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藏书受到广泛的重视。除请求朝廷御颁书籍外，还收藏友朋赠书，并遣人四处购书。专建藏书楼和书库，委派专人掌管。不少书院着手自己编书、刊刻书籍。各书院差不多都成为当地一个藏书最丰富的场所，因此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一项特有的活动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祭祀活动似乎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实际上，通过书院祭祀的对象可以表明该书院的学术宗旨和特点。南宋书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特别重视供祀周、程、张等北宋的理学大师，表明南宋书院大都与理学有关，是讲理学的书院。不少书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把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标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书院供祀与佛道寺观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灵的保佑，而是为人树立某种典型形象，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形式。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讲学人可慕名聘请，或书院主持人自讲，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如：朱熹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黄榦〔gan干〕(朱熹的得意弟子)去庐山访友，曾应邀在白鹿洞书院讲“乾坤二卦”；朱熹曾赴岳麓书院同张栻会讲。名师在书院讲学，听讲者不限本书院师生，外地士子也可前来听讲，如：黄榦在白鹿洞书院讲“乾坤二卦”时，“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有的书院还曾实行高足弟子代讲。如陆九渊在槐堂讲学时，令弟子邓约礼为斋长，有求见问学者，先令其从邓问学；在应天山精舍讲学时，又以从邓约礼学习的傅子云代讲。名师讲学常把所讲内容整理成讲义，学生听讲也如实边听边记。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书堂讲义”，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也有“丽泽讲义”。学生的听讲笔记也常整理总汇起来，如：《朱子语类》140卷，就是辑录朱熹99个弟子的多年听讲笔记而成的。后世教学中教师的讲义和学生的听课笔记大概就是由此沿袭而来的。南宋讲学的优良传统，到明代书院又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南宋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地位高、影响广，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许多地区的主要教育机构。南宋书院的勃兴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官学的衰落是书院勃兴的直接原因。庆历以后北宋的统治者曾把发展教育的重点寄托在兴办官学上，然而三次兴学运动均告失败，所存者也仅有学校的形式，而无教育的实绩。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吏部尚书赵汝愚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中兴以来，朝廷建太学，行贡举，造成“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学校中“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学校“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兵部侍郎虞俦〔chou愁〕曾上书指出：“近来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饣甫]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他激愤地说：“朝廷建一官，盖欲使之治一职，苟以为迂阔于事，无补于时，曷不一举而废之！吏禄学粮，犹可省也。”(《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正因为如此，朱熹等人才极兴书院，许多人仿效朱熹之所为，大力提倡和创建书院。南宋统治者也从总结北宋发展官学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北宋末年，太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统治集团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如：陈东在钦宗和高宗时曾七次上书，并领导了太学生请愿运动；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太学生汪安仁等200余人上书；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理宗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太学生刘黻〔fu伏〕等六人上书。因此，统治集团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中记叙过州县学经费困难的窘况：“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圯，斋馆荒芜。”朱熹感叹道：“然养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则亦岂可不谓难哉”，总不能老让读书人“岁终裹饭而学于我”吧！因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倒有独特的优势，遂应运而盛。第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南宋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南宋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因此，南宋许多有志之士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南宋的书院都标榜反对科举。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勖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朱熹的许多诗句都贯穿这种精神。一首称：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允莘挚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彼青紫之势劳，亦何心于俯拾。