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后汉书》卷五，第241—242页；卷十下，第436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②《后汉书》卷六，第249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2页。③《后汉书》卷六，第252页；卷十下，第437页。④《后汉书》卷十下，第438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皇帝与梁家的关系极好，公元135年5月19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为大将军。当梁商在公元141年9月22日在任期死去时，几天后，即在9月28日，他的长子兼国舅梁冀接替了他。①皇后未生子女，顺帝的独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年所生。她未受侵害，这也许是因为顺帝在公元144年9月20日死去，离生子的日期较短。由于梁党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它能够容忍下一个皇帝之母默默无闻地活下去。②继位之事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顺帝已在公元144年6月3日指定其子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年9月20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几个月后，即在公元 145年2月15日死去。太后又要决定继承人，以便操纵各种事务。经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商量后，两人同意选生于公元138年的章帝的玄孙。成年的候选人都不予考虑。质帝在公元145年3月6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年 7月26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③太后和大将军按照常例，这一次选了一个生于公元132年的儿童。桓帝在公元146年8月1日登基，并在梁党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年2月26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年9月30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女莹。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年4月6日死去时一切④都没有变化。梁党依然地位巩固，大将军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后还左右着他。但随着桓帝的配偶梁女莹于公元159年8月9日之死，大将军失去了他在宫内的保护人和同伙。在类似惊慌失措的情绪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谋杀或策划谋害一些他担心的人的手段。皇帝决定消除梁党的时刻来临了。他必须谨慎地行事，因为梁冀雇佣一些宦官在监视他。在认定了他能够信任的宦官后，皇帝在9月9日下令守卫皇宫。同时一支约一千余人的部队奉命去包围大将军的宅院。梁冀被削职，并与他妻子在当天晚些时候一起自杀。他的财产被没收。梁党党羽被围捕并公开处死。梁氏家族再也没有从这次屠杀中恢复过来，从此桓帝在没有大将军的情况下施政。①桓帝是后汉唯一的有三个配偶的统治者。他的第二个皇后邓猛女出身的大族已经出了一个皇后。她是邓禹的玄孙女，和帝的配偶邓绥是她祖父的堂姐妹。随着她在公元159年9月14日被立为皇后，又轮到南阳人输送皇后了。虽然选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邓猛女在晋升时已受皇帝的宠爱。这种情况没有持久。公元165年3月27日皇后被废，并被控求助巫术和酗酒，然后打入诏狱和奉命自荆她的亲族被处死或降职，邓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②桓帝的第三个配偶来自西北氏族并是窦融的玄孙之女窦妙。章帝的皇后①《后汉书》卷六，第264、271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页以下及1178页以下。②《后汉书》卷六，第274—275页；卷十下，第439页。③《后汉书》卷六，第276、282页；卷三四，第1179页。④《后汉书》卷七，第287—296页；卷十下，第440页、443页以下。①《后汉书》卷七，第304页；卷十下，第444页；卷三四，第1185页以下；卷七八，第2520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页以下。②《后汉书》卷七，第305、314页；卷十下，第444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许是作为垮台的梁党的对立面而中选的，梁党自公元83年以来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敌。窦妙在公元165年12月10日被立为后。她丈夫在公元168年1月25日死后，她成为太后；不到几天，她任命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③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与她父亲商量后，窦太后按常例不考虑成年的候选人而选生于公元156年的章帝的玄孙。他就是灵帝。他刚在公元168年2月17日登基，一场空前规模的危机开始出现了。宦官的作用在整个后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已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窦党。公元102年郑众被封为侯，以酬谢其功。当他在114年死去时，安帝准①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公元 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② 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顺帝在公元135年3月18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权把他们的爵号和封地传给其养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谢之情。如果没有宦官，桓帝在公元159年不能为自己清除梁党，于是他封他们的五名为首者为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职业官僚及其候补者对宦官的权力深为嫌恶，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蔑视那些受过阉割的人，部分地是出于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需要为自己取得势力。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种种无根据的言论，事实是宦官们从未取得过完全的控制。汉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约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或有冲突的情况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与职业官僚一起制订的。宦官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他们的作用与敌对的职业官僚的作用是合不拢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动机，还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权力的目的，宦官们不得不与皇帝一起行动和为他行动。如果说宦官们从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权，这并不是说平衡因素从未被破坏过。权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时或在太后、大将军和官僚之间消长。在桓帝的后半期，对梁党专权的反应，使皇帝和宦官的权力得以增强，同时削弱了职业官僚。当窦武任大将军时，他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于是他想出一个新招来对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将军，甚至包括梁冀，都了解汉的政治制度，都试图在它的限度内取得权力。窦武决定通过处决为首的宦官的简单手段去清除他们的势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会成为大将军的傀儡，传统的行政方式就会在公元168年崩溃。但宦官的胜利把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公元189年。大将军和职业官僚的利害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窦武需③《后汉书》卷七，第316、320页；卷八，第327页；卷十下，第445页；卷六九，第2241页。①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东汉宦官的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七 八，第2509、2512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页以下。②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注160；《后汉书》卷六，第264页。 ①要为他计划中的行动争取广泛的支持。因此他向太学生献殷勤，并与文官中名义上的领袖，即年迈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陈蕃结成一伙。两人对太后施加压力，但她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牺牲品。就她而言，这不是利他主义；只要她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公元168年10月24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②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指挥中心，打算在次日清晨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月25日破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里死去。①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象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②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公元168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年9月25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③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象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选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它家的妇女被立为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①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页以下。②《后汉书》卷七，第319页；卷八，第328—329页；卷十下，第446页；卷六九，第2241页以下；卷七八，第2524页以下。①《后汉书》卷八，第333页。②《后汉书》卷八，第341页；卷十下，第448页以下。③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页；本书第5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第4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上一章已经描述了政治决定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行使是怎样在不同的家①族和派别之间转移的；作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派别史，这个论点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证实。但是，在用这些史料叙述的论题中，许多使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很少评述。因此，对在不同国策的采用和不同的家族或集团之升至统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是否可找到一种关系的问题，就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某些特定家族的土地占有和利益与帝国的行政或采用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有多大。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国政府的实际运行在后汉时期有哪些变化或者派系斗争的混乱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作出适当的考虑后，历史仍然为公元 57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年灵帝登基前这段时期关于行政的状况和稳定提供某些可靠的线索。对于压迫和腐败的很多抱怨的确有其真实的基矗有一些证据表明，权力的垄断影响到了文职官员的征用。对朝廷的礼仪及知识的提高的重视表明，有人在明显地蔑视公认的和批准的施政方式时，也同时审慎地表示他们忠于传统的价值；针对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议是太多了，以致不能看做是嫉妒者发牢骚而不予理会。最后，历史记载了说明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和桓帝时期（公元146—168年在位）法律与秩序崩溃的一系列爆发的动乱事件。①见本书第3章《政治派系》。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仲长统（公元180—220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论述了衰落的①原因；他在标志着汉朝末年的动乱年月中写出了有益的事后认识。据他看来，政治家及官员明显地失去政治权力的根源应追溯到开国皇帝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光武帝对以往国家的权势大臣获得和使用权力的方式十分不满。因此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及时地确立了三公的高位，真正的政府却由尚书来管。事实上权力正转移到外戚手里，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享②受了优越的特权。用任用私人追随者的方法建立起首都和州郡的两级政府。选派官员不再根据功绩，甚至常常通过卖官鬻爵；在庸懦的官员控制边界地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到了仲长统的时代，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有迹象表明，到公元1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公元75年任司空的第五伦，在新帝登①基不久可能用了劝谏的方式，通过奏折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意识到，光武帝所继承的是王莽留下的烂摊子，他倾向于用严格的、甚至猛烈的方式管理政府。光武帝的继任者追随他的榜样，从严治政成了惯例。第五伦批评他生活的时代里官员们的严酷，并呼吁他们要更体谅、更仁慈地对待公众。从当时提出的和在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其他抗议可以看出，这些批评不可能都是没有道理的。公元57年明帝继位以后不久担任尚书的锺离意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早年在他家乡会稽郡出现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时（公元38年），他亲自提供医药，因而救活了许多生命。公元60年锺离意抗议明帝滥用民力修筑北宫，结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暂缓进行。②下面将要看到，在抗议皇室的奢侈的同时，常有反对压迫行为的抗议。③明帝被描写为心胸狭窄、专好揭人隐私的人。结果他的高级官员经常发现自己成为诽谤的牺牲品；甚至有些最接近皇帝的大臣也是被这种诽谤毁掉的。有一次皇帝大怒，以至亲手用手杖殴打一位侍从。朝廷上就这样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每位官员都严厉地执行政府命令与对手展开竞争，以避免让自己遭到惩罚。