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杨家将的历史真相作者：张永廷第一章 杨家将故事的发生与演变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初了解杨家将是从刘兰芳的评书开始的，其实，杨家将故事已流传了近千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间基础，刘兰芳的评书只不过是对杨家将故事的又一次推动和普及。 一 从欧阳修写的一篇墓志铭说起 若从老令公杨业论起，杨家将事迹最早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现今存世最早记录杨家将事迹的是北宋一代名臣欧阳修，他在1051年写过一篇墓志铭，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已是“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可见杨家将故事流传范围之广。 这篇文章作于杨业死后的第65年，距离杨延昭去世已37年，篇名叫《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是杨家的后人，名叫杨琪，杨业乃其伯祖。 欧阳修当时名满天下，无论是写墓志铭还是送行诗都很有影响。在那个年代，请人为前辈写墓志铭是很体面的一件事，能请到欧阳修写墓志铭更是倍加荣耀。杨琪的墓志铭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得益于欧阳修，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他的儿子杨畋。 杨畋的曾祖父是杨业的弟弟，名叫杨重训。他虽然是杨家后人，但因不是杨业嫡传，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没有将他收入。杨畋与杨文广同时代，从官方的角度看，他的影响力比杨文广更胜一筹。杨畋是宋仁宗时代的文臣，堪称文武全才，与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有交往，有一段时间还做过包拯的财政助手，终年56岁。有人推测他与欧阳修很可能是同科进士，就像现今的大学同窗，有一定的交情是很正常的。1051年，杨畋在朝中担任吏部员外郎，与欧阳修同殿称臣，有这样一层关系，双方应答互动更为方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欧阳修是个文学家，其实他还是很有名望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在写这篇碑文之前两年，即1049年，42岁的欧阳修在经历了4年贬居之后重新回朝，先后出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数年后，他受命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后来又独自编修了《五代史记》，也就是《新五代史》。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杨业父子评论的真实与准确。 1051年，44岁的欧阳修为杨琪写墓志铭的时候，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杨文广正在抗击西夏，当时应该是50岁左右，比欧阳修还大上几岁。第二年，也即1052年，副枢密使狄青率兵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 杨文广之父杨延昭镇守三关之际，欧阳修正处于童年时光，他很可能也听到过不少有关杨家的故事。 《宋史》中讲，杨延昭死时，“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那些望柩而泣的民众，不会哭过便罢，他们一定会以各种方式传播他们对于杨家将的所知与理解。 杨业父子的英雄事迹，在他们死后，甚至于在杨延昭尚在边关之时，就已经以口碑形式流传。口碑流传的发端者，一开始很可能就是那些从前线回来的、曾与杨业父子一起战斗过的将士们。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基本事实和主要人物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杨家将故事的源头。 “天下之士”、“里儿”、“野竖”，印证了杨家将故事传播范围之广，它不仅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热门题材，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天下之士”或“里儿野竖”都“道”了些什么，故事的具体内容是怎么样的，现今已不得而知。 很多人认为欧阳修的墓志铭是关于杨家将事迹的最早记录，实际上早在欧阳修之前，已有杨亿写过杨业之事，这比欧阳修的记载还要早50多年，但是杨亿的记述内容已失传。 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死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有《杨文公谈苑》传世，《宋史》中有很多记载都取材于此，该书在明中叶以后失传。《杨文公谈苑》是杨亿的乡谊门生根据他的谈话内容整理的，内容较为杂乱。后来由宋庠系统删订整理，汇编成《杨公谈苑》。《谈苑》成书后广为流传，且远播海外。 杨亿与寇准及杨延昭为同一时代人，杨业死时他只有十几岁，在真宗时渐成大器，堪称一代奇才，名重天下，欧阳修、苏轼等一代宗师都对他敬佩有加。根据《谈苑》记载，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将两个监军“并除名，配录诸州”，杨亿所言应当可信。 真宗时修《太宗实录》，杨亿是主要执笔人，全书80卷，他独立完成65卷（今有残本20卷存世）。杨业战死于986年7月，《太宗实录》中有杨业事迹和小传，杨亿编撰《太宗实录》必然能见到有关杨业之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战败而归的潘美等人的口述。 杨业之死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宋朝北部边防诸州守将获悉此事多有弃逃。杨家将故事在最初传扬的时候，不是历史故事而是时政新闻。雍熙北伐失败，本身就是当朝轰动一时的大事，杨业冤死又被平反，又很具传奇色彩。 皇帝专门下诏处罚潘美和两位监军，当然会引发朝野不小的震动，再加上前线亲历者带回来的各种消息，都可能成为街头热议的话题。宋时的舆论管制较为宽松，老百姓对此不可避免地会有多种议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应该是一种主流观点。 说杨家将之事轰动一时，当不失为真。除了杨亿、欧阳修外，北宋论及杨家将的名人可谓不少，这其中包括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人。与欧阳修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差不多与杨文广同时代，所著《隆平集》有《杨邺传》，“邺”当系“业”之误；王安石曾说杨业被奸人所害，“不得其死”；包拯在《天章阁对策》和《论边将》中都盛赞杨业，认为他在守代州时创筑的城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二 杨无敌庙中的历史记忆 杨业之事不仅在北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在敌对的辽国也是备受崇仰。辽将耶律奚低一生战功卓著，但就是因为将杨业射伤而终身不被辽主重用，因为他这一箭重伤了英雄，破坏了辽主网罗英雄的计划。 杨业死后不久，辽人在古北口修建了一座杨无敌庙以资纪念。崇敬英雄往往超出民族界限，辽人不仅敬仰杨业，也敬重杨六郎，杨六郎与杨业一样，从没到过古北口一带，但据《明一统志》记载，古北口附近有杨六郎挂甲峪。 今天的古北口位于北京密云古北口镇，除了令公庙，还有七郎坟、琉璃影壁等古迹。宋时古北口位于辽国属地，是宋都开封通往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南） 的必经之路。宋使赴契丹都要取道这里，宋朝使者路过杨无敌庙，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篇。这里列举三首： 第一首，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 十二月，北宋名臣刘敞奉命出使，贺契丹太后生辰，写下了《过古北口杨无敌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 陇上犹歌七尺刀。 痛哭应知贾谊意， 世人生死两鸿毛。 刘敞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宋史》卷319 有传。他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厚，为人梗直，立朝敢言，多次出使辽境。他的诗，既有对杨业的感怀与高歌，又有对杨业悲剧的同情与反思。 第二首，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十一月，苏颂奉命贺契丹主生辰回国之后，写下了《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这一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杨文广被宋英宗选拔为宿卫将军，封成州团练使，在朝中听命。 汉家飞将领熊罴， 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 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颂一生从政55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丞相，是集政治、外交、文学、药物、天文于一体的著名人物，欧阳修、朱熹等人对他多有赞誉，《宋史》卷339 有传。 “汉家飞将”原指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里代指北宋抗辽名将杨业，“熊罴”比喻勇猛的武士，“仇方”是指敌对的一方，这里指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苏颂将杨业比作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诗的后两句是说，杨业的英名，即便是在敌对的辽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英雄般的崇敬。 第三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苏辙出使辽国，途经杨无敌庙，写下了一首耐人寻味的七律，这是他此次出使契丹28首诗作的第6首。当时距杨业去世已百年有余，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也已离世15年。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杨业本是中原悍将，庙却是辽人所修，苏辙心中生出无限感慨。诗中所提周子隐就是中学课本《周处》中那个猛士，他是晋代人，《资治通鉴》中有他的记载。周处在担任御史中丞时曾经弹劾过梁王司马肜，双方因此结怨。晋朝是司马家族的天下，周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他的梗直、倔强和不懂“吏事”。后来西北氐族造反，朝廷任命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周子隐受其节制。司马肜故意陷害周处，让他率兵向十数倍于己的强敌发动攻击。周处明知这是司马肜公报私仇，也只能义无反顾地冲向敌阵。 杨业与周子隐有很多相似之处，杨业是北汉降将，周处是江东降臣，周子隐被主将梁王肜所逼以五千人马抵敌七万，不得已力战而死。苏辙在诗的末两句，以晋代周子隐比杨业，以梁王彤指害死杨业之人，主张杀奸臣以谢忠魂。 苏辙的这首七律可能给了后来潘杨故事以很多启发，引发了关于潘杨恩怨的许多枝蔓，为潘杨案开了先河。“尝享能令异域尊”与苏颂诗中“威信仇方名不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谈到杨业在辽国的巨大威望。 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始，至1122年燕云之役双方关系破裂，宋辽两国通使不断，每遇传统节日，都要互派使节致贺，特别是冬至和国主生辰，决不能遗漏，此外还有告哀使、回谢使、国信使等等。据专家估算，出使过辽的宋朝官员至少有1600人。宋朝以文取士，官员大都能文，宋代因瞻仰杨无敌庙而题诗者应该还有很多。元祐六年（1091年）彭汝砺作的《古北口杨太尉庙》，即属此列。宋朝涉及杨家将的诗文还有不少，如端拱二年（989年）张咏写的《赠刘吉》，庆历至嘉祐三年（1058年）范仲淹、韩琦分别作的《和杨畋孤琴咏》、《次韶答运使杨畋舍人》等等。 古北口杨无敌庙至今犹存，说明英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北宋对杨家将的官方记载少之又少，能够流传至今的更是绝无仅有。 杨家将传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杨家祖孙三代浴血奋战、有关史书尚未刊行之前，就已传播开来，属于当代人传当代事。也就是说民间传扬在前，史料成书在后，期间野史正史交杂流传。 而且，在出现了史料记载以后，杨家将故事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约束，仍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不断附会演义。这与《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成书过程不尽相同。早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然后才出现了相关题材的杂剧和评话，元末明初才形成《三国演义》，酝酿的时间非常之长。 三 话本杂剧奠定故事框架 北宋时就有杨家将故事的民间“话本”流传，但具体内容已经失传，只有个别残存目录。 北宋建都百余年，经济发展很快，娱乐随之繁荣，“说话”艺术非常兴盛，而且题材广泛，就连宋仁宗都非常爱听，每天都要叫人给他来上一段。“说话”是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说话人为了防止遗忘或是要授徒，把故事记录下来，便形成了“话本”。 “说话”对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家将故事的口碑传说早于历史记载，而在有了历史记载之后，又与历史记载平行流传。正因为是口口相传，传播人难免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加工。而且在事发的当时，能够洞察事情真相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道听途说，虽非凭空臆造，失真之处也在所难免。 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第一次提出了“杨家将”这一称谓。不过，《烬余录》被很多人怀疑为伪书。它号称成书于宋末元初，但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以民间藏书的形式第一次付印，期间跨越了700多年历史。 《烬余录》记录杨家将的文字可谓粗略，内容与《宋史》提供的史料堪称南辕北辙。其中关于杨业七子的名字、排行、官职以及阵亡者为谁等都有很大出入。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嗣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幽州救驾等情节，这与明代小说中的幽州大战、戏曲中的金沙滩之战非常相近，可以称得上一脉相承。从这一点上看，《烬余录》很有可能是清人化名宋人所著。 