(《朱文公文集》卷一)另一首称：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风光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若羡腾骞。(《朱文公文集》卷七)还有一首称：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朱文公文集》卷七)都是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第三，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南宋书院的勃兴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南宋的书院多是宣讲理学的书院，理学成为南宋书院的基本教育内容；南宋的理学主要通过书院进行传播，南宋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著名学者杨时说：“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也说：“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所谓“道”，即道学之道，也就是理学之道。表明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朱熹以毕生精力完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注释工作，合称为《四书集注》，并推崇为“经”的权威神圣地位，标志着理学已进入成熟阶段，朱熹也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张栻主讲岳麓书院，陆九渊讲学于应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等。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造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第四，南宋印刷业的发达为书院的勃兴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书院以藏书丰富为特征。自学读书是书院教学的一大特色。藏书是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书院教育的悠久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印刷术是世界闻名的重大发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条件的改善，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王应麟在其所著《玉海》中解释书院时称：“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说，书院就是指有围墙院落的藏书、校书、读书的场所。书院与书籍是不可分的。南宋时期，中国的印刷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刻版印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刊印图书的效率和质量。除了官方的刊书机构，大量出现私家书坊，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方便。书院藏书的条件得到了保障和改善，并且开创了书院刊印图书的历史。后世图书馆藏书中的珍本书、善本书，一部分就是“书院本”。如：婺源丽泽书院在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龙溪书院于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刻《陈北溪集》50卷；象山书院于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刻袁燮的《家塾书抄》12卷；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刻《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0卷，《别集》11卷。图书的大量刊印，有利于图书收藏，也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书院刻书业的发展，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也方便了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对书院的勃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注释：①这个数字不十分准确，因为有一部分书院只注明建于宋代，难以确定是北宋还是南宋，此处只能据确已注明为南宋所建为准。第四节 朱熹与南宋书院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最大的举措是复兴白鹿洞书院，关心其他书院；总结书院教育的经验，完善书院教育制度；以书院为基地推动理学各学派的学术论争和交流，扩大书院的社会影响；鼓励和支持弟子门人广建书院，传播理学思想。这些活动，对南宋书院的勃兴做出了重要贡献。(1)复兴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初已是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但自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废毁之后，竟然仅存瓦砾榛荆、茂草荒丘，屋宇损其七八，遗迹难辨了。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军。上任伊始，即出榜征询有关陶潜、刘涣、洪氏义门雷塘书院，以及白鹿洞书院遗址，以便“别行措置”。榜文称：“按图经，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犹有旧额，后乃废坏，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同年秋天，朱熹亲自察看了白鹿洞书院遗址。看到那里山青水秀，幽静清雅，“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确是一处隐居、读书、讲学、著述的好地方，于是断然决定尽快加以修复。随即发牒分派军学教授、星子县知县筹措兴复事宜，并上书朝廷，奏明复兴的理由和计划。他在奏折中指出：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修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兴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责者。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 (《白鹿洞书院志》卷二)朱熹的奏议，最初并未引起皇帝重视，于是再次呈奏。