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还高兴吧？”他轻声地问着侍臣。侍臣恭敬地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感悦！”“苍生虽喜，我命危笃。”李治深深地叹息,“天地神祗如有灵，愿能延我一个月的寿命，让我能生还长安，死亦无恨！”这是史书上所记载的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遗命裴炎辅政，皇太子哲即皇帝位，时为弘道元年12月4日。高宗56岁，武后60岁。当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遗命裴炎辅政，皇太子哲即皇帝位，时为弘道元年12月4日。高宗56岁，武后60岁。按照唐制，28岁的皇太子哲即位于枢前，正式受册嗣位则于7日之后，是为中宗，尊天后武氏为皇太后。终高宗的一生，他都竭力想走出别人的阴影，用尽了种种办法试图证明自己，然而从历史评价上来，他并未成功。在高宗时期颁布的唐律达到了中华法系的巅峰，但这一成果理所当然地被记入长孙无忌名下。打击士族高门，促进科举制的发展，开殿试和武举之滥觞，千百年来都认为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大唐版图在高宗手里达到了最大，人们则归功于是他父亲留下的铁骑雄师和天才将领，却忘了隋炀帝从父亲杨坚手里继承的帝国更加繁荣富庶，却不到20年就玩完了。并不是要否认高宗朝的辉煌有这样那样的外部因素，但高宗本人决策国事、破格用人的作用被完全忽视，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他身后没有武周革命，也许世人对他的评价会高得多吧！不过高宗在历史上的名声虽然不好，名号还是蛮威风的，既是“天皇”又是“大帝”，非常国际化。（印象之中，除了他似乎只有东吴的孙权才被称为吴大帝。）高宗留下的《大帝遗诏》是这么说的[1]：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除了一些例行说辞，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一句。这样的做法极为罕见，对比高祖和太宗遗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军机急速，小殓既竟，嗣子宜於别所视事，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高祖遗诏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於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汉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太宗遗诏无论是高祖还是太宗遗诏，都有这么一句“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表示大丧期间平常事务可由百官自行处理，然而军国大事的处分事关君权，不可轻易委人，仍由已成年的嗣皇帝亲自处理。在高宗遗诏中出现这句极不寻常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当是皇太子监国期间表现不佳，高宗担心他当此内忧外患控制不住局面，所以刻意如此安排，但也表现出高宗对武后掌国执政能力的欣赏和认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她的信任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政治伙伴。然而单凭这句话仍然不能让武后正式全面的掌政，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里仍有两重限制：其一是指军国大事；其二须是在嗣皇帝不能决断的时候，才有必要听取太后的意见。不过这限制被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打破了。在12月7日高宗死后第3天，裴炎上奏，以嗣皇帝尚未正式受册为帝，也未听政，故请求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宰相议政向天后奏议，由天后宣令于门下省施行：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旧唐书*裴炎传》裴炎这一奏议完全没有先例可循。太宗皇帝兵变即位固不用说，太宗病逝于贞观23年5月26日，皇太子李治直到6月1日才正式受册，从来没听说这期间就不能发布政令的。裴炎以此为由，上奏凡是宰相奏议都报知太后决断，完全绕过了嗣皇帝，也突破了遗诏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的限制。裴炎经章怀太子案后受到武后赏识，迅速提拔为门下省长官侍中，双方一直关系不俗。而哲太子监国期间的失望表现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裴炎辅政大概和哲相处得也不好，对于裴炎来说恐怕更愿意在一直和他合作愉快的武后手下做事，而不愿意侍候脾气又臭又硬又没本事的李哲了。从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裴炎的这次奏议正是武后和他政治交易的一部分。裴炎是高宗指定的唯一顾命大臣，众宰相老的已经死得七七八八，新提上来的资历浅官位低，裴炎说话隐然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哲当然不乐意，但他还没有正式即位，大臣们都不买他的帐，只能任人摆布，但对裴炎的憎恨自是又深了一层。武后现在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单独处分政务权，几日后中宗正式受册为帝，但武后仍以皇帝尚未守丧期满为由继续把持国政。然而嗣皇帝并非幼儿，先皇遗诏中也并未委托太后临朝称制，所以武后并没有取得历朝太后代幼年皇帝临朝称制的合法权力，而只能依靠顾命大臣裴炎的配合走一步算一步。按古中国的政治传统，太后称制是指皇太后受先帝委托，代年幼的皇帝履行君权，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武后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与宰臣沟通别出蹊径，中宗未正式受册前4天宣“天后令”，受册后而守丧期未满则假“太后令”，但也只能拖延一时。皇帝守丧为“以日代月”，最迟新年一到嗣皇帝丧服一满，她就必须归政皇帝。也就是说，在12月30日之前她必须做好所有准备，让中宗完全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高宗现在已经死了，潜沉的反对力量可能都会浮出台面，她必须独立面对一切，再没有任何遮拦。在这短短的10几天里，她需要稳住中间派，钳制反对派，拉拢观望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保证没有任何弱点和空档可供李哲利用。留给她的时间真是太少、太少了。[1] 高祖、太宗及高宗遗诏见《唐大诏令集》好在武后筹谋已久，并不慌乱，有条不紊地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1、 安抚李唐皇室宗亲，这是武后以太后名义发布的第一件要事。12月17日，武后下令给李唐宗室中地亲望重的高祖太宗诸子统统加封为一品大员，安抚其心以免生变。高祖诸子韩王元嘉进授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太宗诸子越王贞加太子太傅，纪王慎加太子太保，以示尊宠。除此之外，也拉拢一批原本在家族中不受重视的李唐宗室，如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便受到太后的“甚见亲厚”的格外栽培。武后深知从内部瓦解的必要性，有时候李唐皇族中人一亮相，作用可能大过十位大将。2、 调整原班宰相阵容，将仍有一定影响力的老臣刘仁轨升为品级最高的左仆射，实际却不给他实权，仍然留守长安。将几位新提拔配合度较高的宰相郭待举、岑长倩、魏玄同由品级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希望他们升迁后能感恩效力，而同一批提上来不合心意的郭正一则被罢相，转为国子监祭酒。这时候低品级官员入相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君主完全可以进退由心而不必有任何顾忌。武后掌政后常有四品乃至五品官员入相，即是因此。3、 派遣军中心腹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都督府，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加强防卫，如令狐智通便是当初押解章怀太子赴京的将军。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也是军事重镇，与突厥等塞外部落接壤，以前李绩便长期担任并州都督达16年。益州巴蜀为重要的赋税来源，扬州富甲江南，是唐帝国的大后方。荆州则是唐代的南都江陵，北踞汉沔，南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自古为必争之地。武后以其心腹出镇地方军事经济重镇，以防不测，这是12月29日即嗣皇帝守丧期满前一日的事。4、 飞诏令出征在外的大将程务挺急赴洛阳，与张虔勖分掌左右羽林军，统领北衙禁兵，稳定东都政局。5、 同意裴炎的奏请，改授他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因裴炎为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很多事情需要他的配合，同意他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标志着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结束和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回望古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无时或已，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秦汉时实行独相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万事决于一人之手，容易导致权相独大，威胁皇权。从秦汉到三国，位高震主的权相不胜枚举，因此历代皇帝都想尽各种办法，或增设机构，或委要事于身边低级亲信，以分宰相之权。秦代一相独大，汉代即设三公鼎立。尚书台原本主管禁中文书传递，长官称为尚书令，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司马迁被汉武帝严重伤害之后就做了中书令，所以对剥夺他出任尚书令资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见。汉朝的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切记切记，要做中书令得做唐朝的^_^）汉武帝时开始有意抬高尚书台的地位，宰相职权逐渐转往尚书台，魏晋之后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权势既大，皇帝又谋削弱，将中书省从尚书台里面分割出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到了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又开始上升，其长官侍中原本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干些捧痰盂之类的服侍工作（有时候也捧夜壶，看情形需要^_^），因朝夕得见天颜，得到皇帝信任，皇帝处理政事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门下省也开始参知政事，侵夺宰相职权。特别是北朝，政多出于门下省，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至此，三省并立的局面已初具雏形。