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工具制作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还有两个：磨制和钻孔。山顶洞人就有磨制锋利并带线孔的骨针，而且还有穿孔后作饰物的兽牙、海蚶壳、石珠、小砾石和青鱼骨等，类似穿孔饰物在华北其他几个晚期旧石器地点也有发现。石器的制作可能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但也曾发掘到一些专门的制造场所。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大窑村，就发现过一处旧石器制作场，在大块燧石周围，分布着成层的石块、石片、石屑，有许多是石器的半成品和废品。这处石器制作场揭示出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从原生岩层中开采石料、就地制作工具的情形，为研究旧石器制作程序和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磨光石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磨光石器的制作要求更高，先将石料打成预想的器坯，再经细细打琢，最后磨光。起初只是磨光刃部，后来全器都磨得十分光滑。新石器时代石器器型与过去已有明显不同，最常见的已非砍砸器和刮削器，而是斧、铲、锛[ben奔]、凿、刀等，不少器型要加缚长柄，组成复合工具，使得劳动效率有明显提高。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磨制石器技术又有了提高，石器表面相当光滑，有的还用皮革进行抛光处理，光滑无比，器型规整，棱角分明，刃口锋利。还发明了切割石材和管钻技术，钻出的孔眼相当工整。加工石器的这些成功的技术，同时也被采用到玉器的制作中，而且又有发展，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述及。考古工作者发现新石器时代也有一些专门制作石器的场所。山西怀仁县鹅毛口和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都曾发掘到这类石器制造场。西樵山为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一座孤立火山丘，山体周围发现有当时人们为采石而开拓的洞穴，附近有大量石片碎屑、石器半成品和废品，也有少量石器成品，包括一些磨光石器，还发现人们食弃的成堆介壳。中国史前时代的石器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特点所在。例如旧石器中，石片石器始终占主导地位，砾石器较少，器型以刮削器和尖状器最多，构成了中国旧石器的主体。同时也表现出分区特点，南北存在一定差异。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也有一些明显的地域性特点。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多磨制较精的舌形石铲、石镰，还有带足的石磨盘；仰韶文化石器在器型上有所增加，见到穿孔石斧和石刀，还有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龙山文化又新见半月形石刀和石箭镞，磨制精细。黄河流域磨制石器的特点是多长方形石刀，石斧多，石锛少，又以厚形斧居多。长江流域较早的磨光石器型体稍小，如河姆渡文化所见。稍晚出现较大石器，如马家浜和大溪文化所见，一般通体磨光，有棱有角，用管钻法穿孔。长江流域磨光石器中的斧、铲，以扁平形居多，锛也较多，并有一定数量的双肩石器。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使用较多的是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种类较少，不大见刀形器，流行有肩的斧、铲，锛形器所占比例较大，并有高水平的石器抛光技术。北方地区流行形体小巧的细石器，还有一定数量的打制与磨光石器，但磨制并不很精细。石器制作技术的不同，造成了石器种类和形态上的不同，而这些差异归根到底是需求的不同造成的，显然与生产方式的不同有关。南方多锛、凿，大体与发达的木工制作相适应；黄河流域多石刀，则是收刈粟穗的需要；北方多见细石器，又被认为是发达的畜牧经济的产物。史前时代劳动工具的主体是石器，也有不少辅助性的工具，包括木器、骨角器、蚌器等。木器由于不易保存，发现不多，河姆渡遗址集中出土过一批，器型有铲、耜、槌、矛、匕、桨、碗等。骨角器在许多史前文化中，是除石器外使用最多的器具，有作农具的耜、铲、锄，也有作猎具的箭镞。河姆渡遗址出土骨箭镞千余件，半坡遗址也出土过300件之多。兽骨还被广泛用于制作生活用器，如笄、串珠、食勺、衣针和发梳等。蚌器中最常见的铲、刀、镰，是使用普遍的农业生产工具。此外，还有一类陶土烧制的用具，如纺轮、锉刀等，还有一些残破陶片加工的长方形陶刀。史前时代的石器、骨器、蚌器等，并没有因发明它们的时代的消亡而消亡，它们在文明时代初期仍然在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以青铜铸造的并不多，安阳殷墟出土的石、骨、蚌类生产工具就相当多。后来青铜工具不少都仿自石器，清楚地表明了一种传承关系。第三节 陶轮旋转我们常对文明时代的许多重大发明津津乐道，却不知道史前时代也有不少伟大发明，如前述取火，还有农耕、烹饪、纺织、建筑和制陶都是伟大发明，这里我们来说说制陶术的发明与发展。需要是创造发明之母。稳固的定居生活需要容器类用器，竹木制品已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陶器便从窑火中诞生了。制陶术发明的契机并不十分清楚，人类为何突发奇想，要让黏土变成器具？多以为事出偶然。有的说，起初人们可能使用抹上泥片的竹篮，篮子烧坏后而泥片更坚实，人们逐渐认识到黏泥的性能，懂得了它在高温下产生的质的变化，获得了最初的物化知识。黏土为岩石风化而成，加热至800℃以上，就变成结构紧密的新型物质，这便是陶质器皿的由来。认识到这种变化不易，要走出制陶的第一步就更不易了。陶器的制作过程，要经过选土、拌泥、塑形、晾干、焙烧几道工序，如是彩陶则还要彩绘。陶土要有选择，一般选用的是低钙高铁易熔黏土、镁质易熔黏土、高铝质黏土。陶土要求细腻纯净，否则还要淘洗，去除杂质。纯黏泥作原料制成泥质陶，适宜制作碗、瓶、甑等高密度器物，多数彩陶和黑陶即属此类。有时陶土中还要特意加进砂粒、植物炭粒，称为夹砂粗陶，具有耐高温的特点，多用于炊器和大型储藏器具的制作。长江流域流行夹炭陶，陶土中搀有水稻皮壳等，具有较好的导热性能。陶土配置捣熟后，便可制成器坯。原始的成形技术为手制，后来发明旋转的陶轮，通过慢轮修整过渡到快轮成形，制陶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快轮成形技术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后，山东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都普遍采用了轮制技术。快轮制陶的具体做法是：将陶泥放在轮盘上，借助陶轮快速旋转的力量，提拉陶泥成形，并可当即进行修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工作效率高、器型美观、器胎薄匀。陶轮发明后，各种各样美观耐用的陶器就在快速的转轮上由陶工制作出来，这是史前人类成功利用机械力的第一个例证。就是在这样的旋转中，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许多陶器制作时还要经过一道美化的工序，以各种方式装饰上一些流行图案，这些装饰方式主要包括拍打、戳印、刻画、镂空、附贴和彩绘若干种。还有一种打磨方法，将器表打磨光滑以后焙烧，成品表面呈现光泽，多数彩陶在绘彩前也都经过打磨这一工序。器坯完成后，经过一段时间晾干，便可入窑焙烧了。这是十分关键的一道工序，弄不好会前功尽弃。最早烧陶并无专用的窑室，一般是在平地堆起器坯和燃料，在外面抹泥密封后点火烧成。中国在距今8000年前发明了地穴式陶窑，一直沿用了5000多年；到东周时代又发明地面窑，沿用至今。地穴式陶窑又分为横穴式和竖穴式两种，以前者时代稍早，也较为原始，到仰韶文化时期还相当流行。竖穴式窑的火膛位于窑室底部，有助于提高窑内温度，自然也提高了陶器的烧结温度，增加了陶器的硬度。竖穴窑最先是仰韶人的发明，自龙山时期开始盛行。陶窑构筑技术越来越科学，烧出的陶器质量也就越来越高。中国的制陶技术大约发明于距今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年代测定为万年前的陶片，没见到完整器型。到距今9000年前后，使用陶器的证据已确定无疑；到了距今8000年上下时，制陶业已较为发达，工艺技术也渐趋成熟，最初的彩陶也在这个时候发明了。当然，这时陶器质量并不算太高，火候较低，多见褐色陶，器型也较单调，多为炊煮饮食类器具。距今6000年前后，是制陶术发展进步的一个高峰时期，陶器火候较高，多红色陶，器型也较多，注重器表装饰。其最高水平表现在彩陶的普及制作上，此期的大部分遗址都出土过精美的彩陶，分属仰韶、大溪、北阴阳营、大汶口、红山诸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最为发达。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彩陶分布中心移至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居民成为最绚美彩陶文化的创造者。