锺离意以足够的胆量抗议这种压迫的气氛，他请求皇帝促使官员们下令惩处时不要那么严厉。虽然明帝不打算接受劝告，他也意识到理由①《后汉书》卷四九，第1657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218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②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第19—20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53—71页。①《后汉书》卷四一，第1400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82页确定日期为公元77年。第五伦任司空，见《后汉书》卷三，第130页。②《后汉书》卷三一，第1406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33页。③《后汉书》卷四一，第1409页。 很充分。可是，锺离意终于丢掉了京官的职位。材料提到了对刘英的指控以及几千名被怀疑为刘英的追随者的涉嫌的情①况（公元70—77年）。我们还具体地得知，500名官员中有一半以上在监禁中被鞭笞致死。从这次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几位有姓名的官员，以极大的勇气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不屈服，只有陆续最后屈服了，这使狱吏也感到惊讶。为此他做出了解释：他认出监狱看守送给他的膳食只能出自他母亲之手。但他仍没有机会会见从长江以南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这件事感动了皇帝的恻隐之心，使陆续获释出狱，但禁止他继续当官。②我们还得知公元76年章帝继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员的工作还象以前那样严厉。尚书的一员陈宠趁机要求宽厚和减轻严刑；他还抱怨官员利用个人的③职位谋取私利。这样的抗议似乎有一点效果，但是直到公元84年，才颁布了禁止在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笞刑的诏令。④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 ⑤份陈述透露了这一点。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⑥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人关系。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①第五伦于公元75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高官。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这个地区非常富庶，那儿的地方官能聚敛大量财产。然而第五伦却非常谨慎地举荐官员，不论贫富，只看忠诚与否。这样就避免了腐败。第五伦举荐的许多人都晋升而担任②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把这样的例子当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87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③措施。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①见本书第3章《新皇室》。②《后汉书》卷八一，第2682页。③《后汉书》卷四六，第1549页。④《后汉书》卷三，第146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76页。⑤《后汉书》卷四一，第1412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13—14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 五，第1445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⑥《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1446页。①《后汉书》卷二，第124页。②《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1401—1402页。③《汉书》卷九六，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200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159、193页；本书第2章《经济》。 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④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⑤不久以后，公元77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①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的效果。公元83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到强烈责难。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他们还修了造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这样的排场触怒了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②公元89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载道，但无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的榜样。③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这一方面看出。公元86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细则。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曹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150篇题材广阔的汇编。然而这部书似乎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它被搁置起来，暂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公元91年，在章帝的继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礼上，所遵循的就是曹褒为这种盛典制订的礼仪。公元93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他的规定没有被实行。④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57—75年）和章帝（公元75— 88年）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誉。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年—公元6年）黄河和汴河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承担这样的重任。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公元69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四公里）建一座水门。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①河水改道。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史籍记载公元69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有一系列好收成，人④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134—13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272页）；《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潜夫论》卷十二，第130页。①《后汉书》卷十，第411页。②《后汉书》卷二四，第857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92页。③《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20—1521页。①《后汉书》卷七六，第2464—2465页。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第4卷，第3部分，第270、281、346页。 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②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强度。这项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这个努力没显示出什么效果。特别是太原的官员和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依据邓训（邓禹之子）提出的建议，公元78年下令停止使用劳工，而改用一 ③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在此以前，从交趾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公元83年，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郡和桂阳郡的陆路。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汉书》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①②《后汉书》卷二，第115页。③《后汉书》卷十六，卷608页。①《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101页。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公元88—125年）和帝（公元88—106年）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公元89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②规模的远征，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有许多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③安全。但是他们得到了107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他还认为，由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同时也不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①《后汉书》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的建筑。②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公元101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③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第二 年，刚刚担任司空的徐防建议，应对考试的科目和候选人的等级制度做一些改变。他迫切地希望五经的文字意义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同时惋惜某些博士们过于偏爱发挥自己的解释，而损害了传统的解释。这些做法导致人们走上异端邪说之路，同时在考试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注意解释典籍的文字意义，鉴别候选人应该以解释字义为准；那些不遵循公认的大师的已被接受的解释的人或前后矛盾的人不准入眩④徐防的建议被采纳，下属官员奉命遵行。公元106年时值邓太后在朝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学术正在衰落。新近在尚书任职的范準试图直接通过传统的力量做些改进工作。他举例说明，过去的列祖列宗皇帝无论怎么忙或有事在身，都要找时间学习。以往甚至是军事将领，也对指定的经典如《孝经》有广泛的知识。他提醒皇太后一些匈奴领袖树立的榜样，他们到洛阳朝②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③《后汉书》卷四五，第1519页。①《后汉书》卷二五，第875页。②《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③《后汉书》卷四，第189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34页；本书第8章《文职官员的吸收》。④《后汉书》卷四四，第1500页。 廷来朝，并在那儿学习。以“永久和平”为名的明帝的时代就已出现了这些①变化。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学者很少而博士们过于喜欢闲散而不愿工作。学术水准的降低是当时政府实行压迫的几个原因之一，因此范準提出了发展学术的步骤。②十年以后，邓太后本人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她召集了已故皇帝的 40多名侄子、侄女和自己家族的30名成员，准备了专门的房屋让他们居祝他们的年龄是五岁或更大一点，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古籍经典。她本人亲自监督这些年幼学生们的考试。一个对她的评论记载，她曾表示，她的初衷是防止生活方式变坏和恢复以往公认的学术大师的文化影响。她把特权家庭成员享受的奢侈生活与他们放弃研究学问的努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她认为明③帝统治时期树立了通过注意教育而改善道德标准的榜样。这种主张的真诚性也许是值得怀疑的。皇太后很可能想通过这个姿态，表示自己愿意迎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术界，并证明自己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安帝统治时期展开的关于礼仪体制问题的讨论，也许反映了当时争权的各主要党派之间敌对的或不同的利益。已经制订的规矩是，大多数高官和州牧既不必，也不准去按传统服三年丁忧。因此这个做法在其他各界已经快要不实行了。公元116年，邓太后决定应该让高官们在服丧期间按照习惯离职，作为改进道德标准的手段。她得到以正直知名于世的刘恺的支持；刘恺自107年任太常，112年晋升为司空。当时有人认为，指望州牧及郡守遵守这项规定是不实际的，刘恺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高级官员应该把遵守这种规定当做职责范围的一部分，以便①树立一种模范行为的榜样。由于这一主张，皇太后能够进行改革了。这实际上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实行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但是，改革的寿命并不长。121年尚书令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他举出光武帝曾废除这种规定，因此应恪守此成例。这种观点受到已被刘恺举荐为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光武帝废除它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局不够稳定，需要把行政管理简化到最低限度。他论证说，有一切理由把离职服丧三年的规定作为汉帝国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然而，宦官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要重新安排人，非常不方便。结果，②高官们从121年起不必服丧，或者说取消了他们的这种权利。154年高官们在服丧期间又再次必须离职，两年以后，这项规定扩大到较低一级官员；159年高级官员又暂停执行这项规定。③快到和帝统治末期及以后，又出现了减少宫廷的奢侈性消费的几次尝①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57—75年。②《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页；《后汉书》卷七九，第2546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1567页注明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106年。③《后汉书》卷十，第428页。①《后汉书》卷五，第226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307页。②《后汉书》卷五，第234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页。