南宋是杨家将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的一些史书，比如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刊行的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孝宗时刊行的王偁的纪传体北宋史《东都纪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年）等都有关于杨家的记述，这些书籍比1345年元代刊行的《宋史》，要早出160至200年。（史书有官修和私修之分，个人所修史常常被称为野史。南宋高宗曾经三次下诏禁绝私修野史，高宗以后的孝宗、光宗对私修史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到了宋宁宗嘉泰二年即1202年春天，针对当时私史愈来愈多和民间争相传诵的现实，谏官上书要求下诏禁止野史流布，并在奏疏中开列了北宋以来较为著名的私修史书，《东都事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赫然在录。） 随着北宋史料的不断披露，杨家将故事出现了传说与史书并行的特点。宋代的小说、话本都强调“事有源流”，“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事实为根基”。 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四所列全院本，北宋时已有短剧《打王枢密》，也就是说，杨家将故事早在北宋时就已搬上了舞台。南宋更是有不少杨家将的话本流传，如《杨令公》、《五郎为僧》、《杨志卖刀》等，故事已相当丰厚，且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据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甲集记载，这些话本的主要内容都源于北宋的口碑传说。 《杨志卖刀》被吸收进了《水浒传》，该书第十二回杨志自报家门，“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之孙”。杨志是否为杨业后人无法确证，但宋时确有杨志其人，为“巨寇”，宋徽宗宣和四年接受招安，被任命为锋将军，曾随童贯征辽。宋钦宗时，靖康元年，金兵犯宋，他随种师中救援，败于盂县，后下落不明。杨志当为北宋晚期人，因参加过抗金、抗辽战争，在以抵抗外来侵略为主题的杨家将故事中，民众把他纳入杨家将人物系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宋人南渡偏安，实际上是亡了一次国。“恨胡虏之乱华，痛国耻之不复”，很多人由此推想，当太祖、太宗国家强盛之时，如果能发挥杨无敌的作用，那么国家绝不会沦丧。但事实是，杨无敌最终壮志未酬。探寻其中原因，肯定是有奸人相害，这就是民众最朴素的思维逻辑。 《打王枢密》正是一部反映忠奸对立的戏。南宋时北方为金人占领，《打王枢密》仍然能够上演。奸臣戏在北方沦陷区能够得以传承，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在古人看来，忠奸是决定历史兴亡的重要原因，“说忠臣负冤衔屈，铁心肠也须泪下”，是能打动人、受欢迎的题材。按今天的话说，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应该是非常有卖点的，应该是叫好又叫座的那种。《打王枢密》是一出短剧，只有一折，内容现今不传，但后来的《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内容与其一脉相承。那时，投降派贬李纲、害岳飞，人们有言不敢发，有恨无处说，只能把心愿寄托在英雄身上，把怨恨发泄到奸臣身上。 杨家将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民间艺人大胆想象加工，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不断融入，逐渐由历史故事向英雄传奇靠拢。面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北宋遗民崇拜英雄的心情非常强烈，人民渴望英雄，期待英雄，崇尚英雄，美化英雄，传颂英雄，杨家将抗辽杀敌的事迹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共鸣，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寄托。 南宋与灭掉北宋的金最终都被蒙古所灭，历史进入了“元”时代。金曾与南宋并存，但比南宋早亡45年。 元代统治中国不到百年，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元人、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色目人是较早被征服的中亚和欧洲人，汉人指淮河以北的中原人，南人即南宋人。蒙人与汉人发生争执，不管事情原委，被殴的一定是汉人；汉人如果杀死蒙人，就要被株斩九族。 在蒙古人野蛮的高压政策之下，民间艺术反其道而行，除了“说话”等之外，又开创了元曲的辉煌。面对异族的高压，人们对英雄的渴念更加强烈，杨家将就如暗夜中的亮光，对身处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是一种慰藉和支撑。元曲中的杨家将故事，添加了新的时代元素，那么昂扬又那么无奈，那么豪迈又那么感伤，奠定了整个杨家将故事的大基调。 杂剧有两部经典大戏，《昊天塔孟良盗骨》和《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包括了《杨令公》、《五郎为僧》、《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由《打王枢密》和《谢金吾》组成；此外还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活拿萧天佑》、《黄眉翁赐福上寿》。这6种杂剧构成了日后杨家将故事的基本框架，很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源于此。还有3种剧目内容失传，一部是大师关汉卿的《孟良盗骨》（仅存《青哥儿》两句），一部是无名氏的《孟良盗骨殖》，还有一部是王仲元的《杨六郎私下三关》。在这些故事中，出现了杨门女将的第一个女英雄——佘太君。 四 明代杨家将故事的特点 明代是结束蒙古统治之后的又一个汉人政权，但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的快感转瞬即逝。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的情况何其相似，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另一方面，明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思想，为巩固政权服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杨家将故事流传得更加广泛。 明人有诗为证，“野旷沙平陵谷异，耕民犹说六将军”。“耕民”当指乡村百姓，“六将军”即指杨六郎。“野旷”、“沙平”、“陵谷”是三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意指在非常偏远荒凉的地方，杨家将故事依然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明代杨家将故事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渗透了浓烈的忠君思想；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杨家将人物大量进入地方志。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甘肃，甚至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安徽、江苏、福建等地，都将杨家将编入地方志。 明代杂剧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传奇大盛，章回小说异军突起，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小说，杨家将小说在这股潮流中也应运而生，多种版本共存。 此前，杨家将故事已流传了数百年，内容丰富多样，但相对分散，不够系统，这为杨家将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嘉靖、万历年间，有人把民间传说、曲艺、戏剧和其他小说中有关杨家将的故事集中起来，参以史传、方志，编写成长篇小说，比如《杨六郎》，在坊间发售，很受欢迎，流传甚广，但今已失传。 杨家将小说流传至今的只有两种： 一种是《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又称《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后世简称为《杨家府演义》。全书共八卷58回，标题均为单句，大约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由秦淮墨客校阅（秦淮墨客即明代戏曲作家纪振伦，他一生校订小说、戏曲甚多）。 另一种是《北宋志传》（因与《南宋志传》合刊，又称《南北宋志传》，或叫《南北宋两传演义》），后来的通行本多名《杨家将演义》。共分十卷50回，回目为对仗工整的双联句。《杨家将演义》成书于1593年之前，比《杨家府演义》稍早，作者可能是熊大木（他还编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 这两种小说的整体框架大体相同，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从宋太祖亲征北汉开始，一直写到宋神宗时十二寡妇征西，编织了杨家祖孙世代抗敌的英勇故事。《杨家府演义》有大量的荒诞迷信描写，最后以杨文广之子杨怀玉不满宋神宗宠信奸臣、举家迁往太行山结尾。《杨家将演义》叙事较为干净，结局是杨宗保征西凯旋，宋真宗封赏杨家将，将百花公主许配给他。杨家将小说从杨业撞死李陵碑到十二寡妇征西，把自北宋以来流传的杨家将故事系统化、完整化，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这些小说中的杨家第一代故事非常丰富。老令公被潘仁美陷害，在狼牙谷撞死于李陵碑；长子、次子、三郎皆死于战场；杨四郎为番兵所擒，后来暗助大宋；五郎出家逃难，七郎被万箭攒身。杨家将仅存杨六郎镇守三关，再由杨宗保传至杨文广，代代都为大宋江山抛头颅，洒热血。小说还塑造出众多女英雄，穆桂英、琪八娘、瑛九妹、杨宣娘等等，巾帼不让须眉。杨家将一门五代，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不分男女老少，人人为不世之英雄，忠义事迹古今罕见。 不过小说中描写的杨家将事迹，大多于史无凭，虚构的成分偏多，这也正是小说的特点。杨家将故事更应该视为历史传奇而不是历史史实。熊大木曾讲，不能把历史和小说混为一谈，如果都按正史铺叙，小说就没法写，也没法读了。 清代也出现了一些杨家将小说。如《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共四卷19回，由《杨家将演义》十二寡妇征西部分扩展而来；《平蛮传》五卷52回，讲杨文广征蛮十八洞；还有一部《杨文广平蛮全传》四卷22回，由《杨家府演义》杨文广征南的故事演义而成。这三种小说比较粗劣，无论是艺术还是故事都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鲁迅先生对杨家将小说的评价是，“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间”。确实，杨家将小说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概念化平面化现象严重；故事情节缺乏提炼，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内容中充斥着忠君思想、君权神授观念以及降妖斗法的迷信色彩等等。但杨家将小说传播非常广，影响相当大，小说一版再版，与三国戏、包公戏、水浒戏一样，成为丰富的典目之一。 杨业父子所处的年代，正是宋辽关系定位的敏感时期。986年杨业之死那场战役，是宋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北宋自此转入守势。宋真宗时，朝廷软弱，不惜委曲求全，以金钱换和平。到了北宋末年，金人崛起，钦、徽二帝被掳走，宋朝廷被赶至江南偏安一隅，受尽屈辱。 明朝中叶以后，国家外患日益严重，北方游牧民族威胁渐大，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人民深受其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侵，英宗亲征，兵败被俘。1550年以后，鞑靼又三次侵扰京城，边患连连。朝堂之上争端不断，和战两派激烈交锋，有人主张京都南迁，于谦很像寇准与李纲，他召集各地勤王之师奋力抗敌，保全了京师，英宗也被送还，但可叹的是，抗敌有功的于谦、俞大猷或冤死或入狱。 “四方不守而思猛士”，明代的社会大背景简直就是杨家将故事背景活生生的现实版。当是时，民族矛盾激化，朝廷退缩妥协，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从内心深处呼唤抗击侵略的英雄，即便是没有英雄也要创造这样的英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们需要在梦想中解脱，在想象中圆梦。宋太宗幽州被困、杨家父子舍命相救、护驾成功突围等带有浓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情节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家男女老少前赴后继英勇抗敌的故事，看似说的宋朝事，其实是有感于时局，是对明朝廷的一种期望，一种鞭笞，也是百姓无奈之中的一种安慰，一种救赎，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精神胜利法。 杨家将故事在明代得到进一步丰富，一方面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再创造，另一方面也源于明政府的推动。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明王朝大力宣扬忠孝节义，专设了以宣扬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宫廷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杨六郎调兵破天门》以及《杨家府演义》和《杨家将演义》，都被赋予了这样的时代特色。 纪振伦为《杨家府演义》所做的序，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像杨令公那样的忠勇之士，举世难得一见： 公而忘私，业以许国，狼牙一战，奋不顾身，英风劲气…… 使将相调和，中外合应，岂不足树威华夏！ 虽然，公亦足以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后无人，自令公以忠勇传家嗣，是而子继子，孙继孙，如六郎之两下三擒，文广之东除西荡，即妇人女子之流，无不摧强锋劲敌以敌忾沙漠，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世世相传。 则令公于是乎为不死。彼全躯保妻子者，生无补于君，死无关于子孙，千载之下，直令仁人义士笔诛其魂，手刃其魄，是与草木同朽腐耳，荣施之若此哉？故君子观于太行之上，谓怀玉之知机勇退。富贵浮云，而亦伤宋事之日非矣！ 《杨家府演义》强调的是世代忠勇，杨令公“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后无人”，一世忠勇不难，难的是世世忠勇。更难得的是，不仅男人要忠勇，女人也要忠勇。《杨家府演义》突出了杨门女将，塑造了令婆、宣娘、穆桂英几代女将形象。纪振伦这段序言所用的词汇，“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等等，相信现代人都不陌生，他颂扬杨家将的高度不可谓不高，并且很有官方色彩。 五 清代杨家将故事的戏剧改编 清代杨家将故事仍然传唱不衰，“拒马河边古战场，土花埋没绿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附会犹能说六郎”，杨家将故事成了盲人走街串巷的谋生手段。