在这个时候的中原及南方地区，制陶术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轮制技术普遍采用，出现薄胎陶器，多灰黑陶，彩陶衰落以至完全消失。中国的原始陶器，按古代传说有三人享有发明权，即昆吾、神农、黄帝。佚书《世本》说“昆吾作陶”，又说“神农耕而作陶”；《古史考》则说“黄帝始造釜甑〔zeng赠〕”。陶器是史前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一定是某一地某一人的发明，当是长时期经验积累的结果。陶器主要用之于饮食生活，它的起源显然是饮食生活的需要。陶器不仅伴随着人类走过了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也伴随着人类行进到了文明时代。虽然在现代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生活中，陶器似乎已属可有可无的物件了，但我们仍在大量使用的其他容器，如瓷器、搪瓷器等，无论在造型和制作技术上，依然可以看到陶器的影子，这都是建筑在制陶术基础之上的新发明。改良了的现代化的陶轮还在不断旋转，伴随着人类不断创造新的现代文明。第四节 “绿色革命”向大自然伸出双手索取，不一定总会那么如愿，人类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需要的果实，于是畜养业发明了，农耕业也发明了。农业的诞生被研究者们喻为“绿色革命”，又因它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又被称为“新石器革命”。称之为“革命”，似乎是突然到来的事情，其实不然，农业的起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大自然里所有能作为食物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索取的对象。旧石器晚期像峙峪人那样发明弓箭以后，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但是随着环境的变迁和人口的增殖，采集和渔猎已越来越不能保证稳固的生活来源，寻找新的生活来源，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事情。猎手通常由男人充当，而采集任务则由妇女完成。妇女们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活动中，对植物生长规律有了一定认识。春去秋来，开花结实，这种无穷反复的现象可能曾使人类迷惑不解，思考和探索就在这种迷惑中开始了。大概是将吃剩的植物籽实扔在驻地附近，于是发生了发芽、开花、结实的事，人们观察到一个完整的植物生长过程，收获到无意种出的果实。妇女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意进行了无数次实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终于她们不再感到迷惑，她们成功了，农耕时代到来了。妇女不仅由此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生机，也由此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最初的种植活动规模不大，通常在居址周围进行。后来在取得一定经验后，才开始开垦大田，进行大面积种植。垦殖方式经过了由火耕发展到锄耕(耜耕)的过程，锄耕大约出现在新石器早期的稍晚阶段，至迟是在距今8000年前。这时的农耕活动已有较大规模，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作物种子，收获量大体能满足生活需要，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中国“绿色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粟、黍、稻三大谷物的栽培成功。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原始的农业耕作自一开始，就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类型。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史前稻作遗存，时代最早的属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距今已有9000年以上。在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已相当普遍，并且已培育成功粳、籼两个品种。这些发现证实，中国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世界其他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泰国，距今只有6000年上下。在黄河流域广大干旱地区，气候干燥，在几处早期新石器遗址里发现了旱地作物粟的遗迹，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粟，表明华北是粟的原产地。在其他几个重要的栽培作物起源地，如西亚、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都没有发现这样早的粟类遗存。在华北与粟同样古老的栽培作物还有黍，但种植范围可能稍小一些。华北地区稍晚栽培成功的谷物还有小麦和高粱，近些年的发现与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认为，小麦最早是在西亚培植成功的，传入中国的时间是西汉初年。但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也可能是小麦的原产地之一。早在50年代，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的一件陶器内，发现盛有906克植物炭化籽粒，经专家鉴定为小麦，年代为距今3000年上下。1979年在发掘新疆罗布泊西北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时，在几座墓中同时发现了小麦籽粒，年代为距今4000—3600年前。1985年，甘肃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多种炭化作物籽粒，其中有栽培小麦数百粒，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在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龙山文化房址的烧土块上，还见到了小麦秸杆的印痕，年代鉴定为距今4300—4000年前。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已知的中国最早栽培小麦的证据，至少有了5000年的历史。科学考察发现，在西藏和云南发现了一种野生普通小麦，有可能是栽培小麦的祖本，这就为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找到了前提条件。中国小麦最早可能是在西部高原驯化成功的，估计在距今5000年前引种到黄河流域，种植不一定十分普遍。黄河流域种植小麦时代较早但又不普遍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受了食用方式的限制。中国自古有粒食传统，而面食技术很不发达，麦子粒食口感不佳，赶不上小米，所以北方在史前时代以粟为主要农作物。在面食技术较为成熟，特别是石磨发明之后，小麦的种植才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样的历史只有2000多年。关于高粱，据国外研究结果和我国文献记载，一般认为高粱早先在赤道非洲栽培成功，于史前传入埃及，又于公元前后传入印度，最终于公元3—4世纪传入中国西南地区，迟到元明时代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植。实际上这个传播路线只具有推论性质，非洲并无早期栽培高粱实物出土，印度出土高粱遗存的最早时代只在公元初年。可中国考古发现的西汉高粱遗存已是屡见不鲜，集中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及岭南也有种植高粱的证据。许多材料还表明先秦已有高粱，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也有高粱种植。早在1931年，山西万荣荆村的史前遗址就发现过高粱皮壳，其时代按最保守的估计距今也有4500年。1972年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房址内，发现了一瓮炭化高粱米，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多年。1985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史前遗址采集到不少高粱籽粒，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与此同时，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了高粱野生种，为论证高粱在中国的起源提供了坚实证据。