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袁五条”与“蔡六条”水火不容，“冯八条”又自说自话，不仅是跟任何一方都不贴边，更要命的是连“冯八条”自己都跟自己相矛盾。比如说按照《民元约法》，就应该由黎元洪出来主事，可“冯八条”一边坚持《民元约法》，一边坚持让袁世凯主政。这个纰漏表明，“冯八条”多半是冯国璋故意逗大家开心的。　　都这个节骨眼上了，老冯还在搞怪，真让人拿他没办法。　　就在这时，国难来临，载兵船“新裕号”沉没，近千名北洋兵溺死于深海之中。这不啻雪上加霜，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　　【06.惊世大海难】　　“新裕号”、“新康号”、“新铭号”及“爱仁号”，是招商局的四艘载客商轮，寄泊于天津码头。1916年4月15日前，海军总长刘冠雄，通知天津码头，军方将征用这四艘客轮，载送北洋陆军第十二师去广东，与龙济光会合。　　于是15日并16日，连续两天，第十二师士兵在塘沽登船出发，此行除了从招商局征用的四艘商轮之外，另有“海容号”并“海圻号”两艘兵舰随行。　　六艘船在海面上哗啦啦行驶了两天，突见“海容号”上挥动旗语，让船停下来。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船在大海深处，前不靠村，后不挨店的？　　可是必须要停下来，因为刚刚接到准确消息，广东龙济光那厮，悍然独立了。这时候大家再去广东，后果大大的不妙，搞不好，会被龙济光用火炮把大家全都轰零碎了。　　船停半日，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改道浙江靠岸。于是六艘船掉转方向，哗啦啦地向着浙江海岸行进。未及两日，“海容号”上又打起了旗语，让大家再停下来。　　又出什么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浙江居然也赶在这节骨眼上独立了。原本独立后的大都督是屈映光，可袁世凯值此众叛亲离之际，不顾一切地公布了屈映光的密电，想感召冷血的北洋军人，迷途知返，重新回到爱戴袁世凯的正确道路上来。　　袁世凯这一招弄巧成拙，北洋军人没有被感动，反而差一点儿搭进屈映光的性命。虽然屈映光没有被杀，但浙江大都督却换成了狠角色吕公望。　　如果浙江说话算数的是屈映光，大家去浙江靠岸还是不碍事的。可吕公望却不同，这家伙绝对是打沉你没商量，不能惹。　　所以海面上这六条船，还得掉头改方向。　　这一次六条船真的没地方去了，如同六个没娘的孩子，孤零零地悬浮于海面上。悬浮了两日，大家商量说，要不，咱们干脆去华东得了。　　可到底去华东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实际上此六船不过是在海面上闭着眼睛瞎开，茫然之际，就见前方视线渐渐迷蒙，湿重的海雾，笼罩了周边。这海雾来得古怪，而且密度极高，仿佛一种暗灰色的黏稠物质，又好似什么可怕的陌生生物，阴沉沉地蠕动着。“新裕号”商轮迷陷于浓雾之中，前后左右也看不到其他五条船的形影，连一声汽笛也听不到，慌乱之下急忙加速，生恐被丢弃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突听轰的一声巨响，“新裕号”商轮船体瞬间大幅倾斜，船上的北洋兵齐齐发出一声大难临头的惨叫。　　是真正的大难临头，“新裕号”商轮撞在了“海容号”兵舰上。兵舰船体坚固，吃水量大，倒是没怎么碍事，只可怜这“新裕号”，原本不过是跑短途的小火轮，抗打击能力太差，甫一撞击，船头就撞碎了，整个船体失去平衡，船尾倒插到海面下，高高地竖立了起来。　　船上的北洋兵，状若滚地葫芦，成串叽里咕噜，伴随着尖叫声跌落水中。灾难来得太过迅捷，等到另几条船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时，“新裕号”已经消失在海面上，只留下一些轮胎等物事，随波逐流远去。　　前后不到20分钟，北洋军团长1人，团副1人，士兵740人，机师水手外加伙夫24人，总计766人葬身大海。　　此外，另有军饷10万元，机关炮4架，山炮6门，弹药50万颗，军衣军械无数，也从北洋的账目上被抹除。　　时在1916年4月20日，地点位于温州海面。　　是日，北洋军人以冯国璋为首，致电政事堂，要求袁世凯下野。　　【07.错在得罪日本人】　　闻报新裕号沉没，766人沉尸海底，袁世凯面如死灰，怆然无语。　　天意绝人，万难再战。　　当袁世凯步入绝境之时，正是日本人极度亢奋之时。先是黑龙会内田良平召开大规模的国民外交同盟会，谴责袁世凯，号召中国人行动起来倒袁。而后北京日侨上书外务省，是为《对支意见书》，要求日本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　　于是1916年3月7日，在日本陆军的建议下，内阁通过七条决定：　　1．