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信息书名：商周青铜文化丛书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丛书多卷书否：YISBN：7-100-02235-5主要责任者：李先登责任方式：著丛书责任者：任继俞；汤一介，焦树安，张明华丛书责任方式：主编；副主编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地：北京出版日期：1997-12装帧：简页码：1-202开本：32定价：14.00作品语种：中整书中图分类号：K871.3辞典简介：本册工具书是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共收录38条词条。编辑委员会主 编：任继愈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周 强 朱光暄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张国风 郑殿华编者献辞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一九九六年四月出版说明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内容简介：青铜时代是人类使用青铜制作主要的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的时代，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之后的第二个时代，是人类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在青铜时代，青铜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有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因此，人们才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代为青铜时代。作者简介：李先登(1938～)，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与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专家。主要研究夏商周考古学与古代青铜器。近年参加国家重点科研课题——汉代张衡地动仪重新复原研究，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新模型。主要著作有《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商周青铜文化》等。目录第一章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第一节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使用第二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第三节 原始瓷器的出现第四节 精美的玉石器第五节 雕花木漆器及骨器牙器第六节 规模巨大的城市第七节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主第八节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第一节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第二节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器的新发展第三节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第四节 建筑技术的进步第五节 等级制度鲜明的墓葬第六节 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第一节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第二节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第三节 青铜敦、鉴、缶、盆、钲、錞于的出现和媵器铭文的增多第四节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和水陆攻战纹的出现第五节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第六节 列国城市的兴起第七节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第一节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第二节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第三节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第四节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第五节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第六节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第八节 发达的漆器工艺第九节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第十节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第十一节 简牍、帛书与帛画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第一节 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朱开沟文化第二节 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四坝文化第三节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第四节 江西的吴城文化第五节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第六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辅文图片第一章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铜(Cu)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金属。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呈紫红色，所以又称红铜。它们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早在几千年前人类使用磨制石器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采集石料制作石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纯铜块，并把它们采集来，按照制作石器的方法，把它们锤锻、打磨成为小刀、小锥或小件装饰品来使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铜器。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用天然红铜制成的铜器是在土耳其南部恰约尼遗址发现的公元前七八千年的铜针和铜锥。在自然界还存在着铜矿石，常见的有孔雀石，这是一种氧化铜矿(CuCO3·Cu(OH)2)，因其颜色呈蓝绿色，很像孔雀的羽毛，因此，引起人们的喜爱，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把它们采集来制作项链等装饰品。后来人们发现，孔雀石偶然掉在炭火中，经高温会熔融成为铜液，冷却凝固时可以随意成形。这种现象不知重复发生了多少次，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终于发明了用孔雀石加木炭来冶炼并铸造红铜器的技术，从此，红铜器开始普遍出现了。