③《后汉书》卷五，第234页；《后汉书》卷七，第299、302、304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页。 试。通过快递手段从南方诸州为宫廷供应特定品种的新鲜水果当时已经形成惯例，许多被迫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死于途中。当皇帝得知这项工作十分④艰苦时，便下令不再运送水果（103年）。公元106年，当局下令减少供应朝廷宴会的异域珍馐，以便减少办事机构承担的费用。同一年还取消了鱼龙①曼延百戏等。次年，为了补足禁卫军中一支部队的缺额，黄门的吹鼓手的编制被削校饲养马匹的饲料，除实际用于宫室车马之外，均减少一半。皇宫办事机构制造的非宗庙和陵墓所需的商品都停止生产。②上述裁减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民众的困难。在永初时期（107—113年）的初年，持续的干旱和洪水导致许多地区成灾。108年任御史中丞的范準抓住机会上奏，强调节俭的必要。他认为，制造或者消费那些浪费的、或者对朝廷工作的运转非必须的物品的官方机构，如那些负责皇帝餐桌的菜肴或者制造工艺品和各种设备的机构，应该作出节约措施。他还提出政府应该遵循公元前92年的先例，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检查各州灾情的事实③及其原因；他还为救灾提出了几项进一步的积极措施。范準的意见被采纳了，某些商品被散及贫民。他本人奉命到帝国的东北地区巡视，他在那里建立了公共的谷仓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当地所需要的救灾措施。④公元109年下诏采用的一项节约措施可能是由于皇太后的发怒。她已经感到身体不适，在为她祈祷的祝辞中有被认为是王朝命运要有所改变的话。皇太后得知以后愤怒地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这些不祥之事。另外，她砍掉了一年一度为完成警卫任务的士兵举办的送别宴会和会上的音乐表演。与此同时，还把参加“大傩逐疫”活动借以驱除流行病的120名“侲子”减少了一半。在第二年（110年），实行的节约措施按等级递减官员的俸禄。①恰在这个时刻，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羌族的部落已经给中国这个地区汉人住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麻烦。为了保护这些移民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经费用于供给、运输和人力。公元110年任谒者的庞参（135—136年升任太尉）建议，对政府说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费用，全部从凉州撤出，把不能在西北养活自己的全部居民迁往畿辅。他相信，这样的迁移将会更加有效地集中中国人的力量，以便加强边防。庞参的建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当时是太尉李脩属下的郎。虞诩认为，不能仅仅由于保持当地的政权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放弃前代皇帝留下的由汉朝廷控制的土地。没有西北地区的安全，前汉京畿一带，包括皇室陵墓的遗址，都将失去屏障。最后他指出，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④《后汉书》卷四，第194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1559页定此事发生于103年。①《后汉书》卷五，第205页；《后汉书》卷十，第422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1564—1565页。接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201页注744。②《后汉书》卷五，第208页。③《后汉书》卷三二，第1128页。当时增产的措施，见《汉书》卷二四，第1138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页。④《后汉书》卷三二，第1127页。①《后汉书》卷十，第424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汉代的新年和其他节 日礼仪》（普林斯顿，1975），第75—76页；《后汉书》卷五，第214页。 汉朝如果放弃他们居住的土地，让他们迁居，将会难以抗拒他们的敌意。②尽管这种论点暂时地足以压倒庞参的劝谏，但问题在119年还是再一次提了出来。当时匈奴正试图向西域诸国施加影响。他们已经杀掉一部分住在敦煌的中国人，而且有些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交通线上的王国，比如鄯善，正在承受特别沉重的压力。他们请求帮助，一位汉族官员请求派一支 5000人的队伍攻打匈奴，结果只得到洛阳含糊的反应。一部分大臣建议关闭玉门关，从而与西域断绝往来。当班勇被征求提意见时，他援引了历史上自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至羌人反叛（公元89—104年）时期汉人与西北地区的关系。羌人的反叛曾有效地割断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①系，使西域各国受制于匈奴。他认为当时最不适合发动攻打匈奴的战役，因为中国人对此根本没有准备。但是他认为，对象敦煌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居民点应该小范围地和有效地增援，加强那里中国人的力量，以便牢牢地控制交通路线。当匈奴控制的吐鲁番（车师）和鄯善不可靠时，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确②保中国的安全，对于这个问题，班勇答复说，正象州牧能够维护中国内部的法律和秩序那样，他也能够尽其所能防止入侵。他主张通过设立官职以确保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否则，西域各国会落到匈奴手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在其南面的中国城市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不用大规模地投入资源，只要仔细挑选戍屯校尉就足以保持西域各国对汉朝的忠诚。如果西域各国要求中国供给食物，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拒绝了就会导致他们采用暴力袭击。班勇的意见被接受了，在敦煌设置了一支戍军。第二年（公元120年），汉朝廷与居住在鄯善和吐鲁番迤西一带的诸民族建立了联系。皇帝接待了一 批音乐家、巫师、吞火者及其他各种艺人，数量达1000人之多，他们声称来自地中海的罗马世界，但实际上多半来自缅甸。③有几个事例说明了汉朝当年如何施行阴谋诡计或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正如上面指出的，阴氏皇后的垮台是她被控搞巫蛊。这种消除对手的战略在汉代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元前130年曾用它废黜了一位皇后，公元前 91年又用了更不道德的方法废了一个皇后。④较令人愉快的是，史料记载了一次显然是自发的弘农郡人民为他们所仰慕和爱戴的一名官员提供丰厚贡品的事。这就是死于105年的王涣，他当时官拜洛阳令。他被描写为性格正直的人，初看有些严肃，但实际上却很宽厚仁慈。他发现和处理冤案的才干使首都人民赞誉他具有神灵的力量。他的死引起普遍的哀悼，送葬的队伍向西一直穿过弘农郡，路边的祭桌上摆着居民们的纪念品。他们向为此感到困惑的官员们解释说，这是回报王涣解除百姓痛苦的仁政，他很注意不让他们在送粮食给洛阳时再被征募来的官兵盗窃。除了建祠纪念王涣外，皇太后被他的正直所感动，安排他的儿子做郎中，希望用他的榜样鼓励别人。①②《后汉书》卷五一，第1688页；《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页。①《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②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76页注49，第81、183页。③《后汉书》卷五，第231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①《后汉书》卷七六，第2468页。 鲁恭于公元107年官拜司徒。据记载，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奏请求改变轻刑审理的程序。定例是秋季审理，但从103年以后却改为夏季。这给农业人口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牵连进许多人。鲁恭认为应该改回传统的做法。他立论的理由是，应该把案件的处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谐调起来，不能贻误农时。他的观点占了上风。②历史详细记载了随着外戚、宠幸和宦官势力的增长，官员们的权势日益式微的不愉快的事件。在这种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偶尔可以了解到这一类的抗议。120年，王伯荣的行为显然就引起批评。她是王圣的女儿，安帝（公元 106—125年在位）的养母，她已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扩张势力，并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便鼓励了别人起而效尤，也搞奢侈和浪费，同时由于能随意出入宫闱，她就可以方便地行贿和贪腐。司徒杨震为了合理的，基于道义的施政，勇敢地上奏，要求消除这一丑恶行为；他要求把王圣母女二人驱逐出宫。他举出，王伯荣为了使她丈夫继承侯的爵位，在幕后进行了操纵。他对以下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先例不受重视；封侯的原则不是根据功绩，而不过是为了表示恩宠。另一位上奏者翟酺提出，窦家和邓家制造的大破坏，把皇权减少到了零的地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内宠的固有的危险性以及外戚所享有的空前的特权。他请求皇帝（安帝）消除产生谄媚的所有根源并防止利用国家权力达到个人目的。但是这样的忠告没有效果。①还有人提出抗议，但同样不被理睬。这就是尚书仆射陈忠提出的意见，他的观点与三年服丧期的争论有关，前面已经有所介绍。王伯荣按照安帝的旨意去他父母的坟墓前代表他行祭。她在路上所遇见的人都大拍其马屁，以致看得出她的权威已大大超过皇帝本人。陈忠指出，早在汉代初年对这种事情的后果就有过可怕的警告。他坚决主张应该由皇帝本人行使权力，以保持正确的国家等级秩序和经过批准的下放权利。陈忠还注意到权力已经有效地从三公转移到尚书手里的做法。后者的决策缺乏原则性引起他很大忧虑。②②《后汉书》卷四，第192页；《后汉书》卷二五，第879页。①《后汉书》卷四八，第1602页；《后汉书》卷五四，第1761页。②《后汉书》卷四六，第1562—1565页。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年）顺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官员们的行为多次受到批评。提出的问题涉及朝廷和官场上的情况及专权的出现。抗议是针对宦官和梁家集团的，朝廷的奢侈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顺帝统治的末年又爆发了危及帝国安全的动乱。在126年，刚刚担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大声疾呼政府有压制行为。他认为，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他抱怨的部分内容是官员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滥用上述的禁令和刑罚及其他的措施。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其中包括随意滥用权力和非正义地逮捕清白无辜的人。有几位高官和宦官被牵连进去。虞诩在这些万分危险的诉讼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有一次审问他的监狱长官让他最好自裁。但他拒绝了这种好意，他宁肯让自己的案件闻名于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被公开处决。结果，虞诩被判无罪，并被任命为尚书仆射。①多半是为了制止裙带关系，132年的命令规定，从州里举荐上来的官员候选人必须限制在40岁或40岁以上；他们必须学习过指定的经典的疏义；补缺人员必须有起草奏疏的能力。对那些才干非凡的年轻人，也不能仅仅由于年青而妨碍他的仕宦前程。②同一年，尚书令左雄在奏疏中抱怨短期任命和官员离职产生的后果。很多人对在短期内一显身手感兴趣，结果人民受到专断的刑罚和横征暴敛之苦。据他说，官员们不能审理贪污案件或恰当地考核确定每个人的功绩；还有许多提升不当的例子。左雄请求结束官员们调来调去的情况，因为他相信这些弊端都是官职的变动，或在职官员经常离职的结果。可是，重新实行禁③止官员们擅离职守这一规定的企图未取得成效——据说是因为宦官的反对。这时也出现了有人不愿意做官的事例。樊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精通经术，也通晓占卜；这可以归因于他的兴趣和性格，从127年以后他就拒绝了让他做官的种种引诱。这种拒绝也可能是由于他厌恶政府行事的方式，他宁肯不接受他所不赞成的那种恩赐。①还可以举出一个当时有人拒绝当官的例子。此人即郎，他和樊英一样是一位学者，他也深晓秘教事务，并以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事件而广为人知。在133年上呈的奏折中，郎乘机批评了政府的许多方面，包括选拔官员时不够严格。他的很多批评都是根据对自然情况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作出的；由于他是这方面可以请教的知名专家，他的声誉给他的观点增加了某种力量。②另外两个与官员的待遇有关的事件在史籍的133年条目中有记载。第一 件与李固有关，此人后来注定要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此时还不①《后汉书》卷五八，第1870—1871页。②《后汉书》卷六，第261页。③《后汉书》卷六一，第2015—2019页。①《后汉书》卷八二，第2722页。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一，第1648页注文。关于不愿意做官的情况，见本书第15章。②《后汉书》卷三十，第1054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1976），第98页注88。 是一名文官。在朝廷征求关于政府需要办的事的意见时，他提请注意的事是，有些低级军官没有经历过通常一年的试用期却得到了长期的正式官职。尽管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唯恐成为先例，从而会导致取消传统的管理方法。不清楚李固的抗议有什么效果。③第二个事件是，大司农刘据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戒，并被命令向尚书汇报。除受其他惩罚外，他还要受鞭挞之辱。左雄抗议说，这样处理不适合刘据高级官员的身份，他还指出，古代没有鞭挞大臣的先例，只有明帝统治时期（公元57—75年）才有这种做法。左雄成功地了结了这件事，刘据没有被鞭打。④顺帝在126年继位以后不久，就向拥戴他的养母宋娥表示了感激之情。①他封她为“山阳君”，同时封梁冀为侯。左雄认为这样做纯属徇私，不合适。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高帝古老的遗训：即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尽管他暗示这种行为会导致大灾难，他的抗议未被倾听。133年洛阳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皇帝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只好下诏求言，②同时征求相应的救灾措施。李固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在此过程中他对某些官员的任命问题提出了疑问。他是司徒李郃的儿子，由于身为教师而出名，洛阳人士都期待着他会步他父亲的后尘。在指责的开③始部分，他提请注意安帝打破传统，册封养母王圣为侯一事；紧接着樊丰及其一伙便抓了权，并出现了打乱皇位继承的情况。李固本人承认，汉代300年历史上不少于18位君主，其中自然不乏搞恩宠的事例，何况宋娥的功绩也的确很大。但是，这可以用钱来酬功而无须授以土地；这种封土地的办法违背了既定的传统。其次，李固批评了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虽然明帝统治时期已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但形势还没有这样极端严重。他建议让梁冀及其家属回到黄门任职，以削减外戚家族的权力和把行政权力还给皇室。他还注意到宫廷侍从的权力太大了。原先诏令禁止他们检试候选官员，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的目的，但这些情况已经变得屡见不鲜。李固要求恢复这方面的控制。李固还强调，必须确保政府和朝廷各部门都有十足的休戚与共的态度，而且要从中央做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邪，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根据这一点，皇帝就需要垂询文人的意见，同时要弄清楚上天的意愿。应该表扬那些言有可采并能立刻实施的人；宦官的权力及编制应该大大削减。由于顺帝发现他的养母介入了宦官策划的阴谋而引起朝廷上的混乱，他更加愿意接受李固的劝谏，养母被送回她的住处。