在华建立日本霸权。　　2．袁世凯是此目的的唯一障碍，必须铲除。　　3．让中国人自己来摆脱袁的统治。　　4．避免公开干涉。　　5．承认南方为战争团体。　　6．通过民兵支持反袁势力。　　7．由参谋本部协调反袁行动。　　决定中公开提到，任何一个继袁而起的人，都会叫日本更感兴趣。参谋本部随即向大仓、久原等大公司筹款，以支持中国的反袁武装力量。肃亲王善耆收到100万，岑春煊收到100万，孙文收到60万，黄兴、陈其美各收到10万。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据王忠和所撰《袁世凯大传》中说：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山东土匪吴大洲的山东护国军于5月5日在周村宣布独立，国民党（实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居正的东北军于5月23日在潍县宣布独立。其实，青岛的日军守备司令部是他们的根据地。居正名为总司令，但一切得听从日本人的命令，他的东北军竟有飞机两架以及毒气发射器等先进武器。在东北军进攻潍县时，虽然总司令是居正，实际指挥的却是日本人。这之后，东北军对济南、高密等地发动进攻，都有大量日本人参与。　　有关这段旧事，革命元老马超俊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过，并声称他亲自对济南城投下了炸弹：　　……总理派我组织飞行队，会同华侨义勇军前往青岛，转赴山东潍县。当时居正在潍县主持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自任总司令，邵元冲做潍县警备司令。我们到后，由蒋中正参谋长亲加点阅，令驻在北校场加紧演习，那时飞机还没有到。刚刚把张树元与马良打退，不久来了两架小飞机，仅有一架能飞。五月中旬，我与刘季谋奉命飞往济南，轰炸山东将军府，投掷炸弹，声震全城，将军张怀芝仓皇失措，我们也感到很有趣。　　马超俊这段回忆录中，有一个明显错误，他说山东将军是张怀芝，但张怀芝任将军是6月份以后的事儿，5月时山东将军尚是靳云鹏。这个细节无关紧要，或许是年代太久远，记忆上的差错，在所难免。　　但中华革命军实际上就是驻青岛的日本兵，这却从马超俊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老马提到了两架飞机，说有一架还不能飞，不能飞的飞机，显然不可能是从太空掉落到地球上来的，它必然是停在山东境内的某个地方。在当时，山东境内能停两架飞机以上的地方，只有青岛的日军机场。如果不是这样，马超俊也不会闪烁其词，躲躲闪闪。　　另据刘秉荣先生的《护国大战》，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聘请了日本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于是萱野长知慷慨撰文，指控袁世凯政府聘日本人为顾问，并以此为由，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打倒袁世凯。这个指控，就是中华革命党发布的第20号通告，具体时间是当年的2月25日。　　通告的最后，黑龙会妙风使萱野长知，向全中国人民大声疾呼：　　刻下云，贵义师已达重庆、益州天府，早入势力范围：桂、粤、陕、甘、长江流域各省，亦已筹备成熟，待机即发。尚望内外同胞各竭财务，尽匹夫之责，成救亡之功，庶几直捣云，荡涤瑕秽，不难计日以待也。事机迫切，特此通告。　　看看萱野长知的怪异文风，我们才知道袁世凯是多么可怜。说到底，老袁就是犯了傻，得罪谁也不该得罪日本人，得罪中国人真的没关系，可你得罪了日本人，阻挠日本人在中国建立霸权，就会有太多的中国人来搞你。看看老袁，他现在有多惨。　　【08.孙中山是纵横家】　　是年4月27日，“新裕号”沉没恰好一周，孙文先生乘近“江丸号”自日本启程，赴上海，同行者有廖仲恺、戴季陶、张继，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　　5月1日，孙文先生抵沪，9日发表第二次讨贼声明，称：　　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这个声明，就一句话：袁世凯必须死！　　孙文先生能够安然回国，标志着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死期，真的到了。　　