因此，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例如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的格尔塞文化时期就有了冶铸的红铜刀、匕首、斧和锛等。在中国，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约为公元前2085年冶铸的红铜铃。但是，红铜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又发现了锡矿石，常见的有锡石，这是一种氧化锡矿(SnO2)；并学会了用锡石加木炭冶炼出锡(Sn)的技术。在人们掌握了冶铜术与冶锡术的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发明了用红铜加锡熔炼为青铜合金的技术，并且认识到青铜比红铜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具体来讲，青铜的优越性首先是硬度大。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度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并且经锤锻后，硬度可以进一步提高。例如加锡10%的青铜，经锤锻后，硬度增至228度。其次，青铜熔液流动性能好，凝固时铸造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刃部锋利、轮廓分明、花纹纤细的器物。第三，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以长期使用与保存。此外，青铜合金的熔点较低，青铜器用坏了以后，还可以回炉重铸。由于青铜具有上述优点，所以，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因此，古代的人们在发明了青铜冶铸术以后，就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等。而青铜器一旦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应用，就使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给农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锐利的工具，促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促使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分工，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其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社会的整个面貌大为改观。这就是说，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总而言之，青铜就是以铜为主(基)的合金的一种，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与锡的合金，此外还有铜与铅(Pb)的合金，铜与锡、铅的合金等。必须指出的是，青铜在古代原来的颜色大多是金黄色的，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以及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都称青铜(或铜)为“金”。只是由于经过长期腐蚀，古代青铜器的表面往往生成一层青绿色锈，所以今天大家称之为青铜。青铜时代就是人类使用青铜制作主要的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的时代，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之后的第二个时代，是人类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在青铜时代，青铜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有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因此，人们才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代为青铜时代。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世界各国都经历了青铜时代。埃及在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133年—前1786年)出现了青铜器，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67年—前1085年)青铜冶铸业达到全盛，用青铜制作生产工具、战车及庙门上的饰件等。在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00年—前2371年)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3年—前2006年)青铜器开始流行。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是公元前2350年—前1750年的哈拉巴文化，青铜器有锄、镰、刀、斧、剑等。并且，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都在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时期。古代中国，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早在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代时期就已经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古代文献上有夏代铸九鼎的传说，如《史记·封禅书》：“(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皆尝亨鬺〔shang伤〕上帝鬼神。”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在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900年(夏代初期)的青铜容器残片。残高5厘米，残宽5.5厘米，厚0.11—0.15厘米，重35克，表面有绿色及黑褐色锈，呈弧状，下部有转折，可能是铜鬶〔gui规〕的腹底部残片。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进行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是含锡7%的青铜制品。同时，在河南临汝煤山夏代初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已使用多次的熔铜坩锅残片。尤其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夏代晚期及商代初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已发现了青铜鼎、爵、斝〔jia甲〕、盉〔he和〕、戈、铃等多件器具以及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以上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夏代确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正在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下面介绍一下什么是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这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指青铜器，此外还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个大的方面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等。