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统一全国之后，对昔日关陇同僚颇为顾忌，因此舍弃秦汉旧制，而沿袭北朝的政治体制，正式确定了三省六部制，将秦汉以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以中书制诏（隋代称为内史省），门下审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均为真宰相。然而，隋代的尚书省既参预中枢决策，又统辖六部，集人事、财政、司法、军队等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远非中书门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议事皆在尚书省。中书门下二省不能制约尚书省，只是起辅助决策的作用，还常因中书的制诏常被门下驳回而闹得不可开交。权臣杨素担任尚书令的时候，就连皇帝杨广也甚为忌惮。故此李渊攻入长安后便自任尚书令，登基后又让儿子李世民担任此职，总之不落于外人之手。不过，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武德后期又因兄弟争位李渊有意削其权柄，其尚书令职权几被架空，左右当时朝政的为仆射裴寂。也就是说，最迟武德年间，已经实现了以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然而，尚书省的权限依然很重，武德年间的裴寂被人目为“周公”，其权势之盛可略见一斑。“三省分权，相互制衡”的真正实现还是太宗时代的事。高祖开国，太宗建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雏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确立。针对尚书省权势过重情况，太宗虚置尚书令，大力抬高中书省的决策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使尚书省决策与行政权逐步分开，演化成单一的执行机关，三省并重的局面终于得以实现。针对中书门下屡起纠纷的弊端，太宗创设政事堂制度，集三省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集体议政，轮流秉笔纪录，六部及御史台高级官员均可参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问题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魏征即以门下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皇帝不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唐人李华所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议之。”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2]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但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纪录，俨然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不过，门下省的监督职能不仅是针对权相，也是针对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裴炎的请求，固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裴炎的权力欲，但对她自己也未必没有好处。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武后一口气做完这一系列安排，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她的眼光和魄力，——她走的每一步棋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效用。12月30日，武后将不听话的郭正一罢黜相位，这正是嗣皇帝守丧期满的日子，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武后看着急不可待的哲三下两下除去丧服，不禁微笑：他一定给憋坏了。[2]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公元684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嗣圣/文明/光宅元年，每一次改元，都反映出一段惊心动魄的争斗和变革。这是高宗入土为安的一年，这是武后独揽大权的一年，这是大唐帝国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一年，这是神州易主苍生迷惘兵戈大起的一年。权力的巅峰，只容一人独行。蓄谋已久的太后，不甘受困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落寞失意的士人，都倾尽全力盛大出演，看谁终将点燃闪电。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但他依然不快乐。怎么乐得起来呢？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母后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他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四面受制，无人能为其所用，处境较章怀太子当年更为不利。章怀太子当时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父皇，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哲却什么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哲做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远在长安，象裴炎等聪明人早已另攀高枝投靠了武后。高宗后期太子频频更换，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到东宫亲近大臣的贬黜，人们因此不愿和太子太过接近，何况哲“春秋鼎盛，圣道未周”，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身家性命和前途寄托到太子身上。在这样心态的驱使下，大多数东宫官员都是碌碌无为，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东宫僚属田游岩的际遇可为典型代表。田游岩原本是隐居嵩山的著名隐士，明崇俨被杀，武后设专案组日日追查，高宗唯恐章怀太子出事，一面命太子监国以增强实力，一面亲往嵩山请田游岩出山，希望他能像汉初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的地位。但章怀太子最终还是被废，田游岩因为刚到东宫不久，没有受到牵连，而是留下来继续辅佐新太子哲。既受高宗知遇之恩，照理说应该尽忠职守忠于太子，但不知是哲太不具有亲和力，还是田本人性格使然，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太子胡作非为也一声不吭从不劝谏，完全局外人一样，“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颇为时论所讥。象田游岩这样亲受高宗“调护之寄”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就更可以想见了。哲虽然已经贵为皇帝，但当时以裴炎为首的大臣对他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他们似乎更属意于哲的弟弟豫王旦。在洛阳统领禁军的两位首领程务挺、张虔勖早与裴炎打得火热，成为武后的工具。哲似乎也有试图拉拢羽林军，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并未成功。[3] 满朝文武虽多，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施以援手，哲虽然坐上了龙椅握到了玉玺，但在母亲的天罗地网下仍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在高宗诸子之中，哲历来是评价最低的一个，除了明崇俨处于针对章怀太子的目的而夸了哲一句长得像太宗，几乎就没得过其他好评，说他斗鸡游猎贪玩不知书不好学不做家庭作业的倒一大堆。其实此情此景，就算公认聪明绝伦的章怀太子也无法应付，何况智商不太高的哲。然而，自甘认命，躺在菜板上任人宰割的滋味太不好受，哲和贤毕竟是嫡亲兄弟，天分虽然不及，性格却相差无几。就算明知强弱悬殊，也要尽力一试，尽管这种努力，在他人看来简直可怜复可笑。眼看着两个哥哥如此下场，并亲去送行目睹章怀太子被流放巴州衣不蔽体的凄惨场面，他还有勇气反抗，不管后果如何，也足以让人尊敬了。日后张柬之称其“勇烈”，也是有感而发吧。正月初一，哲初掌国政，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即超擢皇后之父韦玄贞为豫州刺史。正月十日，又把韦后的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韦家只是个没落的老牌贵族，不能给中宗提供什么实质上的援助，而当时也已经不是外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时代，可是孤立无援的中宗又能向何处延揽亲信呢？堂堂大唐天子，总不能跑到大街上见谁就拉：“你好，我是你的皇帝陛下。跟我走，帮我干掉我老娘，我给你大官做！”武后好笑而又感叹着儿子的幼稚，倒也没有出面阻止。——憋了那么多天，也该让他发泄一下吧^_^初尝权力滋味的哲开始走得更远，他要把韦后之父韦玄贞从刺史提升到侍中，又准备把乳母的儿子提升为五品官。这一举动常为后来人诟病，但按照唐制，由刺史而升宰相的并不少见，何况皇帝任用岳父为侍中，政治敏感性远比任用其他亲信官僚为轻。然而唐代出旨权为中书省所控制，皇帝的这一主张立刻遭到了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坚持认为不可。当时裴炎为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如果皇后的父亲做了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裴炎的地位必然大受威胁。皇帝再三催逼，裴炎坚决不肯受命，不由得勾起年轻皇帝的心头旧恨，忍不住大怒：“就算我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是我的事，有何不可！怎么就做不得侍中？”裴炎骄狂已惯，何况哲本来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合适君主。他若是有把哲放在眼里，当初就不会绕过嗣皇帝奏请太后掌政，他既然敢这样做，必然就有预料会招致皇帝的不满和报复。得到中宗这样的回复，裴炎立刻告诉了太后。武后本来就在踌躇以何种理由收回权柄，裴炎的告发无疑又是一个机会，此时中宗的皇帝位还没有做满一个月。[3] 《资治通鉴》言及中宗被废后：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从飞骑口吐的“反言”看来，中宗似乎也曾拉拢过羽林军但被拒绝，事后羽林军抱怨武后的封赏不够。武后和裴炎商量的结果不谋而合：既然哲如此不识相，干脆废了他，另立豫王旦为天子。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还引进了另一位关键人物——中书舍人刘祎之。刘祎之为北门学士之首，既是武后的心腹，又是豫王旦的老师，曾两度出任旦的王府司马。旦对他极为尊敬，视之如师如父，双方关系亲密。他也赞成废中宗，让自己的学生上台。裴炎身为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足可左右政府中枢，两位羽林军首领均投效于他，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迫中宗就范。