当孙先生行将取得他的胜利之时，我们就必须要弄清楚，孙文与袁世凯，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先看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其《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袁世凯的评价：　　他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它们的可行性。　　费正清教授的意思是说：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　　那么孙文呢？　　刘禺生所著的《世载堂杂忆》，提到孙文先生自述的讲演妙法：　　一、练姿式。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既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　　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讲，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正如我们所知，孙文先生是一位职业鼓动家，以说和写起家，一生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筹集款项——就是劝大家把钱交给他的意思。　　如此说起来，相比于大儒王闿运，及其弟子门人杨度，孙文先生才是位货真价实的纵横家。细审先生生平，与战国年间的苏秦、张仪果然是一般无二，都是周游于列国之间，以其精湛的辩才，游说诸侯。如果说二者一定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苏泰的活动范围狭窄，仅限于东方六国，概因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苏秦出门游说，只有牛车可坐，速度拖累了他。而孙文先生则是以整个地球为战场，游说他所能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劝说对方支持他。此外，就是孙文先生的纵横史被涂抹上了一层现代政治色彩，所以他的事业，比纵横家始祖苏秦更大。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袁世凯是实干家，而孙文先生则是纵横家。那么实干家和纵横家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实干家琢磨的是事，纵横家琢磨的是人。　　事实上，袁世凯正是靠了琢磨事而起家，他在小站练兵，就必须琢磨古今中外所有可以借鉴的军事思想，不琢磨这些，就不可能有北洋军事集团的出现。而孙文先生则致力于琢磨人，认为唯有人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做好做坏，效果如何，全都取决于人，如果把人琢磨透了，事情也就做明白了。　　比较一下，孙文与袁世凯，谁更高明一些？　　当然是孙文，当袁世凯在琢磨如何把事情做好时，孙文先生却在琢磨他。袁世凯认为事情做不好，那是因为自己研究得不够透彻，而孙文先生却认为是你这个人不对，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做事法子。只要干掉你，就OK了。　　台湾出版了本《国父年谱》，其中有一段，是1912年8月24日孙袁会面场景，这一段把琢磨事的袁世凯，和琢磨袁世凯的孙文先生，刻画得栩栩如生：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这一段刻画的特点，就是先验地将孙文先生凌驾于袁世凯脑袋上，赋予孙先生以居高临下审视袁氏的权力，而不是人格上平等的两个人。这种先验的描述角度，恰如其分地将二者的思维取向，做出了区别。　　简单说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就是有人琢磨事，有人琢磨人。琢磨事的人最终被琢磨人的人给琢磨了，琢磨人的人终将成为这个世界的赢家，因为他在琢磨你。　　所以我们现在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先做一个别被琢磨人的人给琢磨了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做不成任何事，因为你已经被人给琢磨了。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区分琢磨事的人，和琢磨人的人呢？　　很简单，看对方的思维取向，如果对方的思维不是先验的，凭空凌驾于别人头上的，只有具体事务而不注重人的，这就是琢磨事的人。