除物质文化以外，也包括当时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与艺术等。接下来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过程。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主要分为采冶与铸造两个大的工艺过程。第一步是采冶，即首先分别采取铜矿石与锡矿石，然后加上木炭，分别冶炼出红铜和锡。中国古代铜矿蕴藏丰富，据春秋末、战国初的《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又据战国时期的《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还设有管理矿山的“(矿)”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赤峰市林西、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铜陵等地发现了古代采冶铜矿遗址。现以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作一典型介绍。大冶铜绿山遗址在大冶县西北三公里处，遗址南北长二公里，东西宽一公里，储存有丰富的高品位的孔雀石铜矿，从1973年起开始考古调查发掘，已发现地下采区七处，其时代主要是春秋、战国至汉代。当时是从地面挖掘竖井及斜井以达到地下矿层，然后开挖平巷和斜巷等进行开采。井巷使用木制框架支护，并已采取利用井口的不同高程产生的气压差来自动通风，用泄水槽、储水井及木辘轳等组成的排水系统来排水，以及用燃烧竹篾在井下照明等技术，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井巷中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采掘工具大型铜斧形凿、铜锛、木铲、木槌、木瓢、竹篓及绳索等。再有，当时是将采掘的铜矿石就地冶炼成红铜。在矿井附近发现10余座冶铜竖炉，其中春秋时期的冶铜炉高2.7米，呈腰鼓形，最大直径1.6米，是用红黏土、高岭土和石英砂等混合夯筑而成。炉缸上部设有排渣及出铜的金门及鼓风口，底部有通风沟(图1)。通过模拟试验，此炉已经可以连续加料，持续生产，每炉日产粗铜300公斤以上。在铜绿山遗址发现了古代炼铜渣40万吨，估计这里曾生产出8—12万吨铜，其产量之巨在古代世界也是不多见的。图1 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冶铜竖炉第二步是合金铸造。这又分为合金、制范、浇铸三个方面。第一，合金。就是根据所制器物的需要将铜与锡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放在熔铜炉中加热熔化，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青铜熔液，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关于青铜合金的配制比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说：“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铜占85.7%，锡占14.3%)；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即铜占83.4%，锡占16.6%)；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即铜占80%，锡占20%)；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即铜占75%，锡占25%)；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即铜占71.4%，锡占28.6%)；金锡半，谓之鉴燧之剂(即铜占66.7%，锡占33.3%)。”通过今天我们对于古代青铜器的化验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的。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47件青铜礼器，经化验，平均含铜80.48%，含锡16.14%，铅0.89%。又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剑，经化验含铜80.3%、锡18.8%、铅0.4%。均与上述《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基本相符。而且从现代冶金学理论来分析，也是合乎科学道理的。这不但是中国古代人民铸造青铜器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配比的文献记载。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冶铸技术所达到的科学水平。第二，制范。就是制作铸造青铜器用的陶范。中国古代铸造青铜器主要用陶范，故称为范铸法，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的特点。具体来讲，第一步是制模，就是用泥土制作一件与欲铸造的青铜器同样大小的模型，将花纹和铭文都要在上面刻好。然后将泥模阴干，再用火烘烤使其坚硬。第二步是翻制外范。即将用水和好的夹有细砂及细碎的植物茎杆的泥片捺印在泥模上，待半干后，按器物的特点，用刀分割成几块取下，阴干后烘硬，制成为外范。第三步，制作内范。即用泥土照泥模形状而减去欲铸青铜器之器壁厚度制成内范，并将铭文反刻在内范表面，最后加以阴干烘硬。第四步，合范。即将上述已制好的内范与外范组装好，外面用绳索捆好固定，再用厚泥包裹，并在上面留出浇铸青铜熔液的孔道(俗称浇口)及排出范内空气的孔道(俗称冒口)。这时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腔就是将要铸造的青铜器的形状，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图2)。图2 商代青铜鼎铸造示意图第三，浇铸。就是将已熔化好的青铜合金熔液注入合范之内，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并将已铸好的青铜器进行打磨修整。青铜工具与武器则还要加以锤锻，以进一步提高硬度。尤为重要的是，在商代又发明了分铸法，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就使铸造青铜器更加简易，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使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更加繁复壮丽。分铸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先铸造出器物的附件，如提梁、器表装饰的兽头等，然后将其置入器身的合范之中。这样，在浇铸器身时，附件就与器身铸接在一起了。一种是先铸造出器身，然后将附件(如器耳等)的合范放在器身上的有关部位。这样，在浇铸附件时，附件就附着在器身的有关部位上了。例如著名的商代后母戊(司母戊)鼎，就是采用先铸好两个鼎耳，并将其嵌入鼎身合范之中，然后浇铸鼎身，从而铸成一个完整的后母戊鼎的。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又发明了焊接法。这是将分别铸好的青铜器身及耳、足等附件，用锡镴〔la蜡〕(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的兽形器耳、圈足下面的伏兽等都是用焊接法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的。此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还使用了失蜡法。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禁(承托成组青铜酒器的器座)，高28厘米，长107厘米。扁体中空，禁面呈长方形，四周攀附12只立雕伏兽，下面有10个立雕的兽足。其周边透雕的花纹由内部多层互不连接的铜梗分别支撑，玲珑剔透。经过研究，用上述范铸法是不可能制造的，而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就是首先在泥作的内范的外面敷上一层虫蜡(内掺松香和油脂等)，用这层虫蜡作成欲铸的青铜器的原大模型，并在蜡上面雕刻出精细的花纹。