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情况是，这次政变蓄谋已久。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政变行动已经悄然开始，太子李享与亲信密谋以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伺机对付杨国忠。李辅国还是中介。6月13日，唐玄宗从京师出逃，全部队伍只有3000人，而太子李享断后的人马就有2000余人。这里面包括禁军的精锐部队，叫飞龙禁军。李享的两个儿子，广平王和建宁王“典亲兵扈从”。这是多好的政变机会。唐朝宫廷的历次政变都要想方设法攻破玄武门，胜算往往仅有百分之五十。这次不同，君臣逃离宫廷，来到荒郊野外，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显然是稳操胜券。一个好机会的出现，总是跟随着另一个更好的机会。坏事也一样，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就在疲惫禁军人心不稳之际，杨国忠骑着马从马嵬驿出来，被一帮吐蕃使者拦住去路，说他们没有吃的，要返回吐蕃。恰在此时，禁军中有人高喊：杨国忠伙同胡虏谋反。天宝十四载对于唐玄宗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爆发。时隔一年的6月，安禄山攻破潼关。6月13日黎明时分，仓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率领家属、亲信——杨贵妃姐妹、皇子、妃子、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人逃出长安。人名很多吧，其实没多少人，除了这几个，就剩下一小撮宦官。保护他们的禁军队伍总共也就3000人。逃亡队伍从延秋门出宫，沿途经过县城没东西吃，因为县令也跑了。到了中午，唐玄宗还没吃上一口东西。杨国忠就买了些饼拿给他填肚子。这个饥渴交迫的时候，还是老百姓可爱，有的献米饭，有的献小麦，有的献大豆；那些皇子皇孙可算见到粮食了，用手捧着，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光了，却还没吃饱。这个情景十分悲惨，大家都哭了，唐玄宗也掩面而泣。老先生郭从谨对唐玄宗说：安禄山危害天下的坏心已不是一天两天。曾经有人到京城告发他，陛下去把告密的人杀了。所以安禄山才有实施叛乱的机会，害得陛下流亡。还记得宋璟当宰相的时候，常常向陛下进忠言，天下因此得以太平，可是近年来，大臣都忌讳进谏，大多都是阿谀奉承。这样一来，陛下对宫廷以外的事所知甚少。身在宫外的臣子，很早就预料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可谁敢说呢？只有真到了今天，臣也才敢说心里话。郭从谨的话没错，可惜是马后炮。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不是反思。唐玄宗淡淡地回了一句：这是朕的不聪明，后悔也来不及了。然后，命军士分散到各个村落中找食吃，约定未时，也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回到原地再往前走。半夜的时候，他们到了金城县，县令早跑了，百姓也逃得差不多了，家里还剩下一些吃食和锅碗瓢盆，军士们自己做饭吃，吃完就睡，驿站里也没有灯烛，大家相互枕着身体睡觉，这时候，早分不出尊贵和卑贱。活着才是主要的。6月14日，逃亡队伍抵达马嵬驿。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陕西兴平县西北二十三里处。连日奔波劳顿，所有的将士又累又饿，怨言四起。就在这人心极度不稳的时候，太子李享突然发动政变。历史上叫做马嵬兵变。关于马嵬兵变，旧史记录里说，真正的发动者、策划者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他通过太子的贴身宦官李辅国，怂恿太子李享行动。太子李享是被动的，李辅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中介。然而，旧史的记载是为尊者讳。这并非历史真相。真实情况是，这次政变蓄谋已久。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政变行动已经悄然开始，太子李享与亲信密谋以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伺机对付杨国忠。李辅国还是中介。6月13日，唐玄宗从京师出逃，全部队伍只有3000人，而太子李享断后的人马就有2000余人。这里面包括禁军的精锐部队，叫飞龙禁军。李享的两个儿子，广平王和建宁王“典亲兵扈从”。这是多好的政变机会。唐朝宫廷的历次政变都要想方设法攻破玄武门，胜算往往仅有百分之五十。这次不同，君臣逃离宫廷，来到荒郊野外，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显然是稳操胜券。一个好机会的出现，总是跟随着另一个更好的机会。坏事也一样，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就在疲惫禁军人心不稳之际，杨国忠骑着马从马嵬驿出来，被一帮吐蕃使者拦住去路，说他们没有吃的，要返回吐蕃。恰在此时，禁军中有人高喊：杨国忠伙同胡虏谋反。高力士为了讨好唐玄宗，就想出一个主意，悄声告诉唐玄宗。唐玄宗听了很高兴，吩咐高力士去办。于是，高力士就去规劝杨玉环，要她丢下寿王，进宫伺候皇上。杨玉环本来就是个心比天还高的女人，在荣华富贵的面前，做了寿王四年妻子的杨玉环，对寿王的爱变得淡了。她离开了寿王，按照高力士的精心安排，先到内宫的太景观做了一名女道士，起名杨太真，过渡一下，便被接进唐玄宗的宫中，这样，既消除了人们对玄宗乱伦的看法，又名正言顺地娶了美人。再说另一半的猜测，如果杨贵妃逃离马嵬驿，真的又隐居道观中做了女道士，唐玄宗在避难之后回到长安，就不会去寻找她吗？从杨贵妃死里逃生的两种可能性来看，倘若缢杀她的人是有意不将她缢死，或者换宫女替死，那么必定是唐玄宗一手安排的，以便日后团聚。然而，除了日本学者大津郡的《郡志》上有唐玄宗与杨贵妃旧情难舍的记载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依据。再者，倘若缢杀之人是无意的，那么杨贵妃被埋以后，是如何逃出坟墓的？有人挖掘还是自己动手？似乎都不大可能，也没有任何的历史记载。因此，杨贵妃没有丧命马嵬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她的下落和她做了女道士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无法成立。我们提到日本学者大津郡的《郡志》，在这本书里，透露出杨贵妃人生归宿的第二种说法，这种说法流传于日本民间和学术界。说杨玉环没有被缢死，被缢杀者是宫里的一个侍女。而杨玉环本人逃亡到日本。怎么逃的呢？说法更玄，说是唐玄宗派人秘密护送她漂流过海，到了上口县向津具半岛油谷町村。在日本当地的“二尊院”中，还有杨贵妃的坟墓。我们姑且认定这种说法具有真实性，那么杨贵妃逃亡到日本后，以何为生呢？