相反，其思维取向只针对于人，缺乏平等意识，居高临下评判身边的人，这种人就是纵横家的苗子。　　【09.有错就必须付出代价】　　孙文归国，来修理袁世凯。而黄兴则通电全国，呼吁一致讨袁。　　袁世凯极是郁闷，说：我已经取消了帝制，这还不够吗？　　不够，远远不够。想一年前，袁世凯还没有搞什么帝制，党人照样明火执仗地起事。现在好不容易逮住理了，岂可轻易放过？　　值此，北洋武人已经不再认可袁世凯。他们认为，是需要解决这个麻烦的时候了。　　遂有冯国璋悄然离开南京，至蚌埠见倪嗣冲，两人商量了大半夜，不见结果。就一起去了徐州，找到张勋，把两人争吵，改成了三人争吵。　　此三人者，之所以勾连串通，是因为这三位老兄，是三条道上跑的车，各有各的死主意。冯国璋是北洋去袁世凯化的积极推动者，而倪嗣冲则是袁世凯的死拥泵，张勋的想法更离谱，他认为这是请清室溥仪出来主持中国的时候了。　　这三人是最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组合，却偏偏非要往一块凑，结果凑出来个南京会议。　　南京会议，是冯国璋、倪嗣冲并张勋，三人联名通电各省，要求每省来几个代表，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计有十七省派来代表与会，首次会议于5月18日举行，冯国璋主持会议，说：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大总统的人选问题。诸位，袁世凯已经辞去了洪宪皇帝的职务，连皇帝都辞职了，可知这个国家真的乱了套。现在的问题是，袁世凯的皇帝辞了，那么他应不应该继续留任大总统呢？兹体事大啊，请各位本着为国为民之心，讨论一下。　　与会代表把嘴巴闭得紧紧的，除非开饭的时候，这张嘴是不准备张开的。会议出现了冷场。冯国璋诱导了再诱导，总算有几个人勉强开口了。史料上说，开口表态的代表，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就在这一小半人中，三分之一支持袁世凯留任，三分之二反对。　　然后会议继续冷场，与会人员拒绝吭声。冯国璋见此情形，知道这些大滑头仍然持观望态度，于是心中暗喜，就宣布先行散会，明日再议。　　与冯国璋联名通电的倪嗣冲并不在南京，但有人拍电报把会议情形告诉了他。当时倪嗣冲大喜，意识到这是一个替袁世凯扳局的好机会。明摆着，与会代表们仍然不清楚大势所趋，所以不敢多说，这时候如果对这些滑头们稍微施加那么一点点压力，哈哈哈，那就达到目的了。　　说干就干，倪嗣冲立即调了三营人马，冲入南京，打谱儿要用绝对的军事优势，震慑与会代表，让他们支持袁世凯留任。　　倪嗣冲虽是北洋名将，但智力上明显差冯国璋一筹。他能想到的，冯国璋早就想到了，他没想到的，冯国璋也想到了。所以倪嗣冲此来，注定要吃瘪。　　可倪嗣冲不晓得这事儿，次日开会，他第一个冲出来，以安徽代表的身份，发言说：诸位，诸位，总统退位这个问题啊，可不是个小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局安危的大问题。如果突然之间让袁大总统退位，别的先不说，单只是财政和军政这两块，就会出大乱子啊。到时候谁来给你们发薪水，让你们吃得又肥又胖？土匪肆虐横行，谁又替你们弹压匪乱，恢复秩序？所以愚以为，为天下苍生计，为各位计，我们仍需要拥戴袁大总统，请他留任。我相信诸位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谢谢大家，咱们就这么通过了吧……　　这时候台下立起一人，道：且慢，倪将军所言，极是差矣，大错而特错，鄙人万难认同。须知那袁世凯，失信于天下，大搞帝制，种种行为，有目共睹。而且袁世凯他自己也承认有错，有错你就得承担责任，岂有一错再错而依然贪恋权位之道理？再者，鄙人就不信这个邪，难道除了他袁世凯，中国就再也找不出个能维持大局的人吗？　　倪嗣冲不意横遭冲撞，定睛细看那人，不由得怒发冲冠，大吼一声：原来是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10.将军脑子真秀逗】　　公然站出来反对倪嗣冲议案，要求袁世凯彻底退位的那人，姓丁，叫丁世峄，乃一名优秀的进步党党员。此人虽然在历史上首次出场，但这并非他不努力，而是当时的头牌人物太多，挤得他没了地方。　　实际上，丁世峄是最早劝说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一，袁世凯当时不答应，丁世峄哭得泪人一样，满地打滚，抵死不依。