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为皇帝养母服务的宦官因此对李固抱有敌意，并开始想办法要搞垮他。但是，至少还有另一位官员利用133年地震的机会批评了当时的形势。这就是当时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文学家和以科学技术③《后汉书》卷六三，第2076页。④《后汉书》卷六一，第2022页。①《后汉书》卷六一，第2021页。②《后汉书》卷六，第263页；《后汉书》卷六三，第2073页。③见本章前文，又见《后汉书》卷六三，第2078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49页。定为135年；《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80页定为137年。 上的发现（包括他制造的地动仪）而闻名于世。他呼吁应把权威归还给原来①拥有它的地方，也就是还给“天子”。135年，张纲发起进一步抗议宦官权力的活动。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已经作出的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从而他们就可以把朝廷赐给的爵位和特②权传下去的决定。 136年官拜太尉的王龚是另一位以反对宦官而知名的大臣。宦官们为了对他告发他们罪过的行动进行报复，企图控告他。只是由于李固的干预，这一企图才没能实现。③ 134年顺帝亲自参加了祈雨的活动。如同在另一次自然灾害引起苦难时那样，他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在提意见时，周举（尚书之一）指责皇帝抛弃了诸如文帝和光武帝这样高贵的前辈的模范行为而去仿效秦的骄奢淫逸的做法。他认为皇帝祈求缓解干旱的努力缺乏实质性内容，他要求切实可靠地改进政府工作。比如，应该驱逐宫廷里的闲杂宫女，皇帝餐桌上的花费也应该减少。④ 142年，八名已赢得学者声誉并担任众多职务的官员被任命去外地巡视。他们主要在州、郡检查行政工作的管理和一般生活方式。除了张纲在洛阳进行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前往指定的地区。张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指责梁氏家族凭恃恩宠玩弄权势：他们贪婪、放纵，周围尽是谄佞之徒，简直不可饶恕，而且扼杀了真正忠臣的创造力。他起草了一份15点罪状的控告书，在城里引起了轰动。由于梁冀与皇后的关系，没有人注意张纲的警告，但是①我们得知皇帝本人对张纲的言论的力量颇表赏识。几年以后出现了直指梁氏家族的进一步的抗议，抗议的理由是梁家铺张奢侈。②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公元 111年，中国官员曾从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等地撤出。129年收回了上述部③分地区。这是听从了虞诩的建议之故，我们记得他曾在111年主张维护帝国的版图。④ 137年，曾试图镇压在日南郡和其他的南方边远地区爆发的动乱与反叛，但未成功。有人提议从中国中原地区征集一支40000人的队伍用来应付局势，这建议被李固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诸如长沙和桂阳这些地区的安全；而且命令军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仗，又没有确定的回家日期，这本身就会激起其他叛乱的爆发。另外，瘴疠之地的气候会引起40—50％的伤亡，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后奉命作战的军队不适合战斗。李固还计算了军需物资及其运输的费用，认为势不可行。他说，为了支撑外缘而剥夺中央的资源，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远离故乡进行战斗的士兵所受的苦难是不能忍受的。李固建议不必从北方派出一支大部队，而代之以谨慎地挑选几名有勇气①《后汉书》卷五九，第1909页。张衡及地动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626页。②《后汉书》卷六，第264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页。《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76页。③《后汉书》卷六，第266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20页。①《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页。②《后汉书》卷六五，第2131页暗示抗议发生在144年顺帝死后几个较短的统治时期之一，《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98—1699页定为144年。③《后汉书》卷五，第216页；《后汉书》卷六，第256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页。④见本章上文。 有能力的高级官员去那里任职，象交趾地区的地方官员那样对平民百姓实行仁政。黎民可以临时性地迁出动乱地区，直到那里恢复秩序；当局可以用赏赐和封侯的许诺征募地方上的部落民来协助镇压反叛。政府采纳了李固的意见，任命了几名他建议的人员。通过所表现出的言而有信和一个善意政府的认真态度，他们终于成功地诱使叛民投降，恢复了岭南地区的和平。①但是，在顺帝统治结束时仍有证据表明，帝国远不是那么太平的。他死后（144年9月20日）仅三个月，叛乱者就攻打了九江郡的合肥。同一年，顺帝刚刚入土的皇陵被盗掘。145年，数千名成股的叛乱部队攻打或占领了广陵和九江的城市。在鲜卑骑兵袭击北方代郡的同时，庐江也出现了盗匪活动。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进攻九江，杀了九江太守。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政府军队成功地杀死叛军3800人，俘虏700人，从而恢复了东南地区的秩序。②①《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页以下。②《后汉书》卷六，第276—277、279页。 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与133年发生的事情一样，151年的地震给批评当时社会与政治状况的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崔寔是当时被召的批评者之一，虽然他由于称病没有应召，但在《政论》一文中仍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著作的片断留存于世。③崔寔把不能维持良好的吏治归因于道德风气的败坏不断加剧和处理国务时缺乏兴趣和勤奋精神。高层政治中的纲纪在松弛，而下面那些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局势恶化的人则保持沉默。过分地依赖过去是考虑欠妥的，崔寔呼吁人们现实地面对当前的问题，而去制定适合当前需要的制度和方法。他还进一步提出，应该更严格有效地执行法律，他引了宣帝（公元前74—前 49年在位）采用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 33年在位）当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弛和宽厚时帝国力量和权威下降的情况。崔寔把行使刑罚的必要性比作医生治病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据说秦朝的重刑在汉初诸帝时期有所减轻，但以法律名义所施的刑罚还是十分严酷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帝（公元前180—前57年在位）远远没有减少刑罚的严酷性，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因此，太平之取得，不是通过仁慈，而是依靠严刑。几年以后（公元155年），太学生刘陶大胆地把当前的状况部分归咎于皇帝本人。他强调上天与人类都需要皇帝，就象人体的不同部位互相需要一 样。但是，当今的皇帝生活在闭塞的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加给富人和穷人的同样的压迫。他写道：“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刘陶请求皇帝注意秦朝覆亡的命运，这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同时他还列举了哀帝（公元前7—前1年）和平帝（公元前1—公元6年）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最后他提出了一批官员的姓名，建议让他们真正掌握中央的权力。但是刘陶知道他的劝谏没有接受的希望，他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他的确被置之不理。① 159年梁氏家族垮台以后，黄琼任太尉。他设法揪出那些在州郡搞压制②和腐败的人，判他们死刑或流放，这些措施使人们都感到满意。然而，如果试图以此种理由去惩戒个别的官员，那就会误以为是在搞个人恩怨，就象范③滂告发的情况那样（159年）。恰在此时，侍中爰延提醒桓帝，如果他想得到贤君的名誉，就必须注意把国事委托给陈蕃等人，而不是交给宦官们。还有一次他补充说，皇帝应避免亲近小人；而且为了防止失去他应有的威严，他应该非常小心地注意与周围的关系。④陈蕃曾任千乘郡守，后来升任尚书。由于他直言极谏而转任豫章郡太守，这种调动实际是流放。由于作风严正，他令人畏惧却又受到尊敬，后来官拜大鸿胪。他尽力不让当时的一个批评者得到不公正的任命，以致自己降了职，但后来他又当上了宗正。他担任宗正时注意谨慎地考察候选人，对权势和富①《后汉书》卷五七，第1843页。②《后汉书》卷六一，第2036页。③《后汉书》卷六七，第2204页。④《后汉书》卷四八，第1618页。 豪之家的成员不给予任何特殊的照顾。⑤ 159年陈蕃又一次抗议不加区别地给宠信的人封侯的做法，另外他还抱怨皇宫里蓄养着大量宫女，结果使国库开销很大。他最后这一点意见产生了一定影响；500多名宫女被遣散。163年皇帝在巡游中把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娱乐合在一起进行。这一点引起陈蕃进一步的批评，理由是当国家的粮仓空虚时不应该有这样的花费，也不应该与农业生产争人力；但是这种抗议未取得效果。⑥ 165年，作为广陵郡举荐的候选人最近刚刚到达洛阳的刘瑜也提出了同样的抗议。他除了建议皇帝必须搞一些改革措施外，还要求采取一定的步骤①驱走朝廷上的谄媚之徒，停止那些降低观众道德水准的音乐演奏。第二年又有人上奏要求大大减少后宫的宫女的编制，因为宫女的数量已高达五、六千②人，还不算她们的侍女在内。166年襄楷递交了两份有名的奏折，其中他描写了最近观察到的天象，并把它们与皇帝和宦官的错误行为连在一起。这些文件是汉代对皇帝提出的最尖锐的指责之一。③ 165年陈蕃当了太尉以后呈递了一份奏疏，他大胆地设法营救在告发与反告发中许多非正义活动的牺牲品。为此宦官们非常憎恨他，但他的声誉又使宦官不敢加害于他。167年皇帝去世时，陈蕃担任太傅，负责处理尚书掌管的事务。这时朝廷岌岌可危，继位问题尚未解决。由于过于害怕有权有势的官员而不敢履行职责，许多尚书成员称病不工作。陈蕃谴责了他们的行为，强使他们掌管公务。灵帝168年继位以后，陈蕃坚决拒绝受封为侯。④桓帝统治时期有几件事涉及文官工作的情况。121年取消的高级官员应在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于公元154年又恢复执行，但只实行了五年。166年未能坚持这种做法的情况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项规定在规定社会等级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法典中成了重要的内容。⑤ 159年陈蕃推荐的五人拒绝出任文官一事，可能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性质。另一人魏桓几次被召就职，也拒绝出马。他感到他将不能在成功的仕宦生活中有所作为以解除当时的种种弊端，比如裁撤宫中的大批妇女和马厩中的大量马匹，或者清除皇帝左右那些弄权的人。因此，他不能为那些希望他接受任命的同胞效劳。①②另外还有些不愿做官的例子，上面已经说过，但是在竞相进入仕宦生涯的流行的风气中，它们可能都是例外。由于146年诏令的鼓励，太学的学生人数上升，据说已达30000名；没有材料能够说明，通过在太学学习和进入⑤《后汉书》卷六六，第2159页。⑥《后汉书》卷六六，第2161页。①《后汉书》卷五七，第1855页；关于郑、卫之音，见《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2页。②《后汉书》卷六二，第2055页。③《后汉书》卷三十，第1075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第21页。④《后汉书》卷六六，第2163、 2168页。⑤《后汉书》卷七，第299、304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51页。①《后汉书》卷五三，第1741、1746—1747页。②见本章上文。 仕途所取得的好处和声誉已经明显地减少和降低。③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叙述之一曾提到桓帝是一个宗教意识有变化的人，他经常礼拜佛陀和老子。他在位的末年曾派一名侍从到一个老子的祠堂上供，在166年举行的著名仪式中，他给老子举行了盛大的祭典。这些做法导致襄楷在一份有名的奏折里批评他沉缅于肉欲之中。那次仪式被描写为不象④佛教的活动，而是“稍带佛教色彩的宫廷道教”。此事发生前不久，他曾几次下令毁掉州、郡里各种名目的祠堂。司马光认为这些措施是针对那种不被⑤大家接受而可能是“淫祀”的祭祀。公元156年，洛阳地震。157年，日蚀之后京城紧接着发生了一次蝗灾，⑥河东郡还感觉到地动。朝廷在讨论当时出现的困难时，有人建议通过改革币制来解除民众的苦难，而铸造大钱的建议则提交有关部门考虑。155年曾大胆批评皇帝的太学生刘陶此时指出，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开垦更多的土地时，提出在币制上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因而这种想法是错①误的。也有人在这时试图改进经济，如削减官员俸禄。161年出现了用现钱购买官爵的机会；165年全国各州郡都实行了每亩（一英亩的十分之一）耕地征税十文钱的税法。②桓帝统治时期还以某些内部动乱为其特点。154年公孙举在山东领导反叛，叛乱中杀死了几名地方官。中央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减免动乱地区灾民的税收，但在156年被平息以前，叛乱已经大范围蔓延，有30000人被卷了进去；其中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家园。部分地由于一位开明官员采取了几项救济③措施，那里恢复了秩序。第二年（157年），边远南方（九真郡）的非汉族部落也闹事反抗朝廷，同时在106年，南方和山东又都发生了其他麻烦的事。长沙、桂阳和零陵据报也发生了同样的叛乱，它们一直持续到公元165年。④③《后汉书》卷六，第28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资治通鉴》卷五三，第1705页。④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37页。《后汉书》卷七，第313、316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81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2页；《后汉纪》卷二二，第12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7页。⑤《后汉书》卷七，第314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0页；淫祀，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109页。⑥《后汉书》卷七，第302—303页。①《后汉书》卷五七，第1485页。②《后汉书》卷七，第309、315页。③《后汉书》卷七，第300—302页；《后汉书》卷三八，第1286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63页；《后汉书》卷六五，第2145页。 第5章 汉代的灭亡公元168年的危机汉灵帝的统治（公元168—189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宦官们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拚命地要想夺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灵帝的选择公元168年1月25日，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继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公元172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20岁左右。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局势。