由于京剧和地方戏的兴起，从宫廷王府到城镇乡村，无不有戏剧的声音，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范围空前广泛。 清嘉庆年间，皇帝亲自主持，召集江南曲客编出昆曲版的杨家将故事《昭代箫韶》。这出连台大戏一共有240出，比今天最长的连续剧还要长。正因为长，上演的次数和范围都非常有限，道光年间演过两次，咸丰年间又演过一次。后来昆曲衰败，京剧流行，慈禧太后组织宫廷文人改编《昭代箫韶》，自己“不惜万几之暇”御定。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日理万机之中仍然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指导这项工作。 有亲历者介绍说，翻制改编时，太后把太医院和如意馆中的宫廷文人，全部传召到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慈禧亲自讲解指示。事后，大家按照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润色，呈送慈禧过目定稿，最后把稿子送到升平署去。这项浩大的工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随改随排，约进行了两年，至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才被迫中断。 《昭代箫韶》的原意是“升平时代的雅乐”，想想当时的战乱年代，很有些讽刺的意味在里面。清廷如此重视，按慈禧太后的设想，是要赋予这项工作以重大意义，达到“喝破愚蒙”、“感发忠孝”的目的。与明代的“内府本”一样，清代宫廷戏也主要借助于天命和封建伦理教化民众。 在这部戏里，“天命论”和“上天操纵论”无时无刻不渗透于其中，杨家将故事简直就成了神话剧。开场是众多神仙一起出场，由众神之首紫微大帝道明天意，按照上天的安排，宋辽战争要打三年，君臣将帅以及各色人等都有所谓的“劫数”，他们的生死富贵、人间姻缘都由各路神仙操纵。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神仙救场：北阴诸神暗中辅助杨六郎，因为他是“白虎星”；潘仁美的鬼魂在十九层地狱受苦；王钦若的鬼魂要上刀山等等。最能展现英雄丰采的天门阵，也全是神仙妖怪斗法，双方将士只不过是神仙的傀儡，宋辽之战是早已排好的“宿命”。 与《昭代箫韶》等宫廷戏不同的是，秦腔、豫剧、晋剧、梆子等地方戏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剧目篇幅不长，情节紧凑，更为人们所喜爱，如《金沙滩》、《四郎探母》、《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等。 民间剧与宫廷戏相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无比圣明的皇帝被拉下了神坛，太宗、仁宗、真宗无一例外地被打回原型，威信扫地。宋太宗是谋害兄长、篡位夺权的野心家；宋真宗软弱无能，辽兵围城时吓得浑身发抖；宋仁宗昏庸荒淫，竟然调戏杨八娘。所以，焦、孟这些人才会说，“不听宋王三召宣，端等杨家将令传”，这是老百姓对宋王与杨家的不同看法。 戏曲中女英雄形象得到了重点渲染，更加生动突出。上党梆子《杨金花夺帅印》，秦腔《烧火棍》中的杨排风，《十二寡妇征西》、《杨八娘游春》、《穆桂英挂帅》、《太君辞朝》等等都为“杨门女将”增添了不少亮色。杨金花敢于私入校场夺狄青的帅印，烧火丫头杨排风能够勇冠三军，这完全是清代艺人的新创造。所有这些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英雄传奇。不过这些传奇故事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到今天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依旧是舞台和影视节目中的常见剧目。 杨家将戏曲的创作渠道大不相同，有的出自官府学者之手，有的经过宫廷文人改造，有的则是民间艺人加工。因而其内容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既符合人们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又符合统治者教化忠节的要求；既包含爱国思想、又有愚忠观念，还有神妖鬼怪等更为复杂的内容。 从明中期到清中叶这段时间，小说、戏曲、曲艺三种传播形式并存，杨家将故事传播达到一次高峰。清代考证之风盛行，由于杨家将的广泛影响，明清之际问世的宋濂的《杨氏家传》、王世贞的《宛委余编》、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对杨家将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些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今天留存下来的京剧经典，经过广大观众不断选择淘汰、几代艺人千锤百炼，已经与杨家将故事的传统主题大异其趣。战争场面描写不多，绝大多数是以战争为背景，抒发战争中人的悲欢离合，如《托兆碰碑》、《五台会兄》、《洪羊洞》、《太君辞朝》、《四郎探母》等等，描写战争中骨肉离散的感伤故事，内容中充满了控诉与悲愤。这些戏基本都是抒情歌剧，京剧行话叫“唱功戏”。 《托兆碰碑》（又名《李陵碑》），写的是杨继业之死。在传统故事里，杨家将“尽忠报国”是核心主题，但在京剧里，核心变为抒发骨肉离散的悲痛与绝望。杨继业是因为军事与精神的双重绝望，才碰死“李陵碑”的。他因受上司潘洪陷害被困两狼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寒交迫之中又梦见搬救兵的儿子浑身是血前来托梦，最终陷入绝望，精神崩溃。 很多正面描写杨家将战场厮杀的戏，如《铁旗阵》、《孤注功》、《翠黛山》等，都曾经由著名演员出演过，可是都如皇宫戏《昭代箫韶》一样没能流传下来。倒是表现人物离散之痛、骨肉之情的情感戏久演不衰。如果要寻找原因的话，除了艺术形式上的成功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些戏，鲜明而强烈地表达了普通民众对残酷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京剧之所以能成为广泛流行的艺术，正是由于它充满了世俗的人情味。 六 现代传媒中的杨家将故事 进入现代，随着广播和影视事业的发展，杨家将故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传播时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地方戏繁荣兴盛，豫剧《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花枪缘》等，被以戏曲艺术片的形式搬上银幕。有关杨家将的年画、中堂画、门画、年历画进入千家万户，适合儿童阅读的连环画、小人书等作品大量涌现，在艺术产品相对贫乏的年代，借助于这样的平台，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1955年冬，国务院文化部为整理评书《杨家将》召开座谈会，翦伯赞、赵树理等前辈都曾出席。大家认为，杨家将故事久传民间，在说唱、小说和戏曲方面有深远的群众影响。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马连登整理的长篇评书《杨家将》，这是中国大陆广播评书的一个开始。不过，当时广播还没有完全普及，特别是在农村，听到这部评书的人不是很多。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一百回引起巨大轰动，中央和地方各电台反复重播，成为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之后，电视评书又开始兴起，1985年，田连元以《杨家将》为题，首开电视评书之先河。 1979年至1983年间，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关于杨家将研究及介绍性文章不下40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杨家将故事进行简单的梳理，二是集中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还很少从历史、文化、人性的角度进行关注。1959年，梅兰芳排演的《穆桂英挂帅》被列入“优秀传统剧目”，参加对外文化交流。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在我国（含港台）相继推出。70年代，香港无线出品了由汪明荃、杨盼盼等主演的《杨门女将》；港台联合摄制了由姜大卫和张冲主演的《铁血杨家将》；80年代，大陆出品了四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主演者是当今的导演张纪中；真正引起大反响的是香港“无线五虎将”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苗侨伟、吴振宇同时出演的《杨家将》，周润发等一大批当红明星也加盟该剧；199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尽管没有明星大腕，但仍深获好评，获得了当届的飞天奖。该剧参与了中日电视艺术交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拷贝出售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影视剧共同的特点是，比较忠实于杨家将故事的基本精神，对原有的故事情节没有太大的改动，给人的感觉是既熟悉又新鲜，很有观众缘。 借助于戏曲、艺术画、广播评书、电视评书、影视剧等手段的共同推动，杨家将故事更加深入人心。进入21世纪，两岸三地筹拍杨家将故事的热度不减，几乎每年都有新片推出。 2001年，当红明星宁静、李若彤主演了40集的《杨门女将》；2002年，香港出品了28集的《穆桂英——十二寡妇征西》；2003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出品了33集《碧血青天杨家将》；2004年，张庭、张铁林等主演了带有轻喜剧色彩的《火帅》。2004年还有一部重头戏《杨门虎将》，由苏有朋、赵雅芝以及韩国女星蔡琳等联袂演绎，耗资3000万打造。2007年，全国各地热播40集古装偶像剧《少年杨家将》，两岸三地艺人出演加盟，《少年杨家将》一改以往类似题材的风格，选取了“金沙滩一役”之前的故事。 这些影视剧戏说的成分加重，原本杨家将故事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它们又加入了新的元素重新演绎，所以一度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但不管怎样，至少说明杨家将的民间基础非常深厚。《少年杨家将》的主演之一陈龙曾讲，他从小被杨家将故事所吸引，对杨家将人物的性格、命运有所了解，能够出演杨家将非常自豪和兴奋。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杨家将”电子图书和游戏软件应运而生，在80后、90后中很有市场，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印刷传播反而退居到比较次要的位置。杨家将不仅在中国，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其中以在日本和韩国的受欢迎度居高。日本有《杨家将演义》的多种日译本，2003年12月出版的《杨家将》，获得第3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韩国也有《杨家将传》和《杨六郎》的译本，英国也有关于杨家将的本子。还不断有传闻说，好莱坞欲将杨家将变美国大片，知名制片人彼得·罗异曾透露，挖掘中国题材故事也许可以改变好莱坞的审美疲劳，杨家将等经典故事有可能被重新演绎。 七 三实七虚 中国历史上，杨家将故事的传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杨家将故事流传非常广泛而又深远，说书艺人有“千年不倒杨家将”之论。北宋杨家将与隋唐、三国、水浒、岳飞有着同等地位，他们的故事最为一般民众所传唱。另一方面，有关杨家将的历史记载非常简单。与彪炳史册的岳飞不同，杨业父子并未登临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只不过是偏裨之将。如果说在北宋初年与辽的抗争中，杨家将还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后来在南征和与西夏的斗争中，他们的功绩几乎找不到历史依据，但这仍不妨碍杨家将被广泛传扬。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产生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杨家将”故事在宋元之际得以流传，在明清时代被不断深化，在当代社会依然流动，固然是因为其曲折动人的情节，更重要的还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 宋亡之后，在金元时代，虐政行于天下，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虽然仇视金、元，但强压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只能拿前朝辽人说事，辽为金人、元人所共恨，前朝故事可以借古说今，抒心中不平，胜似讲当今时事。元人杂剧，往往取两宋名将之事，演为话本，配之管弦。在被外敌欺侮的年代，老百姓对于能灭贼杀敌的勇将，仰之如天神，敬之若父母。传扬杨继业父子，因为他们能抗辽；赞颂狄青，因为他能平蛮战西夏；推崇岳飞，因为他能破金。没有谁不想驱除胡虏而安中国，即便是盲词俚曲也充满了爱国心声，强国之梦。 纵观中国历史，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明代在恢复汉人政权之后又被满清所灭，清朝后期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威胁。中国的这段历史，民族矛盾异常突出，杨家将产生、发展、成熟于朝廷软弱、外战外行的年代，人们把杨家将故事编成评话、戏曲和小说加以传唱、歌颂，正是感念抗击异族英雄的自然体现。但史籍中关于杨家将的记载实在过于简略，显然满足不了人们对英雄的期待。于是杨家将在传颂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充实、发展和完善。原本只有祖孙三代的历史材料，被铺写成五代几十人的英雄群体；原本只是男儿的铁血沙场，又融入了佘太君、穆桂英等生动的女英雄。杨家将父死子继、兄死弟代、夫死妻替，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前赴后继，延绵不绝，他们的爱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交相生辉。杨家将身上，汇聚了中国古代众多将领的优秀品质，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 关于杨家将故事的真实性，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三国故事是“七虚三实”的话，杨家将故事则是“三实七虚”，有些故事可能于史有据，有些可能于史有影，还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信者悉以为真”、“疑者又以为子虚乌有”两种皆然不同情况的原因。 著名学者余嘉锡曾说：“元杂剧及今小说之言，盖官书之所讳言，流传于故老之口，其事容或有之，未必纯出于捏造。” 杨家将故事从流传的源头开始，就有点众说纷纭，后世又被传颂者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赋予不同的内容，真实性大打折扣。总体来看，杨家将故事距今年代越久，其可信度越高。相反，则离本来面目越远。 第二章 杨继业：中国式武将悲剧 提起杨家将，最先出场的当然是老令公杨继业。历史上确有杨继业其人，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并不详细，甚至于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无法确定，只知道他战死于公元986年的宋辽之战。“令公”是戏曲、故事中传扬开来的名字，至于为何叫令公，正史没有记载。