《郡志》一书里有段记载，说唐玄宗得知杨贵妃东渡扶桑，旧情难舍。心中思念，漂洋过海去看望不大现实，就派遣特使送了两尊佛像给小杨，并且劝她回国，再续前缘共享富贵。杨贵妃心已成灰，心说当年你为了保全自己，让我偷渡到日本，一世情缘早就断绝。于是，她拔下头上的一根玉簪，让特使交给唐玄宗，以示答谢。数年后，杨贵妃在当地无疾而终。所谓“二尊院”就是因为那两尊佛像而得名。这说法是真是假？二尊院五十五世长老慧学有两段关键的记录——第一段记录：“天宝十五年七月，唐玄宗爱妃杨玉环乘空栌舟于久津唐渡口登岸，登岸后不久死去，里人相寄，葬于庙后。”第二段记录：“六军既发，贵妃气息有所和缓，着人救之，造空栌舟，置数月粮食于舟内，放逐海中，任其漂流。”这两段记录说了一个意思：杨玉环没有被缢死，她缓过气来，被人救了，救她的人打造了空栌舟，在舟里放了可以吃几个月的粮食，然后把舟放到海里，杨玉环上舟漂流，漂到哪儿算哪儿。首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之处。其一，“空栌舟”。什么是“空栌”？就是没有橹，这船没有船橹，就从中国漂流到了日本，这几乎是一个神话。其二，“任其漂流”。这是什么意思？舟里放的粮食，是逃亡途中保全性命的口粮，这说明逃亡是有目的地的，不是无地放舟，任其漂流，漂到哪儿算哪儿，无疑是一种浪漫安乐死。既然挽救了杨玉环的性命，再让她“任其漂流”显然不合逻辑。其次，长老慧学的记录与《郡志》是矛盾的。《郡志》里说，杨玉环到了扶桑；长老慧学的记录说，杨玉环登陆就死了，二尊院只不过是安葬杨玉环的地方。后来，唐玄宗得知杨玉环埋在这里，所以送来两尊佛像，以寄托哀思。当然，关于杨玉环逃亡到日本的两个记载，也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杨玉环并未丧命马嵬驿。这个前提成立，流传于日本民间和学术界的说法才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因此，得再回到天宝十五年六月间迷雾重重的马嵬驿。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唐玄宗果真受到要挟，必须诛杀杨玉环吗？除了旧史的记载，在一些唐诗中也透露出一些信息。譬如在李益的七绝诗《过嵬驿》和七律《过嵬驿二首》以及刘禹锡的《马嵬行》中，诉说了杨玉环人生归宿的第三种说法。李益的诗中写：“血洗托君莲花血”、“太真血染马蹄尽”。什么叫“血染马蹄尽”？意思是说杨贵妃丧命乱军之中，且是被刀刃砍死的。杜甫在他的《哀江头》一诗中写：“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这一句中“血污”二字很关键，如果杨贵妃是被缢死的，那就不可能见血，似乎诛杀杨贵妃的方式不是缢杀，而是用刀刃之物。还有刘禹锡的《马嵬行》，其中有这么几句：“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注意“饮金屑”，意思是说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然而，诗歌总有抒情和夸张的成分，不是准确的史料。但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这就是关于杨贵妃的人生归宿林林总总的说法，但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要归结到兵变的问题上。兵变是太子李享一手策划的，他与陈玄礼煽动诛杀杨贵妃，实际上矛头是指向唐玄宗。就当时混乱躁动的局面而言，不是唐玄宗一个人所能控制的，他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证，怎么可能精心准备安排杨贵妃逃跑？所谓的“缢杀不死”和“掉包计”仅仅是一种因为传说杨贵妃未死而衍生出的推测。在当时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杨贵妃是必死无疑的。她死后，太子李享和陈玄礼等人煽动军士要求查验杨贵妃的尸体。这很危险，如果缢死的不是杨贵妃本人，或者她还有一口气，太子等人便可以此为借口加害唐玄宗。太子等人很清楚，对于唐玄宗来说，杀死杨国忠是可以容忍的，但要他杀死杨贵妃，这一点很难，他要经过一场痛苦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所谓“众怒难犯”，受到胁迫而又没有一个人为他开脱的唐玄宗别无选择，只能做出赐死杨贵妃的决定。一个统治大唐帝国40余年的天子，最终却没有能力保住一个爱妃的生命。当天傍晚，杨贵妃的尸体被埋葬在驿亭西一里远的路旁土坡下，军士们的怒气得以平息，所有的人山呼万岁。唐玄宗没有一丝宽慰和半点喜悦。他和陈玄礼等将士有一席谈话，谈话中只提及杨国忠，而没提到杨贵妃之死半句，他已经悲伤得无法言喻了。这就是马嵬兵变的结局。有些凄婉和哀伤。但没辙，历史心冷似铁。========================================================================宋光宗私房话：我怎么可能不疯—（南宋）作为太子，我一直感觉非常危险。首先，言行要谨慎，稍一疏忽，不但诸君之位不保，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我的父亲宋孝宗赵昚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庆王赵恺、三子就是我赵惇，当时为恭王。我还有一个弟弟，早早地夭折了。父皇孝宗早先立赵愭为皇太子，可他当了皇太子没多久就病故了。他一死，当重立太子。庆王赵恺和我同为嫡出，按照礼法，当立年长的庆王为太子。可我没想到，父皇孝宗认为庆王赵恺的秉性过于宽厚仁慈，而我“英武类己”。于是，父皇决定舍长立幼，于乾道七年，也就是公元1171年2月，立我为太子。可是，在十几年的东宫生活中，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没有一天不感到压抑，我紧张局促，小心翼翼当了十几年的孝子。对父皇毕恭毕敬。可是，年过不惑，仍不见父皇有传位于我的意向。终于，在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10月，我当上了皇帝，可是没多久，我就疯了。我是怎么疯的？这对世人来说，是一个谜。世人都认为，是我的皇后李氏把我逼疯的。但人们不知道，李氏只是加剧了我的病态心理。也就是说，在李氏当上皇后之前，我的心理就已经不正常了。先说说我的这位李皇后。她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的时候，她父亲李道的军营前有一只黑色凤凰栖息。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传说。可就因为这个传说，李氏被她父亲取名叫“凤娘”。凤娘十多岁的时候，府上来了一个自诩善于相面的术士皇甫坦。李道命女儿凤娘拜见，皇甫坦故作惊诧地说：令爱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在下怎敢接受她的拜礼。谁能想到呢，皇甫坦这一句莫名其妙的预言，后来成了李道的段子。绍兴末年的时候，他受到我祖父高宗的接见，便把女儿出生的传授和皇甫坦的预言，天花乱坠地吹嘘了一番，对高宗说，这就是我要为陛下推荐的孙媳妇。