其次，用调好的细泥浆一层层淋上去，最后形成泥质外范。在外范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并预留出浇铸口与出蜡口。然后再加热烘烤，使夹在内、外范之间的蜡模融化，蜡液由出蜡口流出。最后由浇铸口将青铜熔液注入，待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一件青铜器就铸成了。由于虫蜡易于雕镂，因此可以制作花纹层叠、十分繁缛瑰丽的器物。淅川下寺青铜禁的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采用失蜡法进行铸造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还包括高超的表面装饰技术，如镶嵌绿松石、镶嵌红铜、错金银、鎏金以及錾〔zan赞〕刻花纹、漆绘花纹等，使其色彩斑斓，纹饰更加丰富多彩。总之，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是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技术基础。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商周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汉、唐时期已有零星出土，被封建帝王视为一种祥瑞。例如汉武帝元狩七年(公元前116年)在山西汾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汉武帝因此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汉书·武帝纪》)。到了宋代，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以及历史学的发展，加以商周青铜器等古代文物出土日多，日益受到封建帝王及士大夫的重视，公私竞相收藏，于是金石学产生了。金石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商周青铜器及玉器等。出现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fu斧〕等的《博古图录》等著录研究商周青铜器、玉器的著作。清代时期由于封建帝王的提倡，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cheng呈〕《古玉图考》等著作。辛亥革命以后，金石学发展达到顶峰。王国维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是金石学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尤其重要的是，20世纪初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室宗庙、商王陵墓，并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玉石器及甲骨文等。从此开始了对于中国商周青铜文化的科学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等。同时，郭沫若首先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社会进行研究，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等。1949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作为整个中国考古学体系一部分的商周青铜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和郑州市发现商代初期和中期的都城遗址，并发掘了殷墟妇好墓等大贵族墓葬。在陕西长安沣河两岸发现了西周的都城丰、镐遗址，在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发现了多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次，在河南洛阳、山东淄博、河北易县、河北邯郸、山西安邑、河南新郑、湖北江陵、陕西凤翔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齐、燕、赵、魏、韩、楚、秦等国的都城遗址，发掘了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国君墓葬以及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珍贵文物。第三，在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区)普遍地发现了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使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完整体系。第四，除出版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外，对商周青铜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出版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周考古》、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概说》、《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及《殷墟玉器》等。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为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史书上称为“禅让”)为天下的共主。禹死后，废止这种“禅让”制，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夏代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目前关于夏代的物质文化情况，考古工作者正在探索研究之中，争论也比较大，本书予以从略。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时，夏代最末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时期中国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已经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器类已经具备，造型浑厚，纹饰繁缛，其中酒器特别发达。其他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瓷器出现。城市规模巨大，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随葬了大批的青铜器及其他物品。并且此时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第一节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使用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以上，熔铜炉直径已达0.83米。出土陶范及陶19000余块，主要是青铜礼器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14米，比著名的后母戊鼎还要大。这时，尽管石制工具仍在继续使用，但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及手工业生产工具(图3)，从而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基础。图3 商代青铜生产工具商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商代的农业是耜〔si四〕耕农业，即主要使用耒〔lei垒〕耜来进行农业耕作。