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解释说，杨业死后宋廷追赠中书令，“令公”是中书令的简称。欧阳修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唐宋时代有这样的习俗，但后代编故事的人未必都懂历史。明代小说的作者估计就不知道令公的出处，他们给出的解释有几分搞笑，说是杨业出战打着红字令旗，佘氏打着白字令旗，因此被称作令公、令婆。 一 充满疑问的前半生 杨业的一生，以公元979年归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抗宋，后半生抗辽。因为中国历史以宋为正统，所以，备受传扬的是杨业的后半生。因为归宋，也因为抗辽，尽管那不是他人生最辉煌的写照，却是最为忠勇壮烈的一幕。 杨业的后半生充满传奇色彩，前半生则疑云重重。他归宋之前的史料甚少，往往被忽略，甚至于被误读。归纳起来，有关他前半生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敌”的称号是如何获得的；另一个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主要是抗辽还是抗宋，这两个问题又常常交织在一起。 杨继业原名杨贵重。“贵重”一词估计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用语，重复率很高，石敬瑭的继任者就叫石贵重。杨贵重早年在北汉皇帝刘崇手下听命，深受重用，被赐名“刘继业”。公元979年，北宋平定北汉之后，恢复杨姓，单名业，也称杨继业。 归宋之前，杨业是北汉的重要将领。说起北汉不能不提后汉，后汉为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所建，他建国不过四年，被大将郭威夺权，后汉变成了后周。与此同时，刘知远的兄弟刘崇在河东（太原）宣布独立，这就是北汉。五代十国之际，中国非常混乱，而北汉是一个很尴尬的政权。为求自保，相对弱小的北汉选择了依辽而存的策略。 杨业为何成了这样一个政权的将军，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杨家原是麟州的土豪。麟州在今天陕西神木县的北面，往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省的北部。如今陕西神木县还有杨家城遗址。20岁那年，杨贵重被派到太原，听命于刘崇账下，当时刘崇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对他宠爱有加，把他收为养孙，赐姓刘，名为继业。在那个年代，皇帝赐姓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北汉的第三代君主名叫刘继元，能与刘继元同一辈分且称兄道弟，荣耀非同一般。 杨贵重（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后升任建雄军节度使，位高而权重。他事业的鼎盛期应该出现在北汉，但他被历史记住的却是人生的最后几年。纵观杨业一生，他在北汉奋战了30多年，在北宋只有短短的7年。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很大了，史书虽然没有明确，但可以依据史料推算出来。 杨贵重20岁到河东投奔刘崇，那时北汉尚未建立。刘崇947年出任后汉的河东节度使，951年建立北汉，杨业应该是在此期间跟随刘崇的。所以，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在48至52岁之间。 关于“无敌”的来历，《宋史·杨业传》称，杨业在北汉“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可见“无敌”的称号是在北汉时获得的。杨业力保太原30年不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所以国人赞其“无敌”，这个“国人”当指北汉人民。 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无敌”称号是杨业在北汉抗辽过程中获得的；还有人认为“无敌”是杨业归宋之后获得的。这都经不起推敲。 杨业归宋时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他立什么战功，对谁无敌，史书都没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史载杨业归宋后屡立战功，特别是在980年和982年的两次雁门关战役中，刀斩萧多罗，生擒李重海，辽军望之丧胆，“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因而称其为“杨无敌”。但这种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无非是想把杨业抗辽的功绩衬托得更显赫些。宋朝有那么多的有名上将，其功劳远在杨业之上，都没能被称为“无敌”，杨业因为一两次战役就获得“无敌”的称号，显然有悖常理。杨业在归宋前30多年的征杀中获得“无敌”声誉，更合于事理。 另一大疑问在于，杨业在北汉的主要工作是抗辽还是抗宋？据《辽史·耶律斜轸传》记载，杨业被擒之后，辽国大将耶律斜轸责问他，“汝与我国角胜30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辽国大将所说的“角胜三十年”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曾被广泛用来证明杨业与辽对抗30多年，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杨业被俘之后可能晚节不保。 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北汉是个只拥有12个州的小朝廷，控制山西晋中一带。为了生存，它采取了依赖契丹的策略，对契丹称臣称侄，是辽属保护国（契丹于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后又一度改回）。北汉初建时就联合五万辽兵攻打后周，力图收复中原，但没有成功，此后双方多有攻守。 宋朝建立之后，屡次进逼北汉，双方战端不断。960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火烧北汉的平遥县。968年7月，北汉发生重大变故，先是刘钧故去，养子刘继恩继位，接着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荣所杀，刘继元继位。当时宋太祖已平定湖南、荆南和后蜀，他以为机会来了，暂时停止了“先南后北”的计划，率兵亲讨北汉。尽管当时北汉政局不稳，但在刘继业积极备战、契丹适时救援的情况下，宋军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969年2月，宋太祖再次亲征北汉。为拿下太原，他使出了狠招，不惜决汾水灌太原，给当地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此次北征，很可能是宋太祖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他先是把太原变成一片汪洋，接着又派兵击败了契丹援军，随后下令水军载强弩攻城。太原看似一座孤城，内部也相当恐慌，但宋军围城四个月，犹如强弩之末，招数尽出，就是无法入太原半步。 当时，宋师屯兵甘草地中，正逢暑期大雨，士兵多染疾病。加上契丹欲再派援军的消息传来，宋军很是惊慌，不得已只好撤退，北汉军队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太祖亲征北汉时，朝中知名的将军几乎都到齐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北汉的守城之坚，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那是“撼山易，撼太原城难”。此役，杨业就是太原城守将，并且曾率兵突击宋军。 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在其抗宋与抗辽时的表现判若两人，抗宋时不堪一击，抗辽时则智勇过人。历史关于杨业抗宋的记载很不全面，也很不可信，留下的大都是杨业吃败仗的情形。试想，如果杨业一败再败，宋军连战连胜，北汉怎么会迟迟拿不下来呢？很显然，杨业“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事迹被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有“走麦城”。尽管宋人称刘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败战，但宋军终归拿弱小的北汉没办法，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刘继业在北汉很受器重，历经刘崇、刘钧、刘继恩、刘继元数朝，与后周、北宋抗衡近30年，力保太原无失。在与宋军的较量中，他一定打了不少胜仗，否则北汉早就沦陷了。宋史只记于己有利的事情，未完整地记录整个战争的过程。那些缺失的故事，一定是宋军为何没有攻下太原城的故事，也必定是刘继业为何被称为“无敌”的故事。 自北汉建立以来，中原的后周及随后的北宋一直对其虎视眈眈，刘继业能够屡次阻击强敌入侵，力保太原不失，与之“角胜30余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敌”的称号应该就是30年的“角胜”成果，绝非浪得。 在对抗后周、北宋的过程中，辽与北汉互为犄角。“角胜”的角字本身就有“犄角”与“角斗”等多层含义。当然，北汉依附契丹，双方之间可能也有斗争，但总体上讲，他们共同的目标还是对抗中原国家。北汉与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相反辽为救北汉，却屡次与宋发生冲突。在辽人眼里，他们与北汉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辽与北汉还曾联合攻周，更在对方受攻击时给予坚决的支援。 再从时间上看，“角胜30余年”，也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着具体的背景和明确的所指，北汉与辽联合攻守正好30多年。这3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后周对抗，951至960年，约10年。第二阶段是与北宋对峙，960至979年，约为20年。 史书上没有北汉与辽国的作战记载，相反北汉与辽联合对抗北宋的记载比比皆是。辽与北汉是多年的军事联盟，杨业是北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于情于理都不可能与辽国作战，更不可能拼杀30年。很显然，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抗宋而非抗辽。 杨业真正意义上的抗辽，是从979年归宋之后开始的，到986年被辽人所俘，前后不过7年时间，离30年还差了20多年。辽大臣所说的“与我国角胜30余年”，恐怕不是指与杨业对打30多年，而是一起互为犄角打胜仗30余年。 耶律斜轸责问杨继业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这样的：“北汉危难之时，我大辽屡次救援于你，30年来，北汉一直受大辽恩荫，而今你却与我为敌，是不是恩将仇报啊，现在被俘，你还有什么脸见我？” 当年北汉多次受到后周和宋军的攻击，契丹基本上每次都派兵救援，太原才得以力保不失。杨继业想到这段历史，内心一定会觉得非常惭愧，说出“死罪”也当属情理之中，跟晚节问题并不关联。 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同时期的《九国志》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遗憾的是相关内容没能流传下来。《宋史》中提到刘继业与宋军的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刘继业与宋将党进战于太原城下，被党进以少击众。他先躲在壕沟里，然后靠城上垂下的绳索才得以逃生。以这样狼狈的战绩，不知道为何成为“无敌”？ 这个大败杨业的党进，历史上是一糙哥，打仗英勇，但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会写。遇到皇帝查问，只能让部下把内容写在手上，然后伸手给皇帝看。宋太祖非常推崇读书，所以武将们学文化也成为一朝时尚。党进被派往高阳关守边时，按惯例要到朝堂向皇帝辞行，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心。宋太祖体谅他没文化，打算免了这项礼节。没想到党进坚决不同意，他让部下写了一个讲稿，自己一字一句背熟，然后去向皇帝辞别。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朝堂之上，他忘词了，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场，憋了半天，最后冒出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惹得皇帝和众大臣大笑不已。 二 归宋后为何不受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 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 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 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北汉降将杨业来说，缺乏皇帝的信任当然是危险的事，但没有同僚们的信任，危机更会进一步加深，而且很可能加重皇帝的猜忌。杨业归宋后不久，因熟悉边防情况被派往前线，立了战功，受到提拔和封赏，由此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有的人甚至向皇帝告状，揭他的短。宋太宗的处理方式是，原封不动地将那些斥其短的奏折转给杨业。 这一招算得上高明，但并不是宋太宗原创，而是向唐太宗取的经。当年唐太宗曾用类似的手法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么做，表达了他对杨业的信任。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起码不是全部。宋太宗对杨业是不放心的，把告状信给杨业看，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坦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警告杨业，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要小心行事了。 宋太宗的这种警告还算温和，大体上是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范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杨业虽然屡立边功，但生存环境不算太好。他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屡受排斥，诸如监军那样的上级领导前来，更是常常对他冷眼相看。这都是因为他是降将，在宋将看来他尚不是自己人，要想融入其中，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其实杨业大可不必抱怨，在北汉降将中，他所受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在不同时期，对待降将的政策不同。平定太原之前，降将一直都受重用，目的很简单，在于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将领投降。对于被擒获的将领，则大多不用甚至杀掉。杨业被闲置起来没有被杀掉，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不是边情紧急，杨业又对契丹情势了然于胸，估计宋太宗还不会想起杨业，他可能永远都会被闲置下去，毕竟他与北宋抗争了近30年，给了宋朝很大的威胁。 三 潘杨有无恩怨 故事传说里，潘杨两家恩怨重重，潘美必欲置杨业于死地。事实究竟如何呢？ 杨业与潘美是因为抗辽的共同需要才走到一起的。