我祖父高宗也很迷信，居然信了李道的话。就这样，李凤娘成了众人皆知的恭王妃。说实话，我身份为恭王的时候，李凤娘还是相当安分守己的。可是，在我被立为太子后，作为太子妃的李凤娘，渐渐暴露出她野蛮骄横的本性，常常在我祖父高宗、父亲孝宗和我之间挑拨是非，到高宗那里说我父皇的坏话，说父皇为我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父皇面前又嚼我的舌头。我有苦难言，我的婚姻生活没有丁点儿幸福可言，我讨厌这个女人，我的祖父高宗也讨厌这个女人，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欺骗，显然他后悔自己批准了这门亲事。我父皇孝宗则更加厌恶这个女人，他屡次警告凤娘，说你该学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那时候，我惶惶不安，我害怕父皇因为厌恶这个女人，从而迁怒于我。我的太子地位将朝不保夕，要知道，东宫历来都是政治斗争旋涡中心。好在李凤娘知趣，在父皇的训斥和劝谏下，有所收敛。可是，我哪里能想到，这个女人阳奉阴违，她心里非但没有接受，反而从此对父皇埋下了深刻的怨恨。她确实是一个坏女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她的坏。第一，傲慢无礼。她一向对我父皇孝宗和皇后谢氏无礼。有一次，皇后谢氏规劝她要注意礼仪。谁知她不但不接受，反而勃然大怒说，我是官家的结发妻子。这句话太狠了。因为谢氏并不是我的生母，她是由嫔妃册为中宫的。李凤娘此等恶毒的讽刺让在场的父皇气得七窍生烟。以前父皇还指望规劝训斥能有效果，现在他彻底绝望了。第二，残忍毒辣。有一次，我洗手时，看到为我端盥盆的宫女一双手，这双手纤细柔嫩，精巧可人，引我长久注视。不料，这情景被李凤娘看在眼里。几天后，她派人送来一个食盒。我打开盒子一看，吓得险些昏厥过去——盒子里装的竟是端盥盆宫女的一双手。我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很多天，一闭眼，那双血淋淋的纤细小手就在我面前晃。第三，嫉妒怨恨。李凤娘对待一个宫女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于我宠爱的嫔妃，她会有多狠。我感觉，她对我身边的所有女人都充满了浓郁的嫉妒和怨恨。还在东宫的时候，父皇赐给我一名叫黄氏的侍妾。我很宠爱黄氏，即位以后，我晋升黄氏为贵妃。这让李凤娘妒火中烧。只怨我不够警觉，总想她恨也罢，怒也罢，总不至于加害黄贵妃吧。但我想错了。那一天，我出宫祭祀，回到宫中，李凤娘派人来通报我，说黄贵妃突发疾病暴死身亡。我惊骇无语，悲痛至极，眼泪就流下了。我心里明知道这是李凤娘下的毒手，可是我没有证据，我无力去质问她，我的勇气湮没悲伤中，我觉得无比虚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怎么可能不疯？知道这个李后多么坏，多么毒辣了吧。我的父皇孝宗曾经和老臣史浩秘密商议，要废黜这个该死的皇后。可是，老臣史浩认为，废后的举措会引起天下的议论，使政局不稳。如果当时父皇不听从史浩意见，也许我的病也不至于越发严重。可惜，历史没有也许，没有如果。我的精神恍惚，时而清醒，时而混沌。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在说什么，在做什么。父皇为了给我治病，四处搜集民间秘方，照方开药，本来想派人给我送来，但又怕李凤娘阻拦，便打算等我到重华宫问安的时候，再让我服用。万万没想到，父皇的这个安排，竟让李凤娘以为父皇要毒害我。她极力劝阻我别去重华宫。别以为她这是为我着想，她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在此之前，父皇不同意立我们的儿子嘉王为太子，所以李凤娘耿耿于怀，怕自己的皇后地位不保。在一次宴会上，李凤娘公然责问父皇，她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你赵家明媒正娶，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我父皇气得拂袖而去。这之后的一年里，我不愿去重华宫见父皇了。因为李凤娘不断絮叨她的猜疑，她总是说我父皇要谋害我，这恐吓犹如咒语，让我不得安宁，醒着做噩梦，满口呓语。就在黄贵妃“暴死”当晚，父皇来看望我，我感觉他就像一个邪恶的影子，要夺我性命。我昏厥过去，人事不省。据说，我父皇见此情景，又急又气，召来李凤娘，训斥她，说你没好好照顾皇帝，所以他病成这样，他一旦有不测，我灭了你李家。接着，父皇还嘱咐丞相留正，让他劝我保重身体，如果我不听，就等我到重华宫时，他亲自规劝我。几天后，我病情有所好转，李凤娘却向我哭诉，她说你身体欠安，太上皇就迁怒于臣妾，打算诛灭臣妾全族，臣妾有什么罪过啊。哭诉完，她还告诉我，我只要一去重华宫，父皇就会将我扣留，从此不让我离开。我再次感到恐惧，我想起过去在东宫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有强烈的预感，父皇要将我这个皇帝废黜。这个感觉让我再也不敢前往重华宫了。在这个问题上，大臣们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谏我，劝得多了，我也曾动心前往重华宫。便去和李凤娘商量，李凤娘总是危言耸听，我始终未能成行。大臣们继续苦劝，有一次我差点就动身了，可李凤娘从屏风后突然杀出，对大臣们河东狮吼道：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很多大臣不敢再言声。只有宗室赵汝愚继续劝谏。他是我最信任的大臣，可我还是犹豫，对他的劝谏我是“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就这样，关于过宫一事，李凤娘的挑拨阻拦和大臣的劝谏，让我在犹疑不决中反复煎熬。我的精神在夹缝中挤压，我怎么可能不疯？从绍熙三年始，我已经无法处理朝政。一应事务都由李凤娘代劳。所谓“政事多抉于后”。李凤娘掌握了大权以后，却没有兴趣参抉朝政，她的心思都用在为她娘家人捞好处上了。她封娘家三代为王，她的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有一次，李凤娘归谒家庙，竟然将她的172个亲属都授为使臣。连她府上的门卫都补了官。这种滥施官职的行为，在南宋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如此一来，李氏一门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拥有巨额的财富，家庙的卫兵比太庙的还多。他们儹越规制，气焰十分嚣张。而这一切，都是我这个精神时而正常、时而反常的疯皇帝所赐。再羞于启齿我也要说，在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非我一个。太宗的弟弟赵廷美、太祖的长子赵德昭、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偓，他们的死都和精神疾病有关。我要告诉你的秘密是，我的精神疾病和心理因素有关。当然，你会问，一个精神病人怎会如此条理清晰向你讲述这一切？