等到袁世凯硬着头皮称帝后，丁世峄又以山东民意代表的身份，前来声讨国贼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正因为如此，倪嗣冲一见这丁世峄，当时就毛了，吼道：丁世峄，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心存险恶，忽悠大总统称帝，事情岂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冯国璋不爱听这话，就在主持席上丁零零摇铃：请倪将军注意，不要偏离本次会议的讨论主题。　　倪嗣冲不理，继续吼道：不止是丁世峄，在座诸人，你们哪个不曾哭着喊着哀求大总统称帝？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还要不要脸了？　　冯国璋再次摇铃：倪将军，本次会议的议题是，袁项城是否还应该留任大总统，与此无关的话题，请勿再提起。　　倪嗣冲大叫：这还用问吗？若大总统下台，还有谁能够继任？　　另一名山东民意代表孙家林，站起来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太没水平了，大总统下台，继任者当然是副总统了。　　说完，丁世峄与孙家林哈哈大笑，与会代表也一并大笑。这笑声让倪嗣冲怒火上冲，他逼视着丁世峄和孙家林，喝道：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是山东靳云鹏将军派来的吗？靳将军拥护中央，竭诚报国，绝不可能派你们这种人来？说，你们二人莫非私通南军来此捣乱的不成？　　丁世峄、孙家林笑而不答。反而是湖南代表陈裔时站了起来。现在湖南已经独立了，是誓要摆平袁世凯的南五省之一，所以他站起来，肯定不会说好听的。就听他笑眯眯地道：古人有云，君子爱人以德。子曾经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倪将军你哪儿都不错，就是脑筋有点儿秀逗，建议你以后多开开窍为好。　　湖北代表冯媒站了起来：同意湖南代表有关倪将军脑子秀逗的议案。　　江西代表何恩溥也站了起来：倪将军脑子是真的秀逗。　　倪嗣冲遭到围攻，登时露出老粗本色，把袖子一撸，吼道：丢你老母，袁总统离职一日，中国就混乱一日，老子是铁了心留任袁总统，有不服的就放马过来，打不死你，老子管你叫爹！　　丁世峄、孙家林哈哈大笑：倪将军，你脑子还真不是一般的秀逗，也不说想一想，真要是想武力解决，大家又何必凑在这里开会？　　眼看就要当场厮打起来，冯国璋急忙出来劝架，用力拍着桌子说：诸位，诸位，别吵了，都你娘的别吵了，听老子说两句，老子他妈的好歹是会议主持。目前的情况呢，是这个样子的，正如古人云，能战然后能和，不能战你就是个俘虏了，还和个屁啊和。现今南方五省，已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对抗中央，非要逼袁世凯退位。除此之外肯定还有许多附加条件提出来，就算是让袁世凯退了位，继任的副总统，也得满足人家的条件。你能满足得了吗？我看这仗迟早还是要打，虽然仗是要打，但我冯国璋，却是个铁杆的和平主义者，国璋之和平主义思想，说明白了也很简单，就是得先打上一场，不打人家就瞧你不起，还和平个屁啊，总之我们得整军备武，准备作战，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冯国璋此言一出，就听掌声热烈，燕、奉、吉、豫、热、夏六省代表纷纷站了起来，说支持冯将军议案，坚决支持。　　支持就好。冯国璋心里得意，脸上却憨厚质纯，问此六省代表：国璋代大总统谢谢诸位，现在咱们进行下一个议题，就是为战事做准备工作，主要是兵员的出动及军饷的筹集。你们六个省，肯出多少兵上前线？又能够出多少军饷？报个实数给我，我好做个统计。　　燕、奉、吉、豫、热、夏六省代表一听这事儿，急忙坐下，牢牢地把嘴巴拿绳子扎起来，再也不吭声了。　　冯国璋却又如何肯放过他们？仍然在追问：你们说话啊，到底出多少人？多少钱？打仗这可是个无底洞啊，多少人也不够死的，多少钱也不够花的，就全指着你们六个省了。　　六省代表悔得肠子都青了，直到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次会议，冯国璋是早有准备，要彻底逼得袁世凯歇菜。　　【11.致命一击】　　南方会议连开了四天，最终也开不出个名堂来。　　这时候徐、汴、皖、鲁、奉、吉六将军公开通电，请求武力解决南方五省。海军总长刘冠雄表态，坚决支持袁世凯，不惜与南方五省血战到底。袁世凯欣慰之际，段祺瑞来了，当头泼袁世凯一盆冷水。　　段祺瑞说：请总统不要脑子发热，战之无益，万不可用兵。　　袁世凯道：问题是，现在南方五省不跟你谈和啊。　　段祺瑞道：两码事，我是说不可对南方五省用兵。　　袁世凯道：芝泉啊，你能不能别气我，现在是和又和不了，战又不想战，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段祺瑞道：两码事，我是说，如果总统坚持用兵的话，那我只有辞职。　　