五代末年，周世宗曾收复过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两州。979年，宋太宗打下太原之后，豪情大增，准备趁势收复其余各州，但因兵马连续征战过于疲惫，在逼近幽州之时，已是强弩之末，被辽兵大败，北方边境形势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 杨业与契丹打交道30多年，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的力量，宋太宗将他调任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隶属大将潘美部下。潘美是三交都部署。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当时是抗辽前线。杨业与潘美大约相当于前线指挥官和边防总司令的关系，小说故事里描述的先锋与元帅的关系也算靠谱。 宋太宗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是979年冬天。杨业于979年8月归宋，11月即转任边防。这年冬天，山西北部的天气异常寒冷，潘美与杨业的关系也微微带着股寒意。一个是战功赫赫的边防总司令，一个是刚刚归顺急于谱写老兵新传的前线指挥官，不同的出身、地位，不同的经验、阅历，使得两个人的合作令人期待，也充满悬念。 979年宋军征辽失败，助长了辽军的气焰，他们不断地南侵，宋军形势非常被动。宋军虽然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但对阵野蛮剽悍的辽军却没有什么经验。杨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边境情况非常熟悉，无论地理、民俗、敌情，都算得上了如指掌，虽然已是50多岁的老人，但英勇不减当年。传说杨门七子个个勇猛非凡，尽管史料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杨延玉、杨延昭两个孩子经常追随杨业一同作战。 应该说潘杨最初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从雁门关一役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宋军在潘美和杨业的率领下打了漂亮的翻身仗。雁门关地处代州北面雁门山的断崖绝壁间，道路曲折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一役恐怕是杨业归宋后最杰出的表现。 公元980年3月，十万辽军进犯雁门关，当时镇守代州的杨业只有几千兵马，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危急时刻，老将军没有慌乱，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过人的胆识，亲率少量骑兵从代州北面西陉寨出发，抄小路直逼雁门关北口，从辽兵背后突然杀出。辽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军有如此奇妙的一招，一时间阵脚大乱。潘美与杨业合击辽军，大获全胜，辽军损失惨重。驸马萧多罗当场毙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被活捉。 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激烈争夺的战场。雁门关一战对宋朝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自979年以来，宋军对辽作战一直处于颓势，辽兵屡屡南侵骚扰河北、山西一带，宋军束手无策。雁门关一战之后，辽兵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双方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雁门关战役的胜利固然源于杨业的有勇有谋，也得益于主帅潘美的密切配合，否则仅凭杨业的数百骑如何抵得过辽国十万大军？过分夸大杨业的功劳不够客观，主帅潘美也是功不可没。作为北汉降将，雁门关一战既是扬名也是正名的机会，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提拔杨业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观察史是一个正五品的官阶，杨业等于升了一级。 杨业是北汉降将，说白点就是外来户，他的声望上升很容易引起朝中大臣以及习惯势力的另眼相看。史书上记载，防守边境的主将因此妒忌他，向皇帝打报告，说他的坏话。宋太宗看了之后并不在意，也不追问，只是将奏折转交给杨业，让他自己看。 究竟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人据此推测，潘美很可能打了杨业的小报告。这种指责经不起推敲，根据事实分析，潘美打小报告的可能性为零。 其一，潘美用不着嫉妒杨业。他自己因边事屡受封赏，在此期间被封为代国公，随后改封忠武军节度使，又加封韩国公。杨业只不过被提拔为正五品的观察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杨业威胁不到潘美，他犯不着嫉妒杨业。再者，潘美从无上书谮谤他人的历史，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他与杨业已共事六七年，配合默契，处置边事诸般顺利，屡传捷报，雁门关大捷是最好的诠释。 其二，潘美是两朝重臣，根正苗红，深受皇帝信任，在部队威信很高，又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 其三，打小报告的人若真是潘美，皇帝应该不会将报告转给杨业。试想，潘美与杨业是正帅和副帅，皇帝这样做不明摆着挑拨双方矛盾吗？将帅不和是军中大忌，宋太宗是马上皇帝，还算英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他怎么会把将帅放在一个笼子里，鼓动他们自相残杀呢？ 打小报告的人，十有八九是那些既嫉妒杨业又拿杨业无可奈何的人，宋太宗将报告转给杨业，也是希望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退一步讲，即使是潘美打的小报告，也算不得什么。宋朝是鼓励互相揭发的，准许“风闻弹人”，不一定有真凭实据，且不必负太多的责任，目的在于加强监督，使官员时刻警醒，不敢胡作非为。臣僚们互相告发弹劾是常有的事，御使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如上任百日而无纠弹就要受到处罚。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弹人或者被弹都是正常的事，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长期没人搭理反而很可悲。后人不必以是否弹劾过别人论忠奸。事实上，经常上书弹奏的大臣，往往都是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忠臣。 至于那些议论杨业的奏折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一则可能都是些无关轻重的事，另一可能是涉及国家机密不便泄露。不过，杨业对此是心知肚明。因为宋太宗派人把报告送往代州，让杨业亲自观看。 宋太宗此举，固然拉近了与杨业的关系，使得杨业能够死力效忠，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边将的矛盾心照不宣。如果潘美真打了杨业小报告的话，潘杨矛盾便算是就此结下了。但历史并没有记录潘杨之间有什么明显的矛盾，编撰故事的写手们也觉得潘杨矛盾波澜不惊，如果就此认定潘美是害死杨业的凶手，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杨家将故事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断把潘杨两家的矛盾恩怨前移和后拉。明代小说称，北宋在进攻北汉时，潘美曾被杨业之妻射了一箭，自此他常思报仇。刘兰芳的评书又加上了杨七郎力劈潘美的儿子潘豹等情仇恩怨，故事中写道： 潘仁美与杨业同殿称臣，辽国发兵征南，宋太宗有意任用杨业为帅御敌，不料潘美也有挂帅之意，他出班奏道：“杨业为帅，臣愿为押粮官。”杨业明白潘美是想自己挂帅，便婉辞边帅。太宗遂任命潘美为帅，潘美请杨业为先锋，杨业不肯，潘美便推荐自己的三子潘豹为先锋。 呼延赞等大臣认为潘豹年轻，没有作战经验，挂先锋印，难以服众。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八贤王提出让潘豹在天齐庙设下英雄擂，招考天下英雄。于是太宗传出圣旨，摆擂七天，七天之内胜潘豹者可为先锋，若无人打败潘豹，他就可挂先锋印。圣旨明确规定，擂台之上不能使用暗器，交手时死伤不论其罪。潘美还与杨业当朝约定，杨业的几个儿子不参与打擂。 杨业回到家中，把前因后果同太君言明，要求儿子们在潘豹摆擂的七天内，在家习武不得外出，杨业亲自加以指导管束。不料，潘豹设擂的第七天，呼延赞请杨业前去赴宴。杨七郎私自溜出家门前去擂场，一时性起上台打擂，将潘豹踢下擂台，致其当场死亡。 潘美状告杨家，在八王的提议下，此案交由开封府尹王延龄处理。王延龄调查后得出结论，潘豹比武时暗器伤人，杨七郎误伤潘豹，按规定不应治罪。但因两家有约在先，杨家父子不能打擂，杨业被官降三级。潘杨两家由此结下仇怨，并且越积越深。 有了这些铺垫，潘美陷害杨家、公报私仇显得更为可信，不再是那么无缘无故，奸臣就这样诞生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若没有虚构的故事，潘美陷害杨业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潘杨故事被虚构到这种程度，早已超出了历史范畴，属于艺术再创作了。 四 千古冤臣是潘美 “潘人美”是杨家将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原形是宋朝大将潘美。在戏曲小说中，杨业之死完全归因于潘人美，他被描绘成了依仗权势欺上压下、通敌卖国、迫害杨家将的大奸贼。 潘美的悲剧始于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到了明代，潘美奸臣形象升级，他不仅陷害杨家，还是勾结辽国的奸细，被丑化得面目全非。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潘美于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死于太原，寇准在咸平五年（1002年）才任开封府尹，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却让潘美死于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人们常说“野史杀人”，杨家将小说把潘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很多人把他当成了北宋的第一号奸臣。 历史上的潘美是深得信任的两朝重臣，战功卓著的北宋名将。他一生戎马倥偬，不仅勇猛善战，而且相当自律，基本上没有劣迹。故事中有关潘人美的演绎，即使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也算得上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堪称“戏说”。 《宋史》对潘美给予了很高评价，将他与大将曹彬相提并论。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个性又有不同。“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而光献、章怀皆称贤后，非偶然也。” 潘美与曹彬两人各有特点。曹彬宅心仁厚，平日里即使是只虫鸟都不忍心伤害。出使吴越，按惯例有许多个人的私下所得，但他一分不留全部上交。他统兵征伐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滥杀一人，深受众人爱戴。众人赞美他仁恕清慎，守法度，能保功名，是北宋第一良将。 潘美与太祖的交情深，为太祖信任和倚重。有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太祖、太宗时，诸节度使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其二，“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其三，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的儿子赵恒，即后来的宋真宗，娶了潘美的女儿为妻，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由于北宋建国的方式特殊，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宋太宗又是超越常规的以弟继兄，他们忧虑皇位不稳，对武将一直缺乏足够的信任，遇事严加防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潘美能够不受影响，仍然手握兵权，并且与皇帝的关系越来越铁，这一方面说明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老于世故，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 潘美字“仲询”，名“人”，是宋太祖、宋太宗时的两朝元老。北宋开国初期的重要征战，除西蜀之战外，都有潘美的智慧与血汗。其威名在平岭南、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等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中表露无遗。 史书记载，潘美长相俊美倜傥，很有才干和志向。他成长于五代十国的后汉，在时局动荡之际，他不甘于平凡与平庸，曾对一个叫王密的老乡吐露过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认为乱臣当道导致国家混乱，后汉灭亡为时不远，生于改朝换代之时，大丈夫就当立功名、取富贵，若碌碌无为终其一生，令人蒙羞，也必将留下很多遗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潘美结识了后来称帝的周世宗。周世宗当时为开封府尹，潘美在其手下听差。周世宗即位后，潘美当上了供奉官，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官职，级别不高，相当于现今的连排级干部。级别虽低，却为潘美提供了展示才干的机会和舞台。在高平之战中，他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才能，被破格提拔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一跃成为中级军官。后来潘美被派往陕州，出任监军，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又被提升为从五品的引进使。按宋时官制，从五品就已经是高级军官了。在长年征战中，他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周世宗准备向陇、蜀进军的时候，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命令他屯兵永兴，稳定西部边事。 潘美在后周时与赵匡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匡胤对他很是信任，经常委以重任。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受禅之后，为了将称帝立国之事诏告天下，首选潘美前去向执政通报。所谓执政，指的是主持政务的人，一般来说，副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管军事的首脑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为“宰执”。当时的陕西主帅袁彦，凶悍能干，拥有重兵，是宋太祖的心头之患。为防发生意外变故，宋太祖派潘美监其军相机行事。潘美单骑进见袁彦，向袁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太祖即位是天命所归，才智之士应该认清形势，顺应天命，共保明主。