原因很简单，这是我无从诉说的心里话。在冰冷危机四伏的皇宫里，作为皇帝其实比谁都孤寂，什么叫高处不胜寒？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真心交流、可以毫无保留倾诉的对象。我精神错乱时，疯言疯语；偶尔正常时，我便体味到无尽的悲哀和痛苦。一切恐惧压抑的经历，无处发泄，只能在心里说给自己听，说给多年后的你听。我说过，我的病态心理并不是李凤娘一手造成的，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加剧了我的病变。真正让我患病的，是我的父皇孝宗。在他将我立为太子后，我便一直渴望早日登上皇位。我勤奋好学，谨小慎微，一举一动严守礼法。生怕不小心做错事，说错话得罪了父皇，或是成为皇位竞争者的把柄。我每日都要看父皇的脸色行事，父皇情绪好时，我也“喜动于色”；父皇情绪低落时，我也“愀然忧见于色”。总之父唱子和，讨好中伴随着紧张。我相信，这种感受，对于如今渴望出人头地、兢兢业业往上爬的小公务员们来说笃定很熟悉。可是，就这样殚精竭虑地在东宫做了十几年乖太子、大孝子。直到我年过不惑时，父皇还没有半点要传位的意思。我有些把持不住，终于忍不住开口试探。我对父皇孝宗说，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用。哪知道这话一说，父皇就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他当即回复道，有白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还用得着什么染须药啊！从此，父皇的威严在我心里烙下某种不祥的阴影。什么不祥呢？就是总有被废黜的预感，总有到头来一场空的宿命感。于是，我决定去求很疼爱我的祖母，就是我祖父高宗的吴皇后，我的太皇太后。我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山珍海味。太皇太后知道我的心思，她在恰当的场合多次暗示我的父皇，让他早点将位传于我。可父皇仍不为所动，迟迟不肯让权。这使我产生种种猜测，终日疑虑不安。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10月，我祖父高宗驾崩。这时候我的父皇已经60多岁了。他终于萌发了禅位于我的想法。这个想法，并不是出于爱我、信赖我，或者器重我。他萌生这一想法只有两个原因：一、他年逾六旬，感到恢复中原力不从心；二、我祖父高宗曾禅位于他，他一直心存感激。所以，祖父高宗驾崩后，他没有实行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而是坚持守丧3年。这样，既表明他的孝心，又脱离了繁琐的朝政事务。两年后，也就是淳熙十六年二月，我终于迎来了内禅大典。父皇高宗退居重华宫。即位之初，我效仿父皇侍奉太上皇的先例，每月都会去重华宫朝见父皇4次。可是，每一次见到父皇，我仍然惶惶不安，父皇曾经的权威是我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渐渐地，我不愿再去重华宫，我不断找借口疏远回避与父皇见面。大臣们因此议论纷纷。说高宗在世时，每逢出游，我的父皇必会随行，而我却只顾自己游乐。这等奏章父皇看了以后自然是勃然恼怒。恰在此时，我又不小心打碎了父皇赐给我的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就搬弄是非，说我见到父皇的赏赐就很气愤，故意摔碎了玉杯。父皇居然信以为真，也不想想，我怎么会得到赏赐反而愤怒呢？父皇觉得我没有礼数。太学生们还写下《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以讽刺我尊孝道。这时候，在立嘉王为储君的问题上，父皇再一次显示出他的霸道，他不许我立嘉王为太子。这使我们父子的矛盾更为深刻。我恼怒，我压抑，我怨恨，我从未就有过自主权，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父亲威严下，从来都受人牵制，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包括该死的李凤娘，也并非我愿意娶的，那是身为祖父的太上皇高宗一手安排的。如果说李凤娘是一粒苦果，那也是祖父一手栽下，让他的儿子、孙子，饱受其苦。所以，你知道了吧，我的疾病，是父皇赐予我的。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就像那只不小心打碎的玉杯。绍熙五年六月，我的父皇孝宗驾崩。丧事由我祖母太皇太后一手操办。大臣们对此充满疑惑，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不主持父皇的丧事。真实的原因我没说，怕他们不敢听。因为我总感觉父皇没死，他是装的，他精心设置了一个篡夺我皇位的圈套。你一定认为我这想法可笑。而当时我却吓得大汗淋漓迈不动道，我窝在深宫里，时刻担心遭人暗算，于是带弓佩剑用以自卫。可是，就在我终日提防父亲的时候，我的皇位却被我的儿子嘉王取代了。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在群臣看来，是病情恶化的表现，他们认为，如此下去政局将动荡不安。据说，他们无法容忍我这个疯子皇帝。于是，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7月，以赵汝愚、赵彦逾为首的宗室大臣开始密谋策划，决定拥立我的儿子嘉王为新君。他们说服了殿前指挥使郭果，取得了禁军统率权，暂时控制了军队，同时联络外戚韩侹胄，让他争取太皇太后的支持，使所谓的“内禅”名正言顺。这里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一封御笔书信，上疏八个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我要说，这是仿造的，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书信。这根本不是我的心意。试想，如果我真有逊位之意，赵汝愚、赵彦逾等人何必瞒着我，去请求太皇太后的支持。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阴谋。在他们秘密的“内禅”工作准备就绪后，太皇太后下诏，以我的御笔亲书“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为名，说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我为太上皇。他们得逞了，一场身披合法外衣的宫廷政变圆满成功，我的儿子嘉王登基，是为宋宁宗。我被遗弃了，与我一同被遗弃的，还有我那个可恶至极的皇后李凤娘。即便她曾再泼辣再强悍，此时也无计可施。儿子嘉王登基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终日担心被父亲废黜，到头来却被儿子夺去皇位，这是天下最黑的一个玩笑，这是上天无情的嘲讽和捉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接受儿子登基的事实，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肯搬到太上皇的寝宫。