中国古代至迟从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开始，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业都是耜耕农业，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农具的逐步使用、牛耕的逐步发展，犁及犁耕农业才出现和发展起来。耜耕农业是用耒耜来翻地起土，进行播种；耕作方式为耦〔ou偶〕耕，即二人相对，却行(退步)而耕。《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使用木耒及木耜(耜头有木、石、骨多种)。《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zhuo卓〕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到了商周时期，除了继续使用木耒、木耜以外，出现了青铜耒耜。耒的形状是上为长木柄，下端一般分为两个齿(尖杈)，青铜耒或是在两个杈尖部位套上青铜耒尖，或者将整个耒端用青铜来制作。这样，由于青铜坚固耐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甲骨文籍字作，正像一个直立的人，手持耒柄、举足踏耒肩刺地之形。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地商代窖穴的土壁上还留存有清晰的商代的耒痕，呈形。从测量可知，耒齿长19厘米、齿径七厘米、两齿相距八厘米。青铜耜上部亦为长木柄，下端为略呈长方形的木质耜身，在耜身的下缘套上一个青铜制的、略呈长方形、扁体中空、弧刃的耜冠。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耜冠，长16.6厘米、刃宽约10厘米。其使用方式与功效与今天的铁锹相同。此外，商代的青铜农具还有钁〔jue决〕和铲等。钁，是刨地破土的工具，略呈窄长方形，体厚重，下端为双面刃，上端有方銎〔qiong穷〕，用以安装曲折形木柄，其使用方法类似今天的镐。1959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钁，高16.5厘米、上宽5.5厘米、刃宽4厘米。在郑州南关外商代中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里曾出土大量的铸造青铜钁使用的陶范，说明当时青铜钁的产量是很大的。铲，古代文献称作钱，或铫〔yao姚〕。是将土铲平及除草的工具。体呈长方形片状，下端为刃，上部中间伸出短柄，柄上端有长方銎，用以安装直木柄。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铲，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灭纣以后：“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说明商王室是拥有大量的青铜铲的。在商代，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箭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商代初期铜鱼钩，长约2.7厘米。镞，既是渔猎工具，更主要的是作为武器使用。商代用青铜制作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锛、凿、锯、刀(削)、锥和钻等，它们主要用于制作木器和木车等。斧，是砍伐工具，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并且，木柄与刃向一致。其使用方法和今天的斧子相类似。有的青铜斧上端侧面有一个半环形耳。例如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斧，长12厘米，弧刃。锛，古代称为斤，用于砍削木料，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刨子。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锛，长13.5厘米，刃宽4.1厘米。凿，体窄长，下端为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直木柄，用于凿孔或开槽。1956年郑州二里岗出土商代中期铜凿，长18.2厘米。锯，用于截断木料或骨料等。河北藁〔gao搞〕城台西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锯呈刀形，体下刃为锯齿，后部有柄，长14.7厘米，宽4.2厘米，背厚0.4厘米。刀，小的称为削。一般为凹背弧刃，后有直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长约15厘米。同墓出土的铜削，柄端呈圆环状，长13.9厘米。锥，穿孔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商代早期铜锥，体扁平，四棱向前聚成锥尖，长约8.5厘米。上述这些青铜生产工具远比石器锋利耐用，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广泛使用了青铜生产工具，就使商代的木器制作业、制车业以及骨器牙器的雕刻制作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面就以制车业为例予以介绍。根据《世本·作篇》等古代文献记载，夏代奚仲发明了车子；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木质易朽，夏代的车子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而商代的驾马的木车在考古发掘中却已屡有发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据以复原商代马车的结构。其特点是双轮独辕(辀)，并且是曲辕。即辕的后部(在舆下部分)是平直的，而其前部是弯曲上扬的。在辕的前端缚有木衡，衡上系轭〔e恶〕，轭夹置于马颈上，用来驾马。商代时大多是一车二马。在辕后部及车轴上面装置乘人的长方形的车厢(舆)。例如1981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晚期的M1613号车马坑，其木车的车辕全长(直线距离)为2.90米，在辕前端约10厘米处缚有一个直木衡，长1.13米。后部车舆宽1.50米，进深1.07米，舆后面中部为车门，宽约0.35米。舆下车轴全长2.94米，直径10厘米。左右两个车轮已受压变形，轮径为1.26—1.45米。每轮共有18根辐条。两轮间距(轨距)为2.24米。当时为了使车坚固与美观，在木车及马头上配有青铜制作的构件与饰件，称之为车马器。主要有軎〔wei卫〕、轭饰、軏〔yue月〕饰与踵饰、衔、镳〔biao标〕及铜泡等(图4)。铜軎，略呈圆筒形，套在车轴的两端，然后用木辖(西周时改用铜辖)将其固定于车轴两端，从而防止行进时车轮脱出。铜軏，用于套在辕首上，作为装饰。河南安阳小屯M20出土的铜軏呈兽首形。铜踵，套在辕的末梢上，用以保护辕末。车轭略呈人字形，为铜木合制。轭体軥〔gou沟〕由两木揉曲而成，其上端套有青铜制的轭首及圆箍，其曲而上扬的末端套有青铜轭脚，使其坚固耐用。马衔，俗称马嚼子，由两节两端各有一个圆环的青铜棒连接组成，横置于马的嘴中。在其露出马嘴两旁的圆环上连以马镳。镳衔和缰绳连接，用以驾驭马匹。此外，商代还在马的头部用皮条组成笼头，并在皮条上串上青铜泡或贝壳等作为装饰。在马额正中的大圆铜泡到西周时期发展成为当卢。图4 商代青铜车马器商代的马车已用于作战、田猎及交通等。中国古代的战车以立乘为主，一般乘二三人。中间为御者，主将在其左，武士在其右。中国古代的马车是中国古代人民自己独立发明创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之一。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考古发现商代的青铜武器有戈、矛、戟、刀、钺、戚、镞、胄及弓柲〔bi必〕等(图5)。商代的青铜武器不仅远较石质武器锋利、坚固耐用，而且数量很大。例如在安阳殷墟一座商代晚期的王陵(侯家庄西北岗M1004)的墓道中，就发现有随葬的青铜戈722件和成捆的青铜矛731件以及青铜胄141件等，说明商王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甲骨文记载，商王一次出兵3000人，甚至多达5000人。图5 商代青铜武器下面分别介绍商代的青铜武器。