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窦武，死于公元168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这位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血裔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 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窦家的代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公元180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于公元168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于公元168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最后一人为宦者曹节（死于公元181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据记载，是刘儵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其时只有十一、二岁。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500英里处，自公元132年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36年。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的原故。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刘儵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窦太后同意之后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①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儵随带千余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余，其间，即在1月30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这个职位通常授与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①《后汉纪》卷二二，第21叶（第266—267页）；《后汉书》卷八，第32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1页。《后汉书》未载此诏令。 ②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桓帝有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贷其一死。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①2月16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窦武。窦武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90—168年）被授予太傅之职。其二，陈蕃、窦武和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91—172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权力的争夺这种种安排似乎对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 2月余下的日子，3月、4月、5月及6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年轻的皇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这个集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显然，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许。”②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无事实证据。我们只知道刘儵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① 172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6月10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②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耽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在他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方案，而且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或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②关于桓帝诸妃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443页以下；又见本书第4章开头部分。①《后汉书》卷八，第328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95页以下。②《后汉纪》卷二三，第2叶（第270页）。《后汉书》没有登载陈蕃和窦武在这一阶段中所提的抗议；它只简单地谈到了陈蕃的所“疾”：《后汉书》卷六六，第2169页。①《后汉书》（志）卷十三，第3283页。②《后汉书》（卷八，第328页）所记日期不对。见《后汉纪》卷二三，第1叶（第269页）。 ③ 6月13日日蚀，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他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的宦官。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8月8日，无疑地是期待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新帝有功的人。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队增加到两部。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些罪犯。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刘瑜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8月份或10月初。①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不会很困难。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到了10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于公元179年）才罢休。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算。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一死。危机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 10月24—25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惊的大转变。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地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么多宦官。于是，有17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他们“歃血为盟”，并①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③《后汉书》卷八，第329页；《后汉书》卷六六，第2169页以下；《后汉书》卷六九，第2242页以下。①关于刘瑜，可看《后汉书》卷五七，第1855页以下。史籍上关于太白星灾异的日期有不同说法，即《后汉书》卷六九第2243页为阴历八月，《后汉书》（志）卷十二第3258页为阴历六月；《后汉纪》卷二三 第2叶（第270页）未说明具体日期。①《后汉书》卷六九，第224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4页。 刀尖下起草诏书来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并且特别下令对敌方的黄门令——即窦武的盟友——处死。王甫在监牢杀掉了他的对手，并把另一名受过刑的宦官带回宫里。然后，宦官们突然袭击了皇太后，因为他们显然不信任她。他们收缴了她的玉玺，并据此命令士兵们守卫两宫和两宫之间的道路；他们因此护住了后方，同时发布诏旨逮捕窦武。他们也改换了京师民政和司法的两个要害部门的人眩由于这种结果，可知窦武、陈蕃没有协调好他们的计划，而且也确实没有预料到风云如此突变。窦武曾出外值夜，这时为诏书所震惊：诏书是由几个小时以前仍被关监的那个太监交给他的。他拒绝接奉诏令，便逃到了他的侄子——即忠于他的那两个步兵营中的一个营中去，坐守到天明。与此同时，陈蕃也为事件的发展所震惊。他带了80名下属赶赴宫内，不②过，这80人中看来没有职业士兵。他费了不少劲进入宫廷大院，在那里他迎面遇上了新的黄门令王甫。接着发生了高声的互相对骂。双方对峙了一会，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包围了陈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后把他投入牢狱。那天晚些时候，他在那里被践踏至死。其余80名年轻士兵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显然的是他们和宦官军队之间没有打过仗。陈蕃和太后的障碍被清除了以后，只剩下窦武一个人。这时，新近奏凯①还朝的边将张奂成了关键人物。他因带有得胜兵在身边，所以宦官叫他逮捕窦武。他虽然未卷入前一阶段的冲突，但他现在却与宦官共命运，亲自带兵去搜捕窦武。黎明，两军相遇于宫门外的城墙边。双方再一次对阵叫骂，都想诱使对方叛逃。据说由于士兵敬畏宦官，他们开始投向张奂方面。他们一 队一队地投奔过去，快到中午时刻窦武的防线便垮台了。窦武自杀，家属都被害，其他关键人物都被围捕和被杀害，有些人被株连到家属。值得注意的是，陈蕃的前后两次对峙都未曾动真刀真枪。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宫，三天以后，即10月28日，那18名宦官因“诛陈②蕃窦武有功”而受到封赏。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人胡广，因置身事外，即以其持重而被授予陈蕃所遗的太傅之职。清洗和流放大约进行了若干日，据说死③者“数百人”。就这样开始了灵帝统治的时代。②《后汉书》卷六六，第2170页。①《后汉书》卷六五，第2140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4页。②《后汉书》卷八，第329页；《后汉纪》卷二三，第4— 5叶（第271页）。封赏的原由不见于《后汉书》中。③《后汉书》（志）卷十三，第3270页。 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年）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官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时期。公元189年5月的宫廷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189年5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祝他在公元169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年）也恢复了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①公元176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176—190年）。这使她在公元181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于公元181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做刘协（公元181—234年），意即“此子似我”。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们劝阻了他。②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如果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势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189年5月13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的兵力。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从公元184年起他即官拜大将军。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的兵可带。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①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他从公元159年起过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①《后汉书》卷十下，第449页；《后汉纪》卷二四，第10叶（第290页）。②《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①关于何进和何苗，见《后汉书》卷八，第348、354、358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4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6页以下。 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公元167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可。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击当时的秕政。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称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公元190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②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号。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187年在北方；一次是③公元188年在西部地区）。公元184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公元185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189年5月间犹历历在目。军事组织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 营，此即公元168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现在不清楚的是，189年5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所有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事的结果。①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号。在那5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189年5月间还有许多封号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他的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 189年5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表隗（死于190②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的东部去平叛。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150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168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鲜的事。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②《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4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903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所载公元181—220年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第55页）。③《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页；《后汉纪》卷二四，第4叶（第285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48页以下。②《后汉书》卷八，第354、356—357页。关于各种将军的封赠和任命，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1页以下。 ①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公元188年以前，大将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故，灵帝于公元188年9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这位上军校尉蹇硕（死于公元189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麾下。②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在这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年又出任此职达五 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军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①“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年 12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实的软弱无能。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②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169—184年）灵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组织中去的。①见下面第8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关部分。②《后汉书》卷八，第356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0—1891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0页，并见第385页注13）记述了这西园八校尉的建立；关于蹇硕，见《后汉书》卷五八，第1882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56页；《后汉纪》卷二五，第9叶（第303页）。②《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8页以下） 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①公元189年5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侯览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年以寿终。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年）；一 为在公元186年做过4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年）；一为张让（死于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②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 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 126年，19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7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受勋；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年这12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③公元175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①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有8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①关于宦官的早期历史，见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②关于这些宦官，可看《后汉书》卷三四，第1186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3页；《后汉书》卷七 八，第2522—2538页。③《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2534—2535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37页；《后汉书》（志）卷二六，第3590页以下；见本书第8章《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分。 外。②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 166—167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年随着侯览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年黄巾军起①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可是与此同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胀至2000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责对方。最后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公元171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名宦官的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名活着的宦官身上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②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年，王甫伺机报①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公元179年，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年，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②《后汉书》卷八，第330—33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3页以下。①《后汉书》卷八，第338、343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9页。②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2534页以下。①《后汉书》卷八，第333页；《后汉书》卷五五，第1798页；《后汉书》卷六四，第2109页。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公元189年5月官僚体制的状况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年新③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厩，183年建立了圃囿署。这些新机构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年，未任命继任人眩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年已经到了法①定年龄。因此，在189年5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 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②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在从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元178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②《后汉纪》卷二五，第12叶（第305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4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页）。③《后汉书》卷八，第345、347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29、332、333页。②《后汉书》卷八，第342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78页。③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十八。关于把这些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237页以下。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 的位子值钱1000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万；而在约100个左右的郡守中，①一个职位得花2000万钱。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年，崔烈（死于公元192年）以五百万买得了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年为了建宫殿以每亩（约0.113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元182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② 194年）在公元188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做汉朝三公之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③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长期的空缺。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①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3000万钱；毕汉斯：《洛阳》第31页以下。②《后汉书》卷八，第355页；《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1878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61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51—352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5页。关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8叶，最后脚注所引。②《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19页。③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2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345页以下。 178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年，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 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年曾经让一位朝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②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③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①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时，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英里处。叛乱与战争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①《后汉书》卷八，第333、338—340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以及本书第8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②《后汉书》卷七五，第2431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2734页。③《后汉书》卷八，第357页；《后汉书》卷九，第368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以下。关于第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1页。①《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 ②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这特别是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③他们。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④在长城里面。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祝虽然①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185年和187年）。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②强赢得了一次胜利。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 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赶走。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至181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①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②《后汉纪》卷二三，第5叶（第271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③《后汉书》卷八，第339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页。④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6章《匈奴》的有关部分。①见下面第6章《羌族》。②《后汉书》卷八，第350、352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8页。③《后汉书》卷八，第340、345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32、352、354页。 ②汉朝会掌权吗？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③所及。”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荆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①公元132年。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 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148、150、154、165、166、172、 187和188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年、 161年、178年和188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一个是在公元145年，一个是在148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③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公元145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 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阳明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②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3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这个引喻，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1067页；以及张朝孙（音）：《白虎通》（莱顿，1949，1952）卷1，第113、115—117页。