奏文反复强调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和理由。考此山(指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之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虽本军(指南康军)已有军学，足以养士。然此洞之兴，远自前代，累世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 (《白鹿洞书院志》卷二)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热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 (《白鹿洞书院志》卷二)朱熹奏文，在反复申诉复兴书院的理由和愿望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朝廷和各级官府只重佛道，关心寺观，而尊儒不力，忽视书院的委婉批评。同时对佛道泛滥、寺观遍立而危及儒学地位的状况深感不安，从而表达出决意与之抗衡的紧迫感和焦虑心情。朱熹的建议和计划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反而遭到了讥笑和反对，“朝野传喧以为怪事”。尽管如此，朱熹仍然冲破各种阻力，依靠地方力量着手进行修复工作。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员同书院师生一起，祭祀先圣先贤，举行了开院典礼，讲授《中庸首章》。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为白鹿洞书院修建屋宇十余间，并拟定了修建礼圣殿(大成殿)和扩大斋舍的计划。朱熹认为购置学田，是书院维持和进一步发展的“久远之计”，所以十分重视学田建设，制定了购置学田的计划，并筹集了部分资金。朱熹还通过多种途径为书院收集图书。白鹿洞书院修复后，朱熹曾向南康军各官府衙门发布文告征集图书。收集到的图书，有的加上跋语，有的刻石为记，以便久存。当时清江刘仁季曾将其先人所收藏的《汉书》四十四通赠送给朱熹，朱熹遂转送新落成的白鹿洞书院，“使之藏之，以备学者看读”。朱熹在修复和主持白鹿洞书院的工作中，有两个举措影响最大。其一，亲手拟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约》、《白鹿洞书院学规》，对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白鹿洞书院揭示》总结前人创办书院的宝贵经验，又吸收了佛教禅林清规的长处，明确了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为学之要、待人接物、应事处世的基本要求，形成相当完整的书院建设纲领性规章。成为当时和后世书院争相仿效和履行的标准化规约。《白鹿洞书院揭示》本文内容如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南宋书院的统一学规，而且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各类官学也“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白鹿洞书院也名声大振，并进一步强化了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其二，朱熹亲自主持、主讲白鹿洞书院。并聘请名流学者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使书院讲学的特色更为突出、鲜明。书院教学突出地体现出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不再重复传统经学教学的旧模式，不以章句训诂、名物考证、文辞声韵的雕凿为主旨，而是究明义理，求得德行道艺之实。将理学研究的成果变成书院讲授的内容。汇集了朱熹毕生研究成果的《四书集注》，正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边讲授、边修订的。《中庸首章》、《大学或问》、《论孟精义》即是朱熹理学研究与白鹿洞书院讲堂讲义融为一体的结晶。朱熹讲学并非逐经按班讲授，而是经过整理、诠释、归纳成讲义，特别强调将研究所得以讲义、笔札、语录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书院教学重视质疑问难，讨论争辩。朱熹一向提倡读书要有疑，疑渐渐解方是进步。在教学中鼓励、引导学生发现疑难，经过讨论、争辩，解除疑难。所以质疑问难，讨论争辩贯穿整个书院教学的全过程。据记载，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质疑问难、讨论争辩成为白鹿洞书院讲学的特色，也成为南宋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为后世书院所遵循沿用。明代王阳明曾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清代仍沿此传统，“每日升堂会讲，主洞官先讲，或诸生复讲，最后有疑者，以次升问，即问即答”。书院教学强调学生自学读书。朱熹认为学问靠自己积累，义理靠自己探索，教师只能做个“引路的人”，只能起到“示之于始，正之于终”的作用。不能代替学生自学。他反复强调：“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他把学习比喻为饮食：“不能只待别人理会，安放自家口里。”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朱熹的倡导下，以自学读书为主的书院教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书院讲学实行开放式。白鹿洞书院的教学除朱熹本人亲自主讲及本院教师讲授外，还邀请院外名流来院讲学。听讲者除本院师生外，非本院人士也可前来听讲。不同学派的学者也可同在书院讲学，以便引起争辩，促进学术的交流。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展开过公开的学术论争。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即白鹿洞书院刚刚修复之时，朱熹竟亲自诚恳邀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也高兴地接受邀请，在白鹿洞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勉励师生“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不要“惟官资尊卑，禄廪厚薄是计”，要“专志乎义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并盛赞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之举，是“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甚笃矣”。朱熹深受感动，一再表示：“熹当与诸君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赞赏陆九渊“说得这义利分明”，“今人见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 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陆象山年谱》)。