戈，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青铜武器，可能是由石镰发展而来。是将青铜制的戈头捆缚在长约一米的木柲(柄)上而成，有的上端还装有青铜柲冒(龠)。戈可用于啄击，但主要用于勾杀，所以古称勾兵。商代的青铜戈，前为援，后为内〔na纳〕。其形式主要有直内戈、曲内戈(又分为圆首与岐冠二种)、銎内戈及三角援戈(或称戣〔kui葵〕)等。商末又发展出短胡一穿、二穿的戈等，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图6)。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字，生动地反映了手持青铜戈的战士的形象。矛，用于刺杀，古称刺兵。商代铜矛主要有凹腰阔叶式及三角圆底叶式两种，木柲长约1.40米。戟，由戈与矛(刺)连装组成，既可勾，又可刺。河北藁城台西商代晚期墓葬M7出土的一件(柲长0.85米)，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戟。刀，是用于砍杀的武器。有的很大，刀身较宽，刀尖上翘，背脊上有扉棱。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铜刀，长约80厘米，宽约12厘米。钺，大斧。体扁平，宽弧刃，用于斩杀。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字，就是以钺斩首的形象。有的个体很大，制作精美，用以代表商王及其臣属的征伐与刑戮的权力。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铜钺，平肩，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直内。钺身上部饰双虎欲吞食人头的纹饰，人头置于两个张大的虎口之间。钺身一面中部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重九公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藁城台西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铁刃铜钺。藁城台西铜钺，残长11.1厘米，宽8.5厘米。钺身用青铜制成，并饰有两排乳丁纹。刃部已残，经鉴定系用陨铁锻打而成。说明中国人民早在商代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弓箭，是远射武器。弓及箭杆一般用竹木制作，不易保存。商代的箭头(镞)一般用青铜制作，主要是宽双翼式。镞是一种消耗性武器，商代用青铜来制作镞，反映当时青铜的生产量已是相当大的了。胄，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头盔，是保护头部用的。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胄，一般高20厘米，重二三公斤。有的胄面上铸有虎纹，有的顶部有圆管，可以插丝缨或羽毛。商代的青铜武器中常见的还有一种弓形器，可能是弓柲，用以缚在弛弓的外面，以保持弓的弧度。此外，安阳殷墟还发现有商代的盾，略呈梯形，盾面弧凸，高80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70厘米。四周为木框，背面正中有握手。上面蒙皮，涂漆，并绘有虎纹。图6 青铜戈各部分名称图第二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分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青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少数是方形四足，或分裆袋足。鼎主要用于煮肉和盛肉，是古代华夏族最主要的食器，是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左传·宣公三年》等古代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gui鬼〕、鬲〔li利〕、甗〔yan演〕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袋)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eng赠〕，底部有铜箅〔bi必〕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期已有青铜甗，大多是甑和鬲连为一体，一次铸成。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及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体巨大，一次可蒸三种食物，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腌菜、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仪狄或杜康(少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酒是重要的饮料，系用粮食或水果发酵制成。酒的发明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古代文献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gu孤〕、觯〔zhi至〕、斝、觥〔gong工〕及盛酒器尊、卣〔you友〕、瓿〔bu部、又读pou掊〕、罍〔lei雷〕、方彝和壶等(图7)。爵，是古代饮酒器的共名。作为专名是指一种侈口、圆腹、前有出酒的流、后有尖圆的尾、口沿上靠流处大多有两个小柱、腹侧有手执之錾〔pan盼〕、腹下有三个扁棱足的饮酒器。有的无柱或单柱，或方腹四足，或有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爵。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中就出土了40件青铜爵，其中一对大型的妇好爵，高达37.3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鸟纹及兽面纹。角，数量较少。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形状似爵，前后皆为尾而无流，无柱。安阳殷墟1022号墓曾出土一件牛角状的青铜角，有盖，口侧有一个贯耳，可以系带。斝，形状亦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二柱，而无流及尾。也有的为方腹四足，或分裆三袋足。王国维《说斝》(《观堂集林》卷三)认为斝即《周礼》等古代文献所记之散。或认为斝是行裸〔guan贯〕礼时盛酒洒地以祭之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圆斝四件、方斝八件，其中最大的妇好方斝高达68.8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兽面纹。觚，高体，侈口，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经常与爵相配成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觚多达53件。觯，形状像今天的小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般为侈口、敛颈、椭圆腹、圈足，有盖。觥，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圈足，上有盖。是饮酒器中最大的，而且制作十分精致，纹饰繁缛。《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郑玄注：“觥，罚爵也。”觥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觥八件。其中妇好觥二件成对，通高22厘米，通长28.4厘米。盖前端呈立雕虎头形，后端作鸮〔xiao肖〕头。器身前部饰浮雕的虎身，后部饰浮雕的鸮身。盖与器扣合在一起，则前视呈蹲坐的老虎形，后视则呈站立的鸮形，设计构思十分巧妙。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器腹饰龙纹及鼍〔tuo驼，扬子鳄〕纹，构思奇特。高18.8厘米，长24.1厘米。