我仍然住在皇宫里，终日饮酒，只有酒精才能稍稍缓解我心中的抑郁和痛苦。这时候，李凤娘也仿佛变了个模样，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也许，她看到我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她陪我饮酒，照料我，完全不似过去那个刁蛮、工于心计的她。看得出，她也很苦恼。曾经术士皇甫坦戏言，说她会母仪天下。后来她果然当了皇后。由此，她对术士的话深信不疑。不久，她听术士说，将有厄难降临到自己头上，便找了一处僻静的居室，独自居住吃斋念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度过危难，保住平安。可是，她过去作恶太多，她越想求个心安理得，心里越是备受折磨。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李凤娘在独居的居室中染病。这时候，没有人去照顾她。7月的时候，曾经显赫专权的李凤娘孤寂地死去。很多人都怨她平日为人凶狠，以至于宫人去宫中为她取礼服的时候，掌管钥匙的人拒不开启宫中殿门，结果礼服也没取到。可怜的李凤娘，死了之后，被宫人们用席子包裹着尸体，准备抬回宫中治丧。抬到半路上，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疯皇来了！”抬尸首的宫人们丢下李凤娘遗体拔腿就跑。我是万万没想到，我在众人心目中，已像瘟疫和鬼魅一样可怕。这让我悲哀得无以言表。李凤娘的尸体在7月的骄阳下曝晒，散发出阵阵恶臭。过了好一阵，抬尸首的宫人才明白，不是我这个疯皇出来了，而是有人痛恨李凤娘，故意恶作剧地叫嚷。他们重新将尸首抬走。治丧时，宫人们放置了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才能掩盖住李凤娘尸体的臭味。面对李凤娘的死亡，面对曾经的往事，面对被迫退位的事实，我失落，我悲愤，在儿子嘉王即位的整整5年时间里，我一直拒绝和他见面，我无法原谅他。我固执地继续居住在皇帝的宫殿中，始终不愿意搬到专为我修建的泰安宫去。我时而发呆，时而自语，时而疯疯癫癫地在宫内跑来跑去，时而放声痛哭。终于，在庆元六年9月，也就是李凤娘死后的两个月，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的私房话，也是我的遗书。========================================================================金朝皇统冤案—（金朝）金朝的皇统冤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而是金朝当政者之间相互残杀的一次权利争夺战。当政者分为两派，一个是以宗干、希尹、宗弼时为首的改革派；一个是以宗磐、宗隽、垯懒为首的保守派。由于改革派得到了熙宗的支持，保守派的头领们被处死。后在宗干、希尹、宗弼的主张下，熙宗下诏伐宋。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6月，宋朝辖境陕西、河南之地被金军占据。宗弼军在淮南作战中遇到岳飞军及名将韩世忠的顽强抵抗，金军最终失利。就在这个时候，都元帅宗弼与左丞相完颜希尹的矛盾日趋激烈了。宗弼为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同熙宗悼平皇后相互勾结，陷害希尹，希尹被杀，他的两个儿子把答、漫带，以及右丞相肖庆均都受到株连被处死。杀了希尹，宗弼位列三公，独掌军政大权，从此金朝的朝廷实权为宗弼一人所控制。希尹和汉族官员韩企先等关系密切，两个人都是“天眷新制”重要决策者。希尹死后，朝中汉族的中正之士极为震惊。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2月，右丞相韩企先病故，宗弼行事更为独断。对朝中汉人文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同年6月起，宗弼连续制造多起冤案，杀死了翰林学院宇文虚中，翰林直学士高士谈也以同罪被诛。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6月，宗弼又制造了田珏冤案，在田珏一案中，被驱逐的汉臣达40余人。韩企先这个汉官，博通经史，在他任丞相期间，一直选择正直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专门培养奖励后进为己任，近20年中，在金朝初年汉人掌钧轴之重的只有韩企先一个人。到熙宗初年，公元1135年，已在韩企先周围形成了一个德才兼备的汉人文官集团，其中吏部侍郎田珏、左司员外郎孟浩、吏部王植等，都是韩企先所置机要的有识之士。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小人之辈品位低下，为人谄媚，受到朝廷正人君子的厌恶。蔡松年等人由于自己不能被重用，便记恨在心。宗弼垄断朝政大权后，一向讨好他的蔡松年随之被擢升为刑部员外郎。蔡松年利用宗弼这一层关系，经常在宗弼跟前诋毁田珏。宗弼也偏听偏信，对田珏表现出极大的反感。韩企先死后，田珏等失势，蔡松年、曹望之、许霖三人敦促辽王宗弼以田珏等人结朋党欲造反的罪名，向熙宗上奏。于是，熙宗下令，将田珏等人打入牢狱，同时四方搜捕他们的党羽。田珏、刑具瞻、王植、高凤廷、赵益兴、龚夷鉴等人都死在狱中，他们妻子和有所往来的34人都被发配到海上。另外牵连者有40余人，制造了一大冤案。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却都得到了提升。田珏冤案的受害者都是中正之士。他们含冤身亡，使熙宗朝失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国家自然也蒙受了损失。经过这三大冤案，希尹、韩企先多年选拔的朝中文人队伍几乎灭绝。此后，宗弼以蔡松年一派代替了韩企先集团。公元1149年，熙宗驾崩，海陵王完颜亮继位，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建设，实行全面汉化政策。但是海陵王对皇统党冤狱案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与海陵朝当政的宰相有关，张浩是海陵朝重要辅政者，他是蔡松年的密友，海陵王即位后，擢升蔡松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又升任户部尚书。到了正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156年到1160年的时候，蔡松年又升为右丞相。张浩和蔡松年联袂辅政，注定使田珏冤案在海陵朝遭受冷遇。海陵朝虽然对田珏冤案漠不关心，但是由于舆论压力，还是赦免了孟浩等32人，恢复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公元1161年，世宗即位，朝中人才短缺，世宗眷念已故的韩企先。