朱熹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永存，以警学者。据后人记载：“陆子静(九渊)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听讲者达千人之众，其中还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书院教学开放性的有力证明。此外，朱熹得意弟子和女婿黄榦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子云集”。正是由于朱熹尽全力复兴白鹿洞书院，倾心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和管理，使白鹿洞书院名声大振，影响剧增，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2)朱熹亲自创建书院朱熹不仅热心修复原有的书院，而且亲自创建书院，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寒泉精舍寒泉精舍在闽北建阳县城西20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为“寒泉坞”。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朱熹母亲祝氏病卒，葬于此。朱熹返里守墓，在墓旁筑室，匾额为“寒泉精舍”。朱熹在寒泉精舍边著述，边讲学，又会友聚徒，前后达八年之久。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一批重要的理学著作，如：《家礼》、《论孟精义》、《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太极图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等。还与吕祖谦合作，撰成《近思录》。寒泉精舍同时也是聚徒讲学的书院。朱熹的首批门徒就是由此开始从其问学求教，其中最著名者就有黄榦。寒泉精舍时与云谷精舍并称，也有直称为云谷书院者。后世为纪念朱熹，对云谷书院还屡有修葺。寒泉精舍实际上是朱熹书院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武夷精舍武夷精舍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隐屏峰下。朱熹幼年丧父后，曾随母定居崇安五夫里，从学于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翚〔hui挥〕和胡宪。刘子翚常带朱熹到武夷山，讲习于水帘洞处。刘氏为游览之便，曾在下梅置田200亩，设歇马庄。刘氏族人刘中还建水帘讲堂(或称瑞樟书院)。武夷山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给朱熹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朱熹在任职同安县主簿归来奉祠家居十几年中，又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潜心著述和讲学。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来访时，在寒泉精舍共商编订《近思录》，完成后邀诸友同游武夷山，曾刻石留念。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被调离刚任职一年的提举两浙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迁台州主管崇道观，实际是贬回武夷山。朱熹即在武夷山大隐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朱熹亲自擘画，“使弟子具畚锸，集瓦木，率相成之”，当年四月即告完工。据史料记载，武夷精舍面溪背山，占地三亩许，在隐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间，名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谓“隐求室”，朱熹的住所；右为“止宿寮”，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坞，以石累为“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外有墙门，匾额“武夷精舍”。朱熹自记称：“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朱文公文集·武夷精舍杂咏诗序》)武夷精舍完全由朱熹亲自筹措，门人弟子自己动手，不靠任何官府资助而成。可以看做是朱熹在刚刚复兴白鹿洞书院两年后的又一影响巨大的举措。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讲学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理学著述，如：《易学启蒙》、《小学》、《中庸或问》、《中庸章句》等。朱熹去世后，武夷精舍作为家塾式书院，由其子朱在、其孙朱鉴相继“葺而广之”。监司潘友文、彭方尚拨公田以赡学者。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知县陈樵子和熊蒙正、詹枢云等对其进行重建，扩大其规模，更名为书院。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朝廷设山长以教邑士，理宗赐匾额。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程若庸任武夷书院山长。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朝廷命有司再次扩建屋舍，建古心堂，并更名为紫阳书院。之后不少学者来此或就近筑室建堂，读书讲学，如：游九言、刘瀹〔yue月〕、蔡沈、蔡抗、熊禾等。武夷山遂成为理学名山，闽北一带成为南宋书院比较集中之地，有“道南理窟”之誉。竹林精舍竹林精舍在建阳县城西五里。早年朱熹之父朱松“爱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朱熹晚年念先父之志，欲定居于此。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离漳州之任回建阳，在原考亭买旧屋，重加修缮，构筑新居，宅旁建一藏书楼。不久，朱熹调赴潭州之任。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朱熹离任归里，在藏书楼之东建竹林精舍，为居家讲学之所。竹林精舍成为朱熹晚年聚徒讲学之所，其门人高足多聚此讲论。《朱子年谱》称：“先生晚归，学者甚众，至是精舍落成。”朱熹在竹林精舍仍沿用《白鹿洞书院揭示》。他身处逆境，不忘著述、授徒，讲学不息，学生远自川蜀，慕名来学。朱熹去世后，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赐额竹林精舍改名“考亭书院”。由上可见，朱熹一生始终关注书院教育，利用一切机会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创办书院，以书院为基地研究理学、培养人才成为朱熹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也因此，朱熹与南宋书院的勃兴关系至为密切。