刘祎之为北门学士时就已为武后夺权出谋划策，深愔政治斗争的三味，一番筹谋，计议已定。议立的豫王旦为武后第四子，原名旭轮，今年22岁。旦是高宗最小的儿子，因此备受疼爱，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三岁即拜单于大都护，都是极为少见的恩遇。旦性格柔顺，伶俐乖巧，很会撒娇，因此成年之后父母也舍不得让他出阁，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书，有学者气质而无政治家的性格。[4] 旦本来是一位亲王，虽然娇生惯养经常撒娇，谁也没有把他当皇储来培养要求他坚韧刚毅，倒是很具亲和力。当时以文臣为主的宰相集团对他都颇有好感，人前事后打的旗号都是“废昏立明”，可以相信这也许的确是裴炎、刘祎之等人行废立事的动机，是他们用来说服自己是为国家社稷考虑而不出于个人私心的自我安慰。然而旦的性格较哲更具依赖性而易于掌控是事实，以当时的情形看，朝臣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新皇帝。他们指责哲的愚笨而不听劝谏，其直接导火线就是皇帝欲立韦玄贞为侍中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初唐时代的儒家思想尚未变异成对道统的执著维护以至于对自身思想的压抑和束缚，一切仍存在未定性的生机和无限可能，唐人仍带有先秦时纵横家的气质，玄武门事变后东宫官员多改事太宗，时人并不以为非，即是因此。是以朝臣们并不特别在意礼仪和宗法，“但为李氏子孙便北面而事之”，这种思想贯穿了有唐一代。放在高宗末年太子三换的情况下，朝臣们有此想法不足为奇。对于刘祎之来说，旦本来是他的学生，存有一份私心。对于裴炎来说，中宗如此不给面子不如换个年纪小的皇子试试，历来太后专权不出后宫，外朝总需要朝臣配合代理操控，他可以继续专权执政。对于程务挺等武将来说，本身和裴炎渊源极深，他们关心的是帝国官僚体制下本身的命运，只要对自己有利，对于坐在龙椅上的是哪位皇子并不在意。他们是将武后权力合法化的重要力量，而哲的失位，正是从未得到他们支持的缘故。诚如黄约瑟先生所言，高宗的去世，正值唐朝处于权力交替仍未完成的过渡阶段，而皇储行为的不正，更是权力中枢多少出现空间。而这一局面的产生，正是武后长期经营蓄谋已久造成的，麟德二年后即以二圣之名参政议政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填补了这一空间的首选人物，而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也乐意支持她以维持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期待由皇太后出面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换一位与己有利的皇帝，然而，他们都错了，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局势已非任何人能控制，从那里面冉冉升起的，是神州大地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4] 《唐会要*诸王》：初，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高宗朝，睿宗为殷豫王，虽长成，亦以则天最少子，不令出阁。嗣圣纂大位，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嗣圣元年2月6日，武后召文武百官齐集东都洛阳宫乾元殿，决定强行废除中宗李哲的皇位。为了避免他任性逞强，闹出不可收拾的局面，武后亲自坐镇乾元殿，左右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闯入皇宫，森然伺立于殿前。文武百官一见这架势已知必有要事发生，上上下下鸦雀无声。中宗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初冬的空气里流动着一股诡异的不安，羽林军的刀剑在黎明熹微的晨光中冷冷地闪动着寒光。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面无表情地出列，宣读太后的敕令：即日废中宗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羽林军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将皇帝架下了宝座。大臣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前这幕奇景，犹在梦中的中宗不知所措，厉声道：“我有何罪！”在重兵环伺、刀剑林立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试图讲道理，那天真的呼声在死一般沉寂的大殿里回荡，珠帘后传来皇太后冷静威严的语音：“你想把天下给韦玄贞，还不叫罪吗？”这句话终结了一切，在羽林军刀剑的映衬下显得分外铿锵有力。刚做了36天皇帝、位子还没暖热的中宗，就这样给武后片言废黜，囚于宫中别院。同年4月流放房州，后又改为均州，关押在贞观后期魏王李泰因为争权被贬黜的旧院里。第二天，连太子也没做过的豫王旦，梦一般地被人接出宫来，直接由亲王继位为皇帝，嫡妃刘氏为皇后，所生的6岁嫡子成器为皇太子，改元文明，天下大赦。为争取臣民的支持，特赐文武官五品以上晋爵一等、九品以上勋官连升两级。在普天同庆的欢呼声中隐去了哲苍白木然的面孔，一夜江山已易主，太阳依然在升起。这天夜里洛阳城爆发出一条令人心悸的新闻，十几名禁军飞骑在一家妓馆里饮酒作乐，酒意醺浓时有人触景生情地发起了牢骚：“大唐皇帝走马灯似地说换就换，荣华富贵总是归于李姓家族，要是早知道我们禁军飞骑的奖赏就这几文酒钱，不如拥护庐陵王复位，也许会多赏几个钱呢。”借酒壮胆的同伴们应声附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中已经有人策马奔往玄武门，告发检举了还在醉乡中的同伴。羽林军的百名将士如临大敌地包围了那家妓馆，夜色灯火下笙歌正急，血色罗裙下瘫倒着呼朋引伴开怀畅饮的飞骑士卒。心怀怨谤口不择言的那名士兵被当场斩杀，血淋淋的人头系在羽林军的马首边耀武扬威地驰过闹市。剩下的十几个飞骑用绳索捆成一串，一个个被推到了绞刑架上，羽林军首领高声宣布那几个飞骑兵知情不报，一律处以绞刑。新君登基之夜闹市中的鲜血和杀戮令无数亲身经历者心胆俱裂，初升的明月照着一地狼藉的尸体，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狰狞的事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流行一套新的准则，拳头大过道理，良心让位于利益。此后数天传来告密的飞骑兵因有功受封为五品武官的消息，十几条生命的消逝换来一人的加官进爵，人们提到这天妓馆里发生的奇异现实总会神情暧昧各怀心事，告密的黑色旋风由此掀起。第三天，高宗生前所册立的皇太孙李重照被废为庶人，其府坐废，随中宗迁谪房州。第四天，派心腹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赴巴州，严密监视故太子贤的动静，以防不测。三日之后，武后亲临武成殿，嗣皇帝旦率文武百官重上尊号给太后，正式确定皇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地位，这是文明元年2月12日的事。2月15日，太后临轩，完成嗣皇帝旦的正式册封仪式，让人震惊的是主持大典的赫然竟是武后的侄子武承嗣！裴炎完全没有回过神来，他口口声声的“废昏立明”现在完全没有机会证实了，因为新皇帝一直被囚于别殿，不得预闻政事。他以为这是非常时期，武后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善后问题，12日皇太后正式临朝称制，他以为已经满足了武后的权力欲，一切总会恢复正常。然而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武后的脚步丝毫没有停顿下来的迹象，15日新皇帝正式受册，依然居于别殿且禁止百官觐见，偌大的殿堂上龙椅空空人影全无，紫宸殿上却赫然升起了一袭淡紫色的纱帐，宣告着太后临朝总摄国事的开始。凤栖紫宸，天地变色。裴炎再也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劳心劳力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万里江山，如诗如画，现在已经全部掌控在那袭如烟如雾的纱帐后的女人手里，而那至高无上的权柄，正是自己双手奉送给她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裴炎几乎可以想见，太后唇边那丝讥讽的微笑。岂止是裴炎，参与嗣圣元年二月政变的刘祎之同样感觉悔不当初，本来有心将心爱的弟子旦扶上皇位掌控天下，却没想到旦尽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朝不保夕的囚徒，武承嗣的用事，更明明白白地昭现出太后的野心。这已经不是换个皇子继位的问题，这是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的前兆！过度的恐惧压抑在心底竟然呼喊不出，没有一个人敢请求太后归政皇帝，因为那淡淡的紫色纱帐所弥漫出来的霸气与杀气，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之颤栗。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一直看错了她。朝臣们回不过神来，新皇帝旦更回不过神来。一夜之间，他由亲王变成皇帝，又从皇帝变成囚徒，为什么？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去争夺过皇位，从来没有贪图过这非分的荣耀。原本悠闲自在的人上人，读他的书，画他的画，天地如此广阔，前程如此灿烂，却突然局促到不能迈出这间小小的殿宇，渺小到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前一刻他还在尽情的享受人生，软红十丈，醇酒佳人，一转眼已行走到悬崖边缘，随时随地都可能粉身碎骨。这就是真实的人生，比梦境更荒谬。突然从温室里被拉出来的旦完全不在状态，至尊的皇位和冰冷的囚笼已同时加身，他无从选择，也无从拒绝。就算他心有不甘，也无法飞檐走壁地逃离这皇宫，逃离层层严密的监视。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没有任何政治资本，现在连人身自由也已失去的旦，有什么本钱和母亲斗呢？无可奈何的旦只能接受现实：他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已经结束，现在他和他妻儿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母亲的一念之间。其实，这也很合理，她是他的母亲，是她赐予他生命，那么她要取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要做的不过是再次认清这一点，从行为到灵魂上绝对服从和柔顺。弘的理想，贤的骄傲，哲的固执，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摧折，已经只剩下旦，和他卑微的愿望：活下去。思想？那太危险，他不需要。记忆？那太沉重，他承担不起。如同内心已被掏空的莲藕，他深深地潜入水底，潜入泥中，在那里，静静地埋葬掉他所有的爱恨与悲喜。于是人们只能看到一个淡漠的谦恭的影子皇帝，和他永远沉静的温和的微笑。他是唐帝国最高贵也是最恭顺的模范囚徒。儿子们给了武后那么多的不愉快，现在总算能有个听话的，武后算是松了口气。2月20日，也就是她紫帐听政的第5天，故太子贤被特使丘神勣逼杀于巴州，干脆彻底地完成了武后交待他“严密监视”的任务。贤是高宗诸子中最得人望的人物，这一手法虽然残酷，却大有必要。丘神勣于3月回到东都，向武后报告贤自杀的经过。武后于是以误解太后旨意，逼迫贤自杀的罪名，将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不过，这纯属做做样子，丘神勣没多久就被调回，任职左金吾将军，日后成为武周朝有名的酷吏，为武后剪除了不少政敌。尽管武后极为讨厌贤这个儿子，但还是追封他为雍王，并率文武百官于显德门为他举行了“举哀”仪式。就是大家在宫门左右排列整齐，全体大哭三声，然后再大哭三声，肃穆退出。武后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昭告天下，贤已经死了，你们不用指望了。