袁彦为之所动，主动向太祖朝拜。 太祖对此非常满意，大力称赞潘美。用今天的时尚语言来说，宋太祖盛赞他不杀袁彦而使之来归，是创造性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非常符合自己的意愿。英俊的潘美单骑收骁雄，其智勇可见非同一般。这很像杨家将故事中杨六郎独闯山寨收服岳胜的故事，杨六郎的英雄形象也有潘美的缩影在里面吧。只不过杨六郎的故事是虚构，潘美的事迹是史实。《三国演义》为了塑造英雄形象经常移花接木，杨家将故事显然也精于此道。 宋太祖称帝后，急于平定天下，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潘美在军中所立战功举不胜举，职务也一路飙升。南方基本平定之后，宋朝统一的目标指向北方。潘美被任命为宣徽北院使。太平兴国初（976年）改任南院使。978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官名。“开府”意为“建公府”，可以自选僚属，这是一种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仪同三司”的意思是虽然不属三司之列，但却享受同样的待遇。按今天的逻辑，即为超编制享受待遇，是非同一般的赏赐。“三司”又称“三公”，指的是司徒、司寇、司空，因这三种官名都有“司”，故称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在明时被废，不复存在。） 此时的潘美位高权重，已是宋朝的顶级大将了。接下来发生的战事开始与杨业有关，潘美也因此背负了一世骂名。979年，北宋进攻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当时杨业为太原主将。十年之前，宋军曾攻打过太原，但无功而返。此次出战，潘美分兵进击一举拿下了并州，继而进逼范阳。 《宋史》记载，宋军在太原之战中以少击众，杨业兵败后躲在壕沟里，靠城上垂下的绳索逃生，十分狼狈。此战胜利后，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师回朝以后，又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屯兵守卫边防。也就是在这一战，宋军收服了杨业。后来杨业被任命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潘美的部属。 北汉既已拿下，宋军的下一个目标瞄上了辽国。但因为仓促出战，宋军大败，不得已转为守势。三交西北三百里处有一个叫固军的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是防御辽国的咽喉重地。潘美经过周密计划，派兵奇袭得手。宋军以固军为屏障，积粮屯兵加强防务，北部边防从此比较平静。 有一次潘美到代州巡查，遇到了上万辽兵的突然袭击，潘美临危不惧，当众折箭而誓，率领宋军奋起反击，大获全胜。他由此被封为代国公。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改封忠武军节度，加封韩国公。 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分三路北伐，展开了第二次征辽大战。辽与南方诸国不同，军力更强，宋军不能取胜。杨业战死在沙场，由此引发了一场兵败责任之争。杨业之死到底是谁的过错？ 在有关潘美的记载里也提到了此次北伐失利，不过只是作为其众多战事中的一件而已。即便是败仗，也记录了他在此次征战中，率领西路军攻克了寰、朔、云、应等州。对于败因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 其实，对于三位当事人王、刘、潘所犯的错误，宋太宗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宋史》对杨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冤情是这样描述的：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 给潘美的定性是： 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 这段记述可谓一针见血。陈家谷口一役，在杨业需要救援之时，潘美统领的大军，相隔并非遥远，兵员装备又很充足，但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的悲剧发生。潘美的错误很明显，应该依法受到处罚。 诏书对王侁、刘文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不管基本事实如何，有关杨业之死和他与杨业的关系成了潘美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一污点后来被不断放大与演绎，潘美的形象离真实越来越远。此一役，潘美受到了处罚，有人说被降了三级，其实并不准确，他只是被削去了三个官职，因为他本身就身兼数职，这种处罚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第二年之后，潘美又开始逐步受重用，一度升为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几个月后潘美去世，享年67岁。死后赠中书令，封号为武惠。咸平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这是非常高的礼遇，死后能进太宗庙廷比现在进八宝山还难。 潘美的一生算得上善始善终，因果圆满。史书上记载，他身为朝廷重臣，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潘美共有五子一女，潘惟德官至宫苑使，潘惟固为西上阁门使，惟正为西京作坊使，惟清为崇仪使，惟熙娶秦王女，当上了平州刺史。 小说戏曲经常痛斥潘人美倚仗自己是皇帝的老丈人而为非作歹，这绝对是冤枉了他。历史上的潘美确实是国丈，潘美既是英俊美男，估计女儿也是有姿色的。只不过，他是宋真宗的国丈而非宋太宗的国丈。故事传说将他编排为宋太宗的岳父，实在是有移花接木之嫌。 潘美的女儿，确实嫁给了韩王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不过，潘小姐嫁给真宗的时候，他连太子都不是，而且正痴迷于花鼓女刘氏。潘小姐在真宗还没被立为太子之前就去世了，只活到22岁，她的婚姻一定是不够幸福的，因为丈夫宠爱的是别人。 所谓的章怀皇后只是咸平年间的追封，那时潘美也已去世了十几年。所以，称潘美仗着女儿有几分姿色就如何如何，实在是无关历史的自说自话。文艺上的演绎与夸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情绪，人们在论及潘美时，往往被传说驱动，看不到历史上真正的潘美。潘美还有一个从子叫惟吉，官至天雄军驻泊都监。他虽然有潘美这个靠山，但为人处事礼法有度，自我要求比较严格，宋人对他评价很高，称其“勤敏”。 戏曲故事中所谓的潘家人不学无术、违法乱纪都是没影的事，他的子女中并无潘龙、潘虎等人，至于刘兰芳评书所说的杨七郎力劈潘豹，潘美身为国丈还里通外国，实在是有悖常理，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塑造英雄的需要，潘美的故事不断向负面演绎。在很多事上，潘美背黑锅了，被妖魔化了。真实的潘美与卖国奸臣的形象大相径庭，相反，他一生对北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人，尤其是太原人痛恨潘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故事虽然扭曲了潘美的形象，但可能也是另有原因。 五 潘美为何遭人恨 史书中讲，潘美喜欢“乘怒杀人”，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也很可能是他被演绎成奸臣的祸根。宋王朝常常被历史忽略或有意粉饰的一件史实是，在征伐北汉的过程中，潘美、赵光义等人数次采取残忍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宋军拿下北汉后，将晋阳城烧成废墟。契丹南下所干的坏事，宋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北汉遗民对宋代皇帝和大臣潘美都没什么好印象，他们对宋人恨之入骨。在他们眼里，潘美之辈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地至今仍有不少丑化潘美的戏剧。这很可能也是潘美虽然无辜，但却被不断丑化的原因所在。 北宋部队在晋阳犯下的罪行莫过于焚城一事，但偏偏《宋史》把这件事隐去，说得含糊而暧昧。《太宗本纪》里提到，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后，宋军曾经焚城，但对其中的缘由讳莫如深。 太原被毁之后200多年，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写下了《过晋阳故城书事》，揭开了秘密的冰山一角：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才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礻 几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过晋阳故城书事》作于1215年，时值蒙古军队大举伐金，元好问携全家往南方避难，路过晋阳故城。这首诗详细描述了宋太宗焚城的原因、经过和给太原人带来的灾难。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薛王即刘继元，本姓薛，即王位后称薛王。北汉主刘继元虽然投降了，但老百姓仍然坚持抗战，让北宋军队大吃苦头。 “汾流决入大夏门”与“争教一炬成焦土”的水淹与火烧，最直接的后果是“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大夏门是晋阳城北门之一，太原古称大夏，所以有此称谓。 至于宋太宗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毁掉晋阳，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南人鬼巫好礻 几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这些诗句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十八日，宋军历经苦战终于拿下北汉都城晋阳，宋太宗本应该欢欣鼓舞，但是却忧心忡忡，因为有人向他进言，太原是龙城，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处蟠龙的腹心，不可不防。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作了赵国的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雄据晋阳而坐上龙椅。特别是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是他们起兵成事的地方，“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凭借的就是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的有利局势，不到半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才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宋太宗深以为然，历史上太原出了太多的开国皇帝，估计跟这“龙城之兆”有很大的关系，他决不想此处再出危及自己皇位的帝王。为了防患于未然，当然必须尽快铲除“龙脉”。于是宋太宗下诏削平系舟山，改名“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宋太宗还不放心，担心龙脉犹存。为了斩草除根，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摧毁太原城。为此他下诏焚城，要求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洛阳，普通百姓迁居并州。 宋军纵火时，城中尚有大批百姓，他们或因不愿撤离，或是来不及撤离，都被活活烧死。一时间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晋阳古城火炮冲天，喊声惊天。此后，宋太宗又下令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洗一空，企图毁尸灭迹，把晋阳彻底抹掉。 “南人鬼巫好基祥，万夫畚锸开连岗”，第二年，赵宋王朝在晋阳东北方向的唐明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筑新城，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为了钉死太原龙脉，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以示斩断了龙脉、钉破了城堡。 弥漫在城头的遮天浓烟可以慢慢散去，印刻在晋阳人民心中的创伤却一直无法抹平，焚城之患经年不散，焚城之痛多年犹存。“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元好问的《过晋阳故城书事》，是控诉，是冷嘲，也是指斥。这种情绪终宋一代都很强烈。 赵光义占据晋阳后曾到晋祠游览，发现唐太宗在此处立有“贞观碑”，记载了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赵光义为之怦然心动，唐太宗是他的偶像，许多事情他都愿意效仿，为了也能流芳百世，他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但当地百姓并不买账，“贞观碑”受到后人的精心呵护，千百年过去了仍然完好无损。而“太平兴国碑”被百姓所唾弃，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俨然成了一座“无字碑”，被冷落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宋太宗在太原犯下了滔天罪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要评功摆好。“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宋朝欠太原人民的账太多，《宋史·礼志》提到，北汉平复77年之后，旧城的百姓仍有不肯入住新城的，所以建议朝廷要宽其赋税，除其徭役，免除他们的后患，这则史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晋阳百姓与宋朝廷间深深的芥蒂。 宋太宗焚烧晋阳堪称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昏庸的决定之一，不仅给晋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为宋朝之亡埋下了祸根。 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时期，以晋水流经其北而得名，传说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初封于此。后代历经北齐、唐、五代的不断经营，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又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之誉，堪称“北门锁钥”。 唐朝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统一全国后，将晋阳定为北都，不断整修扩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方圆达40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守将李光弼依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50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后来，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从此以后，中国汉族封建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和争战中，开始由强变弱，处于下风。