(3)朱门弟子与南宋书院朱熹的门人弟子众多，有姓名可考者达数百人。许多人为传播朱熹的思想学说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他们是南宋中后期书院蓬勃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黄榦与书院教育黄榦为朱熹首批弟子之一，追随朱熹20余年，“闻其言论，观其举指”，坚守师说，始终不二。他通过书院传播朱学，对南宋书院的勃兴有重要影响。他在闽赣地区建多所书院。如：龟峰精舍在建阳城内，后改为环峰精舍。嘉定间，黄榦在此讲学著述。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其子曾对精舍加以修整扩建。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赐环峰书院额，并诏立祭田。又如：潭溪精舍在建阳崇奉里。淳熙十六年(公元1190年)黄榦曾建草堂于此，朱熹由建阳赴云谷途中，常在此停留休息，并为草堂题名为“潭溪精舍”。还有莪峰书院，在抚州临川城(今抚州市)内。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黄榦知临川县时捐俸与李壁同创书院，黄榦亲自讲学其中。再如：高峰书院在临川军新淦县城东，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黄榦知新淦，次年建书院，并讲学其中。建阳蔡氏父子与书院教育蔡元定，建阳人，学者称西山先生。 自幼受理学陶冶，闻朱熹之名，前往求教，朱熹以友人对待他。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朱熹在寒泉建精舍，蔡元定在西山建精舍，同在建阳崇奉里，往来论讲甚为方便。据记载，寒泉精舍与西山精舍遥相对峙，两人分别在精舍建灯台，晚上悬灯相望，灯明则无事，灯暗则有疑，约次日相聚研讨，两人经常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半。四方之士来从朱熹学者，往往先从蔡元定质正。朱熹十分赞赏蔡元定的人品和学识，称其“处家，以孝悌忠信仪刑子孙。而其教人也，以性与天道为先。 自本而末，自源而流，闻者莫不兴起”(《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朱熹读书常与其相互切磋，著述常与其共同参改。蔡元定之子蔡渊、蔡沅、蔡沈，皆师事朱熹。蔡元定逝世后，其子继其父业，蔡渊主持西山精舍。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理宗御书“西山”二字，又赐庐峰书院额。饶州朱门弟子与书院教育朱熹在江南东路饶州一带弟子众多，大多继承朱学，建书院教诲后学。如：朱熹门人金去伪，在饶州鄱阳县建鄱江书院，不就官，不著书，专心在书院讲学，传播朱学。又如：程端蒙，在饶州德兴县建蒙斋书院，著有《性理学训》一书，深得朱熹赞赏。董铢，讲学于建盘涧书院，著有《性理注解》一书。程端蒙、董铢合订《学则》，将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具体化，并应用到初级教育阶段，《学则》要求：凡学者必严朔望之仪，必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凡席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学必专所听。朱熹对此《学则》十分肯定，亲自为之作《跋》，加以宣扬推广。后世书院多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程董二先生学则》同时并立为师生必遵之条规。再如：饶州余干有柴氏一族建书院传朱学。柴元裕建松冈学舍，仿白鹿洞书院规制，学以穷理尽性为本，四方来学者众多。柴中行建南溪书院讲学，数百人出其门下。余干还有李伯玉致仕归里，建斛峰书院讲学，并聘请其他学者前来讲论。余干赵汝愚曾在东山书院讲学，其子赵崇宪又建忠定书院，皆传朱学。饶州地区成为朱熹学说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多赖其门人弟子广建书院讲学授徒，扩大了影响。信州陈文蔚与书院教育陈文蔚经同乡余大雅引见，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前往崇安寒泉精舍师事朱熹门下，深得朱熹赏识。陈文蔚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饶州州学、信州州学、袁州州学、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讲学。陈文蔚在双溪书院讲学时，订有《双溪书院揭示》，仿《白鹿洞书院揭示》并加以具体化：文蔚闻之，为学之道，无如收放心，以讲明义理。端庄专一，整齐严肃所以收放心。亲师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讲明义理。苟身居一室之内，心驰万里之外，虽日亲方册，口诵圣言，亦欺人耳，于已实何益哉！朋友相聚，识性昏明固有不同，虽曰不同，其间岂无一得。讲明义理，互出己见，终有一个是底。既曰是，虽圣贤复生皆不能外，安得而违之。日夕相聚，讲说愈多，闻见愈博，未说到贯通处，亦足以为会文之益也。为诸友计，切须收敛身心，务在端静。以放纵四支驰鹜纷华为戒，则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读书为文，义理自明，工程自进。况又得师友之益，有讲论之功，相观而善，相资而成。由此而进，古人事业不难也，况课试之余乎！惟自近世以来，朋友道弊，群居之时，笑侮戏谑，面谀背毁，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气相陵，以能相矜，无朋友相爱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问不通，庆吊不讲，利患不共，是无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际已无情义。莫非苟且，况已离群，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岂知朋友之道，在人伦五者之列，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并行于天地方间。朋友可废，则五者亦可废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窃忧之。是以愿与诸君共笃此义。诸君苟然念此，则乡之所设学规者，益亦大为之防，是不足于相浼，然出此则入彼矣，诸君其体之。陈文蔚居家讲学处，号为“克斋”，又订有《克斋揭示》。其要点有四项：a “入则孝，出则弟。”“人之立身，莫先于孝弟，盖孝弟为人之本。人所以戴天立地而异于物者，以其亲亲长长而有是良心故也。苟以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则无以为人矣。”b “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父子、君臣，人伦之首，故为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则不孝则不能忠……事君不忠，皆源于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节，于此二者一有缺焉，则不足以立身。”