事后徐敬业扬州之乱果然有冒充章怀太子造反，但因武后先已将贤的死亡昭告天下，大大失去号召力，没过多久就被平定。不能不说武后确有先见之明。然而武后对这个儿子的厌恶，并不因为他的去世而稍有减轻，贤的尸体一直被停放巴州，直到中宗神龙复辟后才迎还长安，陪葬乾陵。他的三个儿子也一直囚禁宫中，甚至不许他们到院子里走动。每岁敕令杖刑数顿，两个儿子因此被活活打死，只剩下光仁一个，后改封邠王守礼。少年时所受的杖刑给他留下的瘢痕跟随了他一生一世，每当天要下雨的时候都会隐隐作痛。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贤这个儿子在母亲心中何等的没有地位。高宗去世的短短数月里，武后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让她的弦崩得紧紧的，日子紧张得每天都象在打仗，现在诸事稍定，略略可以喘口气。此时高宗的灵柩挺在洛阳已经整整五个多月了，仍然尚未下葬。高宗遗愿恨不能生还长安，那也是李唐历代祖先安葬的地方，然而长安毕竟是李唐老巢，也是反武势力较为集中的地方，武后踌躇再三，先向留守京师的老臣刘仁轨写了封亲笔信，任命他专知西京留守事。不久刘仁轨上书回复，自称年老体衰不堪当此大任，并援引汉朝吕后专政而最终诸吕败亡之事规劝武后，“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云云，希望皇太后引以为戒。武后览毕知道他虽然对自己的行为不满，但已没有能力和精力公开对抗，反正他也80多岁活不了几天了，何不有耐心一点容忍一下？派了本家侄儿武承嗣带了官印和太后的亲笔信专程跑了趟长安，说明情况，称只是因为皇帝在守孝居丧期间不便处理国事，自己才出面处理，没想到引起误会，但由此看到了刘仁轨的忠贞之操，松柏之志，可谓既愧且慰了。虽然自己并没有仿效吕后之心，不过还是会把刘仁轨的金玉良玉当作龟镜引以为戒的。信中大赞刘仁轨“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让他不要推辞朝廷给他的重托了，可谓给足面子。安抚好了这位老臣，武后开始着手安排高宗的葬礼。正临江山易主的非常时期，各方面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武后左思右想，还是觉得现在不宜与长安那帮老臣见面，弄得束手束脚陷己于被动，于是交给睿宗去办高宗的丧事，护送高宗的灵柩西返长安，顺便考察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表面上那般恭顺，她自己仍然坐镇洛阳，继续处理国事，政府班子里的主要人员也留在洛阳协同理政。睿宗很听话地一路护送高宗的灵柩返回长安， 8月10日，高宗正式下葬于乾陵。一切按照武后的指示，葬礼办得很风光。乾陵大道两旁刻着高宗朝臣服大唐的番王或俘虏，以纪念高宗朝的赫赫战功，这就是著名的“六十一宾王像”。更打破帝王陵前不立石碑的惯例，在乾陵朱雀门外为高宗立起一块巨大的石碑，并亲自撰写了洋洋数千言的《述圣记》，让高宗选定的继承人中宗而不是睿宗书写后，镌刻在石碑上，嵌以金屑，夕阳下光芒万丈，极尽辉煌。碑分七段，象征着高宗的文治武功如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曜”光耀天下。高宗下葬之日，武后也在洛阳颁布了她亲笔撰写的《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表达自己的哀思之情，顺便把《高宗实录》调出来亲自监修删改定稿，了却一桩心事。埋葬了高宗，封存了实录，武后也随之把往昔的记忆一同尘封。四十年恍惚如梦的宫中岁月，小心翼翼婉转承欢，几乎是一步一叩首地走到今天……那些屈辱与凄酸武后不想再频频回顾，在今后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将由她自己来雕塑。现在的武后，信心坚强，意志饱满，清醒而果断。她不愿再沿着旧有的轨迹，在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中辗转一生，而要做自己心灵的真正主宰。没有任何礼仪与规则可以约束她，因为她即是规则的制定者而非遵守者，属于她的不再是“你应”（thou-shalt），而是“我要”( I will)。七月里西北天空升起一颗不祥的彗星，持继二十三天闪烁刺眼的凶光，天下佛寺道观香火鼎盛人心惶惶，纷纷议论这是不是女主当政上天示警。紫帐中的皇太后丝毫不为之所动，她抬起头向着冥冥中不可测度的天意默然微笑，就算这真的是上天示警，她也有信心逆天改命！伴随着这颗不祥的凶星，突厥人发动叛乱大肆入侵北部边境，却被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率军击败，紫帐中的武后似有补天之能，从容自若地掌握着乾坤，事实证明人们的担忧无非是杞人忧天。九月武后下令将文明元年改为光宅，东都洛阳改称神都，所有皇旗全部改为金色，更加使人如坠云雾的是朝廷衙门及官职名称，一齐被武后更换一新。三省名称更换如下：尚书省 文昌台中书省 凤阁门下省 鸾台尚书左仆射 文昌左相尚书右仆射 文昌右相中书令 内史侍 中 纳言六部名称更改为：吏部 天官户部 地官礼部 春官兵部 夏官刑部 秋官工部 冬官另外又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左台监察京师百官及军队调动，右台负责监察地方各州，对于全国的掌控空前加强；其它如省、寺、监的名称也全更改。衙门官职的新名称充满女性的华丽与典雅，武后不断地在帝国各方面打下属于她的印记，改元改名之后，武后再度抛出重磅炸弹：追封武氏五代内的祖先为王，夫人为王妃，建武氏七庙，并在故乡并州文水县建武氏五代祠堂。这下，裴炎终于坐不住了。“太后身为国母，当以至公之心示天下，不可偏私于亲人。”鉴于满朝文武都在太后的铁腕下噤若寒蝉，裴炎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面。内心深处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后悔当初的蠢心，只希望现在还能有机会尽量挽回，“太后不见汉朝吕后之败吗？”武后锐利的目光似想看到裴炎的内心深处，冰冷的语音让人不寒而栗：“裴卿这是什么意思？吕后是因为大肆分封在世的亲戚而败亡，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有何不可？”“事情虽小，但须防微杜渐。”裴炎固执地坚持，但太后已经不再理会，武家祠堂到底还是建起来了，临风笑傲不可一世，无声地嘲讽着裴炎徒劳无益的蠢行。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动摇皇太后的意志，无论是天上的凶星还是朝堂首席宰相的劝谏。玉辇滚滚绝尘而去，毫不迟疑地奔向武后心中的梦之所在。对于本家的尊崇并没有如武后所言的只至于过世的祖先，早在册封嗣皇帝的仪式上侄子武承嗣就大大风光了一回，5月份又正式拜相。异母兄弟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也由右卫将军提升为兵部尚书（夏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诸武以趾高气扬的姿态走进庙堂，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后的前程还会更加辉煌。太后临朝，诸武用事，东都改名，官职变易，一切都透露出改朝换代的迹象，让天下臣民惶惶不安。人们私下忧虑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不祥，议论着既然是废昏立明，为什么从来没见过新册立的“明君”上殿理政。武后以实际行动回答人们的质疑：下诏追尊李唐皇室祖先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母亲（据说为玄妙玉女）为先天太后，册先天太后像于老君庙所受人祭拜。武后以这一举动含蓄地表明了她的态度，国之教主太上玄元皇帝与其母先天太后并尊于庙堂，对应着皇帝与太后并立于朝堂，天庭既是如此，人间为何不可行？太后的神来之笔让人们目瞪口呆，只要她愿意，就算是天上的星光也可以摘下来做她的床头灯，其实既然李唐可以“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为由认老子做先祖，武后尊崇一下老子的母亲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孤独了千八百年的太上老君现在真是幸福之极，不但有了一大群孝顺子孙，还有一位母亲要他孝顺，一家人团团圆圆共叙天伦，也不用只身孤影出关遁世了。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玄妙玉女先天太后的权威，改元光宅的同一个月，扬州便爆发了李敬业之乱。李敬业为初唐名将李绩之孙，他继承了祖父英国公的爵位，却在郁郁不得志的窘境中纠集了一群下级官吏举起了造反大旗，打正旗号拥立中宗，匡扶唐室，十几天内便聚集了10多万军队，一时烽火四起，人心浮动，这是大唐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李敬业见开端如此之好，信心大增，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骆宾王为记室，并找了一个貌似章怀太子的人，奉以号令，传檄四方，俨然有倾覆天下之势。檄文由记室骆宾王书写，词双句俪，铿锵有力，文辞极美，足可当得千古绝唱，特录于此：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7］，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傥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这篇文文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红卫兵小将贴大字报还常用上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委实充满了一种“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究竟谁怕谁”的革命豪情。武后也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看一边笑，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禁矍然道：“这是谁写的？”侍臣回答是骆宾王。武后叹息：“如此才华竟然未得重用，以至沦落为贼，岂非宰相之过！”武后举重若轻地将这一锋利的檄文轻轻带过，烽火连天的扬州在她云淡风轻的笑容里化为闹剧，她的镇定自若让周围的人也不觉受到感染，对方的十万大军仿佛也不那么可怕了。然而平静如水的面容下是万丈狂澜：扬州，是唐代除长安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叛军里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更让她心悸，李敬业心腹、叛军左右长史唐之奇、杜求仁正是左羽林军首领、大将程务挺的亲密好友，右司马薛仲璋则是当朝权相裴炎的亲外甥，这么一来，禁军是绝不能动用了，那么，她该找谁去平定扬州之乱？程务挺现在正率领大军在前线抗击突厥，这支军队又会不会反叛噬主？武后面临着她一生中最严重的军事危机。李敬业之乱打着匡扶李唐的旗号，诸武顿时觉得来了机会，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纷纷上表，要求处置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李唐宗室，裴炎又一次跳出来表示反对，心中有刺的武后越发不悦。虽说即使裴炎不说她也未必会采取这个馊主意，裴炎的态度仍然让她不舒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裴卿自己却从来没提出过什么好主意。”武后用尽量平淡的声音缓缓开口，太过激动的语调会暴露她内心的情绪，她不想让这位权臣看出她的任何弱点。“莫非你在顾忌疼惜你的好外甥薛仲璋伤心难过？”“太后言重了，”裴炎郑重地说，“臣为官多年从未偏私过自家亲情，这一点太后也是知道的。”武后面容稍霁，这的确是她对裴炎信任重用的原因之一，想想也对，如果裴炎对这个外甥关照提拔，薛仲璋也不至于犯事被贬，以至于投身叛军了。“那么扬州叛军如此猖狂，你身为宰相居然不议政讨伐，悠悠闲闲，难道不是失职吗？”裴炎沉默，半晌方道：“臣之所以悠闲度日，是因为臣的确觉得不必恐慌，只要太后有心解决，叛军成不了气候。”