这不只是一座城池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讲杨家父子如何尽忠赵宋王朝，但晋剧却更多的是表现杨业被陷害的无奈与悲凉，很少写杨家将如何杀敌，如何边关立功等等。鉴于北汉军民与宋朝廷这样的历史渊源，其中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潘美虽非晋阳之痛的主谋，但却是罪行的实施者，北汉遗民借助艺术的翅膀，将其加以痛斥，以解心中之恨。 传说中的潘美盖过了历史上的潘美，潘美成了奸臣的典型代表。无中生有是戏剧的魅力，但却是历史的大忌。戏说不是历史，戏剧小说不能当历史来读，同理，历史人物也不能与娱乐人物对号入座。 六 潜规则的威力 美国有部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上明明只有二十一条，但看不见的、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际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往好听一点说叫惯例。 982年4月，契丹主耶律贤兵分三路攻宋。中路攻雁门，被杨业打败，损兵三千。这一年9月，耶律贤去世，12岁的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他的母亲萧太后摄政，辽朝内部隐藏着各种矛盾。萧太后史上确有其人，名叫萧绰，小名燕燕。 宋将贺怀浦、贺令图、刘文裕等先后上书，要求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认为，契丹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叛乱甚众，正是讨伐之机。但是宋太宗一直按兵不动，雍熙三年（986年），才决定出兵北伐。机会出现之后，宋太宗为何拖延了四年之久才行动？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979年幽州之败对宋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北宋需要时间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宋太宗担心政局不稳，朝中的不稳定因素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的执政理念。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八里的狼牙村，期望杀回陈家谷口，与预先埋伏接应的宋军会合。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约定好的救兵早已不在陈家谷口。 原来，在杨业杀进谷去之后，潘美和王侁布兵于谷口严阵以待。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寅至巳，大军等待的时间太长，王侁派人登托逻台观望，发现谷中尘烟四起，以为部队打了胜仗，怕杨业抢了头功，赶紧引兵向前。 潘美并不同意王侁的做法，但无法阻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不久，王侁得到了杨业战斗失利的消息，顾不上许多，掉头逃跑。监军要走，潘美当不能制。他是受监督而不是实施监督的，监军与钦差大臣无异，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杨业与王侁发生争执而潘不发话的原因。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忍不住仰天长叹，吩咐部下另寻生路。但将士们誓死相从，无一退却。杀到最后，王贵和杨延玉都壮烈牺牲，杨业身上多处受伤，战马也累得跑不动了，最后中箭被俘。史上记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至死不从，大呼：“我杨业一心尽忠报国，无奈奸人逼迫，导致兵败身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见人？”最后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各种史料，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杨业之死的描述基本相同。新编《辞海》杨业条：“在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错误指挥下，他孤军陷于陈家谷口，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辞海》的解释非常客观，认为杨业身陷绝境是因为潘美和监军的错误指挥。但历来都有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杨业为谁所害的争论中，其实这毫无意义。 如果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杨业与监军都有些意气用事，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不会如此惨烈。但由于双方都过于重视自身感受，结果一场言辞之争，演化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杨业确实维护了个人名节，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还留下了千古美名，但细想之下，他的死于己、于家、于国又何益之有？ 杨业之死与其自身性格有直接关系，他自己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杨业在北汉是说一不二的主将，投诚北宋之后角色变了，他不再是主角，只是一个配角。在军事讨论会上，杨业主张避实就虚，强调计谋。王侁主张不畏强敌，直面对手，打出声势。 应该说，杨业的主张更合理些，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而是对监军说，“按你们的主张，只会打败仗”。王侁是何等身份，怎么能由得他这样驳自己的面子，马上反击道：“你号称无敌，现在却如此胆小怕事，难道有什么二心吗？”话语间流露出对杨业的轻视和不屑。 其实，杨业完全可以用商量的方式与监军探讨，不必对不同的意见那么激烈否决，不仅对上级，对同事如此说话也会招致反感，更何况面对的是代表皇帝的监军。诚如此，杨业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便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不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杨业的悲剧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性格即人生，历史上又有多少如杨业一样恃才傲物的人，导演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性格的悲剧有时就是人生的悲剧，而个人的悲剧有时就是历史的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财富。 一场个人的悲剧，最后演化成了国家悲剧。986年那场战役，十万宋军顷刻消亡，再加上979年的幽州之败，北宋前后丧师不下30万，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杨业死后4个月，辽兵又攻占了瀛州（河北河间一带），大将刘廷全军覆没。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殒命沙场，数万人死亡，沿途诸郡群情涣散，毫无斗志。契丹军长驱直入，连夺数州。从此，宋在对辽的军事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986年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开始采取虚外严内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内强压，对外妥协，宽外而严内，用好听一点的词形容就是“内法外儒”。“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的这段话表明，在他眼里，内患大于外忧，家贼甚于外寇，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如何传位于子上了。 宋太宗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宋合计320多年，外患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历受辽、西夏、金、元人的侵扰。敌寇兵临城下，朝中和战之争端不断。即便战事顺利，形势占优，也要委曲求全，屈辱求和。一旦危机解除，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故态复萌，满足于眼前的平安。靖康之后，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大批朝臣、嫔妃都沦为金兵阶下囚，最后死在异乡做鬼。 在悲剧发生之前，无论是潘美还是监军都没有刻意要害杨业的主观动因。王侁与杨业素无过节，他在宋军北伐时才出任监军。打仗派监军，这是宋朝惯例，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个人的。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杨业主张避开强敌，重点保护人民转移。而王侁则认为不能太窝囊，要正面迎敌。应该说王侁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打漂亮仗。杨业久经战场历练，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更为充分，打胜仗是第一位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漂亮。 观点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但因为双方表达方式有误，导致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业可能确实不懂吏事，他不知道如何与上司相处，更不知道如何争取上司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给他带来了最黑暗的结局。 决策失误与曲意陷害完全是两回事。一事当前，完全没有争论和异议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协商出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为将之道，为帅之法。如果明知决策有误，反而要以身试法，尽管可能一时痛快，但结果可能害人害己又害国。如果是真刚烈，据理力争又如何？还是不够坦荡，又不够世故；性格刚强，又过于软弱，一遇挫折，便只想到玉碎瓦全，摆脱被动的能力、摆脱困境的能力都不够。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虽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再说潘美。有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要负主要责任，理由是他没有支持杨业，没有主持公道。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完全不理解宋朝的监军制度。宋代对武将一直放心不下，实行监军制度就是要分将帅之权，防止其拥兵自重。 当时的监军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谁与皇帝关系密切、谁受皇帝宠幸，谁的权势就大。两位监军都与皇家有一定的关系，王侁的父亲是后周枢密使，对于宋太宗来说就是老首长的孩子。刘文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也就是杨业之子杨延昭去世后的第二年。张咏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与寇准交厚。他中进士时杨业刚刚归宋不久，《赠刘吉》一诗作于989年，在杨业死后三年。他笔下的杨业之事也许有一定的依据。 张咏性急如火，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他年轻时，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因为头巾带子比较长，时不时垂到碗里。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到碗中，愤愤地嚷嚷：“你请吃，你请吃！”他在湖北当县令时，干过一件备受争议的事。一个管钱的小吏，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往外带。张咏发现后，将他痛打一顿。小吏不服，“我不过偷了一文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八月辛亥，也就是八月十五日，潘美即受到了处罚，被免除了三个兼官。前后时间不过一个月，处理杨业一事堪称神速，没有任何拖延。 与此相对照的是，大将曹彬的责任追究，则在两个月后才做出。所以，即使从时间上看，“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才使潘美等人受罚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张咏的诗，作于989年，那时杨业已死去三年，事情早已水落石出，所以若要说刘吉为杨业翻案，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对于皇帝的处罚，潘美等三位当事人并没有申辩。试想一下，杨业已死无对证，如果他们三人串通一气，一口咬定决无过错，这罪是很难定的，但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很显然，他们三人很可能是自己认罪了。 历史上，类似陈家谷口那样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有可能，在澄清杨业一事上，潘美不仅无过反而是有功的。第二年二月，距事发不过半年，宋太宗就撤销了对潘美的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至少在宋太宗看来，杨业之死的确罪不在潘美。三人之中，潘美最有可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是杨业得以被厚赏的决定性因素。 宋真宗时的大臣杨亿曾说，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看《集结号》时，主人公为战死的兄弟争取烈士的待遇，其情其景也让人为之流涕。现在的人们，对于杨业的冤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各种版本的故事风行。对于宋朝的百姓来说，很可能是在宋太宗还了杨业公道之后，此事才得以流传的。因为从杨业战死到受重赏，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完成的。人们没有多少非议的时间和空间。大量的议论和传闻应该出在皇帝连续下诏之后，尽管北宋还了杨业一个公正，但民众觉得远远不够，对这一重大变故产生了种种猜测和深度挖掘。 对于说故事的人来说，有英雄必然要有奸臣，这样故事才会好看、好听。杨家将英勇抗敌的故事口耳相传，杨令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澶州当时在辽国境内，离陈家谷口很远，却有人在古北口修了杨无敌庙。从宋人的角度看，杨业不过是北伐偏师西路军的副将，算不上顶级名将。但从辽人的角度看，杨业是他们能够俘获的宋朝级别比较高的将领了，他们拿杨业说事，大肆宣扬，目的当然是宣扬自己的战功，客观上也为杨业扬了名。 据有关辽史资料记载，杨业死后，耶律斜轸将其首级北献，并以示诸军。