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高粱是在比较干旱的黄土高原起源的，而且是独立起源的，与非洲高粱没什么关系。中国史前时代的其他栽培作物还有不少，如白家村文化的油菜，仰韶文化的芥菜，河姆渡文化的葫芦，良渚文化的瓠瓜、甜瓜、大豆，可能还有花生和芝麻。古代文献中将常见的谷物统称为五谷、百谷，主要包括稷(粟)、黍、麦、菽(豆)、麻、稻等，除麦和麻以外，都有了7000年以上的栽培史。古人将农业的发明归功于神农氏，说猎获动物不足时，人们发明了农具，利用天时地利开始农作物的栽培驯育。这种农耕起源的主观推测，与考古学揭示的“绿色革命”的事实大体吻合。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 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原始农耕的发生与发展，又带来了另一个辅助性生产部门——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有一种理论认为，种植业的发明可能是家畜养殖的需要，也就是说早先的栽培活动是以动物的饲养为目的的，后来才逐渐培植成功食用谷物，作为人类自己的食粮。这说法虽不一定十分确切，但农耕和畜养的密切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家畜中较早驯育成功的是狗，其祖先为狼，由狼驯化为狗，当是猎人们的苦心所致。中国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狗的遗骸出土，最早的有7000—8000年之久，属磁山、裴李岗和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兴隆洼文化的一座房址还发现有一条整狗，表明了狗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农耕部落的家畜中最重要的是猪，驯化成功的年代与家狗基本同时，普遍见于各新石器文化，许多文化共同体的居民都有用猪作随葬品的习俗，表明人们对猪的重视程度。同栽培作物一样，中国史前南北方的家畜品种也存在着一定差异。猪和狗南北都有饲养，且都是以猪为主，区别在南方多水牛，北方则有鸡，都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过去曾一度认为中国家鸡是自印度引种的，而考古发现磁山文化已有家鸡。到了龙山时代，北方又驯化成功家马、家猫、家山羊绵羊，南方是否有这些家畜尚不清楚。中国传统家畜习称为“六畜”，指的是马、牛、羊、鸡、犬、豕。在新石器时代，这六畜基本都已驯育成功，我们当今享用的肉食品种的格局，早在史前时代便已经形成了。第三章 生存与发展第一节 告别洞穴人类最早的庇护所是自然洞穴，由于主要活动都限于山林中，居住洞穴也许并没感到有多大的不便。许多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石器都是在洞穴里发现的，说明这种原始居住方式在当时得到普遍采用，如北京人、山顶洞人便居住在洞穴里，洞中不仅有人类化石出土，还有许多石器、骨器、装饰品和食弃的大量动物遗骨，还有烧土灰烬。其他一些著名的史前洞穴遗址还有辽宁营口金牛山、贵州黔西观音洞、河南安阳小南海数处，都有很重要的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南方仍有不少洞居者，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等洞穴遗址的发现便是证明。当农耕发明后，人类便开始告别世居的现成洞穴，慢慢向远离山林的平畴迁移，寻求更适宜耕种的沃野。空旷的田野上找不到现成的居所，于是人们不得不动手营造简单的庇护所，房屋建筑技术便开始出现了。最早的建筑无非是窝棚、树巢、窑洞之类，窑洞的挖掘明显是受了早先洞穴居住传统的启发。告别洞穴之后，人类所经历的考验是严峻的，风雨、严寒与酷暑的侵袭锻炼了人们的意志，也逼迫建筑技术一步步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史前先民对居址的选择显然很有经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一般选择在背坡面水的地点，在河谷阶地和沼泽边缘，主要是从取水便利方面考虑的。有些较大的村落往往建筑在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个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许多现代城市便都是建在大河交汇处附近。为逃避洪水的危害，又得居住在一定的高度，南方地区有许多土墩类型遗址，就是当时人们从水害方面充分考虑过的证据。掌握了这些居址的选点规律后，考古学家们在野外往往很容易就能寻觅到史前遗址，常常是十拿九稳。在现今发掘的较早新石器文化遗址，大都发现有当时的房屋基址，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发掘到的房址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中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居址保存最好，数量也最多。广阔丰厚的黄土层，适宜穴居、半穴居和地面居住。在黄土梯地的断崖上，是开掘窑洞的理想场所，山西石楼岔沟遗址发现过仰韶和龙山时期的窑洞式居址，窑室中央有火塘，窑壁上还掏有贮藏物品用的洞龛(图4)。在窑洞式穴居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半穴居技术，使半地穴居住方式成为中原和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普遍的建筑方式，甚至南方和西南地区也见到半穴居的例证。最早的半穴居建筑见于磁山、裴李岗、白家村和兴隆洼文化，都是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圆形坑状竖穴，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很简陋的草木顶盖，只有兴隆洼文化的房址面积较大，由10余平方米直至100余平方米。再往后发展，坑穴挖得愈来愈浅，地面上筑起了矮墙，架起稍高的房顶。为稳固起见，又发明了支柱架梁技术。这些建筑技术的成熟，使得修建更大面积的房屋有了可能，也使得半穴居向地面居住的发展有了可能。图4 龙山文化穴居复原图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套间和多间连建的大型房屋。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100多座仰韶文化房址，早期多为半地穴式，面积较小，建筑方法也简单；晚期则多为地面建筑，面积较大，有的达到100平方米上下，其中最大的一座为占地达420平方米的多室建筑，有主室、后室和左右侧室，精心铺设的居住面，效果与现代混凝土相似，具备防潮、保温、抗压多种功能，居住面经数千年保存依然十分完好，平光如新。河南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时期甚至有长达80米，分为17个单元29间的长屋。类似的建筑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也有发现，且布局严整，显为事先规划好而后建的。山东龙山文化的日照县东海峪遗址，还发现有夯筑台基的地面建筑基址；河南水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则见到土坯残墙，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模制土砖，表明专用的建筑材料已制造出来。所有这些，都证实史前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南方由巢居发展而成的架空居住形式，称为“干栏”。这种竹木结构的房屋有很好的通风防潮性能，适宜气候湿热和地面低潮的地区居住，人居住在上层，底层可圈养牲畜。河姆渡遗址就发现过干栏式长屋遗迹，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木作技术。现代南方的许多地区，仍然流行干栏建筑，可见这种居住方式的传统是多么古老。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能力的提高，还有人口不断增殖，大规模的村落随之出现了。在仰韶文化时期即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村落，不仅聚集着数量可观的大小房屋，而且有比较严谨的布局，构成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单位，或者就是一个氏族公社。在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县姜寨和河南洛阳王湾，都发现了这样的聚落遗址，遗址清楚地划分为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地三个部分。如西安半坡遗址，面积达50000平方米，居住区占去30000平方米，建有数十座房子，房子周围掘有窖穴，还见到畜栏遗迹。所有住房都环绕在一座中心广场周围，其中包括一座可能用于氏族成员聚会议事的公共大房，面积为160平方米。临潼姜寨遗址面积也有50000平方米，居住区为20000平方米，也有一座中心广场和一座大房子。小房子可看出分为五组，也都分布在广场周围。半坡和姜寨聚落外部都掘有壕堑，是一种较早的防御设施。墓地一般都设置在壕堑之外，与居住区相隔离。