③《后汉书》卷74上，第2375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60页）。①《后汉书》卷六，第260页。②关于桓帝即位的问题，见本书上面第3章《光武帝死后的朋党》。关于那些自己称帝的人，见《后汉书》卷七，第277、279、291、293、296、300、316页；《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页。③见本章《王朝与形而上学》。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 184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及身取代汉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①始之年。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这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 16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必定爆发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②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矗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③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 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①《后汉书》卷七一，第2299页。这一段话讲的是“大吉”，即指新的一轮甲子。《资治通鉴》卷五八，第1864页则用了“太平”二字；这也见于《三国志·魏书》卷八），第264页注1。关于“大平”的概念及其意义，见安娜·K·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载《宗教史》，9∶2— 3（1969—1970），第217页以下；以及下面第16章《汉末的民间道教》的有关部分。①《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页。②《后汉书》卷八，第34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6页。③《后汉书》卷八，第351页；《后汉书》卷九，第383—384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10页以下。 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 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①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西川的叛乱也是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州牧。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之死只有几个星期。②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现了日、月蚀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③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科说曾获得大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①影响。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蹈和陈设。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 175年下令实施，183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②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①《后汉书》卷八，第356页；《后汉书》卷七五，第2432页。②《后汉书》卷八，第354—357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③例如见《后汉书》卷八，第352、354页。关于这些事件的其他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和十三 ——十八。①《后汉书》卷八，第347、353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页。②关于蔡邕，见《后汉书》卷六十下，第1979页以下；《后汉书》卷七八，第2533页；《后汉书》卷79上，第2558页。钱存训：《竹书和帛书；中国书籍和铭文的开始》（芝加哥与伦敦，1962），第74页以下；马衡：《汉石经集存》（北京，1957）。 王朝权力的崩溃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飘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从此中国有40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何氏掌权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谁应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刘辩，13岁；一 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月15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年），他与何太后之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月27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由何进归并指挥。①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 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忧愤卒。①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在夏季这出戏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和皇帝两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英里之处。①《后汉书》卷八，第357页；《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页以下；《孙坚传》，第13页以下。①《后汉书》卷十下，第447页。 公元168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①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直到此时为止，情况就好像是窦武危机的重演，但正是这个时候，袁绍搬进了一个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认为必须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碍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变主意，就需要有军队。得到何进的同意，袁绍召唤了几支私人军队的指挥官向京城进发。何进自己却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召调驻②守在京师东北80英里的前将军董卓开进洛阳。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马前往京畿乡村，下令烧杀抢掠。城内已能望见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罢斥宦官。何进的兄弟甚至劝他应该与宦官讲和；因为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们的异母妹最初当上了皇后，而现在又当上了皇太后吗？何进又是举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进的军队，但董卓勉强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绍在京城内假节，专命立断；而袁绍则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军将轮番上奏以反对宦官。这种心理战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皇太后也确曾一度罢斥过宦官，但是，他们利用何家其他成员的影响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这就是公元189年9月22日凌晨的局势。那天的早朝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宦官们紧张不安：即本来称病在家的何进忽然上朝求见。太后与何进之间的谈话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线偷听了去，当他们得悉这和21年前窦武上奏的内容一样，即何进要求处死一切宦官时，他们也和当年的宦官同样感到震惊。这一回也和21年前一样，宦官又是依靠他们的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求，而当何进离开皇宫的时候宦官们又叫他转来，说太后还有话要跟他谈。与此同时，他们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员和器械。当何进坐在地上等待其异母妹召见的时候，那位主要宦官张让，即帮助灵帝出点子敛①钱的那个宦官，马上为自己和全体宦官最后开脱罪责。他说，第一，帝国搞得乱七八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第二，在灵帝要于公元181年废太后时是宦官挽救了她；总此以上原因，何氏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这是何进最后听到的一句话，因为他正在此时被砍下了头。接着，宦官们就撰旨罢黜袁绍。尚书们拒不奉诏，开始要求会见大将军。他们抛出了何进的头颅作答，显然是意在要他们屈服。现在大将军已死，但还有一个问题。与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师已无忠于宦官的将军和部队了。这或许是公元168年和189年之间最大的不同，因此它对宦官来说是致命的。当何进的死讯传到袁家时，袁绍的第一个反应①《后汉书》卷六九，第2248页以下。②《后汉书》卷六九，第22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①关于张让，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页以下。 就是杀掉那个被宦官任命来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军开向北宫。正在此时，袁绍的从弟袁术（死于公元199年）已统兵向南宫，他便和守卫宫门的宦官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直打得夕阳西下，但袁术纵火烧宫门，企图用烟把宦官薰出来。①这一把火的效力比预期者大。不仅宦官们经由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往北宫，他们甚至带了他们仅有的保护伞：即他们带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异母弟刘协。可是，太后在混战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几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异母兄、并且据说是受雇于宦官的车骑将军刚在北宫的前面被杀，这是袁绍所默许的。这样，何氏家族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被②灵帝称为“母亲”的赵忠作为太后之异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战斗场面现在移到了北宫，宦官在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月25日，袁绍攻入宫中大院内，他叫他的士兵见宦官就斩尽杀绝，据说其数逾 2000人。但是，他们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即宦官张让——却逃逸不见：张让挟带新皇帝两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黄河而去。另一队人马对张让穷追不舍。他们相遇于黄河岸边，最后张让纵身跳入黄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③董卓其人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9月25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问题。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 ①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这个故事后来被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年）的①《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页以下。②《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2537页。③《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页；《三国志·魏书六》，第189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3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54页以下。 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189年9月25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 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月26日吓跑①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从严格的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月28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两天以后弄死了她。②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 ③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向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东方的联盟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还有袁术（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时候逃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连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①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①《后汉书》卷六十下，第2005页。②《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4页。③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66页以下、113页以下；以及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①《后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5页以下。 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年4月4日，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虽然它已有约150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种能力，当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汉朝廷的消蚀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结了婚。②《看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7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5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9页。①《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8页。