宋辽战争中，宋将阵亡者不在少数，但不见有以首示众的记载，唯独杨业如此，可见他们在杨业身上做足了文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 第三章 杨延昭：郡马身世疑问多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在历史记载中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杨家将第二代代表人物当属杨延昭。杨延昭生于公元958年，那时大宋朝还没有建立，死于1014年的宋真宗时代，享年56岁，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记载完整的历史人物。 一 名字背后有玄机 关于杨延昭的故事很多，歧义也很大，首先杨六郎叫什么名字就有些众说不一。最权威的解读应该是《宋史》，杨六郎最初叫杨延朗，1012年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 真宗皇帝为何对一个道士情有独钟，赵玄朗又是何方神圣，搞得宋真宗如此兴师动众？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太清楚，但若要说赵玄朗就是财神爷赵公明[1]，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了。 那么宋真宗为何要以赵玄朗为圣祖？财神爷又怎么和宋真宗扯上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赵家的始祖了呢？这还要从道教在宋朝的发展说起。宋初，太祖、太宗时代，采取的是佛教、道教同等对待的政策。宋太宗幽州战败之后，开始倾心于道教。当时契丹视辽主为天，称皇后为地，每年数次祭天，声势浩大，很以为傲。宋朝的一些大臣，揣摸皇帝逐渐产生的厌战心态，鼓励他尊崇道教，让辽人知道天佑大宋，他们就不敢南侵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思想，在宋真宗时发展到了极致。 宋辽结下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初时欣喜，后觉屈辱，内心十分惶恐。受了王钦若等人的怂恿，在全国各地大造祥书天瑞，希望能够借助神力安定人心，巩固统治。宋朝廷的想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非常幼稚，他们想通过制造气象万千的景象，让辽人看看，大宋是有天人相助、神灵保佑的，你们若敢南侵，那就是与天作对，自取灭亡。 以这种方式安国定邦，大抵有精神胜利法的意味在里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和自我麻木。从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正月乙丑始，大宋朝“天书屡降”。后来，真宗皇帝又不畏严寒，登上泰山，搞封禅大典。回来的路上又不辞劳苦地到曲阜拜孔殿，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又过了两年，可能是觉得神必佑我的可靠性还不够大，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抬高皇室的地位，宋真宗准备模仿唐朝以老子为宗祖的办法，与道教的头面人物挂上钩。但道教至尊之神“太上老君”姓李，已被李唐王朝的皇帝拉过去了，宋真宗只好另想他法。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是有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宋真宗的灵机来了。他假托玉皇之命，宣称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就是他们赵氏帝王的族祖。这事《宋书·礼志七》中有详细记载： 有一天，宋真宗对辅臣说到一件很奇怪又很神圣的事。他先是梦到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要让赵氏祖先前来传授天书，就像唐朝恭奉玄元皇帝一样。第二天，又梦到神人传天尊之言，告诉他祖先即刻就到。宋真宗在延恩殿设下道场，天尊对他言道，“我是九位人皇中的一位，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最后又勉励他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从此，道教又多了一位仅次于玉皇的尊神——保生大帝赵玄朗。 这一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所有犯“玄”和“朗”的名字都要改掉，杨延朗的名字当然是非改不可。非但杨六郎，不管什么人，无论如何显赫，只要犯忌，一律要改。孔子曾被宋真宗亲封为“玄圣文宣王”，因为犯了赵玄朗的名讳，只好去了“玄”字，改叫“至圣文宣王”，这个名号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神灵玄武大帝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改名。玄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身，被玉皇大帝封为玄武真人，镇守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后来宋真宗为避祖宗赵玄朗的玄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 用宋真宗自己的话说，自从供奉“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以来，赵宋王朝是“天地储休，宗社垂祐，嘉祥屡降，庶政允厘。民俗阜康，边垂靖谧”，大意就是国富民强，国运昌盛，边疆安定，社会和谐，非常灵验。所以宋真宗执行避讳的力度很大，做法也很坚决。一大批地名人名多有改动。比如，朗州改为鼎州，玄武门改为拱辰门。 1012年推行避讳之时，杨延朗已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当时人们叫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延朗，一时改口并不容易。他生前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叫杨延朗的，杨延昭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他1014年身故之后才流传开来的。 如果抛开宋史的这条脉络，杨业七个儿子的名字，小说故事中的记载非常混乱，可以算得上是一笔糊涂账。以“杨六郎”为例，上文提及的杨延朗也好，杨延昭也好，都是于正史有据的。但元曲《昊天塔》称杨六郎为杨延景。而同是杨延朗这个名字，元曲中是四郎，明曲中是五郎，演义及后世流行的戏曲中又是六郎。宋元以后的许多故事，杨六郎又被称为杨景、杨延昭，景成了他的字。从元代开始，很多戏曲里的杨六郎，大多都称为杨景。 为什么杨延昭又被叫做杨延景，《杨家府演义》的解释是，“昭”字犯了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名讳，所以改名杨景。这话有点牵强，杨六郎改名为杨延昭，是在1012年，其时杨六郎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赵德昭已死了十几年，也从没听说过谁要避赵德昭的讳，而避赵玄朗之讳是真宗专门下过诏的。如果既要避赵玄朗，又要避赵德昭，那就不会有杨延昭之说了，直接改成别的名字不是更好吗，何来杨延昭这一中间环节。 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六郎上场时就自称名景，字彦明。弟兄七人，名为平、定、光、昭、朗、嗣，与《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都略有不同，既有杨景，又有昭和朗两个兄弟，也不讲什么避讳不避讳了。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和《焦光赞活捉萧天佑》，杨六郎都名杨景，而兄弟7人的名字又略有差异。《开诏救忠》、《活捉萧天佑》都说是平、定、光、辉、昭、朗、嗣，又说杨景字彦朗。看来杨景就是彦朗（延朗）比较可信，后世改称杨延昭倒是根据史书校改过的，因为《宋史》在元末才问世，那些杂剧是不可能受其影响的，倒是明代以后的剧作可能受影响比较大。所以，在明代传奇《三关记》等戏中，杨六郎都已改称杨延昭了。 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是在许多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重编的，杨家将名字又另有一套。杨继业有8个儿子，大郎杨泰、二郎杨徵、三郎杨高、四郎杨贵、五郎杨春、六郎杨景、七郎杨希、八郎杨顺。杨六郎还是叫杨景，这种说法似乎是从元杂剧承继而来。《昭代箫韶》中杨继业提到“长子杨延平”，佘太君提到“吾儿延昭”，其余各人再没有提及，给人的感觉也是杨家诸子的名字很不确定。 杨业之子的名字颠倒多变，但整体精神并没有改变，杨六郎仍是其中最具风采的一位。 二 延昭因何称“六郎”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实则不然，而且细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杨业有七个儿子，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但排行问题却往往发生争议，分歧最多的就在于“杨六郎”是不是第六个儿子。 宋史《杨业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其余三子并为殿直，再加上随同杨业战死的延玉，一共是七个儿子。除了杨延朗，史上都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详细的事迹交代。根据史料分析，杨延昭比杨延浦以下的五位都要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宋史的记载大体一致，称杨业死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没有包括最小的孩子延彬。按宋代律例规定，未满15岁不能赠官，当时延彬年龄尚小，所以并未受封。《太平治迹统类》是宋人彭百川所撰，书中记载了很多宋朝典故，对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记录得比较清楚，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成书都比《宋史》要早许多年。 《宋史·杨业传》称延昭为“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显然延昭应该比延浦等五人大，他不可能排行第六。而从年龄上推算，杨延昭也不可能是老六。杨业死时约五十六七岁，当时杨延昭29岁，老七还不足15岁。如果杨延昭为老六，则与老七年龄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杨业在27岁之前的5年时间里要连生6子，而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才生第七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 还有人提出大排行之说。杨延昭在杨业的儿子中排行不是第六，但有可能在杨氏一族的大排行中居第六。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依据。大排行的风气，唐代最盛，到宋时也一直沿用。但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提供的资料推算，即使是杨家一族大排行，杨延昭排行第六的可能性也很小。杨继业与杨重勋是兄弟，杨重勋的儿子比杨延昭还小。而且很显然，杨家将故事中称其为六郎也是按着自家兄弟的顺序排的，不存在什么大排行问题。 很多戏剧故事里都想当然地把杨六郎看做了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既然杨延昭不可能排行第六，那么他被叫做“杨六郎”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寓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些复杂。 历史上确有“杨六郎”之称，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杨延昭传》称“契丹惮之，目为六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讲“敌惮之，目曰六郎”，“虏畏之，呼为六郎”，这些记载都表明，辽人是因为害怕杨延昭而视他为六郎，与排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郎”一说应有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史》又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杨延昭之所以被称为杨六郎，很可能与宋时对人称谓的一些风俗习惯有关。 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六郎”指特殊人才。在古代，包括宋代，有特殊之长的人往往被称为六郎，六郎是对人的一种溢美之辞。《北史·元文遥传》载，文遥子因文才高而被人称为“六郎”。《旧唐书·张昌宗传》称，张昌宗因貌美出众而被称为六郎。张昌宗是武则天的男宠，有一次宫中游宴赏莲，一位马屁精夸赞道“六郎似莲花”，没想到宰相杨再思的拍马更胜一筹，他说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自此以后，“六郎”与“莲花”经常被混用，泛指美男。 南宋文学家岳珂（1183-1240），也就是岳飞之孙，写过一首《崔融荷华贴赞》，诗中有“六郎之风姿，秀于清池。初日之华蕤，流景发晖”之句。宋理宗时代的诗人王同祖写过几首《郡圃观白莲》，其中赞道，“六郎正被繁华困，不爱浓妆爱淡妆”。在这些诗里，“六郎”都是对男性之美的夸赞。但若说杨延昭是因为俊美非常才被叫做“六郎”有点太过勉强，辽人不可能因为杨延昭貌美就怕他。不过，如果再引申一下，由此推之，契丹人也许可能因为杨延昭武艺高强而誉之为“六郎”。 另一种说法认为“六郎”是指天上的星宿。宋代从真宗开始，道教风行。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杨延昭就如北斗六星，主宰着辽人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们怕他。 还有一种说法，北斗六星中第六星主燕，燕地正是当时的契丹所在，杨延昭镇守三关的目的是对付辽国，契丹人怕他，将他视为克星，称作“北斗六星杨延朗”，久而久之，演化为杨六郎。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人认为当天上有六颗星同现一方时，就是克星出现。而杨延昭就如六颗星同时出现般厉害，所以称其为杨六郎。 北斗六星第六星主燕，是宋代的一种主流观点。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修成的《太平御览》就有这种说法，不过那是专供宋朝皇帝“御览”的书，太宗、真宗时尚未刊刻，即使刊刻了，契丹人想要看到也很难，而且他们也不太可能以宋人的观点来为杨家将起名。 还有一点无法解释的是，如果辽人是因为怕他才将他叫做“六郎”，那么当时对辽人构成威胁的宋朝边将不独杨延昭一人，与他一起号称“二杨”的将领杨嗣，与他齐名的勇将魏能（杨延昭守遂城，魏能守梁门，有“铜梁门铁遂城”之称），为何都没被叫做“杨六郎”或“魏六郎”？ 当然，有些事情是无法用道理解释的，也有一种可能，无论别的将领如何，辽人都更怕杨延昭，而不怎么怕其他人。因为怕所以怕，这就有点陷入怪圈了。 《宋史》编于元顺帝时，也就是说，元时就有“杨六郎”之说。元曲把杨延景视为排行第六，称为六使，也有可能“六郎”之说与他的封官有关。在杨延昭为何被称为“六郎”这一点上，历史真实与故事演绎纠缠在一起，有些说不清楚了。在今天河北雄县城东北邢村南端，也就是杨六郎曾经镇守的三关之一，有座高约7米、占地近4000平方米的大土台，据说那是杨六郎的点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