到了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形态一改早期的向心型，而转变为成排分布，与现代村落相仿。目前发现的淅川下王岗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及蒙城尉迟寺遗址都是如此。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聚居传统有了一些改变，至今还没见到太大的聚居遗址，聚落内没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窑场都散布在房址附近，明确分属于某个家庭单位；窖穴都掘在室内，表明对私有财产的看重程度；也没发现是否有中心广场，但房屋有成组分布现象，可能表示着是一个个大家庭单位；村落周围不见深深的壕沟，却筑起了厚实的夯上围墙，在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岗遗址都发现过这样的围墙。史前居址的建筑技术，大体经历了几个进步过程：房子由小间到大间，由单间到套间和连间；墙体构造由木骨泥墙、乱石砌筑发展到土坯墙和版筑墙；柱子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深埋到应用础石；居住面由不修整到烧烤，再到涂抹石灰面和夯筑混合土等等。建筑形式由半地穴、架空转向地面，再进而夯筑高基；居住形式由散居到聚居，再而到城居。这一切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基础，也奠定了帝王宫室殿堂建筑的基础。富丽的宫殿，巍峨的大厦，高超建筑技术的形成，是在人类告别洞穴居址之后积累起来的，是在营造茅茨土阶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人类当初死守在洞穴中，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广厦千万间了。第二节 经纬丝麻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除了上述的居住和后面要谈的饮食外，还有衣服一项，这也是人类文化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衣服的发明，主要原因当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有人认为是出于遮羞和美化的心理，但这样的心理，推测只是在原始社会晚期才出现的，与服饰的起源并无直接的关系。衣服起源的主要原因还是御寒的需要，在热带地区还可能出于防晒的需要。最早的衣服原料无非是树皮、树叶和野兽皮毛之类，经过简单的缀合便可披挂在身上。生活在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能制作精致的缝衣骨针，说明当时已有了衣服的裁缝技术，人类几百万年赤身露体的处境有了根本的改观。到新石器时代以后，不仅骨针有了普遍使用，而且发明了纺线的纺轮，半坡遗址出土穿孔骨针达270枚之多。更有原始的织机，织出轻而薄的布匹，裁出了合体的衣服。磁山和裴李岗文化居民已开始使用纺轮，那是用陶器碎片加工而成的，陶片打磨为圆形，中间钻一孔即成。后来在烧制陶容器时也烧制纺轮，仰韶文化发现的陶纺轮数量相当可观，半坡遗址就出土50件。最精致的陶纺轮是屈家岭人制作的，表面绘有对称的线条，具有一种运动的美感。纺与织的技术可能是同时发明的，或许纺技出现略早。织技的发明估计可早到新石器时代前期，开始是用针编织，进而发展到原始机织。根据出土木器残件分析，河姆渡人已发明了原始腰织机，这是一种将经线一端固定在木桩上，另一端固定在腰部的手织机具，分经穿杼技术与后来的竖式织机已无太大区别。织机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彩时代，它在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人类从此主要不再依靠自然物品御寒，开始拥有自己随心所欲织造出来的纺织品。史前织物的纤维原料主要有葛、苎、大麻和蚕丝等，以野生纤维为多，可能已开始人工饲养桑蚕。在仰韶和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陶器的底部，都曾见到过布纹痕迹，这是纺织技术发达的证明。考古发现的史前纺织品实物也有多例，如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柳子镇遗址，1958年出土了麻布类织物残迹；马家浜文化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1972年发掘到三块炭化了的野生葛纤维织物残片；良渚文化的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1958年发现较多织物残片，有苎麻布片、绢片、丝带等。 良渚人悠久的丝织技术传统，已有了5000年以上的历史，这正是文明中国高度发展的丝织技术渊源之所在。“锦绣”、“绮丽”之类美好的字眼，都是源于发达的纺织技术。没有史前时代原始纺织成就，就不会有文明时代发达的纺织技术，也不会有那条对外开放的著名的丝绸之路，也不会有今日如此绚丽多彩的世界。考古工作者虽然不曾发掘出哪怕是一件史前时期遗留下来的衣服，我们却可以由一些当时的陶艺作品上得知有关的信息。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盆内绘着三组五人的手拉手群舞场面，舞人似穿着无袖长衣，衣后还有一尾形装饰。人们推测，早先的衣服式样比较简单，无领无袖，在一张兽皮中央挖一个洞，将头从洞中套进去，兽皮分前后两片裹住身子，腰间系上一根绳子，就是一件很不错的皮衣了。这实际上成了一种袍子或裙子，有的研究者称其为“贯头衣”。随着缝纫技术的发展，贯头衣又加缝上两条袖子，变成了更实用的标准服装。待有了布帛织物之后，衣服的缝制更为精细、更为便利了，样式也更多了。新石器时代居民不仅会裁制合体的衣服，也会缝制帽子和鞋子等，想方设法将全身打扮起来。陕西临潼邓家庄遗址出土一件头戴厚大帽子的半身陶塑人像。说明仰韶人冬季可能有皮帽御寒。黑龙江密山新开流文化居民时兴戴一种尖顶皮帽，亦见于出土的陶塑人像上(图5)。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则见到彩绘靴形器，马家窑人一定会制作长筒靴，否则不会有这样写实的彩陶艺术品。图5 新石器时代帽子式样第三节 炮燔烹炙人类最早的饮食方式，大概与动物没什么两样，弄到什么吃什么，无所谓烹饪，古人谓之“茹毛饮血”。自从掌握了用火取火技术以后，便开始了熟食时代。刚刚开始的熟食，或者可以称作原始的烹饪，既无炉灶，也不知锅碗，陶器尚未发明，主要烹饪方式不过是烧烤而已。将肉块直接投入篝火中烤熟，或者将石块烧热后放在盛有水和肉的非陶质容器内，通过反复投取热石，直到煮熟肉块。《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当用火之后，“以炮以燔〔fan烦〕，以烹以炙，以为醴酪”。这些话基本上说清楚了烹饪发明前后的大致情形。“绿色革命”完成以后，谷物很快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由于谷物不宜生食，谷物的熟食成了一大难题。古人推测说，史前先民起先大概借用了烧烤肉类的方法，将谷物放在烧热的石板上烤熟。《礼记·礼运》即说：“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捋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烧烤虽是一种永恒烹饪法，但并非适用于所有食物，食用谷物此法就不那么十全十美，因此不能完全照搬烧烤肉食的方法来食用谷物，还得寻找新的烹饪方式。也许陶器正是在这种寻求新烹饪方式的过程中被发明出来。早期的陶器多为炊具，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史前发明的陶质炊具有釜、甑、鼎、鬲[li栗]等，它们的主要功用是蒸煮，而不是炮炙，烹饪的对象改变了，烹法也有了明显的不同。炊器中陶釜的发明最为重要，各新石器文化居民都使用它，其他类型的炊器如鼎、鬲等，都是由釜改制而成。鼎、鬲退出厨房后，釜又回到饮食生活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锅。现代广为使用的甑，在陶器出现之初并没有发明。在中原地区，仰韶人已开始用甑，但并不很普及；到龙山文化时期，甑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在种植水稻的长江流域，甑的出现稍早，河姆渡文化已有标准的陶甑，但使用也并不普遍，到崧泽、大溪、屈家岭文化才大量使用甑作炊器。甑是套在釜、鼎、鬲上使用的。原始蒸法是人类利用蒸汽能的最早实践，是东方饮食文化区别于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这个传统已有6000年的历史。直至今天，西方人还极少用蒸法，甚至在一些国家厨师连“蒸”法的概念都没有。西方在烤法上十分精到，所以主食吃的是面包；我们以蒸技见长，所以做出来的是馒头。青铜时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曾发生过重大作用的鼎，起源于史前的陶鼎。陶鼎在7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便已广为流行，几个最早的文化集团都曾使用鼎类器。鼎在长江流域较早见于马家浜文化，再晚些时候才得到普及。形体大一些的鼎通常为炊器，小些的则作食器。到龙山时代，炊器中又多了鬲和斝[jia甲]，形状与鼎相似，三足改实心为空心，增加了受热面，变得更科学更实用了。