武后心中一动，挑眉看着他。裴炎深深地吸了口气，脸上有豁出去的表情，沉声道：“李敬业作乱之所以短短十日就有十万之众响应，无非是皇帝年长，太后却迟迟不肯归政，遗人以口实。只要太后还政皇帝，叛军必然不战自溃。”武后只觉得浑身的血冲上头顶，一下子站了起来，由于动作太急，她一时竟有晕眩的感觉。裴炎一口气说完，立即倒身下拜，大声道：“请太后还政皇帝！”武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拜倒在地的人影。淡紫纱帐不住波动，仿佛难当皇太后的怒气。震惊于裴炎的大胆，震怖于太后的盛怒，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偌大一个朝堂顿时落针可闻。半晌，一个尖利的语音划破沉寂，监察御史崔詧出列上奏：“裴炎受先皇托孤重任，独揽朝纲，大权在己，若无异心，何故请太后归政？”这话像箭一样刺入武后的内心深处。隔着淡淡的紫色纱帐，她看着裴炎。她一直以来最亲密最得力的盟友。他帮她搞定了裴行俭，扳倒了章怀太子，废黜了中宗。他从来不曾让她失望过。她也从未亏待过他。她把他由一个小小的黄门侍郎提拔为首席宰相，执政事笔，总揽大权。他想做侍中就做侍中，想做中书令就做中书令，凡他开口，她没有不应允的。现在扬州烽火大起，兵锋十万，直指洛阳，正是她最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他拒绝援手。他要她归政皇帝。武后攥紧双手紧握成拳，控制住发抖的身子。“说得不错。”她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怠慢军机，乘危逼宫，裴炎，你可知罪？”一代权臣就此入狱。如同雪水泼在冷洌的刀锋上，武后的心志是从未有过的坚硬和冷凝。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说得好。她挑选李唐宗室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论辈分算皇叔，武后临朝称制后有意拉拢提拔他为左卫将军，甚见亲遇，现在排上了用场。李孝逸有无军事才能姑且不论，单是李唐宗室这个牌子已经足够分量。正牌皇叔对阵冒牌的章怀太子，打蛇打到七寸上。新近升为侍御史的魏元忠为监军，魏元忠经历简单，头脑灵活，是武后一手调教出来的出色人物。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他的军事才华早已得到广泛认同，身为百济降将，朝中关系也很单纯。三人都是一色的身家清白，背景简单，以魏元忠的谋略，黑齿常之的武功，再加李孝逸的名号，兵发三十万，直逼扬州。武后镇定自若地调兵遣将，弥天的战意和杀意随着一道道诏旨的颁行而越烧越旺，丹朱色的玺印加盖得利落干脆，不曾有丝毫的犹疑和迟滞。猎猎秋风中王师出行，马蹄过处踏碎一地黄叶，江南的秋意已渐深。扬州的李敬业很彷徨，他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北上攻取洛阳夺取天下，一是攻占金陵经营江东以先求自固。人生总会有在十字路口上踟蹰彷徨的时候，但他现在思考的问题事关他和义师/叛军的生死存亡。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裴炎外甥薛仲璋的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心：“闻说金陵有王气，且长江天险，足可自固，不如先经略江东，是为定霸之基。”金陵王气，定霸之基，李敬业为这美好的前景激动得心潮澎湃，留一部分兵马交长史唐之奇守卫江都，自己率兵渡江攻打润州。他笑着奔赴梦想中的天堂，渴望金陵王气与他合二为一天人相应，却不知道他正奔向死亡。按照初唐强干弱枝的军事制度，天下府兵，齐集关中，作为各地征兵中心和练兵基地的折冲府分布并不均匀。长安所在的关内道有二百多个折冲府，并州太原所在的河东道有一百多个，神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有六七十个，而不是战略要地的江南便少得可怜。扬州所在的淮南道仅有折冲府六个，尽举所属七州的兵力也不足以抗衡中央，而李敬业的十万军队不过临时招募，难以匹敌久经训练的官军，先天劣势已然如此，不知集中兵力火速攻取洛阳，却兵分两处汲汲于江南，只为了虚无缥缈的金陵王气，可谓自速其祸。李敬业起兵打着拥立中宗、匡扶李唐的旗号，却又找了个冒牌的章怀太子压阵，战略口号勤王目标暧昧不清，启人疑窦。章怀太子之死早已传遍天下，找一个已死的人来号召本已缺乏可信度，对方主帅却是正牌皇叔，恰如玉如意遇到哪吒的乾坤圈，金打玉，击得粉碎。现在李敬业更不顾“妖孽”仍然在朝“旧君”正等着他勤王，却奔着金陵王气去经营自己的地头，顿时让天下人看清义师的真面目，是假勤王，是真叛逆！实力本已不及，先机又复丧尽，现在连道理口号都成为空谈，李敬业的败亡已经指日可待。李敬业主力进攻润州之际，扬州道大总管李孝逸已率大军渡江进逼，一一蚕食掉叛军的各个布防点，十一月双方主力决战于高邮。在李孝逸、黑齿常之的联军合围下，李敬业大败，轻骑走入江都，准备率残部入海投奔高丽，中途为部将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记室骆宾王，余党唐之奇等也被捕获，传首神都，扬州之乱，至此平定，从起事至兵败，前后不过四十四天。扬州起事后仅二十天，武后下令追削李敬业祖父英国公李勣的官爵，剖坟斫棺，复其本姓徐氏，子孙坐罪诛杀，被杀得靡有遗胤，偶有脱祸的也窜迹胡越。李勣的定鼎之言虽让高宗下定了立后的决心，但后来帮着高宗搞垮了武后宠臣李义府，武后认为功过已经相抵。而在她临朝称制的时候胆敢起兵作乱挑战她的权威，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从重处罚以儆效尤。武后的报复上天入地不因死亡而稍减，她要的就是这种震慑天下的效果。秋风落叶中一代名将的坟茔狼藉一地，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坟前的墓碑，因为上面的铭文为当年高宗李治御笔所书，至今仍然依稀可辨。拥兵十万的叛乱仅仅几十天便被平定，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武后再次显示出对大唐江山极强的掌控能力。紫宸殿上风过无痕，紫帐中的皇太后依然坐拥天下。西北天空的凶星无声地消逝，金陵王气为之黯然收敛，凡人铁石般的意志压倒了神秘的天象，事实证明她的确不愧为逆天强者。宰相裴炎于朝廷大军开拔之前下狱，当时武后向裴炎问计，裴炎劝太后归政皇帝而引起的，然而无论是大臣进谏还是劝太后归政都不可能作为罪状，裴炎下狱的官方原因是借用御史崔察的那句“疑有异图”，就是怀疑有谋反的企图，用奥维尔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罪”。这本身就是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处置可轻可重，显示出武后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前线战火纷飞，后方为裴炎求情的奏章雪片似的呈送上来。裴炎身为先朝顾命老臣，朝中的很多实权人物都是他的门生故旧，加之裴炎一向甚为得宠，不少人认为事情并非没有回旋余地，纷纷劝裴炎给武后认个错，改变一下态度，也许可以脱祸。在这些人里面，个人估计恐怕还有武后的心腹，武后初掌大权，裴炎毕竟是首席宰相，双方以前也合作良好，时局如此纷乱，在这个时候诛杀重臣岂不是更让人心浮动？没想到裴炎表现得甚为倔强，一句“宰相下狱，哪里还能活着出去！”拒绝再与武后合作。裴炎曾经帮助武后扳倒过章怀太子、压制过军方实权人物裴行俭、废黜过中宗，但在武后决定称帝的前夕，他和她终于分道扬镳。裴炎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首先是政客，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帮武后把中宗搞下来，但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的权位，因此与中宗产生矛盾，这是顾命大臣与新君之间的矛盾。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所期望的最高目标就是现在的地位，中宗被废后，辅佐睿宗，继续保持其权柄，这就是他的全部期望。裴炎自小入读弘文馆，精擅儒学，本身又不是像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可以将儒家义理全然置之不顾，完全行厚黑之术。居官多年，家无余产，没有因私废公引荐过自己的亲戚子侄，他可以不忠于某个皇帝，但他忠于李唐皇室，他不能说是个忠臣，但他也不想做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贰臣。他可以大胆到合谋废黜皇帝，但却无法接受江山从此易姓，整个改朝换代，何况服侍的还是个女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的人物，但武后已经没了进一步研究他内心世界的兴趣，很清楚他已表明不会在为其所用，这就够了。昨日之友是今日之敌，在外敌未除的时候诛杀首席大臣并不妥当，可是裴炎不除她更加不能安枕，裴炎必须死。不管内战已经开始，武后仍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原御史台）、侍御史鱼承晔收集裴炎的罪证，罪名也从“疑有异图”变成了勾结徐敬业叛军谋反。这个罪证显然不好收集，裴炎之罪与其说是对镇压反叛态度消极，不如说更在于他想强化其受遗顾托的大权，不积极筹划诛讨，旨在逗太后还政，而不在支持叛乱。在同徐敬业叛乱集团的关系上，裴炎是无辜的，但这又正是武后收审裴炎的公开理由。所以，为裴炎辩白的人态度都十分坚决。胡元范为凤阁侍郎，即中书省的副长官，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否通贼谋叛的问题上是清楚的，所以率先奏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侍中刘景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郭侍举紧接其后为之辩解。—时群情汹涌，满朝文武中许多人都站出来为裴炎说话。武后倍感压力，召见群臣，称：“裴炎确实有谋反的企图，朕有证据，只是卿等不知道而已。”武后言之凿凿，却丝毫没有出事谋反证据的意思，群臣哪肯罢休，当即顶回去：“裴炎如果谋反，那么臣等也是反贼了。”武后并不直接回答，但称：“朕知裴炎谋反，也知卿等不反。”双方显然都是自由心证，武后说话云山雾罩，答非所问，一方面她和裴炎台底下的密谋太多，未可公诸于众，另一方面恐怕也实在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罪状，对于习惯了样样通过正规法制渠道做事的唐人来讲，无法接受武后这样的做法。而武后当时之权威不稳，也可以通过群臣咄咄逼人的语气体味出来，反而武后的话语里颇有些妥协安抚的意味。武后的确在犹豫，当时扬州之乱尚未平定，朝堂上群情汹涌，她不能没有顾虑。思前想后，她又特派一位专使姜嗣宗前往长安，探听老臣刘仁轨的意见。把前文改了一下，又续了点：宰相裴炎于朝廷大军开拔之前下狱，然而无论是大臣进谏还是劝太后归政都不可能作为罪状，只得借用御史崔察的那句“疑有异图”，就是怀疑有谋反的企图而定罪。这本身是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处置可轻可重，显示出武后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大战在即却诛杀重臣，势必会引起人心浮动，何况双方以前也合作甚为良好。这重心思被人看了出来，纷纷劝裴炎给武后认个错，改变一下态度，也许可以脱祸。然而裴炎深知双方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武后的终极目标就是改朝换代自立为帝，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一点。武后的性格他很清楚，就算这次低头服软能够免祸，他也无法阻止武后越走越远。意见既得不到尊重，抱负也无从实现，纵然是堂堂宰相，也只能做个俯首听命的奴才罢了。要想活命，便只能“以顺为正”小心翼翼地侍候着武后的脸色做人，沦为孟子所耻笑的“臣妾”一流。人生至此，不如一死。看清楚了这一点，裴炎只觉心灰意冷，淡淡的一句“宰相下狱，哪里还能活着出去！”拒绝再与武后合作。裴炎曾经帮助武后扳倒过章怀太子、压制过军方实权人物裴行俭、废黜过中宗，但在武后决定称帝的前夕，他和她终于分道扬镳。