c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三者修身、应事、接物之要。人之处世，忠孝固其大节，然不能不应事，不能不接物。临事贵乎不忽，待人贵乎尽己。应事接物各得其道，则于事无失，于物无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d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五者穷理力行之目。”“学、问、思、辨乃穷理之事。为其穷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功夫实在于此。盖不穷理无以知其事之当然，不力行则无以遂其志之决然。虽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穷理为先。穷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则一言而足。盖修身，穷理之功为多，而力行则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穷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应事接物，未有不尽其情矣。”陈文蔚明确指出，他所拟订的学规正是依据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而略加发挥而成。他说：“近世学规朱先生揭之于白鹿洞书院已尽之矣。今撮其绪余以告来学之朋友，便知立身之大节，修为之次第……如右数条当相与共守之。”(《陈克斋集》)在朱熹门人中，将朱熹有关书院教育的思想和经验，付诸实践，并有所发挥者，陈文蔚之表现最为突出。浙东朱门弟子与书院教育浙东一带陆九渊门人弟子为众，传播较广。朱熹门人也颇有影响。著名者有辅广、陈埴〔zhi直〕、杜煜等人。辅广，曾从吕祖谦学，后又入朱熹门下，曾亲赴武夷山三月而返。奉祠归里，建傅贻书院于浯溪，以传习朱学为己任。陈埴，先师叶适，后师朱熹。主讲于明道书院，并任山长。虽宗朱学，又杂有陆学。杜煜，师事朱熹10余年。与其弟杜知仁同学于石墪。石墪曾建观澜书院于临海，传播朱学。南康军朱门弟子与书院教育朱熹任南康军守，复兴白鹿洞书院，南康地区，朱熹门人不少，也多建书院或讲学于书院之中。彭蠡[li离]，朱熹守南康时，曾经亲自面出疑义，向朱熹问难质难，得辨析甚精之教。晚年于南康军都昌县立石潭精舍，聚徒讲学，名盛四方。冯椅，受业朱熹于白鹿洞书院，退居故里，著述讲学。长子冯去非，次子冯去疾，皆建书院，隐居读书讲学。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有吕氏五兄弟，同游朱熹之门，学成隐居不仕，建乡山书院读书讲学，号称“朱门五贤一家”。吕炎、吕焘还会同周模、蔡念成、余宋杰、胡泳、李燔等人，联合众多朱门弟子在康郡庐组成“联讲会”。惟先生书是读，每季集会一次，到期集于主持者之家，往复问难，相告以善，有过失规正之，岁月寝久不少患，集中来会者常十七八人。这是有书院讲会形式开端，至明代发展成书院讲学的主要形式。上述材料，充分表明，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勃兴，影响极大，不仅自己创建书院，复兴白鹿洞书院，而且他的门人弟子也在各地广建书院。南宋时期，江西、福建、浙江书院繁多，特别是江西、福建的书院大多与朱熹及其门人弟子热心创办有关。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五节 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与南宋书院南宋书院的勃兴与理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南宋理学学派林立，流派繁多，除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也称闽学，或称考亭学派)之外，还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金华学派(也称婺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此外，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合称为事功学派)对南宋书院的勃兴也有相当大的影响。(1)陆九渊和象山学派与南宋书院在朱熹将理学推向成熟阶段的同时，陆九渊独树一帜，别开门户，创象山学派，形成朱陆对峙之势。陆九渊和象山学派同样热衷于书院讲学，对南宋书院的勃兴产生了重大影响。陆九渊幼年读书于家塾，10岁以后随兄读书于抚州州学和金溪疏山寺。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试得中进士。归故里，建书斋读书，继而建槐堂讲学。杨简、桂德辉、傅梦泉、刘伯文、刘伯协、周伯熊、陈刚、彭兴宗、朱桴、朱泰卿等都来就学。陆九渊教学，先教人辨志、辨义利，令人求放心，不以言语文字为意。多年后，地方官员在金溪县陆九渊讲学处建槐堂书院。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曾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喻义、喻利”章。淳熙十年，在孝宗召见时，公然批评朝廷“临御二十余年……版图未归，仇耻未复”。贬谪至台州主管崇道观。学者四方云集，乡曲长老也俯首听讲，徙寺观讲论，环而听者二三百人，槐堂至不能容。遂登贵溪应天山，建象山精舍讲学。据记载：陆九渊在应天山讲学，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jiao交〕至讲堂，从学者各以小牌，写上自己的姓名、年甲，顺序进谒，约数百人，皆齐肃无敢喧哗、交头接耳者。“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很像现代的组织教学。其讲经书，每启发人之本心，间又举经语为之论证，闻者莫不感动。初见者或欲质疑，或欲致辩，或以学自负，或立崖岸自高者，闻诲之后，多自屈服，不敢复发。其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则代为之说，宛如其所欲言，及从而开发之。至有片言半辞可取，必奖进之。诸生皆感激振奋。象山精舍，不先建斋舍，不提供饮食，不立学规，全凭精神感化。居山间讲学，前后五年，著录听讲者逾数千人。陆九渊象山精舍讲学，强调以“明理”、“立心”、“做人”为本，与朱熹所主张的书院教育有着显明的区别。象山精舍或称象山书院成为南宋最具特色颇有影响的书院之一，是陆九渊象山学派的发源地和学术中心。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鹅湖之会是经吕祖谦周旋安排的一次朱陆学术论辩的集会，为纪念鹅湖之会而创建的鹅湖书院也成为南宋闻名的书院。鹅湖之会是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邀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相会于信州铅山之鹅湖寺，中心论题是“为学之道”，“论及教人”。据《象山年谱》记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九龄)止之。”理学后学为纪念“朱陆之会”，于鹅湖寺建四贤堂(祠)，祀朱、吕和二陆。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于寺旁建书院，理宗赐名“文宗”。鹅湖之会的意义在于理学各派学术论争的历史价值，对书院教学提倡学术论争有良好的影响。