由这些炊具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的烹饪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蒸和煮，得到的是饭和粥。对主要谷物粟和稻的食用，这也是最便利的方法，称为“粒食”。人们推测，史前居民吃饭一定与许多后进民族一样，是用双手抓食，其实不然。粥饭热时不便以手抓取，需有一种合用的食具，现代用筷子和餐匙，史前也用匙，并不直接动手指头。考古已发现7000年前的专用食匙，河姆渡人就有，一般为骨片制成。大汶口人还有蚌片匙，磨好的蚌匙缚一小柄，非常实用。当亲人去世后，要取他们生前用过的骨匙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大汶口和齐家文化居民盛行此俗，食匙或悬系死者腰际，或抓握死者手中，可见在史前它已是必不可少的个人装备了。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食物来源除了田野上收获的粟、稻等等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副食品，我们可以根据考古发现开列出一份不算太寒酸的菜单来。仰韶居民的副食来源可以半坡人为例，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判断，当时的肉食品种有鹿、獐、鼠、野兔、狸、貉、獾、羚羊、雕和鱼类。龙山居民享用的野味除了鹿、獐、兔、獾，还有螺、蚌、鱼、鳖。大汶口居民还以龟和鳄为美味，这在其他文化的居民生活中还不多见。生活在东北山地森林边缘地带的富河文化居民，猎取野猪、麝、狍、麋、黄羊、狐、松鼠、狗、獾、鸟类作为补充食物。生活在大海岛礁上的小珠山人，肉食除了猪、狗、鹿、獐外，还有大量海产贝类，包括牡蛎、青蛤、锈凹螺、荔枝螺、毛蚶等，甚至还有法捕食鲸鱼。华南史前贝丘遗址的发现表明，滨海先民更以蚝蛎、海鱼、海龟、海鳖为主要食物，食剩的贝壳都堆成了小丘。长江下游的马家浜人，除猎取梅花鹿、四不象、獐、麝和野猪外，还捕捞龟、鼋[yuan元]、鳖、河蚌、蛤蜊和鱼类，采集野生杏梅、桃、菱角等为食。河姆渡人食源也很广泛，渔猎对象有鹿、鸟、鱼、龟、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采集食物则有橡子、菱角、酸枣、桃、薏仁、菌类和藻类等。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饮食生活，与当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话颇相吻合。人类对山珍海味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与史前饮食文化传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关系。中国烹饪富于创造性，首先体现在选料广泛，五谷菜蔬、飞禽走兽、虫鱼鳖蜃，无所不取，皆可为美食，这个文化传统确可追溯到史前时代。中国史前文化在饮食生活上的另一大成就，就是谷物酿酒的发明。古人有说酒为仪狄初酿，或说为杜康，晋代文人江统在《酒诰》一文中却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芬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他不大相信传统说法，认为酒的酿造成功纯属偶然，是剩饭发酵变成的，很有见地。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巧事，一些无可挽回的错误，反而铸成意外的成功。人类的初酿成功，可能就起因于谷物贮存不善而发芽发霉，这种变质谷物煮熟后食之不尽，很容易变成酒醪〔lao劳〕，这便是谷芽酒。就是这样的失误，却使人们常能尝到另一种美味，有意识的酿造活动随之被发明出来。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有许多精制的黑陶高足杯、觚形杯、壶、盉[he和]等，都是与后来商代酒器相类似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它们同样也是酒器，可以证实大汶口居民已有酿酒的实践了(图6)。还有报道说，仰韶居民也有成套酒器，但并不习见。应当指出的是，这些都是礼器化了的酒器，是酿酒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物，并不能用作始酿时代的证据。要论证何时有酒，最重要的依据应当是有无酿具。考古确曾发现大汶口居民制作有带滴孔的大酿缸，这类酿具在仰韶文化以至更早的白家村文化中都能见到，这是酿酒存在的确证。也就是说，酿酒技术的发明已有了不下7000年或更久远的历史，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了更多的剩余谷物，才能用于更大规模的酿酒活动，可以肯定，酒在开始出现时就是一种奢侈品，在谷物不够食用时，人们是不会拿它去大量酿酒的。图6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酒的酿造成功，是人类通过化学手段改变食物性味的成功尝试，开了其他许多酿造活动的先河，后来出现的醋、豉〔chi齿〕、酱、菹〔zu租〕等工艺，无不与酿酒技术相关。酿造给人类的饮食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试想如果没有酿造，我们的生活该会是多么的平淡、多么的没有滋味！第四章 美的使者第一节 不倦的追求人类同动物还有一种根本的区别，就是尚美，热爱美好的事物，也用智慧创造美，人类是美的使者。爱美之心，并不一定是在有了丰厚的生活条件之后才萌发出来的。在充满艰辛困苦的史前时代，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努力美化自己的生存环境，创造了无数美妙的艺术品。人类同时也在不断美化自身的形象，将自己装扮成“艺术品”。就是这样不倦的追求，使得本当平淡无奇的史前文化放射出十分绚丽的光彩。人类对美的追求，首先体现在自我修饰上，这种修饰除了上文说过的衣服外，还有发饰和相关的饰物等，这是美化人身诸多手段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史前时代更显得重要。现代人的头发，使用现代化手段，可以烫出许多新奇的发式，在古代、在史前时代，人类也有一些手段，也能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美观的各种发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都有互为区别的发式，都有独到的美感。史前不同文化集团的居民往往以发式作为互相区别的明显标志，这些发式主要可能有披发、椎髻、编发几种，在史前陶塑上可以找到这些发式存在的证据。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人像彩陶瓶，瓶口塑有生动的人头像，前额和两鬓为齐眉的短发，脑后为平耳垂的断发，有这样整齐的梳理实在是意想不到，可能为当地当时成年男子的标准发型。马家窑文化陶器上见到一些彩塑和彩绘人头像，面部都绘有一些下垂的黑色线条，很明显这是披发覆面习俗的写照，当是青壮年妇女的流行发式。另外，甘肃礼县还见到辫发盘绕在头上的陶塑人头像，说明当地也有编发的习俗。多种多样的发式，也常常用作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的标志(图7)。在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簪发的骨笄，表明中原地区有古老椎髻的传统，这传统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成为男子的标准发式。在史前墓葬中，一些骨笄出土时横置在死者的头顶，这就是用作簪发于头顶的笄，这样的发式称为“椎髻”。发笄多以兽骨磨成，也有陶土烧成的，形状变化多样。图7 新石器时代的人形陶塑史前人对发式的重视，还可以由他们精心制作的发梳上看出来。史前发梳有象牙质的，也有骨质和石质的，有些加工得相当精致。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居民都有精美的象牙梳，梳齿有多达20枚的。更多见到的还是骨梳，龙山文化中见到玉梳和石梳。有些骨梳只有四齿或五齿，可以由此想见最早的梳子当是仿照手指的形状做成的，梳子发明之前主要用手指梳理头发。后来梳子也成了一种饰品，别在脑后，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就发现头部放有二件象牙梳的死者。梳发是美容的一个重要内容，文明社会如此，史前社会亦是如此。不要想象史前人一个个都是披头散发，他们也有美发的追求(图8)。图8 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骨梳和石梳史前不仅有整齐的发式，也有了各种各样的首饰。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装饰品，有玉石质、蚌质和骨牙质的，也有陶质的，可能还有不少其他有机质的饰物没能保存下来。史前饰品的种类较多，有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等，装饰的部位由头、颈至全身，甚至延至足部，头部和手臂是重点装饰部位。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了比较简单的装饰品，一般都是经过稍稍加工的小件自然物品，如兽牙、鱼骨、小石块、贝壳等，稍加打磨，基本保持自然形状，穿上一孔后作坠饰挂在身上。