于是，在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的时候，他召见并起用田珏冤案的幸存者孟浩、田谷、王补、冯熙、王中安等人，任用孟浩为侍御史、田谷为大理丞、王补为工部员外郎、冯熙为兵部主事、王中安为火山军事。冤案的其他幸存者李子翰、王仲通、马柔德等人也都一一复官录用。后来，这些田珏冤案的幸存者都为世宗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做出了功绩。可是，世宗对田珏冤案的冤死者却没有平反昭雪。世宗死后，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崇尚儒雅的章宗即位，在这一时期名士辈出，明昌初年出现了良好的政治局面。章宗曾下诏追复冤死者，但由于当时蔡松年密友张浩的儿子张汝霖执政，官官相护，横加阻止，死者的冤屈没能得到昭雪。为了田珏冤案的彻底平反，朝中君臣曾作过不少努力，最后才得以追封加爵，他们子孙才得到抚恤。金朝政治上的混乱和矛盾，其官吏制度的弊病和政治集团的腐败在整个皇统党狱过程中暴露无遗。熙宗初年，公元1135年，女真改革派完颜希尹、汉人宰相韩企先、金朝扣留的宋朝使者洪皓等人，共同制定了礼仪、制度，为“天眷新制”的完善和施行做出了重要功绩。因此，熙宗时期的天眷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同时也加强和提高了汉人官员的地位。其后，宗弼当政，独断专行，接连制造冤案，对朝廷政治建设造成很大的破坏。到皇统年间，熙宗本人也变得固执多疑，他既不喜欢女真功臣，也不喜欢汉族文官，终于导致田珏党狱。皇统党狱的构成，一方面对国家造成人才损失，而且挫伤了广大汉族文官的锐气，造成汉官对政务的缄默。皇统党狱后，朝廷在职的人员苟且混日，成为风气。皇统党狱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熙宗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制造冤案的宗弼却缺少政治家所具备的远虑，为人骄矜刚愎，树党固权，造成朝廷内外极大的混乱。皇统政治的腐败，不仅挑起帮派争权和民族偏见，而且导致了海陵王的宫廷政变，结束了熙宗朝的统治。公元1149年到公元1161年，海陵王在位，他把加强集权制和统一江南作为他执政的目标。海陵王十分重视任用汉人官吏。由于在海陵朝蔡松年、张浩执政，田珏冤案未能提到日事议程。这里无须指责海陵王。其主要责任在于蔡松年和张浩二人。再说世宗，他天资仁厚，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162年，就召见田珏冤案的幸存者，恢复他们的官职，为皇统冤案的彻底平反打下了基础。世宗任用田珏党人，除了大定初年人才奇缺的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一向注重。遗憾的是，世宗明知田珏党案都是蔡松年造成的，但他对此案却没有予以彻底平反。这一点，可以反映出世宗“善于守成”和“贪安”的政治作风。到了晚年，世宗更是沉溺在享乐之中，没有任何作为。到了公元1189年，章宗即位时，田珏冤案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才下诏追复亡者，但是，又由于当时的执政者张汝霖的阻止而搁置。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张汝霖死后，章宗才下诏追复死者的官职，抚恤他们的子孙。可惜，章宗初年的正常朝廷秩序没能保持多久，就由奸佞之臣把持国政，勾结李妃，继续制造了一系列新的冤案，致使金朝最终走向衰败。========================================================================谁制造了胡惟庸案—（明）胡惟庸当了宰相，执政两年半，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被杀。野史里有一个“云奇告变”的故事。讲述了胡惟庸的死因。然而，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是公元1380年正月，而是公元1380年的夏季。这一天，位居中书左丞相的胡惟庸请朱元璋驾临到他府上观赏“醴泉”。“醴泉”是什么景观呢？就是一口井，据说这井里的泉水像美酒一般香醇清新。真有这样奇特的“醴泉”吗？胡惟庸说有，他告诉朱元璋，这是祥瑞之兆，陛下您来看看。朱元璋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这一天是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往胡惟庸府上去。护卫他的车队走了没多远，有人从道路旁边冲出来拦驾。卫士以为是刺客，冲上去对拦驾的人拳打脚踢。事实上，这人根本不是刺客，他是个宦官，西华门的内史云奇。挨了一通乱打，云奇奄奄一息地手指胡惟庸府的方向，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多精明的人，心想这里面有事儿，旋即转身返回西华门登楼远望。这一望可把朱元璋望出了一身冷汗！怎么样呢？他瞅见不远的胡府亭台上站着很多披甲执剑的武士，埋伏在走廊和墙后。明摆着，这胡惟庸要谋反！要暗杀自己！朱元璋急忙派兵前去围剿，三下五除二，就逮捕了胡惟庸，将其赴市正法。而那位大忠臣云奇被打后，伤势过重，很快也死了。事情真的就是如此简单吗？胡惟庸真有谋反之心吗？朱元璋当皇帝以前，胡惟庸的官职一直不高，最高才做到正三品太常卿。这个官也没什么大权，就是负责祭祀啊、礼仪啊等事情。先前他还担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务。到了明军夺取了大都城，胡惟庸才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大家知道，明朝是延续元朝的旧制，这中书省就是国家的最高部门，下管六部和各地行政机构，参知政事是从二品的官儿。这时候，大明朝的宰相是跟着朱元璋起家打天下的韩国公李善长。可他年老多病，常常不能料理政务。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右丞相杨宪说了算。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打算换个年轻点的代替李善长。他想到了刘伯温。可好说歹说，刘伯温就不答应，一次又一次推辞。朱元璋没办法，就问刘伯温，你看杨宪这个人怎么样？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褒贬参半，说此人能力是有，可器量狭窄，如果当了宰相，恐怕不能做到公正。得，就这个评价，把杨宪从候选名单中画去。接着，朱元璋又说了一个人——中书省左丞相汪广洋。刘伯温的回答更糟糕，说此人的器量还不如杨宪。左也否决，右也否决，朱元璋想了又想，想到了胡惟庸。刘伯温说，胡惟庸是一匹劣马，哪能驾车。这么一来，朱元璋所提的人选一个都不合适。然而，朱元璋只是咨询，并没有听取刘伯温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发布了两道任命。一道是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道是将胡惟庸从参知政事擢升为左丞相。