鹅湖书院实际上成为书院与理学论辩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陆九渊门人弟子众多，有不少人创建书院讲学。江西陆门弟子与书院教育陆九渊在槐堂、象山精舍讲学，江西弟子甚众，建书院讲学者很多，在江西形成一个重要的陆学研究和传播中心。傅梦泉，为陆九渊的得意弟子，在《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中名列第一。陆九渊赞誉他“人品甚高”。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登进士第，教授澧州、衡州，曾修石鼓书院，主讲其中，士人从之学者甚众。陈傅良曾与之讲论，也深为佩服。知宁都，曾于城市之南讲学，以从学者日众而构室居之，号曾潭讲堂。朱熹、张栻都曾与他有过学术交往，虽学旨有异，但都予以很高的评价。邹斌，初从学于陆九龄弟子李德章，后从陆九渊学。朱陆鹅湖之会时，曾随陆前往与会。袁甫建象山书院，拟聘请他主持教事，因年老病辞。所居号南堂，藏书万卷，弟子甚众。晁百淡，从学陆九渊，登淳熙二年进士，授吉州教授。后知南康军，曾到白鹿洞书院拜谒，入仕40年，家无余财，家居聚徒讲学，在临川铜鼓山建有碧润书院。董德修，先入象山之门，隐居力学，终日静坐，潜心理学。后从之学者日众，在其居处流坑建心斋书院。吴绍古，曾从陆九渊学于应天山，结庐而居，建草庐于濯缨，陆九渊曾亲书“濯缨”斋名相赠。家居饶州安仁(今江西鹰潭市余江县)，其讲学处为玉真书院，位玉真山麓。浙东陆门弟子与书院教育陆九渊在槐堂、象山讲学先后数十年，弟子数千人。“然其学脉流传，偏于浙东。”朱熹也曾说过：“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广，超过江西陆学门人。最著名的有明州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和定海沈焕四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号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杨简，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进士，先为富阳主簿。陆九渊路过富阳时，夜集双明阁，曾以扇讼为例，说孰是孰非，非本心为何？杨简闻之，“忽觉此心清明澄然”，继而拱坐达旦，质明拜纳，遂称弟子。后曾应鄞县史氏之请，多次在碧沚书院讲学，甬上士子从游者如云。杨简曾筑室于慈溪德闰湖畔，更名慈湖，聚徒讲学，后人建慈湖书院以为纪念。杨简被誉为“陆氏之功臣”，特别在陆九渊逝世后，传播和发展陆学有重要贡献，“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絜斋集·赠傅正夫》)。袁燮，号絜斋，少读史籍，乾道初入太学，曾受到陆九龄的教诲。与同里杨简、舒璘、沈焕同聚，朝夕切磋。曾学于吕祖谦，与陈傅良为友，后归宿于象山门下，主张“人生天地间，所以超然独贵于物者，以是心尔。心者，人之大本也”，“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他勉励后学主要强调“尊德性”，同时又要“实根本于学问”，又有朱学的味道。袁燮居家讲学之所建城南书院(又称絜斋书院)，曾与杨简、舒璘、沈焕联讲会，四方请益之士众多，盛况空前。嘉定初，袁燮任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权知隆兴府(治南昌)，全力支持同门友人丰有俊创建东湖书院。丰有俊也是陆九渊的弟子。他建议在隆兴府——原为宋初李寅所建涵虚阁旧址建东湖书院。建议指出：“古者学校既没，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星诸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之不及。此邦今都会，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讲诵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风教。请筑馆焉。”这个建议得到秘阁修撰江西转运使权兼隆兴府事的胡槻〔gui归〕的大力支持，决定“营栋宇”、“丛简编”，招罗俊贤。沿湖建屋34间，使之成为“门庭堂宇，宏丽崇深，庖湢器用，咸备无缺”的书院，又将东湖水利、水产和一部分公田收益归于书院，以供费用，并征集江南西路各军州图书充实其中。此时，袁燮继任知府之职，更全力支持，遂使书院建成，并奏请宁宗敕赐“东湖书院”额。东湖书院在袁燮、丰有俊主持下，继承和发展象山学派的学术思想，成为最有影响的陆学基地和研究中心。东湖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闻名各地，“处白鹿”、“游东湖”成为当时学者的一大时尚。舒璘，曾问学于朱熹、吕祖谦和张栻，最后受业于陆九渊。其学重笃实力行，主张躬行愈力，德性愈明。长期任徽州教授。教学“不惮勤劳，日日诣讲，隆冬酷暑，未尝少怠。筑风雩〔yu于〕亭，以时会集，暮夜亦间往。日有讲究涵泳之功。质有顽钝不善者，循循善诱”，被誉为“天下第一教官”。其居家讲学的书堂称广平书院。王应麟在《广平书院记》中称：舒璘“之学始于张而成于陆，考德问业于朱、吕。心融神会，精智力践，其躬行有尚絅之实，其诲人有时雨之泽，沈(焕)、杨(简)、袁(燮))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于乡，声闻于天下”。可见其学术地位和在书院发展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沈焕，在太学读书时，与杨简、袁燮、舒璘为好友，同师事陆九龄。在乡里与史浩友好，史浩在月湖竹湖为之建讲舍，称沈端善讲舍，或竹洲书院。与杨简、袁燮会讲年余。居家讲学之所建南山书院。杨简、袁燮、舒璘、沈涣，在南宋中后期影响很大，对传播和弘扬陆学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浙东一带形成陆学研究的中心，浙东一带的书院多成为讲习陆学的基地。文天祥曾评价说：“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涣)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录》)(2)吕祖谦和婺学与南宋书院谢山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这里讲的“吕学”就是指以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吕学”也被称作“婺学”，是因其形成于婺州而得名，婺州州治即浙江金华，故又称作“金华学派”。不过，“婺学”是就学派形成的地域特征而言的，不仅包含着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或“金华之学”，还包含着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以叶适为代表“永嘉之学”。