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了真正的人工饰品，使用了比较复杂的加工技术，不少以自然物为原料的饰品也完全改变了自然形状。装饰品在最初也许并不纯是以美容为目的，但在后来这种目的渐趋明显，饰品本身也越来越精美了。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装饰风格是不相同的，各有特色。黄河中游地区仰韶和龙山文化居民，除了骨、石、蚌质类饰品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陶质饰品，有环、珠、管、笄等，以陶环数量最多，作手镯佩带。陕西临潼姜寨的一座仰韶墓葬中，有一少年女性佩有骨珠串成的项链，珠数达8721颗，仰韶人对饰品的注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生活在东部沿海一线的红山、大汶口、龙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居民，流行玉石质饰品，较少或不见陶质饰品。新近在山东临朐朱封村发掘的龙山文化大墓中，发现有雕琢精美的玉笄玉簪，是史前饰物中的珍品。在长江流域的诸新石器文化中，流行一种玉璜类的项饰，是一种两端有穿孔的半环形饰品。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饰品，其佩戴方法还有待研究，不一定全都为项饰。史前的建筑装饰也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新石器晚期已有在墙壁和居住面上绘彩的做法，秦安大地湾一座仰韶文化房址的居住面上，就有黑色彩绘的人物图形；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排房建筑中还发现有内墙涂朱的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房址中央的灶塘周围，有的用颜色勾绘出一圈宽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过刻绘几何纹图案的白灰墙皮；宁夏固原麻黄剪子的齐家文化房址残墙上还绘有红色几何纹壁画。许多器具的制作，玉器、骨器和陶器等的多姿的造型和多彩的装饰，体现了史前工匠们对美的不倦追求。还有其他许多雕刻艺术品，以及音乐舞蹈等，无不体现了史前人尚美的精神世界。下面我们仅就雕刻、彩陶和乐舞几个方面，来粗略看看史前先民所创造的美，所崇尚的美。第二节 彩陶精蕴彩陶是史前先民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也是史前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陶器自一发明开始，它的装饰就受到史前工匠们的重视，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包括打磨、刻画、压印方式的采用，特别是彩绘的应用，使得质地粗糙的陶器变得多姿多彩。最早对陶器进行彩绘装饰的是白家村人，后来的仰韶人大大发展了彩陶艺术，马家窑人将这门艺术的发展推到顶峰。彩陶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有的研究者常常称之为“彩陶文化”。中国史前彩陶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也很长。彩陶艺术起始于距今8000年前，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约有近4000年之久。彩陶的繁荣期大致是在距今6500—4500年前，也有2000多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时代跨度内，大部分新石器文化居民都有彩陶制作，但数量上有多有少，风格上有很大差异。彩陶工艺较为发达的有仰韶、大汶口、大溪、屈家岭、马家窑文化等，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地区是在黄河中上游一带。华南和华北地区也有彩陶发现，数量很少，远不能同黄河流域相比。史前彩陶的纹饰变化多样，有各种各样的母题。不同文化共同体所经常描绘的纹饰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各自表现的主题不同，色彩的选用也各有特点，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特色。仰韶文化前期彩陶以红地黑彩为主，纹饰多见动物形及其变体，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母题有鱼、鱼网、鹿、鸟、蛙、人面等，还有折线、三角、圆点等几何形纹饰，多以直线表现。后期除红地黑彩外，又出现了白衣黑彩，也有鸟、鱼、蛙等写实类母题，比例稍少，更多见到的是垂弧纹与花瓣纹，多以弧线表现(图9)。马家窑文化彩陶数量多，色彩富丽鲜明，红、黑、白几种色彩并用。图案也很丰富，出现比较复杂的图案组合形式，常见的母题有涡纹、同心圆、波纹、平行线、网格纹、折线、齿带纹等，线条流畅多变，具有较强的动感(图10)。大溪文化彩陶也有特色，在红陶上绘黑彩，黑陶上绘红彩，纹饰洗练，常见平行线、波浪纹、人字纹、绳索纹和花瓣纹等。屈家岭文化有独具一格的朱绘黑陶、蛋壳彩陶、彩绘纺轮，颜色有橙黄、橙红和黑色几种，并采用一种晕染绘法，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勾线设色的方法，纹饰主要有旋纹、弧线等几何形，构图大多也比较简练。图9 仰韶文化的彩陶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色彩有黑、白、红、赭诸色，纹饰有网格纹、花瓣纹、八角星纹、折线、涡纹，几乎全为几何形。有些彩陶纹饰是某个文化中仅见的，也有些纹饰会引起某几个文化传统居民的共识，受到共同的喜爱，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交流的事实，也表明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融合。如仰韶文化彩陶中常见的花瓣纹图案，在大汶口、大溪等文化中都有较多的发现，分布面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年代也很接近，构图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似乎表明花瓣纹图案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容易为不同传统的居民所接受。图10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从整体上来说，彩陶纹饰通常采用的是变化多样的几何形图案，少见人形与动物形构图。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不少几何纹都是动物纹变形简化的结果，其本质表现的还是某些动物，仍当以动物纹看待，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半坡发现的一些三角形彩陶纹饰，很显然就是由鱼纹演变而成的(图11)。图11 仰韶文化彩陶鱼纹向几何纹的演变示意就甘肃青海地区出土的彩陶而论，不少几何形图案母题的祖型都是象生类母题，有的演变轨迹相当清楚。如直边三角形分别由鱼体、鱼尾或鱼鳍形状演变而成，涡纹则由鸟首图形变化而成，波折纹又是由蛙纹和蛙肢纹简略而成，所以三角形、涡纹、波折纹被分别认定是鱼、鸟、蛙体的标志图形。由这个发现看，不少几何图形确实是由象生图案递变而成，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彩陶纹饰尽管种类相当丰富，但也并不是史前陶工们随心所欲画成的，该描绘什么，本来是有一定之规的，因为常见纹饰都有一定的含义，受到原有文化传统的制约。绘有彩纹的陶器不仅能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而且还是史前居民精神生活的一种形象寄托。人们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生活而绘制彩陶，还要由此表达他们特定的心理和意识，甚至表现他们的宇宙观等等。所以选用什么纹饰，采用何种构图，都有既定的法则，根深蒂固的传统就这样形成了。例如仰韶和马家窑文化中常见的蛙纹、鸟纹及其变体，可能就表现了当时对蛙和鸟的崇拜心理。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也是极崇拜蛙与鸟的，鸟为太阳神，蛙(蟾蜍)为月亮神，可见日月崇拜是植根于原始社会的，这样的崇拜在史前的情形，由彩陶纹饰的发现充分展示到我们面前。我们也由此观察到，中国古代的日月崇拜，最早应是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它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物(图12)。图12 仰韶文化绘有蟾蜍图形的彩陶另外，也有许多彩陶纹饰的意义很神秘，并不能一目了然。例如仰韶人所绘的人面鱼纹，在关中和陕南地区都有发现，基本构图比较一致，对它的解释却众说纷纭，竟有20种之多，论者谁也说服不了谁。其中很可能已经包含了比较合理的论说，但要检验哪一种是正确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图13)。