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六　　虽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但是“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基督教的落脚点是彼岸，而“拜上帝教”和所有中国民间宗教一样，神秘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炽热无比的现世欲望。　　经过反复衡量思考，洪秀全终于决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近世烟风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位由布衣而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级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起事之际，洪秀全发布“团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携带所有家口，烧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镇集合。所谓“团方”，是“团圆”、“团聚”之意。洪秀全发布“团方令”时，只是说要他们来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恫吓信徒：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为了躲避这场“大灾”，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带领来到金田，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这次“团方”要押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起义。一万多人的队伍中，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伟大”的起义者。　　要把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顺民”变成英勇的“革命战士”，洪秀全的动员方式之一是许诺这些追随者，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将是世袭的官僚：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　　太平天国教育干部的《天情道理书》说得更明白：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紫荆事略》载，在入“拜上帝会”之初，许多信徒把家产贱价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邻居们表示不理解，这些广西老兄弟解释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说：“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显然，美好的蓝图引导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也是旧式起义的基本规律之一。用金钱、土地、爵位对农民进行诱惑，远比宣传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褛，不能出门当差”。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但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清代八卦教》记载，“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代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