裴炎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首先是政客，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帮武后把中宗搞下来，但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的权位，因此与中宗产生矛盾，这是顾命大臣与新君之间的矛盾。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所期望的最高目标就是现在的地位，中宗被废后，辅佐睿宗，继续保持其权柄，这就是他的全部期望。裴炎自小入读弘文馆，精擅儒学，不能像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可以将儒家义理全然置之不顾，完全行厚黑之术。居官多年，家无余产，没有因私废公引荐过自己的亲戚子侄，他可以不忠于某个皇帝，但他忠于李唐皇室，他不能说是个忠臣，但他也不想做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贰臣。他可以大胆到合谋废黜皇帝，但却无法接受江山从此易姓，整个改朝换代，何况服侍的还是个女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的人物，但武后已经没了进一步研究他内心世界的兴趣，很清楚他已表明不会在为其所用，这就够了。昨日之友是今日之敌，在外敌未除的时候诛杀首席大臣并不妥当，可是裴炎不除她更加不能安枕，裴炎必须死。不管内战已经开始，武后仍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原御史台）、侍御史鱼承晔收集裴炎的罪证，罪名也从“疑有异图”变成了勾结徐敬业叛军谋反。这个罪证显然不好收集，裴炎之罪与其说是对镇压反叛态度消极，不如说更在于他想强化其受遗顾托的大权，不积极筹划诛讨，旨在逗太后还政，而不在支持叛乱。在同徐敬业叛乱集团的关系上，裴炎是无辜的，但这又正是武后收审裴炎的公开理由。大臣们已经沉默了很久。武后铁血无情的执政风格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底，士大夫的骄傲和坚持已经被消磨得七七八八。章怀太子一案牵连到钟鸣鼎食的世家大族高氏，武后轻描淡写地要他们把自家儿子领回去好好教育，便吓得这家人魂飞魄散，不惜自残骨肉表演出一场血淋淋的丑恶闹剧。废中宗，囚睿宗，没有一个朝臣敢吭一声质疑半句。接下来建武氏七庙，议杀李唐宗室，裴炎终于忍不住出声，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很多大臣憋在心里已久却不敢开口说出的话：“请太后还政皇帝！”而裴炎因此罹祸。即使他是全朝唯一的顾命老臣。即使他是首席宰相。这样下去是何了局？朝臣们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后退，还有多少可怜的尊严可以维护，还能剩下几分独立的自我？即使是和裴炎相交泛泛的人也不免生出兔死狐悲之心，何况裴炎身为首席宰相，文武重臣多得其引荐，与他相交莫逆的不在少数。凤阁侍郎胡元范率先打破沉默，他身为中书省的副长官，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否通贼谋叛的问题上是清楚的，上表奏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一石激起千层浪。侍中刘景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郭侍举紧接其后，为裴炎辩解。在两位宰相的带领下，满朝文武不少人具名上书，为裴炎说话的奏章雪片似的递上来，语气越来越激烈，群臣积蓄已久的怨气借此来了个总爆发。自武后执政以来，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规模群臣上书反对她的决断，在野扬州之乱尚未平定，战火燃遍东南诸州，在朝大臣群起攻之，群情汹涌不可遏制，武后倍感压力，不得不召见群臣，以示安抚：“裴炎确实有谋反的企图，朕有证据，只是卿等不知道而已。”武后言之凿凿，却丝毫没有出事谋反证据的意思，群臣哪肯罢休，仗着人多胆壮当即顶回去：“裴炎如果谋反，那么臣等也是反贼了。”武后并不直接回答，但称：“朕知裴炎谋反，也知卿等不反。”双方显然都是自由心证，武后说话云山雾罩，答非所问，一方面她和裴炎台底下的密谋太多，未可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也实在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罪状。“裴炎是否有谋反”变成了 “你是否相信裴炎会谋反”，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证据论证裴炎是否有谋反的事实，变成了众陪审团官员表态预测裴炎是否有谋反的意图，而裁决完全主宰于武后一人之手。生死大事不再取决于他是否有犯罪，而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要他死。对于习惯了样样通过正规法制渠道做事的唐人来讲，无法接受武后这样的做法，这次是裴炎，下次又会轮到谁？深深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悲凉，为裴炎说话的朝臣们态度都十分坚决。而武后当时之权威不稳，也可以通过群臣咄咄逼人的语气体味出来，故此武后特地在言语中把裴炎和群臣区分开来，以示自己追究的只是裴炎，他人不必多事。然而心仍是乱的，时局如此纷乱，她不能没有顾虑。思前想后，她又特派一位专使姜嗣宗前往长安，探听老臣刘仁轨的意见。刘仁轨当时已经83岁了，这位老臣历事三朝，为人任侠时气，年轻时即以从八品下的小小县尉，杖杀恃宠而骄的四品都尉，由此受到太宗的赞赏。高宗时又因得罪皇后宠臣李义府而被贬至辽东战场白衣从军，却因唐军总督的意外亡故而暂代主帅，白江口一战名动天下，就此平步青云，累计战功而入相。特别是许敬宗退休后，刘仁轨已成为朝中最有影响力的宰相之一，兼修国史，贵盛已极。但随着太子弘病故，章怀太子被废，刘仁轨备受以裴炎为首的文官宰相集团的排挤和打压，特别是高宗病重、政府班子东迁洛阳之后，刘仁轨被独自留在长安，失去对朝政的影响力。高宗去世后，刘仁轨专门上书武后，要求她以吕后为鉴，不要擅权干政，然而没有得到朝臣的任何支持。裴炎出于自己的私心配合武后废黜中宗，武后借机临朝听政，局势由此发展到不受控制的阶段。现在他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神都竟突然派来专使把昔日政敌交到他的手里询问他的处理意见，人生之称心快意，莫过于此。刘仁轨忍不住在心中大笑：“裴炎啊裴炎，你也有今日！今天废太子，明天废皇帝，机关算尽，聪明一世，自以为可以玩弄至尊于股掌间，其实也不过是那老妇人的一条走狗罢了。距离帮助太后废皇帝才得几日？便落到兔死狗烹的下场，岂可不为后来者鉴？”“原来裴炎要谋反。”刘仁轨徐徐道，“老夫久居长安，不知世事已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武后第二次派专使探望刘仁轨，头一次的专使是武后的侄儿武承嗣，这一次是郎将姜嗣宗，应该也是她的心腹，当下添油加醋地说了下事情经过，少不了对太后的颂词和对裴炎的批判，字字句句均力证裴炎如何忘恩负义企图谋反。末了仍觉意犹未尽，又补充一句：“嗣宗早就看出此人心存异志，果不其然！幸好太后英明！”刘仁轨越听越恶心，裴炎固然该死，像姜嗣宗这样落井下石的小人更让他反胃。历事三朝的刘仁轨深深明白，以他势单力孤行将就木的老朽之躯决无回天之力，武后夺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但眼前这个家伙……刘仁轨沉吟着，道：“原来如此。尊使早就知道裴炎有意谋反？”姜嗣宗不虞有他，继续卖嘴，斩钉截铁地道，“那当然！此人狼子野心，绝非善类，仆射不可信人太过！”“尊使目光如炬，真是后生可畏呀！”刘仁轨赞叹道，“太后还等着老夫的回信，劳烦尊使一同带去吧。”“嗣宗理当效命。”姜嗣宗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使命，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那么仆射的意思是？”刘仁轨一笑：“尊使都说裴炎确有谋反了，还会有假么？”姜嗣宗很高兴，兴冲冲地带了刘仁轨的回书回京复命。正焦急等待的武后立刻展信观看，刘仁轨在不反对杀裴炎的同时还有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姜嗣宗早知裴炎谋反而不言。”武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就算闭着眼睛，她也可以猜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来这个姜嗣宗真是很不讨刘仁轨喜欢。刘公啊刘公，只要大家开心，区区姜嗣宗一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刘仁轨的表态让正踌躇不决的武后吃了颗定心丸，只觉浑身舒泰，心情靓绝。笑吟吟地招招手让姜嗣宗上前来，“你的差使做得不错呀，刘公还专门提到了你。”姜嗣宗兴奋得脸都红了，仿佛已经看到锦绣前程正向他招手：“啊，是吗？”武后突然沉下脸来，冷冷地道：“他说你早知道裴炎谋反，却知情不报！”可怜的姜嗣宗完全回不过神来，他矢志效忠的主人已经宣判了对他的终极裁决：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完全不必经过下狱审判这套繁琐的程序，直接拉出去，杀。原来这趟长安之行不仅决定了裴炎的生死，也决定了他自己的生死。原来想出人头地不是只要眼睛亮会站队会表忠心就行了，他这点微末的道行，还不够别人塞牙缝的。在临死之前，倒霉的姜嗣宗总算看清楚了这一点，可惜，他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脖子上的绞索一紧，黑暗弥漫了整个空间，宣告着姜嗣宗性命的终结，也宣告着大清洗时代的来临。杀戒既开，武后不再手软，放开了手脚，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乱局。世情纷扰，那便有错杀无放过；快刀如雪，且看天下头颅几许。带头挑事的凤阁侍郎胡元范首当其冲，第一个响应的宰相级重臣侍中刘景先也不能放过，两人双双被捕下狱。另一名宰相郭侍举罢相，贬为太子左庶子。郭侍举是高宗病重之际，武后亲手提拔上来的四位低品级宰相之一，同期拜相的郭正一因拂逆武后之意在中宗正式掌政的前一天罢相，做了不到一年的宰相。郭侍举的仕途已经算不错了，做了一年半的宰相。迅速处置了三位“首恶分子”，裴炎被立即押赴都亭驿前街问斩，家财籍没，亲戚流放岭外。不过抄家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裴炎说来也是堂堂首席宰相，竟然一贫如洗，家里储存的粮食还不足一石，观者莫不赞叹。裴炎这一辈子，做过的亏心事说来也不少了，枉死在他手里的人命如东 突厥降将阿史那伏念等算算看也有十几条，更不必说因他陷害被废的章怀太子和郁郁而终的裴行俭，反而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他一生中最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时候。因此，坐罪而被流放的亲友们对他没有半句怨言，仍然在他临刑前赶来为他送行。裴炎大为感动，环顾着因他被判罪的亲友，叹息道：“各位兄弟做官都是靠自己奋斗，我没有尽一分之力，如今却要因为我的缘故而被判流放边荒，实在可悲可叹！”他活着的时候说不上正气凛然，死倒是死得光彩夺目。刀过人头落，一代权相就此殒命，喷涌的鲜血洒落一地，成为光宅元年那个肃杀的秋天的又一个华丽祭品。裴炎是武后废黜中宗的头号功臣，却也是武后单独掌权后清洗的头一位重臣。这样奇特的吊诡，日后将在武周朝的历史上反复重演，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武后有意为之？没有人能够说清。秋风萧瑟，漫卷起一天黄叶，在呼啸的风中辗转无定，一如这大时代里人的命运。秋，于时为阴，于行为金，主兵象杀伐，主大狱行刑。那边厢李孝逸大战徐敬业血流成河，这边厢武后整肃朝臣杀气严霜。三相去位，足以显露武后之心如铁石，却仍有不识相的人递密函上来为裴炎鸣冤，这封信来自于前线，作者正是裴炎好友、目前正手握重兵与突厥交战的大将程务挺。自从裴行俭含愤退出军政界，程务挺是唐帝国升迁最快的将领了，而他也确有几分真本事，抗击突厥，扫平叛乱，皆马到成功，全胜而回，累计战功升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俨然已是帝国的擎天支柱。