最精美的一件彩陶杰作，是1978年在河南汝州阎村发现的，时代属仰韶时期。在一个深腹平底大罐的一侧，绘有一幅大型彩画：一只站立的白色鹳鸟，嘴上衔着一条大鱼，它的对面绘有一柄石斧。这幅画被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它不同于一般的图案装饰，表达了某种完整的意义，或者至少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愿望，到底说明了什么，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恐怕还是一个待解之谜。图13 仰韶文化的人面纹彩陶图案从彩陶图案流畅的线条和严谨的构图看，史前已发明了绘画用的毛笔，尽管目前还没有当时的毛笔实物出土。鲜艳的色彩取自不同的矿物颜料，如赤铁矿粉、高岭土等，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过紫、红两色彩锭，据分析是彩陶颜色的原料。很多遗址还发现了研色用的石盘和调色用的陶碟，彩绘工艺当是掌握在一些专业人员手里。临潼姜寨的一座仰韶文化墓中，死者足部随葬有石砚、磨棒、水杯和赤铁矿石块，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个彩陶工匠。史前艺匠通过彩陶纹饰传导出的意境，在我们今天虽然已是很难完全弄明白了，但他们创造的这宝贵精神财富确实是有价值的和不可多得的。第三节 细刻精雕雕刻作为美化生活的工艺手段，在新石器时代采用相当普遍，我们现在已发现了那时代的大量雕刻艺术品，其中有不少原始艺术珍品。这些雕刻采用的材料有骨、牙、陶、石等，有线刻，也有浮塑和圆雕。有的属器具上的附属雕刻，数量不少，也有一些单体雕刻艺术品，都闪烁着史前先民的智慧之光。骨牙雕刻是既细腻又高雅的一种艺术品，多出于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河姆渡遗址的刻有双凤纹的骨匕，江苏邳县刘林遗址的用猪牙雕成的猪首，泰安大汶口墓地的透雕象牙筒和象牙梳，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的骨雕人头像，都是难得的雕刻工艺珍品。考古发现的陶塑艺术品较多，尽管陶塑有更大的随意性，不过也有许多佳品，主要是写实的人体和动物形体。如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女神塑像，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陕西华县太平庄鸮形鼎，泰安大汶口的狗形陶器，胶县三里河的猪形陶器等，都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石雕艺术品相对发现较少，尚不足以反映史前时代的工艺发展水平。甘肃永昌鸳鸯池的石雕人头像，北京平谷上宅的石雕小猴，四川巫山大溪的双面人头石雕等，这些发现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此外，在南方和北方都发现了大量凿刻或朱绘在崖壁上的岩画，其中一部分的时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属史前人的作品。岩画内容主要为再现的狩猎和放牧活动，表现各类动物的画面占多数，显然不是农耕部落遗留下来的。这些简练粗犷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史前人类活动的真实画面。雕刻工艺的基本手法，早在旧石器晚期制作小件饰物时即已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有了较大发展，取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作品也愈来愈精美。中原地区较早的新石器遗址都出土过少量雕刻类文物，多属小型的陶塑，制作比较粗糙，表现的主题是人和动物。进入新石器文化繁荣发展时期，雕塑、雕刻艺术又有明显提高。在这一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主要以人为表现的重点，流行将人首人体形态附塑在陶器上的做法。下游地区则主要表现的是动物形体，甚至整个器物都塑成动物形状，相反绝不表现人体，也没见到过人体艺术作品(图14)。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少量的雕刻品出土。中游地区所见数量很少，特征不明显，有动物主题，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过几批陶塑小动物，主要有猿、象、鸟、狗、兔、羊、鸡、鸭、龟、猫头鹰等，也有少量人体陶塑，是少见的重要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多见骨、牙、木质雕刻，题材为动植物，少见人物形象，以线刻为主要表现手法，细腻传神。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玉雕工艺，多采用线雕、浮雕方式，以表现细腻的兽面图案为主，也有写实的玉鸟、玉龟等。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也有发达的玉雕工艺，有陶塑泥塑人像，形体高大，写实风格很强。图14 表现动物形体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作为造型艺术的雕塑、雕刻工艺品，在史前社会具有特定的意义，并不纯是工艺品。同其他工艺品一样，雕刻品也表达出了史前人的信仰与追求，甚至大部分作品都有它们特定的含义，多与原始宗教和巫术紧密联系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真正表现自然情趣的艺术作品也并非没有，至少不是主流。正是在这种原始信仰与追求中，雕刻工艺水平有了一步步提高，尚美的情趣逐渐向高层次发展，一些高水平的手工业艺人也由那个时代培养出来。许多精美的雕刻工艺品，没有具备专门技巧的人是做不出来的，更不用说那些需要专用设备的琢玉工艺了。从史前起源的中国雕刻艺术传统，在青铜时代得到继承与发扬，青铜器纹饰不论是几何纹饰还是动物纹饰，都是在史前时代原有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上看，艺术的根基本是植于史前时代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之树愈渐茂盛起来。第四节 歌舞乐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周南·关雎》)钟鼓之乐，在商周时代是贵族们风度的体现。史前也有钟鼓之乐，虽然那时还没有真正的贵族。不仅有钟鼓之乐，也有歌有舞，史前艰难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愉快，充满了欢乐。歌、舞、乐是起源最早的美的艺术，尽管它们在出现时并不算是标准的艺术形式，没有观众，还不属表演艺术的范畴。原始歌舞很难留下什么痕迹，尤其是音乐，我们是无法听到远古的旋律了。但是我们却可以由先民们遗留下来的各种乐器，还有一些有关歌舞场面的远古岩画等，去推测史前乐舞发展的进程。甚至可以由先民们遗留下的各种乐器，去找回逝去的乐音；由先民们留下的绘画，去模仿凝固的舞姿。原始乐舞是在劳动中起源的，实际上，乐舞最初往往是劳动进行过程中的固定内容，属于劳动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狩猎部族的猎手们，在出发前要预演狩猎的过程，进行一次模仿狩猎活动的操练，还有模仿狩猎对象的表演，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化妆舞会。在广西左江、云南沧源、内蒙古阴山发现的早期岩画中，都有这种狩猎者舞蹈的壮观画面，这舞蹈寄托着舞者祈求丰产的愿望，它的本质是再现狩猎活动，激励猎手的勇猛精神，唤起人们的集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前舞蹈是一种实用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这种狩猎前的舞蹈相联系的，是一类庆贺丰收的舞蹈，用于表达狩猎与生产丰收后的喜悦心情。这舞蹈有时要重演获得丰收的艰辛过程，使用的道具都是实用的工具。当神灵观念笼罩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时，乐舞又被用于祭神、娱神，而且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和传统的内容，真正美的艺术作品由此诞生出来。乐舞逐渐脱离劳动而不再是劳动的附属品，最终成为一种表演艺术。乐舞最原始的社会功能即便在当代社会也能表现出来，但抒情与愉悦的作用显得更突出了。有些纯艺术的乐舞不一定都直接表现劳动者的情感，但同样能唤起人们内心的思索，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便是艺术魅力之所在。图15 马家窑文化舞蹈图案彩陶盆史前舞蹈的舞姿之美，可以从我们提到过的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上看得很真切，陶盆上描绘了一个集体舞蹈的场面，舞者手拉手，踏着一定的节奏，步伐整齐地边歌边舞，一幅史前风俗画跃然眼前(图15)。在各地岩画中，所描绘的舞蹈场景也很动人，有单人舞、双人舞，也有场面壮观的多人群舞，包括狩猎舞、假面舞、征战舞、祭祀舞、生殖巫舞等，有些作品是属于史前时代的，就是年代稍晚的作品，依然体现出史前舞蹈的风格，让人感觉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图16)。