尊，既是盛酒器乃至礼器的共名，又专指一种重要的用于奉献的盛酒器，器型高大，纹饰精美，数量众多。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尊的形状多为圆腹，圈足。有的大侈口，折肩；有的侈口，圆弧腹似觚。此外还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鸮、象、牛、羊等，称为鸟兽尊。商代中期青铜尊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尊十件，其中圆尊五件、方尊三件、鸮尊二件。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小臣俞犀尊，高24.5厘米，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造型十分生动。卣，《诗经·大雅·江汉》：“釐〔xi西〕尔圭瓒〔zan赞〕，秬〔ju巨〕鬯〔chang唱〕一卣。”秬鬯是香酒，因此，卣是专门盛香酒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考古发现，卣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大多是椭圆形腹，下有圈足，口上有盖。其特点是上有提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提梁卣两件成对，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盖钮作立雕的鸟形，提梁两端作立雕的龙头形。颈、腹及圈足满饰兽面纹。高36.4厘米。此外，也有的卣整体做成鸟兽形。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作成一只蹲踞的老虎形，两只前爪正抱持一人，张开大口，作欲吞食之状，寓意神秘。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及龙纹等。高32.5厘米。瓿，或称甂〔pian篇〕。形状像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有的有盖。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瓿三件。其中二件妇好瓿成对，有盖，腹饰兽面纹及夔纹，高34.2厘米。罍，大型盛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供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商代中期青铜罍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方罍两件成对，直口，弧肩，深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半圆耳，腹下部有一个鼻钮。有盖，盖钮呈屋顶形。肩部饰夔纹，腹部饰涡纹及三角形夔纹。高52.5厘米。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是专指一种长方体、下有圈足、上有盖、并且盖及盖钮呈屋顶形的盛酒器。大多通体饰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五件。其中一件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在一起，呈长方形。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亦呈屋顶状。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体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高60厘米，长88.2厘米。壶，大型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大多呈椭圆形，微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个贯耳，以便系绳提携。有盖。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壶两件成对，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与夔纹。高达50.9厘米。此外，还出土方壶两件。图7 商代青铜酒器由于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并且，如《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所以在青铜礼器中还有水器一类。商代水器主要有盉与盘(图8)。盉，是盛水以浇手的用器；亦可以往酒器爵等之中注水，以节(调和)酒之浓淡。形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初期的青铜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锥形空足。商代晚期也有方腹四足的青铜盉。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出土的铭文为“左”、“中”、“右”三个方盉，十分精美。盘，用以承接盥洗后之弃水。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的青铜盘多为圆形，浅腹，高圈足。有的盘口沿装饰有立鸟。盘底多饰有龙纹、龟纹和鱼纹。图8 商代青铜水器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认为乐是谐和的，是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古代贵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配合，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显得文质彬彬。所以广义的礼器中还包括乐器一类。商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是铙、铃和鼓(图9)。铙，是一种敲击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执柄而击。安阳殷墟出土的，个小，三个或五个一组。南方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出土者，形体巨大，要竖立在木柱上来使用。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大铜铙，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铃，是目前发现的出现时代最早的青铜乐器。1962年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顶部有小钮，侧面有单翼，高9.4厘米。鼓，一般为木质，安阳殷墟大墓中曾发现蟒皮面木鼓的遗痕。青铜鼓的形制仿木鼓，发现很少。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青铜鼓，鼓面铸出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2厘米。图9 商代青铜乐器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再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图10)、龙纹、夔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兽面纹(或称饕餮〔taotie滔铁去声〕)最为常见。古代文献记载，饕餮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或认为饕餮是古代一种凶残的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饕餮纹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巨睛凝视，令人望而生畏。龙是古代华夏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奇异的动物。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砌的龙，距今已有6000年。