②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21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③《后汉书》卷九，第371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2329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90页以下。 在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灵帝时（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是袁术（死于公元199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②人孙策（公元175—200年）。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亲在公元188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玻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①元125—144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在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②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①《后汉书》卷九，第377—379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2页。②关子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377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页以下。关于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2444页。①《后汉书》卷八，第349页注1；《后汉书》卷七五，第2435页；以及下面第16章《后汉书时期哲学的衰颓》。②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百上，第4209页（狄百瑞等人编：《中 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统治。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199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①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双方领土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②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25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①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曹操的巩固（公元200—208年）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在公元202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险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1卷，第177—178页）。①《三国志·魏书一》，第13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194、209页。②《三国志，魏书一》，第19页。①《三国志·魏书六》，第212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1109页。 了。②在他的南方边界上，局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南方邻居，即东南的孙权和西南的刘表对皇帝表示着谨慎的忠诚，因而这也是对曹操有所忠诚的表示。这个表面上的平静因刘表于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无可靠的继承者而受到威胁，所以究竟是曹操还是孙权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数。甚至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自从灵帝死后国内开始发生动乱以来，一位大走其运的勇猛战士刘备（公元161—223年）已经登上了舞台，他时而支持这个军阀，时③而支持那个军阀。公元208年，他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也有人担心他也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将咽气的刘表的地位。当曹操决定采取主动并且确实迫使刘表的儿子向他献出土地的时候，另外两个武人现在有理由害怕，他们之中的一人会受曹氏之害。他们两人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当曹操水师南下的时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烧了，他的军队在①赤壁被打败。赤壁之战标志着曹操南下冒险行动的结束，因此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在华南的孙权、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们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张自已的势力，并加强他对皇帝的地位。当他想拿过刘表的土地的时候，他在赤壁之战中丢失了部分领土。可是，他赢得了刘表的随从人员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刘表的和平首府的学者和诗人这时都奔集在曹操门下，给他的统治生色不少。与此同时，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直到公元208年为止，皇帝仍然继续百般设法维持着名义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层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官职不再像灵帝时期那样进行买卖了。皇帝有时必然可以乐于找无论什么人来当他的这些官。可是到了208年，曹操废除了三公的职位，而代之以另外两个最高官职：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①直到公元208年，汉王朝与曹操的随从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正常了。曹操还没有索取过分的封号。在196年，他曾被任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弃了后一个职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个州牧衔，②但这只是对他已有权力正式予以追认的手续而已。汉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帮随从人员，无足怪异的是，他们包括一些汉室孤忠和保守观点的人士。在这些集团中间流行着的关于汉王朝不过正在经历着暂时的衰落的理论可能找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悦（公元148—209年）写成了一部汉代的史书，它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经过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汉室②《三国志·魏书一》，第23、28页以下。③《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17页以下。①《三国志·魏书一》，第30—31页。①《三国志·魏书一》，第30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页。②《三国志·魏书一》，第13—14、26页。 ①将要中兴。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可是公元203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公元208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臣的殊荣。213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年又给他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于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②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214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219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①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211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他拿了下来；在214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215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 50余年。②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219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③的美梦。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①这部史书已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史（剑桥，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②《三国志·魏书一》，第37—49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上面第2章《地方组织》。①《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以下。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注2。②《三国志·魏书一》，第36—45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63—265页；《后汉书》卷九，第389—390页。③《三国志·魏书一》，第50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年11—12月）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直接的后果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年5月15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①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221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从222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①《三国志·魏书二》，第60页。②《三国志·魏书二》，第62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叶）中的引文；以及卡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①《三国志·魏书二》，第76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页以下。 ②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刘备死于公元223年，曹丕死于226年，但他们的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②《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王朝与形而上学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14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①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称汉朝“气数已颈。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间，我们至少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14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①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约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H·布鲁伊特-泰勒：《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称为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32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①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王朝于公元25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②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221年加在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①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万事万物，大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①关于从公元前113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页以下。①见上面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②见莱班：《天命的操纵》。①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26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元175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①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许在127年、 147年和188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在公元191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30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①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页。关于这些运动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第98页以下。 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 304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述：①……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 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复兴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①《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373页以下）。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国家。史家范晔（公元398—446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开始③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 190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219年，当人们在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①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①《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