图16 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中的舞人史前乐舞出现以后，还被广泛运用到宗教、巫术、丧葬、誓师、祝捷等仪式上，由此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舞蹈，尤其是群舞，必得有一定的节奏，所以伴奏是不可缺少的。初期舞蹈的节奏，主要是舞者自身的拍打与呼号，有时借用 一些现成的器具敲打，由此制出打击乐器，这是史前乐器的主体。声乐和器乐的产生与舞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歌、舞、乐一体的结构。早期的节奏性打击乐器，多是取材于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后来发展起来的旋律性乐器也大体符合这个规律。从这个意义说，乐器的诞生与史前社会生产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打击乐中最古老的乐器是鼓，考古发现过一些史前陶鼓，以陶土烧制为筒形，再蒙以兽皮。青海民和阳山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彩陶鼓，形如现代腰鼓，可悬挂起来敲击。古有“鼓缶而歌”之说，缶即是陶盆，史前人拍击陶盆而为节奏当是常见的事。石块也是常采用的打击乐器，大块的石片能发出清脆的乐音。龙山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一件大型石片，背钻一孔，可吊挂起来敲击，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石磬。青铜时代的石磬磨制光滑，制作规范，成套的磬能奏出优美的完整乐章，它的祖型就是史前的打制石磬。此外，后来常见的钟和铃形乐器，在史前时代即已有了制作，龙山时代有陶钟与铜铃，不过发现的数量不是太多。除打击乐外，史前的吹乐也很发达，明亮的音色，高亢的旋律，不须太高的演奏技巧，也无须高超的制作工艺，所以受到史前人的重视和喜爱。史前吹乐主要有哨、笛、埙[xun熏]、号等，都有实物出土。笛、哨均用动物肢骨制成，江苏吴江梅堰遗址、河姆渡遗址都有出土，数量多达100件。不久前河南舞阳县贾湖一座新石器时代墓中一次出土16件骨笛，年代测定为距今7500年以上。这些骨笛大多钻有七孔，通过实验测音，得知它们已具备七声音阶结构，发音准确，有的尚能吹奏出旋律。这是一种直握笛，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直笛演奏家，或者是一位乐器制作工匠。贾湖骨笛的出土，导致了音乐界对中国史前音乐发展水平的重新评价，过去一直认为“中国乐制只有五声音阶”、“先秦无七声音阶”，这样的结论显然没什么讨论的价值了。中国古代的埙是很有特点的吹乐，系用黏土抟成，握在掌中即可吹奏。这种乐器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史前时期。河姆渡遗址出土过无音孔的陶埙，西安半坡遗址也出土过二件陶埙，外形如橄榄。其他地点发现过球状、鱼状、管状陶埙，有吹孔，也有音孔。埙音较为低沉圆润，适宜表现荒野情趣，可能在史前很流行这种吹乐。史前吹乐中还有一种陶质号角，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一件，形如牛角，可以吹奏出浑厚的乐声。可以想见，史前真牛角做成的号也是有的，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已。史前是否已有弦乐器，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乐舞作为美的享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早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早已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史前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乐舞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尽管那时已有了一些专家，但它从来都是大众参与的活动，人人都有这方面的天赋，言传身教保证了这传统代代相传，保证了这门艺术不断得到发展。第五章 崇拜与信仰第一节 造作众神人类在史前有鬼神崇拜的传统，鬼神有大小善恶之分，人们诚惶诚恐，坚信不移。鬼神由何而来？原来却是人类自己臆造出来的，人类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时，也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人是众多神灵的造作者。在史前时代的各种崇拜形式中，首先出现的是自然崇拜，其次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史前人类在能力有限的艰难跋涉中，深深感到自然力和许多自然物的力量很大，远远超出人力之上，于是逐渐产生一种变形的认识，以为自然力与自然物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而且高于人本身。这实际上是将人的特点赋予了自然力，认为自然力有神灵主宰，于是由此产生信仰，这便是自然信仰。自然被人格化，进而被崇拜，形成自然崇拜。在史前人看来，自然界是 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神灵既可赐福人类，又会降祸人类，只有顶礼膜拜，才能获得神的护祐。一切自然物，上自天体，下至大地，所有与人类相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各自都有主宰的神灵，都具有人类无法超越的力量。 自然崇拜的形式依崇拜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区分为山石崇拜、水火崇拜、动植物崇拜、大地崇拜、天体崇拜等几大类，在考古遗迹中大体都能找到它们存在的证据。山石和水火崇拜，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崇拜形式。齐家文化墓葬中常随葬一些小白石，有的一墓葬有304块之多，这是白石崇拜遗迹。这些白石作随葬品的用意何在，还有待深入研究，是否像后来羌人那样以白石作为一切神灵的代表，不得而知。还有一些新石器时代居民将墓葬方向朝向山顶，或朝向远方的高丘，也与山石崇拜有关。大地崇拜在农耕文化中表现为地母崇拜，地母就是后来俗称的土地神。大地崇拜的仪式常与农事活动相关联，通常表现为播种前的祈求丰产的仪式，还有获得丰收时的谢神仪式，这是春秋两季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大地养育了人类，所以要献祭，具有报恩的意味。 史前出现的妇女雕像，通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象征物，是将地母人格化的神灵。红山文化发现了崇拜地母的祭坛，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中国古代以“社”为地神，以“稷”为谷神，社稷合称又成了国家的代名词，由此可以看到原始宗教打下的深深的印记。天体崇拜包括对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的崇拜，还有对上天的整体崇拜。对天神的礼拜同大地崇拜一样，也是农业部落十分重视的事。天候气象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耕作需及时雨，得求雨神；作物需阳光照，得求日神。天体虽是高高在上，却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当然也慢待不得。仰韶、大汶口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中有太阳与鸟，被研究者认定是天体崇拜的证据。大汶口文化陶缸上见到日、月、山的复合象形符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存在的综合自然崇拜。游牧部落也并非不流行天体崇拜。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看到许多有关天体星座的画面，还有“拜日图”等，生动地描绘了游牧人拜天的事实。由自然崇拜派生出来的灵物崇拜，在史前时代也极为流行。灵物崇拜的对象也很广泛，包括许多人工制品，如房屋、工具等等。 拿一个小物件当护身符的做法，就是灵物崇拜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山东和江苏的几处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了一些以龟甲随葬的例子，应当是龟灵崇拜的遗迹。泰安大汶口11座墓共出龟甲20，邳县刘林九座墓出龟甲13，大墩子15座墓出龟甲16。此外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墓地，也发现有四座墓随葬有龟甲。龟甲一般放置在死者腰部，显然是随身携带的 一件灵物。商代盛行的龟甲占卜，可能源于史前时代的龟灵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