袁世凯气得快要疯掉：好，好，你辞职吧，我不拦着你。　　段祺瑞马上把辞呈递上：请总统签字，签了字我马上回家。　　袁世凯哭了：芝泉啊，你真忍心和那帮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子吗？　　段祺瑞道：算了，总统你也别倚老卖老了，我给你看一份电文吧，是四川陈宦发给我的，提出来对你的六项优待条件。　　有这事儿？袁世凯打开电文，就见上面果然是六条：　　1．往事不究。　　2．公民权不褫夺。　　3．财产不没收。　　4．居住自由。　　5．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敬。　　6．民国政府给予岁费10万元。　　袁世凯看了，心里说不出来的凄苦，强笑道：好，很好，我退位不成问题，你们哪一天商量好了善后办法，我就哪一天搬到颐和园去休养。　　段祺瑞问：大总统，你此言当真？　　袁世凯道：你看你，这事儿我跟你说什么假话。　　真的就好。段祺瑞道，刚才给你看的，是以前陈宦拍给我的电报。就在刚才，陈宦又发来一份通电，总统要是心情好的话，不妨看一看。　　又发了一份电报？袁世凯狐疑地接过，打开来一看，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昏死过去。　　段祺瑞单膝跪下，对昏迷不醒的袁世凯说：大总统，我们欺负你可以，陈宦他不应该。我发誓，只要我活着一天，陈宦他就必须要为这份电报付出代价。　　北洋武人坚信，正是这份电报逼死了袁世凯。事实上，即使问题没这么严重，后果也非同小可，袁世凯就因为这份电报，精神彻底崩溃了。　　那么，这到底是份什么电报呢？　　【12.鬼蜮川府】　　早在四川将军陈宦，奉袁世凯之命镇守蜀川之后，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一些极为恐怖的怪事。　　据1915年10月15日天津《大公报》记载，当时四川有两桩灵异事件，最让人惊疑不定：　　又川省迷信之风颇盛，鬼祟之说时有所闻。省城狮子巷有某公馆者，居其室数年矣，近忽传言有鬼作祟，初仅门窗作响，继则室中几案无故自动，主人不堪其扰，乃急急迁移，但留一乳母看守。旋忽不见，急觅之，在后院树下昏迷不醒，以姜汤灌之，良久始苏，人耶鬼耶，疑莫能明，而全城已传为奇事矣。又少城顺河街一十余岁小孩，大呼有鬼，竟扑入金河，当即有人救起，然已不解人事，口喃喃说鬼话不已，见者异之，实则人世间岂真有鬼。仍为平日社会心理中之鬼随处发现而已。　　在这篇近百年前的新闻报道中，最后一句话，说得委实科学又规范：平日社会心理中之鬼随处发现。什么叫平日社会心理之鬼呢？这个概述大致是在说集体无意识，又可称为集体性幻觉。有本书叫《乌合之众》，书中有着对群体性幻觉极为精确的描述。　　从现代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那就意味着，四川鬼事必然是涉及两个具体而明确的人物，一个是上年纪的老妇人，另一个是孩子。或者是媒体报道过，又或者是小道消息疯传，总之有一个关于老妇人及孩子的话题，曾引发了蜀川人民的极度关注。　　这老妇人和孩子，是谁家的呢？为什么蜀川人民会无意识地关注这么两个人？　　关于这件事，正潜伏于四川将军陈宦身边的现国民党党员、而后的中共党员胡鄂公，最清楚不过。　　话说南方五省独立，齐心协力来搞袁世凯，于是蔡锷腾出手来，专心致志修理老友陈宦。每一天，蔡锷都要给陈宦写几封信，使者络绎不绝地排成了长队，浩浩荡荡去四川送信。信使太多，导致省城外边形成了小吃一条街，密密麻麻坐在那里吃担担面的，全都是南方五省给陈宦来送信的信使。　　陈宦被信使团团围困，精神状态大受影响，有一天，他忽然把胡鄂公叫到一间密室里，进去之后，陈宦却一言不发。胡鄂公等了很久，正欲催问一声，陈宦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痛哭中，陈宦说：我家里只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一个残疾儿子，他们……　　胡鄂公眨眼又眨眼，怪不得川蜀竟流传着老太太和小孩子的鬼事，原来是陈宦心里的怨念太重，投射到了公众的群体潜意识之上，形成了群体心理上的幻影。　　这也表示着，陈宦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已经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搞不好一旦心理崩溃，他就会弄出极端的事情来。　　他真的弄出来了。　　他给袁世凯拍了份电报，声称与袁世凯绝交。