这刘伯温既是个乌鸦嘴，又是个预言家。他说汪广洋不能担任丞相一职，果然说中了。这汪广洋喜欢喝酒，喝起来没个够，不仅不管事儿，还误事儿。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行省参政。右丞相的位置又悬空了。谁来接替呢？这个时候，李善长挂个太师的虚名隐居了，汪广洋也给贬了。就剩下个胡惟庸。这么着，胡惟庸当上宰相，独揽朝政大权。这胡惟庸和汪广洋不同。汪广洋是个玩家，胡惟庸是个干实事的主，办事能力很强。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宠信。本来就是一步登天，再被圣上一宠信，胡惟庸有点儿忘乎所以，渐渐变得骄横而狂妄。根据《明史》中的记载，胡惟庸的越轨行为可归结为三方面。第一，办事不汇报朱元璋，自个儿独断专行。第二，私拆朝廷各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有对自己不利的就私藏。第三，收受贿赂，要升官的，犯错了想逃避处罚的，都给胡宰相送礼。礼物五花八门，有珠宝有名马有古玩。胡惟庸从来就不拒绝，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那么，权力欲高速膨胀的胡惟庸，这时候还不满足吗？他一定要谋反，除掉朱元璋自己登上帝位吗？看一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说起，当时占城国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上报给朱元璋。这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私下通报给朱元璋。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即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这两人磕头请罪，申明说这个事情应当由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于礼部。朱元璋质询礼部。礼部又推向中书省，说这事儿应该由中书省负责。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你推我，我推你，踢球呢？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关进牢狱。说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办事人员的疏忽大意。可朱元璋不这么想，他感觉受了一伙大臣的蒙骗，自个儿被架空了。这朝廷上还有谁可以信任呢？必须查，查清楚。可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替罪羊，谁呢？倒霉蛋汪广洋。朱元璋将他赐死。这事儿到这里也就算过去了，哪知道节外生枝——这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汪广洋死后，她自杀殉夫。朱元璋认为这个女人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这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她是犯官之女，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再一次审查相关人员。这次审查六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这么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想的都是把对方整倒，把自己从是非堆里摘出去。公元1380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胡惟庸。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反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处谋反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的其他罪名——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案子审理整整十年，不仅查出胡惟庸的诸多罪恶，而且他的同党也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享、名臣宋濂等。朱元璋是大开杀戒，受到株连而丧命的人多达三万余人。由此可见，所谓“云奇告变”一事，是野史学家的段子，并非历史真相，这是其一。其二，胡惟庸真的有那么多罪恶吗？我们知道胡惟庸担任宰相的时间，他从洪武十七年开始当宰相，到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处死，算起来总共的执政时间才两年半。如果他要谋反，势必需要一系列的安排和筹划。因为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也没掌握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有兵权的人。他拉拢了吗？准确地说，是乘虚而入。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所以居功自傲，骄纵枉法。遭到朱元璋训斥、贬官后，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将这些人拉拢，作为自己的党羽。这里头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吉安侯陆仲享，一个是平凉侯费聚。他们很快和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这时候，胡惟庸并不是要造反，而是为应付变局所作的准备。这之后，胡惟庸还把老上司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已经没办法制约胡惟庸等人，只得说，我年纪老了，你们等我死了再胡作非为吧。这一切说明胡惟庸具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下定决心谋反。他的谋反之心多半在于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那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有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份乱劲儿，朱元璋必须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开刀。