嗣圣宫变，他率领羽林军勒兵入宫，为武后顺利废黜中宗立下汗马功劳。程务挺在裴炎排挤掉裴行俭后才得以独当一面，因此十分感激裴炎。他战功卓著，又参与了废帝事件，自己也不禁认为他是帝国不可或缺的人才了，武后多少会卖他一些面子。何况他目前正率领大军与突厥交战，手下强兵悍卒无数，就算要比谁的拳头硬，他也是不怕的。然而，程务挺太不了解武后了。在武后的眼中，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或缺的，她也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尤其是手握军权的武将。程务挺虽然是她的得力助手，也一直表现得忠心耿耿，武后仍然在他身边埋下了一着伏棋——程务挺麾下偏将裴绍业正是武后的心腹。如同程务挺当初背叛主帅裴行俭以求得大唐第一名将的声名，裴绍业也背叛了程务挺投效了武后，以求得梦想中更光辉灿烂的前程。武后在和帝国官僚打交道的过程中，已对这些人的欲望和弱点了然于心，并成功地加以利用。“功名万里长安道，至今寂寞彭泽县。”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卑污与贪婪的一面，正是武后踩在脚下一步步登上女皇宝座的阶梯。收到程务挺为裴炎求情的密函后，武后即刻做出反应：程务挺既是裴炎的好友，又与扬州叛乱集团的核心人物唐之奇和杜求仁关系亲密，若率军阵前倒戈反噬，后果不堪设想。当下立命左鹰扬将军裴绍业火速奔赴军中。程务挺没想到使者来得这样快，又是自己的偏将，只道是武后惮于自己的威权先派使者前来安抚，完全没有任何戒心。裴绍业一至军中，立刻宣太后令将程务挺斩于军中，籍没其家。由于裴绍业本是程务挺麾下将领，这次事件没有引起任何风波便顺利地接管了军队。一直被程务挺压着打的突厥人顿时觉得压力一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程务挺已经死了，高兴地摆酒庆贺，但程务挺的勇猛善战仍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地为他建祠，敬之为神，每次出师前必然前去祷告，莫非他们认为程务挺会因为冤死借着突厥人之手向唐帝国报复？草原民族的有些想法颇让人不可理解。突厥人后来屡屡骚扰唐境，让武后很是头疼，但在当时还未成为唐廷的心腹大患。处理完裴炎之案，十一月扬州之乱也得以平定，武后总算平安地度过了这次政治军事危机。然而这短短几十天掀起的惊涛骇浪，即使刚毅如她，事后想起来也觉心惊肉跳。在野一群中下级官员登高一呼，便能立刻纠集起十万余人造反，在朝大臣竟也以此相胁，顾命宰相带头逼宫，这种情形太可怕了。裴炎和程务挺本是武后的左膀右臂，却在关键时刻拖她后腿，以至于她堂堂太后之尊，要降尊纡贵地安抚群臣说软话，心高气傲的武后越想越恨，借机发动清洗，誓要将这些胆敢不听话的臣子尝够教训。宰相刘景先、郭侍举重贬为外地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一众和裴炎、程务挺交好的大臣无不或贬或杀，清洗干净。以往有不少人她看不顺眼却碍于高宗在世不好妄动的人物，也就势一并处理掉。隐士田游岩是当年高宗亲自去嵩山请出来的，目的在于加强太子的地位，虽然田游岩出山之后并没有担当起自己应付的责任，一直碌碌无为，不发一语，武后仍不放心，给他扣上一个结交裴炎的帽子，放还嵩山。夏州都督王方翼为废后王氏的亲属，文武双全，政绩颇好，在军为良将，多次大败突厥守护西陲，在官为良吏，安定夏州一方百姓，由于他尴尬的身份，武后早想找岔子把他处理掉，可惜一直不得要领，这回给他安上了结交程务挺的罪名，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而死。总之是文臣便是结交裴炎，是武将便是结交程务挺，躲得过这一次，躲不过下一遭，无人能逃过太后布下的天罗地网。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裴炎的潜在势力不消说连根拔起，整个朝堂上也几乎为之半空。武后自有对策，毫不担心，以天下之大，还怕找不到几个跑腿办事的？当殿出头声称裴炎“有异图”的监察御史崔察，主审此案的左肃政大夫骞味道、证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先后被任命为宰相。凤阁舍人李景谌仅仅是中书省的五品官，崔察刚由监察御史提升为著作郎，也只有从五品上，创下大唐开国以来最低职事官拜相的纪录。群臣仍在目瞪口呆之际，武后再度提拔起居舍人沈君谅为宰相，仅仅只有从六品！莫说是素来看重门荫的唐朝，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六品官拜相也是凤毛麟角了。号位百官之首的宰相从来没有这么掉价过，在群臣惊愕的眼光中，武后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创下的纪录，一切规章制度在她面前行若无物。武后用人的气魄一向让人钦佩，然而过于频繁的破格用人本身便是对官吏铨选制度的破坏。按照正常途径，官吏的升迁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每年根据政绩进行考评，称为考课，这套程序虽然繁琐死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僚队伍的质量。现在武后把用人权从宰相手里收归己有，动不动破格提拔，固然有打破豪族垄断让位卑者得以晋升的积极一面，但君王的个人才智和精力终究有限，免不了有因一己之好而赏黜不公的情况发生，何况武后这次破格提拔的宰相不是因为他们确有过人的才智，而是出于政治需要，他们很多人本身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李景谌在拜相的当月就因不能胜任而罢相，崔察也在半年后罢相，这位首先告发裴炎谋反的耳目之官，后来也被秘密杀掉了。武后只是通过他们的快速升迁来树立起自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仪，让天下人看清，如若拂逆太后，就算顾命老臣也会一夜之间人头落地，如若拥护太后，即使再官小位卑也一样有出人头地号令百官的一天。在武后铁腕的操控下，“昨怜破祆寒,今嫌紫蟒长”的人间喜剧（抑或悲剧？）不断地盛大上演。做宰相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容易，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危险过，然而这一瞬间的辉煌，是多少人在正常制度下熬白了头发也难以盼到的呀！人的欲望被充分地刺激了起来，而嫉妒、贪婪、背叛等种种人性之罪也随之而悄然出笼。许敬宗扳倒了长孙无忌，坐上了当朝第一宰相的交椅；崔察和骞味道查办了裴炎，便可以走马拜相，上司是用来出卖的，情谊是用来背叛的，靠着他人的鲜血，才能将一袭青衫染成绯色，最后凝结成暗淡的紫色。牺牲掉足够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犀带金鱼束紫袍”的三品要员、当朝新贵。如同手执长鞭的巫女，武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看着人们为了争名夺利而出尽百宝，名利圈变成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所有的伪装和面具都已撕破，只余赤裸裸血淋淋的人性。武后冷笑着鞭策着帝国飞速前行，执鞭的手稳定如恒，长鞭过处，风声凄厉，宛如红尘中芸芸众生匆匆而过的足音。冷月下，浮沉间，她是这一切的操纵者和决定者，帝国的命运，乃至所有人的命运，决于她一人之手，这位61岁的妇人。杀裴炎、平叛乱、斩程务挺，武后显示出极强的掌控力和威慑力。通过一轮破格用人，原本空荡荡的朝堂顿时填得满满的，人数比以前只多没少。群臣算是彻底领教了这位皇太后的厉害，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由三位宰相出头纠合了朝中众多文武要员向武后逼宫的结果，以群臣的全面惨败而告终。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之后，终武周之世，再也没有这样朝臣大规模上书挑战武后权威的事情发生。武后以一通颇为戏剧化的训话为惊心动魄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画下了句号，有幸身历其境的官员必将永生难忘。盛怒中的皇太后登上紫宸殿，裙袂飘动处有风雷激荡，整个帝国在她的脚下匍匐颤栗。“朕追随高宗大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武后愤怒地说：“公卿富贵，皆联与之；天下安乐，联长养之。及至天皇驾崩，将天下托付于朕，更是竭心尽力，不爱身而爱百姓！可是如今出头反对朕的，全都出自公卿将相，你们何其负朕如此之深！”以群臣负义相责，太后显然动了真怒：“你们当中有顾命老臣、倔强难制超过裴炎的吗？将门贵种、纠合亡命的能力可有超过徐敬业的吗?握兵宿将、攻战必胜的可有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时人杰，一旦不利于肤，联轻而易举就能除掉！如有自认能胜过他们三人的，不妨现在就试试；不然的话，就好好地革心洗面，忠心事联，无为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唯太后所使。”[5]这通训话，如同武后的形象，历来有两极化的评价。有认为这展现了女政治家大无畏的豪情和气度，郭沫若更认为武后所说“不爱身而爱百姓”体现了她对百姓的真情；也有人不屑地认为她是以帝王之尊十分没风度地口吐“流氓式语言”（刘后滨语）。然而无论是佩服还是厌恶，都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女主天下的时代已经来临。此时距高宗去世仅仅只有一年多时间，局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后接连挫败儿子、权相、叛将，成为帝国独一无二的最高主宰，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驯马方法，也从后宫搬上了前朝。[5]见《唐统记》以武后的本家侄儿武承嗣为例，历来太后掌权，通常有两类人势力大增，一类是宦官，一类是外戚，因后妃往往活动范围有限，不得不依靠外力。可惜武承嗣没有那么好的命，王莽没得做，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武后的阴影之下，受父亲牵连被流放岭南的凄惨固然不必说，武后把他调回京任宗正卿之后仕途也依然不是一帆风顺。武后为了培植亲信、打压李唐，确曾给了他不少出头露脸的机会，比如睿宗的册封仪式便由当时还是礼部尚书的武承嗣主持，五月又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入相。武承嗣当然也不免有小人得志的张狂和卖弄，轻飘飘地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武后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他的幻想，五月拜相，七月便罢相，做了两个月不到。武承嗣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积极跑腿地过了半年，才在第二年二月再度入相，然而一时不慎一个疏忽触怒武后，三月份又给罢相。可见武承嗣虽是武后的亲侄儿，武后对他也并未全然放心，依然不乏严格的管制和调教（当然，比起对儿子，武后对侄儿的管教算轻松的了）。经过这一轮宦海浮沉，武承嗣总算彻底明白了自己在武后心目中的地位，再也不敢恃宠而骄，就算日后贵为亲王宰相，也依然对武后宠爱的每个男宠都毕恭毕敬地执僮仆之礼，他在武后面前卑躬屈膝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纵观武承嗣这一生，无论荣辱，都不敢对武后有半句怨言，更不要说起心报复了。这一点，甚至连太宗皇帝都做不到。李世民的御将之能在历代帝王里算极高明的，对于谋臣武将既没有走狗烹，也不曾良弓藏，仍然给与他们一方天地得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不可不谓深仁厚泽，然而侯君集依然会因小怨而不满，有意谋反。恐惧是比爱戴更可靠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事实。武后的本家侄儿尚且如此，其他朝臣所感受到的压力自不待言。宰相韦仁约历来以不畏权贵著称，也有不少直言敢谏、风骨凛然的纪录。