这封电报全文如下：　　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绝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就是这份电报，把袁世凯活活气死了。　　而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武人则认为，袁世凯是北洋的人，北洋可以欺负他，但非北洋之人断无此资格。所以北洋必要为袁世凯报此深仇，说明白了也是为了维护北洋的利益盘子。　　那么，南方五省都没有气死袁世凯，孙文的革命党都没有气死袁世凯，何以单单这份电报，竟然会气死袁世凯呢？　　这是因为，电文中有一句话，深深地伤害了袁世凯脆弱的心灵。这句话就是：　　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这句话又怎么了呢？　　这句话，是其他任何一省的电文中都没有的，甚至连孙文革命党的通告中，也不会有这样的语句。此前的电文或公告，都是在骂袁世凯的称帝之举，又或是不着边际乱骂一气，这些袁世凯都能够接受，毕竟他已经习惯了。　　可是陈宦却提出来要与袁世凯断绝私人情谊，这是袁世凯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在这里，陈宦否定的不是袁世凯的政治观点，更不是具体行为，而是彻底否定袁世凯这个人。兼以陈宦本是袁世凯最为倚重之人，所以袁世凯就更无法接受了。　　事后北洋兴师动众，大举追查此电文的拟稿人，结果查出来是陈宦的幕僚邓文瑗所拟。但邓文瑗解释说，他最初拟定的电文中，并没有这句话，这句伤人的话，是陈宦自己加进去的。而陈宦何以画蛇添足非要加上这句话，刻意往袁世凯的软肋上捅这一刀，这个原因谁也说不上来。　　陈宦的后半生，就因为这句话而彻底毁了。北洋从此再也不肯给予他机会，他被迫退出任何有可能获得食饭机会的场合，终于贫困潦倒，了此残生。　　【13.坑爹的孩子】　　陈宦的绝情断义，令袁世凯当场昏死过去，醒转过来后，他脸上红得像炭火盆一样。手拿这份催命电报，终于落下了英雄末路的老泪，只是喃喃地重复道：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啊！　　在这节骨眼上，陕西陈树藩独立的消息传来，成为了压垮袁世凯的又一根稻草。说起陈树藩这个人，也是极为诧异，他出身商人世家，就到了他这辈上，才改行当了秀才，结果正赶上清帝国取消科举考试，陈树藩就又改念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分配回陕西，做了名看守武器库的军械官。　　辛亥枪响，党人欲在陕西起事，要起事非得让陈树藩替大家打开军械库不可。陈树藩经过严肃的思考，决定跳上革命党这条新式战船。他的选择被证明是正确的，于是民国之后，他已经是旅长了。　　再之后袁世凯派了执掌北洋刑堂的陆建章入陕，裁撤陕西军队。关键时刻，陈树藩说出了他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　　做官之人，第一要有牛马精神，第二要有土匪心肠，第三要有妓女态度。　　这一次，陈树藩选择的是妓女态度。　　他又对了一次。陕西所有的军队都被裁了，就剩下他的一个旅。因为他和陆建章的宝贝儿子陆少文，拜了把兄弟，称陆建章为爹。裁自己儿子部队的爹，这个应该不会有吧？　　但这厮却是个坑爹的孩子，此番党人大举入陕倒袁，陈树藩立即将把兄弟陆少文逮住，出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勒令陆建章趁早走人。这不是第一桩儿子撵爹走路的案子，却是第二桩地方势力驱逐北洋的事例，上一桩是东北王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由是我们就知道陆建章的实际能力了，他和段芝贵一样，都是北洋成就了他们，而他们却丝毫无益于北洋。　　却说陆建章流着悔恨的泪水出门，不长时间又回来了，对陈树藩说：树藩啊，要不你直接杀了我吧。你赶我走我没意见，你杀了我我也吭不出个屁来，可你别活活饿死我啊，我罪不至饿死啊。　　陈树藩很诧异：怎么了这是你，没人饿你啊？再问左右，才弄清楚，原来陆建章甫出西安，就被陈树藩的部众洗劫一空。陆建章是实在没有信心，携全家讨饭回北京，这才央求干儿子枪毙自己。　　这陈树藩，赶走陆章建他是敢的，但杀陆建章，或饿死陆建章，这事儿他可不敢。陆建章盘踞北洋多年，少不了会有些三亲六故，这些人倘若来陕西找他说理，这他可吃不消。　　于是陈树藩下令部属将抢劫的陆建章私产归还，可这世上，哪有肯把肉吐出来的狼？无奈之下，陈树藩只好深入到基层，耐心细致地做战士们的工作，好歹将陆建章的私产找到一小部分，赶紧塞给陆建章，并派了自己的亲兵卫队，把陆建章送走。　　实事求是地讲，陈树藩驱逐陆建章，对袁世凯影响不大，对陆建章影响不小，此事最终导致了北洋刑堂主持陆建章被江湖除名。