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夔，如龙一足。大多作侧视之形。凤鸟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鸟王，有华丽的冠及尾羽。图10 青铜器兽面纹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称为彝器款识、钟鼎文。商周金文数量众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达12000件以上。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单字约有3700字，已识者约为2400字。金文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文字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一般一件器物上只有几个字。内容大多是标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庙号)。例如：“【2-2】(子)父乙”。“子”是作器者的族氏。古代文献记载，商族子姓。“父乙”是被祭者(其父)的庙号。总之，这是表示这件青铜礼器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述的小臣俞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巳)，王省夔[上人下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rong绒〕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夔地，用夔地的贝赏赐给小臣俞。这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zhe折〕明显，被称为波磔体。第三节 原始瓷器的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并有了高度的发展。到了商代，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各种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陶业也不例外。当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日常用器仍以陶器为主；此外，陶器还普遍用于随葬。商代的陶器从陶质来说，主要有夹砂及泥质两种；器类主要有用于炊煮的鬲、甗，用于盛食的簋、豆，酒器爵、斝、觚，以及盛储器盆、罐、大口尊等。表面颜色以灰色为主，并多拍印有绳纹。在河南郑州铭功路曾发现商代中期的制陶作坊遗址，在约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圆形陶窑14座及房基10余座，出土大批烧流的残毁陶器及制陶工具陶拍子及陶印模等。在制陶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尊，侈口，敛颈，折肩，圜底，肩部和腹部拍印细方格纹。高11.5厘米，口径10.3厘米。胎呈青灰色，细腻坚硬，经化验系用高岭土制成，上施一薄层淡黄绿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已基本烧结，质地硬，吸水性弱，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瓷器，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商代晚期又出现了刻纹白陶，也是用高岭土作胎，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器形与花纹都是模仿青铜器，有鼎、簋、豆、爵、尊、罍等。例如郑州出土的刻纹白陶豆，大口，浅盘，矮粗柄，盘腹刻饰云雷纹，柄刻饰圆涡纹。高13厘米，口径22.5厘米，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此外，商代还有少量硬陶器，有罐、瓿等。第四节 精美的玉石器在商代，虽然青铜工具已经广泛使用，但是，石器仍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等在生产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此外，安阳侯家庄西北岗M1001王陵出土的白色大理石虎首人身跽〔ji纪〕坐雕像，背后有槽，可能是木柱旁的装饰。还有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纹石磬〔qing庆〕，长84厘米，宽24厘米，厚2.5厘米，悬挂敲击，声音清越，是一件精美的乐器。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并有一定发展的玉器，到了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是商周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时玉料基本上已是新疆和阗玉。大部分是青玉，以绿色为主，还有少量的白玉和青白玉，均属透闪石、阳起石软玉。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了玉器755件，主要有圭、琮、璧、璜、玦、瑗、环等礼器，钺、戈、矛、戚、大刀等仪仗用品，笄、柄形器及各种佩饰等。其中各种圆雕或平雕的人物以及虎、象、熊、龙、鸮、鹰等动物形象尤其生动，线条流畅，表明琢玉技术与抛光技术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一件站立的双面玉人，淡灰黄色，高12.5厘米，宽4.4厘米，厚一厘米。裸体，头上有双角，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是这一时期玉器的代表作。第五节 雕花木漆器及骨器牙器漆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漆器。商代，由于青铜手工工具的广泛使用，使木器和漆器的制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雕刻出精美的花纹。但是，木漆器易朽，不易保存，发现很少。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安阳殷墟奴隶主贵族墓葬中都发现了雕花木椁板的痕迹。在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漆器。在河北藁城台西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盘、漆盒残片，薄板木胎上雕刻有兽面纹、夔纹和云雷纹等，上漆朱红地黑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绿松石。在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豆、漆罍等，上饰兽面纹、圆涡纹等，有的漆器上还镶嵌有蚌壳、蚌泡及玉石等。商代的骨器在生产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有用于狩猎或战争的骨镞，用于束发的骨笄以及生活用品骨锥、针、柶〔si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的一条濠沟中发现近百个被锯开的人头骨，并在距此不远的商城北墙外商代制骨作坊中发现了大量的人肢骨与肋骨，这些都属于制作骨器的原料，深刻地反映了奴隶社会的残酷。此外，制作骨器的原料还有牛骨与猪骨等。制作骨器的工具有青铜刀、锯、钻以及磨制骨器的砂岩砺石等。锋利的青铜工具的使用，又使商代的牙雕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郑州白家庄商代中期墓葬中曾出土象牙觚和象牙梳。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系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其中一对夔鋬杯，高30.5厘米，杯身细高似觚，通体雕刻兽面纹等，并嵌以绿松石。另一件是带流的虎鋬杯，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