高宗年间他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维护纲纪，但仅仅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他却十分尽忠职守，敢于冒犯朝中实权人物。他曾经说：“御史出巡，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称职。”高宗登基之初，褚遂良贵为顾命大臣权倾一时，但有兼并穷人土地的嫌疑，立刻被韦仁约弹劾，被贬外放。褚遂良不久再登相位，将韦仁约排挤出京，改任小小的县令，他也依然无怨无悔，称：“大丈夫立身处世，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以保妻子。”受到人们的一致赞誉。褚遂良倒台之后，他的仕途才有起色，历任尚书右丞、御史大夫等职，依然保持着刚直不阿的本色，每见王公贵戚，未尝行拜礼。有人劝他谦恭一点，他却说：“雄鹰岂为众禽之偶？身为朝廷耳目之官，理当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可去迎奉权贵。”史称他任职期间，振举纲目，朝廷为之肃然，怎么看也是一个骨头很硬的人物。但面对着武后的铁腕御宇，他却知道害怕了，开始退缩了。他首先上表请求自己不再叫仁约，因为约字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的“彟”字发音接近，所以改字“思谦”。其实武后当时都只是太后，不必避讳的，韦仁约此举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当是借此向武后申诉忠诚吧。尤其当武承嗣请杀李唐宗室时，这位素来号称硬汉的铁肩御史，竟然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句异议，与他以前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那个曾经傲视公侯，弹劾过顾命大臣的韦仁约，那个自称秉性狂鄙，历经贬黜依然要力保自己独立人格的韦仁约，已经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是韦思谦，一个匍匐在皇权之下的可怜虫罢了。当然，他对于其他朝臣仍然保持着傲岸的形象，一口一个不可姑息权贵，但映衬着他在武后面前的摇尾乞怜，只能让他显得更加可怜可笑。原来所谓的不畏权贵，只是因为压力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已，人啊，是那么容易就会露出爬行的本性。丢了坚持，失了傲骨，没了激情。曾经的理想和执著，偷偷地躲到了缝隙里面，胆怯地往外观望。武后的铁血无情的执政风格，如同一面现实得可怕的镜子，清晰地鉴照出社会百态人性硬弱的别样真实。所以，千万不要试探人性的底线，否则你会很失望，很失望。紫宸殿上的淡紫色帷帐在风中袅娜地微微拂动，如此轻柔曼妙，却带来令人窒息的恐惧和绝望。下一步，便是如何突破这重紫帐，正式走上前台，成为神州大地上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帝。这很困难么？武后微笑。对她来说，不。（本章完。第十二章：武周革命）第十二章 武周革命光宅四表，权制六合。危机四伏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终于以武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新的一年开始了。信心百倍的武后宣布改元垂拱，有“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含义，希望能将过去一年紧张的政治局势缓和下来，稳定人心。一方面，她也确实太累了吧，如此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即使精力旺盛如武后，也是感觉有点吃不消的。所以，新年伊始，武后并没有把光宅元年的狠劲儿延续下去，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解决裴炎事件的善后问题上。裴炎居官清廉，程务挺是难得的将才，反而证炎必反的李景谌、崔察，主审此案的骞味道等不过是一群无才无德的小人，武后心里岂能不知？然而悲哀的是，朝中越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越会反对她，只因她以女主身份御宇临朝本就为传统儒家道德所不容，这注定将成为她执政道路上的悲剧。武后希望通过屠杀来起到震慑作用，并不想弄得社会秩序大乱，所以在每次屠杀之后，她总会歇歇手，进行适当的调理整顿。李景谌拜相的当月就给罢相，垂拱元年开始的三个月内，刚升上去的几位宰相沈君谅、崔察、骞味道就统统都给罢相，一个也没留下，荣华富贵如同一场春梦，醒来之后一切成空。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宰相为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都是名声政绩颇好的名士，虽然他们内心也不赞同武后执政，但只要没有明言反对，武后都加以重用。程务挺被杀之后，突厥一度猖狂了起来，突厥可汗骨笃禄屡次率兵骚扰中原，气得武后给他改名叫“不卒禄”。平徐敬业之乱时颇受重用的李孝逸因为李唐宗室的敏感身份，已被武后弃而不用，武承嗣乘势诬告他谋反，武后虽不尽信，但李唐皇族中人功勋卓著终究与己不利，所以还是把他流放儋州而死。但武后也并非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对外族欺凌全无对策，只是能让她放心的武将实在太少而已。高宗朝善战的武将虽然不少，但大多深受李唐厚恩，际关系相对单纯的蕃将因此受到武后的重用，百济名将黑齿常之、靺鞨酋长李多祚、高句丽权臣后裔泉献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黑齿常之号称名将杀手，泉献诚公认射技天下第一，每次射箭比赛都得第一，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请求武后不要再举行这种比赛，“臣恐自此以后，无复汉官工射之名。”[1] 李多祚品行忠直，勇猛善战，这三人都得以重用，代替程务挺抵御突厥，捍卫北疆。武后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特别废除了旧有的御史监军制度。唐代虽然看重军功，但对统兵将领的监察也十分看重，监察御史作为朝廷耳目常驻军中，有什么动静随时奏报皇帝。武后认为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诸多钳制，令将领不得尽其全功，反而败事，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在武后的放手任用下，黑齿常之和李多祚于黄花堆一战大破突厥，追奔四十余里，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只是武后对于武将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一旦对这些蕃将军事才华的欣赏遭遇到巩固权位的实际需要时，武后马上就回到冷酷的政治现实中来，黑齿常之和泉献诚都在武后称帝前夕死于酷吏之手，大批名将凋零引发边疆告急，这是后话了。为了安定人心，武后对于李唐皇室也继续加以表面上的尊崇，特别下诏从今后凡是祭祀天地，也要配坐高祖、太宗等历代帝王，并于洛阳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长安宗庙的礼仪。睿宗的几个儿子，也得以封王，著名的开元皇帝李隆基，就在这个时候被分为楚王，他的几个兄弟成美为恒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不过，封号是封号，武后对他们的管制并未放松，几个小王子依然给幽闭于宫中，甚至不许踏足庭院一步。唯一比章怀太子诸子好过一点的，也就是不必忍受每年几次杖刑吧。毕竟宫闱幽深，常人难知，武后的一系列做法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渐渐走上了正轨。还在垂拱元年，武后便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施行了几十年的律令格式进行删改，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其中“联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等句，表达出武后期望无为而治的心愿，重申她对酷刑峻法的厌恶，期待能君臣同心，德化天下，达到刑措的理想境界。对比武后前后的所作所为，这些话不啻于黑色幽默，但在当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认真，起码表现得很认真。政治家嘛，不说谎不骗人怎么撑得下去，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又怎么活得下去^_^话又说回来，武后自己不遵纪守法，皇权干预司法是一回事，垂拱格式的立法成就依然不容忽视。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是关于答中贵贱及同家制度的规定，“格”是阜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效令，“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然自永徽而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固然可以如同国家宪法一般继续保持，格式却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垂拱格式重在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技巧更臻完善，尤其民事部分多有增益，“议者称为详密”[2]，日后的开元律令便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 由此引发百官议政，多年悬而未决。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3]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延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垂拱元年正月，老臣刘仁轨因病去世，武后再无任何忌惮和顾虑。然而，她并未即刻称帝改国号，而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从容不迫地布置着。称帝的计划早在高宗后期上元年间便已提上了日程表，只是当时还免不了受制于人，现在却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中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支撑点。武后可以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社会反映，不能不了解民意。首先，她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次，她要大造舆论，进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事实。此外，她还要大开科举，拓宽仕途，延揽中下层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从光宅元年武后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天授元年武后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后足足用了六年时间。看多了太多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根基未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我们不能不对武后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狮子般的雄心，狐狸般的狡猾，再加上骆驼般的坚韧，马基亚维利理论中的理想君主，在武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