但说到陈树藩，他最多又是一个唐天喜，所以袁世凯闻知此事，遂大叫曰：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人们以为袁世凯神智错乱了，却不知他只是在公正地评价陈树藩。　　也正如唐天喜一样，失去了强势北洋的庇护，陈树藩立即成为了党人图谋的重点目标。次年老同盟会文胆于右任率党人大举入陕，径夺陈树藩之位，陈树藩硬着头皮支撑了一段时间，终于发现自己委实不适应这残酷的政治游戏，遂逃奔天津，转道沪杭，正式退隐江湖，殁于1949年。　　【14.死于日本人之手】　　这一天，武昌当地的报纸，报道了一桩异事，说是东乡招贤镇，有人亲眼见到一条龙，疲软跌坠于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杳无所见，唯湖水呈深黑色。　　袁世凯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已经无法下床。三儿媳妇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熬了汤，给老公公端了过去。这割肉熬汤，也是中国比较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袁世凯分明是有所察觉，把那碗汤推开，连声道：不喝，不喝。　　然后他坐起来，叹息道：我不为这帝位可惜，我为这天下的人心可惜。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袁世凯遂召替他打理产业的人来，拿起案头上一份家产清单，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　　袁世凯的存款、股票，总计约两百万，如果他稍动一点儿贪污的心思，绝不至于就只这点儿钱。况且袁世凯的子女计有三十余人，把这两百万分配下去，最多不出十年，就有哪个倒霉孩子要挨饿了。　　6月5日，徐世昌抵京，来见袁世凯最后一面。　　当日袁世凯病情恶化，抢救苏醒后，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元洪的了，我就算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　　次日午前十点四十五分左右，袁世凯死去。　　他死后，秘书张一麐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袁世凯自拟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王忠和先生说：袁世凯死前曾呓语道，死后要变成厉鬼，为祟日本。　　袁世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不是死于蔡锷的护国军，不是死于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不是死于身边人的背叛，甚至也不是死于帝制。　　他是死于日本人之手。　　早在少年时代远征朝鲜时，袁世凯就和日本人结了仇。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日本人誓欲拔除的眼中钉。远的不说，单说民国建立以来，先是有日本三井财团撺掇孙文掀起二次革命，后有日本人支持蔡锷的护国军，再有日本兵冲出青岛，假中华革命党之名轰炸济南城，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袁世凯所对抗的，唯有日本人试图在中国建立霸权的愿望。　　他阻住了日本人的路，并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代价。　　袁世凯，他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华盛顿的不二人选，但日本人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一个享有规范公开的社会规则，并因而强大的中国，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　　袁世凯一直致力于维护一个有效规范的社会法则，并在北洋内部做到了。在他死后第八年，北洋齐燮元与卢永祥争逐沪上，双方各自挖战壕据守。每日拂晓，照例由一方先来一排炮，然后对方还击，你来我往，炮战一直持续到十时左右，然后偃旗息鼓，两边各自打水，洗涮，烧饭，晒衣，就餐，歌舞。等到了天黑，再重复上午的节奏，炮战持续到夜里八九点，然后双方吹熄灯号，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