明代杨维桢在《宋文宪公集·序》中说：“余闻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莱氏(吕祖谦)以性命绍道统，说斋氏(唐仲友)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陈亮)以皇王帝霸之略志事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也有相似的说法：“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吕祖俭)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南宋理学就学派性质而言，实际分为两大学派，一方为身心性命之学，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方为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实事实学的事功学派。有的学者将吕祖谦的金华之学归入事功学派，这是因为金华之学被列入“婺学”。事实上，仅就吕祖谦而言，更倾向于身心性命之学，“以性命绍道统”或“以性命之学起”。不过，吕祖谦与朱陆相比，更重经世致用，确也含有某些事功学派的学术特色，但非其学术主旨。在身心性命之学中，在朱陆两大学派之间，吕祖谦折中其间，“兼取其氏”，也更倾向于朱学，也颇受陆学影响。吕祖谦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兼容各家，博采众长，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以儒为宗，兼通者家，多识前言往行，重视中原文献之统，由经入史，以史谈经。无论如何，吕祖谦和他所代表的学派，在南宋颇有影响，也很有特色，这是学界所公认的。吕祖谦生于公元1137年，卒于公元1181年，仅活了45岁，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学者。他一逝曾做过朝廷命官，但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或书院讲学。吕祖谦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登进士第，时已27岁。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其母病逝，护丧返里，在武义明招山建庐守墓，讲学读书。四方学子争相前来问学。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又遇父丧，再次居明招山守墓。聚徒讲学。吕祖谦讲学之所，称“丽泽”，时人遂以丽泽书院相称。吕祖谦讲学于丽泽堂，学术特色突出，吸引四方学子，从学者甚众，影响之大，“称霸东南”。丽泽书院也成为南宋时期与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创立的象山书院、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并立的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吕祖谦讲学于丽泽堂，十分重视书院制度化建设，对南宋书院制度的完善有重要贡献。他特别强调“学有规，行有矩”。他说：“学者必以规矩，大抵小而技艺，大而学问，须有一个准的、规模。射匠皆然，未有无准的、规模而能成就者”，“百工皆有规模，今之学者反无规模，始不知始，终不知终，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为学者大病”。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九月他为丽泽书院所订规约正体现了这一精神。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凡预此集者，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游居必以齿相呼，不以文，不以爵，不以尔汝。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箕踞、跛倚、喧哗、拥并，谓之不肃，狎侮、戏谑，谓之不庄。)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毋得品藻长上优劣，訾毁外人文字。郡邑政事，乡间人物，称善不称恶。毋得干谒、投献、请托。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置，妄分清浊。语，毋亵、毋谀、毋妄、毋杂。(妄语，非特以虚为实，如：期约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张大之类皆是。杂语，凡无益之谈皆是。)毋狎非类。(亲戚故旧或非士类，情礼自不可废，但不当狎昵。)毋亲鄙事。(如：赌博、斗殴、蹴踘〔ju居〕、笼养朴淳、酣饮酒肆、赴试代笔或自投两副卷、阅非僻文字之类，其余自可类推。)(《吕东莱文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这个学规内容丰富而具体，从治学为人，待人接物，处事应世，都有明确规定及严格的标准。提倡自律，也鼓励师友相互督促监督。有赏也有罚。包含了书院教育和管理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也体现吕祖谦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色。这个学规订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朱熹亲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订于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丽泽书院学规比白鹿洞书院教规早了12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丽泽书院学规对白鹿洞书院教规的影响。也不难看出吕祖谦在南宋书院制度化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吕祖谦又对学规进行修订，变成不仅适用于书院，而且也可适用于一般官学的学规。也有人说，吕祖谦于乾道五年专为严州府学订立了学规。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当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 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怠惰苟且，虽漫应课程而全疏略无叙者，同志共摈之。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同志迁居，移书相报。(《吕东莱文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乾道五年规约较乾道四年规约更简略，但为学宗旨更明确，更加突出了师友同志间相互督促的作用。吕祖谦讲学的一大特色是主张兼容并包，不持门户之见，“公平观理而撤户牖之小”，各学派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他的门人弟子继承这一传统。在南宋末期，朱陆后学学派之争愈演愈烈，发展成强烈的宗派情绪，诋毁对方，贬低他人，标榜自己。作为吕祖谦后学的丽泽弟子，仍坚持“心平气和不立崖异”，是很可贵的，也为后世“和会朱陆”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吕祖谦和丽泽书院在南宋书院发展历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也正在于此。(3)湖湘学派与南宋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