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恰恰可以为朱元璋所利用，他可以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胡惟庸当然撞在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可是，单以这一条罪名，就把宰相给处死了，实在有些说不通，于是，在胡惟庸死后，案子又接着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到了十年后，案子又有了新的突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蝤识理达蜡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同年五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给牵扯进去，与此同时，他的家奴卢仲谦，以及陆仲享的家奴封帖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享、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朱元璋，为李善长申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于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邵荣谋叛事件。绍荣是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二人缢杀了。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诚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两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至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这两起反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利斗争所致，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不信任所致。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建文帝失踪疑案—（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13日。这一天，燕王朱棣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来到皇宫时，惊异地发现，整座皇宫已是一片火海。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更想不到的是，建文帝也不知去向，他失踪了。这位皇帝使用的玉玺，也同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常见的观点，也就是正史的记载，建文帝是在宫中自焚而死。在后来，燕王朱棣登基，成为明成祖后，他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诏书，书中说：“不期建文卫权奸逼胁，阖宫自焚。”可是有两点很奇怪。首先，太监们在火灾现场的灰烬中反复搜检，只找到了马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而建文帝的尸骸始终没有找到。其次，建文帝使用的玉玺下落不明。这个建文帝是死是活，若是死了，却不见尸；若是活着，那他上哪儿去了呢？先说说建文帝这个人。他叫朱允炆，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朱元璋的长子，也是当时的太子朱标。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的时候，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为了避免出现兄弟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惨剧上演，他就立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允炆为皇太孙。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是学习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大封同姓王，巩固朱姓天下。封了多少呢？看一个记录就知道——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分封第一批皇子9人。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分封第二批皇子5人。洪武二十年，公元1391年，分封第三批皇子10人为王。至此，朱元璋诸子全部被封为王。这些诸王驻守各地军事、经济重镇。其中有9位分别镇守西起甘肃，东到辽东的广阔地域，称为九边，具有很厚的实力。尤其是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最有权势。他招兵买马，铸钱养民，手里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皇太孙的叔叔们对朱棣很不服气，但因为父皇在上，只好隐忍不发。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无疾而终，他在遗嘱中称赞皇太孙朱允炆处世聪明，恪守孝道。同时，朱元璋叮嘱诸位大臣尽心辅佐这位皇太孙。他还强调，封地的诸王都驻守原地，不用赴京会葬。同年闰五月十八日，朱允炆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建文元年，史称建文帝。登基以后的建文帝朱允炆以太祖朱元璋的遗诏为由，禁止诸位王叔入京。当时燕王朱棣已经到了淮安，听到这个诏令，只得转回北京。之后，在诸王方面，有了传言，说有人想挑拨皇帝和诸位王叔的关系，于是，诸王们惶恐不安，开始日夜操练兵马。朱允炆很紧张，他向心腹大臣兵部尚书齐态请教对策。得到的对策只有一个，就是削藩。先逐步解除诸王的武装，剪除燕王朱棣的羽翼，再集中力量消灭燕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6月，建文帝开始实行削藩，首先废除了燕王同母所生的弟弟周王的王位，将之贬为平民，发配到遥远的云南。这之后的一年之内，建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燕王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早晚的事儿，因此他积极备战。燕王朱棣也确实有夺取皇位和天下的野心。不但有心，且有实力。他手下兵多将广，武器精良，更牛的是，他还有个足智多谋的高僧兼能臣的姚广孝，为他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